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玉的女性特质

进入怡红院，众人看到的是芭蕉和海棠。海棠在古典文学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的色彩非常繁复，可以从浅橙色到绛红色、艳红色、紫红色，有很多的变化。书中是用芭蕉的绿和海棠的红做色彩的对比。大观园里唯一的男孩子宝玉是非常爱色彩的，他喜欢热闹，喜欢华丽的东西，所以他住的院落里布满了色泽艳丽的芭蕉和海棠。

芭蕉是园林里面常常用到的一种植物，在下雨天，尤其在江南的梅雨季节，最美的就是雨打芭蕉的声音，几乎变成了听觉的享受。芭蕉还有一种视觉上的特征，玩水墨画的人比较懂。芭蕉的叶子长老了以后，它的绿色很深，投射在白粉墙上的那一块影子是比较深的黑色，而从蕉心刚刚抽出来的叶子是非常薄的、透明的，它的影子投在墙上就是淡墨。芭蕉通常都种在白粉墙前面，这样可以欣赏到白粉墙上浓墨和淡墨的变化，仿佛是一张以芭蕉为主题的水墨抽象画。园林艺术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跟美术传统有关，跟音乐传统有关，跟非常复杂的文学传统有关的所有记忆。所以我常常觉得要真正去弄懂一个传统的文化，包括美术、戏剧这些东西，恐怕游园是最好的方式。

我常常回想1988年第一次去苏州园林，大概是我人生最痛苦的经验之一。进到网师园，最漂亮的一块太湖石，宋徽宗是为了采太湖石最后亡国的，太湖石是太湖里面被侵蚀最后出现很多洞的那种石头，我们叫作玲珑石，因为它有很多的洞，洞越多越漂亮，构成虚跟实之间的美感。所以有钱的人家通常会花很多钱去买一块太湖石立在庭院当中。狮子林的太湖石是最有名的，可我却看到每一个洞里面插一个扫地的扫把，我简直快要昏倒。内心最大的哀伤就是觉得已经没有人知道园林里的这些东西是多么精心地被营造出来的了。当然，现在这种情况慢慢没有了，因为开始是真正懂园林的人接手在经营。

然后大家开始命名。其中一个人就说，最好叫“崇光泛彩”。“崇光”是讲芭蕉叶子上绿色的光在流动，“泛彩”是讲海棠颜色的艳丽。宝玉听了以后认为不错，可是他觉得有点可惜，他说，这个地方种芭蕉和海棠，很明显在暗示两种色彩：红色与绿色，他觉得题名一定要把“红”和“绿”两个字镶进去。

在文学里面，“红”和“绿”这两个字要用在一起是非常不容易的。北宋南宋之交的女词人李清照，曾经用过“绿肥红瘦”，说秋天来临的时候，绿色越来越多，红色却在凋零减少。“红绿”很少人敢并用，“肥瘦”也很少人敢用，她竟用了这四个大家都不敢乱用的字。我发现很有趣的是，女性在创作上不表现则矣，一表现常常跟男性不同，因为她们的感官中有一种非常厉害的直觉。宝玉继承了李清照的传统，他希望用“红”和“绿”。其实，宝玉身上有很多女性的气质。

我们总觉得男人应该阳刚，女人应该阴柔，可是这样很可能使女性豪迈的部分难以发展，而男性温柔的部分也无法表现。现在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性别划分对人其实是一种限制。

李清照的“绿肥红瘦”把当时的男词人吓了一大跳，说我们怎么不敢用这样的字。李清照虽是女性，创作里却有一种大气。她的诗词别具一格，当时并不属于主流文化。宝玉的很多文学方法其实有非常女性的部分，他的那副“吟成荳蔻诗犹艳，睡足酴醾梦也香”的对联是非常女性化的，是感官的，也就是宝玉身上的某种女性特质一直没有被剥蚀掉。虽然他父亲一直想要把他身上温柔的、缠绵的部分去掉，希望他将来可以做官，可是宝玉一直保有自己非常性情的部分。性情和礼教是对立的，礼教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而性情是人的本性。宝玉跟他爸爸一起游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一边是礼教，一边是性情。

我们并不认为礼教不应该存在，可是如果只有礼教而没有性情，就会变成做作和虚伪；只有性情而没有礼教，就会变成滥情。二者之间有一个平衡。在大部分以男性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中，在只讲礼教而无性情的社会里，《红楼梦》很明显地强调男性主流文化中要保有性情的部分。这是为什么怡红院最后用了“怡红”。“红”常常象征女性世界，“怡”就是心怡。宝玉被称为怡红公子，他喜欢红，渴望红，沉溺红，眷恋红。“红”代表宝玉的某一种真性情没有丢失掉。

走到此处，宝玉用了四个字——“红香绿玉”，完全是套用李清照的“绿肥红瘦”。海棠有香味，所以是“红香”；芭蕉像玉一样，上面有莹润的光彩，称为“绿玉”。后来被贾元春改成了“怡红快绿”，当然这样比较雅，可是我觉得“红香绿玉”是比较女性的，“怡红快绿”是比较男性的。宝玉作为一个男性写了“红香绿玉”，他的姐姐反而把它改成了“怡红快绿”。这个姐姐虽然是女性，可是做了掌权的皇妃以后，她有一种男性具有的官场气派。如果把性别跨越作为一个当代研究的重要课题，《红楼梦》是最好的一部书，它多次牵涉到性别跨越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性别并不只是一个生理上的东西，同时还是一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