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启蒙

吴琦:在牛津您是通过教学、研究和聊天来汲取养分,在新加坡个人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项飙:开会,有很多学术活动。在新加坡期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年之一,完全没有负担,因为我是一个不被世界知道的人。博士论文已经做完了,准备出版。同时了解了很多新鲜的东南亚的事情,因为我们和东南亚靠得比较近,觉得很亲切,容易理解。新加坡的物质条件也很好,请了很多有名的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当然都很友好,因为在自己老家的系里有矛盾,出来做客人,没有利益之争,纯粹是思想上的交流。特别是杜赞奇在的时候,有很多讨论非常有意思,和生活融合在一起,去游泳去吃饭,就开始讨论。我几乎有一种启蒙的感觉,一下子把学术和政治的问题打通了。如果没有新加坡的经历,我可能写不出来《世界、学理与自我》[25]那样的文章。我开始进一步理解到学术作为人类实践的意义,比方说像瓦妮这样的人,她让我理解到电影、诗歌、艺术、民谣其实和学术一样,都是人类自我表达的方式。你想多可怕,我要等到那个时候才理解到学术是人的一种实践,到了三十多岁才启蒙,在牛津都没有理解到。因为从小到大,学习是天职,从来不问为什么学习,没有想过学术和寓言其实是一回事,跟唱歌是一回事。

吴琦:您说几乎是一种启蒙,还挺令人惊讶的,从北大到牛津,都是接受世界上最好学校的教育,同时遇到的是一个以启蒙与开放为名的大时代,却要等到毕业后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相对小的集体里,才找到这种感觉。

项飙:是,这个是我的幸运,也是因为我做博士后比较放松,终于有一点做人的感觉,之前都是要把博士论文完成。同时,在城市生活、经济方面,新加坡的排位非常高,教育也非常好,国民对艺术等领域了解蛮深。瓦妮的父亲今年(2019)刚刚去世,九十三岁,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传染病专家,他能够把莎士比亚全集背下来,当然这个和他所受的英国殖民教育也有关系。

我们讲到中心和边缘,大有大的难处,而因为小,能看到的东西就多。这个话听起来很奇怪,大的东西内在不是更多吗?是,中国很复杂,但中国中心的任务往往是消解这些复杂性,把它简单化、统一化,因为它怕这个复杂。但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地方,政治上当然要统一,但文化上要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强调多样性。

新加坡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自我,因为它的自我总是被别人所定义,所以要时刻观察全球的、地区的局势,让新加坡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国家(brokerage state)。李光耀,那么小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新加坡比温州还小,温州有九百多万人口,新加坡只有五百万),能够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地位,被世界所认可,和当时的其他元首关系非常紧密。李光耀的夫人去世以后,基辛格每周要跟他通一次电话。李光耀很清楚新加坡是什么,这么小的国家没人理,所以要观察大的世界,从周边的世界开始: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作为远东的一部分,从英国的角度看,从美国的角度看,和中国大陆还有台湾的关系,不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去调和。光讲自己怎么样没有用,重要的是对局势的分析。新加坡这么小,但它有高度的智慧,small but smart,不断去观察别人,把自己嵌入,因为总是怕自己被别人抛弃。而“大”就总是从自己出发,觉得别人不能定义我,我要定义别人,不是去观察,而是去定义,动不动就反对这个宣扬那个,智慧程度反而慢慢降低了。

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为什么会在一个小地方受启蒙。正是因为把我原来那些大的象征性、符号性、固定性的思维,那种自大解放出来了。瓦妮老笑我,她一下子就能把我看清楚,估计她经常见我们这样的人。她说印度尼西亚学者也有这个问题,被国族的自我论述淹没,动不动就要讲大的东西,在不理解、不懂的情况下,把国族放到很高的层次上。新加坡就不能那么讲,它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就是一个小岛,1899年开埠,然后英国人殖民,后来又归了日本人。这样一段很短的历史,没有统一的语言,没有统一的文化,是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他们心理上的出发点还是这样,“我们的存在,其实违反了历史的自然规律”,所以要不断努力,要走在历史前头。这个意思很深,但这正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所在,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认为是自然而然的。

对很多老百姓来讲,新加坡政府不断搞那个改这个,这很累,新加坡是极其清晰地自我认识到了“边缘”,化边缘为动力,而不是被边缘所诅咒。在小的地方,更清楚地看到人的世界。东南亚很有趣,你看国家很小很弱,但生活也可以很好,不在世界中心就没有意义了?

吴琦:作为对照的话,香港的确是有那种非常自觉地具有中心感的城市。

项飙:是,它是优越感比较强,这是一个问题。它也缺乏政治性格,觉得自己是一个天然的世界港口,好像是别人给了一个空间去享受,它没有形成对自我非常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