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体制之外:再小的力量,也可以影响世界

第八章
体制之外:再小的力量,也可以影响世界

玄奘取经回国后,究竟过得怎么样?

话说唐僧师徒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西天以后去拿经书的时候,几个神仙竟然跟唐僧索要小费,说:“圣僧东土到此,有些什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

唐僧到佛祖那里告状,没想到被佛祖训斥了一顿:“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

神佛世界也要讨价还价,搞得唐僧满眼垂泪道:“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

这是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里面的情节。从这个情节,可以看出这部神魔小说之所以伟大,在于它借神佛妖怪的世界,写出了从古到今中国社会的实况。即便是现实主义小说,也很少写得像它这么入骨。

本文要讲的,正是唐僧的原型——历史上真实的唐玄奘的故事。这位凭借信仰的力量,九死一生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佛学大师,返回大唐后,就要面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政治的现实。

玄奘的风光背后,有着怎样的无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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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46岁的玄奘出现在大唐的京城长安,眼前的场景一定让他十分恍惚:沿路挤满了追星的人群,每个人都想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的容貌。

在政府官员的迎接和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龄的接待下,玄奘进入下榻的弘福寺。

随后,朝廷还在长安朱雀大街南端,把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520夹、共657部佛经和150粒如来肉舍利以及7躯金、银或刻檀佛像陈列出来,让官吏士人瞻仰。

右武侯大将军、长安县令等官员亲自主持大会。因为盛况空前,必须动用京师治安衙司维持秩序,不许参观者随便烧香散花。

大唐用盛典欢迎偶像的回归。此前为取真经无畏无惧的玄奘,此刻却颇为惶惑和疑惧。

早在一年前,他到达于阗进入大唐帝国边境后,就派人跟随商队到长安向朝廷呈上表章。用意只有一个,向朝廷解释自己当年违禁偷渡出国的原因。尽管十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担心朝廷会治罪于他。

贞观三年(629年),他利用朝廷允许饥民四处就食的机会,跟随寻找粮食的队伍,溜出了长安城,一路向西,费时四年,行程几万里,才到达佛教的发源地印度。

那时候,唐朝开国不久,西突厥雄踞中亚,新疆以及阿富汗一带的小国家均仰其鼻息。唐朝政府为了国防需要,禁止人民私自出国。玄奘多次向朝廷请求出国,都未获同意,只能采取偷渡的形式。结果,一路艰险,都被他逢凶化吉。现在,他要回国了,仍然担心朝廷追究旧账。

上表八个月后,玄奘终于接到允许回国的敕令。到达沙州(今甘肃敦煌西)时,为了证实朝廷敕令的确切,他再次呈上表章报告自己的行踪,听候朝廷发落。

唐太宗李世民这时正在洛阳,准备出师远征高丽,接表后敕令玄奘速来相见。玄奘得到消息日夜赶路,希望在皇帝征高丽前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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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召唤和长安官员的隆重接待,都未能使玄奘放下心来。去国这么多年,他对国内的政治尺度有些吃不准。因此,安置完毕携带的经像佛典,玄奘匆匆忙忙赶赴洛阳。二月一日,他在洛阳皇宫仪鸾殿拜谒了唐太宗。此时距他抵达长安仅过去一周。

此后20天中,玄奘被连续召入内殿密谈,从早到晚直至擂鼓关闭宫门。他们具体谈什么,史书并无记载。

唐太宗为什么如此礼遇玄奘这样一个曾经的违法出境者?历来说法不一。我认为,唐太宗此时迷上佛教的可能性不大。李唐统治者尊老子为先,用“黄老之学”治国。唐太宗在位20余年,道佛并举,但仍以道为主。

史载,唐太宗曾要求“战地建寺”,为殉国战士作法事,但此举只能说明他是为了告慰安抚人心,而不能说明他本人对佛教有多少信仰。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佛典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太宗急于召见远道归来的玄奘,与他欲建立东方世界霸业,开疆拓土有关。过去几年,他相继平定高昌,占领焉耆,准备征服龟兹。此刻,又要出征高丽。所以,他对佛学并不关心,而是让玄奘尽快整理西域各国的真实情况,好为他的“天可汗”大业服务。

很明显,太宗是个惜才的皇帝。他觉得玄奘谈吐不凡,对西域各国地理、历史和国情了如指掌,便竭力劝说玄奘还俗,在朝中做官辅政。很不巧,他碰到的玄奘,也是个伟大人物。如果之前十几年的付出,只是为了积攒声誉,好在朝中做官,那就太把玄奘的理想庸俗化了。

无论当年的九死一生,还是如今表面风光的君王礼遇,玄奘都未曾改变初衷。他的一生,只为信仰而活。所以玄奘一再婉言拒绝了唐太宗的“好意”。

太宗又要求他跟随御驾东征高丽。玄奘以佛门弟子不得观看兵戎厮杀为由,拒绝了。

不过,玄奘向太宗提了个请求,希望皇帝可以让他到少林寺翻译佛经。这个请求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皇帝不许他躲避入山。

在这名雄才大略的天子眼里,玄奘说到底是有“前科”的人,现在虽说载誉归来,可以既往不咎,但我对你的了解和把控十分有限,而且你初到长安就万人空巷,号召力这么强,终归让人不放心。一切超越皇权掌控的举动,都不会被允许。

玄奘与皇帝的分歧,已经暴露无遗。一个得道高僧,拼命想要挣脱政治影响,安安静静地翻译经书,传播教义,而政治注定要与他纠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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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的译经事业,单靠他一个人是无法进行的。他终归要与政治发生关系。在他的一再请求下,唐太宗虽然不许他入少林寺,却恩典他入居长安城中条件最好的寺院——弘福寺译经,并给予官方经济资助和其他便利条件。

短短两个月内,玄奘就组织起规模空前的第一流“译场”,汇聚了当时大唐首屈一指的佛学才子。玄奘知道,没有皇帝的特许和政府的财力支持,这一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因此做出了一些有底线的妥协。他请求皇帝派出五名护卫守门,说出来的理由是长安万人空巷,争相观看,他担心译经受到干扰;没说出来的理由则是,他知道太宗对他有疑虑,派人守门可以让太宗放心。他在翻译佛经工作开始之时,第一时间应太宗的要求,夜以继日写出了10万多字的《大唐西域记》,作为大唐统御西域的指南。他虽然反对以佛教理论比附道教,但还是在太宗的紧迫命令下,组织参与将道家经典——老子《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并由王玄策在第二次出使中印度时带走。

这一切,使得玄奘的译经事业有了顺利进行的保障。为了换取皇权的支持和恩惠,他不得不违心完成朝廷交给他的一些任务。

到唐太宗生命最后的两三年,他对佛教和玄奘的态度有了一些微妙的转变。玄奘曾将他正在翻译的《瑜伽师地论》送给皇帝详览,太宗看完后连称“佛教广大”,并承认自己以前对佛教的批判都是妄言。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与玄奘交好的重臣,趁机替玄奘说好话,太宗于是赐给玄奘一领价值百金的袈裟,以示对玄奘的重视。

为了佛教在唐朝站稳脚跟,玄奘早先就曾向太宗乞经序,但遭到拒绝。这一次,唐太宗终于同意了,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皇太子李治也受感染,写了《述圣记》。这两篇文章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佛教在唐朝传播的护身符。

贞观廿三年(649年),唐太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玄奘扔下手头翻译的经卷,陪从太宗到终南山上的翠微宫休养。他在御榻前讲经,给了病重的皇帝很大的宽慰。一直到太宗病逝,玄奘才随着灵枢返回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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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上位后,玄奘的命运随着政治沉浮,遭遇更加凶险。

由于唐太宗晚年转而笃信佛教,时为皇太子的李治为了讨得父亲的好感,也与玄奘频繁互动。但像父亲早年一样,李治也是道教的拥趸,追求炼丹长生。

继位后,唐高宗李治逐渐卸下伪装,对佛教和玄奘的态度有所转变。

永徽六年(655年)五月,尚药奉御吕才公开质疑玄奘的佛学不权威,原因是他发现玄奘三个弟子对佛经的疏解互有矛盾,莫衷一是。吕才列举了玄奘弟子的释经中互相抵牾的40多条内容,写成一本书,在朝野间广为传播,以此打击玄奘。

这件事对玄奘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的弟子慧立后来写信求助于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或许是在朝中高官的出面干预下,吕才方才不再大肆宣扬。

这场学术官司打到皇帝跟前。唐高宗敕令,让群臣学士等人去慈恩寺,由玄奘与吕才当面定对。结果,据佛教徒的记载说,是吕才“词屈谢而退焉”。不过,实际情况可能是不了了之,因为吕才的原作已经遗佚,现在看不到了。

尽管事件平息了,但吕才的出现,背后的动机并不单纯。

当时,玄奘的地位相当于先朝国师,太宗在世的最后日子里几乎都是他陪侍在侧,朝臣中也有很多高官是他的弟子。而吕才作为尚药奉御,只是替皇帝皇后亲尝药物的五品下小官,如果没有来自宫廷更高层面的授意,他会冒冒失失地向玄奘“开炮”吗?

总之,吕才事件后,玄奘的行动已经不那么自由了。高宗不仅派出六臣“监视”玄奘译经,移驾东都洛阳也要玄奘随行。这些表面看是对高僧的优待,实际上却形同监禁。

在洛阳,玄奘同高宗的关系,几乎重复了当年他与太宗的关系——互相提防,互不信任。

玄奘再度奏请入少林修禅并译经,高宗很不高兴,除了拒绝,还让玄奘以后不要再说类似的话。玄奘这才知道,自己又一次冒犯了禁忌,赶紧上表谢恩,表示“不敢更请”。

高宗为什么这么提防玄奘?这主要与当时的权力斗争有关。

继位几年后,高宗欲从父亲指定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手中夺回大权,发动了打击辅政旧臣的政治运动。玄奘从太宗朝就与这些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而也被归入打击的派别。

玄奘其实并不糊涂。他应该预估到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凶险,在各种上表中极力讨好高宗和武后,包括称颂大唐出现祥瑞之兆,并说服高宗、武后将皇子李显剃度。他这么做,仍是为了佛教的传播,以及译经事业能够得到朝廷的资助。

然而,结果似乎不理想。

随着辅政旧臣中硕果仅存的于志宁——那位在吕才事件中帮助玄奘的朝臣,也失势远谪,玄奘在朝中可以说已经孤立无援了。不久之后,他上表请求到玉华寺译经,以自贬求自保,希望远离京师避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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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圆寂。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他已经预感到译经事业在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因此勉励弟子们加紧翻译,勿辞劳苦。

这是他毕生的心血所系。

想当年,他只身赴印度取经,充满了拼命的精神。史学家黎东方评价说:“本来,天下的大事业何一非由拼命得来?这条命如果不拿去拼,拼取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勉强留下来也无甚价值可言。因为活到一百岁还是要死的啊!”

回国后,玄奘为争取最高统治者对佛教和译经事业的资助,不惜多方妥协,甚至“讨好”皇帝。对于他这种原则性极强的人来说,如此心理斗争,也是相当拼命的。

为了追求一个目的,他就苦干到底,必要时还要拿性命来孤注一掷。这就是玄奘。

玄奘去世后,御医才从长安出发赶往玉华寺。唐高宗不太待见玄奘,由此可见一斑。

通行的说法是,高宗听到玄奘圆寂的消息后,罢朝三日。实际上,他只是当日罢朝,次日依旧临朝。

更奇怪的是,玄奘下葬时,高宗仅表示朝廷负责丧葬费用,但并没有任何朝官出席葬礼。他的塔也没有塔铭,没有公卿名士撰写碑文。这跟唐初其他高僧的死后待遇,差距很大。

高宗对玄奘无疑心存很大的芥蒂,无法消解。

玄奘起初葬于白鹿原,五年后,被起棺重葬于少陵原。在入土为安的文化氛围里,改葬是很忌讳的一件事。历史文献一般解释为,高宗时常从长安城宫中望见白鹿原上的玄奘白塔,产生伤感之情,所以要让改葬。但这一说法疑点重重,最基本的,高宗如果对玄奘感情这么深,就不至于改葬的时候仍然没有给予任何殊礼,依然没有塔铭及其他尊荣,也没有朝臣参与。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高宗是要看看玄奘的遗身是否完好,借此验证他的修为。信奉道教的高宗,知道道士修真有尸解之功。

结果,发棺重葬,发现玄奘肉身不坏,完好如初。而对于改葬这件事,据玄奘的追随者慧立记载,则是“门徒哀感,行侣悲恸”,信徒们显然是不愿意的。

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西游记》是一部极其伟大的小说。但有一点必须提出异议,在《西游记》里,唐僧被写成为了大唐皇帝的江山永固而赴西天取经。这不仅是对玄奘的信仰和终极关怀的诋毁,更是无视玄奘归国后政治境遇的瞎编。

可惜,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西游记》里唐僧的无能,而不知道历史上玄奘的勇猛和痛苦。

丘处机没有路过牛家村,但他真的改变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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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皇统八年(1148年),即宋金绍兴和议七年后,登州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市)的滨都里,有一户姓丘的人家,诞下一个男婴。这男孩小名丘哥,听起来有几分霸气。丘哥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父母的尸骨被草草埋葬,直到多年以后他成名了,乡里人才帮其改葬。

丘哥从小就与众不同,别的小伙子要么下地干农活,要么读书求功名,而他“年未弱冠,酷慕玄风”,年纪轻轻就仰慕道家文化。不久,丘哥便离开家乡,专心学道,隐居于昆嵛山。那时,他才不过19岁。

修道这种高端的事情,靠自己毕竟毫无头绪。丘哥到了山洞中,自己苦修数月,没有一点儿成果,不禁怀疑人生,正打算离开。

就在这时,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恰巧路过昆嵛山。丘哥久闻这位高人大名,前去拜见,请求王重阳收他为徒。王重阳很中意这个年轻人,当即就将他收入门下,并赠他一首打油诗,以表收徒的喜悦:“细密金鳞戏碧流,能寻香饵会吞钩。被余缓缓收轮线,拽入蓬莱永自由。”

从此,丘哥得名丘处机,号长春子,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并称“北宗七真”。

丘处机的师父王重阳本身就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出身名门,年轻时应文试、武试,都考中举人,可谓才华横溢,后来还抗过金、造过反,是位志向远大的“愤青”。身为北宋遗民,王重阳的理想是美好的,可现实是残酷的,靖康以后,抗金事业大都一波三折,不了了之。

王重阳事业受挫,备受打击,迷上了行为艺术。他在终南山掘了一处“活死人墓”,用牌子写上“王害风(王疯子)灵位”,自己常年待在墓中,钻研学问。他知道,已经改变不了世界,希望自己至少做到不被世界改变。

看破红尘的王重阳,最终出家为道,潜心修行,成就了另一番事业。他创立的全真教,让一度衰落的道教再度兴起,日后受到金、元统治者的推崇。

金庸写小说时,根据这些史实,将王重阳塑造为武林高手,他笔下的全真教,不仅是道家流派,还是武林门派,相当给力,就是弟子们武功不怎么样,常年当配角,还闹了不少笑话。

当然,小说家言,茶余饭后消遣即可,事实上,文武双全的王重阳没有参加华山论剑,没有与林朝英的恩怨情仇,丘处机自然也没有路过牛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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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跟随王重阳修行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三年,大定十年(1170年),王重阳就去世了,丘处机深受王重阳传教济世思想的熏陶。

为师守丧期满,丘处机开始了长达13年的闭关修行。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丘处机也是这么做的。

在这期间,丘处机四处云游,传道授业,又仿行王重阳当年墓中苦修,先后隐居于磻溪和饶州龙门山。他无衣履可穿,就到七里之外的虢县城中乞要破布,“一笠一蓑,虽寒暑不变”,平日里饮食从简,收集山谷间悬泉的水来饮用,每日只食一餐。

在这样的苦修下,丘处机仍手不释卷,穷到没钱买书时,还要跟朋友借书来看。虢县的银张五秀才,就多次借书给他,丘处机写诗致谢:“顾我微才弘道晚,知君博学贯心灵。嘲吟不用多披览,续借闲书混杳冥。”

据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在《清和尹真人语录》中说,丘处机在磻溪、龙门修行时,为了静心修炼,断绝邪念,还曾自行阉割,差点儿丢了性命。这一说法虽然存疑,却传播甚广。

丘处机的长相白皙秀美,不蓄胡须。明人王世贞看到他的画像后,也说“长春真人像白皙,然肤理羧皱,无须,若阉宦然”。因为这原因,明代宦官竟然还拜丘处机为行业神,丘道长若泉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苦修13年的丘处机出山,成为全真教新的掌教人,出山后的他,视野一下就宽广了。出家人也谈政治,而丘处机的政治意识更是超群。全真教之所以能广泛传播,一是金、元统治者扶持,二是民心所向,这些都离不开丘处机的贡献。

在小说《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为了抗金四处奔走,实际上,丘处机深受金朝统治者的器重,曾多次进宫,与金朝的皇亲国戚谈笑风生。

当时,金的皇帝是有“小尧舜”之称的金世宗完颜雍。完颜雍一度对佛道有抵触情绪,只因为大定年间,僧人智究曾用宗教手段,企图诱发民众谋反,金朝及时发现,将其铲除,株连者多达450人。

从那以后,金世宗禁止民间擅自建造佛寺、道观,一听到全真教,就联想到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丘处机的师兄马钰掌教期间,曾因此被驱逐回原籍。

其继任者延续了这一政策,禁止僧、道自行剃度,还规定僧、道三年参加一次考试,领取度牒(官府发给出家僧尼的凭证),命他们从唐制,拜父母,行孝礼。金时,佛、道的发展一度受挫。

不过,统治者总是那么矛盾,一方面抵制迷信,一方面又崇尚仙佛。

京城的泸沟河常年决堤,到金世宗统治末年,河水突然就安定了。金世宗以为,是自己之前加封河神为平安侯,获得神仙庇佑的后果,顿时对全真教心生兴趣。

金世宗已年老体衰,也想向丘处机求问延年益寿之法,于是几次召见丘处机,并为王重阳塑像,这是全真教第一次受朝廷正式认可。

丘处机见了金世宗,向他提出,修身之要在于寡欲,治国之本在于保民。金世宗听后,更加佩服丘处机。可惜,好景不长,60多岁的世宗因“色欲过节,不胜衰惫”,身体每况愈下,朝会时还得两个人搀扶着去。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一边修身养生一边沉迷酒色的金世宗去世了,丘处机好不容易为全真教找到的靠山顷刻间倒塌。

第二个认可全真教地位的人,是备受金章宗宠爱的元妃李师儿。

李师儿出身卑微,起初因家人犯罪,入宫为宫女,因缘际会得到章宗宠幸。章宗在位时,她位同皇后,李家鸡犬升天,权倾朝野。李师儿曾被定罪的父亲,被追赠为公,她的哥哥李喜儿以前当过盗贼,照样加官晋爵。

李师儿嫉妒心强,只要章宗临幸其他嫔妃,她就想方设法在背后捣鬼,使得她们无法怀孕,甚至流产,最终导致章宗无嗣。现在宫斗戏中上演的类似把戏,都是她玩剩下的。

李师儿自己也一直没有子嗣,才看上了全真教,想请道士们用斋醮法术来为自己“祈嗣”。在她的影响下,章宗也曾一改“禁罢全真”的政策,厚待丘处机。

好好一个全真教,愣是让李师儿整成了不孕不育医院。

这样求子,注定无果,相信科学,才有保证。章宗病逝后,由于无子继承,朝廷在李师儿势力的干预下,改立新帝,从而引发金朝宗室相争,这次外戚之祸后,金朝国力迅速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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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蒙古崛起,金朝内外交困,丘处机愈发失望。贞祐四年(1216年),金宣宗邀请丘处机进京,丘处机推辞不去,他认为,金朝皇帝有“不仁之恶”。

金没得救了,南边还有大宋。金庸小说中,丘处机一直以大宋遗民自居,还以“靖康耻,犹未雪”一句为郭靖、杨康取名。实际上,丘处机与南宋朝廷关系并不亲密。

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宋宁宗派遣李全等持诏书,请丘处机赴临安相见。宋宁宗好言相劝,想请丘处机来宋进行学术交流,度度假。可是,丘处机认为南宋朝廷有“失政之罪”,当即婉拒。

宋、金都病入膏肓,丘处机心中,能成就一代伟业的君王,是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

当时在河北的丘处机,目睹了蒙古铁骑的剽悍与残暴,他支持蒙古帝国的宏图霸业,但不忍心见生灵涂炭。

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军攻金,野狐岭一战,消灭金军30万主力,“死者蔽野塞川”。至宁元年(1213年),成吉思汗三路攻金,第二年,蒙古军“凡破90余郡,所过无不残灭”,并占领了中都,金朝宗室被迫南迁。当时,蒙古军共破城邑862座,所到之处,大肆杀伐掳掠,遂使“河朔为墟,荡然无统”。

金朝的这次浩劫,史称“贞祐之乱”,惨状丝毫不逊于“靖康之变”。

丘处机不忍心见生灵涂炭,四处奔走,安抚百姓。全真教典籍中,甚至还有丘处机不费一兵一卒,招抚红袄军起义军杨安儿所部,使得数十万起义军“皆倒戈拜命”的记载,这应是子虚乌有。不过,丘处机率教众在战乱中积德行善,却是实事。

成吉思汗的亲信中,早有人向其举荐丘处机。精通医药的刘仲禄曾向成吉思汗进言:“中原有丘处机,年寿三百,有保养长生之秘术。”

丘处机300岁,自然是刘仲禄吹嘘,可是对君主而言,长生不老,确实梦寐以求。杀人不眨眼的成吉思汗也心动了。

当时,成吉思汗正西征至乃蛮旧地(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他命耶律楚材起草诏书,由刘仲禄持诏,前往中原,请丘处机前去会面。

兴定四年(1220年),接到诏书的丘处机断然决定,带领座下18弟子,前去觐见成吉思汗,此举既是为了振兴全真,也是为了劝止杀伐,正如其弟子尹志平所说:“道其将行,开化度人,今其时矣。”

丘处机先是到已被蒙古攻陷的燕京,不巧,成吉思汗正在攻打花剌子模(位于中亚西部),无法抽身。丘处机一行人见不到成吉思汗,只能先在燕京逗留。

第二年,丘处机得知成吉思汗下落,毅然决然从燕京出发,前往中亚,此去行程三万五千里。临走前,友人们前来城外相送,问及归期,丘处机自己也难预料,叹道:“三年吧!”说罢,起身就离开。

这一年,丘处机已经74岁,西行一路必定艰辛,三年后,还有机会与友人再会吗?

丘处机从宣德州北上,经过抚州(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境),此地多燕,有“燕子城”之美誉,是从张家口通往恰克图的必经之地。

当时正值农历二月,春寒料峭,大漠尤其寒凉,丘处机冒着风沙穿越沙漠,到达蒙古高原的达里诺尔湖。成吉思汗的幼弟斡辰驻扎在这里,他对哥哥的客人礼遇有加,丘处机一行人得以休息两天,并得到车马数十相送。

之后,丘处机沿契丹故地继续西进,六月底到达成吉思汗斡耳朵宫帐,皇后请丘处机入帐,每日供给奶酪,金岐国的公主听闻丘处机到来,派人送来御寒用具。丘处机没多留片刻,休整好便再次启程。

到达田镇海城时,被虏至此的金朝宗室和汉人工匠见了丘处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苦。丘处机胸中激荡着家国情怀,便留下弟子宋道安等九人安抚金朝遗民,并在这个边城建造栖霞观。

一路西行,只见蒙古军所到之处,城市夷为平地,百姓死伤惨重。蒙古骑兵攻陷城池后,常把百姓士卒拉来漠北充当奴隶,路上劳累或受冻而死的十有七八。此情此景,更加坚定了丘处机止杀的决心。

之后,丘处机经回纥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一带),穿过准噶尔盆地的戈壁与沙漠。

年过七旬的丘处机意志坚定,身体硬朗,他的弟子赵道坚却挺不住了,行至赛兰城(在今哈萨克斯坦)时不幸病逝。丘处机黯然神伤,将爱徒葬在城东高原,忍住万般悲痛,转头西向。丘处机明白,只有达成目标,弟子的牺牲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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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年十一月,历经一年多的坎坷旅程,丘处机终于到达花剌子模的首都撒马尔罕。这个被世人称为“人间最美天堂”的地方,早已面目全非。这一年,成吉思汗水淹花剌子模,蒙古铁骑踏破呼罗珊地区(今阿富汗、伊朗、土库曼斯坦交界地带),杀伐不止。

此时,成吉思汗驻扎在八鲁湾草原,与撒马尔罕不过咫尺之遥。丘处机看到沿途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只求立马与成吉思汗相见。

成吉思汗一见丘处机,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张口就问,我的长生不老秘方快递到了没?

丘处机回答说:“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

成吉思汗一听,顿时很感兴趣,他免了丘处机的跪拜礼,让他站立着行叉手礼便可。随后数月,丘处机先后三次觐见讲道,又与成吉思汗进行了12次谈话。

丘处机倾尽毕生所学,畅谈天下大势,向成吉思汗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好生恶杀是天道所在,蒙古人应该爱惜百姓生命。二是要清心寡欲,积善修福,这样才能延年益寿。三是中原地大物博,用心经营,可成霸业。

尤其是为了使成吉思汗停止杀戮,丘处机“拳拳以止杀为劝”。成吉思汗深以为然,既然没有所谓长生不老药,那他也当开始反思以往所作所为,重新思考蒙古帝国的未来。

关于丘处机西行“止杀”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如元史专家杨讷的研究表明,这一切不过是道家夸大其词。可是,身为当事人之一的耶律楚材,著《玄风庆会录》,将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对话记录下来。

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通过收集整理其师和师兄弟的资料,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姚从吾先生认为,此“实为丘处机与诸大弟子合著之旅行传道报告”。

这些证据表明,丘处机西行之旅,确实深深打动了成吉思汗,一定程度上促使其改变过激政策。

清朝时,爱写诗的乾隆帝谈起丘处机,也不由得万分佩服,曾为其写下一联:“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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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从此不能忘掉你容颜。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相见后,一直念念不忘,将他称作“神仙”。

次年春天,丘处机辞别成吉思汗东归。成吉思汗担心丘处机旅程艰险,派人沿途传去自己的问候:“神仙,你春天时离开我,现在都已经是夏天了。旅途艰辛,你吃得好不好呀?住得好不好呀?车驾怎样?到了宣德等地,我小弟们的安排满意不?我经常想起神仙,神仙也不要忘了我呀。”

乍一看,倒有几分像情书。

丘处机一行人向东返回,再经过赛兰城,停下祭奠此前去世的赵道坚,到田镇海城,与留在此处的九位弟子相会。过天山时,丘处机得了胃病,无法进食,只能靠饮水保持体力,冒着生命危险走出这一地区后,得到成吉思汗部下接济,才走出险境。

1224年,又是一个春天,丘处机重返燕京,正应了他当年的三年之约,西行之旅,圆满落幕。

三年后,成吉思汗南下攻金,仍不忘丘处机,下诏让他掌管天下道教,全真教的地位达到顶峰。同年,两人先后去世,他们不过几面之缘,却结成了亦师亦友的君子之交,着实难得。

元代,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等人,继续将全真教发扬光大,修建宮观,开设斋堂,安抚在生死之间挣扎的黎民百姓。

金元时期,全真教鼎盛的时候,“堕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十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

如此成就,离不开丘处机的个人魅力。无论是出于政治意识,还是传教之需,一位七旬老者,将生死置之度外,为弘道,为“止杀”,一路西行三万五千里,可歌可泣,堪称史诗。

徐霞客:没有意义,有时正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1924年6月,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和队友出发攀登珠峰,就再也没有下来。此前,他已经失败过几次,但还能活着回来。有记者不断问他,你为什么要攀登珠峰呢?

其实,他们想问的是,攀登珠峰有什么意义,值得你用命去搏?马洛里被逼急了,说了一句禅味十足的话:因为山就在那里。

1

1587年,徐霞客来到这个世界。

江阴徐家是望族,不仅有钱,还都有才。传到徐霞客的高祖徐经这一代,徐经的身份,首先是江南才子,然后才是“富N代”。

1499年,改变了唐伯虎命运的那桩科场大案,也改变了徐经的命运。那年,他与唐伯虎结伴北上应试,带着仆从和优伶,一路走一路炫富,引人侧目,招人嫉妒。结果,会试期间,就有人举报弹劾主考官程敏政,说他卖题给了徐、唐二人。

这桩科场大案,真相扑朔迷离。朝廷的处置却很简单粗暴:真实情况无关紧要,平息事端才是上策。于是所有嫌疑人,不管原告被告,都遭到了惩罚。

徐经和唐伯虎这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稀里糊涂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经历苦痛之后,唐伯虎走上游戏人间的路子,徐经则变成执着的上访户。

徐经的余生再也未能走出这桩科场大案的阴影,他易字“大纵”,给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贲感集》,终生郁郁寡欢,四处奔走自证清白,年仅35岁就客死翻案途中。他的整个家族,对待科举的态度,在此后几代人中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黑色记忆。

徐家传到了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

徐有勉颇有才学,但厌弃科举,一生不入仕途,为园自隐。友人劝他买个官衔功名,他一脸不屑地说:“田野水木之乐甚适也,何必为官?”

在当时,科举入仕仍是世俗成功的唯一通道。无数人枯坐寒窗挤破头,就为了金榜题名,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但越是功利,就越把人异化了。跟现在一样,大家都奔着世俗的成功而去,只想着怎么赚更多钱,怎么往上爬,结果把人的本性都丢失了。只有极少数人还在小心翼翼地守护人之本性。

早年的徐霞客对父亲的本性流露,印象深刻。徐有勉也曾预言,徐霞客一生“可以尽吾志,不愿富贵也”。尽管他去世的时候,还未看到徐霞客怎么折腾人生,但他的预感不会错的。

徐霞客幼年时,表现出了跟高祖徐经一样的才气,但他跟父亲一样从不热衷科举。这个无意于世俗成功的小孩,从未受到来自父母与家族的压力,一心想着走遍天下,做个我行我素的旅行家。

历史真的很神奇。当年的科场大案,几代人之后竟然结出了如此奇怪而夺目的果实。

2

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明朝在历史学上特意被分段标示为“晚期”。

简单来说,晚明曾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声,虽然政治黑暗,但商品经济发达,社会思潮活跃。

当时的大众旅游风气之盛,跟现在有得一拼。

每逢春秋佳日或传统节日,著名景点乌泱乌泱都是人头。泰山、普陀、九华、峨眉等名山胜地,游人如云,香火如炽。

与徐霞客同时代的旅游达人张岱说,在旅游旺季,去泰山旅游观光的人成千上万,泰安的旅店“客单数千”,入山者最高峰一天两万人。渡海朝圣普陀的香客游人也很多,大殿里里外外坐了数千男女,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这就逼得那些有个性的人必须调整出游策略,以便避开人挤人的旅游高峰期以及热门景点。

段位稍低的呢,就错峰出游,或者选择游览热门景点的冷门区域。段位再高一些,就做个“驴友”,专挑未开发景点,不去凑别人的热闹。

徐霞客的旅游也经历过一个咖位不断进阶的修炼过程。他早年立下壮游天下的远大志向,与社会的旅游风尚不无关系。“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远之有?”这是他的豪言壮语。

不过,他是个孝子,母亲王孺人尚在世,故有心而不敢远游。

这时候,王孺人——江阴小镇上一名普通的妇女,表现出了很潮很时尚的一面。她支持儿子,有钱在手,说走就走。她告诫儿子,男儿志在四方,不要做“藩中雉”“辕下驹”,世界那么大,你该去看看。她宽慰儿子,不用挂念我,我很好。

当徐霞客出门远游,她专门为儿子做了“远游冠”“以壮其行色”。

不仅如此,王孺人的新潮还表现在,她可能创立了自己的织布品牌。她织出来的布质地精好,被称为“徐家布”,不仅畅销本乡,而且远销苏州等地,博得了“素丝见名门”之誉。

徐家在两代人不事科举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富足的生活水平,王孺人功不可没。

1624年,80高龄的王孺人为了减轻儿子出游时对自己的挂念,还特地陪同儿子游览了宜兴。她一路故意走在儿子前面。

两年后,王孺人去世。

可以说,没有王孺人的开明与支持,就没有那个以行走为业的徐霞客。

3

夏咸淳在《论明代徐霞客现象》一文中指出,晚明的三种文化心态,即,好奇——对于异域异物的兴趣和热望,贵生——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崇实——对于实学实事的重视和推崇,融合在一起,强有力地驱动着许多学者文人,将热情、精力、智慧乃至生命倾注于自然山川的游历和考察,从而产生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山水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二者往往兼于一身)。因为徐霞客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所以他把这种情况命名为“徐霞客现象”。

现代攀登珠峰的人不要命,一般都会把遗书准备好,当时热爱旅游的人也有一股搏命的精神。

年长徐霞客大约20岁的袁宏道在攀登华山时,险些失足丧命,却没有后怕之意,反而吟道:“算来清泉白石死,差胜儿啼女唤时。”

人总有一死,或死于床笫之间,妻儿在一旁哭哭啼啼,或死于远游途中,长眠清泉白石之间。袁宏道希望是后者。

在徐霞客30余年的旅游经历中,西南之游是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次。他为这次出游谋划了很多年,一直担心再不出发就年老力衰去不了了。

1636年十月,终于打点行装出发,他已经50岁了。

此行他只携带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除了暖身的衣服和盘缠外,没有准备任何防身的武器。他的远游冠中,藏着母亲生前给他的礼物——一把银簪。母亲在他首次旅行时,将此银簪缝于帽中,以备不测之用。

他随身的考察工具极为简朴,一支笔,一个指南针,却肩负着丰富的书籍,都是一些派得上用场的地理资料。

最后,他不得不怀揣朋友们的引荐信,以便在危难的时候向地方官求助,或筹措路费。

和他一同出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仆人兼导游顾仆,另一个是和尚静闻。静闻是要到云南鸡足山朝圣的。顾仆可能背着一把铲子,用徐霞客的话说,随时随地可以埋葬他的身躯。

徐霞客在启程之前已做好遇难捐躯的思想准备。在写给大名士陈继儒的信里,他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死在这片“绝域”,做一个“游魂”我也愿意。

旅程的艰险,确实配得上他的思想准备: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一路下来,他练就了贝爷一般的荒野求生能力,可以几天不吃饭,都没问题。

在湘江的船上,一伙强盗趁着月色来打劫。徐霞客跳江逃生,丧失了随身的财物,仅剩一裤一袜。静闻为了保护血写的经书,死守船中,身负重伤。顾仆也受了伤。

尽管备受打击,徐霞客没有考虑返程。他的方向不会变。

最终,静闻死在路上。徐霞客带着他的骨灰和经书,直奔鸡足山,完成了这名风雨同路人的遗愿。

在云南保山漫游时,有人要到江苏,问徐霞客要不要帮他带家书回去。

徐霞客犹豫许久,婉言谢绝了。他说:“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认为无定河边物;若书至家中,知身犹在,又恐身反不在也……”

不过,当晚,他为此失眠了,还是写了一封家书。

对他来说,死亡是每天可能邂逅的东西。所以,是死是生,都是两可,无从预知自己能否看到明天的太阳。

1640年,这次万里远游以一场致命的疾病结束。

徐霞客感染了足疾,双脚尽废。一帮人用滑竿,把他抬回了江阴。

1641年,徐霞客溘然长逝。

4

徐霞客在世的时候,他的朋友圈已经公认他是奇人怪咖。

曾任宰辅的文震孟说:“霞客生平无他事,无他嗜,日遑遑游行天下名山。自五岳之外,若匡庐、罗浮、峨眉、嵾岭,足迹殆遍。真古今第一奇人也。”

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也说,徐霞客是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是千古奇书。

晚明旅游之风那么盛,登山不怕死的也不少,为什么只有徐霞客游成了“奇人”?

最根本的原因是,徐霞客跟其他任何一个旅游者,都不一样!他无编制,无职业,无功利心。

袁宏道经常在游记里把自己描写成离经叛道的怪杰,但他与徐霞客的距离,至少差了一个王士性。

这三人,都是晚明最著名的旅游达人,但除了晚辈徐霞客,其他两人都有编制。他们的旅游,在当时被称为“宦游”,就是借着外地做官或公务考察之机,顺便旅游。

徐霞客不一样。他是个字面意义上的“无业游民”,为了旅游而旅游。或者说,他的职业就是旅游,他的人生就是旅游,为旅游而活,活着为了旅游。这样的职业旅行家,在传统中国社会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比其他任何旅游者走得更远,也更专业,更卖命。清朝文人潘耒评价他说:“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徐霞客途穷不忧,行误不悔,多次遇盗,几度绝粮,但仍孜孜不倦去探索大自然的未知领域,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他摆脱了视游山玩水为陶冶情操之道的传统模式,赋予了旅游更具科学探索与冒险精神的内涵。他征服过的地方,往往是渔人樵夫都很少抵达的荒郊,或是猿猴飞鸟深藏其中的山壑。

他白天旅行探险,晚上伏案写作,有时甚至就着破壁枯树,燃脂拾穗,走笔为记。他以客观严谨的态度,每天忠实记录下当天的行走路线,沿途所见的山川风貌与风土人情,以及他的心得体会。

关键是,他写游记压根儿不是为了发表。早期是写给母亲看,让母亲可以“卧游”,对儿子走过的名山大川如身临其境。后来,写着写着,写成了习惯,或许就把写日记当成了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而已。他生前并未发表任何游记。死后他的朋友替他整理日记文稿,但很多内容已经散佚了。

可以说,他所做的一切,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功利心,也没想什么实用价值。也正因此,他才不会变得短视,而使得自己的人生与文字在几个世纪之后仍然散发着理性的光辉。相比之下,那些斤斤计较于当下的人和事,则早已沦为历史的尘埃。

很多人喜欢拿徐霞客和陶渊明做比较,因为他们都绝迹官场、不计功名、钟情山水。但我认为,徐霞客跟陶渊明完全不一样。

徐霞客的经历与选择,实际上突破了传统的隐居守节处世模式,标志着一种新人生观的养成。他开辟了另一种人生行走的模式,将超脱世俗的路子指向了务实求真的具有科学曙光的方向,避免自己成为陶渊明的复制品。

而陶渊明的隐居,是先秦历史典故中早就建构起来的传统。陶并没有任何独创性在里面。

5

面对徐霞客这样的怪咖,我们几乎无法做出合乎社会规范的评价。不管是晚明的规范,还是现在的规范,似乎都容纳不了这样一个人。

我们现在把徐霞客捧得那么高,其实无非看中了人家游记中体现的科学精神。但这个东西,徐霞客本人并不在乎。他的游记流传下来,本身就带有偶然性。

如果他的游记失传了,我们还会把他捧得这么高吗?我想,肯定不会。

我们会说他不求上进啦,荒废时光啦,社会寄生虫啦……总之,有一百零一个理由来否定他。

然而,人家的游记没有失传,上面的理由就自动靠边站了。

清代纪晓岚评价徐霞客时,显然遇到了类似困境。他在《四库全书总目》给予《徐霞客游记》以较高的评价,说“其书为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可补充地理之学”。但他对徐霞客的人生选择并不赞赏,所以对徐霞客的旅游动机进行了揣测和批评,说徐霞客“耽奇嗜僻,刻意远游”。

这八个字什么意思?

就是说,徐霞客性情怪僻,惯于标新立异,处心积虑地游走他方并沉溺于其中,有沽名钓誉之嫌。

这种调调很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普遍心理:你的行为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是可疑的。

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们质疑有钱人的慷慨,你为什么捐这么多钱,不就是图个名声吗?我们质疑没钱人的苦难,你为什么表演贫穷,不就是想获取爱心款吗?……

我们质疑商人,质疑明星,质疑老人,质疑小孩,质疑一切。质疑到最后,无非就是被标准答案限制了想象力。

在一个功利的社会,做什么事,都要追寻一下意义。而且,意义的定义权,牢牢把控在评价者手里,不能掌握在当事人手里。

徐霞客觉得他的活法很有意义。对不起,我们集体觉得你没意义,你就没意义。

攀登珠峰者觉得他们的冒险很有意义。没有用,我们集体无法理解你的意义,你就没意义。

总有一些超越世俗的无意义的事情,总有一种纯粹的内心需求,孤悬着,没人理解。哪怕极少数人走出暗室,看到了阳光,大多数人也不会认为阳光下就比暗室里温暖。

因为,他们已经逾越标准答案的范畴,相当于自行答题,不是零分是什么?

人生的标准化是从标准答案开始的。你应该活成什么样子,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事,这些都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要对照标准答案作答。

徐霞客,偏题了,只能被归入“千古奇人”。这可能是赞赏,但更多表达的是不认同,你跟我们不是一类人。

我们从来意淫的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而你从来就是“身体和灵魂两个都在路上”。这是以你的特立独行在反讽我们的行尸走肉吗?你呀,真够居心叵测!

傅山:从不与这个世俗的世界妥协

现在流行一种“鸡汤”,大意是说:一块石头,有棱有角,从山坡上滚下去,势必跌撞得面目全非;但如果是一个已被磨得很圆滑的鹅卵石,那就顺利轻松多了。

什么意思呢?你改变不了世界,就要学会改变自己,这才是一个人成功的诀窍。

听着貌似很有道理,很受用。但从本质上讲,这不啻一碗“毒鸡汤”,要一个人学会妥协,随大流,去个性,怎么舒服怎么过。到最后,即便真的抵达所谓的“成功”,这样的成功放到历史中、放到社会上有意义吗?

反之,一个顽强的灵魂,如果时时不愿与世界妥协,不肯屈从现状,就算他失败了,这样的失败是否更有意义,更值得尊重?

我们来讲一个“失败”的人。

1

傅山(1607—1684年),字青主,山西阳曲人,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奇人。很多人知道他,可能源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在《七剑下天山》里面,傅青主是名满天下的一代宗师,文武双全,医术精妙,书画亦绝。

梁羽生不是一味瞎诌,历史上的傅山,的确对得起这些评价。

但纵使一身绝技,傅山却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他不从俗,时刻与世界对抗,最后变成了那块有棱有角的石头。

傅山是个天才,记忆力超强。有一次,他与一个马姓同学比记性,由他的哥哥傅庚圈定53篇诗文,看谁能在最短时间内能背出来。

马同学背了一整天,才背下四五篇。傅山从起床洗漱完毕,到早饭前,短短的时间内,就全背下来,一字不差。这让马同学膜拜不已,叹服如神。

如此记性,科举考试应当不在话下。按照晚明思想家李贽的经验,考科举最容易不过,无非背诵三五百篇范文,考试时审对题目,默写一篇上去,保准高中。

然而,傅山就是能把十拿九稳的试考砸。题目关于如何修身,傅山的答卷却写满了国家面临的种种危难。这叫故意审错题,他后来在诗中回忆这段经历说:“念我弱冠时,命艺少旧习。塾题试致身,满臆河山疾。”

一个“臆”字,说明了他考试时的状态,满脑子都在想河山危急的事,压根儿不管试卷题目。他只想借机唤醒当局者。他的老师袁继咸,十分惋惜,说,傅山的文章确实好,可惜满是“山林气”。言外之意,是当局不喜欢。

实际上,傅山对此并不在乎。他对八股文毫无兴趣,不会强迫自己去钻研取巧。他后来说,就算八股文写到天下无敌,又有何用?指望用八股文来接续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

所以,在世俗意义上,青年傅山算是彻底失败了。

2

生在晚明,这是傅山那一代人的命。国运沉沦,整整一代人的前途就完蛋了。

明清易代之际,傅山37岁,是当打之年。挂在煤山歪脖子树上的那具皇帝尸体,对遗民们却是一种无时不在的道德鞭打——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赢敌人——如今,敌人入主中原,连崇祯皇帝都成为那个“代价”,明朝的读书人有资格当那个“我们”吗?

显然没有。读书人自始至终就是那个“代价”。

明亡之前,傅山对明朝统治其实很不满。他的老师、山西按察司提学佥事袁继咸,因为敢于言事,触犯了当朝首辅温体仁的利益。温的马仔张孙振构陷了个罪名,把袁继咸押送京师。

傅山知道后,对朝廷指白为黑十分愤慨,于是变卖家产,带领130多名同学赴京鸣冤。他们到处散发揭帖,揭露真相,希望能够上达天听。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冤案终得大白,袁继咸始获重新起用。作为这次学生运动的头领,傅山和他的同学薛宗周很快被称为“二义士”,名闻天下。

不难看出,身处明末,傅山就是一个尽力改变世界,而不是改变自己的人。

但清军很快打进山西,百姓哭成一片。傅山听到消息,跟几个朋友举杯痛哭了一场。那年除夕夜,他写下悲痛之诗:“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怕眠谁与闻鸡舞,恋着崇祯十七年。”

袁继咸后来在南明抗清,被俘虏,他坚决不降,被杀前托人带信给傅山。信中说:“晋士门下知我者甚深,不远盖棺,断不敢负门下之知,使异日羞称袁继咸为友生也。”

意思是,我如果投降了,你们当学生的,也会以我为耻。

袁继咸之死,对傅山的触动很大。很长一段时间内,傅山带着老母亲、儿子辗转各地,为反清复明奔走。

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傅山突然被捕,成了太原府监狱的囚犯。

原来,受南明政权指派到北方发动反清起义的宋谦,被捕后供出了傅山。明亡后,傅山做了道人,身穿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宋谦对傅山的字号、年龄、衣着等信息一清二楚,清廷于是派兵抓人。

凭宋谦的口供,清廷判傅山谋反死罪毫无问题。傅山的母亲也已做了最坏的准备,她对傅山的朋友们说:“道人儿自然当有今日事,即死亦分,不必救也。”就是说,我这个儿子出事被捕,乃意料中事,就算死了也值得,你们无须费心费力营救了。

出人意料的是,傅山入狱一年后,竟然获释出狱。他的朋友全力营救,八方疏通,还是起了作用。

出狱后,傅山却陷入了精神的痛苦之地,无法自拔。他写了很多诗句,反复慨叹他的羞愧:“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死之有遗恨,不死亦羞涩。”

反清复明无望,自己又锒铛入狱,出狱后背负苟活的精神负担……

所以,在世俗意义上,中年傅山也是彻底失败的。

3

在精神折磨之外,物质考验也成为傅山后半生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直接说吧,就是穷,贫穷伴他到死为止。

明亡之前,傅山家境殷实,在老家忻州及太原一带有多处地产。明亡之后,他一方面典卖家产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一方面将部分财产散给族人,因此自身经济条件急转直下。他不得不通过鬻书卖画、行医售药等方式谋生,且时常寻求朋友的帮助,勉强度日。

有一次,他听说祁县的米价比省城便宜,专门写信委托朋友代买。此种心酸,可想而知。

贫穷的流浪生活,让傅山背负了对老母亲的无限愧疚。他后来回忆说,明亡后侍奉老母亲27年,其间不是有米无菜,就是有菜无米,或者有米菜无油盐炭薪,总之,老人家一个月至少有半个月吃不好。他和儿子傅眉入狱那年,除夕夜,傅眉被释放回家探望祖母,一进家门,才知道家中已经断粮数日。

有一年,傅山过生日,有个朋友老早就说要给他割两斤肉。他眼巴巴等啊等,到了生日当天,那人却毫无动静。无比失落的傅山,只好去寺庙里喝大锅粥。

不仅如此,连文人的基本配备,也大成问题。有个好友要请傅山在扇子上题字,傅山说好,但得等几天。为什么?因为他此时连书扇的毛笔和印泥都没有。

然而,傅山完全有能力让生活过得更好,不用这么惨兮兮的。他具有非凡的书画才能,医术也相当了得,名气更是一线明星那么大。因为傅山,当时一堆一流人物跑到山西,比如顾炎武、屈大均、阎若琚、王士祯等等,让山西成为清初全国的文化中心。

只要傅山愿意改变自己,变成一颗圆滑的鹅卵石,财富、官位都会滚滚而来。但他没有。对他而言,这些改变触及了一个士人的底线,他绝对不会去做。诱惑再大,也不动摇。宁可过他的穷日子,也不让高贵的灵魂掉价。

人家夸他的字好,请他写两句,他挥笔写道:“乱嚷吾书好,吾书好在何?”你懂不懂书法,就跟着瞎夸。

人家买他的字,又怕买到代笔的赝品,就要他当面写。他直接说:“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实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可得知也!”

你们这些土豪啊,真是愚蠢至极,以为当着面写的就是真品,其实,我内心不爽,写出来的都是死字、死画、死诗文。

人家要他帮治病,他则拒绝给两种人看病:奴人(奴态之人)和胡人(糊涂之人)。他的理由是,妙医和妙药,不能治粗俗者的病。

哪怕穷得叮当响,他依然是那个坚守的、傲娇的、高贵的傅山。连顾炎武都自叹弗如,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

但在世俗意义上,穷字当头的傅山,晚年照样失败,相当失败。

4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为了安抚笼络汉人知识精英,康熙帝举行了博学鸿儒特科考试。各地举荐了180多位“博学鸿儒”,几乎把大江南北的学子“一网打尽”。

傅山名气大,学问高,自然在官方的征辟之列。他称病不出,地方官不依不饶,要把他抬到京城。到了北京城外一座寺庙,傅山宁死不进京,皇帝也没办法,只好放他回去了。

这时候,离明亡已经过去30多年,除了傅山、顾炎武等少数死硬派,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对清廷的笼络趋之若鹜。傅山对此感到痛心,据他统计,崇祯十年(1637年),山西考中进士的19人中,有16人在易代之际降了满人,出仕做了官。他看到这样快速转向的世界和人心,知道自己没有权力和能力去阻止别人的趋之若鹜,但他,没有随大流,也没有改变自己。

临终前,79岁的傅山写下《辞世帖》,庆幸自己终于“真返自然”,并要求不发讣告,不设吊唁。到死为止,他从未与这个世界妥协过。

这就是傅山走过的路,一条崎岖难行、人迹罕至的路。

如今,泛滥成灾的鸡汤文,绝对不会教我们去走难走的路,只会迎合我们的舒适区,以温水煮青蛙的姿态,让我们觉得很焦虑,同时很享受。傅山,如此高贵的灵魂,在他们的字典里,是失败者。他们只会推崇左右逢迎、顺风顺水的人精,美其名曰善于改变自己,适应环境,胜者为王。在他们的认知里,傅山只要改变一下心态,甚至不用做什么,就是铁定的人生赢家——青年时期,不要那么愤青,好好歌颂晚明的酱缸,写写四平八稳的科举时文,举人进士不就到手了吗?中年时期,不要那么讲气节,喊两声反清复明,做做姿态,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有两根硬骨头就行了,接下来偷偷做个顺民,向新主表表态,高官厚禄不就到手了吗?晚年时期,不要那么脾气火爆,嫌富爱贫,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写字,写好看,写好听;谁给的钱多,就给谁看病,开好药,开贵药,发家致富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然而,他们没有想过,这样处处算计、人情练达、养尊处优的“傅山”,那个时代也许有很多很多,因为太多太滥,以至于他们的名字一个也没留下来;即便留下名字,后人也不会惦念他们。

而那个真正的傅山,尽管生前“失败”,身后却甩开当时那些成功者几条大街,成为一个民族高傲的象征;尽管生前贫苦,身后却一幅草书拍出3277.5万元的天价(《治学篇》《太原三先生传》长卷,中国嘉德秋拍,2011年),让那些速朽的成功人士,惊得棺材板都压不住。

我之所以推崇傅山的轴和犟,赞美傅山的“失败人生”,鄙视那些貌似鲜美实则毫无营养,甚至有毒的鸡汤文,理由只有一条:再小的力量,再小的个体,也可能改变这个世界;即便改变不了世界,也不要让自己被这个世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