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一个中国历史上备受唾骂的皇帝。在市井传说中，他弑父杀兄，奸母淫妹，凶残暴虐。在正史记载中，他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一个“炀”的谥号，永远把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百年来，他已经固化成为人们心目中昏君与暴君的典型。
君不见，大运河沟通南北，通波千载；洛阳城威震东方，千万名城。一善固然不能遮百恶，但一罪也不能废百功。历史上的隋炀帝，真的一无是处吗？他这个人，到底有几分是魔鬼，又有几分是英雄？
一、英雄天子
隋炀帝是何许人也？很多人想都不用想，就会说：昏君，暴君。要不怎么会那么快就搞垮了大隋朝？要不怎么会留下那么多荒淫无耻的传说故事？要不怎么会谥号为“炀”？按照《逸周书·谥法解》，“逆天虐民曰炀”。一个皇帝，又好色，又违礼，又虐民，又逆天，这不是昏君、不是暴君是什么？
没错，隋炀帝作为昏君、暴君的骂名从隋末农民起义时就传开了，而且一直被骂到今天，骂了一千多年。但是，现在总结隋炀帝，我倒想给他几个新评价。
第一，理想高。
第二，精力好。
第三，功业大。
第四，才情美。
先看第一点，理想高。隋炀帝的理想是什么？一句话，就是要建立“轥轹轩、唐，奄吞周、汉”的伟大业绩，当一个“子孙万代，人莫能窥”的千古一帝。所谓“轥轹轩、唐，奄吞周、汉”，就是要超过轩辕，超过唐尧，超过西周，也超过两汉。轩辕黄帝和唐尧都是古代传说中的圣王，西周和两汉则以统治时间长著称。这四个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盛世，隋炀帝若是超过他们，那确实算得上前无古人了。再加上“子孙万代，人莫能窥”，那就是后无来者。一个皇帝想要让自己的功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称得上是理想高了。
这句话说得很豪迈，问题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两句话出自《隋书·杨玄感传》，是唐朝建立之后，魏徵等人修《隋书》时对隋炀帝的总结。换言之，这是他评价而不是自评价，不能完全采信。要全面评价隋炀帝的理想，还得看看他自己怎么说。
隋炀帝自己倒是没怎么公然谈论过理想，但是，他的年号透露了他的心思。隋炀帝的年号叫大业。所谓大业，就是千秋万代的伟业，用这样一个年号，足以显示出统治者的雄心壮志。
事实上，当时议论这个年号的时候，有人提过反对意见，说大业的“业”字（繁体字作“業”），可以拆成一个“苦”字和一个“末”字。所以，“大业（業）”就是“大苦末”，苦而且末，很不吉利，让隋炀帝换一个。可是，隋炀帝不信邪，坚决不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成就一番大业，在隋炀帝心里有多重的分量。一个皇帝有这样的人生理想，难道还不叫理想高吗？
再看第二点，精力好。再高的理想，也要靠人去实现。因此，理想越高，人要付出的努力也就越大。对于这一点，隋炀帝非常清楚。他可不是一个懒惰的皇帝。他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南朝的皇帝为什么不行？因为太宅，太娘娘腔了，整天涂脂抹粉坐在深宫里，对外界一点都不了解，对老百姓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
隋炀帝瞧不起端坐深宫的皇帝，他下定决心，要充分接触社会。所以，从上台开始，隋炀帝就不停地四出巡游。在位十四年间，他三下江都，四巡塞北，还有一次西巡张掖。大规模、远距离的出巡就有八次之多，在西京大兴城和东都洛阳之间往来更成了家常便饭。
唐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曾经做了一次统计，隋炀帝在位十四年中，待在大兴城的时间累计只有一年多，在东都洛阳的时间累计不超过四年，其余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他的人生就是在路上。这得多充沛的精力才能做到啊！
再看第三点，功业大。隋炀帝有如此高远的理想，再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当然要建立一番不世出的功业。
隋炀帝有什么功劳？他的所有功绩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两项大工程，一个是营建东都洛阳，另一个是开凿大运河。
隋炀帝为什么要营建东都洛阳？那是要把隋朝的东、西连在一起。他为什么要开凿大运河？那是要把隋朝的南、北连在一起。要知道，隋朝本来是由原来西边的北周、东边的北齐还有南边的陈朝三部分组成的。隋文帝时候，虽然用军事力量把这三部分捆绑成一个统一体，但是，这个统一体内部的裂痕还相当明显。怎样才能让这三部分真正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呢？隋炀帝给出的答案就是营建洛阳城和开凿大运河。
随着洛阳城的修建，隋朝在东部有了一个稳定的据点，从此，两京密切往来，对东方的整合就容易了不少。而随着大运河的开通，隋朝的南、北两部分终于有了一条连在一起的大动脉。从此，贸易流通、人员往来的洪流势不可当，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才形成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再也不能截然分开。这样一来，隋朝的统治就稳固下来了。
要评价一件事业是不是足够伟大，除了看它的当前价值之外，更要关注它的长远价值。在这一点上，东都洛阳和大运河都无懈可击。这两项工程不仅对隋朝有用，对继之而起的唐朝也有用，而且可以说是更有用。唐朝跟隋朝一样实行东、西两京制，武则天时期干脆定都洛阳，把洛阳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而大运河也继续发挥着沟通南、北的功能。
到唐朝，南方经济和文化飞速崛起，当时的人力和物力，就是通过大运河这条大动脉，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唐朝东北部地区的土地、财富都被割据的藩镇把持，不再上供给中央了，这让唐朝损失了最大的财源。但是，就靠着运河输送过来的东南财富，远在西北地区的李唐朝廷硬是又生存了一百五十年，这就是大运河的伟大作用！所以，唐朝后期的人提起大运河，都不由得流露出感恩之心。其中，皮日休的《汴河怀古》流传最广：“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沟通江南经济中心和北方政治中心的功劳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这也算得上对隋炀帝的最高赞美了！
再看第四点，才情美。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评价古代君主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确实，人无完人，中国历史上，有为的君主，比如唐太宗、宋太祖，往往在才情上稍逊一筹，显得无趣。而有才情的君主，比如李后主、宋徽宗，又往往在政治上糊涂荒唐，显得无能。能够把功业和才情集于一身的皇帝，在历史上非常难得，唐玄宗算是一个代表，如果要再找一个代表，那就应该是隋炀帝了。
唐玄宗最突出的特长是音乐，而隋炀帝最突出的特长则是赋诗。要知道，隋炀帝生活的时代，还是宫体诗大行其道的时代，所谓宫体诗，就是在内容上偏重写宫廷生活和男女爱情，在形式上追求辞藻华丽，在格调上则比较轻佻甚至下流。这是当时诗坛的主流。但是，隋炀帝一出手，马上境界就不一样了。
即便在西巡那样艰苦的环境中，隋炀帝也照样诗兴大发。其中有一首《饮马长城窟行》流传至今，堪称代表：“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这首诗还是写宫廷生活，男欢女爱吗？不是的，它是写大漠风光，英雄豪情。它还是堆砌辞藻，无病呻吟吗？也不是，它质朴凝重，大气磅礴。这首诗一扫宫体诗的淫靡之气，让人一下子想起了魏武帝曹操的慷慨悲歌。按照当时人的说法，“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大意是说，隋炀帝在非常华丽的状态之中，追求一种素雅的境界，就好比在万花丛中开出了一朵清新的芙蓉，他一洗南朝以来颓唐的诗风，而追求一种诗的本真的境界。他让诗超越了宫体诗纤靡的风格，而且直接接上了大气磅礴的汉魏雄风。
如果在隋朝只讲一个代表性诗人，那应该就是隋炀帝，他是当时写诗质量最高的人。而如果要讲一个最高产的诗人，那仍然应该是隋炀帝。因为隋炀帝现今留下来的诗一共是四十余首，在所有隋朝诗人里也是排名第一。
一个有为的皇帝，能够同时成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这还不意味着绝世的才情吗？事实上，就是一代圣君唐太宗李世民，对隋炀帝的诗才也非常佩服，佩服到什么程度？别看他整天跟大臣探讨隋炀帝为什么亡国，但是私下里，他又把隋朝的乐工请回来，让他们把隋炀帝的诗谱成曲子，在宫里演唱。这说明唐太宗虽然在政治上是隋炀帝的对头，但在诗才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粉丝呢！
二、独夫民贼
如此志存高远、才华横溢、精力过人而又功勋卓著的皇帝，怎么会成为亡国之君？而且，只统治了十四年，还留下了那么多的骂名。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我觉得，正是因为隋炀帝太能干了，因此也太急躁、太骄傲，把好事办坏了。
先看太急躁。隋炀帝不是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远大理想吗？他需要把这理想变成现实。理想是奋斗出来的，那就全国人民总动员，大干快上吧。隋炀帝一上台，那些彪炳史册的大工程就连续上马，老百姓都被分派到各个工地劳动去了。
就拿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项工程来说，大业元年（605）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607）修长城，发丁百余万；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610）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以上。
把这些林林总总的工役加起来，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唐史学者胡如雷先生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他说，从仁寿四年（604）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八年之间，隋炀帝一共兴修了二十二项大的公共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达到三千零一十二万人次。要知道，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次的劳力，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占到了总人口的将近十分之一几乎就是全国成年男丁的总数了，这不是滥用民力吗？
隋炀帝为什么如此疯狂？一言以蔽之，太急于求成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恨不得一天就跑步进入太平盛世，完全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谁受得了呢？
人的心情如果急躁，脾气就容易暴躁，不体谅人情。隋炀帝是一个精力极端充沛的人，是个超人。但是，全国人民大多数并不是超人，而是普通人。无论是智力、体力还是精力都不如他。但是，隋炀帝可不体谅这一点。他觉得，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换言之，只要他想得到，老百姓就必须做得到。如果谁做不到，那就是不努力，就是游手好闲，就要加强管教。这样一来，老百姓惨了，每天都要超负荷劳动，稍微一松懈，监工的皮鞭就下来了。
隋炀帝这样蛮横的结果是什么？是劳动人民的大批死亡。按照史书记载，营建东都洛阳，“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修长城，“死者十五六”；挖大运河，“死尸满野”，河挖到哪里，运送尸体的车子就跟到哪里。隋炀帝的理想不是要建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太平盛世吗？可是，现实居然是男丁尸横遍野，妇孺哀哀无告。理想如此丰满，现实如此骨感，真是莫大的讽刺。
隋炀帝的理想和现实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说到底，不是他的理想错了，而是他实现理想的节奏错了，操之过急。
隋炀帝实行这样的急政相当危险，难道没有人提醒他吗？确实，隋炀帝手下不乏清醒的大臣，这些大臣也曾经提醒过隋炀帝，但是，隋炀帝听不进去。为什么呢？
这就涉及他的第二个毛病——太骄傲了。举两个例子。如前所述，隋炀帝是隋朝第一诗人，他对自己的诗才非常自负，曾经说：“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今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天下人都以为我是接我爸爸的班才当的皇帝，其实不然，就算让我跟你们这些士大夫一起比试，我也照样得第一名，当皇帝。
“与士大夫高选”，和天下人打擂台，这是何等自负！一个能干的人，有一点骄傲本来无可厚非。但隋炀帝绝非一点骄傲，而是骄傲过头了。骄傲过头的表现，就是眼里没有别人，不能容忍任何人比自己强。
《隋唐嘉话》记载了一个著名的“艳诗断头”的故事。隋炀帝擅长写诗，也喜欢跟其他诗人比较。通常别人写的诗都没有他好，这令他非常得意。问题是其他人也有头角峥嵘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薛道衡，也很擅长写诗。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叫《昔昔盐》，写一个丈夫出征、独守空闺的女子，其中有两句非常有名：“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蛛丝儿结上了窗框，燕泥也落满了雕梁。女主人为什么不收拾一下呢？因为她丈夫久久不归，她没这份心情。一联诗句通过刻画一个因为缺少人气而空荡荡的屋子，让人体会到女主人那空虚寂寞的心情，非常传神。
这首诗让隋炀帝佩服得五体投地。几次模仿，但都写不出薛道衡这样精妙的句子。怎么办？隋炀帝恼羞成怒，干脆找了个由头，把薛道衡杀了。杀头之前，隋炀帝还得意扬扬地问了一句：“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我叫你人头落地，看你还能不能再写“空梁落燕泥”！如此不能容人，不就成了嫉贤妒能吗？
在诗文上，骄傲到不许别人超过自己；在政治上，隋炀帝同样是师心自用，觉得自己比天下人都强，所以，决不允许任何人劝谏。隋炀帝有一句名言，非常经典。他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我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你已经当了大官，居然还想靠进谏这种方式来求得美名，我尤其容不得你，当场就要杀了你。如果你是一个卑微之士，想要靠给我提意见来吸睛上位，我可能稍微宽待你几天。但是你放心，我决不会长久地让你站在这个地面之上，我终究要杀掉你！
这几句话一出口，既压住了官员们的建言献策之志，也冷却了官员们的拳拳报国之心。有一句话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不得不承认，隋炀帝有着精准的政治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但是，再准的眼光，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再高的智慧，也有虑不到的事情。所以，民间才有“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说法，《增广贤文》也讲“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这本来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可是，聪明如隋炀帝，偏偏就被骄傲蒙蔽了双眼，只知道刚愎自用，文过饰非。
老臣高颎劝他不要太奢侈腐化，以免重蹈北周天元皇帝的覆辙，他听不进去，把高颎杀了；帮助他软禁隋文帝、夺取皇位的张衡劝他不要滥用民力，他听不进去，把张衡也杀了。甚至到最后，天下义军蜂起，隋炀帝困守江都宫，卫士们纷纷谋划着要造反，一个宫女好心提醒他注意防范，他还是听不进去，又把宫女杀了。这样杀来杀去，再也没有人敢提不同意见了，他的错误也就无法得到及时纠正，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根据史书记载，隋炀帝准备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时候，征求满朝文武的意见，一连好几天，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一个皇帝孤家寡人到这个程度，够凄凉了吧？
更凄凉的是，大业十四年（618），江都之变前夕，有一个宫女分明听到了将士谋反的计划，禀告萧皇后，萧皇后想了想说，事已至此，无药可救。告诉陛下，也只能让他心情更加烦乱，索性不用管了吧。一代皇帝，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向了穷途末路。连至亲的妻子都不能跟他讲真话，这叫什么？在隋炀帝自己看来，也许叫作英雄的孤独；而我们从千载之后回头看去，却只能感慨他失道寡助。一个皇帝一旦落到失道寡助的境地，又怎么可能不败呢？
就这样，因为隋炀帝的急功近利和傲慢自大，他身上那些原本闪闪发光的优点也都走向了反面。
他有理想，可是，他的理想却成为悬在全国人民头上的索命咒，让他们累死在工地，战死在沙场，或是饿死在荒芜的田野上。
他有精力，可是，他的精力却成了他挑选游戏伙伴的试金石。你跟得上我的节奏，我们一起往前冲；你跟不上我的节奏，对不起，你出局了，根本不配生活在我统治的时代。
他有才情，可是，这才情却成了他自高自大、蔑视一切不同意见的借口。到最后，当全国只剩下他一个脑袋在思考的时候，他思考出来的成果就已经不再是高明的政治决策，而是疯子的胡言乱语了。
他有功业，可是，这些利在千秋的功业却没能够造福当时的百姓，反而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又怎么可能受到百姓的拥护？
到底是什么让隋朝虽然强盛但却短命，隋炀帝虽是英雄但却被人唾骂？根本原因在于隋炀帝没有摆正英雄和人民的关系。本来，英雄的业绩应该建立在引导人民、造福人民的基础上，但是，隋炀帝这个英雄却只知道一味地蔑视人民、压榨人民。自己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又怎么可能不被人民抛弃？
有一个说法叫“可爱非君，可畏非民”；还有一个说法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道理，隋炀帝至死也没有想明白。所以，他虽然创造了千秋功业，但是却只能以一个独夫民贼的身份，死在举国皆反的浪潮中，死在自己亲信和卫兵的手下。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
更悲惨的是，当年，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去世，隋炀帝大笔一挥，给他谥号为“炀”。在隋炀帝心目中，陈后主沉湎女色、任用小人、破国亡家，是一个多差劲的皇帝！
可是，隋炀帝万万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唐朝皇帝给他的谥号居然也是“炀”。和自己最蔑视的人物并肩而立，分享同样的历史评价，对于隋炀帝这样一位有着浓厚的英雄情结、渴望成就千秋大业的人而言，该是怎样的悲情！
那么，一千多年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价隋炀帝这位功过并存、毁誉交织的皇帝？他到底算是英雄天子还是独夫民贼？他的那些故事，到底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他的悲剧人生，对于当时，对于继之而起的唐朝，乃至对于今天，又会引起怎样的思索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