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刘一达

刘一达是当仁不让的好学生，还是个细高挑，白净脸，有点驼背，但是不严重，只要你不要让他跑，你就不会知道他跑起来像一只受惊的鸵鸟。初一的时候他坐在我的前面，初二的时候他坐在我的后面，初三的一年他坐在我右面。但是我和他成为好朋友不是因为这三年他一直环绕在我左右，之后的很多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一度和这个人成了不可救药的死党，也许是我们后来都成为了疯子，想必当初未疯的时候已经有些病状的前兆让我们不自觉地相互吸引，终于成为一对除了有疯病之外，毫无共同点的挚友；也可能是我们彼此需要对方在自己一无所知的领域提供一点安全感，就像是对于妇科病我狗屁不知，但是如果我的小姨曾经被这些病折磨二十年或者我的二姑是一个妇科大夫，当我认识的某一个女孩儿向我求助的时候，我会敢于让她扑进我的怀里，然后安慰她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不是一个凭空的比喻，为了炫耀我是多么的触类旁通，妇科知识只是刘一达浩瀚生理知识的冰山一角，他的沉默寡言让老师和女孩子以为他只是一个纯洁的内向的小傻逼，他是个傻逼不假，对于他的这种认识即使在他有了后来的成就之后在我心中也没有丝毫动摇，不过在生理健康这一门，我相信以他的天赋和用功程度，在初三的时候大可以在班里坐诊，到了初三下学期，他被从清华附中的天才班遣送回来，已经可以凭借着遥远的一瞄就能知道女孩儿是不是经期紊乱或者男孩是不是已经包皮过长，我们另一个后来彻底疯掉的好友霍家麟经常会旁敲侧击地追问或者干脆直截了当地走过去询问验证，证明刘一达从未失手。

早在老师们发现他的才华之前，我已经知道刘一达以后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疯子。初一的第一堂几何课，老师是一个看似极其慈祥的老太太，只是记性不是太好，耳朵也有些毛病，所以后来很受一些学生的爱戴。她在课上问：同学们，我是你们的几何老师，我姓张，你们不用知道我叫张什么，告诉你们你们也用不上，你们就叫我几何张就行了，因为教你们代数的老师也姓张。同学们，我再问你们一遍，以后你们叫我什么？我们齐声说：几何张。她微微一笑，对，叫我张老师就对了。底下有些骚动，后排的汪洋说：这老师好，有点傻。几何张摆了摆手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同学们，在讲课之前，我想摸一次底，不用害怕，不是考试，谁知道自己站起来回答就行，你们都知道哪些图形是对称的？第一排的于和美一边举手一边把自己拽了起来，几何张说：这位小同学，你说。她说：正方形。几何张说：非常好，非常好，答得非常对，你的基础很好。还有谁？第一排的于和美又把自己拽了起来，几何张看了看她说：这位小同学，你说。于和美说：长方形。几何张说：非常好，非常好，你的基础很好，你叫什么名字？于和美说：于和美，干钩于，和平的和，美丽的美。几何张说：干钩于，下个答案你要留给别的同学，还有谁知道？

又有两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站起来说了几个大家都知道的答案，我冥思苦想再也想不起有什么东西是对称的了，不知道语文里的对偶算不算对称，肯定不算，就是算她也不会知道，她也不是语文张。这时几何张发现了刘一达。刘一达总是一副胆怯的表情，他这点经常让老师难堪，因为就算一个问题他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他也不会举手，而是装出一副怯生生的表情让别人以为他对此一无所知。对于某些老师，这种表情比高高举起手来更有吸引力。几何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对刘一达说：这位同学，你说一说哪些图形是对称的？刘一达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我坐在他后面和几何张一样，心想这下子你可要难堪了，你看干钩于多有霸气，简直就是跳起来的。刘一达说：直线。然后坐下。教室里其他人马上陷入了一种冥想，对于我来说，这个答案太深奥了，我没法指出它是对是错。几何张的表情告诉我，她和我一样，对这个答案束手无策。过了一会，几何张说：下面我们来讲第一章，线段。

几何张如今是否在世已无从知晓，在2000年走出那个校门之后我从未想去验证那些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衰老的老教师们是否健在，或者还能否记起我们这一批短暂而特别的学生。我想他们也许已经把我们忘记，也许那些温顺而杰出的孩子会占据他们回忆的顶端，而我们包括刘一达在内，已经被他们顺理成章地扫进垃圾桶，当然至少我，宁愿待在垃圾桶里也不愿意在他们的记忆中出现。刘一达也许也抱着这样的想法，更有可能的是，他不想存留在任何人的记忆里，他后来说他从小就相信，只有他自己的记忆对自己有意义，至于他对别人的影响他从未在乎过，于是别人也无从对他施加影响，他通过这种漠视其他人以换来其他人对他漠视的方式获得某种自由，他的沉默和奇异成为他的保护色，让他隐藏在自己的影子里畅快地思考他认为有意义的问题。我不相信他后来的话，关于过去的解释总是可疑的，因为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我不相信他在那个年纪就已经如此的老练，我更加倾向于是性格使然，他原本淡泊的性格也许在某一瞬间流露出激情，但是他马上意识到了危险，他的淡泊逐渐变成了冷漠，对别人也对自己，不动感情，只是要永远向前。

所以我相信在几何张的记忆里和刘一达的记忆里也许那个初一的早晨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意味着一切已经开始的早晨，在刘一达从唇齿间吐出“直线”两个字的时候，一条两端无尽头的线在我的面前展开，一向多虑的我发现这个空间里不会再有我那些满街疯跑，不顾后果的玩伴，有的是于和美这样有着近乎于病态竞争意识的女孩儿，也有刘一达这种不动声色的隐者。而孙老师和几何张的出场宣布了我面前的老师再也不会是简单粗暴指哪打哪的金老师，而是一群会动脑筋的老手，尽管几何张看起来一副老糊涂的模样，她还是让我觉得一切都在她掌控之中。我那时还无法断定这些人是好是坏，和他们一起是一段什么样的旅程，只是隐约感觉到，无论风景如何，这段路都不会轻松。

刘一达的答案并没有赢得老师的赞赏，不知道几何张的慌张和对这个精彩答案的冷落是不是因为刘一达他捣了乱，破坏了师生之间的某种默契。但是我知道我的前面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坐下之后，我不断盯着他的背影，之前还傻头傻脑的，现在忽然连头发都显得聪明起来。然后我发现，原来这个小子并没有听课，而是拿着一本上面有着“宇宙”两个字的书冒充几何书。我就用脚踢他的椅子，他微微向后靠靠，左耳朝前，我说：看什么呢？他说：线段。我说：线段和宇宙有什么关系？他说：任何事都和宇宙有关系。然后就把身子挪走，继续看他的宇宙书。我又踢他，他犹豫了一下，左耳过来了，耳朵看起来不是很耐烦，我说：我会背词。几何张发现了我们俩，这次她机警地避开了刘一达，而是把我叫起来问：我刚才讲了一个定理，是什么，这位同学你不要晃，好的，现在不要舔嘴唇，我提醒你一下，两点之间……我又晃了起来，每当我对一个问题毫无办法的时候，我就要晃一晃好像要把答案从脑袋里摇出来，这是我从小养成的毛病，因为在小学里没有人会注意除了答案之外的事儿。这时刘一达小声告诉我：线段最短。我脱口而出：线段最短。刘一达小声补充：两点之间。于是我顺利地把两句话连在了一起：线段最短，两点之间。几何张说：两点之间线段最短，你说一遍。我说：两点之间，线段最短。几何张说：中间不要有停顿，这个定理中间没有逗号。我说：两点之间线段最短，中间没有逗号。有些人轻轻笑了起来，几何张和蔼地瞪了我一眼，说：下次你站起来再晃，我就让你去我办公室晃一上午。我笔直地坐下，顺便踢了脚刘一达的椅子，表示感谢。

下课之后，他转过头，说：词是什么？我说：我给你背一段，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然后他说：你知道宇宙是从一个大爆炸来的吗？我说：不知道，炸完了不都没了。他说：炸完了就全都有了。然后把头转过去，再没理我。

初一期中考试之前我已经彻底和所有老师交恶，每个老师都认为我野，没规矩，语文老师更是觉得我写的东西不知所云，简直就是没有主题，没有寓情于景，没有卒章显志。我的作文屡屡登上班级的黑板报，旁边写着老师用红色粉笔写的批语，比如：这就是我们写作文常犯的错误，没有中心思想。那是我刚刚相信自己懂得一点文章的做法，想写些真语言出来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作文叫作《复仇》，写一个少年千里迢迢去找自己的杀父仇人，找来找去发现仇人不是一个，而死去的父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顾作文本上印好的小方格子，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写在本子的正反面，远远超出了老师要求的字数。自以为写得不赖，结果交上去的当天，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她教书几十年，从来不舍得给学生零分，可这次要把零分给我，因为这篇作文是她见过最长、最臭、最阴暗、最不知所云的作文。如果不给我零分，就是对我不负责任。我靠流利地背诵李后主、柳永、苏东坡得来的语文课代表的职位也迅速易主。孙老师更是把我列入了敌我矛盾的范畴，因为有一次她把我叫起来说：你说一下make的词性。我说：哪一个make？她说：m-a-k-e make。我说：不知道。估计她肯定是误会我存心戏弄她，和她过去十几年打交道的坏学生一样。其实我完全是心口相连，想到一句就说了一句，哪承想一下便被打入另册。听我们班消息最灵通的杨天宁说，自从她接替我成了语文课代表，就和我无话不谈。她说，孙老师调查了我家的成分。我说：成分？她说：这是我听她和别的老师说。我说：你怎么听见的？她说：你管不着，她说你家是工人阶级，扶不上墙。我说：什么叫扶不上墙。她说：我也不知道，你千万别和别人说是我说的，把你语文作业交了吧。我说：草，老子从小翻墙就不要人扶，你跟孔老师说，我忘带了。

在我和其他几个不受待见的矮个儿学生渐渐遭受炮火侵扰的时候，刘一达则一直隐藏在所有内向的大个儿孩子之间，孙老师有时候会忘记他的名字，她说：李默前面那个。期中考试到来的时候，我正废寝忘食地想把成绩搞好，想要证明给她看，我有个工人阶级遗传的好脑袋。可刘一达每天不是上课看宇宙星云的书，就是自习课的时候呼呼大睡，一天也说不了一句话，似乎也写不了几个字，平常的考试成绩不上不下，稀松平常，还不如我忽上忽下，跌宕起伏。那次期中考试学校故意把代数几何的题目搞得很怪，代数张说：得杀杀你们的威风，初中可不比小学，玩着念就能得个双百，告诉你们，这次你们当中得有一半的人不及格。我果然没有及格，更可气的，就算是三十分及格我也没有及格，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失败者的滋味，因为我确实努力过，之前无论是跳墙、游水、逮人、双杠、藏猫猫、乒乓球，还是升学考试，只要我卖些力气，我都搞得不赖，这次可是一败涂地，颜面无存，让那些老师可以把我作为反面教材高高竖起，这就是对抗的下场，尽管我没有想要和谁去对抗。极度的失落让我甚至忘了那次的第一名是谁，一定是某个败絮其外，金玉其中的女孩儿，但是我记得第二名是刘一达，这让所有人惊讶，孙老师在班上大大夸赞了刘一达的进步，说刘一达的入学成绩是全班最末几名，这次就考得如此之好，108中就需要这样的学生，李默就太让人失望了，进来的时候是班里的第四名，李默你说，你这次是第几？我站起来小声报了我的名次。她说：你还有脸说，下课。

其实孙老师对刘一达的表扬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刘一达的第二名虽然已经足够让许多人觉得奇怪，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英语和语文都没有及格，而几何和代数则是满分。这种颠三倒四的成绩竟然在总分上一人之下，其他人之上，可以说是让英语老师和语文老师感到羞耻的胜利。我坐下之后，刘一达回头说：你家住哪？我说：铁西艳粉。他说：我们俩晚上一起走吧。到了晚上我们俩跨上自行车，一起驶向各自的家，我讲起来了各种各样的笑话，这时候我才发现他极喜欢大笑，浑身耸动起来，好像随时要窒息而死，不过很快又把自己救了回来。他则讲述在他的心里，圆周是多么美丽，完美的图形，每次在里面画上一个角或者连上几条难看的辅助线，都会让他觉得受罪。不过这又有什么办法，不会有任何一个老师画上一个圆，然后问你这是一个什么图形。但是对话只是我们回家过程中的一小部分活动，其余的部分是追逐。他的自行车是最老式的那种，有一条粗壮的横梁，和一个从来都不会响的铃铛，他的脚尖刚好能够到踏板，可他骑得飞快，在人流里急速地穿行，经常与老太太的鸡蛋筐和老头儿的拐棍无限趋近，可一直没有相交。他有时候会把屁股坐在横梁上，胳膊肘支在车把上，远看以为他要把自行车的前半部抱住。他就以这种姿势猛蹬，像雕塑一样在逐渐落幕的夜色里飞驰，我简直能听见他和风摩擦的声响，像是空间和时间偶遇在小声地耳语。我的自行车是女式的，斜梁，我妈说如果是横梁万一遇到什么状况跳下来很不方便，比刘一达的小一圈，所以刘一达一不小心就会把我落得很远。在我以为我要和他失散的时候，冲过一片市场或者一个人群，我发现他正在原地打转，陶醉在等待我的时间里，好像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是个自由自在的胜利者，虚怀若谷地和失败者相逢。

我们就这样成了无话不谈可又无法让彼此理解的朋友，每天骑车回家在暮色里肆无忌惮地对谈，说着对方不感兴趣而自己兴趣盎然的话。初二的一年，我开始经历最黑暗的时光，问了自己无数的问题，自己又给出无数不能让自己满意的答案。刘一达正如日中天，我们考试的科目适时地加上了物理和化学，又是他无法出错的两科，全校自以为聪明绝顶的孩子都开始信仰一个叫作刘一达的男孩儿，他内向，谦虚，从不失败，像计算机一样不会有属于人类的失误。他从不发问，也不会帮助别人解答问题，因为他简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有短促的、含糊的表述，让你觉得他讲过之后题目变得面目全非，愈发难懂。不知道为什么他面对我的时候会口若悬河，说得自己发汗，可能是他知道我根本没有认真听，或者曾经试过但是没有听懂。他的名气还因为他的英语和语文永远不会及格，他悄悄告诉我，他到了初二还记不得英文字母到底是二十四个还是二十六个，每次想到这个问题，他都要亲手数一遍，这也许是他走向实证主义的开始。他的存在让一些老师的境地变得尴尬，初二的平面几何是初中数学抽象和想象力的高峰，老迈的几何张经常会把自己绕得血压不稳，自己在讲台陷入沉思，置我们这些更加迷惑的学生于不顾，有时候她会在书的尾巴把答案找到，按着答案去思考，可有些题目让她开始怀疑答案出了错误，这让我们十分欢喜，圣经一样的答案有时候也是狗屎，这多让我们这些终日为答案卖命可又经常与答案擦肩而过的学生振奋！可她这时候会把刘一达叫起来，问道：说说你的想法。然后拿起讲台上的茶杯掩住自己的半张脸，悠长地喝上一口，眼睛却瞄着刘一达的嘴。除了那些果真出现的印刷错误，刘一达通常会借助超过两位数的辅助线和接连几个我们尚没有学过的定理，像是一个会在半空中的钢索上后空翻的杂技演员一样，成功地弥合了答案的缺憾和老师的自尊心。在我漫长的无聊的似乎永无尽头又结束得极其突然的求学生涯，从没见过任何一个人对一门学问精熟到如此程度，极其轻巧，不动声色，深刻地画出属于它的颜色，转眼间又把自己隐藏在一群无知的人中间。如果有人问我，你是否相信人的身上蕴藏着某种神性，我会回答他，在一个人发现了某些神创造万物的逻辑，在一个人罔顾自己和他人，只为追寻这种逻辑而生的时候，他就接近了神，同时也接近了神的兄弟和敌人。

初二下学期的时候，他开始系统地做实验，学校的实验室根本不会对学生开放，那是应付各种各样教育部门评估的展览品。每次上面来人之前，我们都会被撵进去帮助老师擦净试管和三脚架上的灰尘。刘一达自己买了许多实验工具，坩埚、试管、三脚架、量筒，还有一些化学药品，包括硫酸、高锰酸钾等。那也许是他平生第一次疯狂地热爱上摆弄这些东西，简直是日以继夜，白天他一般都会在书桌上睡去，为晚上的下一步实验养精蓄锐。一天晚上他向我发出邀请，准备让我们目睹他的一个有趣的发现。我心里十分好奇，他从来不会让我去他的家，我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是怎样的人，这次破例让我过去，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的家住在一个极其破落的小区，楼房像是被福尔马林泡过，灰色的外墙爬满受潮的斑点和杂乱无章的电线，让我觉得住在这栋楼里，应该是一群被子女遗弃的老人。我家虽然偏远，可还有一些草木可以怡神，没想到城市里竟然也藏着这么令人视野难堪的去处。我去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在努力度过卧床的第十个年头，具体是什么原因我记不得，也许是肺病也许是肠梗阻，极度消瘦的父亲说刘一达长得像他的时候，我只能通过丰富的联想才能在某个五官上寻觅到一点蛛丝马迹。他说他从工程师到看门人到终年卧床只用了三年的时间。我说：叔叔，我爸我妈已经卖了半年煮苞米了，他俩身体还行。说完我就觉得还不如不说，尤其是后一句。这时候刘一达的母亲端着一杯水走了过来，她亲切得像是认识了我好多年，而我那时一共也没有多少岁，她的第一句话是：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李默，阿姨，刘一达在我们学校特别有名。她的第二句话是：李默啊，你相信万能的主能帮助我们所有人渡过难关吗？我在想万能的主是谁的时候，她的第三句话来了：我的心脏病就是万能的主治好的，自从你叔叔去年开始信主以来，他也感觉舒服多了。这时刘一达的父亲正费力地吃橘子，用手慢慢把橘子捏烂了，然后放进嘴里。等我进了刘一达的屋子，他说：我爸妈有病。我说：啊。不知道他说的是胃病、肠子病、心脏病还是别的病。他的屋子里已经布置好了一个装置，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构造，因为我从未对这些东西发生过一点兴趣，遗忘那些无趣的东西是能记住一些有趣事情的前提。刘一达低头点燃了应该是酒精灯之类的东西，不一会小锅的液体煮沸了，我问他：咕嘟是什么？他说：硫酸。我本能地退后一步，刘一达却毫不在乎地凑过去，观察他的实验品。这时意外发生了，硫酸突然从容器里跳出来，像蛇一样吐出一条滚烫的信子，刘一达把脸歪在一旁，躲过了绝大部分硫酸，有一滴脱离了队伍，落在刘一达左侧的脸颊，我大叫一声，抓起手边的一块东西向他跑过去，刘一达也扭头就跑，我以为他要跑到外面，叫上爸妈或者跑到洗手间，用水稀释，或者径直跑到医院去，可是他跑到抽屉旁，抽出一面镜子，和一块电子表，对着镜子开始计时，嘴里说：黑了，黑了。他后来告诉我，他后悔他那时候的用词，让他感到羞愧，正确的叫法应该是炭化。他说这个过程他以为只需要三秒钟，没想到持续了十秒，应该是他不经常洗脸的缘故。我说，你不疼吗，你的小白脸现在可留下了一块疤了。他说：我要脸有什么用？我说：你没看见我拿了一块抹布吗？我本来能把你的脸救下来。他说，草，你当时拿的是一块砂纸。

初三的时候，刘一达因为在全国的物理竞赛里拿到满分，成为东北三省唯一一个进入清华附中天才班的学生，老师们默许他为所欲为。他的实验走出了家门，来到城市郊外的铁道上。那时候我常躺在铁道旁边的草丛里，看天上的云变成那个女孩儿的模样，只要我想，那一朵朵的云彩就能变成她的脸，她的躯干和她的笑容，风一吹，并没有破碎，而是婀娜地向我走来。我以为我应该在这样的时光里死去，毫无痛苦地，轻盈地结束肉体在这个世界受苦，灵魂随着肉身的消逝而升腾，直到和天上的云彩相接，从此永恒地漂浮。家麟手拿一把小锤子，沿着铁道敲打，然后指出一块地方，告诉刘一达说：这儿吧。刘一达从肩膀上背着的小麻袋里，挑选出一块石头，放在家麟选中的地方，不久火车呼啸而来，猛兽一样像要碾碎所有阻挡它的力量，包括刘一达满怀希望放在它脚下的石头。这样的实验全部以失败告终，没有一块石头能够阻挡火车的前进，使其倾覆，车毁人亡。刘一达说他其实并不是想要看到人在他面前死去，或者不死，都与他无关，火车和车上的人们只是这个实验里，完美的天然外力，他只想要找到最硬的石头，而这个实验一旦成功的后果，他甚至从没想过。

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都会感到劫后余生的心悸和随之而来的安宁，就像是我在小学的时候曾经沿着一栋高楼的外梯，爬向楼顶，中途脚下一滑，险些跌落下来，是下面另一个和我比赛的孩子的脸挡住了我的脚，让我有时间再次把铁杠抓牢。如果没有那张脸，我一定会变成一摊肉酱，而当时并没有想到我可能会死去，只是想要第一个爬上去，这样就可以向学校操场的小人儿扔石子。在我尚未终了的人生里，我不知道有几次这样的情景，也许更多的时候末日就在我身畔，而我毫无察觉，自顾自纠结地活着，不是现在忘记，而是从未知晓，在任意的一秒死神信手一击，我们就不复存焉。我越来越确信我们的幸福依仗的是我们的无知，而不是经常被人提起的勇敢。刘一达从初一开始，渐渐习惯了受人膜拜，奉为偶像。我从没有见过他胆怯，他当然谦虚，不会向人炫耀他的学识，可他也自负，从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他毫不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妥，他习惯于说，哦，我就是这么干的。也就是说，对错与他无关，这是他的方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切变得不可收拾，因为从我认识他起，他一点点地忘记了人在很多时候应该恐惧。

临近初三毕业，刘一达突然从北京回来，不是他不够出类拔萃，而是他说他实在受不了一个宿舍竟然有人打呼噜，他从来没住过宿舍，想不通怎么会有人这个年纪就打呼噜。刘一达的母亲来到学校，求学校再次收留他，让他完成学业，考取省里最好的高中：省实验中学。学校有点犹豫，刘一达的价值是他的偏执，而那个高中需要的是全才，他已经大半年没有复习，语文和英语早已荒废不说，学校更加担心的是他已经习惯于竞赛的思维，而常规的数理化需要的是稳健和平庸。据说母亲当着学校领导的面，搧了刘一达一个嘴巴，哭喊着让他在主的面前发誓，一定要为学校争光。然后用打了刘一达的手，飞快地在胸前划了无数个十字架，让主宽恕她的易怒和暴戾。

刘一达以不可思议的分数考取了省实验中学，英语和语文的分数和数理化一样高得离谱，他证明了在初中阶段以理化思维学习人文科学也是行得通的。就在他进入省实验中学的那一刻，我们失去了联系，他就像是死去一样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使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卓越的朋友，家麟执拗地把电话打到刘一达家里，甚至登门拜访，可还是寻他不见，他的父母也像是对待陌生人一样客气而冷淡地告诉他不要再等了，他们家要开饭了，而饭前的祈祷是不喜欢有无神论者在场的。他就这么突然间没了踪影，但是关于他的传言是不会停止的，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乐于谈论自己见过的一个天才，真正的天才。听说在高二的时候，他顺利地在全国的生物竞赛中脱颖而出，并代表中国在世界上的比赛中蝉联冠军。他终于被保送进入了清华大学，那是他的理想，他曾经说要从那里启程去美国。初中三年他唯一的一次述说自己的梦想，我记得异常清楚，他没有提到他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取得如何的成就，他只说他要去美国。

在我艰难地从大学毕业，开始为自己的第一套房子累积首付的时候，从美国传来了喜讯，刘一达和我们班上一个并不起眼的姑娘王黎雪结婚了，是闪婚，从他俩在芝加哥重逢到结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而那个姑娘初中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我的同桌，我曾经趁她睡着的时候把一个锋利的夹子夹在她的脖子上，我自以为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一个玩笑，没想到那时候女孩儿的皮肤真是吹弹可破，血染红校服的衣领。她尖厉地大哭起来，惹得全班同学都以为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其实只是一个有锯齿的夹子而已。幸好是下午的自习时间，没有老师在场，我为她削了十几根铅笔，并发誓我只有这一个夹子，而它现在属于你了，不会再有一个陌生的夹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你的脖子上。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刘一达并没有和我们同行，而是早早打开车锁，悄无声息地走了，对于像他这样希望每天的生活像生产线一样一成不变的人来说，这样貌似没来由的跳脱十分罕见。

喜讯传来之后不到三个月，在美国的另一个同学，不算是我的好友，但是这么多年有一搭没一搭地没有断了联系，也许是因为她属于越长越顺眼的类型，也许是自从初中毕业之后，我又热衷上了卖弄各种各样的俏皮话，对于那些笑点低而又感情丰富的姑娘来说，时不时和我通一次电话，就像是逛了马戏团一样开心。她说：刘一达上这边的新闻了。我说：不会是诺贝尔奖吧。她咯咯笑起来说：傻逼，他把那谁捅了。我说：谁？她说：他老婆，王黎雪，捅了三刀。他这回可真出了名了。我觉得冷和迷糊，说：死了？她说：没死，王黎雪命大，给救回来了。据说是那女孩儿要和他离婚。我说：刘一达呢？她说：跑了，到现在没有抓到，已经失踪了好长时间，他肯定是以为把人家捅死了。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你俩挺好的，你是不是也有点变态啊，我要是惹你不开心，你是不是哪天也得把我捅了？也许我应该说一句暧昧的笑话来响应她的暗示，可我什么也没说就挂断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想起来所有关于刘一达的事情，我以为自己已经遗忘的细节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眼前，就像是一部隐藏着巨大悲剧的喜剧电影。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替刘一达感到惋惜，而是因为那个女孩儿感到有些内疚，我曾经用一个夹子伤害了一个她，而她现在因为轻信，崇拜和对于人性的片面认知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睡觉的时候我梦见了刘一达的镜子和电子表，他对着镜子，盯着自己的脸，余光看着电子表，说：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