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案

斧声烛影：赵匡胤真是被砍死的吗？

宋太祖赵匡胤，到底是怎么死的？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晚，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年）跟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喝了顿酒。几个小时后，身强体壮、无病无害的赵匡胤，突然暴毙宫中，五天后就被匆匆下葬。由此引发了千百年来，关于“斧声烛影”等有关赵匡胤死因的诸多争论。

作为一个皇帝，临死之前、死亡之后，御医与大臣必定会入朝问疾，但奇怪的是，关于赵匡胤之死，记载赵匡胤生活起居的《太祖实录旧录》，关于赵匡胤死亡前后及死因，竟然完全略过，一字不提。而正史《宋史·太祖本纪》中，只有寥寥的九个字：“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此外，《宋史·太宗本纪》中，也只有九个字提起了这件事：“太祖崩，帝（宋太宗赵光义）遂即皇帝位。”

一个开国皇帝，突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暴毙”而亡，并且史书记述非常诡异、不合常理，且皇位的继承，也并非由赵匡胤已经成年的两个儿子继承，而是诡异地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抢占。所以1000多年来，无数人都提出了一个观点：

赵匡胤之死，凶手就是赵光义。

实际上，追踪一桩1000多年前的命案，历史，已经没有真相，但我们可以尽可能接近真相。

对赵匡胤的离奇死因，北宋时人就隐约感觉到了不对劲。关于赵匡胤是被赵光义用斧头砍死的这个说法，在赵匡胤死后不久，就开始在朝野之间秘密且广泛地流传，这就是所谓“斧声烛影”的传说。

死因推测一：斧头劈死的

“斧声烛影”的说法，最早来自宋神宗（1048—1085年）时期，与欧阳修等朝廷重臣交游甚广的僧人释文莹。在其根据政坛秘闻所撰写的《续湘山野录》中，释文莹记载说：

赵匡胤在死前几个小时，召弟弟赵光义一起喝酒，并将太监、宫女、妃嫔全部屏退。外围的人，“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

这段话，也是“斧声烛影”传说最早的由来，意思是说，当时外围的人看到，烛影之下，赵光义很奇怪地走来走去，“有不可胜之状”。后来赵匡胤拿出“柱斧”戳着地上的雪，对赵光义说：“好做！好做！”几个小时后，已经睡下的赵匡胤在宫中“暴毙”。

释文莹的这段说法，在南宋宋孝宗时，也被历史学家李焘写进了《续资治通鉴长编》这部史书中。关于当时的情境，李焘写道：“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日：‘好为之！’”

关于这段记载，李焘将赵匡胤用“柱斧”“戳雪”，改成了“戳地”，显得更合乎情理。因此当时人的说法是，赵匡胤当时一直在室内；赵匡胤对赵光义大声说的话，从“好做！好做！”改成了“好为之！”这相当于是对北宋口语，在南宋时代的一种翻译。

关于赵匡胤临死前的这段情景，作为历史学家的李焘，特地指出释文莹的记载不一定可靠，但他仍然将这段记述引用进了史书，由此可见，李焘心中也存在疑惑。

由此，后人开始推断，赵匡胤是被赵光义用斧头给砍死了。

学界：斧头劈的？不靠谱！

赵匡胤是被斧头砍死的？史学界很多人也一直怀疑赵匡胤是非正常死亡，但对赵匡胤是被斧头砍死的这个说法，很多学者都论证指出，这个传说，不太靠谱。

很多学者都指出，当时赵匡胤身边出现的“柱斧”，在北宋时有两种，一种是武士所用的利器，一种则是文房用具。作为文房用具的柱斧，又称玉柱斧、玉斧，一般是用水晶或铜铁做成，而“斧声烛影”中的柱斧，即为文房用具的玉斧。

如果说赵光义是用这玩意杀死了赵匡胤，那这种说法就很不可信：一个是这玩意很难杀死人；另一个，即使用这种玉斧杀死了人，外伤肯定也非常明显，难逃众人的耳目。

最早传出“斧声烛影”这一宫廷秘闻的释文莹，他所生活的时代，离赵匡胤死亡只有几十年的时间。释文莹在《续湘山野录》中，记载了赵匡胤死后，赵光义曾经“引近臣环玉衣以瞻（赵匡胤）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也就是说，在赵匡胤的宋皇后等人看过尸体后，赵匡胤的一些重臣也看到了赵匡胤的尸体，而赵匡胤的尸体有被洗浴过的痕迹，所以“温莹如出汤沐”，但可以肯定的是，尸体没什么外伤，至少表面没有。

所以，赵匡胤是被斧头砍死的这个说法，史学界普遍认为不靠谱。

死因推测二：突发脑溢血？

但即使不是被斧头砍死的，赵匡胤的死因，也确实很蹊跷。

几个小时前，还好好地跟弟弟喝着酒，怎么一睡下，就突然死了呢？

对此，有学者就提出，赵匡胤可能是当时饮酒过度，酒精中毒死了；也有学者根据宋真宗等宋代皇帝的死因，提出赵氏家族可能有躁狂忧郁症遗传，赵匡胤在当时，有可能是突发脑溢血死掉了。

但是这两种观点，论据都不充分。

史书记载，赵匡胤喜欢喝酒，但他对喝酒还是相当节制的。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就曾经对侍臣说：“沉溺于酒，何以为人？”可见他对喝酒，有自知之明和相当的克制。

至于突发疾病原因，史学家们翻遍了未被赵光义动过手脚的、记载赵匡胤生活起居的《太祖实录旧录》，也没有发现任何疾病记载。

《太祖实录旧录》记载，赵匡胤暴毙那一年，三月份出游洛阳；死之前13天，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初六日，赵匡胤还“幸西教场，观飞山军士发机石”。这段时间，赵匡胤身体好得很，频繁出游，根本没有任何生病及传召御医的记录。

所以，赵匡胤突发心血管疾病暴毙说，也被学界所质疑。

死因推测三：被毒死的？

那么，赵匡胤究竟是怎么死的？

喜欢下毒的赵光义，自然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赵光义是否下毒毒死了赵匡胤，没有证据。但史书的明确记载是，上位后的赵光义，很喜欢下毒：北宋时，后蜀国主孟昶、南唐国主李煜、吴越国君钱俶，都是在投降北宋后，被宋太宗赵光义下毒毒死。

而《资治通鉴》的总编撰、北宋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则在离赵匡胤死后只有几十年的《涑水记闻》中，留下了有关这宗千古疑案的重要信息。司马光作为史学家，也是北宋的臣子，很多话不便明说，但他在《涑水记闻》中记载道：

赵匡胤在半夜死后，宋皇后马上让宦官内侍都知王继恩前往通知赵匡胤的儿子秦王赵德芳（当时18岁），让他迅速入宫。但在这个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王继恩却直接前往开封府找晋王赵光义（赵光义兼任开封府尹）。半夜三更，在开封府门口，王继恩看到，擅长医术（也可能擅长下毒）的晋王近臣、医官程德元，早已等候多时。于是，程德元带着王继恩，进了开封府。

司马光记载说，对于是否马上进宫，赵光义在当时还有些“犹豫不敢行”。在此情况下，宦官王继恩万分紧急，催促赵光义说：“事久将为他人有矣！”王继恩的言下之意是，当时，赵匡胤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年，其中，赵德昭已经26岁，赵德芳已经18岁；并且，赵匡胤除了赵光义，还有一个弟弟赵廷美，都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在此情况下，赵光义随即带着宦官王继恩、医官程德元等人冒着大雪，迅速赶到皇宫门口。到了皇宫门口，王继恩让赵光义稍等一下，让他先进去通报，但心急如焚的程德元却说：“现在就要直接闯进去，还等什么？”（原文：“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于是，赵光义迅速闯进皇宫。当时，宋皇后听说王继恩回来了，就问说，是“德芳来邪？”（指赵匡胤的儿子赵德芳），但没想到，出现在她面前的，竟然是不唤自来的赵光义。

宋皇后被吓得目瞪口呆，“愕然”，后来，宋皇后对着赵光义说了一句话：“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官家，是宋朝人对皇帝的称呼。赵光义对此回答了一句：“共保富贵，无忧也！”

司马光是个史学高手，不方便直说的事，他在《涑水记闻》中委婉地进行了表述。

一个普通的医官程德元，在皇帝赵匡胤暴毙当晚，却像未卜先知一般，提前等候在开封府门口，等待接应宫廷中前来通风报信的宦官王继恩（似乎早已被赵光义收买），并且跟着赵光义一起闯进皇宫夺权。

医官程德元有没有跟赵光义一起对赵匡胤进行验尸，司马光没有记载，但在记述这场隐晦的宫廷政变中，司马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为宋太宗赵光义隐了晦，又做到了尽在不言中。

赵光义上位：斩草除根

赵匡胤究竟是不是被毒死？没有证据。但司马光却记载了擅长医术的程德元，在赵光义夺权前后的一系列蹊跷举动。一个普通的晋王身边的医官，却在这场宫廷政变中鞍前马后，并跟着赵光义进入皇宫夺权，实在匪夷所思。

对这种举动，一个大胆的揣测是：程德元协助赵光义配制了某种奇特的毒药，赵光义随后在与赵匡胤的对饮中在酒中下毒。然后赵光义迅速返回家中，制造自己不在现场的表象，等待赵匡胤毒发身亡的死讯。随后，赵光义让程德元接上来通风报信的宦官王继恩，三个人（也可能更多人）一起闯进了皇宫夺权。

抛开揣测，从遗留的被筛选过的史实来看，从赵光义的顺利进宫，以及宋皇后的束手投降，各种迹象都显示，整个大宋皇宫内外，早已尽在赵光义的掌握之中，所以，皇权，似乎很“顺利”就过渡了。

顺利上位后，赵光义马上对夺位的功臣进行了封赏，宦官王继恩被封为剑南西川招安使；程德元则从一个普通的医官，被封为刺史，至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程德元已“攀附至近列，上颇信任之，众多趋其门”。尽管程德元贪赃枉法，经常被人举报，但赵光义对此却不管不问，内在门道也发人深思。

但这种似乎平和的权力过渡，表象背后，是接连而来的腥风血雨。

赵光义上位后，随即开始实施一系列斩草除根计划。当时，赵匡胤凭借“义社十兄弟”拥立为帝，赵匡胤暴毙之时，大将王申琦等已死，石守信等已被解除兵权，此时仍然掌握军权的赵匡胤的爱将，还有李继勋和杨信。赵光义上位后，先是解除了李继勋北都大名守将的职务，一个月后，李继勋蹊跷死亡；随后，赵光义又到杨信家“探望”，第二天，杨信也死了。

在剪除赵匡胤的遗留大将后，赵光义又开始对皇族下手。

赵匡胤共有五兄弟，赵匡胤排行老二，赵光义排行老三；赵匡胤死的时候，他的弟弟、老四魏王赵廷美也还活着，并且年轻康健。另外，赵匡胤共有4个儿子，但长子和三子都早亡，只有二儿子燕王赵德昭，以及四儿子秦王赵德芳活了下来。赵匡胤暴毙时，赵德昭已经26岁，赵德芳也有18岁了。这些人，都是赵光义身边赤裸裸的威胁。

赵匡胤死后三年多，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在平定北汉后，下令进攻辽国，企图一鼓作气收复燕云地区。在高粱之战中，宋太宗中箭受伤、落荒而逃，当时，整个军队群龙无首。在此情况下，军队中一些将领，主张拥戴正在军中的赵德昭为帝，事情没有成功。不久，宋太宗赵光义回到军队中，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怒。

返回开封后，赵光义一直故意不对征伐北汉的将士进行封赏，赵德昭于是便向赵光义建议，应该进行封赏，没想到赵光义却暴怒，指着赵德昭说：“等你做了皇帝，你再赏赐也不晚！”赵德昭听后忧惧恐极，返回王府后，遂“取割果刀自刎”。赵光义听说后，前去察看，“哭着”说：“痴儿何至此耶！”

赵德昭死后两年，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太祖赵匡胤的最后一个儿子、时年仅仅24岁的秦王赵德芳，也跟他的父亲赵匡胤一样，在睡眠中突然莫名其妙死去，史书对此的记载是：“寝疾薨”。

死法跟赵匡胤一模一样。

赵匡胤两个儿子相继暴死后，赵匡胤和赵光义两人共同的弟弟赵廷美，“始不自安”。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赵光义又指使亲信、大臣柴禹锡等人，“告发”赵廷美有“阴谋”。最终，赵廷美被贬黜到房州（湖北房县），最终年纪轻轻，仅38岁的赵廷美“忧悸成疾而卒”。

至此，对赵光义有皇位威胁的人，终于被一一铲除。

轮回：皇位重回赵匡胤一系

在赵光义上位前，一直跟赵光义有矛盾、主张要抑制晋王（赵光义）势力的宰相赵普，则一直活在恐惧忧虑之中。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擅长拍马屁的赵普突然“提醒”赵光义说，现在天下传言很多（意思是说赵光义得位不正），但当时杜太后（赵匡胤、赵光义的生母）不是有遗言说，让先皇赵匡胤百年后，再传位给你吗，官家你怎么不向天下人公布呢？

这个所谓的遗言，就是赵普为了迎合赵光义而杜撰出来，后世流传很广的“金匮之盟”。

看到赵普这么识相，还编制了个子虚乌有的事来替自己遮掩，赵光义也不再追究什么，于是将赵普再次提拔做了宰相。后来赵光义对赵普说：“我之前差点就想杀了你！”（“朕几欲诛卿！”）

当然，马屁拍得这么到位，那就算了吧。

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四月，赵匡胤的宋皇后也去世。对此，宋太宗赵光义故意不给发丧，也不让群臣临丧，翰林学士王禹偁私下跟群臣讨论这件事，说宋皇后曾经母仪天下，还是要“遵用旧礼”发丧。对此赵光义震怒，马上将王偁傅贬黜为滁州知州。

两年后，至道三年（997年），做了21年皇帝的赵光义最终去世。他死后，北宋的帝位，一直在他这一脉传承，但没想到的是，“靖康之变”后，北宋皇室几乎被金兵掳掠殆尽，赵光义的子孙几乎被一扫而空。

在此情况下，宋徽宗的第九子、宋钦宗的弟弟赵构仓皇登位，是为宋高宗。在南宋初期的乱世中，宋高宗年仅3岁的亲生儿子赵旉，在苗刘兵变后受到惊吓而死，此后，宋高宗一直没有生育。

或许是感觉到了一种天意，最终，宋高宗赵构特地从民间挑选了一名赵匡胤的第七代孙，也就是莫名其妙死去的秦王赵德芳的六代孙赵伯琮（后改名赵眘）进行抚养，并立为太子。这就是南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孝宗。

此后，从宋孝宗开始一直到南宋灭亡，南宋的皇位都是由赵匡胤一系的子孙继承，冥冥之中，历史又反转轮回。

一切，难道都是天意？

千古奇案之狸猫换太子：宋仁宗为何亲自开棺验尸？

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24岁的青年皇帝宋仁宗赵祯突然被一则消息所震撼，连续几日，他痛哭流涕，情绪近乎崩溃。

这一年三月，宋仁宗的“母亲”、宋真宗的皇后、刘太后刘娥（968—1033年）去世。原本沉浸于悲痛之中的宋仁宗，却从自己的八皇叔、宋真宗的弟弟、八王赵元俨口中得知一个惊天秘密。

八王赵元俨说，宋仁宗（1010—1063年）本是刘太后刘娥的婢女李氏所生，宋仁宗出生后，刘娥将孩子据为己有，并对外宣称孩子是她所生。后来，刘娥还下令杀死了宋仁宗的生母李氏，试图彻底掩盖这个谎言。

那个他叫了24年“母妃”“母后”的女人，不仅不是他的母亲，相反，还是他的杀母仇人！

对于宋仁宗而言，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

说起来，宋仁宗不是刘太后的亲生儿子，这则让宋仁宗感觉五雷轰顶的消息，其实在当时的北宋朝野内外，早已人尽皆知，成了北宋朝廷的一个公开秘密。只是一直以来身居皇宫大内的宋仁宗，才傻傻地一直被蒙在鼓里。

在皇宫内崩溃痛哭的宋仁宗，很快还得知，那个一直以来被他称为“舅舅”的所谓刘太后的哥哥“刘美”，其实本名龚美，是刘太后嫁给宋真宗之前的前夫。多年来，龚美在刘太后的指使下，一直以哥哥、“国舅”的身份潜伏在皇宫，居心叵测。

一个是卑鄙无耻的“杀母仇人”，一个是潜伏皇宫的龌龊“奸夫”。

宋仁宗彻底怒了，他随后派人重重包围了假“国舅”龚美的府邸，并亲自带队，前去为母亲李氏开棺验尸。

皇帝，想杀人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则很出名的故事：狸猫换太子—故事讲的，就是北宋第四任皇帝、宋仁宗的真实身世之谜。

在“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中：

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有刘妃和李妃两个妻子。当年，刘妃和李妃同时怀孕，由于谁先生儿子，那个孩子就很可能被立为太子；于是，在得知李妃先生下男孩后，刘妃命令手下的太监和接生婆一起，将一只剥掉皮的血淋淋的狸猫，调包诬陷说是李妃生下来的怪胎。然后又命令宫女将李妃所生孩子（后来的宋仁宗赵祯）杀死。没想到经手的宫女和太监都于心不忍，于是将李妃所生孩子送给了宋真宗的八弟、八贤王抚养。不久，刘妃也生下一个儿子，后被立为太子，没想到六年后太子夭折。宋真宗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最终立八贤王的“儿子”赵祯为太子。

由于生下“怪胎”，李妃被打入冷宫。刘妃又派人谋杀李妃，但在好心人帮助下，李妃逃到民间，以乞讨为生。后来幸亏遇到包青天包拯，最终在事隔24年后，李妃才得以与亲生儿子宋仁宗相认。

由于东窗事发，已经做了皇太后的刘妃刘氏，最终在阴谋败露之后自尽身亡。

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梗概。

“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真假混杂，但是在真实的史书记载中，如本文第一段所描述的，宋仁宗赵祯确实并非刘太后所生，而是刘太后的婢女李氏和宋真宗的儿子。

刘太后刘娥，是个自私且诡异的女人。

刘娥，原本是一个低级军官的女儿。由于父母早逝、孤苦无依，很小的时候，刘娥就嫁给了一个叫龚美的银匠。15岁的时候，宋太宗赵光义的三皇子、韩王赵恒无意中见到了刘娥，惊为天人，银匠龚美于是顺水推舟，谎称刘娥是自己的“妹妹”，而刘娥也乐得做个“王妃”，从此嫁入了韩王府。

后来，至道三年（997年），韩王赵恒登基为帝，这也就是北宋的第三任皇帝宋真宗（968—1022年），刘娥随后跃升为皇妃；而银匠龚美，则被自己的前妻刘娥以“兄长”的身份召入宫中，成了权势显赫的“国舅爷”。

当时，宋真宗尽管坐拥后宫佳丽无数，但他的五个皇子先后夭折，而贵为皇妃的刘娥，则一直不育。在此情况下，刘娥在一次宋真宗来访时，将自己的婢女李氏，推到了宋真宗的龙床之上。李氏由此怀孕。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24岁的李氏，生下了儿子赵祯，这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

但李氏一生下孩子，马上就被册封为德妃的刘娥踢到了一边—刘娥将孩子据为己有，对外则公开宣称，赵祯是她所生。

由于宋真宗前面五个皇子先后夭折，因此尽管只是第六子，但赵祯（初名赵受益）从一生下来，就成了大宋王朝的皇位第一继承人。

北宋天禧二年（1018年），9岁的赵祯被立为皇太子；四年后，1022年，宋真宗驾崩，13岁的赵祯继位登基。而太后刘娥，则以儿子还小，需要皇太后辅佐的名义，实行了垂帘听政。

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刘太后。

刘太后刘娥权术之高深，不亚于吕后和武则天。

宋真宗晚年，日益昏聩，大搞所谓“天书政治”，搞得朝政混乱。在这个当口上，刘娥则以皇后的身份在朝中大肆树立党羽，并发动政变，将在澶渊之役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宰相寇准从帝都开封，贬黜到广东雷州，致使寇准老死岭南。另外，刘娥还大肆贬黜其他忠直朝臣，宋真宗死后，刘娥遂以皇太后名义垂帘听政，并攫取了大宋帝国的最高权力。

登上权力巅峰后，刘娥又将协助自己政变夺权的权臣丁谓进行贬黜，其中的大将曹利用则被迫自杀。

至此，刘娥也成了凌驾于皇帝赵祯之上的太上女皇，她还经常穿着只有皇帝才能穿的龙袍衮衣，在开封皇宫中大肆张扬，并习以为常地接受文武百官的跪拜。

在皇太后的权势笼罩下，谁也不敢跟皇帝赵祯提起他的真实身世。

但皇帝赵祯的真实身世，满朝内外早已人尽皆知。

为了掩耳盗铃，刘太后将赵祯的生母李氏外放到位处今天河南巩义的永定陵，为宋真宗守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太后有吕后的野心和才干，但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她毕竟没有吕后那般歹毒无情。

为了安抚出身贫微的李氏，刘太后命令自己的前夫、对外宣称是她“哥哥”的“国舅爷”刘美（银匠龚美），秘密访查到了李氏的弟弟李用和，并封给了李用和一个小官职，以此安抚李氏姐弟。

1032年，46岁的李氏，最终在终生不能与儿子相认的遗恨中去世。

关于李氏的死因，《宋史》的记载是，李氏在死前当天，突然被刘太后宣布册封为“宸妃”。然后当天，一生贫微，只享受了一天妃子称号的“李宸妃”突然死亡：“是日妃薨”。

“是日妃薨”，《宋史》的记载，春秋笔法，很值得玩味—临死前，赐给你一个光辉头衔，然后该死的人，就死了。

有的人说，刘太后假如要杀李氏，早就可以动手了，何必等到李氏生下赵祯23年后？

首先，正如前面所说，刘太后虽然玩弄权术、心计深沉，但毕竟没有吕后对待戚夫人那般歹毒，她仍然保有着人性的一丝善良。但是当时已经65岁的刘太后，或许是感觉到了自己已时日无多，或许是担心在她死后李氏与赵祯相认，自己隐瞒多年的秘密将被拆穿。所以，她需要有些人，先死在她前面。

李氏已死，刘太后下令，以普通宫人宫女的待遇下葬她。这时候，听到风声的宰相吕夷简，来“多事了”。

当着刘太后和宋仁宗赵祯的面，吕夷简直接毫不留情地说：“太后，李氏的葬礼，应当从厚！”刘太后勃然大怒，马上起身，话也不说，直接拉着皇帝赵祯就走。在将皇帝赵祯打发走后，刘太后独自召见吕夷简，问他说：“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宫人死了，宰相您何必这么多事？”吕夷简回答说，“臣待罪宰相”，朝廷内外大小事务，我当然要过问。刘太后又是暴怒，当场发脾气说：“老相公，你是想离间我跟皇帝母子俩啊？”

没想到吕夷简却从容地回答说：“太后您如果不顾念刘家的未来，那我不敢说这件事；但如果太后您还顾念刘家的未来，那么对李氏的丧礼，就应该从厚！”

吕夷简的意思是，刘太后已近生命晚年，如果她去世后，皇帝赵祯得知真相，那必定会对刘太后隐藏在皇宫中的前夫龚美等人发难，所以为了后事着想，对李氏的后事，一定要办得漂漂亮亮。

刘太后听懂了吕夷简的言外之意，最终下令以“一品礼”殓葬那位只有一天荣誉称号的“李宸妃”。对此，吕夷简不放心，还特地跟办理李氏后事的太监罗崇勋说：“李宸妃应该以皇后的规格入殓，并用水银灌溉保护尸身，否则以后出了事，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

太监们，最终照着吕夷简的吩咐办了。

在历史上，吕夷简的名声并不好，他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头号政敌，但在处理李氏后事这件事上，吕夷简办得极为漂亮。

李氏死后第二年，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66岁的刘太后也去世了。

于是，回到本文开头，宋真宗的八弟、宋仁宗的八叔、八王赵元俨（后世传说中的八贤王原型）向宋仁宗说明了他的身世，并指出，李宸妃死得很蹊跷，很有可能是被刘太后指使杀害的。

于是，在多方访查、确认自己的真实身世后，24岁的宋仁宗最终情绪崩溃，号啕大哭，几天不能上朝。他为自己二十多年来，不能与亲生母亲相认而痛哭流泪，也为刘太后的绝情愤恨不已。

几天后，宋仁宗向北宋全国下发了一道罪己诏，指出自己对亲生母亲不孝，没当好皇帝，也没做好儿子。

罪己诏一发，事情由此闹得举国皆知。

愤怒之下，宋仁宗又派兵重重包围了刘太后的“奸夫”龚美的府邸，并亲自前往自己的亲生母亲李宸妃停灵的洪福院。

宋仁宗要开棺验尸。

没想到打开棺材后，一年前由宰相吕夷简争取来的葬礼，终于显示了效果和威力：当宋仁宗看到被灌注水银、以太后之礼殡葬的母亲李氏“玉色如生”时，宋仁宗感慨道，看来母亲李氏还是受到了善待的，“别人说的，也不一定可信啊！”

于是，宋仁宗下令，撤去准备缉拿刘太后的“奸夫”龚美的军队，还是以原来的礼节对待刘太后的所谓“兄长”龚美一家老小。

后来，宋仁宗将生母李氏追谥为“章懿皇后”，并与刘太后一起供奉在太庙祭祀；此后，为了弥补自己的缺憾，他又优待自己真正的亲舅舅李用和，封他做了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对他的宠待和赏赐都非常丰厚，并将自己的女儿福康公主，嫁给了李用和的儿子。

事情到此，似乎也该圆满结束了，但是这件事，还是对宋仁宗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23年后，至和三年（1056年）正月，47岁的宋仁宗有一天在临朝接受百官参拜时，突然流着口水，手舞足蹈，语无伦次。后来，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天天大声呼叫说：“皇后等人要害我！皇后等人要害我！”

对此，宰相文彦博、富弼急忙组织太医进行会诊，并召集北宋全城官员到一些大寺院和道观进行祈祷。宋仁宗这种疯癫状况在持续一个多月后，最终逐渐康复。

7年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赵祯最终去世，享年54岁，庙号“仁宗”。

赵祯死后，关于他身世的传说也越来越多，到了元朝时，宋仁宗的身世首先被改编成了杂剧《抱妆盒》。到明朝时，“狸猫换太子”的故事逐渐成形，并于清朝乾隆时，被小说家石玉昆写进了《三侠五义》，由此更加传遍大江南北。

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原型往事。

令慈禧震怒的晚清第一奇案：没有真相，只有政治

人世间，有真相这么回事吗？

实际上，很多事，很难有真相。

作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刺马案”（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案），100多年过去了，现在仍然疑窦重重。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很快就在江宁（以下称为南京）迅速传播开来：

两江总督马新贻马总督，被人用匕首，捅死了。

当时，两江总督，是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和晚清权力最大的封疆大吏。

话说当天，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场阅兵后，正在一大帮护卫的前拥后簇下，返回总督衙门途中，突然，在两边围得密密麻麻看热闹的人群中，冲出来一个人跪在了路中，他双手高举一封书信，用马新贻老家的山东菏泽口音大喊了一声：“大帅！”正当大家的注意力被他吸引的时候，人群中突然又冲出来一个人，他大声喊道：“大帅申冤！”然后也冲到马新贻面前跪了下来。马新贻还没回过神来，这人却突然蹿起，猛地抽出一把匕首，直接就捅进了马新贻的右胸。马新贻惨叫一声，扑倒在地。护卫们猝不及防，登时乱成一团，但凶手却不逃跑，甚至高声嚷道：“刺客就是我张文祥。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没有同伙，不要胡乱抓人。我大功告成，现在可以跟你们走。”说罢，刺客束手就擒，仰天狂笑起来。

总督被刺，顿时震撼了整个南京城。

当时，布政使梅启照闻讯后马上赶到现场，他被吓得手足无措，只是一直反复喊着：“捉拿凶手、捉拿凶手！”江宁将军魁玉听说后，连便服都来不及换，一路小跑赶到现场，并指挥将凶手张文祥马上押到官府审问。在府堂上，魁玉直接呵斥张文祥说：“你是不是疯子？有何仇恨？受何人指使？”张文祥却骄横地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为天下人除一恶贼！”

说起来，马新贻（1821—1870年）的官场口碑，其实很不错。

作为与李鸿章同年（1847年）登榜的进士，马新贻个人能力过硬，从合肥知县、庐州知府，一路做到了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最终升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他协助清廷平定太平军与捻军之乱，在处理漕运、盐政、河工等各项工作上都颇有政绩，解决了许多民生问题，颇受百姓爱戴。

马新贻为何惨遭毒手，而且凶手还宣称，要“为天下人除恶贼”？尽管百姓、家人和各级官员百思不得其解，但对于自己的死，马新贻好像早就有了预感。

同治七年（1868年），在前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被调往北方，改任直隶总督后，担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被升官担任两江总督一职。两江总督，是晚清政坛中，最受朝廷倚重和信赖的封疆大吏，同时也是油水最肥、权力倾国的要职，但马新贻，却高兴不起来。

据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回忆说，在接任两江总督前，马新贻曾经到北京朝见慈禧，当面请求“训示”。觐见慈禧出来后，马新贻惊恐失态，大汗淋漓，甚至连朝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按照当时的惯例，马新贻久未进京，按理说应该到处会见京城的大小官员，但面见慈禧后，马新贻很快就离开了北京，并且专程请假回家“祭祖”，在山东菏泽老家与兄弟们告别之际，马新贻将自己的两位哥哥叫到身边，对他们说：“我此去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马新贻的惶恐和死亡预感，来自慈禧对他的“训示”。

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私下回忆说，慈禧当时嘱咐马新贻，要他密查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南京）后太平天国的国库圣库的金银财宝下落，因为清廷一直怀疑，湘军抢掠了太平军的巨额财富，却刻意隐瞒不报。另外，慈禧还要求马新贻贬抑湘军势力，削除湘军在两江地区日益膨胀的影响力。

但久浸江湖的马新贻知道这个“训示”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两江地区，显然是一块凶多吉少的“恶地”。

1864年，担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兼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其属下的湘军最终攻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当时，拥兵30多万的曾国藩，也达到了自己的军事政治生涯的巅峰。在当时，关于曾国藩是否会拥兵叛乱、自立为帝的疑虑，一直在清廷高层和慈禧等人心中徘徊不去。

因为当时，曾国藩控制着整个大清帝国最为关键的财赋来源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份的军事、行政大权，并且四省的巡抚李续宜、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也都源自湘军系统；而曾国藩的大量部下，更是在两江地区分别担任大小官职，关系错综复杂。

此外，在当时全国八名总督中，有三名是湘系（分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另外四川总督骆秉章、两广总督毛鸿宾也和湘军关系密切；此外，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七名巡抚出自湘军，或与湘军有密切关系，至于担任各地官员的湘军将领，就更加难以计数。

眼看曾国藩和湘军大权在握、势力鼎盛，清廷如临大敌，处处惶恐提防，并不断对曾国藩进行敲打。

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后，围攻天京的湘军主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急忙连夜上奏捷报。曾国荃原本以为会得到清廷重赏，没想到清廷下发的圣旨，不仅没有兑现咸丰皇帝在1861年临死前许下的“克复金陵者为王”的承诺，而是严厉批评曾国荃指挥失当，没有将太平天国一网打尽，以致让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等1000多人逃走。

另外，清廷还限令曾国荃查清太平天国的国库圣库的库存金银，并限期将财宝如数上缴朝廷。与此同时，清廷还严厉警告曾国藩，要其严格约束部下，不得骄纵淫逸，申斥中，暗藏着无限杀机。

对此，湘军的将士们当然不服；在他们看来，他们为大清辛辛苦苦保住江山，如今攻下天京（南京），不仅没有赏赐，反而被严厉申斥；为此，湘军的将领如曾国荃、彭玉麟、鲍超、李元度等人，多次暗示曾国藩，与其如此，还不如拥立曾国藩称帝、大干一场。但还好，信奉忠君报国的曾国藩，并没有叛乱称帝的野心，从平定太平天国的1864年开始，曾国藩就开始急流勇退、自裁湘军，以博取清廷的信任。

但清廷，显然无法放心。

为了瓦解分化湘军，清廷先是支持曾作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编练淮军，让淮军从6000人急速扩张至70000人，以与湘军形成分庭抗礼、相互制约之势。清廷还让江苏、直隶、安徽、河南、山东、江西等九省四十一位官员，先后举办团练，通过扩大各个地方武装，来制衡湘军。

为了进一步防范湘军，清廷还让钦差大臣官文率兵20万扼守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长江下游，则让富明阿等人把守镇江、扬州；长江以北，则让悍将僧格林沁重兵驻防在安徽等地；在京城所在的直隶等地，清廷还保留了近百万绿营兵和地方团练武装等后备军队。

在做好军事上的一系列安排和分化、防范后，1868年8月，清廷下令将曾国藩从他的江南大本营、两江总督任上调离，改任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清廷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将曾国藩调到京城周边进行看守、防范，让他远离湘军势力。

接任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一职的，正是慈禧所信任和安排的马新贻。慈禧显然希望，马新贻能带着清廷的期望，继续在东南地区扫荡湘军势力，以确保大清帝国的江山稳固。

这显然，不是一个好时机、好差事。所以面见慈禧出来后，马新贻预感到，自己的死期，或许就要到了。但马新贻是个办事认真的人。

当时，湘军尽管部分被裁撤，但部分则被打散到各支军队系统中，势力仍然非常强大。在此前攻打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湘军就以勇悍著称，并且到处攻城略地、杀掳成性，曾国藩更是被称为“曾屠户”“曾剃头”，意为放纵部下、杀人残酷。

1864年，曾国藩先自裁了25000多湘军。这些失业的湘军士兵，很多人并未返回家乡，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甚至参加哥老会，成为黑帮成员，并勾结仍在军中的湘兵到处为害。

在此情况下，孑然一身来到两江地区的马新贻，开始训练新兵，贬抑湘军，并启用袁保庆担任营务处总管，负责长江的江防水陆军队，对湘军等散兵游勇和黑社会进行整治。当时，袁保庆以彪悍著称，抓到为害百姓的湘军散兵游勇，往往就地正法。对此，湘军和各地的黑社会势力，也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曾经担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后来对他的孙子郭公铎说：“张文祥行刺有幕后怂恿者，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

与此同时，不断抑制、铲除湘军势力的马新贻，离死亡也越来越近。

凶手究竟为何刺杀马新贻？背后的真正指使者，又是谁？

马新贻被刺后，很快就因伤势过重死亡。江宁将军魁玉，开始提审凶手张文祥，没想到张文祥嘴硬得很，只说自己的姓名，却不说杀人的缘由。

为此，整个南京城各级大小官员轮番上阵，从布政使到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县等50多名官员，分班轮流会审张文祥。魁玉则六百里加急，将两江总督被刺杀的消息，马上上报清廷。慈禧等人大为震惊，急命漕运总督张之万赶赴南京，会审此案。

最终，在被长期“熬审”后，张文祥终于开口了。对于为何刺杀马新贻，张文祥是这么说的：

他是河南汝阳县人。道光年间，他在浙江宁波开了一家典当行，后来太平军攻入宁波城，因为太平军有熟人，他就参加了太平军。1864年太平军失败前，他偷偷返回宁波，才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被一个叫作吴炳燮的人霸占了，家里的所有财物也被其全部骗走。后来，张文祥告到官府，虽然领回了妻子，但财物却无法要回。就在这时，穷困潦倒的张文祥，碰到了一个当海盗的人龙启云。龙启云给了张文祥一些本钱，让他重开了一家典当行，龙启云则经常借典当行进行销赃。1866年，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到宁波巡视，张文祥拦轿喊冤，想要追回被吴炳燮霸占的财物，但马新贻觉得事情小，就不予办理，相反，马新贻还下令取缔了张文祥违规经营的典当行。

张文祥再次走投无路，龙启云便劝张文祥说，马新贻是个昏官，他的海盗弟兄们有很多也被马新贻捕杀了。龙启云便怂恿张文祥刺杀马新贻，为他自己和大家“报仇”。

此后，张文祥开始到处寻找机会刺杀马新贻，历经近两年时间，最终得手。张文祥辩称，“刺马”那天，先他喊冤的那个人，只是恰巧碰到而已，此案跟他没有关系。

听起来，这真是一个奇案。

魁玉等人的汇报，慈禧当然不相信，她下令继续追查。但这事，明眼人都知道，水太深了。

当听说自己被慈禧指令协查此案后，漕运总督张之万吓得不轻，他故意迟迟不动身。从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二十三日接到朝廷谕旨，张之万一直拖到九月份才出发前往南京。

张之万被吓坏了，他觉得自己也很不安全，在前往南京途中，即使上个厕所，也要数百名士兵层层保卫，然后才敢放心拉屎撒尿。这事在后来也成了晚清官场的笑谈。

抵达南京后，张之万马上住进了魁玉的江宁将军府，几天都不敢露面，也不接见下属，只是每天和魁玉两个人一起研究张文祥的供词。

一直到九月下旬，张之万才开始会见审理此案的下级官员；九月二十五日，张之万、魁玉正式开始联合审讯张文祥。

奇怪的是，在上报给慈禧的审讯奏报中，张之万和魁玉的说辞非常混乱，前后矛盾。他们俩先是跟慈禧汇报说，张文祥是因为受到了海盗龙启云等人的指使，所以才行刺马新贻；但后来他们又给慈禧奏报说，张文祥应该没有人指使—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也让慈禧大感蹊跷。

在此情况下，深感案情复杂的慈禧，无奈之下，只得提出让湘军老帅曾国藩重新调任两江总督，以稳定形势。随后，慈禧又派出素有“铁面无私”之称的刑部尚书郑敦谨，让他作为钦差大臣，紧跟着曾国藩去监督、复审此案。

在慈禧看来，虽然太平天国主力已经被歼灭，但是太平军的余部李文彩等人仍在负隅顽抗；南京虽然已经克复，但叛乱仍未完全剪除。她派遣马新贻去南京，本来是要去扫清湘军势力的，但现在马新贻突然被杀，如果牵涉的人物太复杂，导致江浙地区再次陷入动荡，那将是千疮百孔的清廷难以承受的结果。

所以，虽然清廷一直处处提防湘军势力，但眼下，她只能让曾国藩重新回去主持江浙地区的大局了。当曾国藩临行前向慈禧请示应该如何办理此案时，慈禧却故意回避，只是说：“你到任后，要好好练兵！”

此前曾被怀疑“功高震主”的曾国藩，对慈禧的态度有点捉摸不透。为此，曾国藩召集他的幕僚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等人，也进行了反复商讨。

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刺马”案跟湘军和曾国藩有关，但慈禧，显然是怀疑他们的，但恢复两江地区的稳定，没有曾国藩，又万万不能。

曾国藩好像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故意缓缓南下。1870年12月到达南京就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还是故意拖延，不审理案件。一直等到两个月后的1871年2月，当钦差大臣郑敦谨抵达南京后，曾国藩才陪着他一起提审了张文祥。

后面的审讯，还真审出了一些新情况。

此时，张文祥又来了个新说法，说他刺杀马新贻，是想为国除害，因为他听说，马新贻勾结西北的回王，想对大清国不利。

作为一个小小的平民，张文祥竟然知道这么隐秘的事？大家当然不信。但张文祥也在无意中，说出了一个细节。

张文祥说，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刺杀马新贻。有一次，马新贻去一家法国天主教堂，张文祥就想冲上去杀他，结果突然被人拉了一把。只见一个30来岁的书生从背后一把拉住他，悄悄对他说，距离太远，护卫又多，还不是时候。

后来，这个书生又多次出现，不断与张文祥进行接触，并且对张文祥出手阔绰，说只要能杀掉马新贻，花多少钱都没关系。而张文祥知道马新贻要去校场，也是来自这个神秘书生的信息提点。

张文祥说，本来平时老百姓是难以进入校场的，但刺杀马新贻那天，校场外面突然来了超多看热闹的人群，一下子冲掉了栅栏，涌进了校场，说要看士兵们操练。张文祥便跟着这股人群，“混进了”校场。士兵演练结束后，马新贻步行离开，“看热闹的群众”又汹涌向前，说要看看总督大人的风采。马新贻不以为然，也没有让士兵拦阻，没想到的是，张文祥就在这个时候，揣着匕首闯到了他面前，最终一举刺杀成功。

张文祥口中的海盗龙启云，以及这个神秘的书生，到底是谁？无人知晓。官员们似乎有所感悟，也不敢、不想知晓了。

但审了近八个月，案件究竟应该怎么定性呢？到了1871年3月，一直陪着钦差大臣郑敦谨审案，却绝少说话、提问的曾国藩，终于对郑敦谨说了一句：“这案子，还是照着初审的意见办吧！”曾国藩的意思是，追查太细，对谁都没有好处。郑敦谨也心知肚明，无奈之下，他只得同意曾国藩高深莫测的“建议”，上奏慈禧说，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确实是受海盗指使，“挟私怨行刺”，并没有其他主使及同谋。

为了慈禧嘱咐的“大局”，郑敦谨选择了沉默。但他给张文祥的“凌迟处死”罪名，又加了一条，即要“摘心致祭”—就是说，凌迟处死张文祥后，还必须把他心脏挖出来，在马新贻坟前献祭。或许在郑敦谨看来，他能为马新贻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但曾经受过马新贻知遇之恩、联合审理此案的官员孙衣言、袁保庆，却提出异议，指出应该用重刑审讯张文祥，否则如此结案，众人不服。对此郑敦谨说，张文祥是朝廷钦点彻查的要犯，如果因为用刑过重死了，那谁也担当不起这个责任。

最终，这一刺杀总督的大案，就这么上报了。接到结案报告后，慈禧没说什么，也没再追究，估计也不好彻查追究。或许在慈禧看来，为了清廷的维稳大局，很多事情，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1871年10月，就在刺杀马新贻一年多后，张文祥最终被凌迟处死，并被挖出心脏，在马新贻坟前进行献祭。莫名其妙被杀的马新贻，则被清廷下令追加为太子太保，并入祀贤良祠；在马新贻的老家山东和他做官的江浙等地，朝廷还给他建了忠烈祠，可谓备极哀荣。与清廷的态度相对，部分湘军将领，则直接给被凌迟挖心的张文祥立了碑，许多湘军将士公开宣称，“张文祥真是个英雄”。

与此同时，一些经人授意的剧本，也开始在市面上流传开来。内容是说，马新贻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时候，与张文祥，还有太平军曹二虎等人是结拜兄弟。后来马新贻升为安徽布政使，竟然欺骗奸污了曹二虎的妻子，并诬陷曹二虎“串通捻军”将其捕杀，而张文祥是为了替兄弟报仇，这才刺杀了马新贻。这个编造出来的剧情，后来还被编成了戏剧进行演唱。再后来，甚至拍成电影，这就是《投名状》的由来。

于是在民间，关于张文祥是个义勇好人，马新贻是个无耻淫贼的说法，开始广泛流传开来。对此，马新贻的六世孙马福建指出：“马新贻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总督大吏，却没有三妻四妾，绝对称得上是个用情专一的好男人。当年，马新贻的妻子，甚至在马新贻遇刺身亡后，坠（吞）金自尽。”如果马新贻是个好色之徒，他的妻子愿意为他殉死吗？

由此可见，要彻底抹黑一个人，掌握舆论是多么重要。

在审结此案后，刑部尚书兼钦差大臣郑敦谨自此便闭门不出，对于曾国藩的所有邀请和送来的银子，郑敦谨都一概拒绝；后来，曾国藩去给他送行，郑敦谨也板着脸，头也不回就走了。

或许是感觉到有负此案，有负马新贻，作为钦差大臣的郑敦谨，甚至连北京都没有回。按照清朝律令，钦差大臣不回京复旨，是要问罪的，但郑敦谨却直接向慈禧打报告说，他生病了，不回去交旨了，并申请开缺，终生不再为官。

参与此案的刑部官员、郑敦谨的助手颜士璋，则在自己的《南行日记》中，记述了郑敦谨在南京办理“刺马”案的全部过程。颜士璋的曾孙颜牧皋说，《南行日记》中有记载说：“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受过马新贻知遇之恩，后来曾担任安徽按察使的孙衣言，则在给马新贻的坟墓神道碑铭中写道：

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宜……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孙衣言不相信结案陈词，不肯画押）。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戆，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张文祥被处死后5个月，1872年3月，曾国藩最终在两江总督任上，突然病发去世。至此，这一被后世称为“刺马”的晚清重案，彻底落下帷幕。

那个慈禧派出的，想要清剿湘军势力的枪手和替死鬼—马新贻，究竟是怎么死的，已经没人关心了。

真相，难道很重要吗？

或许政治，本来，就没有真相。

光绪之死：清宫最后的疑案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帝与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死去。

光绪帝死于当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时（即新历11月14日下午5至7时），慈禧太后死于十月二十二日未时（即新历11月15日下午1至3时），两者相距不超过22小时。一个是38岁的壮年，一个是74岁的老妪。

这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另有隐情？

阴谋论盛行

长期陪侍光绪帝的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恽毓鼎，在3年后写了《崇陵传信录》。他在这本光绪帝的传记中相对隐晦地指出，光绪之死潜藏着一个巨大的弑君阴谋。

光绪帝死前11天，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光绪帝率领百官前去贺寿。恽毓鼎跟在队列里，进门前，看见光绪扶着太监的肩膀做疏松筋骨的动作，估计是担心等下给慈禧太后跪拜时爬不起来。但太后不愿与皇帝见面，命太监传懿旨说：“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取消贺拜仪式。”慈禧太后自己当时也是病着，患有痢疾，拉肚子有一段时间了。随后竟有太监跑去密告太后说，皇上听说太后病重，脸有喜色。慈禧太后勃然大怒：“我不能死在你前头！”

恽毓鼎的言外之意，慈禧最终通过非正常手段让自己的气话成真了。

进入民国后，这种说法更流行了。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人以亲历者后人的身份撰文说这件事。

晚清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儿子察存耆回忆，他幼年时适逢光绪之丧。他父亲接到光绪的死讯，跟叔叔们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次席总管内务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前天继禄请脉后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指光绪帝）还在外屋站着呢，可怎么这么快呢？”他的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罢！”

察存耆最后说，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又正好赶上光绪多多少少像有点病，便叫李莲英给光绪送了药去，叫他看着光绪吃了再回去。光绪在吃药的当天下午就死了。

启功的说法与此相类似。他说，他的曾祖父溥良时任礼部尚书，在西太后临死前亲见一个太监端着酸奶往光绪那里送，说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送后不久，光绪帝就驾崩了。

同情弱势皇帝

总之，清朝灭亡以后，一堆清室遗老及其后辈们，以及掌故学家，觉得不说一说光绪、慈禧之死就显得外围了，所以他们都会在各种回忆录、笔记小说里谈这件事，并做出自己的解释。

资格老的自然不用说了，谈起来都是“我当年亲历”“我当年听某某说”。年纪轻的大多就是“某某后来跟我说”，所援引的也大多是当时的亲历者，包括皇室成员、御医等。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说法听起来更可信。

连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也不能回避这个疑案。但像他这么核心的人物，因为当时年纪小，也不能给出确切的说法。他同时写了他所听说的两种可能：一是一个老太监说，光绪死前一天还好好的，因为服了袁世凯使人送来的一剂药就坏了；二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

当然，溥仪的话很多也是胡说八道。清宫规定的皇帝用药程序十分严格，岂能一个大臣说送药就能送？他自己做过皇帝不可能不知道，竟然听信一个老太监的野狐禅就写了下来，太忽悠人了。

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光绪之死的扑朔迷离。

光绪之死被普遍解读成慈禧下的黑手，显然跟光绪执政中后期两宫的关系紧张，尤其是戊戌变法期间所谓“围园弑后”的密谋有关。光绪虽然从头至尾不知道康有为企图策动“围园弑后”，但是慈禧很明显把账都算到光绪头上，感觉她一手抚养长大的皇帝背叛了自己。

最早散播这种说法的恰是维新派头领。流亡美国的康有为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致电美国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带头不要承认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后谋杀了他们那个英明的光绪帝。

远隔重洋，第二天就咬定光绪死因，康有为难道是晚清福尔摩斯？可见这纯粹是从政治立场出发的陷害无疑，美国政府最终也没根据传言去抗议什么。

更多人未必有康有为那么深的政治成见，但他们把慈禧写成凶手，基本上是情感战胜理智的结果。

戊戌政变之后，整个社会包括帝国官僚体系对光绪的境遇基本都抱有很深的同情。一个年轻而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在改革的道路上因为触动了太后的底线，结果搞得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贵为皇帝却活得惨兮兮的，连一介平民都不如。这是时人心目中普遍对光绪的形象。

与此同时，慈禧的权力欲、毒辣以及六亲不认也被塑造出来。

再加上他们前后一天离世这么蹊跷，整个谋害的证据链就完整了。

但是，这些说法全然忽视了义和团战争之后，两宫的关系已经远没外界想象的那么剑拔弩张，慈禧甚至再次支持光绪搞变法，重回被中断的政治改革。至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出炉，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可惜，光绪恰在此时病倒了，病得不轻，到了御医束手无策的地步。

光绪死后，害了好长时间痢疾的老太太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死亡。

从这个角度看待光绪之死，或许更符合常理。然而，缺少了阴谋论，它不够刺激，自然就在野史里没了市场。

正常的病死

问题来了：光绪到底是怎么死的？

光绪身体不好，常年患病，甚至重病的消息，在当时都是公开的秘密。清廷曾多次发布上谕，向全国征求名医。当时的媒体，比如《申报》也长时间关注光绪的病情发展。

那些宣称“从未听说光绪有什么急症大病”的回忆文字，很明显是为了配合设定好的阴谋论，故意过滤掉这个人所皆知的背景。

早在光绪病逝前十年，法国驻京使馆医官多德福就曾赴瀛台为光绪治病。当时年纪轻轻的光绪已疾病缠身。后来慈禧决定为光绪过继一个大阿哥，提前预设接班人，荣禄想出来的理由正是，皇上多病不能生育。

清宫档案中，现存有光绪死前一年自述病情的档案，里面写道：“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

由此可知，光绪从青春期就频繁遗精，他说最初白天一听到锣声“即觉心动而自泄”。到了30岁出头，几乎无精可泄了。

除此之外，还记载了光绪以遗精为主的其他并发症：怕风寒、耳鸣、腰酸背沉、肢体寒冷、尿频、尿后滴沥、下体潮湿等。中医认为，这都是肾虚精亏导致的症状。

到了1908年，光绪帝的病情更为严重。宫中御医无计可施，清廷两次公开征召名医入京诊视。

这两批入京名医中，江苏名医杜钟骏是在光绪病重时的七月应召入宫，直到光绪死后才岀宫，是少数几个目击光绪帝弥留及死状的御医之一。他在民国初年所写的回忆录《德宗请脉记》中并未怀疑光绪为非正常死亡。

福建名医周景涛是光绪去世之日在宫内入值的御医。据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光绪去世当天上午九时，诸名医入诊，周景涛先到了，就替光绪把脉说，皇上“下焦不通”。光绪叹说：“我一辈子不通了。”其时光绪已病危，载沣对隆裕说宜预备后事。

此前一天，慈禧已经发现光绪病露危象，于是当机立断，连发三道谕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溥仪入宫。

历史学者朱金甫、周文泉曾利用清宫医案记录研究了光绪与慈禧的死因，指出光绪实因长期患有痨瘵，病入膏肓，脏腑皆已坏死，最后心力衰竭而亡；慈禧则因年迈体衰，病情逐渐加重，在光绪死后次日发生突变，很快死去。两人相继病死完全是一种巧合。

2008年11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召开“清光绪帝死因研究报告会”，会上由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联合发布了《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认定光绪系砒霜中毒死亡。

不过，这一纯科学的研究在检测样品、解释模型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瑕疵，离把光绪中毒而亡办成铁案还有距离。很多学者都曾对此提出严重的质疑，认为光绪是正常死亡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因此，即便在现代科技的介入下，光绪死因仍然扑朔迷离。光绪之死远未盖棺定论，某种程度上还是一桩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