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

地图江湖：中国的省界为何这样划分？

展开一份中国地图，看到国内34个省、市、自治区，你或许会有一种感觉，各个省、市、自治区之间界限分明，貌似井然有序。

但实际上，只要搜索一下就可以发现，目前关于国内省界纠纷的案例，仍然经常见诸报端。

根据民政部消息，仅仅2003—2014年的11年间，全国“检查界线长度13.6万公里，发现和解决省界界线纠纷49起，协助有关部门解决省界沿线地区资源纠纷116起”。由此可见，即使在今天，国内的部分省界划分仍然存在部分争议。

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省界划分，到底是依据什么原则来的？又导致了什么问题呢？

这里，我们先从“汉中之战”说起。

三国时期，建安二十二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7—219年），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地区相持，为了争夺汉中，兵力弱小的刘备派人到成都让诸葛亮调兵支援。对此，杨洪向诸葛亮进谏说，汉中是益州（四川）的咽喉和门户，汉中之争，是“家门之祸、存亡之机”，因此力谏诸葛亮应该“男子当战，女子当运”进行战备动员。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刘备最终击败曹操，取得汉中，并称“汉中王”。而后来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其实基本也是以蜀中、汉中为基地，蜀、魏双方的争夺，也是围绕秦岭进行的争夺战。

但在今天的中国省界划分中，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地理、语言、民俗上与四川更为接近的汉中，却在陕西省境内。这是为什么呢？

▲汉中是四川的咽喉门户和屏障。

这就要提到中国行政区域划界的两个重要原则：“随山川形便”以及“犬牙交错”。

所谓“随山川形便”，是指依据山脉、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物作为行政区域边界，使得行政区域与自然地理保持一致的划界方式。在今天中国的省界划分中，海南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就是以海岛建省；广东则大体是沿着南岭的山脉走势，划分与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的界限；而山西则大抵是以太行山为界划省。

尽管管理方便、划界清晰，但“随山川形便”也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割据。

以山西为例，阎锡山基本就是围绕山西的有利地形长期坐稳了“山西王”，因此在整个民国时期，各路军阀和蒋介石对他基本上是无可奈何，一直到1949年败给解放军后，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的山西割据问题才宣告解决。

以汉中为例，刘备之所以要与曹操耗时两年争夺汉中，就是因为汉中是四川的门户，夺得了汉中则保住了四川，否则门户大开，益州（四川）是守不住的；而日后魏国灭蜀，钟会的大军，也是先取得了汉中，然后再由邓艾从景谷道偷渡进兵绵竹，最终才夺下成都，灭亡蜀汉。

由于汉中长期归属四川，而地理上的隔绝更是有利于割据自立，因此自古以来，便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说法流传。北宋、南宋之际，宋人更是长期依据汉中等地的有利地形，抵抗女真人和蒙古人的进攻。

在击灭南宋后，蒙古人意识到了汉中的重要意义，在元朝时，汉中盆地被划归陕西管理，从而使四川失去了汉中这一个咽喉门户和天然屏障。此后700多年，原本与四川连为一体的汉中盆地，也归入了陕西的管辖，经由陕西出兵，可经由汉中进入四川的要害之地。汉中，就像是一根经由陕西，嵌入、干扰四川的地形楔子。从行政区域划界来说，这种方法，就叫：“犬牙交错”。

尽管“随山川形便”划界清晰、管理方便，但类似四川、山西这种有利于割据的地形，也成了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在划分行政区域时，不得不重点考虑的问题，而早在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时，秦帝国就考虑到了“犬牙交错”的问题。

秦末天下大乱后，赵佗依据南岭割据自立，建立了南越国。在南越国的国君心中，始终有一根刺，那就是秦朝的行政规划中，为了防止岭南的割据自立，特地将南岭以北的桂阳郡的桂阳县治，设置在了今天的广东连州。也就是说，汉朝建立后，虽然南越国仍然存在，但汉朝承袭秦朝领地的桂阳县，却像一根楔子一样，嵌入了岭南和南越国的腹心边缘。

▲秦始皇留了一手，给汉武帝进攻南越国提供了方便。

为了拔掉这根刺，赵佗曾经写信给汉文帝，表示希望汉朝撤销在岭南的属地桂阳县，但汉文帝回信予以拒绝，并表示：“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刘邦）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

睿智的汉文帝当然明白，有了桂阳县这根插入岭南心脏的楔子，日后统一岭南，自然就有了进攻的前沿阵地。到了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时期，汉帝国最终出兵灭亡了南越国。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也要感谢秦始皇依据“犬牙交错”的原则所规划留下的刺入岭南的桂阳县。

以长江和黄河为例，为了消灭南方政权依据长江和黄河设立天险、割据自立的隐患，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多有将长江南北、黄河南北的土地归并在一个省区的做法。

以隋朝的江都郡为例。江都郡位处今天的扬州，隋朝修通大运河后，扬州作为大运河、长江的码头，在军事地理和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与日俱增。为了防止地方官员依据长江天险和运河通道割据自守，隋朝在设置江都郡的时候，就将长江南北的两片土地整合到了一起，以此将长江天险包容在一个行政区域内，从而消灭割据的隐患，而这，也是“犬牙交错”原则的重要运用。

关于黄河天险的消灭，则出现了一个现在让很多人感到疑惑的问题，为什么河南省内的土地有的却是在黄河以北？例如今天的河南安阳、新乡、鹤壁、濮阳、焦作这五个城市，其实都是处于黄河以北，跟“河南”这个名字，好像不太搭边。实际上，依据黄河建立天险的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明、清以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将黄河以北的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划给了河南，而民国也大抵承袭了这个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曾经一度将黄河以北的地方划成了平原省，但后来又将平原省与河南合并，这也是今天河南省辖境的来由。

而从经济角度而言，今天河南省内黄河以北的土地，是河南省内自然条件最好的地方。而自古以来，黄河以南地区水灾频仍、灾荒不断，将黄河南北合为一省，从经济来说，也可以让南北相互抵消影响，省内相互周济，也可以将黄河天险，消融在了同一个行政区内。

从陕西来说，南部富裕的汉中盆地，与中部的关中平原一起，可以在经济上周济相对贫瘠的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三种地形相互结合、组成一个省份，也可以以富济贫，只要没有特别的大灾，陕西省内还可以相互周济，不用中央出面就可以内部解决问题。

当然，“随山川形便”以及“犬牙交错”也必须控制得当，否则也容易出问题。

以“随山川形便”来说，太过遵循这个原则，容易导致地方割据。但是，太过讲究“犬牙交错”，也会出现大问题，关于这一点，元朝就是个例子。

在元代，国内11个行省中，几乎全部“犬牙交错”。例如中书省直辖区跨越太行山东西，将太行山这道山脉完全包容在内；河南江北行省包括淮河南北，将淮河这道屏障也包容在内；江西省、湖广省全部是从长江流域跨越南岭，将长江、珠江两大江河分水岭囊括在内。

对此，清朝人储大文，曾经评述说：“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河）东、淮西、汉（水）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

所以储大文说：“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

由于各个行省都没有天险作为屏障和守护的依托，最终，元朝在元末的农民大起义中，蒙古人的官军几乎无险可守，元帝国的崩溃，与这种过度讲究“犬牙交错”的行政区域划分，也有着深刻的渊源。

关于中国省界、行政区域划分所潜藏至今的问题，也将给予我们更多的思考。

你不可不知的蜀道：一条路，读懂半部中国史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陷入了进退两难之中：当时，巴蜀地区（今四川一带）内乱，秦惠文王想趁机拿下早就觊觎的巴蜀地区，但又担心蜀道艰险，难以成功；并且担心一旦分兵，劲敌韩国可能趁机犯边。对此，秦国国相张仪主张不如进攻韩国，但大将司马错则主张趁机分兵灭蜀。

司马错说，秦国弱小，如果能得到巴蜀地区，不仅能扩充国土面积，而且取巴蜀地区的财赋，将足以使秦国富国强兵；且巴蜀可从水路攻击楚国，“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由此，秦惠文王最终定计，派遣司马错、都尉墨开凿连通从陕西进入四川的金牛道，先后攻灭蜀国和巴国，顺利夺得日后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整个四川盆地。由此，从经济上和军事地理上，为秦帝国日后统一天下，奠定了强势的经济、军事基础。

得巴蜀者，常王天下。

在中国历史上，若能取得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经常能成就“王霸之业”：秦国攻占巴蜀，最终吞并六国。楚汉相争，刘邦依据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作为大后方，最终在屡战屡败中，依托强大的经济基础反而攻灭项羽，建立汉朝。三国鼎立时期，诸葛亮则以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为根据地，多次北伐，创造了以攻为守的军事奇迹。隋朝末年李渊起兵晋阳、夺取关中后，便迅速南下攻占汉中和巴蜀、荆襄地区，最终奠定了唐朝的开国基础。北宋也是先取四川，最后再攻取江南、统一全国。

可以说，对于中国古代政权来说，要王天下，就一定要取汉中和巴蜀；而要夺取汉中和巴蜀，就一定要开凿从北向南、连通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四川盆地的蜀道。

中国人都熟知李白的唐诗《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么，蜀道是什么？

从广义来说，所有可进入四川地区的道路，都可称为蜀道。但狭义上的古蜀道，指的是连接陕西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的道路。

蜀道，可分为两大部分：

蜀道第一段是从关中平原的长安地区翻越秦岭进入汉中盆地的道路，道路起于关中，止于汉中。这一段的关键词是秦岭。主要道路有4条：

子午道：子午镇→子午谷→秦岭→石泉→饶风关→南子午镇→城固→汉中

傥骆道：周至→骆谷关→洋县→傥水→城固→汉中

褒斜道：郿县→留坝→褒城→汉中

陈仓道（也称故道）：宝鸡益门镇→清姜河→略阳→勉县→汉中

▲古蜀道示意图。

蜀道第二段：是从汉中盆地，翻越巴山进入四川盆地。这一段的关键词是巴山，主要道路有3条：

金牛道（秦国伐蜀道路）：勉县→宁强→广元→昭化→剑门→绵阳→成都

（金牛道还有条岔路，是从勉县→宁强→广元→昭化→剑门→绵阳，折往阆中→南充→重庆）

米仓道：汉中→巴中

洋巴道（也称荔枝道）：洋县→镇巴→达县

古蜀道的主要组成，可归结为上述的“北四南三”共7条道路；另外，古蜀道中，还有一条诸葛亮北伐的祁山道和三国时期邓艾灭蜀的阴平道。

蜀道所连通的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四川盆地，对于中国的军事地理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下面这张图中看出大概：

▲古蜀道形势图。

对于历代有意于王霸事业的开拓者来说，如果得到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那么进可以窥伺中原或占领荆州、襄阳一带要地，退则可自守一方。

公元前206年，在攻灭秦朝后，被项羽分封为汉王的刘邦，决定从汉中地区出击秦地（关中平原）。为此，他先是假装要修复子午道的栈道，实际上已派遣韩信秘密绕路从陈仓道出兵进攻关中地区，并先后击败章邯，迫降司马欣、董翳，夺得整个关中平原地区。这也就是史上著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而取得整个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的刘邦，也为自己最终击败项羽、夺得天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刘邦夺得天下400多年后，东汉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邦的后代刘备也与曹操在汉中地区爆发了一场大战，这就是持续达两年之久的汉中之战。

当时，赤壁之战（208年）已过去十年之久，刘备不仅占有荆州大部，而且攻占了益州（四川地区），三国鼎立之势已基本形成。但在此前，曹操却击败张鲁，夺得了汉中地区，并虎视眈眈窥视益州，大有通过蜀道进击刘备之势。

▲如果失去汉中盆地，刘备的四川腹地便门户大开。

失去了汉中盆地，刘备不仅失去了益州（四川）的天然屏障，而且失去了进攻关中平原，进而逐鹿中原的重大战略根据地。关于此中的利害，蜀部从事杨洪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蜀郡太守法正更是指出：攻克汉中，“上可以倾覆寇敌（曹操），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河西走廊）雍（州）、凉（州），广拓疆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

简而言之，攻克汉中，进可攻、退可守，并且可以利用秦岭、巴山的天然屏障，成就王侯霸业。

在此情况下，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从益州（四川）出兵汉中，最终督军力斩夏侯渊，夺得汉中，并为诸葛亮后来出兵北伐，夺得了重要的战略基地。

诸葛亮北伐，出兵正是经由蜀道伐魏。

认识蜀道，诸葛亮的五次北伐是跳不开的关键点。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六出祁山”；但在真实的历史中，诸葛亮的北伐是五次，并且五次北伐中只有三次是经由祁山道，另外两次北伐，一次是出陈仓道，一次是出褒斜道。

诸葛亮为什么要走祁山道？

祁山道，是从陕西汉中出发，经徽（甘肃徽县）成（甘肃成县）盆地、西和，沿嘉陵江西源西汉水进入甘肃礼县的祁山一带。

对于诸葛亮来说，祁山道虽然距离关中平原很远，并且隔着陇山山脉，但道路平坦、利于粮草运输，不像贯通秦岭的其他几条蜀道（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那么险峻；并且从祁山道出兵，如果顺利，还可以隔断关中地区与河西走廊的联系，斩断曹魏的左膀右臂，还可以为蜀汉开疆拓土，夺取土地、人口等重要战略资源。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示意图。

《三国演义》有一则“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著名故事，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诸葛亮也确实是因为马谡失守街亭，而将其斩首。街亭，位处陇山山口，也是通往关中地区的战略要地。失去街亭，就意味着丧失了通往关中之路，从而葬送了蜀汉的第一次北伐，所以诸葛亮才会不徇私情，力斩马谡。

诸葛亮取道远路伐魏，对此蜀汉大将魏延曾经有过一个很著名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子午谷奇谋：计划是由魏延率领一万多精兵，从汉中出子午道奇袭长安，然后诸葛亮从褒斜道进攻长安，两军会合直取潼关。但诸葛亮拒绝了这个建议，所以后世经常有人扼腕叹息，说诸葛丞相啊，为何要放弃这个奇谋呢？

真实历史中，诸葛亮五次北伐，从来都没走过蜀道中的子午道。这是因为，子午道虽然离长安最近，但全长在千里以上，并且道路崎岖凶险，稍有不测，便可能全军覆没，所以，一生谨慎从事的诸葛亮，很快就否决了这个建议。

而后世的现实案例也说明，诸葛亮没有利用子午道这条蜀道进攻曹魏，是非常明智的：

公元230年，魏国大司马曹真率军试图从子午道进攻蜀汉，但行军途中遭遇大雨、栈道断绝。大军走了一个多月，子午道才走了一半路程，最终曹真不得已撤兵返程。

东晋时，桓温派遣司马勋从汉中出子午道，希望由此进攻长安，结果半路就被前秦军队打败。

明朝末年，闯王高迎祥率领5万军队也是从汉中沿着子午道，想进击西安，结果山路凶险，中途就被孙传庭的2万新兵伏击打败，高迎祥也被俘杀。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形势图。

由此也可知道，子午道之凶险，谨慎用兵的人，轻易都不敢使用。

在前四次北伐失败后，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最终率领十万大军决定经由相对较近的褒斜道出兵关中地区，正面攻击关中平原。

但魏将司马懿却避其锋芒，坚守不战，蜀汉与曹魏的大军隔着渭河对峙了100多天。最终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军中，全军沿着蜀道退回汉中和四川，第五次北伐也最终无功而返。这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由来。

诸葛亮五次北伐失败，后继的姜维也试图为蜀汉建功立业，终告失败。针对蜀汉，曹魏也最终出手。

公元263年，篡取曹魏实际政权的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三人统率18万大军，分别从甘肃狄道、祁山，以及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多路进攻蜀汉。钟会大军先是夺取了汉中地区的各个要塞，然后又攻破了从汉中进入四川盆地的金牛道要隘阳平关。在此情况下，蜀汉大将姜维等人退而拒守剑门关，将曹魏大军阻挡在外。

▲263年魏灭蜀之战：邓艾奇出阴平道。

在曹魏大军无法正面攻破蜀军情况下，曹魏大将邓艾最终率领三万大军穿越700多里渺无人烟的甘肃与四川交界的山肠绝路，一路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在最危险的地段，邓艾甚至只能用毛毯裹着自己，从山下翻滚直下。在粮食几乎用尽的情况下，邓艾的军队最终神奇地从人迹罕至的阴平道穿越而出，进入四川盆地，绕过姜维，进入江油、绵竹，迫使刘禅（阿斗）在成都献国投降。

从甘肃进入四川的阴平道，起步于今甘肃文县（西汉为阴平道，东汉为阴平郡），在越过甘肃、四川两省交界的界山摩天岭、龙门山脉后，进入白龙江至昭化，后与金牛道相汇。这条路山高谷深，非常险峻，最终也因为这场魏灭蜀之战而闻名天下。

从军事地理角度而言，蜀道的军事地理显赫地位一直居高不下，这也与中国的政治中心分布有密切关系。

五代十国以前，从秦汉到隋唐，关中地区一直都是中国的首都和政治中心。在此情况下，中国在公元10世纪以前的道路发展，自然主要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点，然后向外发散；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国力的空前发展，蜀道由于直接连接关中地区，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到了唐朝，蜀道北段的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以及蜀道南段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都纷纷设立了驿站、进行通邮。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歌“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描写的便是唐玄宗时期，将重庆地区的荔枝，通过荔枝道（也称洋巴道）快马加鞭送入长安的情景（唐朝时重庆一带气温较高、可以种植荔枝）。

五代十国后，中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北宋的开封，但蜀道的军事战略价值仍然居高不下。当时，北宋在与西夏的军事对峙中，四川地区的财赋，就主要通过蜀道北上运输到前线，以支持宋军与西夏的战争。

女真人灭亡北宋后，公元1131年，宋军在富平之战失败后，宋朝将领吴玠组织残军继续坚守秦岭以北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誓死保卫进入秦岭的蜀道关口。对此有人劝说吴玠，让他退兵进入汉中防守，吴玠说：“我保此（和尚原），敌决不敢越我而进（秦岭）！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

在舍生忘死的气概下，吴玠坚守和尚原，最终以数千残兵，击败了金兀术的十万大军，迫使金军退回凤翔，暂时放弃了通过蜀道进攻汉中和四川，并沿长江水路、荆襄等地消灭南宋的计划。这也是南宋军队首次在正面战场上彻底击溃金军。此后，南宋依托秦岭和巴山的蜀道天险，整整对抗女真人和蒙古人达100多年之久，展现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英雄气概。

蒙古人灭亡南宋后，此后到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稳定在北京，这也使得关中地区的政治地位随之下降。另外，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安史之乱以后，也不断地向南方转移—在此情况下，蜀道的主要交通方向，也从原来的南北走向、连通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四川盆地，重点改而变成了东西走向：

蜀道交通，变成了以长江为主干的峡路交通，这就使得四川的对外联系重心，从川西转向了川东南，其重要表现就是重庆（渝州）的地位随之上升，最终使得四川盆地形成了以成都和重庆为双中心的城镇分布格局。1997年后，重庆被设为直辖市，也是五代十国以后，蜀道交通重心从南北向东西转移的重要表现之一。

而中国人所熟悉的那条蜀道，在经历唐宋以后的低潮后，又开始逐渐复兴。

2017年12月，从西安至成都的西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至此，这条全长658千米的新型高速铁路，也全面连接起了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使得以往遥不可及的贯穿秦岭和巴山的蜀道之难，变成了高速坦途。

假如李白生活在当代，还会高歌《蜀道难》吗？

中国三千年定都史，为何偏爱这两座城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数百座都城，但真正出名的，十个手指头数得过来，大抵就是“六大古都”或“七大古都”。这其中，称得上超级都城的，其实就两个—长安与北京。

公元前202年2月，汉王刘邦击败西楚霸王项羽之后，建立汉朝，定都洛阳。

刘邦对洛阳很满意，当年跟着他起事的将士们也很高兴。这些人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洛阳离老家近，无论从其势力范围还是衣锦还乡的角度衡量，此地作为都城，都是最佳选择。然而3个月后，一个叫娄敬（他也是山东人）的小人物来到洛阳城，面奏刘邦，劝说他改迁国都于关中。这惹得那些既得利益者大不高兴，他们纷纷劝阻刘邦，理由是：洛阳是天下的中心，大吉大利；而关中是亡秦之都，很不吉利。

1500多年后，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犹豫了很久，最终定都南京。这跟他手下的谋臣良将多为南方人有关。其实，他心中理想的都城不是南京，而是长安或洛阳。他曾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及洛阳，研究迁都的可能性。

从历史大趋势而言，即便没有朱标的暴毙，迁都长安或洛阳亦无可能实现。燕王朱棣后来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几经曲折，把都城迁到了他的根据地—北京。这才算为大明王朝确定了延续两百多年基业的政治中心。

长安：中华帝国前半段的绝对核心

娄敬是用一大通美化长安的说辞说服刘邦的。张良也在其中起到了“添油加醋”的作用。

刘邦定都洛阳，内心深处也有依循东周都城旧例的意思。娄敬重点拿东周的衰落出来说事儿。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历史离刘邦的时代不算久远，周天子虽处天下之中，天下诸侯却没有一个甩他。为什么？娄敬说：“非其（周天子）德薄也，而形势弱也。”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相比洛阳，长安的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具体说来：“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张良也说关中不仅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最关键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阻三面而守卫京师，独以一面朝东，对各诸侯国起着相当大的震慑作用。

刘邦决定听从他们的“忽悠”，迁都长安。他头脑一发热，也没去细想：关中“形势”这么好，秦朝怎么会二世而亡呢？

在以后历朝历代的定都之争中，我们可以经常听到某地形势险要，适于定都之类的话。这些地方包括长安、洛阳（对，主张定都洛阳的人也说洛阳险要）、南京、北京等等。历史读多了，我们就知道这不过是谋臣们怂恿帝王的话术罢了。形势再险要，地势再虎踞龙盘，守城还得靠人，难道靠石头？一个王朝到了末路，曾经固若金汤的都城不也说破就破，有的一破还好几次呢。

不管后话如何，当时还好刘邦听了娄敬、张良的话，这才有了中华帝国前半段唯一的超级都城长安的诞生。

秦始皇统一六合，定都关中，不过是本地人顺势而为。刘邦选择关中，是外来政权的认可，对长安的意义显然更为重要。此后，到隋唐两代，仍旧定都长安，是两代的发家都有赖于关陇集团的撑腰，自然离不开他们的龙兴之地。

唐朝没必要像西汉初年一样离开政治根据地，另择新都，根本上还是由他们的敌人决定的。汉唐两个大一统时期，边患均来自西北，前有匈奴，后有突厥。长安作为都城，戍边功能自然比起中原地区的城市顺溜得多。而且，长安直抵前线，极大的危机感促成定都于此的朝代均崇尚武力，力图开疆拓土，前有汉武帝，后有唐太宗。

在汉唐成就霸业的极盛时期，随着帝国版图的西扩，原本偏居西北的长安亦渐居中央，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中心。

双中心：帝国都城的东移与反复

从西周到唐末，中国的主要都城除了长安，就是洛阳。

与西汉的开创者刘邦一样，东汉光武帝刘秀也面临着定都何处的二选一难题：长安，还是洛阳？

刘秀集团的主力来自南阳、河北豪族，定都洛阳比起长安离这两大政治根据地更近。

一般而言，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周、秦、隋、唐如此，辽、金、元、清亦如此。在明朝，明太祖选择南京，明成祖选择北京；中华民国时期，袁世凯选择北京，蒋介石选择南京，同样如此。

刘邦的不同寻常即在这里。他为了成就更大的霸业，宁愿舍近逐远。刘秀不似刘邦，决定了东汉不如西汉。唐代以前，中华帝国的外部敌人主要来自西北边境，故大抵而言，一个进取的王朝更偏向于选择靠近前线的长安，而一个守成的王朝则选择相对远离前线的洛阳。

东汉国力远不如西汉，打匈奴，打羌，都很困难，只能建都洛阳寻求自保。以后定都于此的西晋、曹魏都是如此。

不过，洛阳确实有它独特的优势—粮食。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在粮食供应上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各地区朝贡的调集和商贸上的往来都非常便利。

基于此，定都长安的隋唐两代，从未放弃营建洛阳，呈现政治双中心的局面。

唐代多任天子都曾从关中逃荒，像乞丐一样就食洛阳。根据全汉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头25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重心东移之后，洛阳的漕运优势远胜于长安。

但还有一个问题：偌大中国，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年，定都为什么非长安即洛阳，难道没有第三处选择吗？

周振鹤教授对此有相对合理的解释。他说，因为古代从整个统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而且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正是中国早期首都必选在黄河流域的基本原因。在黄河流域最适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阳之外，我们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处。

此外，由于建都的时间都很长，形成了另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这两处人文因素积淀深厚。都从西周开始便是政治中心与陪都所在，朝纲典制衣冠威仪，积渐而下，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拟。

开封：都城东西/南北变迁的过渡

中国三千年来的都城变迁，用两条线就能划出个大概。

第一条，从周朝至北宋时期，都城大体平行分布在渭河及黄河中游的东西走向，迁移轨迹沿着西安—洛阳—开封一线，呈东西向波动迁移。

第二条，从北宋至今，都城主要建立在开封、杭州、南京和北京四地，大体沿京杭大运河分布，且这一历史时期的都城较南宋之前而言，其整体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东移，使得都城迁移轨迹为沿着京杭大运河南北向近海迁移。

不难看出，这两条都城分布线以开封为交点。开封作为北宋都城，是中国都城变迁由东西横轴转向南北纵轴的过渡。

“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中国，此前北方经济优于南方，此后南方经济实现逆袭。对于仍然定都长安的晚唐而言，运河控制权决定了王朝的存亡。一些跋扈的藩镇动辄以切断汴渠漕运对中央进行经济封锁。最危急的时候，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长安，皇帝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长期战乱、气候剧变以及运河经济的崛起，种种因素决定帝国前半段两大都城双双衰落，且再无回光返照之日。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即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

公元907年，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了唐朝，建立后梁，拉开五代十国的序幕。五代时期，北方政权除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个王朝均定都开封。

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仍以开封为都。但与历代开国君主一样，他也有传统都城情结，曾有迁都长安之意，因遭赵光义等人反对而作罢。但此后，有很多人认为定都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失策，更有甚者将其与北宋的灭亡联系起来。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与长安、洛阳在唐后期走下坡路相反，开封城在隋唐五代时期却处于上升阶段。如前所述，开封因大运河而繁荣，地处中原腹地，黄金水道交错，每年漕粮定额600万石，足以保障百万人口的生存以及王朝的运转。同为百万人口的唐长安城，由于路途遥远艰险，每年漕运量仅100万石左右，还曾因缺粮引发禁军骚乱事件。

从军事角度看，随着西方突厥族的灭亡及北方契丹族的崛起，国家的防御重点从西北转向正北或东北。此时，定都长安或洛阳，固然京师本身有山河之固，但由于国都偏西，并不利于抵御外族。

北宋定都开封，客观上无山川可凭恃，所以用主观努力进行弥补：一是在京城四周构筑防御设施，把开封建成一座军事堡垒；二是宋太宗两次发动收复幽燕的军事行动，企图夺回长城防线，可惜均以失败告终。

在南方：经济中心≠最佳都城

唐代以后，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彻底由东西对立转向南北对峙。

在唐之前，以东西对立为主，关中地区凭借地理优势，轮番上演武王灭殷、秦翦山东六国、汉胜西楚、景帝定吴楚七国、北周收北齐等历史进程。此时的都城主要在长安—洛阳—开封这条横线上迁移。

唐之后，以南北对峙为主，如五代与十国、契丹与北宋、金与南宋、蒙古族与南宋、明与蒙古及后金、清与南明等。相应的，都城在北京—开封—南京—杭州这条纵轴上变迁。

南宋是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其都城杭州成为中国古代相对统一的政权下最南端的都城，同时也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合一的典型。

但必须注意到，南宋是偏安政权，都城实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合一并不奇怪。如果是统一王朝，这种现象则可能是一种禁忌。

在中国历史上，就统一政权而言，国都建在全国经济最富庶地区的例子并不多见，数得上号的，可能只有东汉、西晋定都洛阳，明初定都南京，以及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等。汉唐时期的长安其实并非帝国的经济中心，关中虽然富庶，但汉朝的经济中心在河北河南一带，隋唐以后更往南转移。

大多数历史时期，存在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的现象。东晋王导说过，古之帝王不以丰俭移都。出于稳定国势和向外发展的需要，以并不十分富裕的地区作为都城，是一种常态。这样才能保持经济与文化的流动性，避免畸轻畸重，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

以此观之，即便再给南宋十个岳飞，也不可能收复中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从南宋定都富庶之地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日后蒙难的宿命。

北京：中华帝国后半段的绝对核心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必须分离，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则。但是，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必须重叠，这是另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历代君王都谨守不违。稍有差池，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两者一旦分离，身处军事重心的统帅若心怀异志，起兵相向，处在政治中心的帝王们就权柄堪忧。这种事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比如唐“安史之乱”、明“靖难之役”等。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中原王朝都城随边疆形势迁移的规律：边疆形势是中原王朝的防御重心，即军事重心所在。而军事重心的改变，必然带动政治中心的改变。汉唐都长安、北宋都开封、明朝都北京都是这一规律的具体体现。

谭其骧教授曾精辟地提出都城选择的军事条件，即制内御外的性质和作用。内制与外拓是国家政权的两项大事。国都选址须服从全局，审时度势，缜密考虑每一地区国防地理位置的得与失、优与劣。

自1153年金海陵王定都中都（今北京市）之后，北京就成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首都，历经元、明、清，迄今850多年，地位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与之比肩。放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有唐朝之前的长安能与之媲美。

为什么？用谭其骧的理论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北京作为帝国的优势：一是在南北对立格局中，北方处于绝对优势，都城必须在北方；二是唐宋以后，东北地区及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陆续兴起，致使地处东北、蒙古高原和中原三大地区枢纽位置的北京城成长为全国首都。还有一个经济原因，北京处于京杭大运河顶端，交通便利，易于吸收南方财富与漕粮。

保守估算，从明成祖迁都北京起，至蒋介石定都南京止，北京连续做了500年的首都。期间，尽管有迁都之议，但从无迁都之实。明英宗出征被蒙古人掳了去，不迁都；李自成破城在即，崇祯帝宁可吊死，不迁都；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光绪“西狩”，不迁都……

所以说，每一座都城的上位，都是应运而生的产物。没有一座都城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王气何处去：帝都长安为何失落千年？

读历史，有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是，曾经辉煌无比的长安，从唐代以后1100多年，为何没有一个王朝在此建国立都呢？

纵观中国自古至今，历代王朝、割据政权以及各个少数民族，曾经建立过217处都城，但这些都城，绝大部分都如昙花一现；只有长安，曾经在长达1077年的时间里先后做过11个王朝的首都，可谓千古一城。

但是这种王气，在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以后，似乎就衰竭了；中间除了那个迅如流星般的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外，长安（西安）从此再也无法跟王气沾边。

难道，长安的王气已尽？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经过多次反攻，终于攻破黄巢军队占据的长安城后，来自唐帝国各路勤王的藩镇军队，如猛虎饿兽般，冲入了这座千年古都。

《旧唐书》记载，黄巢军队在从公元881—883年占据长安城的三年时间里，虽然在城内到处屠戮杀人，但长安城的主要建筑，仍然“九衢三内，宫室宛然”；但是883年，来自各路藩镇的唐军在攻破长安城后，却像流氓土匪一样，开始到处抢劫，“纵火焚剽”长安城，以致整座帝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而辉煌壮丽的大明宫，更是烧得只剩下了含元殿。

经历了这场动乱的晚唐诗人韦庄，在他的诗歌《秦妇吟》中，描写了长安城劫后的苍凉：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苍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此前，尽管经历了安史之乱、吐蕃短暂攻占，以及朱泚兵乱，但是长安城并没有大的损伤，在经历简单的修复后，到黄巢起义前，这座大唐帝国的首都，仍然“神丽如开元（盛世）时”。

而黄巢之乱，是长安王气毁灭的开始；此后，长安城内外接连兴起的政治动乱，将彻底毁灭这个千年古城立都的根基。

追究唐代以后的王朝，为何不在长安立都，从唐朝末年开始，频繁的政治动荡与破坏，是至为关键的因素。

从公元883年到904年，短短21年间，包括黄巢之乱在内，长安城先后经历了四次超级打击：

在黄巢兵变后两年，公元885年，掌握禁军的宦官田令孜与藩镇王重荣、李克用争战失败，在挟持唐僖宗退出长安时，田令孜下令，在长安城全城放火，以致整个帝国首都“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

尽管此后有小幅修复，但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军阀李茂贞又从岐州（陕西凤翔）攻入长安，并在城内到处杀人放火。至此，整个长安城“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

而长安城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毁灭性打击，则是来自朱温。

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正月，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据《旧唐书·昭宗纪》记载，朱温命令长安全城军民“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木）材，浮渭（水）沿（黄）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这座千古名城，最终被军阀朱温下令彻底拆毁，以营建洛阳和开封的宫室。

古都开封的崛起背后，是长安的毁灭。

政治动荡，长安自古有之，但为何这次彻底伤了元气？

纵观长安城历史，不算西周，从秦朝开始到西汉、西魏、北周，以及隋唐两代，长安城屡屡遭毁，却能屡屡重建复兴；但从唐末开始的这波政治动荡，却开启了长安的长期危机。

唐朝灭亡后，进入五代十国，长安周边仍然战乱不断。后汉乾祐元年（948年），赵思绾夺取长安后，与后汉军队进行对峙。当时，整个长安城已经从盛唐时期的百万人口减少到了只有十万人；而经历后汉这场战争后，长安城的人口最终锐减到了一万多人，相比巅峰时期，长安城人口锐减达99%。

北宋初期，有鉴于开封无险可守的致命隐患，赵匡胤曾经想过先迁都洛阳，最后再迁都长安。对自己的迁都计划，赵匡胤解释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徇周（朝）汉（朝）之故事，以安天下。”显然，赵匡胤也认识到了长安坐拥关中平原、“被山带河”的地理优势所在。但在经历唐末、五代的动荡之后，当时长安城已经残破不堪，所以赵匡胤的计划是，先迁洛阳，再往长安，但在弟弟晋王赵光义等臣子的反对下，赵匡胤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赵匡胤感慨地说，不迁都洛阳、长安，“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的预测是正确的。100多年后，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南下的金兵最终攻破几乎无险可守的开封，北宋亡国。

但五代十国后的长安，也确实难以立都。北宋时，宋人由于用兵西北，以致长安一带长期动荡；南宋时，长安一带又成了宋人与金人、蒙古人争战的前线。可以说，从883年的黄巢之乱开始，一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近四百年间，整个长安及关中地区，一直处于不间断的政治和军事动荡中。

长安的这个动荡周期，甚至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此，长安王气丧尽。

但政治的动荡，只是长安王气消失的表象，潜藏在这股长约四百年的动荡背后的，是长安一些赖以立都的基础条件的破坏和毁灭。

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关中平原原始森林的毁灭、水资源的锐减、自然气候的剧变，以及漕运的断裂—只有这些，才是导致长安自唐末1100年来一蹶不振、不能立都的根本原因。

俗话说，物极必反。实际上，在做了1000多年首都后，从唐朝开始，长安在巅峰时期就已经风雨飘摇，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已经在撼动这个古都的根基。

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作消聚性衰退，说的是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会开始衰落，而长安，正是这种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以森林资源为例，作为中国古籍最早记载的“天府之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区，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但是从秦汉开始，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从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已经使得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时整个关中地区：“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田尽而地”，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时期，整个长安城周围已经没有巨木可以供应采伐，以致伐木工人要从陕西长途跋涉到岚州（今山西省岚县北）、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等地，才能取得营建宫室所用的巨木。

对此，唐朝诗人杜牧，曾经在讽刺秦朝的《阿房宫赋》中，指古话今地揭露出：“蜀山兀，阿房出。”

在森林资源消失的同时，是长安周边水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八水绕长安”的衰退。

▲“八水绕长安”的衰退，是长安城资源枯竭的开始。

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由于河流、湖泊众多，因此水源丰富；而长安周边，更是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水环绕。在水资源的滋润下，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便利，“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但是从战国末期、秦汉开始的大规模森林砍伐，首先使得失去了森林涵养的关中地区，水资源开始急剧减少。到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来越小，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蹚水过河的地步。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更是达6次之多。

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据统计，自唐朝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以及3次蝗灾。

陕西省气象局和气象台，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8世纪，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而关中地区这种频发的自然灾害，也使得长安城逐步进入一个生态崩溃的大环境。

据统计，在整个唐帝国289年历史中，共有240个年头发生水、旱、蝗等各种灾害，在帝国政治清平、军事强盛时，长安城和唐帝国尚可应付，然而当“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实力江河日下时，这种频发的灾害，就逐渐成为摧毁帝国的致命因素。

唐朝中期以后，长安城周边关于“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路有饿殍，人相食”的记载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早在先秦时期，就因为沃野千里，拥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关中平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到唐朝中后期时，已经变成了“地迫而贫，土瘠民贫”的穷困之地。

在此情况下，长安的危机，越来越迫切。

随着森林、水资源的日益枯竭，长安周边的气候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这种表现，首先是关中地区大量水、旱、蝗灾的发生；然后，在自然的干扰下，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

粮食供应，出问题了。

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在25万左右；但到了盛唐时，长安城最高峰时期，人口达百万之巨。与人口的急剧膨胀相比，唐朝时，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耕地却越来越少。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关中地区的水资源日益枯竭，水利灌溉也越发衰退。据杜佑《通典》记载，西汉时，关中地区有可灌溉农田4.45万顷；但到了唐朝大历年间（766—779年），这个数字锐减到了0.62万顷。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长安怎么生存？

所以缺粮，从唐帝国诞生开始，就是一个困扰长安城的魔咒。

由于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关中地区耕地却越来越少。长安城内需要外地接济的粮食缺口，从唐朝初年的每年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膨胀到了最高峰时期的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唐朝初期、中期，唐高宗、唐玄宗就曾经因为长安城缺粮，而不得不迁到洛阳“就食”。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于是群臣就请唐中宗学习他的父亲唐高宗，到洛阳“就食”。没想到不恤民情的唐中宗却发了火，说：“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朝贞元二年（786年），由于向长安运输粮食的漕运道路被藩镇阻隔，整个长安城陷入了缺粮境地，以致禁军发生了骚动。这时，刚好有3万斛米运到了长安周边，唐德宗听说后，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而大唐长安城的最终毁灭，以及失去立都的基础，漕运的断裂，是最致命的打击。

唐朝时，随着长安及关中地区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可耕作土地的急剧减少，本身经济实力已经大幅削弱、长期缺粮的长安城及关中地区，只能是依靠江淮一带的粮食和财赋，来维持日益庞大的首都和帝国的运转。当时，甚至有一个说法是，供应长安的粮食运输，是“斗米斗金”。

但从“安史之乱”以后，这种仰江淮为生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以前，面对经济中心日益东移、南迁的趋势，唐王朝要吸取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江淮地区的粮食、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供应到长安，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漕运，是维系长安城和大唐帝国安危的生命线。

在自然天险的阻碍之外，由于关中地区森林滥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因此黄河和渭水，泥沙淤积也很严重，行船非常艰难，因此到唐朝中叶以后，从渭水到长安的一些漕运水渠，甚至经常因为泥沙堵塞航运，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衰竭和部分河流、水渠的干涸，到了唐朝末年，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进入长安的记载，最终越来越少，几乎完全消失。

自身无力生产，又没有漕运补充，长安作为首都的血脉，也就断了。

而在自然环境的恶化之外，从安史之乱以后，日益骄横的藩镇也经常阻断江淮地区供应长安的粮食和财赋。在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漕运断了，那么长安城中的大唐王朝，就成了瓮中之鳖—王朝的喉咙，随时会被军阀们掐断。

在此情况下，脱胎于黄巢部队的军阀朱温，最终于公元904年强迫唐昭宗迁都到更靠近江淮地区和黄河水运的洛阳，并彻底拆毁长安城，以建设洛阳。

三年后，907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

在此情况下，唐代长安城，最终完全覆灭。

除了长期的政治动荡、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以及自然气候的变化，长安衰落和无法立都，还潜藏着另外一个中国军事政治的密码。

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不断东移南迁，与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衰落相比，黄河中下游的开封、江淮一带却越来越繁华富庶；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中心，也从西北逐渐转移到了东北。

在宋代以前，自古“戎马盛于西北”，从秦代的犬戎、汉代的匈奴，到隋唐时期的吐蕃与突厥等，都曾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因此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热点，主要集中在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上。

所以在宋代以前，立都长安，控制关中平原，进可以出击西北草原和华北平原的游牧民族，守可以倚仗蜀道、退驻成都平原，无论是北进还是南下，长安都是宋代以前中原王朝制内御外的超级宝地。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正是扎根于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意义，长安城在宋代以前才能立都千年。

但从唐朝中期以后，随着东北方向的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崛起，中国的军事政治地理格局，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此情况下，北京的军事、政治地理价值日益突显；而随着中华帝国边疆形势的变化，长安也从帝国的中心逐渐沦落成了一个相对次要的边缘地位，最终变成了中国西北的一个军事经济要地，如此而已。

至此，长安城彻底衰落。

此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黄河流域的洛阳和开封为首都；北宋则以开封，南宋以临安（杭州）为都；而元、明、清三代，更是最终奠定了北京作为此后800年间中国首都和军事政治要地的基础。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首都和历史重心，最终逐渐实现了从西到东（长安—洛阳—开封）、从南向北（杭州—南京—北京）的东渐北移“十字架”运动。

而在长安城和唐帝国即将覆灭前的几十年，唐会昌五年（845年），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一个帝国日益衰残、心情不佳的傍晚，登上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乐游原。他站在制高点上，俯瞰着这座千年古都，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大唐帝国和这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已经接近黄昏末日。

此后，随着五代十国及两宋的长期动荡，长安周边“畜产荡尽，十室九空”。关中地区在宋代时最终沦落成为“壤地瘠薄”“土旷人稀”的“恶地”。

后来，南宋时人李献甫（1195—1234年）在《长安行》中写下了那个业已衰落不堪的长安和关中平原：

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

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

那座古都，最终覆灭在了破碎的时空里。从此，再未崛起成为龙兴之地。

极端气候如何摧毁一个帝国？

1644年，正月，北京出现罕见的大风霾，震屋扬沙，咫尺不见。三个半月后，李自成破城当天，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在煤山上。陪着他一起死的，仅有太监王承恩一人。场面凄冷。

1645年，农历五月，清军进逼南京。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她一同投水殉国，钱谦益回答说，水太凉。

一个王朝的覆灭，似乎只有冷气逼人，刻骨铭心。

史学大咖史景迁说过，1600年的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但不到50年时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明朝末年，自然灾害频发，加量不加价，时人感觉这个王朝走到这一步是不是受到了天谴。

具体表现很多，比如特大干旱发生的频率，明朝中后期远高于前期。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的17年中，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十分常见。

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触目惊心。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干旱是1800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在这一年前后的两次干旱，也绝非等闲级别：崇祯十二年（1639年）的干旱是百年一遇，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旱灾波及华北、西北地区，受灾人口极其广泛。许多地方，更是连年受灾，百姓生产生活遭遇四连击、五连击，甚至九连击。

崇祯二年（1629年），官员马懋才上《备陈大饥疏》，里面讲到了陕北的旱灾情况，严重程度堪称全国之最。他说：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干旱不是孤身而来，它还伴随着蝗灾、瘟疫等灾情。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分别在1586—1590年、1640—1644年。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程度尤其严重。在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这些灾害都是极端气候造成的。

明朝末年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摄氏度左右。

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在我国，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在中国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不要小看一两度的气温下降，在农业社会，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当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饿死的人，开始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即便被官府抓获了，也不后悔，公开表示：“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每个人都是理性人。当极端的自然气候造成了大饥荒，他们会选择冒险起义，寻求自救。于是，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最早从受灾最严重的陕北爆发。

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但往往忽略了极端气候起到的催化和放大作用。高迎祥最早在陕西自立闯王，率众起义。朝廷正规军早期面对乌合之众还能保持优势，但每当剿匪胜利在望，寒冷及其连带的饥荒就会把更多无路可走的人民推向起义军的阵容，形成“野火烧不尽”之势。

1631年，李自成投奔了高迎祥。七年后，李自成被围剿，只剩十八骑突围。次年，他再次起兵的时候，被官军包围在四川巴西鱼复山中，差点绝望自杀。

当他突围成功，进入河南，对于崇祯而言，等同于放虎归山。那时的河南正遭遇大旱，李自成将掠夺来的财物用于赈济饥民，于是轻而易举就拥有了人民的汪洋大海。更不要说“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具有多大的诱惑力了。

李自成队伍不断扩大，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他的新生力量。

小冰期的寒冷，不仅影响明朝的腹地，同样影响明朝的边疆。此时活跃在东北的女真族强势崛起，并最终实现了明清易代，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在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政权之前，严重的粮食危机已经威胁到他的军队和人民。这种危机一直持续到清军进入北京。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气候危机逼迫着女真族不断进取。

有学者曾对气候变化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变化进行过统计分析，发现“游牧民族的阶段性南下及其南迁的幅度，都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及其变化程度存在着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气候寒冷时期，湿度降低，容易引起连年旱灾，使牧草的生长受到影响，土地沙漠化现象严重，草原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游牧民族的生产受到摧毁，需要南迁寻求生存的机会，形成对中原农业民族的威胁。

努尔哈赤对明朝战争最初的动机很明显，就是要掠夺资源，度过饥荒。皇太极通过发动两次对朝鲜的战争，将朝鲜纳入自己的管辖，也是为了从中获取更多的粮食。

历史学者王景泽在论文中指出，皇太极与努尔哈赤一样，没有因为饥荒而排斥蒙古族，相反，利用天灾积极拉拢渡灾艰难而又乱作一团的蒙古贵族，在与明朝的争夺中，将多数蒙古部落化为羽翼。

皇太极更加聪明，他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与汉族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辽东汉族的支持。人心向背对他越来越有利。

再回头看看崇祯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他表现得很勤勉，想挽救整个王朝的颓势，却至死不肯动用自己的一丝利益。

李自成的起义军打到北京城下，守军没有钱饷，不愿作战。崇祯着急得不行，要求大臣和皇亲国戚都来捐款。在发了飙之后，最多的一个才极不情愿地拿出2万两银子。李自成攻下北京后，这些权贵们被逼交出的钱财却多得多。“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后金（清）在凝聚力中克服天灾，明朝则在人心思变中迎来灾荒。

同样的自然灾害，不同的应对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局。这就是明清易代的关键密码。

已经有史学家把明朝灭亡纳入“十七世纪全球危机”的范围进行研究。这个时期确实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安定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在1635—1666年间，世界各地共发生大规模叛乱与革命共49次，其中欧洲27次，美洲7次，亚洲和非洲共15次（其中包括了李自成起义）。

气候变化，进入小冰期寒冷期，是“十七世纪全球危机”的导因。

还有学者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将天灾与人祸相结合，从定量化的视角解析明朝的灭亡，计算得出自然灾害因素占55%，其中旱、蝗、水的贡献率分别为20%、18%、17%；人为战乱因素占45%，其中内部叛乱、民族间战争、对外战争的贡献率分别为22%、19%、4%。

明代华北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响应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明末气候变冷导致灾害频发、资源锐减和环境恶化，直接造成粮食减产、米价飙升和饥荒蔓延，间接引发战争动乱和财政崩溃。这对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可选路径便是通过改造人类社会的结构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比如改朝换代。

纵观中国历史，明朝亡于气候变冷并非孤例。

从某种程度上讲，明朝政权的建立，就是得益于气候变冷。1350年前后，气候变冷后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1352年朱元璋参加红巾军，1368年攻陷元大都，一个新的朝代诞生。

其他重要朝代的兴衰同样难逃气候定律。比如唐朝衰落于寒冷期及其导致的干旱；金灭辽、宋也发生在气候骤寒的时期。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提供人为因素之外，关于朝代更替的一种解读视角。并不是说气候骤变是明朝灭亡或其他朝代衰落的唯一原因。

事实上，气候骤变在全球的表现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有的势力兴起，有的势力没落？归根结底还是人为应对的差距起到了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