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的犟劲儿，去文化圈找

能留名千古的，都是有个性的

金圣叹：大明最后一个狂士，死于顺治十八年

顺治十七年（1660年），二月。一个叫“三耳生”的人，突然找到徐增，说：“我要见金圣叹先生。”

徐增是金圣叹的好友。当时，妖魔化金圣叹的声音很多，来人不会也是一个“思想打手”吧？于是问他：“你这么急切要见圣叹，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三耳生说：“我见世之贬圣叹者，不但欲杀之，而必使之入十八地之下而后已；间又见称圣叹者，若恐形容之不尽，而非推之到三十三天之上而不快。夫一人能使人极其赞、极其贬，必非常人也！”

原来，是一个对金圣叹的传说感到好奇的人。

徐增本人也曾对金圣叹由憎恶转为敬仰，忆起当年，就喃喃地讲起往事—

我呀，最初跟着人家骂，骂金圣叹是妖魔，骂了许多年。后来，见了金圣叹，才知道他不是妖，不是魔，这才开始替他在世人面前辩解。朋友听到我开始说金圣叹的好话，纷纷与我绝交，说我着魔了，没救了。

在这个世界上，你认谁作偶像都没关系，但认金圣叹作偶像，是需要勇气的。

所以，朋友，你还敢追金圣叹吗？

1

金圣叹是个鬼才。即便放在他的家乡—人才济济的苏州，他也是永远特立独行的那一个。

他出生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一个略显尴尬的年代。此时，他的同乡前辈唐伯虎等“江南四大才子”已经故去数十年，晚明风流，凋零近半。

这是一个政治比文化吃香的年代。江南士人抱团结社，不是为了风流耍酷，而是为了权斗党争。金圣叹20岁的时候，看到了魏忠贤的垮台，也看到了东林党人的雄赳赳气昂昂。但他似乎对眼前的政治大事件无感。20岁的他，选择了一条诡异的职业道路—扶乩，开始做降神附体、神鬼沟通的工作。

几年之后，金圣叹凭借这项特殊本领，已经打进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圈。东林党的一些领袖和成员，比如钱谦益、姚希孟等红人，都曾请他到家中扶乩降神。

时人记载，金圣叹声称慈月宫陈夫人附灵于他，他因而能通神灵、知宿因。他在扶乩过程中，“无意识”写下的诗文“长篇大章，滔滔汩汩”，连有道行、有地位的士人大佬看了都很佩服，对他的这一套神神鬼鬼深信不疑。

现在，我们普遍认为，金圣叹的出名是因为评点《水浒传》等“才子书”，但他在晚明的名气，更主要是源于他的灵媒身份。

28岁那年，他给当时执文坛牛耳的钱谦益举行扶乩降神仪式。通过附在他身上的天台泐法师，彻底征服了钱谦益。

金圣叹为钱谦益示因缘，是有附加条件的。他请求钱谦益为他“作传一首，以耀于世”。事后，钱谦益很诚恳地照做了。

通过钱谦益的诗文，主流文化圈都知道了金采（金圣叹原名）这个人。

视科举如儿戏，因而在科举路上毫无成就的金圣叹，却以这种方式博得大名。他的头脑构造确实异于常人。

很多人说金圣叹的灵异附体体验，是他凭借个人文学才华的一种装神弄鬼。这种事，的确不好评价。只能说是老天爷给他赏饭，一般人吃不来。

当时，另一位江南名士叶绍袁，也曾多次把金圣叹请到家中扶乩。1634年左右，叶绍袁向附体在金圣叹身上的泐法师问到对时局的预测。泐法师说：流贼必不渡江，苏州兵火，十年之后，必不能免。

11年后，即顺治二年（1645年），病中的叶绍袁想起泐法师的预言一一应验，不觉心惊。

2

胡适说，金圣叹是17世纪的一个大怪杰。

他的怪，怪在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金圣叹早年参加过多次科举考试，而每次去，都不好好发挥，都是抱着做“张铁生”的心态去的。清人笔记说他，“每遇岁试，或以俚辞入时文，或于卷尾作小诗，讥刺试官”。所以，每考一次，就被除名一次。他倒也有耐性，换个名字，再来一次。

视人生出路，如同游戏。

很多人据此称赞金圣叹的反叛精神，但是你反叛一次也就够了，反叛这么多次，不嫌无聊吗？

如果真的痛绝于仕途功名，那就彻底做个优游林泉的读书人，为何还要参加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呢？

只有一种解释：他确实无意于科举功名，但却想成名，想走捷径，所以屡屡以科考上的特立独行之举来引起时人的瞩目。

就像他一度热衷扶乩降神，也是如此。在钱谦益作文写诗“称颂”他之后，金圣叹逐渐退出了扶乩的行当。反过来说，他当初进入这个行当，或许只是为了图名。

金圣叹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他后来追忆早年志向，说儿时自负大才，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总是觉得“自古迄今，只我一人是大才，只我一人独沉屈”。

有才能却不见用，这是任何时代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悲哀。金圣叹对此尤其敏感。他在《西厢记》张生唱“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一句后，批道：“哀哉此言，普天下万万世才子同声一哭！”

可见，对于时运不济的怨艾，他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自负”和“沉屈”的感慨，成为他一生的基调。

最后一次游戏科举考场被除名后，金圣叹曾笑着对人说：“今日可还我自由身！”

人家就问他，什么是“自由身”？

他炫技式地解释说，“酒边多见自由身”，这是张籍说的；“忙闲皆是自由身”，这是司空图说的；“世间难得自由身”，罗隐说的；“无荣无辱自由身”，寇准说的；“三山虽好在，惜取自由身”，朱熹说的。

展示完他搜索引擎般强大的记忆力后，他不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但从他特意检索出来的这些诗句，我们大致也可以拼贴出他心目中的“自由身”，其实就是一个无拘无束、无荣无辱、诗酒自娱、珍惜自由的人。

说到底，金圣叹是有圣人情结的。他虽然推崇，却不想学陶渊明做个隐者，否则他就没必要做出那么多带有表演性质的、吸引舆论关注的举动，他也不会因为有才不见用而深感郁闷沉屈。

他原本可以过得更简单，更快乐，而不仅只是在文字里意淫“不亦快哉”的种种快感。

3

金圣叹的悲剧，在于生不逢时。不甘心空抱才华而无所用于世，又不愿意为了博取功名而放弃底线，牺牲自由，最终只好牺牲了自己大半生的好心情。

他要是早生一百年，赶上晚明嬉笑怒骂、歌哭无端，人皆不以为意的时代，或许仍是一个落魄的才子，但至少不用活得那么辛苦。

偏偏他生活在朝代鼎革之际，政治、民族矛盾取代个性解放的潮流，成为社会的风向标。金圣叹的江南才子气质，一下子就显得与世俗格格不入。

时代挤压了才子的生存空间，金圣叹感觉到疼痛，终其一生，却可能连痛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一生孤高傲世，放言无忌，到头来落落寡欢，成为时人眼中的妖魔鬼怪。

他还在世的时候，同郡的名士归庄就曾公开说，看了他的书，听到他的所作所为，恨不得将他掐死。归庄有强烈的反清思想，后来对“哭庙案”中被害的17名文人表示哀悼，但独独对金圣叹之死拍手称快。

尤侗，一个暗自以金圣叹为模仿对象的才子，在公开场合却不断诋毁他，骂他“狂放不羁”。他显然更懂得与时代妥协。

更多人站出来，骂他“迂”，笑他“愚”，甚至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一个人的思想若与时代错位，领先时代愈多，所受痛苦就愈烈。

在时人看来，金圣叹的罪大恶极是为《水浒传》《西厢记》等诲淫诲盗的“邪书”唱赞歌。他们编排段子，说施耐庵写《水浒传》，导致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西厢记》，导致人头落地，这都是报应啊。

其实，金圣叹的个性，很多是跟前辈李贽学的。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等通俗文学的推崇，也是延续了冯梦龙等人的识见。但他生前死后所受到的毁谤，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前辈少。

金圣叹多次无奈地说：“我辈一开口，便疑谤自兴。”只要我一说话，甭管说啥，人家就先诽谤一通；只要我的书一出来，甭管写啥，人家也是一顿痛毁。

从这一点看，明末清初的思想氛围，较之前反而有了不小的退步。

只有少数人，比如徐增，才透过金圣叹坚硬的躯壳，看到了他的可爱与温情。

在徐增的眼里，金圣叹有着随和的性格，可爱的脾气。他说：“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

这样的金圣叹，很会与人打交道，也很能融入、顺从别人的爱好与个性。与他在书中展示出来的离经叛道，判若两人。

难怪徐增说金圣叹是“魔”的话，那他愿意为他“着魔”。

4

朱光潜说，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

金圣叹给人的幽默感，临死前都不忘调侃狱卒的幽默感，在这个时代往往被理解成了骨气与勇气，但有多少人懂得，这仅仅是他骨子里的沉痛。

历史，终究没有给予金圣叹大展宏图的机会。

在他37岁壮年之时，大明亡了。

很多人来不及准备，就要站队。有的人，比如顾炎武、归庄，至死不与清人合作；而有的人，迅速变换头脸，迎接新主，甚至不惜坑杀同胞，献上投名状。

不管是否愿意，金圣叹也要做出选择。

他在明朝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除了有点儿名气，其他一概全无。而这名气，一大半还是骂名。

但他还是守住了一个读书人的底线，未曾因为现实的不如意而猴急猴急地投奔新主。相反，他对战争感到厌恶，因为战争的残暴而对清人缺少好感。

他在评论唐人郑谷的诗时说，“我读此言，而不觉深悲国破家亡又未得死之人，真不知其何以为活也”。又评吴融的诗句“咸阳久已变荒原”时说，“所谓劫火终讫，乾坤洞然，虽复以四大海水为眼泪，已不能尽哭”。

一个自负的文学评论家，时常带着哭腔，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感受。

在满目兵戈之际，他的小外甥降生了。他写诗说：“造物真轻忽，翻欢作泪零。”本当欢喜的事，反而悲哀落泪，那是多么沉痛的岁月。

清人入关这段岁月，显然是他很不好的记忆。他后来说，他的记忆中只有少年和老年的时光，壮年这一段，好像遗失了，不知道丢在哪里，想找都找不回来。

他唯一的一次失态，是在死前一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二月，朋友邵点从北京给他带来一个消息，告诉他，顺治皇帝读到他的文章，嘱咐词臣说：“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

53岁的金圣叹登时失态，向北望空而拜，叩头谢恩。

紧接着文思如泉涌，写下了《春感八首》，甚为得意地自夸：“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他甚至在诗中幻想，自己去做吕尚、诸葛亮那样身系国家安危的贤相，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很多人因为金圣叹的这次狂喜，说他“丑态毕露”，丧失民族气节，老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我倒觉得，这是金圣叹真性情的体现。他一生主张、贯彻真性情，推崇“一片天真烂漫到底”，要喜便喜，要哭便哭。他要真是一只擅于掩藏的老狐狸，他才不会在此时露出尾巴，自己躲在被子里笑就好了。

他一生自负大才，却命途多舛，理解者少，嫉恨者多。一个人孤独地走着，走了很久很久，突然听到有个声音，还是来自最高统治者的声音，要加入他一起走。知音已难求，这么位高权重的知音，更可遇不可求。他的感激之情，他的热泪涕零，也都可以理解了。

更何况，金圣叹连抱大腿都来不及，他的命运很快就翻转直下。这阵狂喜，终究只是他内心的一段小插曲。

5

一年后，这个终生怀才不遇又满是幻想的穷秀才，再次见识了人生的黑色，一点儿也不幽默。

欣赏他的顺治帝，竟然驾崩了。

皇帝之死，对金圣叹来说，就像之前捡到一张彩票，一对开奖号码，还是特等奖，欣喜若狂来不及兑奖，又掉到水里，泡汤了。

梦醒的时候，才是最残酷的时候。

说起来，金圣叹之死，与顺治之死也有一些勾连。“哭庙案”的发生背景，正是吴县诸生在追悼顺治帝的仪式上，要求撤换鱼肉乡民的新县令任维初。

多种证据表明，金圣叹并未参与“哭庙”，他也不在最初被捕的11人名单内。

不过，“哭庙案”次日，出于正义感的金圣叹写了一篇名为《十弗见》的杂文，声援诸生的抗议活动。这才被牵连进去。

他有一段时间担心被捕，藏匿了起来。两个多月后，他还是被押解到了南京。

金圣叹等人原本罪不该死，但是经手办案的江苏巡抚朱国治害怕被牵进知县贪污案脱不了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一场和平请愿的“学生运动”，办成了谋逆案。

办案官员要求，“谋逆案”的首犯必须要有相当的名气。金圣叹于是首当其冲。

恰好此时，朝廷指派的满族大臣正在江南调查并处理江南士绅投奔郑成功事件，金圣叹和其他17名诸生成了高压政策的牺牲品。

一生追逐名声，到头来反为名声所累。金圣叹的人生，总是跌落得让人唏嘘。

而这一切，他本人或许自始至终都蒙在鼓里。临刑前，他还大惑不解：“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金圣叹被斩首，死于莫须有的“叛逆罪”。这一年，他54岁。

曾给他带来好消息的友人邵点，后来解释过金圣叹的罹祸。他说，金圣叹做过一个梦，梦里有高人警示说，你什么诗都可以批解，但切记不可说《古诗十九首》。金圣叹毕生引以为戒，但后来醉酒中纵谈“青青河畔草”，未守警戒，终成绝笔。

这种解释，早年热衷扶乩降神的金圣叹，若死后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也许，有些时代，可以诞生金圣叹，却不配拥有金圣叹。

他在最后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正应了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做事业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

一辈子落魄，半辈子被骂，金圣叹终于没有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或许才是他最应获得尊敬的原因。

金圣叹死后，“康雍乾盛世”来了。盛世之下，文人的毛发被捋得服服帖帖的，纪晓岚、刘墉、袁枚，那些个时代的才子们，一个比一个精致，一个比一个油腻，不狂傲、不狂喜，但也无个性、无底线。

那样的盛世，如骂金圣叹者所愿。

陆游：他的诗你肯定背过，他的苦你未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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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人物，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受难，或者两个都在受难。

苏轼给我们的印象很乐天，很豁达，那是他用有趣的灵魂去对冲身体的苦难，硬把悲情的人生经历活成了段子。

有比较，才知道陆游比苏轼惨得多。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很苦。苏轼，坐过牢的人，都没他苦。

苦到什么程度？

就说科举吧。陆游考了很多次，很多次都不行。总体上看，不是能力不行，是运气不行。

不是朝廷突然改变考试范围，从诗赋转向经术，就是他父亲在“不恰当”的时候去世，使得他准备了四五年无法应试。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他考了个头名。倒霉的是，秦桧的孙子也参加了那场考试，还发誓要拿头名。然后，复试的时候就没陆游什么事了。

踏上仕途后，他大半生也是被闲置的。

官做不大倒罢了，还动不动因言获罪，时不时被弹劾，经常性卷铺盖回乡下。

朝廷不给他机会上前线抗金，那他就谏言让有能力的人领兵出征。结果，他的官职直接被撸掉，罪名是妄议朝政，有不臣之心。

人一倒霉，多喝两口都会丢官。52岁那年，他刚被重新起用没多久，就因其他官员举报他工作期间爱喝酒、态度不积极（燕饮颓放），只好回家喝个够了。

人生稍微得意的时光，陆游也不是没有，只是短暂到可以忽略。一般人的人生经历是起起落落，呈波浪曲线，而陆游的人生是，起落落落落落落……

他最美好的职业经历，是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到南郑去做幕僚，经历了一生中唯一一次军旅生涯。

但仅仅几个月，王炎被弄走后，陆游无奈回撤。铁马金戈化成了一首诗：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过剑门。

他的理想是做将军，做战士，生活非把他逼成了一个诗人。

从此，那些“铁马秋风大散关”的生活只有在梦中做做，在酒里找找了。

幸运的人千篇一律，不幸的人万里挑一。陆游，这是在说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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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这句话也是为陆游量身定制的。

但是，他为什么就这么苦呢？

这里面有个性的因素。性格决定命运，比如苏轼，他的人生弹性很大，生活的拳头打在他身上，就跟打在美味的东坡肉上面一样，软糯可口。而陆游不一样，他总体上是一个严肃认真、苦大仇深的人，难得写一下爱情诗，也是苦得很。生活给他一拳，就像打在铁上，彼此都很疼。

但也有时代的因素。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镜子，你身处时代中不觉得它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但跳出来就照得一清二楚。五○后一代想着法子多生娃，九○后一代只想着佛系“养蛙”，这不是时代的印记是什么？

陆游所处的时代，国家存亡的紧张感，是苏轼那个年代的人无法体会的。中原正统与偏安一隅的强烈落差，无疑会反映到每个人的心性中，只要他是一个家国观念强烈的人，肯定会感到苦痛。而且终其一生，随着国家的沉沦，这种苦痛不仅无法解脱，还会持续加剧。

我们读晚清史，心里都会憋屈难受。陆游就是在类似晚清的年代里，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大局观的人，他倒是想豁达，问题是豁达得起来吗？

不心塞至死，就算豁达了。

真的，陆游活到了84岁，超过世界最长寿国家日本目前的人均寿命。这简直是奇迹。

他一生熬死了多少仇人，就是等不来国家的崛起。人家都说他，长命而短运。倒霉透顶。

你看他死前给儿子的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都会背吧？这就是上教科书的作用啊，哪天万一真从教科书里删了，我们的孩子就无法感受800年前这位老人家的悲哀与情怀，无法构建共同的历史记忆了。

3

有些人的苦难是没得选，有些人则是出于信念。陆游属于后者。

他明明可以选择更舒服的活法，但他不愿，更不屑。

南宋的官场，没有左派和右派，但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的声音大，但多数时候，主和的权势高。

哪怕心里有过一丝政治投机的念头，陆游的选择或许就会不一样，仕途肯定会完全改变。

比如，秦桧权势最炽热的时候，跟随他高喊几句“和平万岁”的口号，得到官职与升迁的机会就会大得多。陆游有一个老同事，就因为弹劾过二十多位主战派，连连升官，做到了谏议大夫。

这无疑也是一种活法，却是陆游最不屑的活法。

秦桧当年在关键时刻排挤、打击陆游，不仅仅是要为孙子秦埙争个状元，主要原因是在于陆游喜欢发表“恢复中原”的意见。明知与权相的政见相左，仍然高声表达出来，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陆游就是这样真实的一个人，即便他再渴望做官获得重用，实践他的匡时救国理念，他也不能背叛或出卖他的根本立场。

日常生活中，陆游的人缘很不错，这得益于他为人的宽厚。秦桧倒台后，秦家后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包括夺了陆游状元的秦埙，生活一度也很潦倒。陆游有次路过南京，专门去看望秦埙，并不记恨当年仇。

但他始终有一条底线，不拿原则换权位。用现在的话说，油腻的事，不干。

宋孝宗曾问，当今诗人中，有李白这样的大咖吗？左丞相周必大说，有啊有啊，他叫陆游。

皇帝由此格外欣赏陆游的诗文，曾当面夸奖他，说爱卿笔力甚劲，非他人所及。

哪怕心里有过一丝向现实妥协的念头，陆游就会立马领会皇帝的意思—圣上虽然不喜欢北伐，但他喜欢我的才华呀。

如果你是陆游，你会怎么选择？

我想，我要是陆游，我就是专门开个公号，只给皇帝一个人写诗，小日子也可以过得很滋润啊。我不作恶，不趁势附和皇帝，不攻击异见分子，不就行了吗？

人家陆游是怎么选择的？他嘴上虽然不说，但心里很诚实—皇帝欣赏我的诗文，我不稀罕，他要采纳我的救国主张，我才稀罕呢。

苦难与黑暗，给了他一颗强大的内心。

4

然而，这么自甘受苦的一个人，却总有人说他在装相。

从陆游在世的时候起，直至今天，在对他的评价上，一直存在两个对立的维度。

一个当然是说他是爱国诗人。钱钟书有段话说得很好，虽然他可能是在反讽陆游，但不妨用在这里：

“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

另一个是说他成天在诗里吹牛，空谈爱国，只是为了博个好名声，堪称爱国贼。

与陆游同时的宰相汤思退，政治主张跟他的名字一样，天天想着对金国让步议和。他曾经上奏说：“群臣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之重，岂同戏剧？”这是在骂陆游这样的主战派。

清代史学大师赵翼讥笑陆游“十诗九灭虏，一代书生豪”，意思是陆游只能天天在诗里意淫吊打侵略者。他做过一个假设，说开禧北伐那年，陆游要是年轻十岁，肯定会上战场，然后成为“带汁诸葛亮”。

“带汁诸葛亮”讽刺那些才干自比诸葛亮，但一上战场就落泪而逃的人。赵翼认为，陆游就是这样的人。

钱钟书对赵翼的看法照单全收，说陆游整天激情澎湃，鼓吹爱国，不过是在打官腔。还说陆游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意思是爱名胜过爱国。

这样的声音当下尤其盛行，流毒之下，就连我一些教书育人的朋友，也会这么看陆游。5

这些人嘲笑陆游的理由很简单。用一句流行的怼人的话就能概括：你行你上啊，不行别乱说。

好像你灭不了敌国，就连爱国的权利都没有了。

好像除了打过仗的军人，其他人的爱国都是虚伪的。

我不知道陆游再世，会怎么跟这些人互怼。或许以他的性格，他根本就懒得搭理他们，有这个时间不如再写两首爱国诗呢。

那我借用一句名言先帮陆游同志喷回去吧：我评论个电冰箱，自己还得会制冷啊？

宋金对立的形势下，发动北伐确实需要衡量很多现实问题：该不该打？为什么打？为什么不能打？为什么打不过？

韩侂胄开禧北伐失败，结果搭上了性命，连类别都成了“奸臣”。似乎就是主和派对主战派的教训，让你们天天喊爱国，就这下场。

陆游的悲剧更深一层，他并不想做个空谈家，但朝廷不给他机会上战场，逼得他只好做空谈家。

他的意义，就是以他的悲剧告诉时代，告诉历史—面对强敌压境，举国噤若寒蝉，举国歌舞升平，没有忧患意识，没有阳刚之气，这个国家大概没什么希望吧。

需要有人站出来，喊出来。批评也好，打鸡血也好，才能保证年轻人有血性，不在所谓盛世中沦为软蛋。

在经济文化繁盛的幻影里，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晚上，没有陆游这样的人，不合时宜地一再提醒当权者，不加强国防，不消灭腐败，不磨砺斗志，估计南宋撑不了那么久，四五十年内就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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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喊打喊杀是容易的，也是有利可图的。君不见，多少人把爱国变成了一门生意。

但在求饶议和成主流的年代，你上街喊打喊杀试试看，不被打被杀算你走狗屎运。陆游那样的人，在他生活的年代，不仅不吃香，还有很大的风险。随时有被不愿醒来的人抓去一顿饱揍的危险。他又不傻，凭什么要这么干？

以他的文笔和诗才，写一写做鬼也风流的诗句，歌颂领导人体恤民情，铁定不成问题。他又不傻，凭什么不这么干？

人与人最大的差别从来不是金钱或地位，而是思想境界。

思想境界低的人，总是认为别人的境界跟他一样低。想来想去，都想不出陆游握有一手好牌，却打得那么烂的原因。最后，就连好名都成了罪状。

陆游好名，这是肯定的。他跟屈原、文天祥这些人一样，都有“青史意识”，就是愿意用一生砥砺名节，百折不挠，以求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

所以他最苦闷的两件事，一件就是南宋没有战斗意识，另一件就是怕后人不懂他的苦心：“此心炯炯空添泪，青史他年未必知。”

问题是，好名难道错了吗？

一个社会还是应该在世俗的成功、庸俗的事物之外，标悬更高的标准，不然这个社会也是无望的。陆游为了青史留名，宁可一生受苦，难道不是在践行更高的标准吗？

陆游的声音，显然跟南宋朝廷的主体思想是对立的，但他在当时没有遭到封杀，在后世却受到莫名的讥笑，这到底是谁的悲哀？

这不是南宋的悲哀，南宋有这个肚量容纳异见，尽管坚持异见的陆游一辈子失意。

这也不是陆游的悲哀，陆游并不需要去迎合那个时代的主流，尽管坚持边缘意味着要失去更多。

这是讥笑者的悲哀，悲哀到只能靠踩着陆游的肩膀，宣告自己的庸俗，从而挤进哗众取宠的主流。

历朝历代，如果没有这些世俗的讥笑者，历史的车轮照常滚滚前行；但如果没有陆游这样甘受其苦的人物传承支撑，中华文明难免受到毁害。

李贽：明朝第一思想犯，人过中年为自己而活

一个人到了什么时候，才能够为自己而活？

李贽的答案不是18岁，也不是36岁，而是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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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年，李贽54岁。此时，作为云南姚安知府，他的三年任期届满。

上级领导对他在这个偏远之地的工作和贡献相当认可，要向朝廷举荐他。

没想到，李贽一听到升官的消息，拔腿就跑。他要求他的上级领导一定替他递交辞职信。

与他在学术上针锋相对的骆问礼，得悉李贽辞官的消息，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李贽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把他当作士人的榜样：

“士类中有此，真足为顽儒者一表率。近世儒者高谈仁义，大都堂奥佛老而支离程朱，至于趋炎附热，则无所不至，视此老有余愧矣。”

但这个士人的榜样，在辞官之前，内心却是煎熬而痛苦的。

李贽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得把科举做官当成谋生的手段，当成社会职业的一种，而从不去夸夸其谈治国平天下、为人民服务的大道理。

嘴上不说，他却比空喊口号的官员清廉得多，口碑和实绩也都好得多。不愿同流合污，坚守内心孤傲，是他20多年官场生涯痛苦的根源。

1527年，李贽生于福建泉州一个“航海世家”。26岁时，在乡试中考中举人。

中举这么大的幸事，他则认为不过是儿戏。他说，中举秘诀无外乎每天背诵几篇范文，等到肚子里有三五百篇范文了，在考场上审对题目，根据题目默写一篇上去，保准高中。

简单得让蒲松龄听了落泪，范进听了要再发疯。

有个举人头衔，足以糊口谋生。李贽对进士没有什么欲求，所以未再参加会试。

四年后，他远离家乡，开始宦海生涯：在河南共城任儒学教谕3年，在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各数月，在礼部任司务5年，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又近5年，最后被任命为云南姚安府知府。

在就任知府以前，他的官俸极为微薄，甚至不足糊口。

这期间，他做官并不顺利，处处与上级领导“触”。这种抵触未必是行动上的抵牾，但其内心有棱有角，与现实格格不入，却是不争的事实。

合群是合群者的通行证，孤独是孤独者的墓志铭。

为了承担家庭与家族责任，20多年里，他不得不收起触角，摸黑前行，孤独痛苦，难以言表。

一个中年人，肩上有太多的重担，内心有巨大的压力，他只有默默忍着，不敢出声，尤其不敢顺从自己的个性，好好任性一把。

再苦再累，再泯灭个性的光辉，也只有咬牙坚持。哪怕牙断了，只能和血吞。

他始终清楚，一个中年人活着的意义—为妻子而活，为子女而活，为父母而活，为家族而活，唯独不曾为自己而活。

这期间，中年李贽经历的苦难一点点磨砺他的本性，也一步步释放他的枷锁。因为清贫，他有过极其深刻的挨饿体验。他的至亲，包括他的父亲、祖父、儿子和两个女儿，在几年内陆续去世。

那段时间，他说与妻子黄宜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生命中有太多无法承受之重。连李贽都只能把这一连串的重击当做梦一般，以此麻痹自己的内心。

2

54岁那年，李贽辞官，逃离体制。

之所以做出这个任性的决定，是因为此时，他认为加诸其身的家庭责任已经完成。大半辈子为他人而活，现在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次了。

所以，54岁，在绝大多数人一眼望到死亡的年纪，李贽重新出发了。

去寻找他渴望了大半辈子的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

从选择落脚的地方，他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一般官员都是告老还乡，还有说发达不还乡如衣锦夜行，成功了也没意思。

而李贽，去了湖北黄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

他的理由貌似很纯粹，因为这里有朋友，生活不用发愁。“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

事实上，他不愿回老家泉州，也与他的个性有关。他平生不爱被人管：

“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

这个理由，与他辞官时所说“怕居官束缚”是同样的道理，都表达了一种对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渴望。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按照当时的习惯，李贽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决不能仅止于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

然而当时的李贽，已历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

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可以看出，李贽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标榜个人价值，企图挣脱一切宏大意义，既不能受缚于官僚体制，亦不能被传统的家族观念困住。

他选择了一个远离故乡、远离宗族的地方，作为终老之地。

然而，他的亲族对他这种背离传统的行为，并不能理解和原谅，也不能善罢甘休。他没有了儿子，于是他的家族强行指定一个侄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这引起他的不满。

在事先写好的遗书中，他提到这个侄子说：“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

他早看透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的感情虚伪，在世人面前假哭以维系所谓伦理或争夺财产继承权。总之，假戏做足，没有一个真字。哪怕他死了，他也不愿意让他的族人知道，免得上演如此丑陋的戏码。

他的妻子后来独自从黄安返回泉州老家，并在老家去世。他很思念，也很痛苦，但还是没有还乡处理妻子的后事，只是留下了一些催人泪下的回忆妻子的文字。

他说，他没有一夜不梦见她。

62岁那年夏天，他在寄居地湖北麻城维摩庵剃去头发，却留下胡须，成了个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模样。

朋友见了，都很惊讶。他淡定地解释说，天气太热。

不过，他剃发的真实想法，在另外一些场合，坦率地表达了出来。

他在一封信里说，之所以落发，是为了对抗家族俗事，让家族中人彻底死心，不要指望他还能回去。

在给知交焦竑的信里，他说得更决绝：“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

反正世人都说我是“异端”，我干脆就剃个光头成全他们，怎样？哈哈。

3

在这个万物冥冥之中皆有秩序的世界上，李贽就是一位生命可以苍老，思想绝不苍老的歌者。

他的狷狂性格，是对世俗人生的反叛，也是对传统礼俗的抗争。为此，他不惮与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为敌。他说，幸好我天生胆大，不然自己都要被自己吓死—

“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以忻艳以为贤也，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而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

晚明，一个走向没落衰颓的时代，竟是这名执着的老者，为帝国涂抹了一笔最有力的青春色彩。

他做的第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是把孔子请下神坛。

他告诉世人，“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他否定孔子、孟子的圣人地位，认为孔孟非圣人，也和常人一样，两者没有高低之分，所以人人皆可成圣，没有必要以孔孟的是非观作为自己的标准。

他说，道路不只有一条，心性也不只有一种，怎么可以强求同一？

他的主张，本质上是在崇尚个性。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一点估计没什么感同身受，觉得彰显个性是与生俱来的，还用得着去争取和追求吗？但集体主义年代的过来人，应该都深深懂得，李贽的勇气与不易。在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是非的年代，你去崇尚个性试试？

他批判程朱理学，指出所谓正统人士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他极其痛恨那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道学家们。

他认为“人必有私”，人人都有私心，孔子也不例外。

他其实是一位真正尊崇孔子的儒生，所以要让孔子回归到人本身，拒绝程朱理学对孔子的神化，更反对统治者利用孔子来钳制人性，禁锢思想。

他说得很直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以此，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那一套束缚性的礼教击得粉碎。

不仅如此，他还公开挑战男女大防，给男权社会难堪。

他为女性说话，说头发有长短，但男女的见识无长短。他公然招收女弟子，无拘无束地跟女弟子唱和交往。

晚明性灵派作家袁中道说，李贽晚年多病寡欲，但为了反对道学的虚伪面目，不惜在言语中故意表现出很放纵情欲的样子。

每次讲学，有人拿着道学家的书来求问，李贽就很气愤，说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还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然后，看到有学生携妓来听课，则破颜微笑说，这也比跟道学先生做伴强。

李贽几乎把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彻底翻了个个儿。

他干过的事儿，300多年后，五四时代那些反传统的知识精英照着又干了一遍，然后一个个成了启蒙大师。

而这些启蒙大师们，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启蒙老师，那就是李贽。

4

启蒙者，被称为盗火的人，时常要冒着“身败名裂”乃至付出生命的危险。

从李贽决定为自己而活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危险的迫近。

他的文字都是那样纯净，让人一眼见底，却有一股穿越时代的力量。他信步走着，同时代人打马都追不上。

他不过是那个永葆童心的孩子，说出了大实话，但所有人都警告他，闭嘴，那是皇帝的新衣，多漂亮。

他晚年的困境始于与耿定向的论战。

由于与耿定向的二弟耿定理是知交，李贽辞官后选择寄居黄安耿家。他的理念虽与耿氏兄弟截然不同，但耿定理的包容心态与柔和个性，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思想对立背后的紧张。

耿定理去世后，彼此失去缓冲的耿定向与李贽反目，双方开始长达十年的激烈论战，且由学术争辩发展到现实敌对。

耿定向认为李贽的思想是在“杀人子弟”，李贽则认为，以“存天理，灭人欲”相标榜的耿定向跟常人没什么两样：

“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属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讲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

跟常人一样有私心，讲学却又这公那公，尽是口是心非，或心是口非。这正是李贽平生最鄙视的伪道学。

李贽还写过一篇文章，说僧徒二人探讨怎样骂人合适。他们说，世人喜欢骂人为禽兽，为强盗，这些都不合适。因为禽兽是有情有义的；强盗是被逼的，只要给他效力的机会，也能杀身图报。两人继续讨论，世人骂人，说枉披了一张“人皮”，徒弟建议，可以骂“枉披了一张狗皮”。但和尚觉得还不妥，狗尤重义性，守护家主，忠心耿耿，比人强多了，以狗骂人，反而变成以人骂狗了。结果，两人商量到半夜都没有一个结果。

这篇文章对假道学家的讽刺，简直绝妙到无以复加。

然而，卫道士们也开始行动了—

1590年，耿定向看到公开刊行的《焚书》后极为恼火，认为《焚书》是李贽对自己的攻击和诽谤，于是写了公开信《求儆书》，指斥李贽的异端思想。而后，又联合官府，驱逐李贽。

1591年，李贽在袁宏道的陪同下游武昌黄鹄矶，被一些人诬为“左道惑众”，又遭驱逐。同年秋，耿定向及其门生蔡毅中再次攻击李贽。

1594年，耿定向卧病著书，对“异学”和李贽再作攻击。同时，麻城一些人扬言要拆毁李贽居住的芝佛院。

1595年，耿定向的学生史旌贤调任湖广佥事，扬言要“以法”惩治李贽，麻城又掀起一场迫害李贽的风波。

与此同时，李贽与澹然等女弟子间的通信谈道，被诬为“男女混杂”，甚至有人扬言“欲杀”李贽。

总之，同时代的士大夫，绝大多数被李贽甩开几条大街。他们的思想跟李贽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完全不接受他的主张。他们只能通过否定的形式来与李贽划清界限，说他“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说他“专以黑为白，以苍为素”。

面对这些挑衅与威胁，李贽明言自己本心贵无事，但也不怕事，表现出了孤胆英雄般的气魄：

“平生所贵者无事，而所不避者多事。贵无事，故辞官辞家，避世避地，孤孤独独，穷卧山谷也。不避多事，故宁义而饿，不肯苟饱，宁屈而死，不肯幸生……无事固其本心，多事亦好度日。”

5

1601年春天，李贽居住的芝佛院被一场人为的火灾烧得干干净净。

尽管案情的真相未能水落石出，但没人怀疑，一张迫害李贽的天罗地网已经张开。

初春寒意侵人，75岁的李贽，衰老贫病，亡命黄柏山中。

此时，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一位进士—马经纶，仰慕李贽的盛名，冒着风雪，跋涉三千里，去救援李贽。

马经纶最终把李贽带到了顺天通州的家中，以避楚难。

不幸的是，仅仅一年后，李贽又大祸临头。

1602年，又是春天，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参劾李贽邪说惑众，罪大恶极。其中最耸人听闻的话莫过于此：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

实际上，不同于那些表面守礼而暗中纵欲的假道学，“异端之尤”的李贽在个人生活上是个自觉的禁欲者。他同女弟子的交往，乃基于正常的人性人情，但偏偏就招来了风言风语。

卫道士们的虚伪正在这里：纵情声色也罢，男盗女娼也罢，只要不公开化，就是许可的。相反，李贽公开向这种虚伪性挑战，却变得十恶不赦。

张问达在奏疏最后不忘强调现实的危险性，说李贽现在已经移居通州，通州离帝都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尽惑，又为麻城之续”。

结果，万历皇帝朱翊钧下令，李贽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

当逮捕李贽的锦衣卫到来时，正在病中的李贽急问马经纶：“他们是什么人？”

马经纶答道：“是锦衣卫的卫士到了。”

李贽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不想连累好友，强撑着爬起来，走了几步，大声说：“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于是躺在门片上，说：“快走！我是罪人，不宜留。”

被投入诏狱的李贽，没有受到肉体的折磨。根据审讯结果，他应该可以出狱，由地方看管就是了。

然而，这名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斗士，晚年才过起了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怎能忍受即将到来的管束？

1602年，农历三月十六日，一名侍者在监狱中为李贽剃头。趁侍者离开的间隙，他拿起剃刀，朝自己的脖子上割下去，顿时鲜血淋漓。

侍者大急，问老犯人：“和尚痛否？”

李贽已不能出声，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作答：“不痛。”

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

李贽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根据袁中道的记载，李贽在自刎两天后才死去，永远告别这个“世不我知，时不我容”的世界。

他曾说过，人生在世为客，以死为归。何况活了七八十岁后“归家”，是值得喜而相庆的事。

为了自由，他从弃官、弃家、弃发，到最后一刻的弃命，一切选择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无悔。

诚如他自己所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也许，在历史上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自身可以省却许多烦恼与苦痛。然而，李贽注定是个失败的孤胆英雄，卖命的自由捍卫者，痛苦的先知先觉者。

尼采说，他沉沦，他跌倒。你们一再嘲笑，须知，他跌倒在高于你们的上方。他乐极生悲，可他的强光紧接你们的黑暗。

今天，我们重温李贽的一生，就像在攀登一座思想与人格的高峰。

致敬，李贽！

辜鸿铭：近代最有趣的人，嬉笑怒骂为自己壮胆

辜鸿铭，说起这个名字，估计德国人会比我们先笑。

辜鸿铭是晚清民国年间人，生前就极有名。西方人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看辜鸿铭啊。

这么多国家中，辜鸿铭在德国的名气最响。不苟言笑的德国人竟然成了辜鸿铭的迷弟迷妹，你说很不可思议吧？

但辜鸿铭在我们的印象中评价一般，甚至接近负面。经常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不外乎：拖长辫，小脚癖，老怪物，好骂人，顽固守旧，尖酸刻薄，与封建残余沆瀣一气……

事实上，这些标签都把辜鸿铭片面化了。

辜鸿铭比我们想象的有趣得多。他把玩世不恭、嬉笑怒骂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针砭时弊、表达政见也是这种态度，藏得太深，以至于我们只知道他的怪诞和保守，不懂得他的幽默和激进。

1

在民国，有三条辫子最出名，一条是张勋的，一条是王国维的，还有一条是辜鸿铭的。

如果说，张勋留的是政治野心的辫子，王国维留的是文化象征的辫子，那么，辜鸿铭留的就是刻意搞笑的辫子。

周作人写文章说，辜鸿铭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连他的车夫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和主人正好一对。

当时辜鸿铭在北大教书，被称为该校最古怪的人。

罗家伦上过辜鸿铭的英诗课，看不惯他的辫子，曾对同学开玩笑说：“有没有想要立刻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的辫子剪掉，明天中外报纸一定竞相刊载。”当然，这个名并没有人敢出。

这条辫子这么碍眼，辜鸿铭却引以为豪。他留着辫子，但从不说一堆死忠的话，而时常以幽默化解人们对他辫子的好奇。

学生们嘲笑他的辫子，他平静地怼了回去：“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在一次饭局上，辜鸿铭主动跟胡适聊到，去年（1920年）张勋过生日，辜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他让胡适猜下联是什么？胡适一时想不出好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你对的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

他又问：“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胡适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

辜的日本友人萨摩雄次说，若有人问及辫子的事，辜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辜老先生，你这么爱调侃你的辫子，有考虑过辫子的感受吗？

2

辜鸿铭是一个狂傲的人。老实说，这种人不大好相处，但他的幽默个性恰好弥补了性格乖张的不足。所以他的同时代人，无论踩他也好捧他也好，都承认他是一个擅长搞笑的怪咖。

一天晚上，胡适的老同学王彦祖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吃饭，陪客中有辜鸿铭。

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北大教授，绰号“徐颠子”）。大家正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

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那晚的饭局，辜鸿铭讲了很多段子。有些段子，他还在不同场合反复讲，每次总添上新花样，搞得胡适暗发牢骚：哥，这段子我都能背诵了。

辜鸿铭在饭局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

安福俱乐部当权时，规定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

辜鸿铭说，有个留学生小政客来运动他投一票。他称文凭早就丢了，小政客不依不饶，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

双方讨价还价，敲定了辜鸿铭现场投他一票可得四百元。

选举前一天，钱和选举入场证都送来了。辜鸿铭立马跑去天津，把四百元花在了妓女身上，逍遥了两天才回北京。

一回到家，小政客追上门大骂他无信义。辜鸿铭拿起棍子，指着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

说完这个故事，辜鸿铭对胡适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的孔教会要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

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

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辜老先生，你这么爱聊天，还不漏机锋地把白话诗讥讽了一下，有考虑过胡先生的感受吗？

3

像辜鸿铭这样的耿直之人，确实能控制住场面，反客为主，但也经常把天聊死。

1902年，辜鸿铭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做秘书。是年慈禧生日，湖北各机构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钜万。张之洞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参加，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

辜鸿铭在座陪宴，忍不住对两湖书院院长梁鼎芬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

梁鼎芬心想，这个聊天的开头有档次，就说：“要不你编一个试试？”

辜鸿铭想了一下，说：“余已得佳句四句，君愿闻之否？”梁鼎芬说：“听啊。”辜鸿铭说：“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当众搞怪讽刺大领导，这个天别人没法接啊，于是就聊死了。

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咖。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

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有，法子很简单，把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这……好吧，今天天气哈哈哈。

辜鸿铭后来虽然被视为保皇党，但他从不谄媚权贵，即便是总理、省长，只要看不顺眼，照喷不误。

人家说，中国将亡于外交失败，或亡于无实业。辜鸿铭说，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也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也。“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做起。”

有人对辜鸿铭说：“你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为什么在世上行不通呢？”辜鸿铭回应：“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借机讽刺社会实行的是“王八蛋之道”，在清末不正一针见血吗？

林语堂说，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

辜老先生，你这么犀利，难怪在官场混不好。

4

都知道鲁迅骂人厉害，文风似匕首。其实，辜鸿铭骂人的艺术一点也不比鲁迅弱，而且更加形象、幽默。

辜鸿铭骂袁世凯，那是一如既往地骂，哪怕袁世凯权势正炙。

1907年，袁世凯与张之洞以封疆大臣同入军机。一次，袁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不是讲学问的，只是办事的。”

辜鸿铭后来听说了，对袁的幕僚说：“这话说得很对，但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之外，我不知道天下有什么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这境界，骂人真不带脏字。我每读这段轶事，总是忍不住笑场。

辜鸿铭在洋人面前也骂袁世凯。一个洋人跟他讨论西方人分贵种、贱种，辜鸿铭借题发挥说，对，人说袁世凯是豪杰，在辜某人看来，袁就是一个贱种。

这是近乎不留口德地骂了。辜老先生，你跟袁世凯什么仇什么怨啊！

后来，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还真的在骂声中死去了，辜鸿铭尤为高兴。北洋政府要求举国上下哀悼三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辜鸿铭专门请来戏班子在家中唱戏三天，邀请中外友人一起开心。

辜老先生，我就欣赏你这股到老依旧叛逆、不与红人妥协的精神。

5

辜鸿铭的幽默不用来骂人，用来干点别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比如，用来向洋人宣传中国传统。

辜鸿铭在英国读书时，每届冬至，必在他住的房间内备陈酒馔，遥祭祖先，表示不忘本。

他的英国房东太太等他叩拜祖先完毕后，必定笑嘻嘻地问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来吃喝你为他们备的这些酒馔？”

你猜，辜鸿铭怎样回答？他说：“就在你们的祖先来闻你们所献鲜花的时候。”

一次，辜鸿铭到一洋人朋友家中参加饭局，就他一个华人，众洋人就推他居首座。席间，洋主人问辜：“孔子之教有何好处？”

辜鸿铭逮到发挥的机会了，说：“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

你看，幽默、会说话的人就是不一样，这广告无缝植入，堪称完美。放在今天，辜鸿铭绝对是海外孔子学院首席形象代言人呐。

其实，这种幽默手法正是辜鸿铭的长项。无论日常生活还是教书著述，他凭借渊博学识，都能就近取譬，博人一笑，又有所得。

他在北大教英诗就是这样。据罗家伦回忆，辜讲英国诗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洋离骚”。

传播新的知识思想需要就近取譬，实现语言的本地化让人产生天然的熟悉感。辜鸿铭做到了。

今时今日，假如让辜老先生来解释“共享经济”，他会怎么说？

以他老不正经的性格，肯定会说：共享经济古已有之，青楼妓院是也。

6

我为什么要写辜鸿铭？

林语堂说过，辜鸿铭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生厌，因为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辜鸿铭学识足够渊博，做人足够幽默，阅历足够丰富，这些都是他的资本。但这些东西，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拿来变现，比如变成一个滑头的投机派，保皇兴就顶保皇党，共和旺就走向共和。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固执地做那个最保守的人，简直笨得可以。

但这一“守”，守住了真性情。

保守，就是不随大流。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坚持终生不随大流，则是难上加难。想想看，你一个人在路上走，往前走，往后走，都没有压力，但是，当你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往你相反方向跑，这时候你心里不发毛？不想掉头拔腿跟着他们跑？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便鸦片战争打了败仗，举国上下仍然坚定地认为洋人不过是炮舰做得好，要论文化和制度还是咱中国牛。大背景如此，做一个守旧的人是很容易的，趋新就很难了。

这时候，有勇气离队自己走的人就值得敬佩。比如徐继畲，一个地方政府官员，在《共产党宣言》问世的同一年出版了《瀛寰志略》，告诉国人要正视西方制度优点。

到了清末民初，辜鸿铭主要活动的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风气倒了过来，连最顽固的慈禧都开始搞新政了。

这时候，趋新是很时髦的，守旧就很难了。辜鸿铭的难得之处就在这里，整个社会都往一个方向跑了，他自己给自己壮胆，偏偏选择了反方向。

如果我们不开启上帝之眼来评价历史人物，仅就当时的社会情境来衡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那么，辜鸿铭无疑就是另一个维度的徐继畲。他们的选择都把他们推向了最难的处境，但他们都不在乎。

内心这么强大的人，多少要有点偏执症才顶得顺吧。

做一个幽默、有趣、嬉笑怒骂无所忌讳的人，或许也是辜鸿铭为自己壮胆的一种方式。

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一个清瘦的老人拄着杖子走过，戴着标志性的瓜皮帽，留着小辫子，但他的背影那么长，那么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