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首富”系列

帝国首富往事：朱元璋为何要干掉沈万三家族？

明朝嘉靖年间，浙江嘉兴县一位进士花了23000两银子买了个小京官，当时人把这种花大价钱买来的官叫“沈万三官”。这就好比我们现在看到有个不那么低调的小土豪露出皮带，也会说：“哎哟，许家印同款。”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的大富商。在网上，他有时候被称为元末明初的马云，有时候被称为元末明初的王健林，最新的称呼则是元末明初的许家印。

谁叫中国的首富换得太快，而他才是永恒的首富。在江浙一带，沈万三是超级大富豪的代名词。在山东等地，他被当作财神，张贴在各家门户上。

无论历史还是当下，“首富”作为观察社会的一面镜子，往往真实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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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沈万三的身家，有一个记载说是“二十万万”。有好事者经过换算，说这一身家相当于好几个现在的首富。

沈万三最辉煌的时候拥有苏州城半数田地，协助朱元璋修建南京城一半（有说三分之一）城墙。叫他“沈半城”，毫不夸张。

人们想要八卦的是，首富的钱从哪来？或者说，一个超级富豪是怎么赚到第一桶金的？

这种心理，跟社会财富转移的隐秘性相关。富人发家如果纯靠能力、眼光以及透明的市场规则，那是人人看得到的，也就没有八卦的必要。

沈万三的财富来源很神秘。他的父亲擅长施肥灌溉，置地种田，干得不错，积累了一些家产。沈万三及其弟弟沈万四子承父业，但充其量只是个富农，撑死了是个小地主。这样的富农、小地主在江南地区，一抓一把，“首富”宝座怎么偏偏就轮到他坐呢？

富农、小地主沈万三几乎是一夜暴富。就像是一匹黑马，闯入了胡润的视野。没有人能弄懂他的财富从哪来，只能进行神秘化解读。

这些解释包括：沈万三挖地挖到了金矿；学会了点金术；行善救了一批青蛙，得到了聚宝盆……总之人们猜测他的财富不是降自天上，就是涌自地下。

还有一种说法，说他的财富来自富豪陆道原。陆晚年散财避祸，把巨额家产分给了沈万三，自己做道士去了，深藏功与名。

时值元末乱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打土豪分田地。富豪们又没办法移民，很容易因财招祸。有些富豪看透历史大势，散尽家财求平安。当时的大画家倪云林就放弃了家财，漂泊江湖。

这个故事比点金术、聚宝盆之类的荒诞传说靠谱，但不一定可靠。

每一个富豪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沈万三也不例外。当人们开始八卦他的财富之时，他知道需要为自己的财富找到一种合理的来源解释。所以，不排除他本人参与了散播上述说法。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突然登上富豪榜，甚至成了首富，他也会高兴并紧张社会舆论。他的智囊会帮他找来主流媒体记者，解释他怎么凭能力赚到大钱的，尽管这些解释十有八九隐瞒了关键环节。

不过，沈万三的第一桶金故事至少说明，他是一个勇于冒险的商人。从古到今，这是任何一个超级富豪必备的个人素质之一。当别人散财求平安的时候，他反其道而行，相信富贵险中求。

有了第一桶金，就有了以后的首富。沈万三走多元化的企业经营之道，其中最来钱的生意有两种：放贷与外贸。

传说朱元璋曾给沈万三一文钱，让沈帮他钱生钱，每日翻番，以一月为期。沈毫不犹豫接了单，回去越想越不对劲，姓朱的把我当猪头吗？1，2，4，8，16……一个月翻下来，天文数字啊。

这个事同样不靠谱，但可以说明高利贷是沈万三商业帝国的主业之一。

明人笔记《云蕉馆纪谈》记载，沈万三“变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可以看出，沈万三登顶富豪榜，最主要还是靠海外贸易。当然，他不像前首富王健林，他不做海外投资。

元朝鼓励海外贸易，沈万三踩到政策的关键点，从而享受了政策红利，定一个小目标，先挣它一个亿。

1356年，张士诚攻占苏州。这个私盐贩子出身的新霸主，知道外贸的重要性，设立市舶司，继续元朝的开放政策。沈万三家族从财力上支持张士诚，换取政治上的靠山。

这名老资格的“海贾”在张士诚统治苏州的十余年间，稳坐富豪榜首席。

但这也为朱元璋上台后沈万三家族遭受打击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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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最终赢得天下，沈万三在政治投机中押错了宝。

明朝肇始，沈万三方才凭借老干部的敏感意识到，曾经支持朱元璋的死对头，现在成了洗刷不掉的“历史问题”。

他的第一反应是，必须马上重新站队，向新主表示诚意，让对方知道自己已经触及灵魂，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多种史籍记载，进入明朝，沈万三家族积极助饷犒军，协助朱元璋营建新都城。各种紧跟新主的节奏，但求博得一个政治正确。

朱元璋是穷苦出身，对富豪怀有天然的仇恨心理。再加上元末以来，江南士绅富豪对明政权深怀芥蒂，以致朱元璋曾无奈感叹：“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呼为老头儿。”江南地主富豪此前宁可拥张而不愿站在朱一边，双方关系紧张。

最为关键的是，朱元璋不是大度之人，而是气量狭小的君主。沈万三们的财富保续，因此大成问题。

沈万三能够与权力进行交易的，除了钱，还是钱。他以商人的精明，希望重复前朝的致富故事。

然而，用力太猛了。

作为首富，沈万三曾组织两浙大户主动纳税献金，用于新王朝的日常开支。朱元璋修筑南京城，沈万三以一家的财力承担了三分之一的筑城任务。

为了进一步表达诚意，这个富可敌国的首富主动提出要给朱元璋的军队发饷。朱元璋反问他，我有百万军队，你发得过来吗？沈万三回答，每人发一金，没问题的啦。

就在犒军这件事上，沈万三犯了政治大忌。天子的军队又不是国家足球队，岂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劳军发饷？

萧何当年拿出自己家里所有的财产资助军用，刘邦很不高兴。后来，萧何不得不多买田地、贪小便宜，引得沿路都是告状的老百姓，刘邦才放心下来。

沈万三要是多读点历史，就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可惜啊。首富也要多读书，多学历史。

总之，朱元璋暴怒，说沈万三是乱民，要把他拉出去砍了。

马皇后赶紧劝谏，说一个人富可敌国，这个社会仇富的人多了去了，上天自然会灭掉他的，不用你亲自动手啦。

马皇后这句话绝对是真理。从古到今，我们社会就在崇拜财富和仇视富人的怪圈里打转，几千年都出不来。一个首富诞生了，大家都膜拜叫好；同样一个首富倒下了，大家还是拍手称快。

朱元璋听了老婆的话，没杀沈万三，将他流放到了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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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万三出事，并不是沈家财富传奇的终结。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沈万三的财富积累至少荫庇沈家三代人的荣华富贵。

不过，看看沈家人的表现，就知道这个曾经的首富之家难逃朱氏政权的二连击、三连击。

那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沈万三已过世多年，沈家姻亲、官居正三品的莫礼过访沈家，结果惊呆了。

你看这家人的日常器用：一般暴发户用金银器皿，沈家做宴席用刻丝（丝绸中的精品），用紫定器（定窑中的至尊），连筷搁都是羊脂玉做的。

莫礼也算是出身于富豪排行榜上的家庭，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但他还是被沈家的奢华震住了。他随即想到，这家人真是富贵惯了，一丝政治敏感性都没有，现在举国上下打击豪强，还这么不知收敛，恐怕很快又要惹祸上身了！

从沈万三开始，这家人做生意有一套，应付政治却很没水平。

与沈家不同的是，明朝开始后，一些有远见的富豪跟元末乱世一样，散财避祸。

当时有个段子说，嘉定一个富户问刚从京城返乡者的见闻，那人对他说，皇帝作了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富户一听，马上警觉起来，随即安排把家产托付给仆人，自己买舟带着妻儿漂浮别处去。不到一年，江南的富家大族几乎都难逃厄运，这个政治嗅觉敏锐的富户却获得善终。

朱元璋对江南富族的打击是逐步推行的，先是课以重赋，再则没收其田地作为官田，然后是强制迁徙、流放；最后放大招，利用“胡党”“蓝党”“空印案”等政治案件，借通党之名，全力打击江南地主富绅势力。每一次政治大案，被牵连的富商大户都达数万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党”案发，沈万三的儿子、女婿、姻亲等人都被牵连进去，要么抄家，要么流放，要么被诛。连几年前发出预警的莫礼，也没能逃脱。

这次打击对沈家是致命的，曾经的首富之家，急剧衰落。同时代人找到周庄沈万三家，看了看，不觉得房子宏伟，感慨说不过是中产人家罢了。

帝国首富胡雪岩：李鸿章为何要整倒他？

话说，西晋首富石崇临死前被装在囚车里，他感慨地说：“这帮害我的奴才，是想吞我的家产啊！”负责押送他的人便问他说：“早知道是家财害了你，干吗不早点散财呢？”石崇答不上来。

因为他至死都没看明白，他的死，固然与财富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政治—他所倚靠的贾后家族倒台了，赵王司马伦要清除异己，作为外戚贾家党羽的石崇，当然得跟着死。

这个首富，死得太不明不白了。

石崇死后1500多年，有一个帝国首富因政治而兴，也因政治而败，身家一度达上千万两白银之巨，最终却落得家财散尽、含恨而死。

他，就是大清帝国的首富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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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大清帝国与法国为了争夺越南的宗主权开始干架了。这时，远在江浙一带的帝国首富，从放牛娃出身的巨贾胡雪岩刚好60岁。没读多少书却聪明绝顶的胡雪岩没想到，这相隔几千里的一场战争，即将把他卷入一场毁灭的漩涡。

60岁，身家至少上千万两白银，作为帝国亦官亦商的首富，胡雪岩还身兼着布政使、江西候补道的官职，同时被御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他能得到这些官职和御赐的荣恩，与晚清重臣、湘军名将左宗棠的推荐深有关系。

胡雪岩会钻营，能做上帝国的首富，跟他会巴结浙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左宗棠关系很大。

作为一个从放牛娃、钱庄伙计出身，来自古徽州的小伙子，胡雪岩学习徽商的经营方法很有一套。

他先后依靠着王有龄、左宗棠的关系，经办浙江全省钱粮、军饷，又为左宗棠筹办军饷，购置军火，帮助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加上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经营药业，收取清政府跟洋行的借款回佣，一时间，胡雪岩要说自己是首富，大清国还没人敢说比他更富裕了。

可就在这时候，政治的漩涡也离他越来越近了。

当时，剿定太平天国后，湘军势力坐大，尽管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但左宗棠等湘军将领势力仍然不断壮大；同时，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也不断崛起。

对于清朝的主子来说，太平天国虽然已经平定，但北方捻军仍在叛乱，天下纷扰，剿灭乱匪需要汉人的军队，但坐视他们壮大，也是帝国心中的隐痛。因此，清廷想出法子，让湘军与淮军的势力相互牵制，如此，既可维系帝国的安宁，又可制衡汉人的势力。

由此，湘军的后起之秀左宗棠，自然与淮军的领袖李鸿章，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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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首富胡雪岩，是左宗棠的人。

早在大清同治元年（1862年），胡雪岩就获得了当时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信赖，被委任为总管，主持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使得他手下的阜康钱庄大获其利。

作为官商，胡雪岩还经常帮助清军经办粮台转运、买办军火等生意，不仅如此，他还曾帮助左宗棠训练了一支1000多人、全部使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

同治十二年（1873年），调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要西征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西征钱粮紧缺，又是胡雪岩出面，帮助清政府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到了外债1595万两白银，从而保证了清军军费，顺利平定新疆。

胡雪岩则从借款中赚取利息差，例如跟洋行1厘借的，就跟清政府说是1.1厘，有研究者指出，光是平定新疆的“西征借款”，胡雪岩从中赚取的利差就达288万两之多。

作为左宗棠和清政府几乎是半公开的“财政大臣”，大清国的官员和各地富商们，自然对胡雪岩青睐有加。早在1864年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取浙江后，大小将官们便纷纷将掠夺的财物等寄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

胡雪岩也借助着帝国官员和各路富商的存款，将自己的钱庄、当铺、生丝、药局等生意越做越大，可以说，依托着帮助清政府借款、买办等特殊的政商生意，加上胡雪岩多元化经营有方，到了帝国末年，胡雪岩的名声之大，已经震撼了整个帝国。

《异辞录》就记载说，胡雪岩“藉官款周转，开设钱庄，其子店遍布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官商寄顿钱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

但作为依托左宗棠和大清而生的帝国首富，胡雪岩没有忘本。

对于他起家发迹的杭州，胡雪岩为当地百姓免费提供了钱塘江义渡，他还义务收敛了几十万具战争遗骸，设立粥厂、善堂，修复名寺古刹，并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仅仅到光绪四年（1878年），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善款就达到了20万两白银。

此外，他还协助清廷开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调度军费、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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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雪岩名声越大，离左宗棠越近，他的政治风险就越高。

当时，大清国上上下下都知道，湘军和淮军矛盾由来已久。作为湘军后起之秀的左宗棠和淮军领袖李鸿章的碰撞，明里暗里都在进行着，因此淮军方面的人都知道，“倒左必先倒胡”，如果将胡雪岩这个左宗棠的“财政大臣”干掉，那左宗棠他还哪来的军费，又拿什么打仗？

在西征新疆、顺利平定阿古柏之乱后，左宗棠在清廷内外的名声越来越大，这不，都压到淮军头上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之战爆发。

淮军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年，因为胡雪岩的“斗丝”，李鸿章终于逮到了反击湘军和左宗棠的机会。

“斗丝”，说的是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洋商把持了丝茧价格，使得丝农备受盘剥。在此背景下，为了对抗洋商，从1881年开始，胡雪岩利用票号集聚的资本大量收购丝茧，“举江浙二省之育蚕村镇，而一律给予定金，令勿售外人，完全售与胡氏”，以期垄断丝货，使丝价不再由外商操纵。

但天意弄人，由于外商联合抵制胡雪岩，加上意大利生丝突然丰收、产量大增，以及中法战争爆发，市场剧变，丝价大跌，胡雪岩一时间资金被困、进退两难，转眼亏损便达到了100多万两白银。

眼看着左宗棠的得力助手遭遇危难，李鸿章认为天赐良机，于是秘密下令，要趁机干掉胡雪岩！

于是，李鸿章的得力干将盛宣怀出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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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李鸿章的幕僚和得力干将，秀才出身的盛宣怀身兼官办商人、买办、企业家和慈善家的名号，他同时也被称为“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曾经一手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和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前身）。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盛宣怀搞起政治斗争来，也同样不负“盛名”，心狠手辣。为了帮助李鸿章除掉胡雪岩，盛宣怀开始向胡雪岩发起了一系列秘密攻击。

1878年，清政府缺钱，胡雪岩便代表清廷，以私人名义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白银；1882年，中法战争前夕，清廷命左宗棠领战，胡雪岩再次受命，又以个人名义向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白银。对于这前后共1050万两白银的借款，清廷采取了以各省的协饷作担保的形式，由胡雪岩转手还给汇丰银行。

“斗丝”大战后，胡雪岩的资金一时周转不灵，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汇丰银行每半年一度的还款日期又快到了，于是，胡雪岩就去找负责每年协饷的上海道台府。

对此了然于心的盛宣怀，首先祭出狠招，让作为李鸿章派系的上海道台邵友濂故意缓发这笔协饷，听说是恩公李鸿章的意思，邵友濂于是照做了。

然后，盛宣怀又找到汇丰银行等一众银行，说胡雪岩眼下没钱了，你们得赶紧找他要钱，他快破产了。

对于汇丰银行来说，虽然借钱的人是清政府，但经手人毕竟是胡雪岩，于是，他们就拼命追着胡雪岩。对于身家上千万两白银的胡雪岩来说，汇丰银行催要的80万两白银，自己垫付一下，问题倒也不大，可偏偏眼下自己的资金又因为“斗丝”被困住了。没有办法，胡雪岩只得从自己的钱庄抽取了80万两白银来垫付清廷的借款。

危机由此爆发。

由于现金流都被“斗丝”和垫付清廷借款所占用，胡雪岩一时资金链困窘，在这节骨眼上，盛宣怀再次向各个洋行和储户、官员、富商大肆传言，说胡雪岩快没钱了，要破产了，你们赶紧上钱庄去找他讨钱啊！

这是什么？挤兑！能搞死人的。

再势大财雄的钱庄和银行，也害怕挤兑，盛宣怀这招，果然够狠。于是，现金被困的胡雪岩由于遭遇到了大范围的挤兑，手下的阜康钱庄、当铺竟然纷纷倒闭。

而作为胡雪岩商业帝国的核心，阜康钱庄等金融产业的倒下，也使得胡雪岩的商业帝国开始崩塌，由此拉开了李鸿章屠宰胡雪岩、削弱左宗棠和湘军势力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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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雪岩的致命一击，是来自李鸿章派系的政治攻击。

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李鸿章派系的人马出手举报，说刑部尚书文煜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中所存银两来历不明。随后，李鸿章又上奏，举报胡雪岩在代办清廷借款时，私下多加利息、收取利差。慈禧大怒，下令追查胡雪岩的资产，随后又将胡雪岩革职，并命令左宗棠追缴胡雪岩的欠款。

在李鸿章一派的强势干预下，清廷查来查去，最后得出结论，说胡雪岩倒欠的官私款项约1200万两，对此清廷还下发上谕，“勒令（胡雪岩）将亏欠各处公私等款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不完缴，即行从重治罪”。

陈年老账被一一翻出，不仅如此，清廷还下令，将胡雪岩囤积的、价值千万两白银的生丝以低价掠夺充账，并将胡雪岩的典当铺等产业也予以掠夺变卖。

于是，在这场由李鸿章指使、盛宣怀策划、清廷出面掠夺的政治清账中，大清帝国的首富胡雪岩，在短短几个月间，便迅速垮下来；而清廷地方官府、民间富商等纷纷出面低价掠夺、折卖胡雪岩的各种资产，胡雪岩名下的钱庄、当铺、商号、土地田宅等几乎被掠夺殆尽。

一场瓜分帝国首富资产的盛宴，在李鸿章和盛宣怀的政治密谋下，迅速推进。

历经两年多的掠夺、变卖，至1885年年底胡雪岩去世前，在掠夺变卖胡雪岩数百万两白银资产后，清廷对外宣称，除却私人欠账外，胡雪岩还差着大清帝国共208000多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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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迅速衰败，左宗棠也无能为力。

当这位湘军名将意识到政治的阴谋来袭，尽管他也曾试图救下胡雪岩，但盛宣怀的经济密谋、李鸿章的政治奏折实在够狠，转眼间，胡雪岩便被一系列的挤兑、革职、抄家和掠夺所迅速击垮，明哲保身之下，左宗棠只能选择弃卒保车。

因为归根结底，胡雪岩对于左宗棠而言，也不过是个政治棋子，如此而已。

历经两年多的抗争，中法战争最终于1885年，以清廷“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告终。在政治斗争中占得上风的李鸿章，则将左宗棠的部属一个个革去兵权，最终成为威震清廷的第一重臣。

光绪十一年七月（1885年9月），在政治斗争中落败的左宗棠，死在了福州；同年农历十一月，贫恨交加的胡雪岩，也郁郁而终。

临死前，胡雪岩将子孙们叫到跟前，嘱咐他们说：“白老虎（银子）可怕！”

帝国一代首富，至此，烟消云散。

首富想退休，为何退不了？

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国土上，有一种危险物种，叫“首富”。

2018年5月，90岁的华人超级富豪李嘉诚正式宣布退休，拼搏商海几十年，最后成功着陆上岸，李嘉诚是华人富豪中的传奇。要知道，以首富之身而能避免超级风雨，自古至今都是少有的。

纵观历史，首富的交椅，还真是不好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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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这一年是大清帝国道光六年，一位不仅在帝国内部，且被当时的西方人敬奉为传奇人物的58岁的帝国首富伍秉鉴（1769—1843年），在广州宣布：老爷子我，要退休了。

伍秉鉴的祖上从清朝初期移居到了广州，到了伍秉鉴本人已是移民的第六代。此前，伍秉鉴的祖上一直默默无闻，一直到了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伍家才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1792年，伍国莹的儿子伍秉钧（伍秉鉴的二哥）创办了怡和洋行，然而1801年，伍秉钧壮年去世；也就是这一年，33岁的伍秉鉴从哥哥伍秉钧手中，接过了怡和洋行的家业，由此开启了创造一个商业帝国的惊人历程。

尽管父亲和哥哥为伍秉鉴留下了一个简单的基础，但伍家在世界商业史上的真正起步，却是源自伍秉鉴的创造。

伍秉鉴生活的年代，清廷闭关锁国，只允许在广东进行“一口通商”。作为千年商港和广东的省会，广州作为大清帝国的开放门户，也成了全世界商人趋之若鹜的商业沃土。这种感觉，其实有点像后来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香港。一个能诞生首富的地方，一定要讲究：天时地利。

1757年，清廷宣布仅保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并且这种对外贸易的特权，还被清政府所特许经营的少数商行垄断把持，这也就是后来俗称的广州“十三行”。

少数几家商行垄断了整个大清帝国的对外贸易，其中的利润空间可想而知。伍秉鉴所接手经营的怡和洋行，作为十三行的重要代表，通过经营茶叶出口等垄断性贸易，由此开始迅速崛起。

帝国的巨富新星，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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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厮杀中，做任何生意，都比不上做垄断生意来得有“钱景”。

在联合官府进行垄断经营多年后，伍秉鉴的生意扩张到了全世界：通过代理人，伍秉鉴甚至投资了美国的铁路生意，并广泛参与了美国的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伍秉鉴的金融业务甚至广及欧美，他还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赫赫有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可以说，在清朝中期，他是大清帝国绝无仅有的具有世界意识的企业家。

1834年，伍秉鉴曾提起他个人的财富，通过计算他个人在国内的田地、房产、商铺、钱庄、货物和现金，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伍秉鉴说，他拥有多达2600多万白银的资产。当时整个大清帝国一整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4000万两白银。

尽管富可敌国，但他的生意，却始终以品质和诚信为重。在当时，广州十三行中也有其他行商经营茶叶贸易，但从伍秉鉴的怡和洋行出品的茶叶，只要贴上“怡和行”的标志，立刻会被外商认定为最好的茶叶，且价格也水涨船高。

对生意伙伴，伍秉鉴也讲究共赢共富，由此赢得了行商们的一致敬重。有一年，他从洋商处获得了一笔百万大单，正当大家都在议论怡和洋行又要狠发一笔的时候，伍秉鉴却将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请来一起吃饭，然后宣布，这笔生意要和大家一起做、一起发财，引得其他行商震惊不已。

对老外，他也颇有情义。美国商人索萨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000多银元，由于无力偿还，索萨也被清廷禁止离开中国。听说这件事后，伍秉鉴主动找来索萨，并当着索萨的面，将欠条撕毁。伍秉鉴说：你是我的好友，你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人生总有起伏，我不要你的钱，你快回国去吧。

由于诚信经营，待人厚道，伍秉鉴的商业帝国迅速扩大，并且他的商业口碑也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

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对此表示：“到1834年，伍浩官（伍秉鉴）不仅是（广州）行商最重要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那个时候世界上的首富。”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专辑，统计了过去1000年里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位是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这六人中，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就不用说了，刘瑾作为明代的巨阉太监，和珅作为乾隆身边的第一权臣，宋子文作为曾经的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可以说，国外公认的古代中国六个世界首富中，只有伍秉鉴一个人是彻底的商人出身。

但要注意的是，他虽然是首富，但他仅仅是个商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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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千年特有的政治生态中，作为“士农工商”的垫底阶层，商人永远是最为卑微的阶层—哪怕你贵为首富和超级富豪，也是如此，因为帝国的生态，不会因你而变。

商人，永远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那个阶层。

同样，伍秉鉴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

对大清帝国时期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在帝国官员和政治生态前的卑微地位，欧美人的观察非常透彻。伍秉鉴的同时代人、英国人约翰·巴罗说：“行商见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发抖……”

英国人岱摩，对于中国商人的这种卑微感，观察得更为仔细，关于当时十三行的富豪和商人们，他说：

“在海关监督面前—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的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

岱摩注意到，大清帝国的富豪和商人们，在官员们面前，眼光仅仅只能到达他的“第九粒扣子”，而第九粒扣子是什么位置？领口是第一个，第九粒扣子的位置大家可想而知，帝国商人们的卑微感，哪怕你贵为首富，也仅仅只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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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财富来自垄断性的贸易，而垄断性的贸易，自然需要政治的加持。

所以，为了维持这种垄断贸易地位、继续当上十三行的行商，大把撒钱，自然是伍秉鉴的第一选择。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统计，从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先后自愿或被迫“捐”出了160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各种私底下的贿赂及送礼。

在政治和官员面前的自卑，也使得清朝的富豪都有个特点，就是都喜欢捐钱买个虚职的官衔，然后穿下官服过过瘾。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关于伍秉鉴的画像，都有他穿着官服的样子—通过捐钱，伍秉鉴买到了一个三品官员的虚职。

所谓“商而优则仕”，不仅仅是一种商人心理自卑的表现，更是一种寻求政治加持和保护的密码。

这个秘密，中国商人信奉的经验是：“平常人我不告诉他！”

或许是在大清帝国的商海和政治博弈中觉得太累了，从1801年33岁时接过怡和洋行的家业，到1826年58岁时宣布正式退休，伍秉鉴本以为，家族的生意可以一帆风顺地经营下去。然而他还是太低估人生和政治的风雨。

就在伍秉鉴宣布退休五年后，1831年，作为大清帝国和英国商人中介代理人的怡和洋行的接班人伍秉鉴的儿子伍受昌，受了英国人的委托，前往清廷请求，表示英国商馆希望在珠江边搭建一个码头。但没想到的是，时任广东巡抚在获悉此事后勃然大怒，并表示要将伍受昌处死，这把作为首富之子的伍受昌吓得浑身哆嗦，当场就下跪磕头求饶。当时在场的粤海关监督，平时收了伍家不少好处，也帮着一起求饶，伍受昌才逃过一劫。

两年后，1833年，伍受昌不幸死亡，死因不得而知。已经退休五年的首富伍秉鉴，在63岁这一年，经历了丧子之痛。

不得已，伍秉鉴选用了自己的第五个儿子伍崇曜作为接班人，自己也在宣布退休后，却仍然不得不经常为家族的生意站岗、撑腰。

一个首富，哪里是他想退，就能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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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一个首富的诞生，必须拥有天时、地利，再加人和。然而，伍秉鉴和他的家族，却正在失去这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

得益于鸦片战争前清廷闭关锁国，以及广东“一口通商”和伍家的怡和洋行垄断经营等有利因素，伍秉鉴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然而在他退休后，随着欧美商人对于清廷闭关锁国政策越发不满，一场超级政治风暴和战争正日益迫近，并将无情地裹挟伍秉鉴的首富家族。

伍秉鉴退休后，先是儿子伍受昌死亡，然后，这个大清帝国的首富，又迎来了鸦片战争的前奏—虎门销烟。

作为大清帝国和外商的中介代理人，十三行的行商们，平时也需要为自己所负责对接的外国商人们，在华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担保。为了牟取暴利，19世纪初开始，大量外国商人夹带鸦片入华售卖，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此情况下，由林则徐发起的虎门销烟运动，也即将拉开帷幕。

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自然对广州十三行中的行商代表、怡和洋行的接班人伍崇曜（商名伍绍荣）开刀问责，并要求伍崇曜必须勒令洋商们交出鸦片进行销毁。

但洋商们哪里肯？无奈之下，伍崇曜求爷爷告奶奶，让洋商们交出一些鸦片做做样子，加上自己又从洋商手里买了一些，这才凑了1000多箱鸦片上交给清廷，希望能结案了事。但林则徐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十三行的行商们与英国商人串通一气欺诈朝廷。

1839年，林则徐下令将十三行行商的大佬、怡和洋行的少东家伍崇曜收捕入狱，同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强势进行销烟。尽管在上下各路打点下，加上林则徐也认识到了行商们所处的尴尬地位，伍崇曜最终获释，但怡和洋行在洋商中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捐钱买了个三品官衔的伍秉鉴，终于认识到了他一生极力想触摸却始终遥不可及的政治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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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海军封锁了珠江口，一位美国商人记载道，在听闻鸦片战争爆发后，已经72岁的伍秉鉴“被吓得瘫倒在地”，伍家及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希望和平解决的努力终于失败。然而能成为首富的商人，自然有着清晰的头脑，在意识到战争已经不可挽回后，伍秉鉴迅速捐钱出力，希望清廷能够获胜。因为他明白，一旦战争失败，清廷被迫开放门户后，广东“一口通商”的独特优势，以及十三行的行商们所赖以发家致富的垄断性贸易，也必将崩溃瓦解。

1841年5月，英军直逼广州，为了阻止英军，奉了清廷广东当局之命的伍崇曜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谈判，最终双方签署了《广州和约》，并约定英军退至虎门炮台以外；清军则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向英军交出600万元赔款。而在赔款中，200万元由十三行行商出，其中伍秉鉴家族出资最多，有110万元。

因为参与“议和”，伍秉鉴及其儿子伍崇曜，从此戴上了“汉奸”的帽子。1842年，清廷最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彻底失败，被迫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的条款之一，就是清廷必须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为了筹措这笔巨额赔款，清廷勒令伍秉鉴交出了100万元帮助向英国人赔偿。

而首富家族的灭顶之灾，才刚刚开始。

比被“勒捐”更为致命的是，随着清廷的战败，广东“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被废除，在英国人的要求下，在广州的基础上，清廷又新增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局面的出现；加上《南京条约》取消了外商在华做生意必须经过十三行行商代理中介的规定（也就是说，外商从此可以跟任何中国人做生意，无须行商做中介了），各种垄断特权的消失，也使得伍秉鉴家族等十三行行商的垄断贸易地位一去不返。

失去了政治保护伞和商业垄断特权，伍秉鉴的首富家族，也开始被迅速打下神坛。

就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几个月，1842年12月，伍秉鉴在给他的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写道：“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在宣布退休多年后，这位大清帝国乃至当时世界的首富，在政治和战争的风雨中，已经心力交瘁。

发出这封信半年后，1843年，75岁的首富伍秉鉴，最终在大清帝国的风雨飘摇中撒手人寰，他一手建立的商业帝国，最终逐渐崩溃瓦解。本以为退休后就可以安享的晚福，直至他死，也没有到来。

因为即使贵为首富，他也只是风雨飘摇的时代和帝国中一朵浪打的浮萍，如此而已。

最会搞钱的经济大臣，如何支撑起帝国霸业？

公元前81年，一代雄主汉武帝已去世6年，此时是汉昭帝始元六年。

这一年，朝廷郑重其事地从全国各地召集了60多名儒生，参加政府经济政策评议座谈会。朝廷这边出席会议的高官有丞相田千秋，以及主管财政经济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

会议的氛围一点儿也不团结友好。

作为前任皇帝执政时期主要经济政策的制定者，74岁高龄的桑弘羊在会上遭遇“言语围攻”。儒生们没有一丝尊重这名两朝元老的意思，纷纷向他发难，痛骂他主持的盐铁专卖等国有经济事业是与民争利，君子不齿。

根据后来的会议实录，桑弘羊明显处于守势，但他依然顽强地为国家既定的经济政策进行辩护，前后发言100多次。

儒生在道德立场上秒杀桑弘羊，但桑弘羊绝口不提仁义道德。他说，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

结果，没有一个儒生能够很好地回答他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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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是个雄才大略又好大喜功的皇帝。在他接管整个帝国后，随着国力的恢复，他的内外政策有了明显的转变。尤其是对外政策，从汉初的韬光养晦、和平崛起，调整为高调征服、武力称霸。

史书上说，武帝在位50多年，基本上有40年都在对外战争。

他开疆拓土，北逐匈奴，南服滇越，开通西域，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当时的热血青年，很是扬眉吐气：厉害了，我的帝国。

但是，战争是要烧钱的。钱从哪来？

汉朝开国，到武帝即位，一直实行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中间出了个“文景之治”，国家积累的财富相当可观。史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这笔国库积累成为武帝对外征战的底气和启动资金，支撑了他在位前20年的主要开支。

到了元狩年间，即公元前120年左右，国库里的钱烧得差不多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武帝要想办法搞钱。

在武帝的授意下，御史大夫张汤最早提出了盐铁官营的建议：“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

武帝第一时间批准了这一建议，主管此事的大农令郑当时立马着手办理。考虑到自己不谙盐铁经营，郑当时向武帝推荐了两个人：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大冶铁商孔仅。

西汉初期，商贾是不能为吏做官的。这条规定或许是出于对商人阶层的歧视，但更主要是为了防止权力寻租，避免官商勾结，破坏社会公平。

武帝打破了这条铁律，对他来说，非常时期任用非常之人，再正常不过。东郭咸阳和孔仅这两个大商人，被任命为大农盐铁丞，分别负责盐和铁的国家专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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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为什么要拿盐和铁作为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

大家知道，传统社会中，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绝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无须通过市场流通。盐和铁，恰好是两个例外。

《管子》中说：“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又说：“恶食无盐则肿。”不吃盐要生病，所以人人都要吃盐。当时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铁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到国家的行军打仗，都离不开的。

因此，盐和铁的生产销售中蕴藏着丰厚的利润，当时的大商大贾都出自这两个行业。汉武帝当然希望国家通过一定的措施把这些利润抓到自己手里，以达到争夺商利。

东郭咸阳和孔仅上台后，提出了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简单来说，盐的官营实行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的做法，就是由官府招募盐户，煮盐的费用由盐户自己承担，官府只提供煮盐的铁锅（即“牢盆”），煮成的盐再由官府统一收购并对外销售。

铁的官营则完全由官府垄断。各地都设置铁官，负责铁的冶炼，铁器的制作以及销售。铁的垄断相当于从源头控制了武器生产，对帝国的稳定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盐铁官营，还有一点在汉武帝的掌控之中。

当年，由吴王刘濞带头的七国之乱是怎么乱起来的？肯定不是主张削藩的晁错挑起来的，而是这些封国利用盐铁生意大发其财，从而招兵买马，收拢人心，才有了对抗中央的实力。

武帝在全国搞盐铁官营，不仅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对断绝封国的财源也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堪称一石二鸟。这一招，比他的推恩令还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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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经济政策一出台，效果杠杠的。汉军连年征战，都征调盐铁收入助赋。不到三年，孔仅就晋升为大农令。

不过，汉武帝很快就发现政策有漏洞，不能按照他的意图完全施行。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孔仅等人是盐铁大商人出身，他们在掌握盐铁官营的权力后，引入和安插了更多的盐铁富商。这批商人成为最早的“官商”，不仅攫取中间利益，还企图控制政治。据说，当时有大批商人通过各种手段进入官场，造成了吏治混乱。

第二，武帝实行盐铁官营的初衷，是要彻底夺取市场利益。孔仅等人日渐感觉到国进民退，自身商业利益受到侵蚀，于是对盐铁官营的态度也由积极变得消极。

孔仅最终遭到撤职。大农令几经换人后，最初在盐铁官营事务中不唱主角的桑弘羊成了掌门人。

桑弘羊出生于洛阳一个富商家庭，是帝国最著名的算赋神童，13岁就彰显出理财的天赋，因而被选入宫。

很多人认为桑弘羊是盐铁官营的首倡者，其实并不是，他只是做得最出色的一个，所以大家习惯把开创之功也归到他头上。

桑弘羊逐步厘清孔仅时期的盐铁官营弊端，通过机构设置，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财经管理系统，并让这套系统高效地运转起来。

盐铁专营之外，他还大力推行相关的经济措施。

比如建议汉武帝收回各郡国的铸币权，统一国家币制，加强中央对全国财经的控制。

再如大力推行均输政策。办法是将各郡国应缴的贡物，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土产品，上缴均输官，再由均输官将这些廉价土产品，运往贵价地区出售。中央政府不费一文资本，经过辗转贸易，便获得巨额差价利润。

桑弘羊又创办了平准制度，“置平准于京师……尽笼天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这实际上是天下均输官在京师的总经理处，既有利于平稳物价，又实现了中央创收。

为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推行，桑弘羊还建议武帝配套颁布了算缗、告缗的命令。

算缗，就是向商贾地主征收财产税。规定凡隐瞒不报或虚报的，除了没收全部财产，还要被罚戍边。

告缗于是应运而生，即鼓励对隐瞒财产不报或谎报的富商地主进行检举揭发，大搞举报有奖。

桑弘羊的铁腕手段，几乎堵死了帝国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之路。但对汉武帝及中央政府而言，桑弘羊立功了。他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千方百计满足了当时中央政权对财政的浩大需求。

史载，在他掌握经济大权的一年之间，“天下用饶”。

4

我们现在知道，“天下用饶”其实是一种假象。

准确地说，应该是，国家财力虽然上去了，但发展的成果并未能被广大人民分享，而被皇帝用于更大的征战事业，以及愈加无度的挥霍中去了。

武帝执政中后期，打赏有功将士，出手都是百万计，一点儿都不心疼。搞形象工程也是一个赛一个，花多少钱，不在考虑范围内。

因为，桑弘羊总能搞到钱来充实国库。

官营经济的弊病就在于此。当政策的实行是为了一个集体崇高的目的，比如打匈奴、反侵略，那么百姓、商人为国家让路，勒紧裤腰带，这都不成问题。但当政策变了味，成为掌权者满足私欲的工具，比如好大喜功、挥霍无度，那么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肯定会发生转移。

武帝晚期，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与民争利”的国家政策，已经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民生艰难，犯罪大增。为了维持统治，又任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弹压社会不满情绪。

这个过程，如徐复观总结：“因黩武的关系，便逐渐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便不能不使用残酷的刑法，三者互相因缘。”

北宋名臣司马光评价汉武帝，说他的各种残暴做法跟秦始皇几乎没什么区别，但“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是因为他晚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改过。

公元前88年，汉武帝七十大寿，百官准备好好庆贺一番。没想到，他下诏说，我无德于天下，无恩于人民，狂妄一生，不知死了多少人。我只觉得很惭愧，连饭都吃不下去，不要再提祝寿之事。

武帝变了，但桑弘羊没变。

桑弘羊晋见武帝，建议派兵、移民到轮台（位于新疆天山南麓），建城堡，开荒地，以安定西域。

武帝不以为然，颁发《轮台罪己诏》。大意是，之前有人建议每个百姓增税30文，作为边防军费，加重了老弱孤残的负担；这次又要兵士和民众到轮台去开荒，那里远在车师（吐鲁番附近）以西千余里，上次收服车师，因运输困难，死了几千人，再派人去轮台，不是要害死更多百姓吗？

不难看出，武帝在里面对桑弘羊及其政策进行了批评，把黑锅甩给桑弘羊。然后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废除残暴的刑罚，减轻民间的赋税，使天下安定。

一年多后，忏悔中的武帝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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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几乎否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和政策。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同时，他着手寻找能够贯彻他新政策的大臣。

据说他曾命宫廷画师画周公像，赐给霍光，意思是要年幼的昭帝继位后，霍光行周公辅政之事。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一起受命辅佐昭帝。

新帝上位后，官营政策并未改变。

霍光作为武帝最后拣选的重臣，意欲改弦更张，实行类似汉初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桑弘羊，作为盐铁官营等一系列国营政策的制定者和受益者，并不愿放弃原有的政策。一旦放弃这套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经济政策，他的存在意义就要受到质疑。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的召开正是为了解决武帝时期官营政策的存废问题。

与桑弘羊辩论的儒生们，背后的支持者是霍光。

双方的辩论很激烈。儒生们全面否定专卖制度，指责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政策都是“与民争利”，主张贵义轻利，自由放任，藏富于民。他们还指出了盐铁专卖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质量差、价格高、官商勾结等等。

桑弘羊竭力维护自己的政策，前后发言100多次，可谓舌战群儒。他不否认儒生们指出的问题，但强调这不是政策本身有问题，而是执行过程中人出了问题。

与儒生们讲求执政的仁义不同，桑弘羊一直强调实际问题的解决。他现场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不搞国有经济，那么一旦外族入侵，我们拿什么去保卫国家？

据说现场儒生无人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坚持传统的论调—“以仁义导之”。

战争时期，要采取强硬的集权政策。这一点古今皆然，桑弘羊凭此站稳了脚跟。

不过，现在形势又变了。匈奴北徙，威胁暂时解除，而武帝后期对匈奴用兵，败得一塌糊涂，此时是否还要歌颂战争呢，还是重拾汉初的和亲政策，韬光养晦，等待下一次大国崛起？

桑弘羊没想明白这个问题，他的世界里只有搞钱—打仗—搞钱—打仗。

儒生的理论虽然浮夸，有点假，但对于政权巩固，安抚人心，还是很有用处的。尤其是在百姓无法从大国崛起中得到实际好处的时候，皇帝如果宣称实行仁政，百姓就会感恩戴德，山呼万岁了。

所以，后来的汉宣帝就曾对他的儿子（即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就是说，汉朝治理天下，向来是霸道、王道并用，只是有时候偏向王道多一点，有时候偏向霸道多一点。

具体何时侧重王道，何时侧重霸道，当然要根据国内的主要矛盾去衡量。

到盐铁会议召开之时，汉朝的主要矛盾已由民族矛盾转变为阶级矛盾，人民没有活路，造成了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如果不对国家主要政策进行调整，以休养生息和轻徭薄赋来缓和这种矛盾，而仍然与民争利、不作让步的话，那么汉朝可能真如司马光所说，到汉武帝之后就亡了。

盐铁会议的辩论结果，儒生宣布他们赢了。

作为皇帝行仁政的宣示，有且仅有酒类专卖被取消了。而盐铁官营实在太有利可图了，到手的东西总很难再还回去，到西汉结束，好像总共也就取消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此后历朝历代都对这块肥肉上瘾，绝少放手。

谁曾想到，桑弘羊最终以这种形式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