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3

[1]“人的再生产”,基本上属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再生产”的范畴。它包括这几个部分:日常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休息、食品、住宿等安排,使得劳动力恢复体力,可以持续地进行经济活动;代际的社会再生产,包括生育、医护、养老,使得人作为物种可以延续。“社会再生产”在1960年代受到学界和公众的重视,主要是受性别视角的影响,讨论究竟如何认识广大妇女的家庭劳动的价值。大家意识到,不重视“社会再生产”,就会把大量没有工资的劳动视为是无价值的。

[2]嵌入性(Embeddedness)是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的重要概念,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经济活动受到非经济制度的约束,比如家庭、社群和宗教对人的物质经济行为有直接影响,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逐利的经济行为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家庭、社群和宗教关系倒过来为经济活动服务。美国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强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也具有嵌入性,从而把嵌入性阐释成为新经济社会学里一个最常被引用的概念。但是项飙认为格兰诺维特的解释过于泛化,使得这个概念失去了批判性,见项飙《全球“猎身”》第一章。

[3]1978年10月7日,作为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谈判代表团,以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为团长,开始访美之旅,最终,经过双方协商努力,达成了十一项口头谅解,明确了以下内容:美方在1978—1979学年接收中方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收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以中美互派留学生为标志和契机,中国正式拉开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序幕。

[4]Biao Xiang, “Pacific Paradox: The Chinese State in Transpacific Spheres.” in Transpacific Studies: Framing an Emerging Field. Janet Hoskins and Viet Thanh Nguyen eds.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85-105.中文版见《太平洋悖论》(项飙撰文、余旸译),收入《区域》2016年第1辑,总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

[5]2001年5月14日,国家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和财政部印发《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人发〔2001〕49号)。从原来的“回国服务”变成“为国服务”,并且强调形式应该多样,体现了跨国主义的思路。参见Biao Xiang, 2011. “A Ritual Economy of‘Talent’: 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Professional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37:5, 821-838。

[6]参见项飙:《跨国华人》,载于《读书》 2004年5月号。

[7]孙立平,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留校任教于社会学系。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现代化、社会结构变迁、社会转型学的研究。2003年出版《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其中“断裂社会”的理论观点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

[8]2018年12月20日,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经验”与第三世界的全球问题系列讲座上,项飙教授做了题为《出国打工:商业化、行政化和“社会上的人”》的讲座,通过东北出国劳工和中介公司的案例,讨论了“社会人”如何被秩序化的过程。

[9]1956年,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对于当时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大叙事”不满,认为文学不仅是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服务,更应该接近劳工阶级。因为中下阶层的大众更喜欢通俗文化,所以后来的“文化研究”也逐渐以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为主要研究范围,威廉斯和霍加特于1964年成立了著名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之名也不胫而走。文化研究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与活动。文化活动是指某个文化中的人们如何去做某些事情(比如说观看电视或外出用餐),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去做事情则与某些文化意义有关。

[10]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论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载《探索》1993年第1期,第64—68页。

[11]项飙:《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载于《二十一世纪》2017年2月号:11-27。

[12]Xiang, Biao and Johan Lindquist. 2018. “Infrastructuralization: Evolving Sociopolitical Dynamics in Labour Migration from Asia”. Pacific Affairs 91(4):pp.759-773.

[13]Xiang, Biao. 2014. “The would-be migrant: post-socialis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potential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present in northeast China.” TRaNS: Trans-Regional and-Nation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2, Special Issue 2, July 2014, pp.183-199.法文版见Monde Commun, guest editors Michel Agier, David Picherit and Carolina Kobelinksy。

[14]冯客(Frank Dikötter,1961— ),荷兰学者,现任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教授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