童年图景

吴琦:我们对您的个人故事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在文章《回应与反响》[1]中,您曾讲到自己的成长时期,也就是20世纪80、90年代。您写道,“个体自由、社会自主、政治民主、经济开放是当时青年学生的强烈要求,而早先的社会主义体系是被看作要遗弃的历史负担”。那您自己在青年时代的思想状态是怎样的,或者更早一点,在童年时期,您在想什么问题?

项飙:我们的人生过程都是被各种社会力量推进或者裹挟着过来的,包括很偶然的力量,当然自己也会有兴趣,有兴奋点,但是我早年怎么想和我今天在干什么,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我原来以为我的童年完全没有意思,现在想了一下,还是有些有趣的地方。温州那时候(1980年代初)商业化气息已经比较浓,但我们家比较奇怪,住在我妈妈工作的中学的宿舍,宿舍是用教室改的,厨房开始是三家共享,后来是两家,大概十平方米,厨房的墙上写着标语“抓革命,促生产”,还有领袖的像。我很小的时候老问我妈,“抓革命”是什么意思,因为对我来讲,“抓”都是抓坏人,革命是好的,怎么会“抓”呢?这个事想了很长时间。

上小学之前,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公家度过的。我外公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他的爸爸是晚清最早几批参加全国统考、被政府公派去日本留学的留学生之一。他大概是一九零几年去日本,跟沈鸿烈[2]这些人一起,沈鸿烈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浙江省主席。我的太外公在日本的海军兵学校读书,回来之后,进入北洋军阀一个上海舰队,他遗弃了(在温州乐清的)这个家庭,在上海娶了二房,开始抽鸦片。解放后,他被处理成反动分子,又落魄了,回到乐清老家。我外公就来自这个破落的地主家庭。这个背景比较重要。他后来成为一名工人,在一个亲戚开的工厂里工作,1950年代这个工厂公私合营[3]后,他就成为这个集体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他和他的父亲应该是很疏远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可能没有太多的感情。但他好像很以他父亲为豪,觉得他是一个人物。所以我外公就很有意思,有一种落魄贵族的气息,跟邻居格格不入,也比较爱评论,像如何处理邻里关系,他也会用概念和道理,把事情赋予一定的意义、价值判断。他跟新社会的关系也比较复杂,不是简单的排斥或者赞扬,而是一种比较独立的评论,有一种能够自洽的距离感。外公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是从小跟着他长大的。

但我和外公住的那个地方——跟他破落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应该是一个非常下层的街区,那里聚集的主要是码头工人,他们拉人力板车,在码头卸粮食。我们住的都是棚户区一样的房子,用木板搭起来,缝隙都很大,我们家隔壁是一个暗娼,比我大的孩子就趴着在木墙的缝里看,声音都听得见。当时我比较小,不太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邻居一吵架,这话就说出来了。吵架是经常的事,说这家偷电、偷水。当然也有邻居在工厂上班,我能够感觉到那个差别。有一家人,我印象很深刻,青少年们都特别羡慕那家的姐姐,她可能比我们大十几岁,通过关系被分配到罐头厂,所以过年过节都能拿罐头回家。

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这样三重世界里。一重是底层街区;一重是我外公的没落贵族世界;再一重是我上学后,和父母住的学校里,听到的是正统的话语,每天早上吃饭必须做的事是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就像每周一歌,听了之后就懂得很多话语,还培养了我对朗诵的兴趣。这三重社会环境很不一样,这可能让我意识到生活的差异性。当然我从小就比较认同知识分子的世界,因为父母都是,而且那时候知识分子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4],是所谓“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得到重视,学校宿舍的邻居就整天谈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有意思的是,那时候不管哪个群体都有很强的政治意识。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邻居们有一次说陈云的讲话讲得好,“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这是80年代的讲话。其实他们和农业没有什么关系,但他们关心。我外公家那种生活环境是,一家吃饭,邻居们都来串门,围着桌子站着,观摩你怎么吃。谈话也都是跟政治有关,对时局怎么评价,对政治人物怎么评价。

当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菜的价格,每天看你买了什么菜,问你价格,抱怨菜价的上升。当时一个重要变化是开始有了农副食品自由市场,所以大家经常会问,你这个鱼是公家菜场买的还是私营菜场买的。公家菜场卖得比较便宜,但排队要很长时间,私人菜场就放开卖,可能比较贵,但东西比较多。我当时就觉得大家都是矛盾的心态。后来我发现,普通人这么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变化,这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很少。我知道日本人在餐桌上从来不谈政治,认为谈政治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我就很奇怪,问我爱人为什么大家不谈政治,她说你谈了以后,可能会破坏情谊。因为大家的政治观点可能不一样,老婆不知道丈夫投票投了哪个党,爸爸不知道儿子投了哪个党,没有这种讨论。德、法的群众比较政治化,和我们有点像。

吴琦:童年哪些人、哪些事对您影响比较大?

项飙:我的三舅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对身边事情的观察非常敏感、到位。你要在农村调查的话就会发现,在任何一个村都有人能把这个村子的事情说得很清楚。这其实很不容易,我们现在跟年轻人谈话,让他坐下来讲一下他们班、他们学校的事情,讲清楚这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基本的权力结构是什么,主导意识是什么,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能够分成几类,大部分人讲不出来。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训练。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也不用分析,就是叙述。

我三舅舅对我影响比较大,就是他能对身边的事情形成一个图景。比如说做年糕,他会把从浸水、攒米[5]到火候掌握很系统地讲出来,能够把其中的道理勾勒出来,事情和事情的联系也就清晰起来,形成一个图景。“图景”这个概念很重要,“理论”在拉丁文里就是“图景”的意思,给出一个理论,就是给出一个世界的图景。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为图景的理论》[6],意思就是说理论其实不是给出判断,而是给世界一个精确的图景,同时在背后透出未来可能的图景。早期的社会主义艺术也是这样,画这个图并不是机械地反映世界,而是要精确地反映世界。什么叫真正的精确?真正的精确就是你把握住它内在的未来方向。机械和精确的差别是很大的,机械就是拍照,但精确是不仅抓住现在是什么,而且抓住它将会是什么、内在的矛盾是什么。所以“图景”就有两重意思,一是现在的概括,再一个是未来可能的走向。

我的大舅舅对我也有一定影响。他在1958年或者1959年考上了大学,但不允许他上,因为我外公被划成右派,他受了影响。后来他在67、68年左右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之后尽管没有被打成“三种人”,可也经历了很多挫折,比如不能进政府工作。像他这样的人,有一天(我那时还在上小学),他突然说,“文革”不是完全错的,你看一些干部,到60年代已经开始坐小车、穿皮鞋,肚子越来越大,毛说,这样下去不行,那有什么办法,只好发动群众。

我印象很深,因为在此之前,我听到很多正式的官方话语说“文革”是坏的,他在受了那么多折腾、沉默很长时间以后,对“文革”说出这样一句话,对我现在想很多事情其实都蛮有触动,对“文革”不能够做这样简单的对与错的评价。以我大舅舅这个过来人的观点来看,“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所谓悲剧,如果回到古希腊的意思,就是一个潜在崇高的东西,不但崩溃了,还形成了巨大的破坏力。其实它背后延伸出来的是一种内在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确实要不断发动群众,防止官僚化,不能让人民的代表老坐小车、肚子越来越大,但用什么办法去防止?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如果这样去看,对历史就有新的理解。

吴琦:当时就听到这些政治化的人和事,对您性格的养成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项飙:小时候能够听到这种观点是很幸运的。我的童年环境可能让我成为一个比较有乡绅气质的社会研究者。什么是乡绅气质?乡绅首先不喜欢现代知识分子。因为家里人都说知识分子是很好的职业,我从小觉得自己成为职业上的知识分子是挺自然的,但我不太喜欢启蒙式的知识分子。到80年代读中学,我开始读一些杂书,对“走向未来”丛书[7]就不太感兴趣,也包括《山坳上的中国》《河殇》等。《河殇》出来时我已经上高二了,完全能够看懂,当然震动比较大,认为它值得重视,但我有一种很强的距离感,不太喜欢这种有点耸人听闻、比较夸张,带有很强的断论性的东西。

第二,乡绅气质的研究者跟调查员也不太一样,尽管也有调查的色彩在里面。乡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那个村的情况摸得很熟,能够形成一个叙述。而且这个叙述是很内在的。什么叫内在呢?就是他能够把多数人活在这个系统里面的味道讲出来,他能够说清楚这个系统是怎么靠里面的人和事叠加出来,而不是靠外在的逻辑推演,所以他用的语言也基本上是在地的语言,是行动者他们自己描述生活的语言。

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所以能支持起那么大的国家体系,很重要的特色就在于它怎么处理小地方和大地方、边缘和中心的关系。它的办法是意识上的“内在化”。比如我们看过去的地方志,也就是地方上的媒体和出版物,它们体现出来的对帝国的想象,跟我们今天心目中的图景很不一样。它不是说北京高于我们,我们地方是边缘、从属于帝国。它的想象是,帝国的基本原则,即儒家伦理,是内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的,不管你在哪里。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一套帝国,除了没有皇帝。它所想象的地方与中心的关系不是等级化的关系,有高有低,而是像月照千湖,每一个湖里都有自己的月亮,靠这样构造一个共同性。所以说内在化。乡绅去首都当官不一定是欢天喜地的事情,因为家乡是他的最重要的意义世界。考上状元、当宰相当然很好,家眷常常还留在家乡,而且一不当官,马上回乡。所以有人说,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象征之一,就是官僚退休不回家乡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循环性的关系被打断了。告老不还乡,点出了中国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关系,在现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地方,大部分知识分子没有到外面去当官,就成为乡绅,他们对自己所在地方的那个小宇宙有一种自洽。他们不太需要、不太渴望被外在的系统所认可,外面的人是否注意到他,他写的东西会不会广泛流传,对他来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把自己小世界的事情说清楚。这就意味着他对日常细节比较在意,比如吵架、结婚、丧礼、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觉得这些是很有味道的事情。但乡绅又跟刚才讲到的现代意义上的调查员不一样,调查员是受过训练的调查员,比如人类学学者也要注意细节,但乡绅对细节的观察是要构造出一个图景,塑造出一个叙述,这个叙述要反映事实,而且要说给内部的人听,所以一方面可以说是很细致、很实证;另一方面又很注意总体的结构,这是很多现代调查员特别是统计方面的调查员不会注意的。

再一个,乡绅会做伦理判断,在观察社会的时候要判断某个现象是好还是不好。调查员不搞这个,调查员要搞价值中立,只看事实,而事实对社会的意义不是他考虑的重点。但是乡绅和道德家也不一样,乡绅的伦理判断不能完全按照书上写的标准来。他的伦理判断要和老百姓的实践理性对得上。儒家乡绅的伦理判断,很重要的考虑是和谐。不只是你一个人做得对不对,而且要看你做的事情和其他人是不是和谐。所以整体观就很重要,要看世界是怎么搭在一起的,其中政治经济关系非常重要,你看那些老人,对乡村、家户的账算得很清楚,人们赚多少钱,赋税是多少,彩礼多少为合适,都讲得清楚。但很多东西是靠意义搭在一起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值得尊重,什么东西见不得人,要靠意义把它们粘合在一起。乡绅是很实证的,因为他必须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他又特别注意意义的问题,他的思考又有很强的伦理取向。

我不是说我就在做这样的工作,但我的趣味和取向——觉得什么现象有趣,什么样的理论解释有趣——是比较乡绅化的。

吴琦:您一提到乡绅,一个最直接的联想便是费孝通[8],可不可以说这也延续了他的学术传统?

项飙:我没有想到要去继承、建构一个学术传统,我在搞研究中基本没有学术传统的概念。虽然我们在北大也讲传统,但不是太认真的,我是到英国之后才发现他们对传统这个事情那么认真。对我个人来讲,我从来没有想过怎么通过传统给一个知识分子界定位置。但我觉得费孝通是一个很有趣的学者。他的乡绅气质,我很能理解。他对社会的把握也是从内到外画一个图景,不做外在的判断,而且他画出的图景对在里面的人是有意义的,有一定的伦理把握。

比如“差序格局”[9]这个概念,大家都引用,经常把它当作一个描述工具来用。我觉得这个概念本身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差序格局”是用实证的语言对中国古典伦理哲学的翻译而已。而且它的精确性也有问题——“差序格局”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它不可能是从来如此的,必然是在一定的土地关系、农业耕作、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之后才形成。历史上经过怎样的变化?有没有区域上的不一致?这些都不清楚,所以差序格局成了一个理想类型。因为是理想类型,大家就可以拿它往不同的实证材料上套。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其实是要回应一个当时很大的政治争论,就是政党政治对中国是否合适。费和梁漱溟一样,一直认为政党政治对中国来说不合适。

他认为政党政治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所谓的群体格局或者团体格局,就是同质性的人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走到一起,形成团体,形成意识形态,团体内部每个人的社会关系是等距的,然后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党领袖。费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的政党,他讲“差序格局”其实是对民主体制的一种回应,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差序格局就有很强的内在意味。这样,这个概念的实证精确性倒不太重要了。但现在大家完全不管这个,把它当成中国人社会关系的一个机械的标准来引用。费孝通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要讲整个中国的事情,所以他的观察是在回应一定的政治问题、伦理问题,提出实证性的图景,这个跟专业化、技术化的学术研究是有距离的。我们要激发他的理论的生命力,一定要回到他所在的背景,看到他要处理的问题。

我的乡绅取向可能和我外公那种破落贵族、自洽的距离感有一点关系。所以我对知识分子一直有一种怀疑心。距离感、怀疑心可能还是蛮重要的,否则去大学就很容易被卷入别人的话语里去。

吴琦:这种怀疑从小就埋下了种子,经过了大学教育和后来一整套完整的学术训练,到今天没有被减弱吗?

项飙:我觉得现在反而更强,但中间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博士毕业之后,觉得这种距离感是由于自己能力不够所造成的,是因为看不懂,没有能力进入,是一种不足,所以要追赶,造成很大的压力,挣扎了很长时间。现在看起来,我自己比较舒心、东西做得比较好的时候,是靠这种距离感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