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命门：帝国之基

军事孱弱的北宋，如何靠贸易战翻盘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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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已经称帝四年的李元昊，第三次向北宋军队发起了大规模攻击，并在定川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北）之战中大败宋军，从1040年以来，李元昊的西夏军队在对宋军作战中屡战屡胜，对此李元昊非常得意，对外宣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

当是时“关右震动”，临近陕西的首都开封府里，宋仁宗为此急得都吃不下饭了，震怒之下，宋仁宗将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名将韩琦、范仲淹等人统统免职。宰相吕夷简对此更是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连续三年时间，大宋朝为此损失精兵强将数万，敌寇甚至意指开封，这可怎么办？情急之下，北宋名臣包拯向宋仁宗献计说，西夏国小地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倚赖“青盐”，在此情况下，必须重新禁止西夏的青盐进口，从经济上狠狠掐住西夏的咽喉。

包拯的建议，换句话说就是，既然大宋朝干架不行，那么就发起贸易战，从经济上整垮李元昊的西夏。

青盐，是西夏的经济命脉之所在。

1038年，李元昊正式建立夏国，当时西夏境内的池盐资源丰富，各个盐池因为所含的微量元素各异，从而呈现出赤、紫、青、黑、白等不同颜色，其中尤以青色和白色两种颜色的盐（简称青盐）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然而只有300万人口的西夏国，根本吃不完这么多盐，所以向北宋出口青盐，也是西夏国最主要的财政税收来源。

当时，北宋的食盐实行的是地区专卖制度，盐价很贵，但是从西夏进口的青盐却“价贱而味甘”，很受西北地区老百姓的欢迎，北宋刚建立时，对于西夏的青盐并没有严厉禁止，然而到了宋太宗时期，由于党项部的李继迁（李元昊的爷爷）依附辽国，经常跟北宋对着干，于是988年，宋太宗赵光义第一次拿起了贸易战这个武器，宣布禁止进口青盐，以此削弱党项人的经济实力。

眼看最大的财收被禁，李继迁精得很，疲敝之下宣布依附宋朝，宋朝便停止了贸易战，但是等到实力恢复后，李继迁又再次背叛北宋，这下可彻底惹恼了宋太宗。993年，宋太宗赵光义接受转运副使郑文宝的建议，严厉禁止进口和销售青盐，以图彻底困死李继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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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盐这个东西，你政府能禁，老百姓可不得不吃。

当时，北宋自产的盐价格死贵，所以西北地区的老百姓都很喜欢购买西夏产的青盐，但是宋太宗下令，对西夏“绝其青盐不入汉界”，并且下令，凡是胆敢私自贩卖西夏青盐的，“皆坐死”。

但宋太宗的这次贸易战，完全起到了反效果，由于青盐被完全禁止，关陇地区的民众“无盐以食”，而本来已经内附北宋的一万多户吐蕃民众，也反叛归依了李继迁，其他羌族部落也因此入寇北宋边境，以致北宋边疆“境上骚扰”，无奈下，993年农历八月，宋朝不得不宣布停止了这次贸易战。

此后，仰赖着青盐带来的庞大财政收入，国小地窄，只有300万人口的党项部落，屡次跟人口4000多万的大宋单挑，并且不落下风，屡次在战争中获胜，而北宋则在993年的贸易战失败后，分别又在公元994年、1000年多次发起了针对西夏青盐的贸易战。然而，政府的禁令，根本无法阻挡民间私盐贩子的脚步，西夏的青盐还是得以源源不断地偷偷走私进入北宋境内，并从经济上支撑了党项部落与北宋的对抗，而有盐又有钱的党项人，最终在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时代，正式建立了西夏国，跟北宋正式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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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过，其实早在包拯建议贸易战之前，北宋已经多次发起了针对西夏的青盐禁运和贸易战，但碍于北宋自身盐价与西夏青盐的巨大差价，加上边境线上庞大的走私队伍，所以北宋以往的贸易战无法产生太大效果。

所以这一次的贸易战，究竟要怎么打？

鉴于以往多次贸易战的失败，在包拯等臣子的经验总结下，北宋政府也开始学精了。对于这次贸易战，北宋政府实行了区别对待，即禁止汉人贩卖西夏青盐，但对羌族和吐蕃部落却不予禁止，以稳住其他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北宋又支持商人自行到边境贩卖食盐，降低北宋自产盐价，在价格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西夏青盐的价格优势被基本摧毁，以致走私也失去了市场空间。

青盐卖不出去，走私又没有利润空间，在军事上频频得胜的李元昊这时突然发觉，西夏的财政收入，开始岌岌可危起来。

话说尽管宋朝打仗稀巴烂，可搞起经济来，宋朝人的手段和方法是一套一套的，经商天赋堪称当时世界之最。经过不断经验总结的贸易战，在宋仁宗一朝终于取得了巨大成果，李元昊的西夏，也在经济上，逐渐被北宋掐住了喉咙。

由于连年战争，本身只有300多万人口的西夏，此时供养的军队，最高峰时达到了50万人之众，当时平均每5个西夏人，就要供养一个西夏士兵，民众的经济和徭役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而在禁止青盐贸易，断绝西夏最大财收来源的同时，北宋还停止了向党项部落免费发放银两、布匹绢绸和粮食的“岁赐”（以往相当于一种收买），并且关闭了边境榷场（交易关口），禁止向西夏出口粮食、布匹、茶叶以及其他各种生活用品。如此一来，本身生产能力就严重不足、国小地窄的西夏，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

在北宋的强势贸易战前，西夏国内财源濒于枯竭，物价飙涨，必须依靠茶叶改善饮食结构的游牧民众“饮无茶，衣昂贵”，民众也开始大量逃亡。而剩余的民众，甚至在西夏国内做了“十不如”的民谣以讽刺李元昊政府。

失去了青盐等重要财源补充，西夏国内的各个部落首领也不干了——当时，西夏兵制是士兵平时从事生产，战时打仗，士兵必须自备马匹和粮食，而与北宋的连年战争，使得本来人口就少的西夏出现大量人员伤亡不说，农业生产也被严重阻碍，牛羊缺人放牧，基础生产濒于停滞：在此情况下，西夏的国力和民力都不堪重负，许多部落首领也纷纷提出反战，这也给了李元昊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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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来说，持久化的战争，首先是国力上的较量，而国小地窄、人口只有300万、财政收入严重倚赖青盐、经济结构单一、严重倚赖北宋的西夏，尽管在军事上频频获胜，然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面前，西夏举国上下，无不感受到了国力的巨大限制。

当时，西夏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国家（西夏）自青白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在被北宋实行贸易战后，只能够与契丹进行杯水车薪的小额贸易，“岂所以裕国计乎”。

北宋的贸易战，已使得“兵行无百日之粮”的西夏无力再行侵略。

在此情况下，当初嚷嚷着要一直打到长安和开封去的李元昊，不得不开始放低姿态，多次派出使臣，希望北宋能够解除针对西夏青盐的贸易禁售，而前面说过，军事上较弱的宋朝，搞经济还是蛮有一套，对于西夏希望解除贸易战的图谋，北宋名臣欧阳修直接就对宋仁宗说，贸易战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西夏请求解除青盐禁令，“尤不可从。于我虽所损非多，在贼则为利甚博”。

对此，当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司马光（1019—1086年）更是直接举例子说，西夏就跟婴儿一样，完全得靠着大宋这个妈妈哺乳喂养，“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巨大的国力支撑和经济优势，最终使得北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中，逐渐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最终，在取得定川寨大胜后两年，作为胜利方的西夏，却不得不与北宋达成了和解，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正式达成协议，作为胜利方的西夏李元昊方，以向北宋称臣的“屈尊”代价，换得了北宋每年给予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的“赠礼”，史称“庆历和议”。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多认为这种“岁赐”，实质上是北宋对西夏的一种和平“赔款”，但实际上，最会做生意、擅长精打细算的宋人可一点都不吃亏。庆历和议后，北宋通过开放与西夏的榷场交易征收商税，也赚了不少钱，因为在继续禁止青盐贸易的基础上，严重倚赖北宋物产的西夏人，每年都不得不将大把的银子缴税给北宋政府，在宋夏贸易中，北宋几乎是取得了一边倒的贸易顺差。

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宋辽关系上：当时，北宋尽管在澶渊之盟后，每年要向辽国进贡“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但由于北宋自身农业经济对辽国游牧经济的压倒性优势，北宋通过开放与辽国的边境贸易，每年仅仅河北一地，北宋的税收就达“40万贯”，可以说在实际经济收益上，一点也不吃亏。

在此情况下，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经揭露出这个秘密说，北宋政府给予西夏、辽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赔款“岁赐”，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虽然军事上经常被打得满地找牙，但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宋人搞经济确实还是蛮有一套的；而打了不少胜仗，却因为贸易战吃了亏，被迫“臣属”北宋的李元昊，则对宋朝派来的使臣一律挡驾。史载，对于北宋派去的使节，李元昊一律将他们安排在宥州（今陕西省靖边县东）接待，从来不让他们到夏国的都城兴庆府（银川市）去，以免在西夏臣民面前被迫用客礼接待宋朝使节，暴露出西夏的无力和无奈。

尽管通过贸易战手段得了便宜，但军事上较弱的北宋和南宋，最终还是挡不住女真和蒙古人的铁蹄，因为他们不像契丹人和党项人，不仅要钱、还要命，这一下，有钱但拳头却不够硬的宋人，真是没了办法。

“腐败”这颗毒瘤，乾隆为何舍不得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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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因为一个洋人进京告御状，乾隆皇帝怒了。

告御状的是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中文名叫“洪仁辉”，在经过天津知府灵毓转呈的告状信中，詹姆士·弗林特控诉位处广州的粤海关官吏，说他们对外国商人贪污索贿、层层剥削勒索，并且多年来一直粗暴对待洋商。

读到这封“洋状”后，乾隆非常恼火，在他看来，洋人万里迢迢进京告御状，这不仅仅是大清开国未有之事，在历史上更是前所未闻，堂堂天国上朝，如今竟然闹出这种事，实在有损帝国颜面。

随后，乾隆下令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并嘱咐说：“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詹姆士·弗林特状告大清官吏贪污腐败，是18世纪，在华外商的集体心声。

这位外商告御状这一年，恰好是清廷启动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从1759到1842年，广州由此开启了长达83年的中国贸易进出口垄断时期，也就是这83年，外商们更体会到了在中国做生意，是何等之难。商品想在中国流通，就要靠贿赂，200多年前，外国商人们在粤海关体会很深。

在当时，针对外国商人收取的关税，主要分为船钞或货税两种方式。假如是征收船钞，则按照规定，大船是缴纳银子1200两，中船是960两，小船是大约340两。但实际上，按照这种征税方式，假如不贿赂，外商通常都会很吃亏。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艘货船来到广州经商，一开始，清朝的官吏们开价是要征税2065两银子，在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后，这笔“船钞”关税最终是以500两银子成交，当然英国商人的代价就是，私底下要向大清的海关官吏们“赠送”320两银子。

不管怎么说，经过一番贿赂，还是少了1000多两银子的税，英商还是很开心的。但这也正是让外商们感觉害怕的地方，他们很快就发现，在大清朝做生意，关税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可以遵循，一切都是不透明的，具体缴纳多少关税，只能是凭着感觉跟清朝的官员们软磨硬泡、讨价还价。

在这个地方，关税和贸易体系，是黑暗且摸不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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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不透明，没有明文规则可以遵循，这是让所有商人都感觉害怕的地方。在当时，大清表面上对外的关税税率是4%，但在实际征收中，远远不止于此。

除了“船钞”，大清对外征收的关税，还有一种叫作“货税”的方式，这种方式一是包含大概固定的商品价值4%的关税；另外则是一个难以衡量的黑暗收入“陋规”（也称“规礼”）。所谓“陋规”，说白了就是一种上不了台面，需要缴纳的约定俗成的“贿赂”。

我们再回到大清的粤海关，在当时针对外商，除了正规4%的关税，另外针对每艘商船，还要另外征收1950两银子的“陋规”，说穿了，这笔钱就是用来在关税之外，打点粤海关“各路神仙”的“买路钱”，为了进入中国做买卖，这钱你不交也得交。

当时的外商回忆说，尽管名义上当时大清的关税仅为商品价值的4%左右，但实际上加上各种贿赂的“陋规”在内，一艘外国商船在粤海关，需要缴纳的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关税和贿赂，需要达到商品价值的20%还多。

到了道光十年（1830年），当时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就统计说，当时一艘一等“夷船”进入广州粤海关，需要缴纳的各种关税和贿赂，大约需要3350两白银；一艘二等“夷船”，则大概需要缴纳2260两白银的关税和贿赂——这些钱，只有极少部分进入了大清的国库，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帝国各路大小官吏和中间商们的腰包。

其实，乾隆皇帝对于海关官员们大举索贿这件事，心里明白得很。因为乾隆知道，大清自开国以来，公务员们实行的都是低薪制，收入都很低，假如不给他们“放水”给点“甜头”，这些官员们，是活不下去的。

以乾隆时期的粤海关监督（相当于关长）为例，这个官职在当时是二品大员，但这个官职当时一年的工资，仅仅是155两银子（乾隆时期一两白银，折合2019年人民币约为300元左右，155两白银年薪，相当于人民币4万多元），所以清朝历代的皇帝们都很“贴心”，对于大清的官员们贪污腐败，很多时候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二品大员年薪才155两银子，中下级官吏的工资，就更低了。

当时，广州粤海关的大关清书，也就是普通文案工作人员，月薪是3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900元左右；粤海关当时的巡役，也就是海关稽查人员，当时月薪是3.09两银子，每月工资折合2019年物价也是900多元人民币；而粤海关当时的后勤人员例如“堂役”，月薪更是低至仅有0.58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170元左右。工资低到这个份上，让他们不贪污，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如果仅仅靠工资，大清的官员们是无法养家糊口的，但如果提高工资，大清的财政又将不堪重负，所以清朝历代皇帝，对于海关工作人员们实际等同于索贿的“陋规”，基本都予以了默认和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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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照顾实行低薪制的官员，对于广州粤海关的这种集体性索贿和腐败，乾隆皇帝心里，还有一个不好意思说出来的“秘密”。清朝皇帝的私人开销不是来自户部，主要是来自内务府，而清朝海关的收入，一部分是上交给户部，一部分则是作为清朝皇帝的私房钱、直接上交给内务府。

乾隆时期，广州粤海关每年大概会给乾隆皇帝的内务府进贡大约85.5万两白银的私房钱，不仅如此，皇帝如果结婚或是过生日，粤海关的公务员和属下的十三行行商们，还要给万岁爷“捐钱”。

仅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这59年间，粤海关组织“捐”给清朝皇帝们的白银就多达400万两。此外，粤海关的官员们，每年还会给皇帝私下进贡各种舶来的珍奇“异品”。

所以在清朝，广州粤海关也被称作清朝皇帝们的“天子南库”（另外还有一个“天子北库”，指的是北京崇文门税关），而作为“天子南库”的粤海关监督（关长），自然也就担负着替皇帝“搞私房钱”的重大政治任务。

但粤海关监督（关长）工资这么低（年薪155两银子），政治任务又这么重（一年要为皇帝搞80多万两私房钱），所以清朝皇帝们对于粤海关监督（关长）的任命，大多是安排心腹亲信，并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于位置显赫，所以粤海关监督（关长）们往往在三年任期中，除了上交皇帝的私房钱，个人也经常赚得盆满钵满，三年的私人工资外“收入”，至少都是在几十万两银子以上。

由于这是个超级肥缺，所以清朝皇帝们都喜欢任用亲信来担任粤海关监督（关长），道光年间，苏州浒墅关监督（关长）延隆捅了篓子，亏空白银20.9万两，道光皇帝特地“照顾”改授延隆为粤海关监督（关长），以方便他翻本捞钱。

对于包括乾隆在内的各任清朝皇帝，以及对于实行低薪制的大清朝官员们来说，广州粤海关是个很特殊的存在，所以从乾隆中期开始，广州粤海关作为大清朝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就成了一个超级捞钱机器，洋商们到此地经商，不给清朝的官员们剥一层皮，怎能轻易通过，进入内地做生意？

就在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坐船北上“告御状”的这一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一位法国商人就在给两广总督的禀文中写道：“如英吉利（指英国商人）必欲往宁波开港贸易者，诚恐因粤海关种种苛政，欺勒难堪。”就在这位法国商人向两广总督告状的时候，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则选择了坐船北上，向乾隆皇帝告御状。

但话说起来，詹姆士·弗林特能成功告上“御状”，也是因为花了银子打点的。

1759年这一年，詹姆士·弗林特到达天津大沽口后，天津知府灵毓答应替他上呈“御状”，但条件是要索贿5000两银子作为“辛苦费”，最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詹姆士·弗林特给了天津知府灵毓2500块西班牙银元作为“酬劳”，于是“御状”通过灵毓得以层层上递，呈递到了乾隆皇帝面前。

洋人“告御状”，对于这一千古未有的奇闻，乾隆自然是怒了，他下令时任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李侍尧随后快刀斩乱麻，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一些参与对洋商敲诈勒索的粤海关官员们，有的被杖责、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以刑罚。对于洋商们反应激烈的“陋规”，深知此中“利害”的李侍尧则不敢取缔，只是规定，最多只能收“1950两”，不能再多了。

李侍尧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如果取缔这个作为皇帝私房钱来源的“天子南库”，是个什么下场。况且他也明白，在大清实行低薪制这种扭曲的制度下，粤海关已经成了一个水深不见底的利益场，是不能过分深究的是非之地。

随后，李侍尧又将替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写“御状”的四川人刘亚匾处以斩首极刑，给詹姆士·弗林特出“告御状”主意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则被处以重杖60、徒刑一年的刑罚，以杀鸡儆猴，警告那些敢于“勾结外商”的华人。

而作为这场“告御状”的主人公，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也被李侍尧下令抓了起来，并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判令在“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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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这场以英国商人个人之力，希望对抗整个大清朝系统性腐败的“告御状”事件，以当事人的被“驱逐出境”告终。

在乾隆皇帝和两广总督李侍尧等人看来，洋商们想在大清朝内部做生意，却不想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这本身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清朝的主政者们，也无意建立一种规范化的财税制度，他们更乐意于以一种暗箱操作的方式，去抚平内部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此，洋商们则对大清进行了不懈的抨击，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39年提交给英国外交部的《论中国商业》的长篇论文中指出，在中国做生意：

“实际上的勒索如此名目繁多，其方式如此曲折隐晦，以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可能性，足以穿过这种迷宫。”

所以这个世界，往往比生意场上呈现出来的更复杂，很多商人幻想中的商品以市场规则自由流通，结局往往证明，这只是人们心中一种美好的想象。因为国家的惯性，比市场的力量更强大。

为什么说鸦片“拯救”了大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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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当他听说明朝国库搜来搜去，竟然穷得只剩下“2300两白银和800枚铜钱”的时候，简直要晕过去，偌大一个大明王朝，竟然这么穷？“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

同样为了钱，为了400多万两白银，1853年，22岁的大清咸丰皇帝也几乎是欲哭无泪，这一年，太平天国的“妖匪”们已经作乱了第三个年头，由于南方财赋大部被断，大清收入锐减达50%以上，但军费等开支却剧烈猛增，其中1852年国家财政收支亏空190多万两白银，1853年更是亏空达400多万两白银，大清朝的财政，已濒临崩溃边缘。

没有钱，这仗还怎么打，国家还怎么治？

读清朝史，很多人都有一个困惑，那就是晚清时期，接连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乱、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一系列的战争赔款和军费开支，竟然没将大清国给搞死，与因为穷没法发军费、没钱派人守卫北京城的崇祯皇帝相比，大清国的皇帝们究竟有什么法术，从哪里搞钱呢？

大清国缺钱，以两次鸦片战争为例，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折合白银为1960万两，另加军费开支4000万两；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1600万两，另加军费4000多万两。这两次战争，直接就将大清国的腰包掏得精光——因为即使是在康乾盛世，康熙朝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3000万两白银；号称盛世巅峰的乾隆朝，清朝年财收也不过4000多万两白银。

大清国，究竟是怎么搞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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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清朝的皇帝们，其实很感激英国人。

在后世人看来，两次鸦片战争之仇，清朝的皇帝和臣子们，肯定是对英国人恨得牙痒痒，但实际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突然有了灵感。

在太平天国之乱前，清朝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等地丁杂税、盐课、关税等三大项，其中地丁杂税、盐课占比达86%，关税占比不足14%，这种税收结构，表明清廷当时仍是一个以传统税收为主的传统财政国家。

但1851年太平军之乱开始后，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军费，清廷开始鼓励地方的总督和巡抚们，对商品征收价值1%的厘金，由于商品基数庞大，这项收入日益可观，成为各个省重要的地方收入来源。以1892—1893年度为例，清廷在该农历年度共征收1428万两白银厘金，占当年大清财政收入的19.07%。

英国人赫德的到来，则使得清廷的关税收入大幅增长：1849年，清廷当年的关税收入为472万两，但到了1901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管理下，清廷当年的关税收入达到了2380万两白银，占清廷当年财收的26.99%。

关税收入大幅增长，是清廷在经济上，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重要证据之一。但里面的门道，真的这么简单吗？

实际上，到了晚清后期，占据清廷财收近半壁江山的厘金和关税，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对鸦片征收的关税和厘金。

传统上人们以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敲响了清朝灭亡的丧钟，但实际上，鸦片战争一响，给晚清政府送来的却是“黄金万两”。

咸丰，是这个“黄金万两”的始作俑者。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当时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已达4万箱左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鸦片入华数量高速增长，在此情况下，咸丰皇帝开始动起了心思，既然制止不了鸦片贸易，那么为何不从鸦片身上征税呢？

1858年，在咸丰皇帝的授意下，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对鸦片开征“洋药税”，规定每百斤鸦片首先要在海关缴纳关税30两白银；然后进入国内各地时，还要开征数量不等的厘金。

到了1885年，为了方便管理，清廷规定每百斤进口鸦片，共要缴纳关税和厘金共计110两白银。

很快清廷就从中尝到了超级甜头。

在清廷的合法化许可下，鸦片得以更加凶猛的态势进入大清，并从1840年每年4万箱的进口量，高速增长至1881年每年9.6万多箱的进口量。在以鸦片为首的关税和厘金带动下，到了1908年，清政府当年总税收约2.92亿两白银，其中鸦片税收就达3302万两，占当年全国财收的11.3%。

靠着卖鸦片，大清一下子就实现了“发家致富”，并在1864年攻灭了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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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初，因为两次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咸丰皇帝都对英国人恨得咬牙切齿，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英国人在痛扁大清的同时，竟然给他们送来了鸦片这么个力挽财政狂澜的发家利器。

实在是焉知祸福，想不到啊！咸丰皇帝很意外！历史真是诡异。

但鸦片关税厘金虽高（以下简称税厘），钱的大头儿毕竟是让英国人等老外赚了去，有没有办法从中赚更多的钱呢？

办法来了，那就是自己种：让鸦片自产、自销、自卖。

话说大清朝这一招，也是跟英国人学的。

清朝前期，出口创汇主要有三个品种，分别是：陶瓷、生丝和茶叶。但早在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由于英国的达尔文家族等偷师研制出了更好的陶瓷，欧洲人就已逐步停止了从中国进口瓷器。在生丝和丝绸领域，由于日本养蚕业和丝绸业的崛起，世界丝绸的出口中心，在晚清时期也已从中国迁移到了日本。

最后剩下一个茶叶出口，由于英国人的偷师学习，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的大规模移植开垦，中国的茶叶出口也开始迅速衰败。

老外们通过偷师、移植等手段，迅速击垮了大清传统的出口创汇“三宝”，大清于是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也来学习种鸦片、卖鸦片。

鸦片对国家是否有毒、毒害程度如何，祖先们的训导早已抛诸脑后。

在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肆鼓励下，罂粟之花迅速开遍了整个大清国。在与鸦片主产地印度相近的云南、贵州和四川地区，从19世纪50年代的咸丰皇帝时期开始，作为提炼鸦片的原植物，罂粟开始广泛种植起来，由于这玩意儿特别好卖、价格又高，于是在西南部的云贵川地区“乡村嵩落皆遍种之”。

随后，鸦片种植开始广布大清的各个角落，到了1860、1870年，罂粟在大清的各个省份、各个角落遍地开花，北至蒙古、东北三省，西至甘肃、陕西，南至福建、广东，以及山西、山东、河南和相对富庶的江浙地区等，大量的土地纷纷被开垦用作罂粟种植，甚至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

据统计，到1894年，清朝的8.66亿亩耕地上，一共有1333.3万亩土地都改种了罂粟，占比高达1.5%——也就是说，假如你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一遍大清国，你会发现，帝国已经被罂粟之花给淹没了。

这种罂粟的种植，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末期，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在广东潮汕地区就仍然到处种植着罂粟，由于种植面积太大，罂粟甚至被当作了炒菜做饭的材料。

在当时，清朝人把进口的鸦片叫作“洋药”，把国产的鸦片叫作“土药”，在“土药”的大规模冲击下，外国鸦片进口越来越少，到1879年，当年大清的鸦片自给率，已经达到了80.12%。当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在提交给英国本土的贸易报告中说：“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

以1908年鸦片税收厘金共3302万两为例，其中进口鸦片征缴税厘为502万两，而国产鸦片征缴税厘则达到了2800多万两，由此可见国产鸦片的数量之巨。

在清朝国产鸦片的贸易争夺下，进口鸦片的数量，也从1881年最高峰的9.6万箱，下降到了1911年、大清亡国前夕的2.7万箱。

到1882年，清朝国产鸦片甚至“扬帆出海”，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反向出口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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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鸦片征收的税厘，清朝不仅击败了太平天国，而且连洋务运动也从中受益匪浅，从而使晚清在风雨飘摇中，成功实现了“延年益寿”。

根据清廷统计，1866年清廷从鸦片征缴的税厘为200万两白银，占当时全国关税收入的50%以上。有了鸦片税厘的支撑，大清国也从当初围剿太平军的困窘中缓过神来，财政收入节节攀升。

1877年，广东机器局计划制造16艘炮舰，其中已花费的96860两白银费用，加上每月支付的薪饷以及各种杂费4148两，就全部取自所收缴的鸦片厘金。从1877至1880年，广东省政府每年都会从鸦片税厘中，支援11万两银子，用于炮艇建造。

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就用高雄和淡水两地的鸦片厘金，来支付台湾海军以及台湾的其他军事开支；同年，四川机器局也从鸦片厘金中，抽取了67771两银子，用于制造机器、步枪和子弹等军械。

而李鸿章开展的洋务运动，其大部分的经费也是来自鸦片的税厘收入。

不光如此，就连晚清时期的教育事业，也“有赖于”鸦片产业的支撑——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为例，当时作为鸦片生产大省的四川，就在上贡京师的鸦片税厘中，拨出专款，用于支持京师大学堂的发展。所以从北京大学，到近代许多教育事业、军工事业发展的背后，都有着鸦片税厘的影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尴尬。

在鸦片税厘等一系列扩张性税收的支撑下，清朝也在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中逐渐回过神来，并迎来了同治、光绪皇帝时期所谓的“同光中兴”局面。

就在庚子之乱后九年，尽管背负着连本带息共达9.7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阔气”的大清仍然让世界为之瞩目。

1909年，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大清筹办海军大臣载洵一行游历欧洲，出行前载洵雄心勃勃地提出重整海军计划，并计划在未来七年内，购置8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在游历过程中，载洵在途经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兵工厂都下了订单，当他到达德国时，眼红得不得了的德国人，简直是把载洵捧在手心上供着，带他到处参观德国的兵工厂，生怕得罪了这位大金主和大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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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鸦片带给帝国的隐患和创伤，已经深深埋下。

尽管貌似为国家财政和洋务运动“贡献”良多，这种饮鸩止渴的广泛鸦片种植和贸易推动了晚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短期发展，但从长期效益而言，鸦片种植和贸易，却深深摧残了这个帝国的子民、人力、土地和经济。

1877、1878年，大清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农作物减收，史称“丁戊奇荒”，在这场造成大清国1000多万人饿死，另有2000多万人逃荒的大灾难中，山西罹祸尤重。对此，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上奏说，山西全省“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

当时，山西全省530万亩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地全部用来种植了鸦片，由此导致了全省粮食大规模减产。

由于广泛种植鸦片，导致在灾荒时期山西全省的农作物更加供不应求。由此，在这场“丁戊奇荒”中，山西省的灾难也最为深沉，当时山西灾民在吃完“小石子”“观音白泥”等所有能吃的东西后，大量死亡，并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吃人，使得整个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时人描述说，吃观音土、大规模人吃人，这是自明朝晚期后，“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尽管这场导致1000多万人饿死的“丁戊奇荒”，并未酿成类似明朝末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然而大清的根基已伤，在大清的子民们看来，除了鸦片，还有那一道道加重的其他税收和厘金、田赋、盐课，已经成了他们身上不断加重的一根根稻草。

这个晚清社会在等待的，只是那最后一根稻草的到来。

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三个月（1912年1月），清政府公布了1911年的财政收入：一共为3.0191亿两白银，相比年收4000多万两、号称盛世的乾隆时期，大清也迎来了中国封建王朝史上，财收最高的年度。

一切貌似都很美好，一切又都戛然而止。

不久，1912年2月12日，在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内外夹击下，清廷宣布退位，结束了268年统治。

若论功劳，那一小块鸦片，或许也是“功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