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局部中国：地域密码

为什么大半个中国的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军北洋精锐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率兵五六千，进入山西，残酷镇压革命军。当部队浩浩荡荡开过来，准备血洗洪洞城时，士兵们看到城外的大槐树，纷纷放下武器，卸下盔甲，跑到树下，折槐枝为香，下跪参拜。无论长官如何发号施令，士兵们就是不愿进攻洪洞城。

原来，卢永祥的这支部队，士兵多来自河北、河南和山东，他们坚信自己的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都感觉回到老家了，所以不忍抢劫，不忍杀戮。洪洞县百姓因与士兵“五百年前是一家”，从而躲过了一场血光之灾。

这件事在民国初年被当地士绅津津乐道。

这些冀豫鲁士兵虔诚膜拜的大槐树背后，其实是一段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大移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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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出身贫苦的胡大海曾在河南乞讨，因他长相丑陋，屡屡遭到当地人的侮辱。

胡大海深感这个地方的人太坏，立誓要报此奇耻大辱。

后来胡大海投身朱元璋的军队，屡建奇功。朱元璋称帝后，大赏功臣，唯独胡大海不接受赏赐。朱元璋问他到底想要什么，胡大海说，他只想去河南报仇雪恨。朱元璋念他功勋卓著，特许他在河南只杀一箭之地。

可是，胡大海一箭射在雁尾上，大雁一飞千里，胡大海也统兵一路杀去。那雁飞过河南，又飞向山东，造成河南、山东尸积如山。朱元璋后来只好下令从山西洪洞往没人的地方迁民。

这个关于胡大海复仇的传说在北方民间口耳相传。正史里说，胡大海勇武过人，是一位仁义之士，他常对人说，我一介武夫，不懂得书上的大道理，只知道三件事：不乱杀人，不抢妇女，不烧房屋。不知怎么到了民间传说里，他却成了杀人狂魔。

传说当然是假的，但它反映的时代背景却是真的：元末明初，经过残酷战争，河南、山东等地鲜有人烟。这是明初官方启动移民政策的根本原因。

当时，中原地区的大战乱就有四次：红巾军起义、元朝统治集团内乱、朱元璋崛起，以及朱棣夺位之战。每一次战争，都让数以万计的人口从地球上消失。比如红巾军起义遭元军镇压后，元军对起义军占过的地方实行屠城政策，所过之地，百姓“十亡七八”，连名城扬州城都被杀得仅剩18户人家。

乱世之中，山西成为唯一的“福地”。那里由元将扩廓帖木耳镇守，此人骁勇善战，加上山西四周都是崇山峻岭，易守难攻，从而避免了长期战乱之祸。那些年，老天对山西也特别眷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与邻省兵荒马乱、灾疫丛生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河南总人口是189.1万人，河北总人口是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多达403.4万人，比河南、河北两省总和还多。

一边是人丁兴旺，田地有限，另一边是土地荒芜，百里无人烟。为了平衡区域间的人口分布不均，从朱元璋开始，到朱棣统治时期，一项历时50年的人口迁移政策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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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来，移民后代之中流传着一句暗语：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皖北、苏北等地普遍传说，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及其后裔，脚小趾甲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洪洞迁民，则无此特征。

如果可以选择，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明初大移民，除了极少数的自愿迁徙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强迫性迁徙。当时，官方的移民原则是，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窄乡”移到人少地广的“宽乡”。移民条例还规定：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这又造成了亲情的割裂，与人为的生离死别。

民间有很多传说，都在折射明初大移民的残酷血泪。官兵强迫登记移民，发给川资凭照，赶着队伍就上路了。为了防止逃跑，每登记一个，就让脱鞋，用刀子在小脚趾上划一刀作为记号。据说这就是这些移民及其后裔的脚小趾甲都有一条缝的缘故。

山西移民的迁入地，主要是河南、山东等中原和两淮地区。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把其出生地凤阳当作根据地重点经营，所以也多次向凤阳移民。定都南京后，又数次向南京移民，充实京都。到永乐年间，朱棣把他的封地北京及京畿地区作为移民充实的重点区域。此外，还有多次充实边疆的军事性移民，也都是从山西要人。

一些倒霉的移民，刚被迁到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没过几年，又要响应国家的政策，再次动身，迁往更僻远之地。明初提出“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鼓励移民实边开荒，以防边患，朝廷把屯垦特别是军屯作为强兵富国的一项重要措施。

洪武年间，全国直接参与屯种的军士就达120万人之多，主要分布在辽东西部、漠南南部以及云南一带。

为解决众多军政人员的粮饷，政府组织从江苏、安徽、湖南、四川、河北、山西等省大规模移民戍边屯田，其中不乏举族西迁。各省移民中，山西移民遭遇二次乃至三次迁徙的概率最大。

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官方强迫移民的手段几乎没有下限，甚至直接派人摧毁你的房子，让你无家可归，只好老老实实离开故土。

大量的族谱、碑文都在诉说这段血泪史，山西移民，几乎人人都有一部抛家别里的痛史，家家都有一部艰苦创业的远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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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者统计，明初有组织地从山西迁出人口的次数高达18次，移民人数逾百万。

迁出人口的地区，几乎覆盖全省，尤其是地处晋南的平阳府，成为人口输出的集中地。

平阳府下辖的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北达幽燕，东接豫鲁，南通秦蜀，西临河陇，自然成为迁民的重点县。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几乎是北方民间妇孺皆知的一句歌谣，洪洞被无数人认定为故乡。

我们已经知道，在明初大移民的洪流中，人口输出覆盖山西全省，但为什么到最后，各地家族后人认祖归宗，只认洪洞大槐树呢？

民国时期，就有人发出如此感慨：“山西输出人口，远远不只洪洞一地，但这些迁民世代都称自洪洞大槐树迁来，仅知有洪洞，不知有他处，仅知大槐树，不知生大槐树之村庄，以一县为发祥地，以一树作遗爱品，入人心之深，千古不移，奇矣！”

《洪洞县志》记载，这里原是座寺院，名广济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年。寺院宏大，寺旁有一株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有官道从树下通过。冬季树叶凋落，喜鹊窝（一说“老鸹窝”）在大树枝上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初迁民时，便在广济寺大槐树下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所迁之民依依不舍，起程走了很远，还频频回首，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和它上面的老鸹窝。

大槐树和老鸹窝，成为第一代移民最后的记忆。

由于被迁之民绝大多数为贫贱之民，辗转移居他乡之后，终生创业，以至于二代、三代也绝少读书识字之人，迁民的祖籍、经过无法用文字记载，几百年来只能靠祖辈口头相传，大部分移民就把大槐树和老鸹窝误认为是自己祖籍的村庄了。

在中国移民史上，类似洪洞大槐树这样被移民世代记忆为故乡的地点，还有南雄珠玑巷、山东枣林庄、苏州阊门外、南京杨柳巷、江西瓦屑坝等等。但没有一个地方，像洪洞大槐树影响这么大，覆盖的移民省份这么广。

随着明初大移民之后，数百年来的社会变革，这些移民中原的山西人后裔，又辗转迁往川、广、云、贵、东北、西北乃至全国各地，从而形成了“洪洞移民遍神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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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许多家族的族谱在追溯先世来源的时候，虽不排除正牌后裔的可能性，但或多或少都带有“虚构自己祖先”的成分。当大批山西移民迁入北方其他地区时，基于生存竞争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身份无疑是明智选择。大槐树移民作为具有共同乡土情结的移民集群，易于形成社会竞争的团体优势。这种实在的利益，驱使移民后代集体虚构祖先的出处。

历史学家葛剑雄曾提出移民“从众心理”说。在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故事中，不排除有很多非洪洞大槐树移民，其家族史在传承过程中失忆而不知祖先的具体家乡，看到其他家族自称是大槐树移民，便称自己也是。也不排除一些山西移民虽知祖先来自何处，但是为了从众而认同并不存在的“大槐树”这个虚构的象征性故乡。究其实质，大槐树移民不仅是一个移民的从众心理过程，更是一个对家乡文化认同的过程。

然而，许多人想不到的是，洪洞大槐树这一“历史悠久”的家园认同传统，其实历史一点儿也不悠久。

简单来说，洪洞大槐树是民国初年才被指定出来的一个具体的地点。曾在山东做一个小官的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回乡后向当地商人士绅募捐了390多两银子，然后在他认为是古大槐树的地方树碑建坊，历经百年宣传，如今成了全球自称洪洞大槐树后裔者的朝圣地。但据景大启说，大槐树和广济寺早已不存，无从稽考。

现在被认定的“那棵大槐树”，并非原来“那棵大槐树”，当地《地方志》说，这是“第三代”大槐树，前面两代大槐树已枯死。中国人慎终追远，寻找精神家园的内心需求从未停止，“古大槐树处”纪念碑坊的出现，正好给了国人一个缅怀先祖的实物，迄今，每年都有许多人返回这个被建构起来的地点，寻根祭祖。

虽说历史如烟无形，但有形的历史更容易被接受。人们需要面对一个具体的东西，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从哪来，将要往哪去！

湖广填四川：你能占多少地，就给你多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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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当新任四川荣昌知县张懋尝带着七名随从抵达荣昌县城时，他万万没想到，一场猛兽之祸由此开始。

当张懋尝进入荣昌县城后，让他目瞪口呆的是，全城死寂空无一人，“蒿草满地”。正当大伙感觉纳闷时，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来，张懋尝主仆八人惊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转眼间，张懋尝的七个随从就有五人丧生虎口之下。

张懋尝从虎口下侥幸逃生的这一年，清廷刚刚平定三藩之乱中吴三桂进入四川的军队。此时从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屠川，到清军与明军的厮杀，再加上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1673—1681年），历经40多年的战乱、厮杀、虎害和瘟疫等天灾人祸，四川全省人口已经从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600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丧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其实，早在公元263年的三国蜀汉末期，四川人口就已高达百万；到南宋末期，四川人口更是一度增长至近千万；此后在元朝人的屠戮下，四川人口锐减，经历明朝的移民和繁衍生息，到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全省人口一度恢复至600万人。但没想到明末清初这场历时40多年的战乱，竟然将四川一度打回了原始社会。

人退则虎进。

早在张懋尝虎口逃生之前，顺治年间，四川南充知县黄梦卜就向上级汇报说，他原来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506人，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现存223人”。黄梦卜不死心，又招徕了74人到南充落户，没想到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据《南充县志》记载，当时的县衙门、学宫全部成了老虎的洞窟，以致南充知县黄梦卜无比感慨地说：“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哉？”

老虎横行四川的时候，康熙皇帝也非常烦恼。

其实早在康熙的父亲顺治年间，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兵攻占了整个四川，但统计人口发现，整个四川，官方所能掌握的人口竟然只剩下16096丁（户）、共92000多人。正当清廷开始招徕国内各地人口到四川开垦时，不料三藩之乱又起，随后吴三桂的军队进占四川。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几万人口，转眼就在为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中死伤或逃亡殆尽。

曾经的天府之国，此时已经化为老虎纵横的人间炼狱。四川残破，则国家内陆不稳，于是康熙决定，通过大批量人口移民来填实四川，以此来挽救、振兴天府之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场历时100多年、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开始了。

就在荣昌知县张懋尝汇报从虎口逃生的第二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下发了一道圣旨，号召大清国的子民积极前往四川垦荒，并表示四川境内土地，不管原来是有主还是无主，在没人耕种和缴纳粮税的情况下，新移民只要愿意去开垦，垦荒土地就全部归属新移民。

土地是农业时代人民的命根。只要愿意开垦，就可以免费拥有梦想中的土地，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而且，这是由皇帝颁发圣旨保护、真实存在的“馅饼”，于是在临近四川的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云南、贵州等地，在人民的口耳相传中，一支支奔赴四川的移民大军开始陆续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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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源流，有一个永恒的命题：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在康熙年间，无数涌动在移民路上的人们会告诉你：我从湖广来，要到四川去。

在这场“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抢先进入四川的人，捡到了大便宜。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移民到四川广汉的平民张连义，意外发现他抢先抵达的四川广汉凉水井一带竟然荒无人烟，张连义拿着竹签和木片到处“插占”，没多久就圈了2000多亩地。在当时，由于长期战乱后许多土地荒无人烟，因此抢先回川的部分土著，和抢先入川的移民们，只要随便拿个东西“插占”，就可以圈个几百亩乃至上千亩地。

在四川中江，从湖广一带移民来此的刘廷齐，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所占的田地“地界旷远”，有时竟然一个多月都不能巡查完：“月余不能履其地。”而在一些偏僻的荒山地区，当时的新移民甚至“由人手指某处至某处，即自行营业”。

手指到处比画比画，你能看到的土地就是你的了，这种在今天听来近乎天方夜谭的奇闻，却是康熙中期大清朝真实存在的四川移民圈地景象。

这种任由移民在四川随意“插占”土地的奇观，一度存在数十年之久，即使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迁徙到四川的移民，还可以由清廷官方以一夫一妻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

平定三藩之乱后，在清廷官方的鼓励支持下，经过湖广等各地迁徙进入四川的移民，大概每年为8000户左右。整个康熙年间（1662—1722年），湖广等地进入四川的移民大概为155万人。当时，四川部分官员急于丈量土地以征缴钱粮。对此，康熙反而不着急。有一次，康熙就对四川巡抚年羹尧说：“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矣！”

康熙的意思是，四川久经战乱、土地空旷，所以先要给移民甜头，等到以后条件成熟了，再来清丈土地、征缴钱粮也不迟。

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皇帝开始在整个四川推行清丈土地，并实行按亩载粮、按粮征银的税制改革，这也是“摊丁入亩”改革的一部分。

由于到了雍正年间，占了土地要缴税，于是一些在康熙年间“插占”了大量土地，却又无力耕种开发的暴发户，不得不将大量土地贱价甩卖。雍正时期的四川，只要一两银子就“可购十亩之地”，甚至还有“鸡一头，布一匹而买田数十亩者。有旷田不耕，无人佃种而馈赠他人者”。

虽然历经明末清初的大规模战乱，但实际上到了康熙、雍正年间，中国实际人口已突破一亿大关。在湖广等人多地窄区域，从四川传来的土地几乎是不要钱，或贱如白菜的消息，震撼了整个湖广地区的人民，于是人们扶老携幼，目标只有一个：上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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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间来区分，湖广填四川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移民入川的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此时期清廷虽然占领四川，但不久就发生三藩之乱，以致移民填川的效果很差。

移民入川的第二阶段，大体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长达112年。这期间，由于清廷官方颁布“开荒即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由此带来了大规模的移民四川热潮。

而移民入川的第三阶段，则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算起，到大概同治年间（1862—1874年）终止。此时期，四川爆发“白莲教起义”，再度发生内乱，加上土地已基本被早期移民瓜分殆尽，所以仅有少量移民入川。

有研究表明，明清鼎革之际，中国进入了第四个灾害群发期，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地少人多，于是在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整个清朝时期共有20多万人选择了移民四川。

当时，世居福建漳州府南靖县隐溪的陈氏，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后，整个家族就有2000多口人集体移民四川，并落户在四川金堂。

乾隆十七年（1752年），原籍福建漳州府龙岩州溪口县万安里、时年40岁的徐美周，带着28岁的妻子韩氏，用一个箩兜，一头挑着六岁的儿子，一头挑着仅有六个月大的女儿，就这样靠着步行和肩挑，硬是走到了四川，并落户在了今天的重庆市大足区。

当时湖广填四川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由长江水路入蜀，第二条是由川北的川陕周边旱路入蜀，第三条是由贵州旱路入蜀。

由湖北、湖南入川的移民，最常走的是第一条的水路；由陕西一带入川的移民，则喜欢走第二条；贵州本省，以及广东、湖南等相对靠近贵州地区的移民，则喜欢走第三条。

远离故乡的路，并不好走。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来自湖南零陵的王氏兄弟，就记载了他们“阅巫山，度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轻舟万重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趋，经月余”，最终从湖南零陵经长江水路，抵达四川简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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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移民四川的路，也是冒险者和苦难者开拓的。

康熙年间，已经50多岁的广东连平人谢子越，听说四川经过长期战乱后“土旷人稀”，毅然认定这是“豪杰可乘之机会”，于是“挈眷西迁”，最终落籍成都华阳。

原籍广东长乐（五华）的教书先生范端雅，则因为饥荒走到了四川。雍正年间，粤东地区连续多年旱灾饥荒，面对当时家乡“凋敝未复”的窘困局面，这位私塾先生愤然而起说：“丈夫志四方，奚必株守桑梓。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乎？”于是，在饥荒和冒险主义的驱动下，范端雅最终带着五个儿子一起移民到了四川，并落户在四川叙永。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从湖北湖南邻近一带入川，最快也要一个来月。更远的例如从广东、福建等地出发，则最快也要三个多月。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为了移民四川，不惜变卖家产、倾尽家财出行。

雍正四年（1726年），来自广东兴宁的廖奕珍，就将全部家产变卖后，取得现金120多两银子“入川”，当时，廖奕珍带着妻子彭氏和年龄分别为16岁、12岁和8岁的三个儿子随行，当他们一家五口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四川荣昌县西街歇息时，已经用光了全部盘缠。“斯时也，盘费既尽，家无斗筲，举目无亲，借贷无门，拮据瘁瘩，固所难言。”

为了冒险到四川寻找幸福生活，来自广东长乐（五华）的钟宏予，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带着三个儿子一起启程入川，当走到湖南浏阳时，钟宏予已经是身无分文。钟宏予只得带着三个儿子留居在湖南浏阳，靠着砍柴卖柴为生，经过“奋力斩棘披荆，樵采三年，珠积寸累”，才终于攒了100多两银子。于是，雍正元年（1723年），钟宏予带着三个儿子再次出发，最终历时40多天，步行到了四川简阳县踏水桥，并在当地安家落户。

来自广东的曾廷槐，也在康熙年间带着弟弟们从粤东出发入川，当步行到半路时，他们的路费已全部用光。当时，曾廷槐的六弟和七弟都还小，于是二弟主张将两个年幼的弟弟都给卖掉来换路费，曾廷槐坚决反对。他说：“兄弟同气也，忍割同气以自生乎？亲灵必难相容也！”

于是，曾廷槐将自己穿的衣服和妻子陈氏的首饰全部卖掉“以资前行”，最终才得以步行到了四川金堂，后来，他们落户在四川简阳，并以租田耕耘谋生。

蜀道难行，蜿蜒崎岖，却也彰显情义。

康熙年间，来自湖南安化的谌安仕，靠着一根扁担和两个箩兜，将两个年幼的弟弟谌安忠、谌安位，一路挑到了四川三台县景福镇。20多年后，弟弟谌安忠娶妻生子，他的后裔为了纪念伯祖谌安仕疼爱弟弟们的情义，特地在景福镇建了一所“笃祜祠”来纪念谌安仕，这座祠堂有一副对联，联文写的是：

友爱笃前人，三千里外双肩弟；

贤劳感后辈，二十年来一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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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川路上，虎患也是严峻的考验。

康熙十年（1671年），四川广安邓氏家族的祖先之一邓绍祖，就在从广东返回四川广安的途中，“为虎所食”。

清朝初年的四川地区，在顺庆府和保宁府，甚至发生老虎成群游荡吃人的现象。清初文人沈荀蔚就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春：“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乃闻川东下南尤甚。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

沈荀蔚记载说，由于虎患太过严重，当时在四川省内的移民如果要去河边取水，甚至要组织一帮人马，敲锣打鼓持火把、拿着武器才敢出门，以此来恐吓老虎，但即使是这样，在清朝初年的四川，还经常听说某某州县的人，全部被老虎吃光了：“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馑疫疠者，又尽于虎矣。”

四川广安文人欧阳直在《蜀乱》这本书中记载说，当时移民入川的风险非常大：“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

欧阳直记载道，有一年夏天，他乘船从宜宾去泸州，竟然见到长江两岸的沙滩上，有许多又肥又壮的老虎在晒太阳。船靠泸州时，又见数十只老虎“逍遥江边，鱼贯而行”。欧阳直有一天晚上夜行，竟然在月光下见到四只老虎，幸亏藏匿在草间，才得以幸免于难。

比残酷的虎患更恶劣的，是移民环境的恶化。在清廷的政策鼓励下，整个康熙年间（1662—1722年），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福建、贵州、云南等地的移民前后达155万人之多。到了雍正时期（1723—1735年），四川开始丈量土地，限制人口流入，此时移民潮有所降低。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清廷再次放开限制，前往四川的移民又增加了420万人。

由于移民剧烈猛增，后来的移民已经错过了早期通过“插占”即可大量占有，或廉价购买土地的黄金时机。在乾隆、嘉庆年间，经历千辛万苦抵达四川的移民们尴尬地发现，四川早已并非先祖们传说中的天堂。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靠着帮人做佣工，或者租田佃种方式谋生。

到了乾隆时期，整个四川的土地已经是“开垦殆遍，几于野无旷土了”。

乾隆八年（1743年），四川巡抚纪山在奏疏中说：“查湖广等省外来之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可辟。”

与康熙年间抵达四川、许多能当上地主的农民不同，到了乾隆年间，四川即使是荒山野岭，也几乎已开垦殆尽。

定居于四川成都龙泉十陵的卢氏入川始祖卢仁彦，当初就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从粤东历经三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才抵达四川华阳。满以为是到了黄金天堂的卢仁彦，此时才发现四川已是无地可占。无奈之下，为了养家糊口，卢仁彦在抵达四川华阳的第三天，就开始帮别人耕田。他的二儿子帮人做佣工，三儿子则帮人放牛来谋生。

原籍广东兴宁的14岁的客家少年刘秀标，在入川抵达重庆江津县油溪镇后，以帮人放牛谋生。所幸这家女主人很有同情心，把他当作儿子一样照顾，到了晚上还帮刘秀标缝补衣服。由于刘秀标的衣服长期没有洗涤，不仅又脏又破，而且长满跳蚤，为此女主人还将他的衣服拿去“蒸湔”。

此前，刘秀标的兄长刘秀桂先行入川，当刘秀标找到哥哥时，才发现兄长由于帮别人当石匠，不小心被石头砸伤了脚，“成脓疮”。于是刘秀标到处为哥哥求医问诊，好不容易把哥哥的脚治好后，兄弟俩却花光了所有的钱财。无依无靠的两兄弟，最终在重庆街头被迫沦为乞丐。

而刘秀标、刘秀桂兄弟的遭遇，也是湖广填四川期间，部分赤贫移民艰辛生活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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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进入嘉庆年间（1796—1820年）后，随着四川土地的开垦殆尽，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最终逐渐减弱，并在同治年间（1862—1874年）后彻底消失。

历经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前后断续的移民潮，在湖广填四川近600万移民的补充下，四川的人口，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大约50万人，逐渐恢复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231.6万人。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川实际人口突破了1000万。

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川人口已达到2071万。宣统二年（1910年），四川人口更是达到了4800万。而四川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依托四川、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伟大的根基。

可以说，今天的四川人，融合且激荡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我们唇齿相依、自古一系。

而故乡，始终是难以忘却的存在。

在先祖移居四川100多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后来位列“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进士、刑部主事刘光第（1861—1898年）回到了福建武平的先祖故乡。

刘光第的先祖，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从福建武平县湘坑湖村，移居四川富顺县杜快铺卢家嘴。作为四川刘姓族宗返回原乡第一人，当刘光第返回福建武平时，宗亲们特别为他在祠堂举行了接风宴会，并引领他祭拜祖先灵位。此后，刘光第还脚穿麻布草鞋，跟随宗亲祭扫祖墓。为此，刘光第特地写了一副对联，联文曰：

数千里闽蜀一派源流；十几世祖孙同年乡会。

为了寻找故乡，民国军政强人杨森（1884—1977年），和他的祖先们，则整整找了200多年。

当初，杨森的先祖杨兴阶，于康熙年间（1662—1722年）从湖南衡阳县草塘村移居到了四川广安，到了民国初年，杨家在四川已繁衍九代，杨森是第七代孙。杨兴阶在临死前曾经嘱咐子孙们说：“我的老家在湖南衡阳草塘，你们有机会时，要去寻宗认祖，切莫忘记。”

杨兴阶的这个口头遗嘱在四川广安杨家世代相传，但子孙们传到后来，却把“衡阳”两个字给传漏了，成了“湖南草塘”，但湖南有70多个县，“草塘”究竟是在湖南哪里呢？

一直到1937年，杨森带领军队出川抗日，入湖南设防时，几经周折，终于获悉草塘村是在衡阳。为了迎接杨森回乡认亲，1941年夏天，湖南衡阳草塘村杨氏宗亲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返乡认亲仪式。杨森则为草塘村的杨氏宗祠题写了对联：

数传自巴蜀归来，得拜祖宗，欢腾一族；

千载冀衡湘子弟，共矢忠勇，捍卫中华。

返乡认祖后，杨森特地在草塘村住了四天，以此怀念乡情。

记载祖先于乾隆时期从广东兴宁移居四川奉节的《刘氏考订族谱》，则有一副联诗写道：

骏马骑行各出疆，任从随地立纲常。

年深外境皆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他乡吾乡，从湖广到四川，作为中国人，我们始终血脉相连。

湖南是怎样成为第一“强”省的？

湖南岳麓书院来了新掌门人，叫袁名曜。袁名曜是本省宁乡人，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11年后获聘任岳麓书院山长。一到任，门人就请袁名曜题写书院大门联。袁名曜说，我出个上联，你们对出来就是大门联。“惟楚有材！”他说。

大家都在使劲想。这时，湖南贡生张中阶进来了，大家告诉他有这么回事。听完，张中阶应声对曰：“于斯为盛！”

哇，张中阶这个对法很高阶。袁名曜出的上联典出《左传》，张中阶对的下联出自《论语》，都很有文化，意思也很美好，先把湖南人狠狠夸了一下，再把岳麓书院往死里夸。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天下闻名的门联至今还是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谁都可以到现场瞻仰一番。

历史上有许多事，说起来很玄。在这副门联出现之前的漫长的两三千年时间里，湖南人才不仅不盛，还惨淡得很。

那个时候，袁名曜的朋友、湖南安化人陶澍在国史馆参与编纂《嘉庆一统志》，一边编书，一边感慨，说我现在正在编辑儒林、文苑列传，湖南除王夫之之外，“得入者寥寥”。家乡历史名人不争气，搞得陶澍很没面子。

但是，在这副门联出现后的50年内，湖南人开始冒头，且一发不可收拾。整整100年里（约1850—1950年），湖南人才辈出，权势之重，功业之盛，影响之深，全国无出其右。用大师冯友兰的话说，湖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地区之一，不仅如此，湖南出的人才还都是大才，是“经纶治世之才”。

在全国各地“抢人大战”激战正酣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湖南人到底是怎样在近现代实现人才逆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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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感慨湖南历史上没人，戳到了湖南人的痛点。

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民国时期曾对“二十四史”列传中的人物进行籍贯考订，统计出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0多名，属于湖南籍的只有50多名，占比不到1%。比起雄霸前五位的省份——河南（912人）、河北（619人）、浙江（528人）、陕西（505人）、江苏（505人），湖南的人才历史简直惨不忍睹。

湖南自古不出人才，其实也不能怪湖南人，要怪只能怪地理环境。“地理决定论”在交通越不发达的时代，越能成立。

湖南地处内陆，不靠长江文明核心区，更远离黄河文明核心区，连运河文明的末班车也没搭上。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全省形成一个朝北开口的马蹄形。自古便有“四塞之国”之称，因而民性倔强，风气不开。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曾经这样评价湖南的地理氛围：“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也就是说，很长时间内，湖南人根本就是游离在中原文明之外。无论是贵族荫庇，抑或科举取士，哪一种人才选取模式，都轮不到又远又穷又落后的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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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无人才，怎么办？总得有人来带头，悲伤的陶澍站了出来。他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发按钮的第一人，虽然影响不及曾国藩，但是，他影响了曾国藩（这一点很重要）。

陶澍是安化人，历任安徽、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实学，认为“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读经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时，为现实所用。在他周围，团结着一拨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则是嘉道年间湘系经世派的首领，带头大哥。

长沙人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辅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编订《皇朝经世文编》，后任云贵总督。《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派的“圣经”，推动晚清士人从务虚向务实的方向发展。

在袁名曜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第二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书院来了个学生。这名学生是邵阳人，之前参加县试、府试，都考取了头名，前途看好。他在岳麓书院待的时间很短，但这段岁月影响了他一辈子。他就是后来编出《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魏源曾被陶澍、贺长龄延聘为幕僚，并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能领先同时代人几个身位，是因为有经世派学风打底。

湖南这一拨人才，还有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曾任湖北学政，晚年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贺长龄的女婿、长沙人劳崇光，曾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陶澍的好友、善化人（现属长沙）唐鉴，理学大师，曾代理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湘阴人李星沅，官至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兼河道总督，等等。这拨人，是近代以来湖南人才崛起的先声。

陶澍对湖南的意义很大很大，因为他影响下的湘系经世派人才群给湖南留下了两件“法宝”。这两件“法宝”在此后湖南历次人才爆发中，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件“法宝”就是陶澍他们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影响所及，“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直白点说，这种学风影响下的湖南人，读书一般，但实践能力强，动起手来就能改造社会，改变国家。曾国藩、谭嗣同等不同时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与践行者。

另一件“法宝”则是，用实践告诉湖南人一个真理：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陶澍他们的主要活动，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内，而在省外。窝在省内，视野受限，空间狭隘，是没有什么大前途的。

湖南人要吸纳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必须到京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去，比如魏源中举后在江浙一带任职，接触了较多的外国文化，这才有了他那些警醒世人的进步主张。另一方面，湖南人要影响全国，在国家层面有话事权、话语权，也必定要走出去才行。太平天国时期，湘军成批走出湖南，造就了湖南人在国家军政系统无可替代的地位。

3

湘乡人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后，特意转道金陵，去拜见前辈陶澍。他对陶澍极其佩服，曾细心研读过陶澍全集。这套《陶文毅公全集》，是益阳人胡林翼送给他的。

胡林翼是陶澍亲选的女婿，陶澍一度把他带在身边着力培养。在湘军高级将领中，胡林翼是对曾国藩渊源最深、私交最厚、帮助最大的人了。

湘阴人左宗棠，和胡林翼同一年进京赶考。胡考上了进士，左名落孙山。不过，胡极力向老丈人推荐左，左宗棠得以与陶澍相识。陶澍大左宗棠33岁，但他同样很欣赏这名晚辈，认定左宗棠将来必成气候。陶、左两人于是成为忘年交，发展到结成儿女亲家。

这样，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夜，围绕在陶澍身边，近代湖南真正意义上的人才爆发式群体——湘军的主将，已经完成了聚集。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出身的新宁人江忠源，通过湘阴人郭嵩焘的介绍，认识了在京城翰林院工作的曾国藩。曾国藩此时已经中了进士。

告别时，曾国藩出门目送江忠源，紧接着回头对郭嵩焘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人听了都很诧异，不知道曾老师说得准不准。

这一晃，就过了七年。没有人想到一帮来自广西的造反者，最终吞噬了大清半壁江山。当时，曾任河南巡抚的李僡跟咸丰皇帝报告说，他在河南怀庆战役期间，亲眼看到黑龙江旗军见了太平军撒腿就跑。

清政府的主力部队八旗、绿营都不顶用，挽救大清危亡，只能靠新力量。新力量是什么？当时人心里也没谱，这时候，江忠源在老家已经募了一批新宁勇，搞团练，战斗力不赖。丁忧在籍的曾国藩于是请求清政府同意他在湖南办理团练。最初的士兵来源，正是曾的老家湘乡和江的老家新宁，这就是湘军的雏形。

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已经官至安徽巡抚的江忠源，眼看着庐州城被太平军攻破，投水自杀，应验了十年前曾国藩对他的预言。

一年后，湘军在湖口、九江被太平军虐得溃不成军，曾国藩气得投水自尽。不过，他的命比江忠源硬，被部下救起来了。

郭嵩焘说，曾国藩之所以预言到江忠源的结局，不是因为他相人相得准，纯粹因为两人是同类人，都是湖南人，都有相当激烈的性格。

大难不死，遂有转机。在与太平军激烈对抗的十年中，湘军的权势如日中天。因军功而获保举上位的湖南人，成为晚清各省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群人。

整个晚清70年，一共有375名总督、巡抚。这些封疆大吏，八旗占了97人，占比超过1/4，这是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不可动摇。除此之外，诞生封疆大吏最多的省份，就是湖南了。湖南以40人，高居各省榜首，占全国的10.67%。有句话说“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确非虚言。

在湖南省内，湘乡县尤其扎眼，一个县就产生了九名督抚，比大多数省份一个省的督抚还多。湘乡是曾国藩的老家，湘军用人，喜欢用同乡人，所谓“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曾国藩语）。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这一时期（包括后来的民国时期也不例外），湖南人才大爆发的主体在湘军军功，也就是在武力层面，跟文化层面关系不大。这从晚清湖南的进士人数，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清全国考中进士的人数大约7900人，按省份划分，浙江、江苏、山东名列前三，湖南考中313人，人数大约仅为浙江的一半，排到了第14位，只比人才存在感相当弱的广西多了十几人。

总结一下，湘军人才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曾国藩是公认的领袖，地位无可撼动。第二，地域相当集中，主要集中在湘乡、长沙、宁乡、湘阴、新宁等地区。第三，高官居多，都是凭借军功坐上晋升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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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集团的崛起，对湖南的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了湖南过去那种“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的状况。

湘军兴起之前，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湖南在中国的版图中存在感极弱，可有可无。但湘军兴起之后，整个湖南对中国价值立马跃升了好几个档次。

长沙人杨毓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即太平天国运动）始。”

湘军将才的发迹，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需求。杨毓麟的话，绝非溢美、自夸之辞。顺带说一句，1911年，杨毓麟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赴利物浦海边，蹈海自尽，死在了民国前夜。湖南人那种卓厉敢死的个性，十分强烈地表露出来。

湘军走出湖南，使得湖湘子弟满天下，同时也表明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

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湖南人心态和心气的变化。陶澍当年感慨湖南无人时，那种胸闷气短，到了谭嗣同、蔡锷、杨度这群人这里，是难以体会的。这时，湖南人的心态和心气彻底变了，骨子里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气，有一种拯救中国的使命感。

邵阳人蔡锷曾经提出“湖南民族主义”的构想，即湖南自立以对内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对外抵抗外国侵略者。湘潭人杨度的话，知名度更高：“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种地域自信，是其他省份的人所无法企及的。

尽管湘军后来衰落了，但湖南这个人才库，依然源源不断走出一流的人物。紧接着湘军人才群，就先后有两拨人才：一，光绪年间，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湖南维新志士。他们是全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左翼激进派，在湖南建学堂、办报刊、设学会、倡办近代工矿企业，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二，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是同盟会的核心，多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湖南是武昌起义后的首应之省，湖南人又是反袁护国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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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民国时期，湘军集团对湖南人才密度和人才结构的影响，还在继续。

湖南民众自古以来习惯于农耕，较少外出经商和从军。但湘军兴起后，许多普通家庭以军功兴旺发达，因此，不仅一些无业游民乐于习武从军，就是许多农民也纷纷放下犁耙，走出田园，拿起刀枪，走上战场。

杨度说，咸同之际，湘军战胜，湘人侥幸之心因而大盛，出现了人人乐于从军的景观。“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无返兄逾烈……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

从此，湖南人和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无湘不成军”的谚语，湖南人才也多为军事人才。

黄埔军校办在广州，但它的早期毕业生中，不是广东人最多，而是湖南人最多。蒋介石当年北伐统一全国的国民革命军中，高级将领也是湖南人最多。这两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在中国范围内，跟湖南形成最大反差或最互补关系的是江苏。江苏在文教科技领域，全国遥遥领先，但在军事领域，却跌入谷底。尚文与尚武，两种民性的差异，恰好代表了中国的两极。

湘军人才群体对湖南的影响之深远绵长，而且形成了伟人影响伟人、一流人物影响一流人物的格局。曾国藩之后，湖南总能出大人物，绝非偶然。近一百多年来，湖南人的国民性，至少有一半是曾国藩影响和塑造出来的。他们的较真、韧劲、不畏死、崇尚武力等性格，都是曾国藩的“遗产”。

1955—1965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授少将以上将帅1614名。湖南虽然排第三，落后于江西、湖北，但是其开国将帅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湖南有204名开国将帅，其中元帅3名、大将6名、上将19名、中将45名、少将131名。就全国占比来看，湖南籍元帅占了将近1/3，大将超过一半，上将占1/3，中将占1/4。中将以上将帅人数，湖南绝对全国第一。这些湘籍将帅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靠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茶陵、醴陵地区一带。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一个省也是如此，湖南人近代以来完成人才终极逆袭，主要靠这两点：一靠自我奋斗。湖南人个性坚韧，认定一个目标，就会死磕到底，有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二靠历史进程。有句话叫“湘运之兴，从湘军起”。湖南“省运”亨通，真应该好好感谢曾国藩，以及影响了曾国藩的陶澍。

晚清150年来最失落的省份，为什么是它？

建文帝在位的时候，举行过一次科举殿试，那是他当政的第三个年头（1400年）。

这一场科举结果一公布，整个国家惊呆了：一甲三人，胡广、王艮和李贯，都是江西人，而且还都是江西吉安人。不仅如此，二甲头名和第二名，依然是江西人。也就是说，这场科举全国前五名，被江西人包了。

然而，这还不算是江西人最高光的时刻。四年后，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在位的第一场科举考试，前七名，无一不是江西人。

连皇帝都没辙，想换个状元，换个榜眼，岂料换来换去，都是江西人。

明朝的官僚养成与晋升途径，基本就是科举。江西人考试厉害，以至于当时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整个国家，江西人撑起了半边天。

可怕的江西人！

江西人表现太抢眼，所以有人看不过眼。正德年间，内阁大学士、河南人焦芳，就向皇帝建议停止授予江西人京官职位，为什么？“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

哦，因为在焦大人眼里，历史上的王安石、吴澄两个江西人都是“祸害”，所以所有江西人就都是“祸害”？

这么粗鄙的推论，根本包藏不住焦大人的报复与嫉妒心理。

其实，从宋代开始，江西就开始崛起，经济、文化双繁荣。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三个是江西人。宋、明两代，江西籍进士人数都是全国老二老三的地位。尤其是明朝前期，江西的光芒极为耀眼。

即便到了清代，江西在科举上发挥有所失常，但进士人数依然排全国第五，属于第一方阵成员。南昌、吉安、抚州、建昌，这几个地方，哪一个不是全国盛产进士城市榜单的常客？

然而，只有经历过巅峰岁月的人，才知道跌落的时候有多痛。一个省份，亦是如此。江西，一个曾经如此人才辈出的省份，在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却失落成一个毫无存在感的省份。在他省抢人才的时候，只能靠抢棺材出一出恶名，江西，究竟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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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衰落，是从一场拉锯了十几年的战争开始的。1857年，率军在江西抵御太平军的湖南人曾国藩，因为父亲去世需要回去奔丧，这期间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了封家书。

在这封家书里，曾国藩说，自己在外数年，吃的亏，受的气，着实不少，对人对事，全然没有愧疚感，唯独愧对江西绅士。

为什么自感愧对江西呢？曾国藩讲了两个理由：第一，我打太平军的军饷，都是从江西劝捐来的；第二，江西人出了钱，把钱都投到战争上了，但我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

这两个理由，不能算是曾国藩的错，但确确实实拉开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序幕。

先说第二个，持续了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对江西的破坏实在太大了。自1853年二月，太平军从武汉沿江东下，占领九江、湖口、彭泽开始，到1865年十月，其余部最后退入广东为止，在接近13年的时间里，太平军多次进出江西。江西成为主要战区之一。

在曾国藩深感愧对江西的前两年，他才在九江吃了大败仗，几乎跳湖自杀。

残酷的战争，使往昔富庶的赣江西岸人烟寥落，不闻鸡犬之声。江忠源为了抵抗太平军，曾在南昌城外实施焦土作战策略，把城外民居烧个精光，连滕王阁都未能幸免。

根据历史学家曹树基的测算，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刚爆发，尚未波及江西，江西人口达到2400多万；1865年，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江西人口锐减为1200多万。

也就是说，十余年间，江西人口大约损失了一半。

在人口即是生产力的年代，一半人口说没就没，对这个省的影响绝对是致命的。

当然，太平天国战争对整个中国南方的破坏，尤其是江浙两省的破坏，一点儿不比江西逊色。江苏、浙江的人口损失率，也比江西大。不过战后，这两省凭借区域优势，通过外来移民和人口自然增长，元气恢复比江西快得多。

江西迟迟未能从这一波人口创伤中缓过气来。直到1953年，整整100年过去，中间又历经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巨大消耗，江西人口离太平天国战争前的峰值还有近800万的差距。

一个地方，千万不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一定要成为商家必争之地。整个江西，地理位置号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说白了就是中间地带。这种“中间省份”，要发展成商货的必经之地，那就稳赚不赔；要碰上乱世，那就是“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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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曾国藩自觉愧对江西的第一个理由：江西变成军饷提款机。

曾国藩在江西打太平军时，江西士绅捐了八九十万两军费。但如果算上整个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西在军费上的募款（实际上是摊派），则高达1.3亿两，排在全国前列。

可怕的是，晚清的劝捐，就跟财政鸦片一样，一抽就上瘾，停不下来。平定太平天国后，地方士绅的捐输仍是清廷筹集各种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国内哪个省有战事，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到江西弄点钱，最高峰时甚至出现了几省同时在江西设局劝捐的局面。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实在看不过眼，多次向朝廷上书，说江西历经太平天国战争，实际上已经全省糜烂，民力难支，但浙江、安徽刚来刮过一轮了，陕甘云贵四省又来，“凡属殷实之家，早已精疲力竭，目下可捐之户，殊觉无多”。再这样捐下去，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不仅有摊派式的劝捐，还有强制性的厘金。

厘金最早也是因应军费开支而起，一旦征收就停不下来。江西是全国较早征收厘金的地方之一，征收税率远远高于临近的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份。

清政府对厘金税率的规定是“逢百抽一”，即1%。但江西起初是征收2%，后来一路加码，加到了10%。时人说，“江西厘金之重，尤甲于天下”。最高的年份，江西一省所征收的厘金，占到了全国的11%。

最要命的是，针对江西士绅的捐输，针对江西商货的厘金，搞得当地各阶层苦哈哈，但最终没有一毛钱用在本省的经济建设上。

江西平均每年的厘金收入是100万两左右，这笔收入的分配是这样的：上交中央占掉35万两左右，军费开支占掉30多万两，其他费用占掉30多万两，剩下用于本省的比例不到1%。

有历史学者因此认为，战后的江西疲于应付朝廷的各种财政需求，无法集中人力和财力进行地方社会重建工作，导致社会经济恢复缓慢，终于奠定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格局。

对江西来说，如果说上述原因是制度性悲剧，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基本决定了本省的衰落不可逆转。那就是近代中国的商路与贸易重心转移，堪称江西没落的历史性悲剧。这个趋势与战争、摊派、重税对江西的敲骨吸髓几乎同步进行，简直是雪上加霜。

具体来说，鸦片战争以前，江西南面依托广东，北面连接内地，是内地商货集结南运广州的一大干道。赣江上形成一些繁盛的商埠，经济总体比较发达。

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开埠与商路变迁，中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加上后来外国轮船获许在长江上通航，全国的内外商货流通改道，赣江的重要性一去不返，传统由江西至广东的商业运输路线完全衰落。江西一下子从经济干道变成商路死角，地位陡然失落。

被抛离了地缘优势的江西，近代以来眼睁睁看着东南沿海一圈省份的崛起，自己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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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江西在宋、明两代的辉煌，其在近代的黯淡，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人身上。

我们常说，近代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几个字说起来轻松，对当时人而言，真是血淋淋的转变。

最明显的转变，至少有两个：一是军功时代的来临。乱世之中，动不动就跟外国人宣战，还有国内此起彼伏的造反叛乱，军事人才显得尤其耀眼。众所周知，湖南就是凭借湘军崛起，军政人才辈出，几乎左右了近代中国的国运。江西恰好相反，军政人才奇缺，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在江西所向披靡，正是因为江西“既无用兵之材，更无带兵之人”。

二是洋务时代的来临。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是不断受到西方冲击，从而做出回应的过程。这种回应，就是向西方学习，从机器、实业到制度、文化，哪个地方出的洋务、实业人才多，哪个地方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基本上，中国最早的洋务派都是军功人才转型而来的，江西没有什么“中兴大臣”，在这方面相应也落后了。

在这样一个靠军功和洋务说话的新时代，江西的精英到底在干吗呢？忙科举啊。

美国学者有一个观点，近代中国不行，恰恰是因为近代以前，中国太牛了。这叫文明的包袱，也叫传统的禁锢。江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宋、明两代的科举之盛，造就了江西发达的文教传统。科举越是成为江西的优势项目，他们就越不愿意放弃。19世纪后半期，江西的兴学读书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盛。可惜的是，当时江西人所兴之学、所读之书，仍是传统的那一套，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基本背离。

太平天国战争那十几年，科举考试中断了，这对江西人来说，那种痛苦简直难以名状。所以，战乱一过，江西人口虽然锐减一半，但科举人数却呈现一个空前罕见的高潮，成为全国唯一科举生员人数不降反升的省份。

还有一个数据，能够说明江西人对传统科举的趋之若鹜：太平天国后，全国捐监（花钱买监生资格）人数约为53.3万，其中江西就达5.8万，占全国总数的10.8%。除了八旗子弟，江西位居全国第一。

你看，当时代潮流已经转向军功与实业的时候，江西人的兴奋点仍旧停留在传统的科举功名上，这还怎么与时俱进？

江苏、浙江这两大科举强省，在晚清的科举成绩也很炫目，但这两个地方地处沿海，受到西方冲击的力度更大，不管主动还是被动，科举出身者更善于自我调整，更乐于接受新事物，因而产生了状元实业家张謇、进士出版家张元济等牛人。相比之下，江西传统精英的泥古不化，还是挺可怕的。

整个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期间，江西境内既无传播新思想的报纸，也无介绍、研究西学的书籍。难得出了几个新式人才，也基本在本省无所作为。比如瑞金人陈炽，他的《庸书》《续富国策》等宣扬维新思想的书，在外省反响巨大，多次重版，但在本省却不能出版。

再比如修水人陈宝箴，是晚清少见的开明督抚，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湖南，把湖南的维新事业打造得有声有色。相比之下，近代江西历任大员中，多为顽固守旧、庸碌无能之辈，对洋务、维新事业不仅不予扶持，反而严加抵制。期间虽也有沈葆祯、刘坤一这样的洋务官员主政江西，但因其主要致力于镇压太平军和奔波于防军救灾，并未把江西带上近代化的轨道。

中国出宰相最多的家族，藏在山西一个小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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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出宰相最多的是哪个地方，哪个家族吗？

告诉你吧，中国出宰相最多的，是山西闻喜县的裴氏家族。

裴氏家族发源于山西省闻喜县裴柏村。这一带位处山西境内黄河之东，故古代称之为河东。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裴氏家族，也以“河东裴氏”闻名于世，是中古时代的世家大族之一。

中国的历史很长，出一流人物的家族不少。但像裴氏家族这样，绵延2000年，兴盛800年，可谓绝无仅有。

别看裴柏村现在所在的地方，一副典型内陆农村的样子。但在汉唐时期，这里属于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范围，是典型的中原之地。

据记载，河东裴氏最早是一支由西北地区进入中原地区的、以放牧为业的氏族，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熏陶，到春秋时期才完全融入中原文化。

类似这样的氏族迁徙与交融，在中华文明早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裴氏家族的经历，在当时那叫一个平淡无奇。

神奇的是，到了汉末魏晋之际，裴氏突然爆发，像烟花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绽放，然后进入长时段的辉煌展示，一直到唐朝末年，方才渐渐黯淡下来。也就是说，裴氏家族这场豪华密集的烟花表演，延续了整整800年。此后进入零星绽放阶段。

用史书上的话说，这叫“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兴，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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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氏家族的辉煌史，肇始于裴潜。此人名字听着很“赔钱”，实际上为裴氏赚足了崛起的本钱。在他之前，裴氏陆续出过一些人物，但正史不曾为他们单独作传，可见其影响力还是相对有限。

裴潜超越先辈的地方，正在于他是正史为之立传的第一个裴氏族人。《三国志》记载，裴潜曾做曹操的军事参谋，才智卓越，曹魏立国后，官至尚书令，封清阳亭侯，是裴氏家族的第一个宰相。

对裴家来说，从零到一，很难；但从一到多，极易。

怎么个容易法？裴潜的儿子裴秀、侄子裴楷，并列晋朝公侯，同为宰相，一时荣耀无比。之后，裴秀之子裴頠、裴楷之子裴宪，先后官至晋室侍中，亦均为宰相。

看到没，从裴潜开始，祖孙三代，五人入相，其间不过四五十年时间。这个家族就像开了挂一样，冲往巅峰。

随便哪个家族，要是有河东裴氏此时的成才纪录，那就足够他们包装宣传两三千年了。但河东裴氏的厉害之处在于，这点成绩，只能算是这个家族开始崛起的一个热身。

真正的巅峰之作，是在唐朝。唐朝289年，河东裴氏出了17个宰相，宋代欧阳修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将河东裴氏列在了第一位。

不仅如此，节度使、将军、都督、尚书、刺史等高官要职，更是一茬一茬，连驸马都出了10个。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官做，哪里就有裴家族人。

有学者统计，李唐一朝，史籍上有名字可查的裴氏族人，高达600余人。唐朝不愧是河东裴氏最辉煌的时代。

五代以后，裴氏逐渐衰落，不过偶尔还有大人物冒头。

纵观河东裴氏家族史，从汉末到五代，整整兴盛了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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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才之高密度、高质量，无出其右，裴氏家族到底做对了什么？古往今来，许多人试图探求其中的秘密，有些人还专门跑到裴柏村，希望找到答案。

明末大儒顾炎武就曾访问裴柏村，拜晋公祠（裴氏宗祠，因裴度封晋公，故名），说在村里登垄而望，十里之内丘墓相连，连着100多个墓主，都是有名字、官爵可考的历史人物，很是震撼。

这次访问后，顾炎武总结，联姻、世袭、自强这三个因素是裴氏家族兴旺的主要原因。

这种归纳当然没错，河东裴氏的起落与门阀制度的兴衰轨迹基本是一致的。裴氏作为衣冠望族，尤其是裴寂——大唐开国功臣第一，奠定了整个家族此后200多年兴旺的基调。

然而，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中古时代，世家大族起起落落，并非一成不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是常有的事。像河东裴氏这样，长盛不衰，除了时代与制度的因素，肯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答案也许不复杂，就在这16个字里面：重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

这16个字是裴氏家训的核心，久而久之，成为裴家的家风。欧阳修曾指出，良好的家风是裴氏兴盛的主要原因。这话不是虚的，它实打实地在历史中发挥作用。

我们今天也在热议家风，懂得良好家风对于子女成才的重要性，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说和做的关系：在家庭内部推一个能说的当新闻发言人，对着稿子念我们家有多高尚，尽量用上一些好词、大词，提几点希望，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了。

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裴氏家训是根据这个家族牛人的所作所为，逐步提炼出来，进而作为整个家族行为规范的指导，反过来影响和重塑家族的历史。也就是说，这16个字，是人家已经做出来的事实，不是提出来的希望。

家训，落实了才叫家风，写在纸上、停在嘴上，只能叫“家封”，封起来落灰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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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氏家训的16个字，仔细琢磨，每个字都很有分量。

开头就提“重教”。重视教育，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基础。作为世家大族，河东裴氏其实并非依靠武力，或者依靠门第来保持家族势力，而是通过教育，形成家学门风，确保人才辈出，不被时代淘汰。

我们读《晋书》《南史》《北史》或新旧《唐书》，经常会发现，无论讲到哪个裴氏人物，都会用“博学稽古”“博识多闻”“博涉群书”，以及“自幼强学”“少好学”“世以儒学为业”等记述。

可见，许多裴氏族人，是凭真才实学走上仕途的。武则天时的著名宰相裴炎，早年在弘文馆就读时，每逢休假，其他同学都出去疯玩，只有他读书不废。人事部门要举荐他出来做官，被他拒绝了，理由是“我的学业还没完成”。他就这样勤奋苦读了十年，最后自己通过科举之路入仕。

唐宣宗朝名相裴休，少时和两个兄弟一起读书，“经年不出墅门，昼讲经籍，夜课诗赋”，相当刻苦。最后，兄弟三人皆进士及第。

裴氏家族非常推崇“自立求功者荣，因袭获爵者耻”的精神，不管富贵贫穷，都把教育作为唯一出路。

古往今来，“重教”都是一个真理。

接着，裴氏家训中提到“守训”，就是要子孙遵守规则，严守祖训。没有一个“守”字，说再多都是空文。

然后循序渐进，讲到裴氏子孙要做什么样的人才，叫“崇文尚武”。就是鼓励子孙做全才，不偏废一科。据不完全统计，河东裴氏历史上出了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这两个偶然一样的数字，背后其实是“崇文尚武”的家训在发挥作用。

历史上，很多家族出得了文臣，出不了武将，或者相反。裴氏家族则把家族人才的成功之路拓展得相当宽泛，随手举下例子：裴氏中，政治家有裴度、裴寂、裴楷等，军事家有裴行俭、裴骏等，治国能臣有裴光庭，法学家有裴政、裴耀卿等，外交家有裴矩、裴世清等，史学家有裴松之、裴子野等，地图学家有裴秀，小说家有裴启，书法家有裴休，画家有裴宽……

这些优秀的裴家人物代表，“从政者行惠民之法，习文者出不朽之作，研习者留济民之术”，成就都是杠杠的。

再然后，裴氏家训继续提到“德业并举”。意思很明白，建功立业很重要，道德修养也很重要，要两条腿走路，不可偏废其一。有德的能人，利国利民；无德的能人，祸国殃民。

一个人如果不讲道德底线，能力越大，危害越大。因此，裴氏家族最后把家训的落脚点放在道德上，千头万绪，拎出四个字——“廉洁自律”。这是对成才后的子孙的训诫，可谓抓住了预防人性堕落的要点。

一个人的堕落，要么起于贪念，要么缘于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廉洁+自律，是防堕落的不二良方。

裴昭明是裴松之的孙子，名门之后，但他不贪暴利，为官清廉，靠微薄的俸禄持家生活。连齐武帝都赞叹说：我读的书少，不知道有哪个古人能跟裴昭明一样清廉。

裴昭明经常对人说：“人生何事须聚蓄，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因此，他终生不治产业，连房子都没有。如此通透的人生观，确实是裴氏族人的典范，家训的践行者。

北周官员裴侠，爱民如子，身为地方最高长官，一天没一顿吃点好的，当时就有歌辞称赞他：“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

有一次，皇帝让裴侠单独站在一边，对其他牧守说：“裴侠清正廉明，谨慎奉公，在这方面他是天下第一。你们中间如果有人自认和裴侠一样，可以过去和他站在一起。”众人面面相觑，无人敢为。自此，满朝文武称裴侠为“独立使君”。有同僚讽劝他说：“人身仕进，须身名并裕，清苦若此，竟欲何为？”做官不就是图名图利吗，你日子过得苦哈哈的，图啥呢？

裴侠答道，清廉是作官本分，节俭是立身基础。我清廉自守，并非猎取美名，意在修身自重，唯恐辱没祖先啊。

良好的家风，让裴氏族人为了营造和保持这个小环境，都心有忌惮，故而能够在浊世中保住操守。尽管这样做很不容易，碰到不好的时代，像裴侠一样，可能同僚们都以贪贿为常事，他自己反而被孤立，如同独行侠。这个时候，裴侠内心的笃定，以及坚守的力量，就是来自家风祖训中对道德的追求。

除了正向激励，裴氏家规中还有反向震慑：凡贪官污吏，死后均不得葬入祖坟。这条红线，严禁族人子孙触碰。

我们不能说裴氏不出贪官污吏，但确实极少极少，大奸大恶之人，更是几乎没有。历代正史中，被立传的裴氏族人大约105人，除了北朝的裴景颜、唐朝的裴延龄等四五人之外，都可用“廉洁自律”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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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一个家族出这么多高官，却能大抵保住“不湿鞋”的门风，真的很不容易。

历史上还有个传统：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一个人发迹了，不管做官经商，都要回老家盖大房子，不撒币心里难受。但我们看裴柏村，虽然有这么辉煌的家族史，整个村子自古以来就没出现过什么恢宏的建筑，以至于现在除了古柏和石碑，几乎没有古迹可寻。这种深入骨髓的低调，跟裴氏的家风教养密切相关。

唐僖宗的宰相裴坦，其子娶了同朝为官的杨收之女，陪嫁物品中有许多金玉首饰。裴坦看到了，立刻命人撤去，厉声说道：“乱我家法！”

家法，即是家风。裴柏村全村常住人口据说历代没有一次超过1000人，但裴氏家族却出过59个宰相和59个大将军，以及各行各业的顶级人才，这是一个奇迹，又是一种必然。

古谚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河东裴氏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深宅大院，也未曾留下万贯家财，而是留下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以及修身自重的道德规范。

在一个人精当道、如鱼得水的年代，谁曾想到，正是这些“天下最笨”的传统，把一个小小的家族推上了历史的巅峰，让如今多少大富大贵之家望尘莫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