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苦受难的大人物

受苦受难的大人物

王维:史上最著名“佛系诗人”,他的人生可以复制

天宝三载(744年),正月,唐玄宗亲自倡导了一次盛大的饯别活动,规格之高,仪式之隆重,参加人数之多,均属空前。

饯别的主角是写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贺知章。当时他已经85岁高龄,因病恍惚,上疏请求告老还乡。玄宗同意了。

身在帝都的高官基本都参加了饯别活动,可谓大咖云集。

唐朝的规矩,你懂的。但凡送别,一定要作诗,或者折柳枝。于是,有37人当场写了送别诗,流传下来。连唐玄宗都写了。这跟我们现在搞欢送宴会,都要合影发朋友圈一个样,区别可能是格调有高低吧。

参加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很特别。他是一年多前,唐玄宗特意下诏征召进京的,当时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与贺知章喝过酒,都是“酒中八仙”天团成员。

他叫李白。

而我今天要写的主角是王维。按照通行的说法,他与李白同岁,都出生于701年。

时年43岁的王维,并没有参加这场著名的饯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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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为什么缺席这次活动?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话题,没有标准答案,因为王维从未说过他为什么缺席。我们只能去找一种相对合理的解释。

很多人认为,王维缺席,是因为他躲起来了。一个山水田园诗人,跟这种热闹的氛围不搭。

这个解释看似最符合我们对王维的认识,其实是错的。

王维没有躲起来,他当时任的是一个叫侍御史的从六品上官职。官阶太低,没资格参加。

而李白获邀参加的两个要素,王维一个都不具备—他既不是唐玄宗的红人,跟贺知章也不曾过从。

有些人,有些事,错过就错过了。

贺知章返乡后,没多久就过世了,王维再无缘与这名旷达、好酒的老诗人相识。

更大的遗憾是,盛唐诗坛的两个大咖,李白与王维,彼此错过,终其一生,未曾晤面,互不相识。

他们都曾在相同的时间待在相同的城市,都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他们肯定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他们的生命与诗均没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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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说,李、王二人不相识,是李白看不起王维,不屑认识这个人。

这个理由,确实道出了两人的性格差异,一个狂放不羁,藐视一切,一个谨小慎微,服从流俗。个性张扬的人,往往会把内敛平和的人看得一无是处。

但从现存的诗作来看,两人应该在暗暗较劲。

比如,都写思念,一个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个写“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都写送别,一个写“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一个写“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都是唐诗细分类别的扛把子之作,几乎难分伯仲。

现在,李白的诗名比王维盛,但他们的同时代人殷璠则认为,王维与王昌龄、储光羲才是开元、天宝诗坛的代表人物。

即便到了后世,说唐诗,李、杜以下,一定要说到王维,而且很多人私底下更喜欢文人味十足的王维。不仅因为他的诗,最关键是他的为人更符合大众审美—他的个性与经历不难模仿,但李、杜的就很难。

比起李、杜单纯以诗人身份扬名,王维的才艺也更为全面,在古代文人所能精通的领域,他都玩得很溜,耍出了新高度。他的书画、音乐与禅理,几乎跟他的诗一样出名。这样的全能型选手,恐怕只有后来的苏轼能跟他拼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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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后世读者的眼里,贴在王维身上最主要的标签还是山水田园诗人。

孟浩然是王维的朋友。开元十七年(729年),孟浩然到长安考进士,没考上,做了一年北漂,看不到出路,遂在冬天来临的时候南下,返回襄阳。走前,给王维写了一首诗: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诗中充满了怨愤和牢骚,一会儿说当权者没一个肯提携他,一会儿说世上知音太难觅。这么痛的倾诉,显然没有把王维当外人。

王维回赠了他一首诗: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全诗都在鼓励和安慰孟浩然,劝他回乡隐居,没必要辛辛苦苦跑到帝都献赋求官,就差说出“不要像我一样苦”。

其中,有多少王维自己的心声代言,有多少他自己渴望而不能及的隐居梦想,赠诗的人和受赠的人何尝不清楚?

王、孟这两个当朝最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恰是最矛盾、最纠结的两个人。也许,只有他们理解彼此的痛苦。

简单说来,王维一生都在做官,却拼命想归隐田园;而孟浩然一生归隐田园,却拼命想做官。

王维大半辈子的仕途很不顺遂,孟浩然却比王维还坎坷。可以说,王维是被生活逼着做官,孟浩然则被倒霉气儿逼着归隐,连做官的机会都没有。

这次分别后12年,王维经过襄阳的时候,老友已经过世。他的伤心,化成了《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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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是个才气逼人的人,17岁就写出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样的教科书级别的名诗。

但他的性格远远配不上他的才气。

一般来说,才气爆棚的人都有睥睨一切的自信和自负,比如李白。王维不一样,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很丧的才子。一生软弱无力,谨小慎微,与世无争,却又不甘放弃,不敢对抗。

他被称为“诗佛”,倒很贴切。这就是个佛系诗人嘛,都行,可以,没关系。

这种性格的养成,与他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他是家中长子,童年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遗下几个弟妹,很早就需要他担起家族重担。

15岁,他带着小一岁的弟弟王缙到帝都闯荡,凭借一身才华,很快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岐王李范,李隆基的弟弟,一个热心的文艺赞助人,很欣赏王维。

唐代科举制,试卷上不糊名,主考官不仅评阅试卷,主要还参考考生平日的诗文和声誉来决定弃取。所以,准备应试的士人提前结交、干谒名人显贵,向他们投献作品,争取他们的推荐和奖誉,是当时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风气。

王维不能免俗。据说正是岐王的推荐,王维21岁就中了进士。

这时的王维意气风发,颇有功名事业心,不过很快就被现实痛击成了佛系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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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刚做官没几个月,人生遭遇了一次暴击,在太乐丞任上被贬出京城。

事情源于一次有僭越嫌疑的舞黄狮子活动。

史载,王维在别人的唆使下,让属下的伶人舞黄狮子。黄狮子当时是一种“御舞”,非天子不舞。

结果,王维和他的上级、太乐令刘贶都遭到严重处理。刘贶的父亲刘知几替儿子求情,也遭到了贬谪。

王维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更为致命的是,这次事件使得王维被唐玄宗列入了黑名单。整个玄宗朝,王维的官运都很黑,这几乎摧毁了他在官场上的所有信心。

唐玄宗为何下手这么重?

根据陈铁民等学者的分析,这跟唐玄宗与诸王的权力斗争有关,王维可能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政治牺牲品。

唐玄宗为了巩固皇权与皇位,担心他的兄弟们形成有威胁的势力,颁令“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王维出仕之前就是岐王、薛王等诸王的座上宾,又犯了黄狮子案,刚好戳到唐玄宗的隐痛,于是此后都得不到这个皇帝的好感。

承受着与理想渐行渐远的苦楚,王维离开了长安。

他不知道的是,这只是他波折人生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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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20多年间,王维基本是帝国政坛的一个零余人。他长期在诗中自称“微官”,真不是自谦,是事实。

尽管在张九龄当宰相期间,他膜拜张的人品,跟张写诗“跑官”,得了个右拾遗的官职,很是振奋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李林甫的上台,张九龄的被贬,把他的这点光芒也扑灭了。

他是一个心中有是非,但不敢公开对抗的人。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被挤出朝廷,王维还给张写诗,倾诉知遇之恩。

与此同时,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几年间,王维仍做着他那可有可无的“微官”。他并非没有擢升的机会,李林甫的亲信苑咸曾言及王维久未升迁,言外之意,王维如果有意向,他可以帮忙操作。

不过,王维以一种相当委婉的方式拒绝了。他在回赠苑咸的诗里说:“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表面是称颂李林甫大公无私,禁绝走后门,实质是表明他与李不是一路人,不屑去趟浑水。

这件事,可以看出王维的底线。

然而,他既然不屑李林甫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不干脆辞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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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王维不是一直向往田园生活吗,为什么不学陶渊明辞官归隐呢?

开元十五年(727年),王维在结束了济州的五年贬谪生活之后,到了淇上当小官。此时,才26岁的他已萌生了归隐心志。

经过一番衡量,他认定陶渊明的活法并不可行。

说到底,父亲早逝,长子代父,他不忍推诿全家生计的重负。他在诗中说,“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所以“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不敢抛开这个包袱,自己一个人逍遥去隐居。

他还批评陶渊明,认为陶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成全了自己的勇气与尊严,却把眷属带入了生活极度清苦的境地,实际上是一种纯粹为己、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

因此,即便深深感受到吃朝廷这碗饭吃得很辛苦,很痛苦,王维也不敢效仿陶渊明的活法,拂袖而去。

他很现实地明白,隐居是要花钱的,为了隐居得起,他不得不为官。

中年之后,他已无意仕途,纯粹为了俸禄和家族责任而在官场待着。身在朝廷,心在田园,过起了时人称为“吏隐”,即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

对他来说,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生活不仅有田园与诗,还有眼前的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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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命运跟王维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在他人生最苟且的时候,突然迎来了最戏剧性的转折。

安史之乱期间,王维未能逃离长安城,被乱军俘虏到了洛阳。一番威逼之下,他出任了安禄山授予的伪职。

唐军收复两京后,新帝唐肃宗对投降安禄山并接受其伪职的官员,进行逐一处理。王维作为典型的“陷贼官”,本应处死,却出乎意料地被唐肃宗免了罪罚,而且还升了官。

《旧唐书》对此的解释是,王维在出任伪职期间写了一首诗,表明他对李唐的忠心,唐肃宗读到后对其产生原谅心理;此外,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去自己刑部侍郎的职务,为哥哥赎罪,所以王维最终得到了宽宥处理。

这时,一直很敬重王维的杜甫,也站出来写诗为王维辩护,赞扬他忠于唐室,能守节操。

关键时刻,是诗和弟弟救了他。

然后,他在仕途上竟然转运了,做到了尚书右丞,正四品下阶。这是他一生所任的最高官职了。

越是官运亨通,他越是不能心安。他无数次进行自我反省,开展自我批评,批评自己一生的软弱,痛恨自己出任伪职的经历,说“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许多话都说得极其沉痛。

这个时候,官位依然不是他热衷的东西,归隐之心更重了,佛教成了他最大的精神寄托。《旧唐书》说他“晚年长斋,不衣文采……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61岁那年,王维逝世。临终之际,弟弟王缙不在身边,他要了一支笔给弟弟写了告别信,又与平生亲故作告别书数幅,敦厉朋友们奉佛修心。写完了,舍笔而绝。

到唐代宗时,王缙应代宗的要求,进呈了哥哥的诗文集。代宗做了批示,肯定王维是“天下文宗”,诗名冠代,名高希代。

王维的诗名,在他死后达到了巅峰。

唐代宗还说,他想起很小的时候,在诸王的府上听过王维的乐章。

9

讲完王维的一生,我想起两个人。

一个是我原来的邻居陈叔,他是我老家区政府的公务员,到退休也就是政府办的副主任。他没有什么爱好,一下班就躲在自家书房练他的草书。

另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李谅,他是一个二线城市工商局的公务员,上班写材料,下班写现代诗。在他生活的城市里,他的诗友们无从想象他的职业,他在读诗会上的慷慨激昂,让很多人无法适应他手中的保温杯。

王维若生活在当代,他可能就过着陈叔或李谅的日常生活。他身上的烟火气太重了,尽管他有一颗不死的归隐的心,但他表现出来的,永远是那么接地气,小心翼翼扮演好他的社会角色。

他会用他做官的正当收入,购买和经营辋川山庄,给自己一处逃避现实、逃避网世的临时处所。在公余闲暇或休假期间,他回到辋川,沉溺于田园山水之中,写“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写“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才感觉舒服得不得了。

尘世被过滤掉之后,他把灵魂释放出来。

除了无可匹敌的才华,王维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讨好。他没有李白的敢爱敢恨,也没有杜甫的忧国忧民,他有自己的小世界,却不敢全身心投入。

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因此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

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心灵园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人生会感觉不一样的。

白居易:被一桩谋杀案改变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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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越来越根深蒂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与中央相对抗。不仅政令时常不出中央,连皇帝有时也不得不到外地避难。

唐宪宗李纯有心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主张用武力平定地方割据势力的宰相武元衡,力推朝廷拿盘踞在淮蔡的节度使吴元济开刀。

此时,势力范围毗邻吴元济的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感觉到有些不妙。尽管朝廷一直对他的拥兵自重采取绥靖政策,但此刻朝廷用兵讨伐吴元济,难免让他有唇亡齿寒之忧。

李师道的地盘,是当时占地最广、势力最大的一个方镇。别的节度使需要邀宠固位,通过讨好中央来巩固个人势力,但李师道不用这一套。

他的地盘包括了12个州,并占有今天山东沿海一带,得尽渔盐之利,有人口三百多万。这个独立王国自李师道的祖父、父亲、兄长,传到李师道已经历三代四世,堪称根基牢固。他们擅地自专,文武官员向来都是自己任命,也从不向朝廷上交贡赋。

说白了,不知中央为何物。

越是习惯土皇帝的日子,就越害怕改变现状。李师道敏锐地感觉到朝廷中有一丝不同往日的氛围。

宰相武元衡是积极主战派,主张用兵讨平叛乱,不能姑息养奸。御史中丞裴度受命到前方视察,向皇帝汇报情况时,也主张对藩镇用兵。这两人深得唐宪宗的信任。

李师道感觉,应该做点什么来阻止中央强硬派的抬头。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凌晨,有刺客潜入京城,杀死了武元衡,击伤了裴度。刺客还在现场留下纸条,上面写着:“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谁敢抓我,我就灭谁。气焰十分嚣张。

这起罕见的恶性政治事件引起京城大骇,朝野震动。

而其幕后指使者正是李师道,是地方割据势力企图以卑劣的暗杀手段阻挠中央武力削藩的决心。

事情发生后,朝臣们大为惊恐,纷纷给自己找保镖。保命要紧。

对这起“国辱臣死”的重大谋刺事件,反倒不见有人站出来追查和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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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一名闲官,此时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结果,原先缄默的朝臣们也都站了出来,不是跟着他呼吁早日缉捕凶犯,而是呼喊着要拿白居易问罪。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白居易。这一年,白居易43岁,人到盛年。他母亲四年前去世,所以他刚丁母忧服满后补官不久。

由于朝中没有人援引,他只是得了个闲官—太子左赞善大夫,即所谓“宫官”,太子宫内的官,不管实际政治上的事。

在母丧之前,他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是皇帝的近臣。向皇帝提建议,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习惯。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官,所以他也算出身官宦之家。但在唐代,除贵族和高品官外,官员并不能给后代很多庇荫,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也会有很大的升降变化。

在父亲去世后一段时间,白家的经济状况就一度陷入窘境,当时家在符离(今属安徽),因遭遇江淮水灾,白居易不得不往长兄白幼文任职的浮梁索米求救。

家贫多故,衣食维艰,前程如梦。可以说,白居易的青少年时期过得还是相当愁苦的。

他后来追认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为自己的近祖,实际上是瞎编的。目的是在注重门阀的时代,以此自高其种姓与门第。但他如此在意自己的出身,不惜附会世系,杜撰郡望,可能也与青少年时期作为寒族子弟的不愉快经历有关。

只有在科举路上顺风顺水的时候,白居易才会不无自得地强调,他完全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全靠实力取得成功。

多年后,他在给好基友元稹的书信中,回忆当年为考进士到底有多拼,白天和黑夜都在读书,废寝忘食,以至于内分泌失调,口舌生疮,皮肤无光泽,年纪轻轻就齿发衰白。

命运总会眷顾拼命的人。

唐代考进士很难,有句俗话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9岁,白居易就考中了进士。这是相当了得的成就,以至于他一度自夸“十七人中最少年”,在同时考中进士的17人里面,他最年轻。

此后,他的考霸地位不可撼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三登科第”,顺利得到官职—秘书省校书郎。经历多年的困顿漂泊后,终于在京都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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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武元衡被刺后,白居易不顾自己东宫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上书言事,亟请捕贼雪耻。

后来,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站出来,说:国辱臣死,这样前所未有的事,就算职位再卑微,也不当默默,而应倍感痛愤。

其实,早在六年前,白居易就对包藏祸心的李师道有过看不过眼的事。当时,李师道奏请用私人钱财收赎太宗朝名臣魏徵的旧宅,以此为自己树立形象,捞取政治资本。唐宪宗未能识破李师道的用心,宣称“甚合朕心”,并让时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撰写《与师道诏》。

白居易则借写诏书的机会,表达了他的意见。他说,魏徵是先朝忠臣,其宅第是唐太宗特赐,李师道是什么人,竟有资格收赎魏徵旧宅?他建议,收赎魏徵旧宅这件事,不能让李师道参与,而要中央以官钱收赎,归还魏徵后人,以表彰忠臣。

史书记载,白居易的意见最终被采纳。这才避免了世代叛逆的李师道,出钱为忠臣魏徵的后裔济穷这么讽刺的事情发生。

然而,这次面对李师道指使的刺杀宰相案,朝臣们的所作所为却远远出乎白居易的意料:他们对刺杀案“默默”,对白居易的仗义多事却相当“痛愤”。

他们安在白居易身上的第一个罪名是,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就是说,谏官没讲话,他却先讲,不应该。

这基本是一条莫须有的罪名。白居易后来申辩说:“朝廷有非常之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

意思是,我自认所作所为出于忠愤,你们说我狂妄,那也无所谓,但要以此给我加罪名,确实就过火了。

然后,平素憎恶白居易的人,拿他四年前刚去世的母亲做文章,给了他另一条罪名:伤名教。

这些权贵诬陷“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

名教,即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这种恶毒的毁谤,正在于构陷白居易犯了有悖人伦的“不孝”的大罪。

白居易的母亲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确实是堕井而死。不过,白居易对母亲十分孝顺。他当年高中进士后,未参加完长安城的一系列庆祝仪式,就赶着回家,为了将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母亲。

权贵的中伤,使得白居易有口难辩,悲愤莫名。

最终,白居易遭到贬官。先是叫他去做长江以南边远地区的刺史,接着,一个叫王涯的中书舍人落井下石,说白居易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于是追回前诏,改作了江州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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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遭贬谪的经历,几乎完全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走向。

在谪迁中,他常常以“忠而被谤”的屈原、“明时见弃”的贾谊自况,可见其承受的冤抑与忧愤是何等深重。

那么,朝中权贵为什么要集体为难白居易呢?

这得从他从政后犀利的政治态度说起。

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白居易,起初是幸运的。他以卓越的文学才能蜚声朝野,很快就被擢居皇帝近职,能够以左拾遗和翰林学士的双重身份参与朝政。

唐宪宗一开始对他很是赏识和信任。他提出的一些刷新政治的举措,也得到了采纳。

他干预时政的手段,除了谏章、廷议之外,还有大量的政治讽喻诗。

或许,正是这些讽喻诗,使得白居易四面树敌。他后来在给元稹的信里说:“闻《秦中吟》者,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这些讽喻诗太犀利了,几乎把权贵朝臣都得罪光了。

人家写诗,多的是风花雪月,而白居易却写成了匕首投枪。终于,他也为自己的不为身谋、不识忌讳、勇于言事,赌上了政治前途。

那些曾被他指名道姓公开抨击,或曾以某种类型的恶德出现在他诗中的政敌们,逮住机会,联合起来,让白居易有多远滚多远。

官场险恶,人过四十的白居易才算第一次深深地领教到。

更让他绝望的是,明知官场险恶无理,没有背景的人却永远无能为力。

他的思想,在经历此次贬谪后,急遽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他在诗中,写尽了这种无奈而现实的转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带有浓厚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讽喻诗相比,感觉像是两个人写的。

于是,积极干预现实的讽喻诗逐渐写得少了,释愤抒怀、怡情适性的感伤诗,特别是闲适诗日渐成为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主流。

是的,人家赏识你,是希望你的歌唱得跟夜莺一样动听,不是希望你来充当饶舌的啄木鸟。

当白居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此后,尽管他重新得到起用,三任刺史,两度回朝担任要职。但是,他平淡处之,绝不恋栈,甚至辞去刑部侍郎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主动提出分司东都,即到洛阳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官。

学术界通常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从前期的积极用世“兼济天下”转向后期的知足自保“独善其身”的分界线。这是极有道理的。

5

我每次读白居易的传记,时常替他感到惋惜:一个奋进有为的中青年干部,怎么就慢慢变成了一个闲适无为的老干部?

在唐代诗人排行榜前三甲中,白居易是最有从政条件和能力的一个。

正如许多学者所论,李白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和文学才华,但不谙封建体制之规则,且志傲性绝,无法适应统治集团的运行规则;杜甫同样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且有奉儒守官的家世背景,但性情敦厚,“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和识器,跟李杜很接近,而政治能力高出李杜一大截。

按照正常的路径设计,白居易应当属于政治,属于朝廷,完全有条件以匡时济世为终身职志。

但是,江州之贬后,他逐步修正自己的人生轨道,在政治上几乎自暴自弃,不像早年那么勇于任事,敢于直言,自觉地与朝政保持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实施一种自保全身的策略。

后人评价,说他“晚年优游分司,有林泉声伎之奉,尝自叙其乐,谓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钱有闲、整日作乐的老干部形象了。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57岁的白居易写了一首名叫《中隐》的诗,里面有句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诗中所申述的,是坦诚得近乎露骨的贵族阶层的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为官而不太作为,圆融而近于圆滑。

初读这首诗,我对晚年白居易还是挺不屑的。

你有本事直接学陶渊明辞官归隐,不然就学屈原抗争到底,搞这种中庸的路线,深得传统文化的毒害,跟当年那个犀利的中青年干部已经形同陌生人了。如果晚年白居易遇上青年白居易,他会不会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

但是,随着对白居易身处时代的政治环境的进一步了解,我最终对白居易的人生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曾经努力过,试图改变命运,改变社会,改变政治,但他失败了。

他曾经踌躇满志,发起新乐府运动,希望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但他失败了。

他在失败中认识到,那个年代,固化板结的政治局面,包括党争倾轧、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这些都不是他一个白居易能够改变的。

白居易的失败与退化,实际上不应当认为是他的错误,而是时代的错误。

一个人当然要奋进拼搏,但能否有大作为,还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当时的历史进程,显然不适合白居易这样的人有大作为。

他晚年炫耀家妓,沉溺声色,被认为“忆妓多于忆民”,也不应被简单鞭挞为“好色无良文人”。毕竟,那个年代,文人狎妓,是风流而不是下流,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古人的世界。更何况,他的纵情声色,也是出于逃避政治的需要。

一个人在从政的道路上,可以有所选择。可以选择做好官,可以选择做坏官。可以选择不畏权势、洁身自好,可以选择卑身屈节、同流合污。白居易始终没有选择后者,无疑是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在当时的官场上,像他这样超脱不站队的选择,同样需要莫大的勇气。

白居易死于会昌六年(846年),享年75岁。死前一年,他对自己晚年风情不减、尽日游嬉有过反思,说“事事皆过分,时时自问身”。

那个时候,老诗人应该会想起,他刚步入仕途,在京城租下宰相关播住过的宅子。宅子的东南角有一丛竹子,是当年关播手植,经过白居易重新修剪打理,形成了一片清幽的环境。随后,他写了一段文情并茂的文字《养竹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为庭实焉。

竹子,也是初入仕途的白居易的一种自况。

终其一生,尽管他有过后悔,有过失败,有过转折,有过颓废,但他可以说,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做到了中立不倚,节概凛然,就像竹子的品质一样。

这,或许才是白居易最可贵的地方。

苏东坡:一时的朋友很多,一世的朋友极少

距今981年前,四川眉山境内的彭老山百花不放,草木枯萎,禽鸟高飞,野兽远走。一座秀丽之山忽然变成荒瘠之地。

多年以后,眉山的乡亲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年,一位不世出的伟大天才在当地诞生了。彭老山的灵秀之气,独钟于他一人身上,才出现了这种怪异的现象。

你看,连民间传说都要为他的伟大背书。

这个人就是苏轼,眉山人,生于1037年。

苏轼一生,逆境多于顺境,苦难多于安逸。但一切都被他随手扭转过来,谈笑间他已修炼成了一个至死不渝的乐天派。

苏轼交游广泛,据学者统计,他的朋友圈有好友近千人。他自己曾不无得意地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但是,他一生所遇、所交的朋友真的都是好人吗?他没有把谁拉黑或删除吗?

他曾经的挚友章惇,他终生的密友王巩,最终在苏轼的朋友圈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交朋友,三观相同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苏轼将要告诉我们的。

1

你有朋友,我有朋友,但是,朋友与朋友的含金量是不同的。

有的朋友只在酒酣耳热之际,酒醒了,连哥们的名字也想不起来。有的朋友只在富贵繁华之时,没落了,朋友们都得了健忘症。有的朋友只值五毛钱,不用一块就把你卖了。还有的朋友能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

苏轼的朋友有很多种,章惇无疑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种。

章惇是福建人,比苏轼大两岁。他们同在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科举考试,都是牛人,所以都考上了。

然而,章惇一看侄子章衡的名次比他好,一股不服输的牛劲儿逼得他两年后重考,结果,又考中了,还得了个甲等。这才心满意足地做官去了。

那个时候,苏轼与章惇都很年轻,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

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苏轼的性子很直,一辈子学不会阿谀奉承,他这样捧章惇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那个时候,两人几乎无话不说,情同手足。

宋人笔记记载,一日,章惇坦腹而卧,看到苏轼来了,就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你说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家事。”章惇大笑。(很多年后,苏轼如法炮制,摸着大肚子,问了爱妾朝云同一个问题。)

连“谋反”这种可置人于死地的话都说出来了,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入世愈深,两人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愈大。苏轼偏向司马光阵营,同情旧党,章惇是王安石的铁粉,属于新党。两人的友谊小船面临考验。

朋友如衣服,功名如手足。苏轼很快就领教到了。

“乌台诗案”发生时,许多人再见苏轼跟见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苏轼也很“识相”,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

章惇的表现,却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他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

章惇据理力争,还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让苏轼感动得稀里哗啦。在下狱、初次流放的日子里,他屡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捧杀你的人,在你落难时是不会为你哭上一声的,而章惇真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

然而,恐怕连他们两人也想不到,这段患难相知却成了他们纯真友谊的回光返照。

此后,随着新、旧两党的轮番得势相煎,政治立场相异的两人卷入其中,越陷越深,交恶已形同路人。

来啊,互相伤害。

这是两人一度的状态,尽管他们身处政治漩涡,往往情非得已。

到了绍圣元年(1095年),章惇拜相,达到个人仕途的顶峰。

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修复两人的关系,但他没有这个肚量。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欲置苏轼于死地。短短两年内,将苏轼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

这次远谪对苏轼的打击特别大。年过花甲的苏轼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为自己做棺材。

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功名插朋友两刀。当年苏轼眼中的那股清流,早已与世俗合污,成了泥石流向他涌来。

宋徽宗上位后,轮到章惇倒霉。章惇被贬到了雷州,差一点也要过海了。

劫后余生的苏轼则表现出气量,他让章惇之子章援转告其父保重身体。

也许从前不是他们两人的错。任凭政治无限度介入他们的私谊,才是最大的错误。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40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是的,苏轼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倾轧迫害,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朋友比起来,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

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2

人的一生很短,又很长,长到可以分成许多阶段。

在这些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比如中学时代,我们会遇到一起踢球、一起结伴出游的朋友,等上了大学,这些玩伴已绝少往来。大学时代,我们会遇到睡在上铺的兄弟,一起泡图书馆、看美女的兄弟,等毕业后,很多人散了也就散了。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作单位,也都有曾经相从甚密的新朋友,然而这些密友,随着我们换城市、换工作而联系渐少,慢慢变成通讯录里的一个头像和号码。

仔细想想,你人生中90%以上的朋友,是不是都是阶段性的朋友?

不过,人生中也总有那么三五个密友,从一结交就注定终生,甚至比婚姻还牢靠。不管彼此身在何处,不管落魄与发达,不必黏在一起,无须刻意维持,你们的联系一直都在。要借钱,一个电话;很纠结,微信吐槽;想约酒,打个飞的。没有客套,不用啰唆,就这么简单率性。

对苏轼来说,这个终生的密友是王巩。

王巩出身名门,祖父王旦、父亲王素都是高官,他又是苏轼恩师张方平的女婿。但是,就算背景这么硬,王巩还是一生非显非达。这与他为人比较冲,说话太直有关。反正每次机会来了,新官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大宋的言官们就拿他开刀。

王巩如此落魄,苏轼其实负有部分责任。

“乌台诗案”中,遭受处罚的总计24人,其中最惨的就是王巩。事主苏轼才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而已,而他只是受牵连,竟一下子被贬到了宾州(今广西宾阳)。

苏轼对此十分心痛,满怀抱歉地说,王巩“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苏轼一开始担心王巩对他心有怨恨,一直不敢给他写信。

没想到,王巩压根儿不在意,更无怨恨。到宾州后,他主动给苏轼写了信,对牵累之事只字不提,尽管在流放的日子里,他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本人也大病一场,差点客死他乡。

苏轼恨自己小人之心,对这个朋友的了解远远不够。

患难见真情,生死定知交。两人的友情由此上到了新阶段。此后,从黄州,一直到惠州,宦海沉浮,苏轼与王巩的联系未曾断绝。

苏轼的豁达乐天,肯定受了王巩的影响。他以刚强的面目示人,却时不时在给王巩的信中吐槽流放生涯的各种不如意,末了不忘加上一句:“勿说与人,但欲老弟知其略尔。”

王巩小苏轼11岁,苏轼在信中会以“老弟”相称。意思是,老弟啊,这些牢骚困惑我就跟你一人说,你敢说出去我跟你急。这显然是密友间的“私房话”了。

正因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苏轼也才会直指王巩的隐私,让他注意点儿。

王巩好女色。苏轼说,女人是狐狸精,希望老弟以道眼看破。这还不过瘾,苏轼还在信中像唐僧一样碎碎念,说你就把我这封信当座右铭制止欲念吧。

此后的信中,苏轼反反复复叮嘱王巩远离女色,保重身体。“言不可尽,惟万万保啬而已。”“未缘言面,千万保啬,不一一。”“回合未可期,惟千万保啬。”

总之,唠叨起来,没完没了。不是掏心掏肺的朋友,不会如此再三说对方的性生活。

王巩后来说: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苏轼字子瞻)为耐久。

“耐久”两字用得妙极。我们可以想象两人友情的保鲜期很长,长到终生质保;也可以想象苏轼不厌其烦,反反复复规劝好友的样子。

有研究者统计苏轼一生中与人交游的频率,发现高居榜首的正是王巩。

人生得遇王巩,苏轼足矣。王巩得遇苏轼,亦是如此。

因为,这种朋友绝不会分你我。

王阳明:你只看到他的传奇人生,看不到他的百死千难

王阳明与唐伯虎没什么可比性,但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点。

他们是同时代人,王比唐小两岁。两人都是江浙人,王是浙江余姚,唐是江苏苏州。

他们应该互不相识,不过,有过两次擦肩而过。

一次是在1499年,他俩都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此前两次会试失利的王阳明,这次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以后想退都退不出来。而唐伯虎此前考试相当厉害,此次却身陷科场大狱,从此成了体制的弃儿。

另一次是20年后,1519年,宁王朱宸濠之乱。

王阳明用35天终结了宁王密谋了许多年的叛乱计划,建立了一生中最大的事功。而唐伯虎曾应聘宁王府,后来看出朱宸濠心怀不轨,果断装疯卖傻,逃回家乡。不然的话,这一年,他将成为王阳明的俘虏。

这两段彰显人生分野的交集,固化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王、唐印象:王阳明的成功,唐伯虎的失意,都是历史的定论。

果真如此吗?

并不是。唐伯虎固然是失意的才子,但王阳明绝对不是成功的模范。他们都曾饱经苦难,百转千回,才活成了人应当活的样子。

内心强大的人,自带光芒。尽管他们的光芒照见了不同的人群。

1

30岁之前,王阳明的人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说得直白点,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他少年时期喜欢习武,不肯专心读书,总是偷偷溜出去做孩子王,左右调度,如战场上排兵布阵一般。父亲王华见了,很生气:“我家世代以读书显贵,用得着这个吗?”他反问一句“读书有什么用”,把老爸气得够呛。

后来一度喜欢诗文,打算做一个才子文学家。不过,很快就又兴趣转淡。他的文友们颇感惋惜,他笑着说,即便学如韩愈、柳宗元,不过为文人,辞如李白、杜甫,不过为诗人,都不是第一等德业。

口气很大,然而什么是第一等德业,他心里其实也很懵圈。

他对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感到不满足,想用实践去验证这些大学问,结果一无所得。最典型的道理是“格物致知”,于是他对着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格了三天三夜,只格出一场病来。

然后,他又转而做起一名道系青年。新婚之日,遇见个道士,两人畅聊养生成仙之道,不觉天亮了才回家。老丈人派人找了一夜,都没找到这个女婿。

他曾在九华山寻访著名的仙家,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个奇人,一心想跟人家学习,结果,一个说他“官气未散”,另一个只对他说了句玄语“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没了。

他还曾是一名佛系青年。

一直到30岁之后,确切地说是在31岁的时候,他才感到佛、道都不靠谱。原因很简单,这年八月,他在山中修炼,据说状态很好,但忽然想念起祖母和父亲来,因此果断放弃了这条路。

2

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说过,很多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死去了。因为一旦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都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王阳明几经摇摆,终于未在这个年龄“死”去,他获得重生,此后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与此时截然不同。

他还开始以自己的经历去开导别人,有那么几分人生导师的意思了。

他在杭州西湖边的寺院看到一个枯坐的和尚,人家说这和尚不视不言静坐了三年。他遂绕着和尚走了几圈,突然站定,大喝一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

和尚猛地惊起,即开视对话。

他盯紧和尚,问其家人。和尚答:“有老母在。”又问:“想念否?”答说:“不能不想。”

他最后告诉和尚,听从内心良知的召唤,好好生活。第二天,和尚打包离开寺院,重返人间。

而王阳明自己,一生的大转折也将到来。

3

人生没有定则。没有人能够告诉你20岁应当怎样,30岁应当怎样,40岁又应当怎样。任何时候,只要听从你的内心就够了。

34岁那年,王阳明仗义执言,上疏请求释放正直的言官,由此触怒了大太监刘瑾。结果被廷杖四十,下了诏狱,谪贬至贵州龙场驿当驿丞—一个遥远的未开化之地的卑微小官。

刘瑾并未放过他,一路派锦衣卫跟踪,欲加谋害。王阳明伪装投江自杀,这才躲过了盯梢。

祸不单行,他乘商船在海上遇台风,命悬一线。

他有过隐遁不仕的打算,但担心连累父亲,便遵从内心的良知,去了龙场驿赴任。

他带去的仆人都病倒了,他反而做起了仆人的工作,种菜、砍柴、取水,为仆人们做饭、洗衣、熬药,直到他们痊愈。大家对当地闭塞的环境叫苦连天,他遂充当一名诙谐的段子手,时时活跃气氛。

人生无法选择顺境或逆境,但可以选择对待顺境或逆境的态度。

熬过苦难,回报将无比丰厚。一天夜里,王阳明忽然大彻大悟格物之旨,不觉欢跃而起,若痴若狂,随从们都被他惊醒了。

原来,他体悟到程朱理学果然错了,圣人之道不应向外在事理求之,而是向内在求之,“心即理也”。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后来被称为“龙场悟道”。

如果人生是一碗中药汤,苦涩难咽,唐伯虎往里面加点糖,笑着喝下去,而王阳明就要这种原味,一口闷下去。

4

这一年,王阳明人生已经过半,但在世人眼里,他的人生才算正式登场。

刘瑾死后,他结束了三年的罪人生活,赴江西庐陵任知县。此时,他颇为踌躇满志,写过一首诗,里面有这几句:“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澜岂易摧!”

他到哪都不忘讲学,想要把他的发现告诉更多人。信服他学说的人越来越多,以他学说为“异端”的人同样越来越多。

他说,世间有两种人,或是不解思维即任意去做,或是悬空思索不肯躬行。

而他,砥砺自己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他自己后来总结说,我43岁以前,做事还尚有乡愿意思(考虑个人得失)。现在开始,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即便天下人都说我太狂,我也只依良知行事。“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

王阳明的宝贵之处在于,他不像过去或现在的许多“大师”,垄断了成为圣贤的专利。他没有。

他的核心理念是,人人皆可成圣,意即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神圣的意义。

王艮,王阳明最著名的学生之一,是个狂傲不羁的人。有次王艮出游归来,王阳明问他:“都看到了什么?”王艮答:“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

王艮这么回答,是有意怼老师,因为王艮始终认为圣人是遥不可及的。

王阳明听出他的话外音,于是借力打力,跟他说:“你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满大街的人看你也是圣人。”

这句话,放在今天,指导人生仍然颇具深意。当你心中饱含包容和善意的时候,别人也会回敬你包容和善意。

5

很多人喜爱王阳明,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空头学问家,而是一个实在的行动派。理由则源于他一生的三大事功。

但很少人知道,在这些表面的成功背后,隐藏着多少苦难困厄。他的每一次“成功”,都招来忌妒和毒箭。以至于他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战果,他都随时做好了退出的准备。

他平定过南赣的造反,但他未曾居功自傲,而是希望朝廷改良政治,不要再造成类似的造反。他自己只求归隐老家。最终未获批准,他只好在仕途路上,一直走下去。

他在给别人的信中说,仕途如烂泥坑,勿入其中,鲜易复出。

在最好的时候,做最坏的打算。所以他的心境,始终是平的。

然后就是最著名的平定宁王之乱。当时他要去福州,路过丰城,得知朱宸濠造反的消息,于是先斩后奏,毫不犹豫地担当起平叛的总指挥。

当王阳明把擒获朱宸濠的消息上奏的时候,荒唐而奇葩的正德皇帝自封威武大将军,正行走在南下平乱的路上。皇帝身边的小人觉得“好事”都被王阳明坏掉了,遂诬告说,王阳明先与朱宸濠通谋,只是后来看到形势不利时才擒获朱宸濠。

各种毁谤与刁难,如影随形。朝廷说好的封爵行赏,也都成了空头支票。

面对毁誉,王阳明轻描淡写,说自己不过凭良知信手行去,做得个狂者的胸怀罢了。

他根本不在乎。要是内心不够强大,他已经死掉好几次了。

在朝廷那边,他只是平乱的超级备胎。只有当国家有事,且无人可任的时候,朝廷才会想起他。

他晚年已卧病在床,圣旨下来,要他即刻到广西平定土司叛乱。他又做得很好,只是在当地改了政策,不费一兵一卒,就消弭了兵祸。

但因天气炎热,军务劳顿,他心力交瘁,又病倒了。不等朝廷同意,他自己就率性选择了返程。

嘉靖皇帝并不体谅这些,说他无诏行动,目中无朕。那些惯于诋毁的朝臣,也都出来添油加醋,说他是“病狂丧心之人”。

王阳明或许已经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算听到了,也从不放在心上。

6

从广西返乡的路上,王阳明病情日重。

一天,他从一个美得出奇的梦中醒来,问弟子:“到哪里了?”弟子回答:“青龙铺。”

王阳明又问:“船好像停了?”弟子回答:“在章江河畔。”

王阳明笑了一下:“到南康还有多远?”弟子回答,还有一大段距离。

王阳明又是一笑,恐怕来不及了。他让人帮他更换了衣冠,倚着一个侍从坐正了,就那样坐了一夜。

次日凌晨,他把弟子周积叫进来。周积跑了进来,王阳明已倒了下去,很久才睁开眼,看向周积,说:“我走了。”

周积无声落泪,问:“老师有何遗言?”

王阳明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向周积笑了一下,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他病逝于舟中,享年57岁。此时船位于江西南安地界。

曾经,有个叫徐樾的弟子,虔敬地希望和王阳明见上一面,王阳明答应了。

徐樾确信自己得到了心学的真谛。王阳明让他举例说明,徐樾兴奋地举起例子来。他举一个,王阳明否定一个。举了十几个,已无例可举,徐樾相当沮丧。

王阳明就指着船里蜡烛的光说:“这是光。”在空中画了个圈说:“这也是光。”又指向船外被烛光照耀的湖面说:“这也是光。”再指向目力所及处:“这还是光。”

徐樾很快又重燃兴奋之情。王阳明说:“不要执着,光不仅在烛上。记住这点。”

无论何时何地,无人能替你看顾自己的内心。我们行走在黑暗之间,没有星月,没有烛光,只有压力,只有苦难,路途陷入绝境,只在这一刻,遵从内心的选择,恍然就有光明在前。

此心光明了,世界便一同光明起来。

王阳明如此教导学生,他自己也如此践行到底,直到临终一语。

7

王阳明说,他的良知之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

纵览他的一生,其实失意连连。越到艰难处,他越发彰显内心的强大。

而你们认为他的人生开了挂,那已经是他身后许多年的事了。

王阳明在世遭诽谤时,好友湛若水为其辩诬说,若夫百年之后,忌妒者尽死,天理在人心者复明,则公论定矣。

湛若水说对了。在王阳明死后56年,得从祀于孔庙。

一切跟他作对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他则从提倡“异端邪说”的凡人,成了圣贤。

一直到晚明,他的心学塑造了整整一个时代。“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他说。

他对个体价值的肯定,撼动了传统的价值体系。晚明社会风气的自由奔放,追根溯源,不能忘了王阳明心学的启蒙。

在中国历史上,在心学之前,从来没有一种学说,能够如此肯定个体价值。

史学家余英时称之为“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他说:“(王阳明)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我们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和平民……这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

如果不是明清易代,清朝统治者再次祭起理学的大旗,中国肯定也会出现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时期。

即便在今天这个时代,学学王阳明,关注放逐已久的内心,或许有朝一日就会明白,我们所追逐的东西,十有八九都毫无意义。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王阳明以他的一生,书写了一个大大的真理—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内心。

致敬,王阳明!

唐伯虎:风流,是苦难的表象

没有人可以定义你的成败,除了你自己。

1523年,明嘉靖二年,秋天,一个苏州人草草过完一生,离开人世,享年仅54岁。他是那个时代的失败者,功名、家庭和事业,无一成功。虽曾大喜大悲,然而悲总大于喜。

离世前,他写了一首诗,把一个浪子的坦荡和无畏表现得淋漓尽致: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

地府阳间具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所谓人生,被这个濒死之人看得透透的。世俗的成功学,已然框不住他离经叛道、率性自为的生命轨迹。

同时代人鄙视他,嘲笑他,骂他失败者的时候,他早已没了往昔的愤怒,也没了辩解的需求,只是露出了长者般的微笑。

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内,晚明—一个人性大解放的时代到来,多少知识分子奉他为先驱、老师,高举他的旗帜,弘扬他的精神。

他在狂士李贽身上复活,在性灵大师袁宏道身上复活,在冯梦龙的小说里复活,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复活,在佳士得秋拍上复活……多少年来,他一次次“复活”,那些笑他骂他的人,早归尘与土。

一个失败者,“活”成了最成功的模样,而那些定义他失败的人,简直失败得一塌糊涂。

历史,跟所有人扮了个鬼脸;只有他,唐伯虎,报之以狂笑。

1

五百年前,唐伯虎生活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风流富贵地”—苏州,用画笔和诗笔铺开繁华胜景与奇幻人生。

整个苏州,天天都是“双十一”的狂热气氛,人们很嗨,花钱买快乐。穷人有穷人的乐子,富人有富人的乐子。用唐伯虎的诗来描述:

江南人尽似神仙,四季看花过一年。

赶早市都清早起,游山船直到山边。

贫逢节令皆沽酒,富买时鲜不论钱。

吏部门前石碑上,苏州两字指摩穿。

青少年时期,大概是唐伯虎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他出生在明成化六年(1470年),本名唐寅。伯虎,是他的字。曾祖父那一辈,唐家就在苏州阊门一带经商,家业传到唐伯虎父亲手里时,他们已妥妥地过上中产的生活。

父亲唐广德虽然是生意人,但他没打算让儿子走父祖辈的路。他为儿子请来老师,为其开启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

唐伯虎不负父望,很快脱颖而出。他性极聪颖,才锋无前,16岁参加秀才考试,高中第一名。小小年纪,在苏州文化圈名气不小。

此时,他结识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朋友。

比他大11岁的苏州文坛新一代领袖祝枝山,主动向他交好。唐伯虎恃才傲物,有一种宇宙无敌的少年狂。他起初不搭理祝,祝并不介意,多次投书示好,最终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密友。

还有文徵明、张灵,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新星,借着气味相投的指引,自觉抱团,走在了一起。

19岁,唐伯虎娶妻徐氏。小夫妻感情和睦,不久生下儿子。

这个时期的唐伯虎,就像新车上了油,人生顺溜得很。科举、家庭、友情、才气,一把好牌抓在手里,怎么打都赢。

20来岁的唐伯虎,有才(财)任性,风光无限,得意狂放,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人生无处不成功,无时不快活。

他跨界唱歌演戏,任达放诞。曾与张灵、祝枝山三人扮作乞丐,在雨中唱莲花落,得了打赏就去买酒痛饮。他以此为乐,说,可惜这种快乐,连李白都体会不到。

2

命运似乎也有它的守恒定律:人生太顺遂,岂不是要上天了?

于是,就有了挫折,有了苦难。

唐伯虎一生的色彩,在24岁左右基本就泼洒出去了。此后,尽管他可以画出最绚丽的山水、最美丽的仕女,但他的人生底色已经越来越淡,越来越淡。

弘治六年(1493年)前后,唐伯虎遭遇人生的第一次重创。他甚至来不及反应,老天就收走了他的亲情群。先是父亲生病去世,接着母亲、妻子、儿子相继而殁。

这还不算完。首次扛起家庭重担的唐伯虎,在连续办完家人的丧事后,连给妹妹置嫁妆的钱都没有了。次年春天,他满怀内疚,草草将妹妹嫁了出去,没想到,不久就听到了妹妹在婆家自杀的噩耗。

短短的时间,一个幸福的七口之家,只剩下唐伯虎兄弟俩。

回想此前肆意纵情的日子,恍如隔世。26岁那年,唐伯虎已愁出了白发。

命运要击垮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很难;但要击垮一个顺风顺水的人,太容易。

如果不是老大哥祝枝山的规劝,唐伯虎或许早已沉沦到底。我们熟悉的唐伯虎,将会是另一副模样:也许是个废柴,也许泯然众人。

此时,唐伯虎的放浪,有一种借酒消愁愁更愁的无奈,有一种把自己往死里整的决绝,连风流界的扛把子祝枝山都看不过眼。祝规劝他说,令尊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你考取功名。

一语惊醒梦中人。唐伯虎重新振作,埋头苦读。他准备为他父亲再活一次。

他在《夜读》一诗中说:

夜来枕上细思量,独卧残灯漏转长。

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

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

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

这样一个深夜勤奋备考的唐伯虎,是我们所陌生的唐伯虎,但他也是真实的唐伯虎。

3

用才气对抗命运,唐伯虎扳回一局。

弘治十一年(1498年),秋天,他参加应天府乡试,三场考下来,一举拔得头筹,成为大名鼎鼎的“唐解元”。

东山再起的唐伯虎,名声迅速达到顶点。主持应天府乡试的主考官太子洗马梁储,非常赏识他的文采,回京后逢人便夸。一堆知名、不知名的人排着队,想与他结交,有的是气味相投,有的是要攀附他的名气。

他在此时续娶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也在憧憬着,他在不久的将来考中状元,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境遇一顺,唐伯虎的疏狂本性又回来了。

进京参加会试的路上,一个名叫徐经的江阴巨富子弟成了唐伯虎的超级粉丝。同船北上,富家子管吃管喝管娱乐,两人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抵京后,徐经不仅安排了唐伯虎粉丝见面会,还带着厚礼游走于豪门大宅。据说,他们拜访了会试主考官、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和礼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

会试考完,尚未放榜,就有言官弹劾程敏政私漏试题给徐经和唐伯虎。

这事最终因无有力证据,成了莫须有的指控,但牵涉其中的几人,命运已被改写—

程敏政,一个踌躇满志的政治家,骤然断送了政治前途与一世清名,愤恨而死。

徐经,余生再也未能走出科场作弊案的阴影,终生郁郁不自伸,以35岁壮龄客死翻案途中。

唐伯虎,继家庭大变故之后,遭遇命运的二连击,在世事无常、倏忽荣辱中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镜里自看成一笑,半生傀儡局中人。”他在诗中如此自嘲,嘲笑自己看不穿。

人生就像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这次命运直落,直接关闭了唐伯虎通往世俗成功的大门。

很难想象,心高气傲的唐伯虎是如何鼓足勇气回到苏州的。

他的声誉严重受损,此前捧他、粉他的人,开始踩他、黑他。他们曾经如蚁附膻,巴结唐伯虎,是觉得自己买了一张中奖率奇高的彩票,如今彩票失效,就成废纸一张。

首先弃他而去的是他续娶的妻子,顺手卷走了他所有的财物。

他在给挚友文徵明的信中说,连家里的狗都咬他,不让他进门。

人生得意,整个世界都顺着你;人生失意,连狗都与你作对。命运,就是这么赤裸裸,这么现实。

4

不曾深夜痛哭,不足以语人生。

这句话在别人是一碗鸡汤,在唐伯虎是一杯水,冷暖自知。

都说三十而立,唐伯虎差点三十垮掉。

他已经“死”过一次,何妨再“死”一次?在安顿好弟弟之后,他决定来一场千里远游。人回到山水之间,也就无生无死,无念无欲。

当然,说得难听点,这是唐伯虎的自我放逐,逃避故乡,逃避冷眼和嘲笑。

他先坐船去了镇江,登上金山寺,遥望天际隐约在烟霭中的金陵,想到当年身为唐解元春风得意的日子,不堪回首。

他又过江到了扬州,游览了瘦西湖。然后逆江而上,过芜湖,游庐山,观赤壁遗址。接着南下,游岳阳楼,观洞庭湖,上衡山。由此向东入福建,游武夷山、九鲤湖,从浙江回程。一路游览雁荡山、普陀山、西湖,再沿富春江上行入安徽,登上黄山、九华山。

一年后,他回到故乡,看过了许多美景,看过了许多美女,埋葬了记忆,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看来,唐伯虎已度过了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刻。

我们可以在这里简单复盘一下那场科举作弊案的历史影响。苦难劫厄,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科举案后,唐伯虎彻底回归体制外,人生获得了大解放。

科举求名之路从此断绝,使他摆脱了先人的期望、家族的责任;他离婚、析产,斩断了人事上的羁绊,从此“落拓迂疏不事家”;由于不能占鳌头、登台省,他自动卸下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责任,可以去追求个人艺术上的独树一帜。

科举案,作为标注在他身上的不良记录,也消除了他内心的道德禁忌。

唐伯虎之所以是唐伯虎,是因为他能将一个负面事件,以自己非凡的识见、奇思和胆量奋力反转出一片新天地。

所有人对他喊失败者的时候,他却迎来了最大的成功。在他的表面颓放之下,掩藏着对人生的精心设计。而这种人生示范意义,注定垂范百年,在李贽、袁宏道等人身上得以发扬光大。

读历史的人,总喜欢做些自私的假设。在唐伯虎身上,我也会这样“庆幸”地假设—

如果没有1499年的科场案,唐家也许会走出一个大官,而世间则少了一位大才子。

5

世界再大,大不过桃花坞。

旅行归来,唐伯虎退回内心,过一种随心随性的生活—卖画为生。

要感谢明朝中期发端的资本主义萌芽,给了不事生产、不走功名道路的人一条生路。都市繁华,资本涌动,文化绚烂,他们可以靠市场经济谋生。

写小说的,写鸡汤文的,写科举指南的,写喜联的,画画的,都有得活。一些人写写画画,还成了流行大咖,生活滋润得很。

唐伯虎红过,他的画一度卖得不错。

市场活跃,反过来也塑造了人的思想。有学者用“市民性”的概念来解读唐伯虎的思想,很有意思,说唐伯虎对个体的关注是一种新兴的价值观念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着眼于个人,而不是集体国家。

恰好生活在人性大解放的前夜,唐伯虎从中受益,并引领推动了这股风气的发展。

当世俗眼中的失败者,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别人已经无法左右他的人生。

你认为,他原本是根正苗红的青年,现在成了社会畸零人、多余人,这得多可惜。但他不这样想,你认为他失去的东西,他压根不在乎了。

他看上了苏州城北的桃花坞,在那里遍植桃树。靠着卖画积攒的钱,又跟朋友借了些,他在那里相继修建了桃花庵、梦墨亭、蛱蝶斋、学圃堂,又在草堂周围种上梅兰竹菊。

他自号桃花庵主,时常邀请祝枝山、文徵明、沈周等好友在桃花庵饮酒作诗。

在那里,他有时对着落花大声痛哭,有时又狂笑大叫—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换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多么潇洒的人生。魏晋风度是仗着士族底气,才能成形;而唐伯虎,一个落魄文人,以一己之力,最早书写了明朝风流,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一生,没有小说电影所虚构的秋香陪伴,但他此后续娶的第三位妻子沈氏,贤惠持家,伴他终生。

人生,再度按着他设计的轨迹滑行。

6

如果,命运不再捉弄他的话。

以下事件,搁在哪个人身上,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唐伯虎挺过来了,所以我可以平静地叙述下去—

正德三年(1508年),弟弟唐申过继给唐伯虎的长子不幸去世,年仅12岁。唐伯虎传宗接代的希望彻底湮灭。

一年后,唐伯虎亦师亦友的沈周辞世。

又过了两年,年仅33岁的好友徐祯卿去世。

悲伤和痛苦是一定的。但此时的唐伯虎,已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正德九年(1514年),江西的宁王朱宸濠征召天下文士,唐伯虎鬼使神差地应召而去。在南昌宁王府,他每日写诗作画,待遇优渥。不到半年,宁王不时暴露出造反的倾向,唐伯虎觉察出自己进了贼窝。他想走,又走不了。于是,装疯卖傻,日日纵酒,做些违规逾矩之事。正史的记载叫“佯狂使酒,露其丑秽”。这牺牲也蛮大的,把下半身都暴露出来了。但他做起这些背德之事,全无压力。

连宁王都受不了,最终把他打发走了。

5年后,宁王果然起兵谋反,很快被汀赣巡抚王阳明俘虏。

唐伯虎因为早早脱身,没有被牵连,但他内心亦曾有过难以言说的名节之痛。余生转而彻底投入诗酒书画的怀抱,在文艺中抒发苦闷的心情。

世人都说唐伯虎风流成性,实际上是被他的表象迷惑了。他确曾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然而,这名号背后的辛酸苦痛,恐怕只有自己明白。他颓然自放,然后说“后人知我不在此”。寄希望于后世的人懂我,而我们真的懂他吗?想想也蛮悲伤的。

他晚年有些过气,字画卖不动了,生活穷困潦倒,但仍执着地搞创作,坚信“万里江山笔下生”。他仍然深谙调侃的艺术,以内心的丰富去抵御外界的贫乏。他的诗,越老越辣,不学古人说话,只照现世的人说话,不揣度别人心里的意思说话,而只说自己心中想说的话。

他已进入了哲学思辨的层次,参透,放空,日渐脱离浮华现世。他曾写道:“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他唯一追求的是,真诚与率性。仅此而已。

50岁那年,他作诗自况:

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

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

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

些须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

他从来不是一个嘻哈成性的喜剧人物,透过他狂放的躯体,或许我们才能抵达他颠沛、曲折、苦闷、随性的复杂灵魂。

命运一次次捉弄他,而他把它当作自我淬炼的工具。这个社会畸零人、失败者、浪子,最终成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的文化象征。

在诗歌方面,他与文徵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在绘画方面,他和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明四家”;在人格追求与生活选择方面,他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时代。

致敬,唐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