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家：不要只看他的演技，要看他的人性

天之骄子的创业路

大皇帝孙权：前世是王莽，转世是袁世凯

论实力，他明明是一线大IP，死后却成了PI（屁）一样，无足轻重的小龙套。

如果有机会重回舞台中央，他一定会跟后来的三国历史编剧们开撕：你们有没有职业道德，懂不懂尊重历史？

如果他知道自己抗议无效，一定会发出英雄暮年般的感慨：历史就是个任人删改的文件夹。

他，是生前强大到令对手又爱又怕又恨，死后寂寞到刷不出存在感的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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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18岁就接手父兄的创业公司。论年龄，曹操（155—220年）、刘备（161—223年）是孙权（182—252年）的父辈，在他们眼里，孙权是个小屁孩。但论创业资历，刘备在官渡之战前后替袁绍打工的时候，孙权已经是江东创业公司的大老板。

直到孙权及其创业公司先后给曹、刘两位大叔开了颜料铺，所有人终于不能不承认，这小子真的做大了。赤壁之战，打得曹操屁滚尿流。夷陵之战，打得刘备客死白帝城。

孙权用实力赢得曹、刘及其后继者的尊重。

那是建安十八年（213年）的事。曹操起兵进攻东吴的濡须，两军隔江相持之际，孙权坐着一条大船来观察曹军的动静。

史载：“（孙）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可见，孙权是很机智的一个人。他起初没料到会中了这么多箭，弄得船一侧轻一侧重，都要倾覆了，但他急中生智，设法使船得到平衡，脑瓜子灵光得很。

目睹孙权的船像刺猬一样满载而归，估计曹操整个人都黑线了。

曹操后来说了一句“生子当如孙仲谋”，以表示对这名晚辈兼劲敌的尊重，连带着伤害了亲生儿子曹丕、曹植们的感情。

连罗贯中捧诸葛亮，虚构草船借箭，都要从孙权这里揩油。

再后来，蜀国有一帮人叫嚣着要揍孙吴，诸葛亮宁可认怂也不同意，还给孙权狂点赞，说孙权用人治国很有一套，不是我不打呀，你叫我怎么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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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没有两把刷子，孙权这个江东集团CEO的位子能不能坐稳都另说，更不要说拓展业务了。

虽然是创二代，但孙权接手的公司账面却很难看。尤其是员工利益固化，拉帮结派，团团伙伙，搞不好就要吃散伙饭了。

他的家族是江东土著，但孙坚发迹是在北方，在江淮间招聚了士众，浩浩荡荡杀回江东，起家并不光彩。在本土大族眼里，孙坚及其继任者就是野蛮的侵略者。

此外，吴郡富春孙氏出自寒门，除了拥有武力，什么都没有。江东世家大族流着道德的血液，从五脏六腑就瞧不起暴发户，对孙氏军事政权要么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要么积极参与武装反抗。

孙权的哥哥孙策对这些人的态度很强硬，通过消灭江东豪族的肉体树立权威。孙策自己很快遭到反扑，被江东豪族雇佣的刺客击杀。

孙策死前，已经开始怀疑，单靠枪杆子到底能不能出政权？他给孙权的遗言是：“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这话对极了。孙权的长项之一正是“举贤任能”。

接任CEO之后，孙权重点调整了中高层的人事架构。具体操作如下：以孙坚、孙策旧部为代表的淮泗将领，留任一批，比如周瑜、程普等，这是枪杆子；躲避战乱流亡江东的江北士人，留任或起用，比如张昭、诸葛瑾、步骘等，这是笔杆子；最后吸纳江东豪族入股，顾陆张朱“四大家族”都来了，这是钱袋子。

于是凝心聚力进行“江东化”改革，事业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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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孙权真像是一个现代企业家穿越过去的。他把企业文化建设放在很高的位置，经常发表内部讲话，做部下的思想工作，用事例说服人，用感情打动人。

孙曹濡须大战，孙权任用周泰为濡须督，东吴名将朱然、徐盛不服：周泰凭什么踩到我们头上来？

孙权于是通知大家一起吃个饭，开个会。宴会上，他亲自给周泰敬酒，让周泰脱下衣服。

众人惊呆了，周泰身上伤痕累累。孙权说，来，你给大家伙讲讲每一条疤痕的战斗事迹。

这些疤痕都是18年前留下的。当时孙权被山越所困，短兵相接，差点丧命，是周泰死命突围，身受12处大伤，才保护孙权死里逃生。

君臣二人在宴会上，回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一问一答，说到动情处，孙权拉住周泰的臂膀，泣不成声，入戏很深。他还当场把自己的头巾和车盖赏给周泰。

宴会结束时，孙权命人奏响军乐，在一片肃穆的鼓角声中，由周泰走在前面，诸将簇拥着走出会场。

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经由这些感人的仪式，大家达成了思想的统一。

江东集团的口号呼之欲出：我们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用孙权的话说，叫“骨肉之感”。他曾对将士“表白”：“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共之。”

因为是“骨肉”，他对将士信任有加。

周瑜在赤壁之战建了大功，刘备向孙权进谗言，说周瑜要上天了，迟早要反。孙权不为所动，继续委以重任。

刘备准备攻打孙吴，有人告发诸葛瑾与刘备有一腿，恐怕是奸细卧底。孙权泰然处之，还把告发信转给了诸葛瑾，让他宽心。孙权对人说，我与诸葛瑾有“死生不易之誓”，他不负我，我不负他。肉麻得不要不要的。

因为是“骨肉”，他对将士关怀备至。

吕蒙病重，孙权挂念不已，想去探病，又怕影响他休息，就偷偷在墙上凿了个洞观察，看到他吃得下东西了，高兴得哈哈大笑，看到他病情不见好转，担忧得不能入睡。

朱然病重，孙权也是白天吃不下，晚上睡不着。

易中天说，曹操的政府有点像“沙龙”，刘备的政府有点像“帮会”，孙权的政府有点像“家庭”。

4

魏、蜀、吴三国中，孙吴集团至少创造了两项纪录：

孙权在位时间最长；吴国享国祚最长。

做一棵常青树，无论对领导人（CEO）还是国家（企业）来说，都极其困难。

孙权做到了，妥妥的。他把公司治理得这么成功，谈钱不伤感情，谈感情不伤钱，怎么就在历史上不受待见呢？

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他太像一个企业家（商人）了，奉行实用主义，没有信仰，只有利益。不管白猫黑猫，对公司有用就是好猫。

曹操和刘备都懂得标榜路线，争夺正统，宣传为正义而战。一方奉天子以令不臣，另一方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帜，都伪装成名正言顺的样子。

孙权不搞这一套，承认孙吴集团就是个利益集团怎么了？真诚有错吗？

在魏、蜀的夹缝里，他活成了一个自由人。只要对孙吴集团有利，他想跟谁好就跟谁好，一会儿跟蜀汉感情飙升，一会儿又跟曹魏卿卿我我。这是孙权在现实中得到的便宜，也导致他在青史中吃了大亏。

魏、蜀、吴，长时间内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孙权其实居功甚伟。

不过，传统史学家不吃这一套。他们写史（包括写历史小说）的原则只有一条：正统，正统，还是正统。

三国之后，有的朝代奉曹魏为正统，史家就美化曹操；有的朝代奉蜀汉为正统，史家就美化刘备，以及他的好搭档诸葛亮。没有一个朝代会推崇不站队的孙吴，孙权就这样被轻飘飘地无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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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之后，“拥刘反曹轻孙”成为定式。孙权如果知道自己死后的命运，一定会得抑郁症的。对他这么一个枭雄来说，没有比被无视更痛苦的事了。

他甚至愿意领受曹操一样的身后命运，被黑成白脸奸臣，在所不惜。被黑，也是一种关注。至少人家还知道你做过什么。孙权呢，刷存在感的机会都不给。

他生前做一把手的时间比谁都长，称帝却比谁都晚。曹丕称帝，他拉下老脸，向其称臣，继续装孙子。次年，刘备也称帝，他还是不为所动。

说他心里不痒，那绝对是假的。他唯一的心理调节方式，就是很有娱乐精神地从曹丕、刘备的年号（黄初、章武）中各取了一个字，组成自己的年号（黄武）。脚踩两只船，意淫了一把皇帝瘾。

到他称帝的那一年（229年），曹操已死了很多年，刘备也死了很多年，连曹丕都死了3年。而他，做江东集团CEO，已经整整30年。

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忍者”，真能忍啊。难怪《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把他比作越王勾践。

称帝，终于成了孙吴集团的一碗毒药。

孙权称帝前后，判若两人。也许他忍了大半辈子，不想再忍，无须再忍，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各种任性骄逸，好大喜功，昏聩猜忌，通通跑了出来。一个优秀的CEO，变得跟历史上许多帝王一样普通。

他晚年导演的宫斗戏更是寒了多少人的心，什么“骨肉之感”，什么一起创业，什么思想工作，都是没有的事，代之以各种悲剧收场。

好名声就这样毁于称帝，毁于放纵不再做“忍者”。严谨的史学家可能会给你客观的评价，但大多数人不会想得多么客观，晚节不保，当然给个差评啦。

我时常在想，孙权的前世也许是王莽，转世也许是袁世凯。他们都是杰出的“忍者”，也是失落初心的皇帝。

孙权的谥号牛哄哄，叫“大皇帝”。古往今来，只有秦皇嬴政自称“始皇帝”能与之媲美了。这么“大”的野心，换来这么弱的存在感，真是历史的讽刺。

赵匡胤称帝：一根擀面杖打出来的新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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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二，作为后周大将的赵匡胤（927—976年），被一则到处谣传的消息，搞得有点惶恐不安。

此前一天的大年初一，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消息，说契丹联合北汉再次南下进攻后周，慌乱之下，后周朝廷急忙命令赵匡胤领兵出战，因为当时，赵匡胤是后周两大军队系统之一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

尽管事前已经做了大量准备，然而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开封城里到处传言，说：

“出军之日，当立点检（赵匡胤）为天子。”

正值新年，开封城里的老百姓，却被这则传言吓得到处逃命，整个开封城里人心惶惶，然而诡异的是，好像已经被封锁了消息的后周朝廷却毫无反应，貌似对开封城里的大骚动毫不知情。

但是赵匡胤自己却被吓了个半死，正在千钧一发的当口上，事还没干呢，眼下这帮混账小兵们就开始到处传言，万一出点闪失，岂不要了卿卿性命？

惶恐不安的赵匡胤马上叫来家里人一起商量，说：

“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何？”

赵匡胤的姐姐当时正在厨房里，她听到后铁着个脸，拿着个擀面杖出来打了一下赵匡胤，说：

“大丈夫临大事，行不行自己决定！不要来家里吓女人！”

对此，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写道，在被打后，赵匡胤若有所思，“默然出”。

临走前，赵匡胤命令，将家里人全部隐藏到开封城中的封禅寺，以免失败罹祸，因为他决定，哥们要干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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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被姐姐拿擀面杖打的两天后，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早上，赵匡胤在离开封城不远处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起了一场被后世称为“陈桥兵变”的政变，随后迅速回师开封，逼迫7岁的后周恭帝柴宗训“禅让”帝位，演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禅让”大剧。

关于这个事件，按照《宋史》等权威版本，说的是960年正月初四（2月4日）这天早上，喝了酒还没完全醒的赵匡胤，可是在稀里糊涂之中，被将士们拿着一件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黄袍”，强行逼迫当皇帝的哦。

哦，事情可没这么简单吧？

事情确实不简单，对此，赵匡胤早已密谋了许久。

要夺权，首先要掌握禁军。

在后周世宗柴荣时期，后周拥有侍卫亲军司、殿前司两大军队系统，而当时，赵匡胤只是殿前司的副将：殿前都指挥使；而当时的殿前司主将殿前都点检，是后周太祖郭威的驸马张永德—如何才能取而代之当上主将，真正掌握其中一支禁军呢？

机会很快到来了。

显德六年（959年）六月，英明神武的后周世宗柴荣病重，就在这时，柴荣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则传言，说“点检做天子”。此时，作为禁军大将的张永德兵强马壮，而后周太子柴宗训却只有7岁，于是，临死前几天，柴荣下令撤掉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职务，改命赵匡胤接管殿前司这支禁军。

四天后，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十九日，39岁的柴荣病逝。

在一个来路不明、不知道谁制造的传言的帮助下，赵匡胤，作为最大的受益者，顺利得到了“殿前都点检”这个禁军大将职务。

此时，赵匡胤只有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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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33岁的帝国禁军大将，年纪之轻、手段之高、演技之精，堪称人精、戏骨。

眼看着39岁的周世宗已经病死，而新即位的周恭帝柴宗训不过是个六七岁的小儿，所以，赵匡胤对皇位，很是心动。

尽管宋代的史学家对“陈桥兵变”隐晦莫深，因为或许在他们看来，一手提拔赵匡胤的后周世宗柴荣仅仅病死半年，赵匡胤就迫不及待兵变夺权，欺负柴宗训和符太后等孤儿寡母，于情于理实在太不光彩，所以，如何变着法儿为赵匡胤粉饰一下，自然是宋代史学家们的重大政治任务。

然而，总有那么丁点信息，隐晦传达着与“权威版本”迥异的神秘信息。

前面已经说过，后周时期，为了防止禁军掌控国家命脉，军队被分为侍卫亲军司、殿前司两大系统，周世宗柴荣临死前，赵匡胤通过一则广泛流传的传言，顺利当上了殿前都点检，掌控了殿前司这支军队。

然而还有一支军队，侍卫亲军司怎么办？

当时，作为柴荣的皇后，周恭帝柴宗训的母亲，符太后还有一个身份。她有个亲姐妹，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的妻子。

在符太后看来，赵匡胤是后党、外戚成员，掌控禁军，她心里比较踏实；在赵匡胤一党的撺掇运作下，不久，侍卫亲军司的最高统帅、始终效忠后周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却被外派到扬州，做了淮南节度使。

在曲线运作，调走自己的最大军事对手后，赵匡胤又在侍卫亲军司中，将“自己人”高怀德运作当上了侍卫亲军司马军都指挥使；另外一个“自己人”张令铎，则被任命为侍卫亲军司步军都指挥使—如此一来，尽管名义上的侍卫亲军司最高统帅仍然是外派扬州的淮南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指挥使的李重进，实际上的指挥权却已经落到了赵匡胤的“自己人”手中。

不知不觉，在周世宗柴荣死后半年，被符太后视为外戚和亲信的赵匡胤，已然隐秘掌控了后周帝国的两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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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神奇的帝国，你要掌权，人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说起来，赵匡胤的祖父赵敬，曾经当过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蓟州（今河北蓟县）、涿州等三州刺史；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则长期在后周的侍卫亲军司担任高级将领，为儿子赵匡胤留下了深厚的人脉，一直到陈桥兵变四年前的956年，58岁的赵弘殷才在军中病逝，死后还被后周世宗柴荣追赠为武清军节度使、太尉。

所以，后周帝国的军队系统中，到处都是赵弘殷和赵匡胤父子的人脉，而作为儿子的赵匡胤，在后周的军队中，还加入了一个连他在内，号称“义社十兄弟”的组织。

“义社十兄弟”，指的是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十人，在他们年轻时还是低级军官时的一个结拜组织。日后，这些人有的成长为后周帝国的高级军官。

到陈桥兵变前，赵匡胤的“义社兄弟”石守信，已经是殿前司的第三号人物：殿前都指挥使；另外一位“义社兄弟”王审琦，则是殿前司的第四号人物殿前都虞候；而赵匡胤的其他“义社兄弟”们，则分散在后周帝国的各个军队系统中，担任着大大小小的职务。

如此一来，整个后周帝国，说起来，军队系统中，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都有赵匡胤的人。

大哥要是当了皇帝，兄弟们也该跟着沾沾光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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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筹谋已久，但发动兵变前，赵匡胤还是有点忐忑。这不，回到本文开头，底下那些该死的小兵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把个“出军之日，当立点检（赵匡胤）为天子”的话传得整个开封城人尽皆知。除了蒙在鼓里的符太后和小娃娃周恭帝，开封城里的老百姓，已经掀起了一场大逃亡，搞得赵匡胤心里惶恐不安，这才有了本文开头，被他的姐姐用擀面杖小打“训斥”的事。

说起来，赵匡胤一家对这场兵变早已了然于胸。陈桥兵变成功后，赵匡胤的母亲、荣升为太后的杜氏很是得意，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

有这样好妈妈的鼓励，小名为“香孩儿”的赵匡胤，当然要放手干一场、搏一把了。

于是，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960年2月1日），一个诡异的消息从后周前线传来，说契丹联合北汉南下，军情紧急（后来事实表明，应该是假消息），请求允许让大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立马带兵出征，慌成一团的后周朝廷立马传令整军出兵。

说起来，符太后和后周朝廷的重臣们，忘记了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年），当时，枢密使郭威也是以契丹入侵的名义，趁机掌控军队发动兵变，建立了后周；时间才过了十年，随着周太祖郭威、周世宗柴荣的相继去世，孤儿寡母的后周小朝廷，已然忘记了后周如何得以建立的“大事”了。

以军情紧急掌控大权后，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二（960年2月2日），赵匡胤先是打发他的副手、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作为前锋，先整军出发离开开封城。当时，与殿前司的第三号人物石守信、第四号人物王审琦不同，殿前司二号人物慕容延钊虽然跟赵匡胤关系不错，但他并不知晓赵匡胤的兵变计划，所以赵匡胤先将他打发走远一点，以免妨碍“大事”。

新年的第三天，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三（960年2月3日），赵匡胤也整军出发了，当晚，他就带兵抵达了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

当天傍晚，有一个自称懂得天文的军士苗训先是大叫起来，说你们看你们看：“日下复有一日”哦。原来，那会刚好日晕，但经苗训这么一说，似乎天机有变，大太阳要吞掉小太阳了！

于是乎，将士们开始“相与聚谋”，说这不对啊，要变天了哦！

然后，正月初四（2月4日）凌晨，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家臣赵普等一帮子人马涌进了赵匡胤的军帐，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了赵匡胤身上，然后跪下，大声喊起了万岁。

假装喝得有点晕乎乎，还没完全“酒醒”的赵匡胤，于是跟手下们约法三章，说你们不要随便杀人哦，不要随便抢劫哦，这样子我才能当你们的皇帝。

早就说好的事，将士们自然大声说：一定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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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史学家的渲染中，陈桥兵变似乎一呼百应，属于一个完全没有前期准备工作的突发事件。然而，史学家们总是春秋笔法，时不时就留下一点破绽，例如那个司马光，就有意无意记下了赵匡胤挨姐姐训打“点拨”的事。

正月初四日，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当天，赵匡胤带着大军杀回了开封城。

然而在开封城陈桥门值班的两位警备队长陆、乔二人（史书没有记下详细名字，仅留姓氏），在开封城几日来的异动中，已感觉到了不对，他们拒绝为赵匡胤打开城门，并与赵匡胤的部队形成对峙；赵匡胤也没有强行攻打，而是指挥部队绕路到封丘门进入开封城，在那里，赵匡胤的亲信打开了城门。

当时，作为后周两大军队系统之一的侍卫亲军司的二把手、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正在皇宫内，在听说赵匡胤兵变入城的消息后，忠于后周朝廷的韩通在仓促之中，立马带着少数亲兵出城迎战，没想到却被赵匡胤的内应、作为“义社兄弟”的石守信派兵伏击。韩通随后冲出重围，并马上派人前往搜捕赵匡胤的家属，没想到的是，赵匡胤的前锋王彦昇已杀入开封城中，随后，韩通及其三个儿子全部被杀。

而在听说皇宫已经沦陷后，守卫陈桥门的陆、乔两位警备队长，不甘心投降赵匡胤，双双选择了上吊自杀，为后周殉国。

至此，开封城中微弱的敢于抵抗的军事力量，已全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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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当天，赵匡胤随即杀进开封皇宫。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宰相范质在愤怒之中，紧紧抓住次相王溥的手，指甲几乎将王溥掐出血来。范质不顾生命危险，大声质问赵匡胤，赵匡胤的部下罗彦瓌拔出剑，厉声威胁范质等人说：

“三军无主，众将议立检点（赵匡胤）为天子，再有异言者斩！”

此时，被吓得面如土色的二号宰相王溥，随即跪拜起了赵匡胤，而范质则“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

赵匡胤倒也不杀范质，只是强行逼迫后周恭帝马上退位“禅让”。开封皇宫内杀气腾腾，仓促之中，赵匡胤突然想起来“受禅”还“未有禅文”，这下怎么搞？

没想到的是，早已有人提前洞察先机。翰林学士陶榖马上跑了出来，说我早就写好啦（原话“已成矣！”），然后从怀中掏出逼迫后周恭帝“禅让”的“禅文”，恭恭敬敬进献给赵匡胤审阅，然后转身交给了范质等人。

陈桥兵变第二天，960年2月5日，赵匡胤正式将后周国号更改为宋，并改年号为建隆。至此，大宋帝国正式建立。

赵匡胤夺权后，周世宗柴荣遗留下的四个儿子，周恭帝柴宗训（953—973年）在被迫“禅位”后，被降格为郑王，13年后去世，年仅21岁，无子。

陈桥兵变后两年，柴荣的另外一个儿子、年仅10岁的柴熙谨去世。

而柴荣的最后两个儿子：柴熙让、柴熙诲，按照北宋史学家、编撰《新五代史》的欧阳修的说法是：

“不知其所终。”

至此，柴荣家族的血脉，也从史书中被“消失”了。

对于后世所谓宋朝皇家厚待柴氏后人，封其后人为世袭崇义公、宣义郎的记载，从血脉来说，他们其实，并非柴荣的嫡系子孙；因为真实的柴荣子孙，早已在历史上或夭折，或无子，或“消失”了。

赵匡胤想不到的是，陈桥兵变后16年，公元976年，他自己也会在一场诡异的大雪之后离奇暴亡；而他仅存的两个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也先后一个自杀，一个离奇暴死。

历史，是有轮回的。

明朝盛产奇葩皇帝，他却是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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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有16个皇帝，但正正经经打好皇帝这份工的，一只手就能数过来。绝大部分主儿，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那些当家人，基本都是不务正业的奇葩。

比如，明英宗朱祁镇，像是一个失败的驴友，亲自带着人马去河北土木堡游玩，结果被蒙古人掳了去，硬是住了一年多蒙古包才回来。

明武宗朱厚照，十足一个青春期叛逆的玩家，自封大将军，玩得不亦乐乎。皇位，差点就让给太监刘瑾了。

还有，“天下第一匠人”—明熹宗朱由校木工做得贼棒，发明了折叠床，自己设计了运动馆，直接让皇宫内多少能工巧匠下岗。然而，皇帝就是当不好。

获得后世点赞的明朝皇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这两位“祖”字辈之外，也就三个：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及明孝宗朱祐樘。

这三人之中，朱祐樘最不容易。

怎么个不容易法？好比炒股，朱高炽、朱瞻基接盘的时候，大盘看涨，不用费力就祖国山河一片红；到了朱祐樘，大盘已从6000多点腰斩，相当于接了个烂摊子。形势比人强，他想稳住大盘，减缓下跌速度，需要付出十倍于上上上一任的努力。

朱祐樘死死护住大盘，取得了“弘治中兴”的政绩。他个人修养不错，恭俭有制，勤政爱民，没有常年躲起来修仙练道，也没有长期沉迷于研究龙椅的榫卯结构，而是带头践行了一夫一妻制，废除了三宫六院。因此赢得后人的极大好感。

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明朝中后期皇帝中的一股清流。

万历年间首辅大臣朱国桢发朋友圈称：“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评价那是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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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祐樘知道，自己能来到这个世界已属不易，更别说坐上皇位。所以，在他短短36年的生命旅程中，倍加珍惜“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并时时保持感恩和宽容之心。

他爹是明宪宗朱见深。朱见深最著名的事迹是专宠他的奶妈万贵妃，说晚上听不到万的打鼾声就睡不安稳，有严重的恋母癖。

父子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朱祐樘6岁的时候。

那一年，朱见深年过三十。一天，太监张敏为他梳头，他敏感地看到了自己的白头发，哀叹一把年纪了还没儿子，以后这大好江山怎么传下去呢？

张敏伏地叩头，说：“皇上有子。”

然后，一个6岁的毛孩（胎发披地）神奇地出现在朱见深面前。几个月后，这个被赐名朱祐樘的孩子成了皇太子。

几年前，被俘入宫的一个瑶族土官女儿纪氏偶遇朱见深，遂被临幸，怀上了。万贵妃知道后，千方百计加害纪氏。所幸纪氏人缘好，得到层层保护，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生下了朱祐樘。

因为有毒妇人万贵妃在，朱祐樘虽生在帝王家，却吃着百家饭长大。他的童年，比我隔壁家的李二蛋还凄惨。

成为太子后，噩运也没放开朱祐樘。不久，他的母亲纪氏，以及保护过他的张敏都离奇地自杀了。

当时，宫中传言四起，罪魁祸首都指向万贵妃，除了她自己不承认，连国际友人—来自朝鲜的使节都知道这些事，回国后一五一十八卦给了他们的国王听。

朱祐樘小小年纪，已饱尝宫斗戏的险恶，知道要韬光养晦、低调做人才能健康成长，才不会突然早夭。

在他18岁那年，万贵妃挂了，几个月后，他爹跟着升天了。属于朱祐樘的时代到来了。

有怨报怨，有仇报仇。于是，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将万家满门抄斩。万贵妃的弟弟万喜也早早写好了遗书，等着上路。

然而，他们都错判了形势。

朱祐樘有一千个杀万家人复仇的理由，但只有一个不杀的理由：杀了，不就变成了自己曾经最憎恶的那种人，变成了另一个万贵妃？

他选择了宽容。

3

越是大权在握，越要谨慎使用权力；越是有能力任性，越不能由着性子来。克制内敛，这一儒家教育所推崇的品性此前已内化为朱祐樘人格的一部分。

朱祐樘的人格修养，得益于他较早、合法地取得了皇太子地位。到了9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上学接受正规教育（出阁讲学），一直到18岁即位，整整接受了非常正规的九年义务教育。

就皇位继承人而言，越晚接受教育，可塑性越差。朱祐樘的几个后辈，像明穆宗朱载垕、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都是年过二八才上学，又都不肯坚持学习，自身文化素质跟不上，统治才能都没眼看。

东宫授课老师（讲读官）都是学养深粹之人。比如，朱祐樘的老师之一程敏政，十岁就被称为神童，荐入翰林院读书。当时有“学问渊博程敏政，文章最好李东阳”之说。

朱祐樘学习的课程从孔孟诸儒的论述，到历代帝王治国的善政良策以及明朝各帝的戒饬垂训等等，凡是有利于太子人格养成和以后执政的内容无所不包。

他学习刻苦，是个懂规矩、有纪律的好学生。据说每次写完毛笔字，都要把笔墨纸砚收拾得整整齐齐。他也不搞特殊，甚至发布红色警报也不停课，不像历史上有些太子，心情好就上两天课，心情不好就罢两个月课。

他的宽容、不记仇只报恩等品格，应该在老师讲读孔子的恕道时就埋下了种子。而他即位后的很多做法，比如从善如流、任用贤人等，肯定也从历史课上得到了启示。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心中也肯定有了对标的明君形象，那个人或许是汉文帝，或许是宋仁宗。

4

朱祐樘的明君形象在他即位那一年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那一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对他们的国王八个不停，一会儿说朱祐樘不像他爹任人唯私，而是秉持公道；一会儿说朱祐樘很勤勉啊，刮风下雪都照常上朝；一会儿又说朱祐樘节俭得很，举行国宴都不奏乐。《朝鲜实录》记载，朱祐樘把“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

吊诡的是，老朱家的孩子艺术细胞发达，发明天赋都很高。朱祐樘喜欢写诗，爱好绘画和弹琴。据说世界上第一把牙刷也是他于1498年发明的，方法是把短硬的猪鬃插进一支骨制手把上。

比起他的后辈在宫中公然做木匠或者扮演商人做买卖，朱祐樘确实没那么坦然。他内心深处也不认同这些有悖帝业之事，所以时常觉得做这些事有些抬不起头，要偷偷摸摸地做。

有一次，他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但害怕大臣们知道后议论，就对吴伟说，赶紧拿去，别让那些酸腐的书生们知道。

他有时候表面上接受言官关于不要耽于声色的劝谏，私下里却对旁边的太监说，弹琴与政务有什么冲突呢，要他们多嘴。

朱祐樘终其一生都在与其内心蠢蠢欲动的、不务正业的念头做斗争。估计他每天要自我强化五百遍“我不是爱迪生”“我不是黄公望”才能平复心情，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好皇帝。

5

朱祐樘他爹留给他的大明帝国，在时人看来，是一个著名的烂摊子。

比如，为朱祐樘起草登极诏书的内阁首辅万安，在朱见深时代就口碑极差，却步步上位。原因有二：一是与万贵妃攀上了宗亲；二是结交江湖术士，研究房中术，为朱见深配置春药。

朱祐樘上位后，万安故技重施，上了一箩筐奏疏，内容都是讲不可描述之事。

朱祐樘看到后，觉得机会来了，怒怼：这难道是一个大臣应该干的事吗？随即让万安卷铺盖走人。

他爹在位时，在宫中养了大批僧道，堪称“真人遍地走，国师多如狗”。朱祐樘即位后，光罢遣禅师、国师、真人就有一千余人。

这一系列动作，犹如一股冲刷污垢的疾风暴雨，将“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

好景不长。在做了七八年明君之后，朱祐樘慢慢变成了他爹的样子：宠信宦官、偏好佛道……大太监李广捕捉到了朱祐樘内心的细微变化，把那些善于炼丹、斋醮的僧道重新引入宫中。

皇宫，又一次变成了寺庙与道观。

正直的大臣们略失望，纷纷上疏弹劾李广。朱祐樘嘴上说好，内心却有一万个不愿意，仍对李广宠信不疑。

弘治十一年（1498年），李广劝朱祐樘在万岁山建一个毓秀亭，说此亭一建成，所有灾异跑光光。

此亭一建成，却成功引来了灾异。先是太康公主突然早夭，接着太皇太后周氏居住的清宁宫遭遇火灾。周氏大怒说，天天李广前李广后的，果真把灾祸招惹来了。

此刻，李广的内心是崩溃的，知道自己闯祸了，喝下毒酒就去找阎王报到。

朱祐樘伤心他在灵魂修炼上的引路人竟然先升天了，于是，派人到李广家中搜查，希望找到“教主真人修炼速成指南”之类的秘籍。

然而，没有秘籍，只发现了李广的收账本，上面记录了文武官员馈送的黄米、白米各千百石的数字。天真的朱祐樘说，我去过李广家，他的仓库不大，装不了这么多粮食呀！

左右告诉朱祐樘，这黄米、白米不是粮食，是金银的隐语。

朱祐樘暴怒，感觉受了羞辱，自己的信仰竟为李广受贿和百官行贿买了单。

似乎一夜觉醒，朱祐樘做了个噩梦，然后在摇摆的明君与昏君之间，再次选择了前者。

对于享年36岁的朱祐樘来说，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6

蛇不知道自己有毒，人不知道自己有错。很多帝王至死不知道自己有错，朱祐樘是个例外。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弘治十五年（1502年）之后，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朱祐樘重新倚重大臣，尤其是将刘大夏和戴珊两位名臣看作自己的左膀右臂，欲实现圣贤帝王的夙愿。

没有这段知错就改的经历，朱祐樘顶多就是一个明君沦为昏君的可惜了的反面人物。但有了这段经历铺底，朱祐樘就是历史上的“中兴令主”。

除了政绩，朱祐樘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私生活。朱祐樘一生只娶了一个张皇后，不纳宫女，也不封贵妃美人，每天只与皇后同起同居。据晚明学者黄景昉说：“时张后爱最笃，同上起居，如民间伉俪然。”

皇帝有一夫一妻制的觉悟，并不简单；还能身体力行，就更稀缺了。很多人因此怀疑，朱祐樘是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穿越者。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剖析朱祐樘，都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其爱惜羽毛的人。

明朝有言官制度，而且言官往往不惜死谏，用生命来说服皇帝走大道，别抄小路。虽然遇到由着性子来的皇帝，言官就算死一百次也不足以改变皇帝的既定路线，老司机爱往哪开就往哪开；但是，万一遇到了爱惜羽毛的皇帝，结局就会不一样。

比如遇到了朱祐樘。

朱祐樘爱惜羽毛，知道怎样才能在当时以及历史上留个好名声，所以他特别克制自己的行为，即使一时行差踏错，也会掉头转向，与昨日之非我决裂，做一个言官和后世史家喜欢的皇帝。

朱祐樘曾说：吾不自治，谁能治吾？

搞同级监督，确实没人监督得了皇帝，只能依靠自己监督自己。但是，只要这个皇帝还有追求“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的念头，言官和史笔就能对他产生震慑和引导作用。

李宗仁评价胡适，说他“爱惜羽毛”。言下之意，爱惜羽毛，太顾虑名声就必然畏首畏尾，成不了大政治家。

但对皇帝而言，爱惜羽毛则不是一个负面评价。皇帝拥有无上权力，不爱惜羽毛就毫无畏惧，做事就任性没有下限。古往今来，多少身败名裂的君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皇帝只要不胡来，懂得克制，稍微规矩一点，尊重读书人和臣下，对子民枪口抬高一厘米，总之，只要他达到一个正常人的道德水准，那么，他即使没有大作为，功绩不及秦皇汉武的零头，在历史上也必定能够赢得明君的称号。而且，绝对比建立了大功绩的秦皇汉武们少争议。

克制，任何一个城市中产者都不难做到。因为权财有限，能够调动的资源有限，即便想乱来，客观条件也倒逼着你必须克制。但有权或有钱者不一样，他们面对诱惑，并且清楚只要自己愿意就能让欲望轻易兑现。这时候，他们的克制就全然来自内心的道德力量。

对一国之君而言，更是如此。朱祐樘可以选择逃课，可以选择诛杀万家，可以选择奢靡生活，可以选择不听劝谏，可以选择公然地玩物丧志，可以选择数月数年不理政事，可以选择后宫三千……

但他通通选择了另一面。这意味着他确实爱惜羽毛，克制而不任性。就凭这点正能量的追求，朱祐樘也理应获得高度评价。

克制而不折腾，让子民安居乐业，就是最大的德政。古今皆然。

16岁少年崇祯，如何用三个月就弄死了魏忠贤？

大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

话说天性好玩，做木匠手工活天下一绝，却唯独当不好皇帝的明熹宗朱由校，在这一年由于自己划船嬉戏落水，落下病根，久治不愈。

眼看着22岁的熹宗皇帝快不行了，而他身下又没有子嗣，明熹宗的张皇后急了。农历八月十一日这一天，趁着势倾朝野的魏忠贤这一天不在，张皇后急忙问熹宗皇帝：“陛下万一不讳，大事如何？”

平日里嬉戏玩耍的朱由校，这会儿却清醒起来，说，那肯定是我的弟弟、信王朱由检了。

于是，熹宗皇帝随即召见信王朱由检，将帝位嘱托给他，并说：

“吾弟，当为尧舜！”

这话听着，好耳熟。

话说熹宗皇帝那位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去世的短命老爹明光宗朱常洛，在七年前（1620年）将帝位嘱咐给长子朱由校，也就是后来的熹宗皇帝时，也是这么说的，可惜朱由校做了七年皇帝，却将明帝国继续搞得乌烟瘴气。

临死前，明熹宗还不忘殷殷嘱咐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说：你即位以后，要帮忙保全我的张皇后。还有魏忠贤是个大大的好人，恪尽职守、谨慎忠心，“可任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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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这个名字太熟了。

是的，他就是那个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在北京城里呼风唤雨、招摇过市如同皇帝出巡的司礼秉笔太监，人称“九千岁”，有的甚至称为“九千九百岁”的魏厂公、魏公公的魏忠贤。

魏忠贤成为皇帝身边的大红人，还得从他的挥刀自宫说起。

魏忠贤是今天的河北肃宁人，年轻的时候，这哥们就是一个无赖混混，经常与一帮地痞流氓赌博。有一次赌博输了后，魏忠贤被逼急了，一怒之下，竟然挥刀自宫，进宫当太监去了。

好生“英勇”。

魏忠贤进宫，是万历年间的事。进宫后，他结交了个好太监哥们叫作魏朝，但魏忠贤可不老实，转眼就把魏朝的老相好，也就是朱由校（熹宗皇帝）的奶妈客氏给勾搭上了（对此也有人怀疑魏忠贤留了一手，哥们没有完全净身）。因为这个老相好的缘故，魏忠贤在熹宗皇帝朱由校登基后，开始飞黄腾达了。

经过七年的发展，到熹宗皇帝病危时，魏忠贤已然是大明帝国上下左右、人人敬畏的“九千岁”了。他手下的势力遍布紫禁城内外，从内廷的太监到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再到朝廷的大臣和边关将领，无不唯他马首是瞻。按照当时左副都御史杨涟的话来说就是，整个大明国内外，俨然已是“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了”！

而魏忠贤身边的爪牙，内廷宦官有王体乾等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有兵部尚书崔呈秀等人阿谀奉承，手下有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一干人马遍布朝廷内外，大明朝上下，俨然是这位“九千岁”在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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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杀机重重的氛围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在诚惶诚恐中上位了。

此前有人讲述，信王朱由检是通过向“厂公”魏忠贤表忠心，谋得了魏忠贤的认可，最终顺利继位登基。

历史不无这种可能。因为假若没有魏忠贤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认，朱由检的继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明史》记载，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十一日，熹宗皇帝遗诏皇位由信王朱由检继承。11天后的农历八月二十二日，熹宗皇帝驾崩，朱由检随后即位。

但朱由检登基后，魏忠贤很快发现，事情好像不太对路了。

刚开始，已经59岁的魏忠贤以为，这个16岁的小皇帝朱由检不过还是个娃娃，把他拿捏游玩于掌上显然容易得很。

但16岁的新皇帝朱由检，可不像他的哥哥明熹宗一样愚钝，这个少年，太隐忍了。

朱由检登基后，已然感觉到了大明王朝内外的重重杀机。他不敢吃宫中的食物，因为朝廷内外包括他身边的太监和宫女，绝大部分都是魏忠贤的手下，因此只能偷偷吃自己藏在袖中的饼子。晚上，少年皇帝甚至命令将大殿和寝宫的蜡烛全部点亮，因为他担心，黑暗处不知道是否藏匿着企图刺杀他的奸贼。

在昭告天下的《即位诏》中，朱由检说：“朕以冲人（幼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只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

吏治，是他开刀相向的第一个对象，而被开刀的人，无疑就是魏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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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但崇祯皇帝朱由检一开始表现得非常隐忍。他表面上对魏忠贤毕恭毕敬，暗地里却开始一步步地清除身边的阉党势力。

他先是遣散了身边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员，然后新选了一些宦官入内侍奉自己。

接着，他又命令魏忠贤的阁臣黄立极辞归乡里；然后又让李朝钦等一帮魏忠贤的心腹以“乞休”的方式去职；魏忠贤感觉不妙，便试探着跟小皇帝朱由检说，陛下，我要辞去东厂提督一职，但崇祯却故意没有答应，因为他觉得时机未到，还需要再等等，因此仍然极力“挽留”了“厂公”。

从内到外，崇祯皇帝开始层层抽丝剥茧，一点点地清除魏忠贤的势力。

崇祯皇帝有条不紊，步步推进，也使得朝中一些投靠魏忠贤的墙头草们发生了分化。

眼看新皇帝可能要整顿朝政，新任的南京通政使杨所修，以及吏科都给事中陈尔翼揣度着小皇帝的意思，于是上疏弹劾魏忠贤的老部下、兵部尚书崔呈秀，说他以往干了许多例如迫害东林党人的坏事，但崇祯暂时将奏折压了下来。

不久，原来跟随魏忠贤却没有受到重用的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也连连上书，斥责崔呈秀“内谀厂臣，外擅朝政，贪淫横虐”，由此掀开了一场朝臣攻击魏忠贤势力的舆论风暴。

崇祯的策略是，他自己看似不动，暗地里却鼓励那些反对魏忠贤的朝臣们，以及利用魏忠贤原来的心腹们，来发起一场讨伐魏忠贤罪孽的群众运动。

发动群众斗群众，仅仅只有16岁的崇祯皇帝对此却谙熟于胸。

而那些多年来被魏忠贤一伙压制迫害的东林党人和民众们，也纷纷爆发了。大量的奏疏如雪片般纷纷进呈，其中贡生钱嘉徵更是上疏历数魏忠贤有“并帝”“蔑后”“弄兵”“朘民脂膏”等十大罪。

崇祯读了心里为之震动，随即召来魏忠贤，让侍者一条条读给魏忠贤听，并且每读一句，就大声斥问魏忠贤说：“这是在说什么？”弄得魏忠贤只能跪在地上不停磕头，不知如何辩解。

4

魏忠贤心里大惧。

原本，他就是个不识字、没文化的街头混混，中年被逼无奈自宫当太监，没想着因为勾搭上了熹宗皇帝的奶妈，才开始飞黄腾达，权力来得太快，他心里并没有多大的准备。对皇权，他始终还是有着畏惧心理的。这一番崇祯皇帝的步步夺权、紧逼，使得魏忠贤不由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魏忠贤紧急找到崇祯皇帝身边的老太监徐应元，请求他代为向崇祯求情，并假装要告罪辞职。没想到的是，崇祯却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辞职，并迅速任命自己的手下控制了东厂、锦衣卫以及京城中的巡防等要职，并将兵部尚书崔呈秀等魏忠贤的党羽逮捕下狱，罢免属于阉党势力的工部尚书吴淳夫等人的官职，由此迅速掌握了朝中大权。

天启七年（1627年，朱由检到1628年才改年号为崇祯），农历十一月初一日，仅仅登基才两个来月的崇祯皇帝下发诏书称：

“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本当寸磔（凌迟处死），念梓宫（熹宗皇帝灵柩）在殡，姑置凤阳……家产，籍没入宫。其冒滥宗戚（党羽），俱烟瘴永戍（贬戍）。”

至此，魏忠贤也被吓破了胆。眼看这位16岁的小皇帝雷厉风行，三个月间便将实权步步掌握，而自己的党羽则被贬的贬、被抓的抓，魏忠贤心生畏惧，于是乖乖地带着几百个随从，赶紧照着小皇帝的指示，朝着安徽凤阳的明帝国祖陵开拔前进了。

但崇祯并未饶过他。随后朱由检又下令，让锦衣卫前往追击魏忠贤，并准备将他逮捕回京继续问罪，得知消息的魏忠贤知道难逃一死，于是在走到河北阜城时，和同伙一起在旅店中喝酒痛饮到半夜四更，然后上吊自杀了。

至此，呼风唤雨达七年之久的“九千岁”魏忠贤，在短短三个月间，便宣告身败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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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崇祯不依不饶，下令将魏忠贤的尸体肢解，并将他的人头悬挂在河间府示众；随后又命令将魏忠贤的姘头客氏处死，而在抄客氏的家时，崇祯还无意获知，原来魏忠贤还偷偷在宫中养了八名已经怀孕的宫女（不知道怎么怀孕的），意图效仿原来吕不韦的故事，将他们包装成熹宗皇帝的所谓私生子，以图谋逆。

诛杀魏忠贤后，崇祯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继续清剿阉党势力，并启用被贬黜的正直的东林党人。

而短短的3个月时间，这位年仅16岁的皇帝，便以雷厉风行的手段，重新控制了大明王朝的最高权力。

帝国一度曙光重现。

然而崇祯，终究还是没能挽救已经烂到根底的大明帝国，17年后的1644年，这位终年仅有33岁的大明末代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自杀，临死前，他在自己的衣襟上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而那位16岁就登基，雷厉铲除阉党的少年皇帝，也最终，留在了大明帝国的余晖里。

李自成“创业”，临门一脚为何踢得这么烂？

创造一个帝国，需要什么？

答案固然很多，但拥有一个优秀的带头大哥和一支素质优良的“革命队伍”，显然是“创业”打江山的基础。

可惜，古往今来，带头大哥不好当，“革命队伍”也不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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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是崇祯皇帝上吊自尽、大明亡国的第三天。

按照新主子、大顺政权高管们的吩咐，刚刚亡国的遗老遗少、大明帝国的文武大臣、候补官员们4000多人，这一天早早就来到了紫禁城午门外，等候朝拜大顺政权的新皇帝李自成。

可从早等到晚，左等右等，腿都站折了，新皇帝还是没有露面。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李自成这一天和手下的大将刘宗敏及最重要的文臣牛金星、宋献策等人叫了几十个妓女、戏子一起，正在后宫喝酒、纵情玩乐。李自成玩得好生开心，压根不记得还有要接见朝臣这么码事了。

在李自成看来，哥们从崇祯二年（1629年）就开始“起义”闹“革命”，如今好不容易打进了北京城，累得要死，自然要放松放松、纵情享乐一下。

至于那帮文人和武将，就让他们站一站、凉快凉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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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教科书里常说“闯王”李自成的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人民群众无比热情的欢迎，民间甚至有歌谣传唱说：“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但让人纳闷的是，怎么闯王一进北京，才一个多月，就迅速溃败了呢？

如果真像教科书上说的，是受到了清朝和反动地主阶级的联合绞杀，那么地主阶级，既然都热烈欢迎闯王进北京了，干吗还要绞杀他？

好吧，我们接着从李自成喝酒享乐这件事说起。

话说1644年，自从打进了北京城，干了15年革命，终于进了帝都的李自成，就开始“蜕变”了。

进入北京后，此前“不好酒色”的李自成，也开始享乐起来，并跟自己的大将刘宗敏、李过一起，从崇祯帝的后宫中，各自挑选了30名美女进行“享用”；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后，李自成便开始每天都在紫禁城中摆酒，并叫来娼妇、宫女陪酒，燕歌起舞助兴。

尽管北方的明朝旧将吴三桂仍然手握着五万“关宁铁骑”，大清更是一直虎视眈眈。大敌环伺，但李自成却压根不当回事，提前过起了皇帝生活。

坚持了那么多年理想，带头大哥开始有点堕落了，他手下的一帮文臣武将、“革命高管”们，表现又如何呢？

李自成的“革命高管”们，很多都是大老粗出身。

尽管1644年年初，李自成就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但他手下的一帮创业小伙伴们，还是习惯在他们这个自号为“永昌”皇帝的带头大哥面前大肆吆喝。

虽然已经进了北京城，但李自成手下的第一号武将、锻工出身的刘宗敏，还是经常按照江湖草莽规矩，大声直呼李自成“大哥”；在李自成面前喝酒吃肉的时候，也是经常直接用手抓起肉来就猛啃；在北京城，他们天天纵酒狂欢，搞得乌烟瘴气，对此李自成也无可奈何。

不仅如此，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人，还经常叫人到北京莲子胡同（当时京城的著名叫春一条街）叫来几十个妓女、“娈童”一起佐酒助兴，然后叫她们爬到桌子上“环而歌舞，喜则赏以大钱，怒即杀之”。

武将们素质不高，文臣们也不咋的。

攻入北京后，号称李自成重要谋士、学历不详的顾君恩，俨然成了大顺帝国的国家组织部部长，他经常披头散发坐在吏部大堂里，左拥右抱几个“娈童”，然后乘着酒劲、双脚踩到吏部大堂的案几上，大吼大叫。对此，李自成的另外一位部下、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劝他要收敛一点，说：“衙门自有体制，不比在军营中，可以随意放纵。”

没想到顾君恩却很生气地说：“老宋犹作旧时气象耶？”意思是说，老子现在成了政府大员，当然要享乐放纵一番，你老宋（宋企郊）还当我是以前那个时候？

许多年后，我们分析李自成的“创业团队”，可以发现：

李自成本人是驿卒出身，手下第一号武将刘宗敏是锻工出身；在他的队伍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只有两个举人牛金星和李岩，另加一个算命先生、身高不足三尺（1米）的侏儒宋献策。

牛金星是个失意文人，由于考试复查时被取消了资格，心怀不满的牛金星便开始跟着李自成干起了“革命”。为了扩大李自成的人才队伍，牛金星还给李自成推荐了一位号称通晓奇门遁甲的“卜者”侏儒宋献策。

宋献策很会讨李自成欢心，他编了一句谶语“十八子，主神器”。所谓“十八子”，组合起来就是“李”的意思，意思是说姓李的要当皇帝。这马屁，拍得李自成飘忽忽的。

手下知识分子太少，智囊力量不足，是李自成革命“创业团队”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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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高管”们素质一般，那么，李自成手下的基层干部、普通兵士们，素养又怎么样呢？

李自成的革命队伍，主要是由饥民、流民、工人和明朝投降的散兵游勇等组成。1629年起兵“闹革命”后，李自成的部队最开始也是到处烧杀掳掠，后来，李自成的重要谋士李岩到来后，便开始劝说李自成：

首先，要有所收敛，减少杀戮和屠城，收买人心；第二，便是救济百姓，每攻下一座城市，便将俘获的钱米赈济百姓；第三，则是进行革命“舆论宣传”。

针对明朝的加饷征派，李岩开始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迎闯王、不纳粮”“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家都欢悦”的革命口号，并让孩童们又唱又传，在整个大明帝国间，进行革命舆论宣传。

可不要小看这些简单的革命口号和措施，尽管此前屡战屡败，但从起用李岩，李自成的军队自1641年后便开始所向披靡。以河南为例，当时河南遍地饥荒，百姓听说这些所谓的“民谣”后，“惟恐（李）自成不至”，争先恐后地追随李自成的农民军，“从自成者数万”。

人民群众的蜂拥而至，对“革命”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可这也带来了一个潜在的问题：革命队伍素质低下、越来越鱼龙混杂，如果约束不好，后患也将无穷。

刚进北京城的头几天，“闯王”的军队军纪貌似还是很严明的，有两个抢夺绸缎的士兵，还被砍断了手脚示众；但很快，眼看着“革命高管”们已开始纵情享乐，李自成手下的基层干部和士兵们，自然也心痒痒了。

话说在他们看来，豁出性命“搞革命”，图的是啥？

无非七个字，“抢钱、抢粮、抢女人”嘛！

在强行“散居”到北京百姓家中后，李自成的十几万弟兄们很快行动起来。除了逼迫北京城的老百姓供应饮食外，士兵们纷纷开始“奸淫杀戮，备诸暴酷”，如果百姓“稍不给，就刀背马箠挞之”，致使很多平民百姓“往往立毙”。

不仅如此，士兵们还开始大肆奸淫、抢掠良家妇女。军官们则将明朝官员们的妻子、女儿编成名册，按照大顺军的官职进行强掳分配。据当时留居北京的士人记载：当时大顺军有的军队士官，掳掠到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子后，经常把他们抱到马上招摇过市，以此炫耀自己的“战果”。

4

对待北京的百姓毫不客气，对待大明投降的文臣武将们，李自成又怎么个想法呢？

刚开始，大明的遗老遗少们都以为，新主子来了，多少还是需要他们这帮“老臣”的。可他们很快就发现，大顺政权除了招录了一两百位文官外，对剩下的官员，压根不予理睬。整个大明帝国的文臣武将、知识分子和精英们，被晾在一边，李自成可压根没有要安抚他们的意思。

在李自成看来，尽管进了京城来当皇帝，可这个皇帝要怎么当，政权怎么组织，明帝国剩余的文官武将们如何安排，他显然完全没有想好。眼下他最心急的，不是什么安抚人心，而是想着怎么搞钱，来养活十几万进入北京城的军队和供他自己享乐快活。

部队和新政权都缺钱，于是李自成下令，对所有原来大明朝的官员，都统统进行“助饷”和“追赃”。这项工作，从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第八天，也就是三月二十七日就开始执行，具体工作由大将刘宗敏和李过主持，还设立了专职部门比饷镇抚司进行负责。

有了李自成的支持，整个北京城顿时成了一个烧杀掳掠、鬼哭狼嚎的人间炼狱。当时，整个北京城，大顺军的士兵们“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大明帝国的遗民，上至文臣武将，下至富商平民，纷纷被十几万大顺军士兵抓起来严刑拷打、追索钱财。

当时，一些富有的贪官，例如崇祯皇帝的老岳父、嘉定伯周奎，在拷打之下，就吐出了50万两银子；大太监王之心也乖乖上贡了15万两；大学士陈演，也被迫交出了4万两。

但问题是，高官巨富们多少还有点家底，无非掉一身皮，“捐”出银子交差；可是穷苦的中下级官员们可就惨了，要么没有钱，要么钱不够，满足不了李自成、刘宗敏们的需求。

于是大顺的士兵们得到的指示，只有一个：

整，往死里整！

大学士魏藻德，是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进士，此前被崇祯帝破格录用为阁臣。在主持“助饷”“追赃”的刘宗敏看来，这么大的官，肯定有不少银子，于是招呼手下一番严刑“伺候”。没想到魏藻德压根没啥银子，让家人东拼西凑了1万两银子，给李自成和刘宗敏“上贡”。结果刘宗敏非要他10万两银子，为了逼出这差额的9万两银子，魏藻德被活活打死。

临死前，魏藻德痛苦地说：

“我想为新朝廷效力，为何要如此对我？”

可秀才遇到匪，哪有什么道理可讲？

老子身上没搞出钱来，刘宗敏又将魏藻德的儿子抓来严刑拷打。可还是没钱，于是，魏藻德的儿子也被活活拷打致死。

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始，到四月六日短短十天时间，北京城里类似魏藻德这样被严刑拷打、逼勒致死、致残的大明文官武将，足足有1000多人。而通过在北京城挖地三尺、严刑勒索，不到一个月时间，李自成的“农民军”共在北京掳掠夺得7000多万两白银。

这是什么概念？

明朝时，即使是号称富庶的万历初年，大明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区区496万两；而明朝末年，在全国范围征派的“三饷”（辽饷、练饷、剿饷）所得也不过2100万两白银，就已经搞得民不聊生。而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北京短短十来天时间，就搜刮得到7000多万两白银，可以说，这几乎是将整个北京城的血肉都给榨干了。

如此情况下，大明帝国的遗老遗少（文臣武将、知识分子、士绅平民），又怎么可能为李自成所用？

5

作为李自成农民军仅有的两个举人之一，军师牛金星也掳掠了几个美女，到处纵情享乐。可看到大顺军进入北京城后军纪败坏，牛金星也觉得不对劲，他担心激发民变，于是劝告大将刘宗敏要约束部下。没想到刘宗敏却说，士兵们又没有兵饷，不抢劫、勒索，怎么搞？

刘宗敏说，要是民变，只要把北京城门一关，把百姓统统杀掉就行了；可要是不让抢劫掳掠，万一造成兵变，他可就难以控制了，“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

见到大顺军开始倒行逆施，李自成另外一个重要智囊、举人李岩也忧心忡忡。李岩赶紧上书李自成，建议重整军纪、招抚吴三桂父子。但李自成对此很不耐烦，只在奏疏上批了三个字：“知道了”。

实际上，李自成啥也没干，而是继续纵容部队在北京城内到处烧杀掳掠。对刘宗敏等人在京城到处掳掠勒索，李自成也基本不管不问，由此，开始酿下大祸。

正是在这时候，吴三桂粉墨登场。

后世的小说家们，经常讽刺吴三桂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了美人陈圆圆转而勾引清兵入关侵略。

但史实，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吴三桂本无意投降清朝，真正逼反吴三桂的，是李自成本人。

1642年，大明朝在松锦之战中惨败后，吴三桂被委以重任，率领五万关宁铁骑，驻守在宁远等关外五城。吴三桂的部队骁勇善战，因此即使是皇太极等人，也因为吴三桂的驻守而难以入关。

李自成进逼北京城后，崇祯皇帝手足无措之下，只好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迅速率兵勤王、支援北京。在此情况下，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五日，吴三桂只得将宁远50万兵民全部迁徙入关。

三月十九日，北京城陷。崇祯上吊自杀。二十日，吴三桂在得知消息后，无奈只有停止前进，屯兵在山海关等候消息。

在这种关键时刻，李自成逮捕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并命令他写信劝降吴三桂。

当时，吴三桂进退失据，50万兵民亟待安顿，而与清朝斗争了十几年的他，实际上忠君思想仍然强烈，不甘心投靠清朝。在接到父亲的书信后，吴三桂最终将山海关的防务转交给了大顺军的将领，自己则率领人马前往北京，向李自成投降。

但在前往投降的路上，坏消息却接踵而至。

当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北京城内到处酷刑拷打朝臣、掳掠淫辱百姓的消息陆续传来，家小都在北京的吴三桂，不免心生震动。

当吴三桂抵达靠近北京的滦州（今滦县）时，吴三桂的家人傅海山，在北京的变乱中冒着生命危险逃难出来，并带来了吴襄实际上被大顺军抓起来严刑拷打、几乎被“拷掠”致死的消息；而吴三桂也得知，他的爱妾陈圆圆，也在这场变故中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乘机霸占侮辱。

得知自己全家老小都被掳掠拷打，老父亲吴襄更是危在旦夕后，不胜寒心的吴三桂在犹豫再三后，迅速率兵返回山海关，并击溃李自成的大顺守军，转而联系清兵，希望一起夹攻李自成。

在获悉吴三桂发生变故后，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山海关。（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最终在山海关外决战厮杀。清兵则隔岸观火，一直到双方两败俱伤时，多尔衮才下令出兵，最终击溃了李自成的军队。

兵败山海关的李自成恼羞成怒，退回北京后，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下令将吴三桂满门34口人全部斩杀。四月二十九日，他在仓皇中举行登基大典，完成在北京称帝的夙愿。第二天—四月三十日清晨，李自成随即率领残兵退出北京城，并纵火焚烧紫禁城和北京城的各个城楼。

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到四月三十日退出紫禁城，他在北京待了不到42天。

算起来，这位一代“闯王”，只是在北京做了个“一月游”的帝王梦。

一年后，1645年5月，走投无路的李自成最终在湖北通城九宫山被杀。

一代“闯王”，至此，终于谢幕。

慈禧凭什么统治中国将近五十年？

自古贵师出有名。无论做什么事，最好能有个由头。由头越大，助力越多，阻力越少。

陈胜、吴广起义，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呼百应；刘备多年颠沛流离，终成帝业，靠的是“复兴汉室”大旗不倒；就连朱棣起兵夺侄子皇位也得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而那些公开声称为钱为权抢地盘而挑起战火的，从开始就很低端了，结局自然与流寇无异。

同理，如果想反对什么事，最好也能搞个大帽子，弄个大盾牌，一扣一挡，效果杠杠的。

晚清帝国中枢，“祖宗之法”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1898年，维新派推行新政，遇到所谓顽固派的种种阻挠，“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了康、梁难以翻越的大山。此时的太后、老佛爷慈禧正在颐和园静静地看着这帮后生“瞎折腾”。

要不是30多年前摆平“祖宗之法”，哪有慈禧今日？

1

古代中国是一个“男人当家”的社会，走出家门在政坛折腾的女性少之又少，登上权力巅峰的，更是凤毛麟角。

慈禧就是这“凤毛麟角”之一。

1852年，年方十八的慈禧入宫，4年后（1856年）生下了咸丰帝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爱新觉罗·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慈禧本就很受咸丰帝宠爱，咸丰帝甚至允许她代笔批阅奏折、评议朝政。现在又有了皇子，母以子贵，慈禧在后宫的地位可以与皇后慈安比肩了。

1860年9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烧到北京，咸丰帝仓皇“木兰秋狩”，带着懿贵妃慈禧母子二人、皇后慈安，还有一干亲王大臣跑到承德。一年后的8月，暑气刚退，咸丰帝就在避暑山庄撒手人寰了，留下一个被内乱和外敌折磨得千疮百孔的帝国以及年仅6岁的继承人。

怎样才能让年幼的皇子顺利继位，并在皇位安全的前提下保证帝国的运转呢？咸丰帝煞费苦心。临终前，他做了几件事，大概把后事交代好了。

第一件事，托孤。

“著派肃顺、端华、景寿、载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这个安排在咸丰看来是吸取了祖宗教训的。想当年，顺治帝6岁继位时，由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两个人辅政，结果两人争权；康熙帝9岁登基时，辅政大臣变成了四个，结果还是斗，直到康熙把鳌拜给斗倒了才算完。这次，咸丰一口气整了八个，史称“顾命八大臣”。

然而，如果大臣们势力太强，架空了皇帝怎么办？

所以第二件事，授印。

咸丰规定，皇帝的谕旨由顾命八大臣拟定，但要生效，须盖“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皇后慈安保有“御赏”印，皇子载淳则保有“同道堂”印。这样，帝后和顾命八大臣之间就可以相互制衡了，既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也不会有大臣争权，专擅朝政了。

可惜咸丰帝人美心美，想得更美。

历史上，权力平衡又平稳的时期有多少？谁又不想大权独揽呢？

2

同治帝一登基，就尊生母慈禧为“圣母皇太后”，尊慈安为“母后皇太后”。现在所说的“慈禧”“慈安”就是这两位皇太后的尊号。

按照咸丰帝的遗命，帝国最高的权力被分成了三份：顾命八大臣、小皇帝、皇太后慈安各享其一。不过，因为小皇帝年龄小，所以小皇帝的那枚“同道堂”印，实际是由其母慈禧保管的。这是慈禧参与同治政局的资本。然而，只有印章这个资本远远不够。一座大山，横在了她的面前。

咸丰帝虽然给身后的政局分了权，但这些权力该怎么协调、相互之间该怎么制衡，咸丰没说清楚。为此，在咸丰死后第二天，两宫太后就跟八大臣争执起来。

八大臣认为，“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不得更易，章奏亦不呈内览”。意思就是，今上的谕旨由八大臣拟定，而谕旨的内容两宫太后不得更改，甚至大臣们的奏折，也不拿给两宫太后看。

大家都知道，在一家公司里，出方案的是员工，但方案过不过，拍板的是领导；领导说不错，这方案过了，才签字盖章。

若把这种情况放在同治初的政局里，身为员工的顾命八大臣，负责替小皇帝拟谕旨，通过皇帝的谕旨管理帝国；而两宫太后却不是领导，倒像是专职“签字”的：把八大臣的意见上升为国家意志就行了，至于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了会有什么影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等等这些“国是相关”，就不劳两宫太后操心了。

或者说，在八大臣的眼里，两宫太后本就无权操心。

要给一份自己一无所知的文件签字？多尴尬啊。再者，一切都你们说了算，那先帝干吗不把印章也给你们？这还制衡个什么？

对此，慈禧、慈安两位新晋太后大为不满。史载慈安“优于德”，与慈禧相比低调不少，存在感也不高，但若论才智，恐怕慈安不在慈禧之下。

在出奔承德时，慈安就与慈禧母子一起受了八大臣之首肃顺的气。而今咸丰一死，最大的靠山倒了，只剩她们孤儿寡母三人。面对八大臣咄咄逼人的气势，慈安也感到不安。两宫太后都很清楚此时自己想要什么，敌人是谁，应该团结谁。所以，在这件事上，两宫太后抱团取暖。

这次争执的结果，八大臣退了一步，但两宫太后也仅获得“阅览奏章”的权力。数日后，御史董元醇上了个折子，把事情推向高潮。

董御史在折子里说，现在是多事之秋，皇上年龄尚幼，多亏太后“宵旰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虽然本朝此前没有“太后垂帘之仪”，但审时度势，不得不做出这样“通权达变之举”。

这折子就一个意思：什么都别管了，恭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一听这话，顾命八大臣就炸了。肃顺等人“勃然抗论，以为不可”。八大臣以皇帝的名义拟谕旨批驳，说“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何敢更易祖宗旧制？”又说先帝（咸丰）驾崩前曾特别嘱咐他们八个“尽心辅弼……何敢显违遗训？”

如我前面所说，所有的谕旨由大臣拟定，但若要下发得两宫太后盖章才行。两宫太后看到这样的谕旨，心里非常不爽，扣下不发。于是，剧烈的争吵爆发了。史载：

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后衣。

争吵声音太大，一边的小皇帝都被吓哭了，甚至还尿了裤子……

次日，八大臣“罢工”，以示抗议。慈禧也不示弱，坚持要临朝。最后还是慈安“转弯”，劝慈禧先忍忍，姑且将就。随着两宫太后的妥协，谕旨下发，董御史谪发披甲奴。

就这样，关于“垂帘听政”的第一次交锋，两宫太后败下阵来。与其说她们败给了肃顺，不如说是败给了“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宗之法”。正因为有这样的“祖宗之法”，肃顺一伙才敢理直气壮，在两宫太后和小皇帝面前横行霸道，“全无人臣之礼”。

该怎样击破“祖宗之法”呢？

3

慈禧冷静下来。毕竟帝位刚刚更替，两宫太后此前都久居宫中，纵使慈禧曾帮咸丰批过折子，但与朝廷百官实无来往。此时别说党羽了，就是大臣们穿着朝服站一排，两位女士能从中分辨叫出名字的都没几个。

所以这时候顾命八大臣的“罢工”还是很受用的，毕竟这个帝国得运转呀。在承德，他们不干活，谁来干呢？

问题的关键就是承德。

年幼的皇帝、两宫太后，以及先帝咸丰的梓宫到那时都还在承德。而当初跟着咸丰帝跑到承德的亲王大臣，大多是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的圈子。

肃顺等人不喜欢的人，跟他们政见不和的人都被留在了北京。咸丰帝的临终嘱托，事实上是将留在北京的一干大臣排除在外的。

对此，“北京帮”自然心有不甘。这些被留在北京，以嘴皮子面对英法联军枪炮的人，个个都很生猛。恭亲王奕䜣，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横亘晚清政局的“洋务运动”便出自他手。想当年，作为道光帝第六子的奕䜣，足智多谋，号称“鬼子六”，各方面都比他的四哥奕强太多。然而争储的时候，奕却在其师杜受田的指点下，巧施“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之计，成功获得道光帝的认可，继承帝业，是为咸丰帝。而奕䜣只得以恭亲王的身份参与朝政。后来咸丰帝重用肃顺，也有打压奕䜣的考量。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奕䜣主和，肃顺主战。后来打不过了，肃顺说，奕䜣既然你当初主和，那你现在就去跟洋人谈吧。当咸丰帝“木兰秋狩”的时候，奕䜣被留在北京跟洋人交涉。除了奕䜣，还有一个狠角色也被留下了：军机大臣文祥。这人有多狠？刑、户、礼、兵、吏、工，六部的工作，他全做过，妥妥的全能选手。

当英法联军兵锋逼近北京时，咸丰帝有意出奔承德，大多数亲王大臣都附和赞成，然而位列五个军机大臣之一的文祥却反对，说担心咸丰帝一走，人心涣散。

好的，既然你文祥说不要走，那你留下吧。所以文祥也被留下了，另外四个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佑瀛跟着咸丰去了承德，成了顾命八大臣中的四个。

被坑的奕䜣和文祥惺惺相惜，在与英法联军交涉时，共同的工作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后面的事件中，王室背景的奕䜣和身为军机大臣的文祥，通力合作。

当然，只是这样还不够。有一位伟人不是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吗？巧的是，在京畿一代驻守的将领恰好是僧格林沁和胜保。

僧格林沁的部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打残了，但这个人在军界影响力很大。

胜保呢？虽然能力不咋样，但此时京畿一带数他兵强马壮，而且，慈禧少女时曾跟胜保的姐姐学诗画，慈禧的弟弟跟胜保关系也相当好。

更巧的是，这两个人都非常讨厌肃顺……

所以，肃顺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

爱新觉罗·肃顺，大清宗室，镶蓝旗人，济尔哈朗的七世孙。以“敢任事”闻名，主张“乱世务必用严刑峻法”。初次受到咸丰帝召见时，肃顺力请“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深受咸丰帝赏识，累次破格任用。顾命八大臣中，数肃顺脑子最好使。

而论政绩，肃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咸丰一朝的大部分政策都有肃顺的参与。即使后来肃顺在政变中被杀，仍是“人亡策存”，就像先秦的商鞅那样。

只不过，他的人缘，比商鞅还差。

且不说他主导的政策动了太多人的蛋糕，触了太多人的神经，仅与人相处这一点上，肃顺就让许多同僚心里直呼受不了。史载：

（肃顺）心胸狭窄，作风霸道，刻人宽己，行事暴戾，廷臣衔之刺骨。

咸丰帝死后，奕䜣去承德哭祭，又应召去见两宫太后。奕䜣邀八大臣之一的端华一同前往，肃顺则说：

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

跋扈程度，可见一斑。

历史告诉我们很多次了，太狂妄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4

咸丰帝死后，奕䜣无视顾命八大臣的阻拦，奔赴承德“哭祭”咸丰帝。史载：

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自咸丰帝死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

哭完了，奕䜣便受两宫太后召见。八大臣虽有阻拦，但“究迫于公论，而西太后（慈禧）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八大臣最终妥协下来，放奕䜣单独与两宫太后见面。

叔嫂相见，一片欢喜。

两宫太后尽诉在承德受到肃顺等人种种欺负：什么来的路上不给好东西吃啊，什么先帝驾崩后胆敢跟我们娘仨大吵大闹拍桌子，还把小皇帝吓哭吓尿了啊。

奕䜣也说，北京、承德两地，因肃顺等人阻挠，时常消息断绝。

这下叔嫂一合计，肃顺这帮人，必须除掉。

可是，承德是肃顺的地盘。奕䜣说，要动手“非还京不可”。

对回北京这事儿，不仅肃顺不愿意，两宫太后也有顾虑，毕竟洋人还在那里。奕䜣回答：

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

这下两宫太后放心了。待奕䜣一离开承德，便与八大臣商定回京日期。

八大臣当然不愿回去啊，所以就今天一个理由、明天一个理由敷衍两宫太后。后来，胜保带兵来到热河“护驾”，京师廷臣、直隶总督等也纷纷请求皇帝早日回京。两宫太后又以按照祖制，要回北京举行新帝登基典礼并安葬先帝等为由，一面催促八大臣尽早定下回京日期，一面大赏八大臣，令其“大喜过望”。返京之事这才再无异议。

5

1861年9月23日，同治帝、两宫太后、顾命八大臣，还有咸丰帝的梓宫，起驾回銮。

慈禧的机会终于来了。

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在送先帝梓宫上舆之后，便与八大臣中的载垣、端华从小道星夜兼程，赶往北京。而肃顺等人则陪着咸丰帝的梓宫，从大路缓缓向北京行进，其间还遇到大雨，道路泥泞，诸人狼狈不堪。论行程，肃顺比两宫太后她们慢了足足4天。

9月29日，刚到北京，慈禧就在前来迎驾的朝臣面前涕泗横流地哭，把娘仨在承德受的委屈全吐了个遍。朝臣大多苦肃顺久矣，经太后这么一说，朝臣们心里不禁共鸣起来：肃顺面前，太后尚且如此啊。

9月30日清晨，回京还不到一天的慈禧，联合早已准备妥当的奕䜣，以小皇帝颁布的诏谕为据发动政变，直指顾命八大臣“矫诏擅权”，当场将载垣、端华二人逮捕下狱，随后又命人前去捉拿尚在路上的肃顺等人，解送回京。抓肃顺的时候，肃顺睡得正香呢。

10月1日，两宫太后大赏政变功臣，命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尔后军机大臣文祥上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10月5日，改年号“祺祥”为“同治”。

10月6日，命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其他顾命大臣皆革职，永不叙用。

斩肃顺时，京城欢天喜地：

都人士闻将杀肃顺，交口称快。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顷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

昔日飞扬跋扈的肃顺此时却仍骂不绝口，慨然赴死。

半个多月前，肃顺还依仗“祖制”“遗命”与两宫太后争于殿堂，何其狂也。但他始终没弄明白，只要方法得当，总有东西可以凌驾于“祖制”之上。至于“遗命”，死人安足恃？

就这样，辛酉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达到目的后又迅速收场。干净利落，稳，准，狠。

自此，26岁的慈禧开始登上权力的巅峰。

1881年，慈安太后暴死于宫中，两宫太后只剩慈禧一极。

1884年，甲申易枢，议政王奕䜣被削夺权力。

此后，在大清的权力中枢，再也无人能阻拦慈禧独掌权柄。

以洋务派、保守派相互制衡，以帝党、后党相互制衡，以汉人用事，以满人制衡汉人，又什么“祖宗之法”，什么“本朝先例”……在慈禧的手中，权力如玩具，没有人玩得比她高明。

回到开头的场景，戊戌变法中的康、梁之辈，如何是她的对手？

到了1908年，历三朝，左右朝政48年的慈禧，死了。也许，这样一个狠角儿，只有老天能收了。

再三年后，大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