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科举考试：人才之战

状元争夺战：南北方的政治与文化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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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一天，担任清廷翰林院编修的苏州人汪琬，与同僚谈起了各自家乡的特产。正当大家各自夸耀家乡特产的时候，轮到汪琬，这位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进士讲了。

汪琬缓缓道来，他说，苏州嘛，特产很少，但有一个很特别，那就是：状元！

一语惊四座。特产“状元”？这句话，在作为清朝高级知识分子集结号的翰林院各位官员们听来，很是刺耳，可大家仔细一想，又不无道理。

实际上，状元，确实是苏州的特产。

从唐朝晚期的869年“出产”第一位状元，到1905年科举结束，整个苏州全部六县区（苏州、吴县、常熟、吴江、昆山、太仓），共产生了45位状元，数量为中国城市之最；而中国有史记载的科举状元，一共也就600位，苏州一个城市，就独占了7.5%，不愧为状元之乡。

中国古代科举，从隋朝开皇年间创立，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历经1300多年，共开科取士709次，然而现存史料有据可查的有名有姓的状元，仅仅600人（不含武状元），这600人中，可以查询到籍贯的，又仅仅为448人。

话说，如果看到清朝的苏州进士汪琬竟然这么“嚣张”，唐朝的北方士子们，一定会非常不屑，因为在大唐盛世时，状元，那可大部分是北方人的囊中物。

根据现有的资料统计，唐朝时，状元郎们的家乡，大部分都位处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各省，那时候，黄河中下游两岸，才是中国文风最为鼎盛的地区：在现有知道籍贯的68位唐朝状元中，前三甲的省份，分别是：河北（15人）、河南（13人），陕西（11人）；从具体数据来分析，在安史之乱（755年）爆发前，详细知道籍贯的8位状元，有7个都是北方人——从数据统计来看，唐朝前期状元分布的总体数据，霸主主要是北方人。

但安史之乱是中国北方文脉衰落的开始；从755年安禄山起兵以后，中国的文脉兴旺之地，逐渐从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安史之乱后，大约从唐武宗会昌年间（843年前后）开始，来自南方的状元人数逐渐增多，从843年至907年唐朝灭亡，64年间，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相继出现了11位状元，约占这一时期状元人数的31.4%。

晚唐时期，就连当时非常偏僻的广西地区，都出了两位状元，在中国历史大格局的转变下，南北方文运的扭转、状元分布的颠覆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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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的200年间，南方人在科举榜上逐渐崛起，这也让有个人心里非常不爽。

作为北宋华州（今陕西渭南）人，出生在关中地区的寇准（961—1023年），一向很看不起南方人。北宋时期，尽管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传统核心，关中地区已经逐渐没落，但寇准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仍然认为关中地区所处的西北地区，才是中国真正的王霸之地：“西北，天地之劲方，雄尊而严，故帝王之兴常在西北。”

当时，赵匡胤家族与主要的大臣都是北方人，尽管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已经开始仰赖江南地区，但在政治上，北宋的政治圈里，大家对于南方人还是很排斥的，对此，当时作为宰相的寇准甚至公开放话说：“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意思就是说，南方是个下等地方，不能让太多人中举、当官。为此，作为宰相的寇准，有一次在看到主考官们，集体将当科状元定为南方文士肖贯中时，寇准当场发了飙，强行要求将状元改成了山东平度人蔡齐，对此寇准非常得意，逢人便夸口说：“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

由于北方官员集团的集体打击，因此在北宋前期，北宋朝廷中“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南方士大夫则大多默默无闻，“沉沦者多”。

安史之乱后，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徙南下，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地区人口日渐增长，经济蒸蒸日上——与此相比，北方地区却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深受契丹（辽国）、党项（西夏）、女真（金国）威胁的北方地区，动荡的军事政治局面，使得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开始全面落后于南方。

以河北为例，唐朝时河北“出产”的状元高达15人，是唐朝时各省之最，但是到了北宋时期，作为与契丹、女真人长期对峙的军事前线，河北在北宋时期的状元人数，却急剧下滑到只有一人。

尽管有诸如寇准等北方重臣的极力维护，然而北方士子在科举竞争中的逐渐落败，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此时，中国历史的天平，已经从北方开始倾斜向了南方：在人口数量上，唐朝天宝六年（747年），当时的北方户口为492万户，南方为257万户，数量对比为65%：35%；

到了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北方户口减少为459万户，南方户口则增加至830万户，北方与南方的人口对比，倒过来逆转成了：35%：65%。

在经济上，北宋的朝廷命脉，也主要仰赖着东南一带的财赋供养，北宋时期的名臣包拯（999—1062年）就指出：“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

此时，位处长江下游的东南（江南）地区已经成了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而经济繁盛的南方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北方地区：北宋时期，位处南方的两浙、两江及福建三个地区，州学普及率均达100%，县学普及率则超过80%。当时，北宋全国高达72%的私人学堂，竟然全部集中在这三个省区，在此情况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南方，为科举上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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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中国状元前三甲的省份分别是河北、河南和陕西，然而到了宋代，状元前三甲的省份却变成了浙江、河南和福建，南方地区开始明显赶超北方。

南北方状元人数的大规模逆转，在宋仁宗朝时期（1022—1063年）开始出现。当时，北宋共有57名状元有籍贯可查：在宋仁宗朝代以前的北宋，明确籍贯的27名状元中，南方人仅为6人，占比21.4%；然而宋仁宗时期开始的30名北宋状元，南方人却高达21人，占比高涨到了70%。

除了状元，在进士数量上，北方人在进士考试争夺战中，更是几乎全军覆没：当时，在960—997年间，北方籍进士在全国总额中占比还能达到28.4%；然而到了1101—1126年，北方籍进士，已经锐减到了仅占0.08%。

这种南北状元的逆转，和进士数量对比的日益尖锐化，让一代大咖、作为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的司马光，很是恼火，为此，司马光与欧阳修狠狠吵了一架。

当时，北方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逐年败北，为此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向北宋朝廷进谏说，科举考试这种大统考、公开竞争的方式很不公平，北方有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竟然连一个考中进士的人都没有，所以科举考试应该搞成大锅饭，按照各个省的户口数量，来平均分配录取名额，实行“逐路（省）录取”，这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分省考试制说法的由来。

然而，作为江西人的欧阳修却很不赞同司马光的说法，为此他上书跟司马光争论说，科举考试都是匿名考试，中榜后才知道中举人和状元们的籍贯，这种做法“凭才取人、唯才是择”，反正实行的是匿名制的公平竞争，有能者上，怎么能按照省份，搞大锅饭、平均分配呢？

在欧阳修看来，在当时的政治和科举考试上，南方人向来就受歧视，如今凭着真才实学开始出人头地，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之流就看不顺眼、想来阻挠了，这实在是很不公平，对于欧阳修的这种观点，同样是江西人的王安石也非常赞同，所以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期，北宋的科举考试，仍然沿袭了全国各路（省）公平考试竞争的做法。

在今天看来，司马光提倡的“分省录取”制尽管有私心，但确实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相对南方表现出了衰落，因此，“分省录取”制有着“补偿性正义原则”的因素，不能说全然没有道理；但欧阳修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公平竞争符合“程序性正义原则”，也有利于国家对人才的最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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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决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反对变法的司马光重新上位，并将北宋的科举录取制度，实行了初始化的“逐路取人”（分省录取）制——即作为北方地区的齐、鲁、河朔诸路（省），可以与南方的东南诸路（省）分开考试，并平均分配，保障北方地区的进士录取名额。

尽管在进士考试中，可以受到名额保障的大锅饭照顾，然而一到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环节，由于状元录取不分地域和籍贯，因此南方人的聪明才学，立马全面爆发，司马光对此曾经恨恨地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

言下之意是说，南方人都很狡诈，统统都不可靠。在司马光看来，不仅是欧阳修、王安石这些江西人让他不爽，所有南方人，在他看来都很“狡（猾阴）险”！

政治上虽然有争论，但是南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失衡，也越来越严重。

在后世扬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中，除了韩愈（今河南洛阳人）、柳宗元（今山西运城人）两位唐朝名家是北方人外，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个人，是今天的四川眉山人；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曾巩是江西南丰人，欧阳修是江西吉安人。

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籍贯所在地，也反映出了从宋朝开始南方文化的全面反超北方。

在现在可以考据的北宋进士9630人中，其中南方诸路（省）为9164人，占比高达95.2%；北方诸路（省）仅为466人，占比仅为可怜的4.8%。北方地区在文化教育、科举成绩上的全面落后南方，在北宋中后期开始，也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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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与状元分布，这种严重的失衡状态，最终酿成了一起超级命案。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这一年的科举会试结果公布后，北方的学子立马炸开了锅：

原来，这次科举考试录取的状元陈䢿是闽县（今福建闽侯）人；榜眼尹昌隆，是江西泰和人；探花刘仕谔，是浙江山阴人——而其他49名进士也全部是南方人。

北方士子们对此非常愤怒，认为是主考官、湖南茶陵人刘三吾作弊偏袒、荫护南方人。

事情闹大了，朱元璋于是下令，派前科状元张信等翰林院的高才，成立联合调查组重新进行评卷，结果张信等人调查来调查去，都认为刘三吾等人的评卷很公平，录取结果不存在什么问题。

对于张信等人的这个复查结果，朱元璋立马勃然大怒。

原来，在朱元璋看来，当时北方地区经过女真人（金国）、党项人（西夏）和蒙古人（元朝）等少数民族政权，历时200多年的统治，才被明朝这一汉人政权收复，此时北方的人心不稳，对于当时明朝、这个位处南京的“南方政权”有的还心存疑虑，虽然刘三吾等人的评卷很可能是公平的，但是却违反了收买北方士子人心这一“政治正确”原则。

在朱元璋看来，如果不“均衡性”地照顾下北方的读书人，那么明朝这个当时的“南方政权”，是难以有效收买北方人心的，且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在此情况下，朱元璋最终下令，将新科状元、福建人陈䢿，以及复审官员、前科状元张信等20多人分别处死，而主考官刘三吾由于当时已经85岁，才得以逃过一死，被革职充军处理。因此，陈䢿、张信这两位朱元璋时期的新老科魁，也成了历史上死得最冤的状元。

杀死陈䢿、张信等状元和南方士子后，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朱元璋又宣布重新进行科举考试，这一次朱元璋自己亲自阅卷，并将全部61个进士名额，都分给了北方人。同年六月，朱元璋自己主持殿试，专门录取了山东人韩克忠为状元，以笼络北方士子。

这个惨案发生后，后世将当年的第一榜称为南榜；而将第二榜称为北榜，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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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死后，到了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明朝开始实行南北中卷制度，即将全国的科举考试划分为南区、北区和中区，实行分地区录取；到了清朝顺治年间，将中卷并入南、北卷，开始实行南北卷制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南北卷制度最终被废除，实行了分省录取制度。

尽管明清时期实行南北卷制度和分省录取制度，但在排定进士名次的殿试环节，仍然是公平竞争，在此情况下，南方士子的科考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展现：在明朝有籍贯可考的89位状元中，前三甲的省份仍然位处南方，分别是：浙江19人；江西18人；江苏14人。

到了清朝时，长江中下游的东南地区更是进一步崛起，在清代114位状元中，江苏占了46人；浙江20人；安徽9人。

明清两代，北方地区被彻底挤出了状元前三甲地区。

这种状元集中的趋势，在东南地区更明显：历数中国古代448名有籍贯可查的状元，各省出状元最多的，首先是江苏76人；其次是浙江64人——仅仅江苏、浙江两地的状元就达到了140人，占比高达31.25%，对此，历代的说法是：天下英才尽出东南。

由于北方的状元实在太少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当看到阅卷大臣进呈的前十名试卷中，有一个陕西人王杰竟然排在第三时，乾隆皇帝感慨万千，特地将王杰从第三提拔为第一名，以此照顾下北方的读书人，王杰也因此成了清朝时，陕西全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唯一的状元。

1904年7月，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殿试在北京举行，在经过一番考评后，主考大臣将最终结果呈递给了慈禧“钦定”。

当时，清廷内外交困，正准备做70大寿的慈禧，希望从科举中得到一点吉利兆头，没想到她一翻开主考官们定为头名的试卷，竟然是广东清远人朱汝珍，一想到被慈禧下令推落井中溺死的珍妃，再加上广东又出了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逆匪”，慈禧心中非常恼怒，立马就否决了朱汝珍的状元称号。

接着，慈禧又看了第二名的试卷，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是直隶（今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当时，北京一带正闹干旱，刘春霖的名字非常吉祥，加上慈禧觉得刘春霖是肃宁人，肃宁这个名字有天下太平之意，于是凤颜大悦的慈禧，立马就将刘春霖从第二名调转成了第一名状元。广东人朱汝珍则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末代榜眼。

河北人刘春霖，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

至此，中国的南北状元之争，终于落下帷幕。

千年科举，这一届无可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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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那年，文坛大咖欧阳修，受命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正是春寒料峭时，各地士子收拾行囊，满怀希望，进京赶考。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金榜题名，那是当时千万读书人毕生所愿。

这一年，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看似平凡，其实并不平凡的一年。

从当年正月初六，欧阳修权知贡举，到三月初五，奏名进士，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388人。

一甲三名为，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

都不认识？没关系。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宋明理学的引路人张载、程颢；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等。

这一年科举，光辉照耀整个大宋。

其中，苏轼与苏辙是在父亲苏洵的陪同下进京的。

老苏很励志，年少时读不下书，四处交游，快意任侠。等成了家，有了孩子，他才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27岁始，苏洵发奋求学，曾连续六七年宅在家，除了学习就是学习，并立志，学业未成，绝不提笔写作。

什么时候开始读书，都不算晚，大器晚成的苏洵终于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学者，开创蜀学。有些遗憾的是，苏洵一生都没考中过进士。

希望就落在孩子们身上了。嘉祐二年，20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进京参加省试（相当于明清时的会试），一举成功。

苏轼、苏辙考中时这年纪是什么概念呢？

可说是天纵之才。

要知道，清代的才子蒲松龄一生考了许多次乡试，一直到70岁，连个举人都没考到，更别说进士了。当然，也正是因为屡试不第，蒲先生才有机会为我们留下一部名著。

苏轼与苏辙的成功，有一定原因是搭了当时古文运动的便车。

宋初曾一度流行西昆体和太学体等文体，其中，西昆体矫揉造作，太学体险怪艰涩，都是文坛毒瘤，却受到广泛推崇。

作为当时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看不下去了，想趁这次科举好好整治不正文风。评策论的考卷时，欧阳修的好友，同时也是考官之一的梅尧臣，发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观点新颖独到，行文不落俗套，让人叹为观止。

欧阳修一看，确实不得了，策论第一舍他其谁，又转念一想，这该不会是老夫的弟子，曾巩所作吧？为了避嫌，欧阳修将这篇文章评为第二，等到名次揭晓后，才知道，这篇文章竟出自苏轼之手。

欧阳修心悦诚服。

只是，苏轼文中有一句“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实在想不起出自何处，对此耿耿于怀。

后来，欧阳修当面问起苏轼。苏轼说，那是我编的啊！

有才的人叫创作，无才的人那叫瞎编。

欧阳修还是不住给苏轼点赞，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宋仁宗在读过苏轼兄弟俩的文章后，那叫一个激动，当即表示：“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后世也都领会苏东坡的旷世才情，直至今天，中小学教材中要求“背诵并默写”的，除了李、杜的诗，最多的就是苏轼的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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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会错把苏轼的文章认成是曾巩的，是因为他对曾巩这位得意门生相当看重。唐宋八大家中，最没存在感的，曾巩要算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可在宋人眼中，曾巩可一点儿都不打酱油。在文学上，他主张遵经明道、文道并重、文以经世，是古文运动的中流砥柱。

自打年轻时，曾巩就是欧阳修的粉丝，常以欧阳修为表率，“言由公诲，行由公率”。这才是追星的正确姿势。

年轻的曾巩鼓起勇气，给偶像写了一封自荐信，并附上自己写的《时务策》。

欧阳修毕竟是位善于发掘人才的伯乐，史书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看到曾巩的文章，欧阳修十分赞赏。

可惜，曾巩这人时运不济，他擅长写文章，但应试能力太菜了，一直被埋没。于是，欧阳修撰文为这位粉丝叫屈，写了篇《送曾巩秀才序》，赞扬了曾巩一番，还顺便把当时的选官制度批判了一下。欧阳修说，不是你的错，全是考官的责任。由此可见曾巩的才气。

在欧阳修的鼓励下，曾巩锲而不舍，终于在嘉祐二年高中。

这一年科举，北宋古文运动旗开得胜。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为文坛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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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曾巩的弟弟曾布。

曾巩潜心治学，在政治上鲜有成就，而曾布就不一样，他踏入政坛如鱼得水，日后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是新党的得力干将。这人脾气犟，为人刚直，倒是和他上司王安石很像，被梁启超评价为“千古骨鲠之士”。

打虎亲兄弟。嘉祐二年，有好几对兄弟同科及第，除了苏轼兄弟、曾巩兄弟，还有林希、林旦兄弟，王回、王向兄弟等。不过，那个时代，对后世思想影响最深的，还属理学家“二程”兄弟，程颢、程颐。其中，程颢也是嘉祐二年进士，而程颐虽然名声在外，但和苏洵一样，一生都没考中进士。

兄弟俩师承濂学开创者周敦颐，提出“理”是万物本原，“存天理，去人欲”等主张，开创洛学。而后来与程朱理学齐名的陆王心学，实际上也肇始于程颢。兄弟俩可说是引导了中国以后几百年思想史的发展。

嘉祐二年，榜上有名者，还有另一位理学家张载。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主张“气本论”，算亲戚关系，还是二程的表叔。叔侄关系很不错。

程颢常和张载在寺庙中坐而论道，叔侄俩谈天说地，无所顾忌。程颢豪言，古往今来也就咱俩聊天可以聊到这个高度。

人生在世，总得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张载没想挣一个亿，却留下万古流芳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可说这是历代读书人的崇高理想。

可惜，宋代以后，作为官学的理学逐渐变得压抑变态，以至于到了“以理杀人”的地步，二程和张载等人的理想彻底跑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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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说到底是选官制度，嘉祐二年涌现了这么多文化名人，自然也少不了政坛精英。

从神宗在位时（1067—1085年）的王安石变法，再到哲宗在位时（1085—1100年）的元祐更化、绍圣绍述，都有嘉祐二年进士们的身影，新党中有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中间派及旧党中则有苏轼、苏辙、程颢等。双方在朝堂之上明争暗斗，甚至各自党派内部也矛盾重重。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执掌政权，主持变法。吕惠卿是变法的二把手，在老王眼里，小吕是位好下属。

王安石比吕惠卿年长11岁，常一起讨论经义，两人意气相投，结为莫逆之交。

王安石变法，事无巨细，都要与吕惠卿商量，大部分章奏出自吕惠卿之手，青苗、募役、保甲等法都是由他制定。有我老王吃的，就有你小吕一份。可是，吕惠卿这人不厚道。

王安石还在前线振臂高呼：“兄弟们，上啊！”回头一看，自家人都在互撕。

先是，吕惠卿和曾布交恶。熙宁三年（1070年），吕惠卿因父丧离职，曾布暂代，他改定了募役法。等到吕惠卿回朝，发现曾布擅自改动了自己拟定的新法，丝毫不念及自己的劳动成果。

吕惠卿一向小家子气，和曾布这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熙宁七年（1074年），曾布被卷入市易务案。市易法是为抑制兼并、增加财政收入实行的新法之一，市易务是市易法的执行机构。

市易法的原则就是由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控制。曾布不得要领，指出市易务的判官吕嘉问派官吏到各地购买货物，禁止商人先交易，这是与民争利，剥削百姓。

吕惠卿趁机利用曾布这直性子，诬告他背叛新法，王安石居然信了。此案导致曾布被罢官，这是新党内部第一次分裂。

同年，王安石因朝野舆论，第一次罢相。

吕惠卿接任参知政事，瞬间自我膨胀，完全忘了自己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执掌朝政后，吕惠卿任人唯亲，专横跋扈，借机收拾政敌。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跟吕惠卿早有过节。王安国热衷于吹笛，王安石曾劝他少沉迷玩乐，王安国却反要老哥远离小人。他所指的小人，就包括吕惠卿。

吕惠卿上台后，将王安国削职放归乡里，没过多久，王安国就病死了。这可是恩人的亲弟弟。

吕惠卿垂涎新党领袖之位，不肯让老上司王安石回朝，借用祭祀赦免的旧例，向宋神宗建议任王安石为节度使。

那点小心思，宋神宗当然知道，立刻质问他：老王又不是因罪被罢免，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复官？

第二年，王安石东山再起，回朝执政，搞了这么多小动作的吕惠卿慌了。

王安石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很快将吕惠卿排挤出朝。吕惠卿从此屡遭贬谪，疲于奔命。

尽管吕惠卿是变法的先驱，在边境也忠于职守，却再也难以进入政治中心，被新、旧党共同嫌弃。

忘恩负义，真的会遭报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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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旧党反对新法的火力一点儿也不小，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从熙宁年间就对新党连续炮轰。朝堂之外，至交好友饮酒赋诗，朝堂之上，新旧两派党同伐异。有时候，同样一拨人，在生活中是朋友，到了朝廷，就成为政敌。

苏轼与章惇的恩怨极具代表性。章惇是苏轼多年好友，二人感情深厚。

据说，有一次，苏轼和章惇一起出游，路过一处独木桥，桥边景色宜人，桥下是万丈深渊。

章惇跟苏轼提议：“要不咱俩一起过去，到对面石壁上题个字？”豪放的苏轼难得冷静一回，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

章惇不怕，大笑一声，快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游”，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回来。

苏轼对章惇说：“子厚兄以后能杀人。”

章惇问，何出此言。

苏轼笑道：“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还会顾惜别人的生命吗？”一语成谶，多年以后，章惇确实差点儿要了苏轼的命。

章惇的科举生涯也有几分传奇色彩。

嘉祐二年，章惇进京，高中进士。可章惇一看，状元居然是自己的族侄章衡，当场就不爽了，拒不受敕，打道回府。两年后，从头再来，又一次考中。社会我章哥，就是这么自信。

王安石变法期间，章惇和吕惠卿等人一样，是草拟和制定新法的骨干，而作为旧党的苏轼一向心直口快，好议时政。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被政敌群起而攻之，命悬一线。

章惇不惧被新党同僚排挤，仗义相助。他撰文劝慰苏轼，并上书神宗：“苏轼弱冠之年就擢进士第，23岁应直言极谏科，评为第一。仁宗皇帝见过苏轼，将他视为一代之宝。如今反而将他置于牢狱，臣实在担心，后世借此事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啊。”

在章惇等人的援助下，宋神宗网开一面，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同时受牵连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被贬为筠州盐酒税监。

这一年，作为朝臣的苏轼“死”了，作为文人的苏东坡却“活”了。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过着清贫的日子，能用来打发度日的，不过几亩薄田，几壶浊酒。他咏古抒怀，“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他豪放洒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乐观旷达，“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他慨然长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同时，苏东坡也有哀伤的一面。在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苏轼作了两首五言诗，挥笔写下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寒食帖》，“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郁郁不得志的惆怅之情溢于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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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轮流转，宋哲宗即位后，改元为元祐，皇帝年纪尚幼，旧党领袖司马光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上台执政，力主废除新法，新党倍受打击，史称“元祐更化”。

苏轼被召回朝，这会儿轮到章惇倒霉了。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等旧党上书要求废除募役法。章惇据理力争，立刻遭到旧党攻击，就连苏辙也写了论状。一向自视甚高的章惇，心都凉了，不久就被贬知汝州，元祐年间一直被贬到岭南，比苏轼当年还惨。

狂傲的人一旦自尊心受到打击，难免都会性情大变，章惇正是如此。

元祐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再次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旧臣，恢复变法，史称“绍圣绍述”。

章惇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折，而他重新得势之后，便对旧党进行报复，他对老友苏轼的最后一丝仁慈也消耗殆尽。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作为旧党分子，遭到清算，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苏轼继续发扬乐观主义精神，写下诗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好不逍遥自在。

章惇可没有苏轼的气度，经过大起大落的他，内心早已扭曲，他看不惯苏轼的潇洒，心里满是愤恨。章惇给苏轼挪个地，直接将其贬到最偏远的儋州（今海南儋州）。

此时，苏轼已年近60，去了，恐怕就没命回来了。

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24岁的哲宗，英年早逝，没有子嗣。

风头正劲的新党再次诠释什么叫“生命不息，内斗不止”。

章惇和曾布在立储一事上起了分歧。曾布等人认为，应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

孤傲的章惇站在众臣对立面，认为赵佶“轻佻无行”，不宜继承大统。

这一回，章惇站错队了。众所周知，赵佶，便是宋徽宗。

徽宗即位后，章惇被罢相，贬出京，五年后，病死于湖州团练副使任上。

就在章惇被贬的这一年，远在海南的苏轼遇赦北归。

第二年六月，苏轼途经京口，偶遇章惇之子章援。章援是元祐年间苏轼知贡举时考中的进士，与苏轼有师生之谊。

章援担心，一旦苏轼被起用，会报复章家，因此怀揣不安与苏轼通信，请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对章惇一家多多关照。

苏轼当即表态：“某与丞相定交40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当初，章惇欲置苏轼于死地，如今，苏轼不仅没有怨恨章惇，反而发自内心地表达对友人的关爱。在乌烟瘴气的朝廷，这样的博大胸襟实在难能可贵，与章惇的心狠手辣形成了鲜明对照。

遗憾的是，苏轼等不到施展抱负的那一天，也等不到章惇的和解，65岁的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

章惇离京后，曾布本有机会一家独大，偏偏宋徽宗信任的是另一位权臣——蔡京。

蔡京先是揪住了曾布的把柄。曾布有意提拔自己的亲家陈佑甫为户部侍郎，蔡京上奏说：“官爵是陛下的赏赐，宰相哪来的权力私自授人呢？”

曾布在朝堂之上，与蔡京争辩，没想到越说越激动。

蔡京的亲信，尚书右丞温益当面呵斥，甚至直呼其名：“曾布，你怎敢在皇上面前如此失礼？”宋徽宗对曾布开始有些不耐烦。

随后，蔡京又想对曾布加以贪污的罪名，命开封知府吕嘉问逮捕曾布诸子，进行威逼利诱，以此来给曾布罗列罪名。这个吕嘉问，正是当年市易务案中被曾布弹劾的那位。曾布估计跟他八字相冲，这辈子倒了两次霉，都跟他有关。

失去了宋徽宗的信任，曾布被一贬再贬。

大观元年（1107年），72岁的曾布在润州知州任上去世，嘉祐二年进士中的最后一位权臣黯然落幕。在政坛上几经浮沉的曾布，功勋卓著，日后却与章惇、吕惠卿等一起被史官列入《奸臣传》。而他哥哥曾巩，一生为官廉洁，一心专研学问，在《宋史》中被给予了很高评价，其文章与王安石、欧阳修齐名，“卓然自成一家”。

同年考中进士的兄弟俩，评价如此大不同。

章惇和曾布先后离京后，宋徽宗命蔡京将前两朝参与“党争”的大臣列出来，整理成一份黑名单。于是，蔡京七拼八凑，找出“元祐党人”309名，将这些人定为奸党。苏轼、章惇、曾布等赫然在列。

宋徽宗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且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随后由蔡京手书姓名，发至各州县。

这些英才，斗争了大半辈子，最后居然什么也没得到。

嘉祐二年初春，士子们踌躇满志，一心为国效力，却在不知不觉间分道扬镳。有的人眼睁睁看着理想破灭，有的人在漫漫长路上渐渐迷失，还对同年举起了屠刀。

或许，官场上，从来就只有利益，没有情谊。

福建：一个被忽视的科举强省

说起科举考试，大家都有个成见，总是认为江浙一带，尤其是江南，苏州、杭州、常州等地，肯定是最牛的。

是，江南科举之牛，全国无敌。明代近四分之一的状元，清代半数以上的状元，都出自那里。曾经有个苏州人，在跟同事聊家乡特产，其他人都是荔枝烤鸭汤圆牛肉丸，他倒好，高调地口吐两字：状元！

但有一个低调到常被忽略的省份，并不比霸气外露的江浙弱，某些时候，甚至碾压全国，一枝独秀。这就是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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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能考的历史，可以直接上溯到两宋时期。那是整个科举史上，福建人最高光的时刻。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全国录取293名进士。其中，状元黄公度，福建莆田人；榜眼陈俊卿，福建莆田人；探花陈修，福建福州人。

福建人包揽了前三名，堪称完美。在唱名报名次的时候，连宋高宗都问黄公度和陈俊卿：“卿土何奇？”意思是，你们福建莆田人厉害呀，那片土地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黄公度回答：“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夸了一下家乡物产。陈俊卿一听，状元老乡的答案并不咋样，便接着说：“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宋高宗听罢，连连点赞：“公度不如俊卿，陈俊卿应该是状元才对呀。”

轮到第三名陈修。宋高宗一看，一个满头白发的糟老头走了出来，诧异不已：“你便是陈修？”陈修没有直接回答，张口吟诵“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土；泰山玉牒，何时清封禅之尘”，到动情处，潸然泪下。

这是陈修在科举考试中写过的两句话，宋高宗对此印象深刻，据说还曾亲自抄写一遍，命人张贴在大殿上。

确认过眼神后，宋高宗跟陈修拉起了家常。当得知陈修已经73岁，终生未娶，宋高宗当场就从宫中选了个30岁的宫人赐给他。事后，有人开陈修的玩笑，编了两句打油诗：“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

到了宋孝宗在位时期，福建人又创造了一项纪录：连续四届科举的状元，无一例外都是福建人。

总之，整个宋代，福建人变着花样，在科举考场上称王称霸。根据《福建通志》记载，宋代福建进士共7043名，排名全国第一。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两宋共有进士28933名，算下来，福建一省就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比位居第二的两浙东路，整整多了2000多名进士，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当时人们不无夸张地说：“龙门一半在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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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唐代，福建虽偶尔有冒尖的人考出来，但总体来说，科举成绩被中原考试大省、考试强省甩了不止几条街。

到了宋代，福建人怎么突然都这么能考了呢？

这其实跟唐宋之际，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很大关系。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后，原来的边远弱省，人口涌入，得到开发，一举跃升成为纳税大省之一。这说明福建的经济上去了，经济上去了，教育自然跟着往上走。

梁启超就曾用大白话说过这个朴素的道理：“无论什么时代，没有几分的经济独立，就无从讲起教育。孔子若要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哪里还有工夫去敦诗说礼……地方上越富庶，教育越振兴，人物自然越多。”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必须提到。福建人脱颖而出，真真切切是考试制度公平性改革的受益者。

唐代的科举考试，说得好听点叫“公荐”，由当时的朝堂大人物推荐，说得不好听就是“走后门”，猫腻太多。所以，唐朝的进士，基本控制在中原的世家大族手里。连陈子昂这样有才有财的人，都要在长安城里炒作摔琴，才能成名。可想而知，一个南方人要在长安城考个好名次有多难。

福建人比四川人陈子昂更惨。比起四川，福建更加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交通更加闭塞。当时一个福建人，要到京城考试，混个名声，入仕为官，简直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梦想。

福建好不容易出了个进士欧阳詹，是因为他得到了著名宰相常衮的推荐。即便如此，在获得官职前，欧阳詹在京城活得相当悲剧，孤单贫寒，穷困潦倒，估计裤子都没得穿，时常连门都出不了。

感谢伟大的宋代。宋代最大限度放宽了科举应试者的资格限制，对福建等新开发地区一视同仁，不搞地域歧视。最关键的是，禁止唐代的“公荐”制度，全凭考试成绩录取。宋太祖一眼洞穿“公荐”制度很容易“因缘挟私”，遂下令废止了这项不公平的制度。

走后门、攀关系搞不过你们，但凭实力、拼成绩，谁怕谁啊？从此福建人的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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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两宋三百年间以成绩吊打全国其他省份以后，福建人在考场上的表现又如何呢？

客观地说，正如骄傲的苏州人所吹嘘的，江南特产状元，明清两代的考场，由江浙人唱主角。但是，福建的科举实力仍然杠杠的，在许多方面独占鳌头，碾压江浙。

在明代，福建的进士数退居全国第五，排在南直隶、浙江、江西和北直隶之后。很多人光看这个排名，就说福建人不行了。其实，除了这个指标，还有很多指标可以证明，福建人民很行。

比如人均进士数。数据统计，明代福建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13.26人。

我来告诉你们福建这个数据有多牛。就拿进士总数全国前四的省份来对比：南直隶每万人平均拥有进士3.66人，只是福建的零头；浙江是6.65人，已经很不错了，但也只有福建的一半；江西是4.64人，北直隶是5.65人，还要好好努力呀。

可以看出，福建的人均进士数不仅高居全国榜首，而且遥遥领先。打个比方，这个领先的幅度，跟中国国乒队领先世界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明代进士有一、二、三甲之分。最牛的进士，当然是一甲进士，只有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一甲进士之争，成为衡量各省科举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明代福建一共考出了33名一甲进士，排全国第四，低于南直隶、江西和浙江。但是，如果算人均一甲进士数的话，福建又是一骑绝尘，无人能敌。

福建每百万人平均拥有一甲进士19.4人。这个数据，是南直隶的3.08倍，江西的2.11倍，浙江的1.94倍，看来不服不行。

宋高宗时期福建人包揽科举前三名的“盛况”，三百年后重现。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状元林震、榜眼龚锜、探花林文，都来自福建。

4

比过了省，再比比县。县是明代最基层的行政区，负责培养和输送科举人才。县的科举实力可以让我们更微观地看出省份差距。

你知道明代有多少个县考出了200名以上进士吗？

答案是9个。其中，福建、浙江分别有3个县，南直隶有2个县，江西有1个县上榜。

如果这还看不出福建有多牛，那么更牛的来了。在这个榜单上，莆田、晋江两县，分别考出494名和366名进士，是明代全国进士最多的两个县。你看，都是福建的。

论平均进士数，来自福建的晋江、闽县、莆田，竟然包揽了全国前三。晋江人能考试，恐怖到这种程度：平均每万人拥有进士54.6人。

闽县、莆田、晋江三个县分属于福州府、兴化府和泉州府，从地图上看，恰好是福建东南沿海一带沿线而下。再加上最南部沿海的漳州府，构成了明代福建省内一条科举人才高聚集带，当时福建乃至全国最能考试的人，就都生在这里，住在这里。

凭什么最能考试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这是历史的偶然吗？

福建人说，显然不是偶然，是必然。

前面已经说了，一个地区的科举水平与经济有很大关系。同时，与文教、风气关系更直接。这些面海的地方，人多地少吃不饱，想要出人头地，唯有科举一途，形成了重教的民风。

那个年代，图书印刷、流通远远没现在这么方便，很多人想读书，但发现找不到书来读。福建人的幸运在于，宋代以来形成的全国最大的图书印刷、批发市场之一，就在福建境内的建阳。莆田等地的藏书楼，很多很多。家族读书科举的传统，可以影响好几代人。

明代全国有2000多个进士家族，福建一省占十分之一。最牛的是，全国唯一的“七代进士家族”就在福建，是来自莆田县的黄寿生家族。在200多年间，这个家族直系八代中，有三代中解元、七代中进士，家族传承的力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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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最后一个朝代，福建人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一聊到科举，江苏、浙江人言必称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因为清代是这两省对其他省份形成全面碾压的朝代。在此之前，江浙并无明显优势，在很多指标上反被福建吊打。

江浙在清代的牛，某种程度上反衬出福建的雄风不再。

清初，科举省份被分成三等，即大、中、小省。福建被列为大省，但在大省里排名最末，全国第六。这个定位，比被列为中省的山东好，但比起福建自身在宋明两代的表现，无疑是衰势已显。

清代科举省考的录取名额是规定好的，即乡试中额。乡试中额的分配，也就是每次省考各省能录取多少人参加国考（会试）。这个分配，可以反映一个省在全国的地位。

乾隆九年（1744年），各省中额基本确定下来，福建每年乡试可以录取85名，排在全国第六。不过，江南、湖广的名额虽然比福建多，但它们实际上各包含了两个省，若按单省计算，福建实际应排在全国第四。

可以看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福建的科举大省地位仍然不容动摇。

就全国府州层面来考察，福州府在清代的进士数，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杭州府和苏州府这两个劲敌。实力也还是相当强悍的。

福建全省最终干不过浙江、江苏等省，主要是自身原因。明代福建那条沿海科举人才聚集带，除了福州保持强劲优势，其他各府已经相对没落。

数据说明一切。福州府在明清两代，进士数均高居省内第一位。但是在明代，它与第二的泉州、第三的兴化（今莆田市）差距不算大，也就多个100多名进士；到了清代，这个距离就拉得很大了，它竟然整整比第二的泉州多了500名进士，比第三的兴化（今莆田市）多了600名进士。

而曾经辉煌无比、创造许多全国纪录的兴化府，在清代的科举数据已经惨不忍睹，仅有66人中进士（明代是537人啊），勉强跻身全省第五，连闽北的汀州府（今龙岩市，以及三明市部分）都不如。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泉州（晋江）、莆田等传统科举强市的相对衰落，福建仍然保持三地并进的态势，而不是福州一地独挑大梁，那么，清代全国科举的局面肯定会被大大改写。

话说回来，泉州和莆田，尤其是莆田，怎么突然间科举就弱了呢？

“罪魁祸首”其实还是经济。经济发展，科教才能兴盛。但经济太好了，赚钱太容易，也会把整个地方风气带到钱眼儿里，科举无用论就会流行起来。泉州、莆田就是后者的典型。

泉州早在元代就经历过一次科举的大衰落。原因是，那时的泉州太繁华了，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货如轮转，生意兴隆，大家就不喜欢读书了。清代的泉州，当地风气和价值取向，也有这种转变。

当然，比起莆田，泉州的转变还没那么明显。清代的莆田在科举上一落千丈，跟明朝比，简直不敢相认。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重商观念盛行，更多人选择去经商贸易，对读书科举产生了巨大冲击。

武状元：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武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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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直隶开州（今河南濮阳）人张三甲，来到戊戌政变后的京城。张三甲此行的目的，是参加武举会试。此前一年，他参加乡试，不负众望，以精湛的武功，考取了武举人。

现在是进一步获取功名的时候，张三甲被认为是当年武状元的热门人选。他出身武术世家，自小习武。据说十四五岁时，曾将邻家门前两个数百斤重的石狮子举过头顶，玩耍一阵后放回原地，面不改色气不喘。他拜在武林名师杨国昌门下，“弓、剑、刀、石，色色冠群”，是杨门中的希望所在。

参加会试的武举人，大多出身豪门富户。张三甲家境不好，又朝中无人，心灰意冷了一大半，原想着耍耍武功露露脸，就打道回府了。

没想到，会试拿了个头名。

武进士已经到手，还可以更进一步。殿试中，张三甲手提一柄180斤重的大刀，威风凛凛。他摆定架势，挥起大刀，前后左右寒光闪闪，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如蛟龙潜水，似鲲鹏展翅，令人目不暇接，望而生畏。

突然“哐啷”一声，大刀落地，全场愕然。

张三甲处变不惊，用右脚猛力一搓，脚尖一挑，大刀顺势飞起，正落手中，接着连耍数招，全程有如行云流水。

凭借这次出色的“救场”，张三甲一举夺得武状元，钦命御前头等侍卫。

春风得意马蹄疾，张三甲匆忙回乡省亲。直隶省城、开州等地方官员名流，络绎不绝登门拜访，赠匾道喜。

张三甲天天忙于应酬，迎来送往，回乡十几天便患了重病，卧床不起。经多方诊治无效而死，年仅22岁。一切加诸于身的功名荣耀，戛然而止。

张三甲衣锦还乡的时候，废除武举的呼声已经响彻晚清。一个自身命运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最终，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武状元。

悲剧沾染了传奇，如此而已。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宣布永久废除武举考试制度。

张三甲之死，成为中国1200年武举制度的一个隐喻：当一项制度制造出来的顶级精英，命运竟然孱弱如此，这项制度本身的命运，也就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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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武举制度，创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此后，尽管历朝历代不时有废除或停止武举的决策（比如元代不搞武举，明代前期也不搞武举），但就历史大势而言，武人终于像文人考科举一样，有了一条常设的晋升通道，可以实现阶层流动。

到清末永久废除武举，这项考试制度前后存在了1200年。

然而，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名可查的武状元，不过280人左右。算下来，平均每四年多，才有一个武状元的名字流传下来。

武状元如此凤毛麟角，一个原因是确实难考，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文人对武人的鄙视。

我们都知道，武状元、武进士的名字、生平等要流传下来，靠一只手打遍天下是没用的，终归还是得靠文人的一支笔。尤其是历代修史者的那支笔。

很不幸，那支掌握话语权的笔，不仅文人相轻，而且文武相轻。北宋修史的欧阳修，就直接撂下一句话，武举毫无价值，史书无须浪费纸墨。

完了，只要这句话，唐代的武状元状况基本就湮灭了。

按照唐朝的武举制度，一年一考，少说也诞生了一两百号的武状元。但我们现在知道的，唐代武状元（含武进士）只有41人。

这41人中，有19人籍贯不详。剩下22人，山西一省就拿下11人，占了一半。可见，在唐代，山西人的武功是最硬的，打遍天下无敌手。其次是陕西，国都所在，出了4个武状元。第三是河北，占了两个。

天下武功，半出河东（唐代河东，主要指山西一带）。山西人凭什么撑起了武举制度的半壁江山？

凭什么，就凭山西是大唐的发家之地。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虽然依仗关陇集团的支持，但其发兵的武力支撑，来自山西。

此外，唐代的山西，经济地位类似今天的广东。经济实力雄厚，无疑也是催生武状元的适宜土壤。连饭都吃不饱，还有力气习武吗？

山西人这么能打，恰好唐代的武举，是百分之百纯武举，只考武不考文。这样的制度简直为山西人量身定制，想不赢都难。

当时武举的科目，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考射箭，分为马射和步射。二是考体力，有翘关和负重。“关”是过去城门用的长门栓，所谓“翘关”，即要求武人单手握门栓的一端，用力把门栓平端起来。负重一科，则要求武人背着五石（约600斤）米，往前走，走的步数越多，成绩越好。三是考身材和言语，就是看你高不高大，威不威猛，以及基本的对答是否流利。

到了宋代，武举的考试重点变了，山西“武状元省”的宝座就不保了。

3

武举制度的设立，是为国家选拔靠谱的武将。对武将的要求，素质肯定要全面，武功、谋略、战术、大局观、忠诚度，都非常重要，有一身蛮力是远远不够的。

宋代对整个武举制度进行了完善，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考试科目重划重点。

具体来说，宋代武举分为比试（资格考试）、解试、省试和殿试四级，考试科目既考武艺，又考程文。

武艺科目包括弓步射、弓马射、弩踏、抡使刀枪等器械，仍以步射、马射为主，即主要看射箭成绩。

科目的变更是根据当时的战争需求设立的。唐代的翘关、负重等科目，到宋代，被挽弓开弩取代，通过拉弓弩的幅度，测试武人的力量。

唐代武举看材貌身高，到了宋代，这一指标也成为募兵中的基本条件，无须单独面试。

宋代比唐代增设了程文（一般称为“内场”）考试，包括策问和兵书墨义。也就是说，宋代的“术科”要考文化课，既要根据时务边防进行答对，类似于现在的申论，也要讲解兵书的主要意思，相当于现在的默写原文+阅读理解。

而且，文化课的难度和占比还挺大。当时的武学（类似公办武校），对那些文化课贼棒但武艺一般的学生，都会格外开恩，列为优等生，尤其照顾那些知阵法、懂谋略的考生，武艺不及格也不要紧。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仁宗“亲试武举十二人”，主要考骑射和策问，以策问为主，即“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这说明，宋代皇帝确实重文轻武，选武进士，文化课还是排第一位。

这些改革，有利于促使武人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向大块头有大智慧的方向发展。随之而来，是“武状元省”的转移。

唐代武功独步天下的山西，此时被浙江取而代之。两宋共产生武状元74人，除去籍贯不详者24人（大部分为北宋武状元），剩下50人中，浙江一省24人，几乎占了一半。

福建这一时期有15名武状元，也相当厉害，仅次于浙江。

浙江省内，平阳县两宋时期出了14名武状元，由此被誉为“武状元之乡”。同时期，东阳县也将6顶武状元桂冠收入囊中。

这不难理解，因为经过宋代的武举改革，武举名为考武，实为考文，哪些地方文风盛，文武状元就尽收囊中没商量了。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南宋的地盘被局限在南方，北方很多省份无缘参加南宋武举，这也使这一时期的武举成为南方各省专属舞台。

前面说了，北宋继承和改革武举的初衷，是要通过海选求得将帅之才。但在实际操作中，与这一目标相去甚远。武举人、武进士的职务安排，不是安置在京城负责捉贼、当骑兵教练，就是被派往边疆一线，充当士卒，离将帅不止一点两点那么远。

原因嘛，当然出在制度上。只要是考试，就会存在应试教育问题，宋代也不例外。所以当时的情况，朝廷归结为“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就是考试跟实战脱钩了，武进士到了实战，彻底懵了，不堪大用。

因此，唐代武举出身还有个郭子仪撑门面，宋代名将却基本不是武举出身，被人津津乐道的，竟然是一个9岁的武状元朱虎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与悲哀。

4

相比南宋偏安一隅的政治局面，明代版图的扩张，让武状元的地域分布在全国范围内更具说服力。那么，大一统的明代，哪个地方最出武状元呢？

答案，跟宋代一样，得从武举的考试重点去找。

朱元璋时代，他曾训斥说，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武学、武举遂被打入冷宫。直到明朝立国百年后，武举才恢复正常化。

就考试内容和侧重点而言，明代几乎是宋代的翻版，即相当重视文化课成绩。

以乡试（省考）为例，明代规定要考三场：第一场考骑马射箭，以35步为准；第二场考跑步射箭，以80步为准；第三场笔试，或问古兵法，或问时务。

这些考试内容，尤其是射箭一项，从唐到清，整个冷兵器时代都未被淘汰，说明它有很实用的一面。

古代作战，弓射最具杀伤力，也最难防备。80步以外，一箭射去，效果和现在用枪差不多。所以当时武举考射箭，道理跟现在的士兵练射击打靶是一样一样的。

至于徒手搏击这一类我们熟悉的传统武术，在战场上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从未被列为考试重点。

万历末年曾有过一次实行武举改革的议论，有朝臣主张设“将材武科”，初场试武艺，内容包括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显然易见，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可惜并未引起朝廷重视，只是说说罢了。

由于文化科目的比重仍然很大，明代出文状元的地方，也盛产武状元。

整个明代有武状元52人，其中籍贯可考者，45人。

这45名武状元中，江浙两省分掉一半。其中，江苏13人，浙江10人。接下来，安徽4人，排第三。全国前七名的省份里，除了陕西，都位于南方。这与文状元前五名的省份，都是南方省份的状况高度重叠。

按南北方来分，明代武状元39人出自南方，占87%；仅有6人出自北方，只占13%。

南方人武举厉害，除了前面讲到的文化课占优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明中期沿海倭患严重，促使当地居民重视武艺，且形成习武的氛围。在倭患最严重的嘉靖朝，12名籍贯可考的武状元中，就有9人来自江浙地区。可见，倭寇侵扰对武状元地理分布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到了崇祯时代，面对内忧外患，崇祯帝锐意重武，力图改革武举重文轻武的旧习。

崇祯四年（1631年），参加武会试的举子中，能使用百斤大刀舞刀花的，只有王来聘、徐彦琦两人。发榜后，徐彦琦榜上无名。崇祯帝认为有人作弊，将考官、监试御史等一大批官员下狱、撤职，再命人重新主持复试。

此后，直到明朝灭亡前一年，每隔三年，崇祯帝都是亲自主持殿试，钦点武状元，封官许愿赐战袍。在特殊年代，给予了武状元无上的荣耀。

尽管这一切，并不能挽回大明的衰落。

5

清代的武举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受重视，武状元授官也比前代优厚许多。一旦钦点武状元，立马从平头百姓，成为正三品将领，不是授予参将，就是紫禁城中的头等侍卫，跟坐直升机一个样。

清朝皇帝个个精得很，武举一方面是精选将才，另一方面是“别有用心”。怎么个“别有用心”法？社会上的武艺精英，即使不干嘛，只是通过制度选拔，将这些人豢养起来，也总比留在世上谋反生事强。

清代武举一改宋明两代重文轻武的趋向，在考试制度沿袭明代的基础上，将录用标准逐步恢复到注重武艺的本质上。

让北方武人屡屡吃亏的文化科目，在清代渐渐往容易的方向改革。

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进一步缩小命题范围，规定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

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要一百字左右。

这已经把文化科目难度，降到了小学生的水平。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官二代苏灿，要不是仇家揭发，差点就高中武状元。这种情况，在宋明两代绝不可能出现，但在清代，极有可能。

文化科目在武举中沦为陪衬的结果，是北方省份终于压过南方省份，在武状元数量上包揽前两名。

清代共有109名武状元，直隶（今河北、北京、天津全部，以及河南一小部分）占了41名，山东占了14名。这两个典型的北方省份，一举拿下全国武状元的一半名额。

明代武状元人数最多的江浙两省，此时并列第三名，分别有7名武状元。但绝对数被直隶、山东拉开一大截。

全国武状元人数前七名的省份，除江浙两省外，都是北方省份。与明代的情况，形成了有意思的反差。

河北人突然发飙，力压全国，与该省武风素盛分不开。但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河北拱卫京师，清代给的乡试名额总比其他省给得多，得到了政策性的照顾。

自唐代以来，武功最高、武状元最多的省份，兜了一圈，终于又回到北方。

轮回亦意味着终结。晚清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进一步突显了传统武举弓矢刀石的可笑。

1901年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上奏，请求与时俱进，废除武举，理由是“硬弓刀石之拙，固无益于战征，弧矢之利，亦远逊于火器”。武举选拔出来的人才，武功再高，也敌不过枪炮。这是赤裸裸、血淋淋的事实。

一个多月后，清廷下旨，宣布永远停止武举考试。

一个科举失败者的逆袭：考不上，就把它废了

1

1879年的第一场雪，并没有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与之前的年份相比，这一年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庄稼人继续种他的庄稼，生意人继续做他的生意，考科举的读书人，继续考他的科举。

当然，说起科举，考不上的人照样还是考不上。比如袁世凯，这是他第二次考场折戟了。

虽说袁世凯一向不喜欢章句之学、经史大义，但在那个人人科举的年代，他还是做过科举梦的。他曾对人说过，如果“不能博一举人，则不能瞑目”。

对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有过落榜经历的袁世凯十分重视。早在1877年，在给自己二姊的信里，袁世凯就表决心，要专心备考：“因下科将至，如再碌碌，弟何以面见人也……所以不敢误了功夫。”

当时袁世凯身体不好，老是生病，但他却“不敢自弃”：“每当病卧思己之功名不就，无不攘背而起，展书味诵。”抱病复习，可以说，是非常刻苦非常用功了。

在袁世凯的愿景里，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只为换老天开一次眼：“但不知老天负我不负我乎！”

然而老天终究没开眼，狠狠地负了他。而再度科举失败的袁世凯，原地爆发了。

他把自己所做的诗文全倒在地上，付之一炬，还愤愤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那意思就是：垃圾科举误我人生。

2

没有人知道假如袁世凯中举，他将会有怎样的人生轨迹。1879年这出历史剧里，只有一个名落孙山的微胖袁书生。

感到被举业抛弃的袁世凯，没有像蒲松龄等历史上著名的老考生一样，选择复读三战。他果断地抛弃了举业，改投军旅。

袁世凯自幼喜读兵书。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不让他看兵书，逼他学词章，他就白天跟老师学词章，晚上再一个人研究兵法。

如今告别了令自己痛不欲生的举业，来到了军队，袁世凯可算是找到自己的地盘了。

1882年，年仅24岁的袁世凯随清军入朝鲜平乱，颇有军功。两年后，凭借在甲申政变中的力挽狂澜，他被政界大佬李鸿章看上，从此红得一发不可收拾。

27岁时，袁世凯当上了“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官居帝国三品大员，总督朝鲜事务，成了这个大清藩属国的“太上皇”。37岁时，在天津小站，袁世凯主持编练新军，创立晚清的精锐。41岁时，由于在戊戌政变中站了太后的队，袁世凯被赏封为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43岁时，随着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指挥棒。

谁还记得1879年科举的状元？但如今天下无人不识袁世凯。当年的落榜小子，一步步摸爬滚打竟成为晚清柱石。

1900年庚子国变，惨败深深地刺激了清廷上下。面对这危局，老佛爷娘俩决定对“祖制”动刀子了。诏书里说了：“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难议更张……”

要改制是吗？袁世凯“报仇”的机会来了。

3

在20世纪最初的那几年里，“中不如外”是社会上下普遍的认识。换句话说，那会儿流行崇洋媚外：只要是洋人有而我们没有的，那就是先进的、需发展的；那些我们有而洋人没有的，则必然是落后的、应弃的！

本着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延续千年，而外国并没有的科举制度，不幸中枪。

两广总督陶模最先上书，请求以“减额渐停”的方式废科举，兴建学堂。闻此，社会舆论一片叫好，呼吁废停科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俨然戊戌年的事从未发生过一样。

对此，袁世凯当然喜不自禁。

1903年4月9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给帝后上了《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在折子里，他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一句话，科举是万恶之源，科举是罪魁祸首。科举不废，国将不兴。

两年后的1905年，袁世凯又亲自执笔，写了一封奏折，与张之洞、岑春煊等另外五个封疆大吏一同联名上奏：现在还不废科举，过十年再废就晚啦！

过了两天，清廷答复，准了：“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随着一道诏书颁布，盛行1300多年的人才选拔制度骤停。

4

科举制度在自己的推动下被废了，曾经的落榜考生袁世凯当然得意。

对此，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曾回忆说：“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

然而，随着科举被骤然废除，还有一件让袁世凯意外的“大礼”，在清末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开始酝酿。

1905年10月15日，清末举人刘大鹏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下诏停止科举，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弟子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10月23日，刘大鹏又写道：“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两个月后，刘大鹏的日记里又出现这样的文字：“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借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简单来说，戊戌年仓促废除科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1905年废除科举的时候，再次出现了：年轻人不再读“书”，而读书人不仅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现实。

弊端远不止于此。

由于配套的政策没有跟上，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清末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宛如地震一般。

没了科举，私塾便失去了存在意义。私塾倒闭后，城里的孩子尚能进新式学堂学习，而乡里的孩子却落到无书可读的境地，文盲率竟因此大幅提高。1915年，梁启超便评论说：“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

而那些读了学堂的孩子，由于学堂风气西化，他们竟能“议论毫无忌讳，指斥政治得失”，甚至敢言“排满”二字。

一时间，社会上的革命风气日日渐浓。这大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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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废除6年后，当年12岁的孩子长到了18岁，当年18岁的少年长到了24岁。

童年、青春，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由于卸掉了科举的枷锁，变得自由奔放，无形无拘。

1911年10月10日，一群年轻人在武昌举起了反旗。一瞬间清廷的统治土崩瓦解。

次年，袁世凯带人逼宫。

灭亡清廷的社会基础已经广泛形成。无奈之下，曾经的科举状元张謇，代清廷写下了逊位诏书。而袁世凯则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第一功臣。

当年的科举落榜生，不仅灭了科举制度，还把一个朝代给灭了。

如果1879年的考官能预知未来，他们在提笔钦点举人的时候，会不会犹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