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九年（589），隋文帝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异常顺利地打败陈朝，统一南北。但就在第二年，陈朝的旧境全面发生叛乱，隋朝又被重新卷入战火之中。江南为什么会发生叛乱？先前的顺利和此时的反弹之间有什么关系？隋朝的统治者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让江南人民无法接受？
一、江南再叛
隋朝仅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陈朝的统治，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整个战争进行得顺风顺水，让隋文帝君臣很是得意了一把。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平陈之后不到两年，也就是开皇十年（590）年底，一场席卷陈朝旧境的叛乱全面爆发，重新把隋朝拖入战乱之中。
江南为什么叛乱？
首先，因为隋朝在江南处置失当，失了人心。
根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把陈后主俘虏到长安之后，每次宴会都叫上他，让他享受三品待遇。奏乐的时候，怕他听到家乡的音乐伤心，从不当着他的面演奏江南音乐。听说他整天喝酒，隋文帝先是想劝他少喝，后来又怕他不喝酒更苦闷，就让有关部门敞开供应。这样体贴入微，让陈后主心情非常轻松。
南方是鱼米之乡，陈后主到长安之后也入乡随俗，不吃鱼，改吃肉了。他特别爱吃驴肉，想来一定打心眼里认同“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的说法。生活幸福了，陈后主还主动跟隋文帝要官做，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这正是全拜隋文帝所赐。
可能读者会疑惑，隋文帝的安抚工作做得挺好啊，怎么还会失去人心呢？隋文帝对陈后主确实不错，但是，对江南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好了。
举个破镜重圆的例子吧。陈后主有一个妹妹，被封为乐昌公主，嫁给太子舍人徐德言为妻。夫妻俩郎才女貌，非常恩爱。徐德言是一个有政治眼光的人，他看到陈后主昏聩，国事衰微，预感到陈朝可能会被隋朝吃掉，就对乐昌公主说，一旦国破家亡，凭着你的才气容貌，一定会被掳入豪门。咱们夫妻恩爱一场，倘若情缘未断，还望有相见之日，到时候应该有信物为凭。什么样的东西做信物好呢？两人一商量，就把一面铜镜破成两半，夫妻俩各拿一半，约定以后如果夫妻分离，就每年正月十五去市场卖半面镜子，用这种方式给对方发信号。
后来，隋朝灭陈之后，乐昌公主果然作为战利品，被赏给了大将军杨素当小妾，跟杨素到了长安。而徐德言则天涯落拓，亡命江湖。
杨素很宠爱乐昌公主，但公主心里还是想着徐德言，每年正月十五都让老仆人到市场上去卖镜子，而且故意要价很高，当然从来无人问津。
过了好几年，徐德言终于漂泊到长安，正月十五这天，他也怀揣半面镜子去了市场。到那儿就看见一个老头在高价卖半面镜子，徐德言把自己的镜子往上一对，严丝合缝。爱妻终于找到，徐德言当然非常高兴。赶紧向老头打听妻子的下落。老头讲，乐昌公主现在杨素府上。杨素可不是一般人，徐德言一下子就心凉了半截。怎么办？思来想去，他没敢贸然前往，就在镜子上写了一首诗：“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无复姮娥影，空留明月辉。”当年镜子和人一块儿离开了我，现在镜子回来了，可是人却回不来。我再也不能在镜子里看到我妻子像嫦娥一样的身姿了，镜子里只留下一片明月的光辉。
徐德言让老仆人把题了诗的镜子带回去给公主。公主一看丈夫的笔墨，顿时泪流满面。一连几天都郁郁寡欢。杨素问怎么回事，乐昌公主据实相告。杨素一听，居然还有这样的奇事！一时心动，就派人找到徐德言，请他吃饭。夫妻两人终于又坐在一起了，泪眼相望，原来风流倜傥的徐德言已经两鬓斑白，而金尊玉贵的乐昌公主也已经成为他人的小妾。夫妻相对，真是恍若隔世。
正尴尬之际，杨素令乐昌公主赋诗一首，公主应声说道：“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做人难。”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我的前夫和我的现任丈夫居然都到了眼前。面对这两个人，我哭也不敢，笑也不敢，这才体会到做人何等艰难！一首诗道尽了人生的辛酸。
杨素也是个风流人物，深受感动，就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交还给徐德言，还送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回江南终老。这就是成语“破镜重圆”的来历。
这个故事结局很美丽，问题是，有多少人能有乐昌公主这样的好运气呢？可以想象，在这么一个传奇的特例之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悲惨命运。
当时，上至王孙公主，下至平民百姓，肯定有无数江南女子被掠入北方，也肯定有无数江南士人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地位。到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按照《隋书》的记载，“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这当然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动荡。
其次，隋朝对江南的社会改造太急了。南朝是典型的士族社会，皇权比较衰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也比较宽松，世家大族、地方领袖乃至少数民族首领，都为所欲为。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陈朝占据长江以南那么大地盘，经济发展又那么好，居然只有二百万人口，看起来非常不合理。江南人为什么这么少？其实不是江南真的人少，而是大部分人都成了豪强大族的依附人口，国家根本统计不上来。
但是，到了隋朝就不一样了。隋朝皇权强大，怎么能够容忍江南士族为所欲为，跟国家争夺社会资源呢？所以，平陈之后，马上按照隋朝方式来改造江南社会。改造方式分为如下三种。
第一，实行州县两级制，撤销原来的郡级行政建制。
第二，州县长官都换成北方人担任，原来的官员或者押往北方，或者退职在家，基本不再留用。
第三，在乡村设立乡正、里长，检查户口。
这些措施对不对？从大的方向来讲是对的，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做得太急了，不仅触犯了官员和世家大族的切身利益，也让老百姓非常不习惯，这当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抗。
再者，隋朝对江南的文化政策太高压了。怎么高压？有两件事处理得很不得体。
第一件，限制佛教。隋文帝自己是佛教徒，在北方也一直弘扬佛法，但是，在江南就不一样了。江南佛教势力大，隋文帝害怕有人利用宗教蛊惑民心，所以，平陈之后，他宣布，每州只能设置两所佛寺，其余的都要废弃。杜牧的《江南春》说得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寺院林立，梵呗悠扬本来就是江南人司空见惯的样子，也是他们重要的精神寄托，现在每州只剩下两座寺庙，老百姓哪能接受呢？
第二件，信奉五教。隋文帝限制老百姓信佛，转而向他们推行五教。所谓五教，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项内容。平陈战争刚一结束，隋朝的文化专员就下江南了，给江南人民宣讲五教。而且，每一项都做了长篇大论的注释，还要求江南人人背诵。
平心而论，这几条伦理原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隋文帝也是希望百姓能够通过学习，移孝作忠，都成为国家的顺民。问题是，他的做法太夸张了。
自从南北分裂以来，江南一直以文化正统自居，文化水平比北方高很多，现在北方人居然到江南来推行文化，这不是班门弄斧吗？而且，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条目背后还有大量的注解，当然都是大肆宣传隋朝的好人好事，德音善政，宣传的味道过浓，宣传的方式又过硬，自然令人不快。不仅世家大族、知识分子反感，普通江南百姓也特别反感。
总之，可能正是因为平陈战争太顺了，所以，隋朝的统治者对江南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结果造成了统治政策的简单粗暴，因此也激起了江南人民的普遍不满。
开皇九年（589），隋军进入江南地区时，老百姓还望风迎降，转过年来，到开皇十年（590）年底，民间的风向就转了。老百姓纷纷谣传，隋朝不仅要把他们的官员、文人迁往北方，还要把普通老百姓也统统迁到北方去。
要知道，中国人安土重迁，故土难离。这个谣传一出来，马上，江南的造反也就开始了。大的队伍有几万人，小的队伍有几千人。一路攻城略地，见到隋朝派来的官员就杀，杀了之后还不解恨，还要抽他们的肠子，吃他们的肉，一边杀，一边骂：“更能使侬颂五教耶！”我吃了你，你还能让我背五教吗？
这场起义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江南户籍人口一共才二百万人，其中三十多万人都参加了造反。这差不多就意味着全境皆反了。
二、杨素高压
面对乱局，隋文帝只好赶紧组织平叛，他第一时间派出了杨素。
为什么派杨素？两个原因。
第一，杨素参加过平陈战争，对江南熟悉，比较有经验。
第二，杨素治军严格，作风冷酷，战无不胜。
根据史书记载：杨素每次作战前都故意找碴儿，只要手下士兵犯点小过错，他就军法处置。每次杀人，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流血满地，而杨素却言笑自若。这就叫立威。告诉士兵，谁要是不听命令，就是自讨苦吃。
这还不算，每次两军对阵时，杨素都先让一二百人前去迎敌，若取胜自然重赏，如果打了败仗回来，无论回来多少，全部斩首。然后让二三百人再去，不胜照杀不误。这样一来，部下就知道了，只要不能取胜，回来也是死，所以只能拼命厮杀，这样就可以战无不胜了。
可能有人要说，杨素这样残酷，手下难道不造反吗？并不造反。因为杨素有一个优点，赏罚分明。在他手下当兵，只要有战功，他一定有办法给你讨得朝廷的封赏，绝对不会埋没任何人的成绩。在他手下干，进步快，所以将士都愿意追随他，他的军队也素称骁勇。
既然杨素如此英雄，隋文帝当然第一个就想到了他，希望他还能像平陈战争那样，打出威风来，尽快结束战斗。
那么，是开皇九年（589）的平陈战争更难，还是这次的平叛战争更难？
虽然平陈战争规模大，但是，论起战争的复杂程度，还是这次平叛难。因为平陈战争是政府军和政府军之间的较量，只要打败敌人主力，攻破敌方首都就大功告成。但是这次平叛可不一样，扑灭这支队伍，还有那支队伍，占领这座城池，还有那个山洞。这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了，能不难吗？
果然，杨素到江南之后，马上就意识到困难了。而且，越往江南的腹地打，就越困难。因为每座山、每个洞都可能有武装分子。纯粹是打游击，必须各个击破。个中甘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
举个例子。很多人在电影里看到过漂流瓶的故事。现在的漂流瓶一般都记载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自带浪漫情调。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隋朝也有人用过漂流瓶。谁呢？著名的一级战斗英雄，敦煌戍卒史万岁。
当时，史万岁跟着杨素一起来平叛。杨素自己主攻一个名叫高智慧的叛乱分子，让史万岁带两千士兵去剿灭那些小股部队。史万岁就从浙江的东阳沿小道向婺州（今浙江金华）进发，然后再从婺州向东打，一路翻山越岭，转战一千多里，中间大大小小的战斗打了七百多次。
古代通信落后，他们又是一直在山里转，有一百多天音信全无，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全军覆没了。结果有一天，有人在下游打水，忽然看到从上游漂下来一个竹筒，不像是自然形成的。这人捡起来一看，里面还有一封信，信里就写着史万岁这一百多天艰苦转战的经历，什么狼虫虎豹、断粮断水、敌军围困之类的倒霉事几乎全经历过了。
打水的人把这封信交给杨素，杨素一看，真是催人泪下，马上派人去接应史万岁，同时上报隋文帝。
隋文帝也觉得太不容易了，赶紧给史万岁家赏钱十万。这样的漂流瓶故事，可一点儿浪漫气息都没有，相反，它充满了艰辛和绝望，也引起了最高统帅的深深思考：单纯的军事路线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反思的结果是隋文帝改变战略了，他觉得，江南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还包括复杂的社会问题。
既然如此，隋文帝就要两手抓了。他增派了晋王杨广。不过，杨广此行的主要目的可不是打仗，而是为了怀柔。
三、杨广怀柔
为什么选杨广？两个理由。
第一，和杨素一样，他参加过平陈战争，熟悉江南情况。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杨广对江南有感情。
杨广的王妃萧氏是后梁的公主，这个王妃可大有来历。梁朝有个著名的昭明太子，修了一部《昭明文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鼎鼎有名。萧妃就是昭明太子的玄孙女，文化素养极高。杨广受她的影响，也非常好学，而且对江南文化极其推崇。推崇到什么程度？他不仅学江南的诗风、文风，甚至学了一口吴侬软语。杨广不是执行怀柔政策的最好人选吗？
杨广不负众望，一到江南，就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拉拢儒家知识分子。陈朝有个博士叫潘徽，精通“三礼”。当年隋陈通好的时候，隋朝往陈朝派使者，每次都派有学问的人，以示大国尊严。相应地，陈朝也妙选高人接待，绝不示弱。有一次，隋朝方面派去了一个礼学家，陈朝三思之后，决定派潘徽接待。两个礼学家一交谈，潘徽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把隋朝派过去的礼学家说得理屈词穷，心服口服。从此，潘徽在隋朝也扬了名。此时杨广下江南，先把潘徽罗致在自己的幕府之中，让他领衔修《江都集礼》，当主编。既然当主编，那下面就有一群执笔人了，这些执笔人当然都是江南著名的文人。
就这样，通过潘徽，通过修书，杨广就把一批江南儒生笼络过来，为他服务。儒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根基，把儒生笼络住了，对整个社会当然会有影响。
第二件大事，拉拢佛教高僧大德。前面说过，江南佛教发达。当年梁朝的梁武帝就曾四次舍身同泰寺当寺奴。后来的陈后主也热衷此道。连皇帝都尚且如此，可见当时江南人的信仰程度。既然佛教影响力大，那就好好借助吧。怎么借助？
杨广去找一位著名的智顗大师。此人俗家姓陈，是士族后裔，也是江南佛教界的头号人物。当年，陈后主非常敬重他，还曾经把他接到宫里去，行三拜之礼，请他讲经说法。既然是领袖人物，杨广当然要倾心结交。他一到扬州，就先派人去请智顗大师，自称弟子杨广，请他到江都弘法。这已经足够给面子了，但智顗大师也是个傲岸人物，征服者发出邀请，他哪会轻易接受？婉言谢绝了。
可是，他谢绝不要紧，杨广有耐心。拿出刘备三顾茅庐的架势，接着请。一次比一次恭敬。请了三次之后，智顗大师终于却不过情面，驾临江都了。这可给了杨广表现的机会。
他在扬州总管府内设千僧会，组织一千个高僧大德迎接智顗，场面相当隆重。而且，就在欢迎会上，正式拜智顗为师，受菩萨戒。既然拜师了，老师给起个法号吧。智顗给杨广起的法号叫“总持菩萨”。“总持”是梵文音译，就是“持善不失，持恶不使起”，也就是扬善抑恶，而菩萨则是留在红尘，拯救众生的佛。从这个法号就可以看出来，智顗大师对杨广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
师父给徒弟起法号，徒弟也得给师父上尊号。杨广给智顗一个“智者大师”的尊号，称赞老师大彻大悟，全知全能。从此，师徒二人亲密交往，光保存下来的往来书信就有四十多封。这种态度，当然受到佛教界的好评，同时也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杨广其实是在修正隋文帝的文化政策。隋文帝简单粗暴地让北方人给南方人当老师，教人家五教，杨广就充分尊重南方儒家知识分子，让他们自己编书；隋文帝限制江南佛教的发展，杨广就尽自己的力量在江南护法。通过他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方式，让江南的民心平服了不少。
这难道不是和隋文帝对着干吗？当然不是，这才是杨广的聪明之处，隋文帝让他来，就是让他怀柔江南，平复民怨的呀。就这样，杨素用武，杨广用文，经过杨素与杨广“胡萝卜加大棒”的共同攻势，到开皇十二年（592）年底，江南的叛乱终于被平定。
四、岭南归顺
但是，这还不算完。江南之外，还有岭南。所谓岭南是指五岭之南的珠江流域。此前秦汉时期已经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但是随着汉末动乱，中原政权的控制力减弱。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江南政权的成长，岭南接受了江南政权的管理，但是，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而在隋陈嬗替之际，说到岭南地区，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巾帼英雄——冼夫人。冼夫人名英，娘家是俚族，是百越地区的大首领。冼夫人的丈夫叫冯宝，是汉人，本来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皇帝的后裔，亡国后逃到岭南，在南朝为官。
一个外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当然不容易，所以，冯宝就娶了冼夫人，依靠夫人的威望进行统治。这样一来，冯宝也就有了双重身份，既是朝廷命官，又是部落首领。后来，冯宝去世，冼夫人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他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岭南几千个部落、十几万户百姓的头领；另一方面也归顺陈朝，当陈朝的官。
陈朝灭亡以后，岭南群龙无首，大大小小的头领就共同推举冼夫人为王，叫她“圣母”，请她带领大家保境安民。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冼夫人当仁不让。
可是，就在这时候，隋朝派了一个叫韦洸的大臣担任广州总管，想要接替陈朝，对岭南行使主权。这是考验冼夫人的时候了，接受不接受隋朝的统治？冼夫人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韦洸，你说了也不算。我身为陈朝的命官，就得听陈后主的命令，他让我投降我才投降。
那韦洸怎么处理呢？直接往前打是行不通的。岭南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复杂，民族更复杂，没有冼夫人的同意，韦洸真不敢贸然往前闯。于是，他把矛盾上交给了杨广。
当时，杨广正担任平陈总指挥，就让陈后主给冼夫人写了一封信，告诉冼夫人，陈朝已经灭亡，夫人还是归顺大隋吧。可是，空口无凭，陈后主又把冼夫人当年献给他的犀牛角手杖和信一起交给使者，作为信物。冼夫人一看到犀牛手杖，确认这是陈后主的意思后，这才召集几千个部落首领向北痛哭一天，然后正式归顺隋朝，还让自己的孙子冯魂把韦洸接进了广州城。
本来，岭南问题到这里已经圆满解决了，但是平陈之后，隋朝对整个陈朝旧境都实行高压政策，岭南也不例外。所以，韦洸在这里也作威作福，想要让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执行一样的政策。
这样不顾民风民情的事怎能行得通呢？岭南的大小首领憋了一肚子火。后来，江南地区起兵，岭南的一个部落首领王仲宣马上响应，把广州城围了起来。王仲宣一挑头儿，岭南好多部落首领也跟着反了。岭南一下子处于半独立状态。
这时候冼夫人的地位又重要起来了。冼夫人在岭南势力大，她帮造反派，岭南可能就会闹独立；她支持朝廷，则朝廷的统治就可能会维持下去。冼夫人到底怎么抉择？她慨然宣布：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迁，我就认准一个道理，既然已经归顺朝廷，那就要支持朝廷。不仅口头支持，她还派了自己的孙子冯暄率兵去增援广州。
可是没想到，冯暄本人就是倾向于造反的，所以，对冼夫人阳奉阴违，跟叛军串通好了，逗留不进。冼夫人一看孙子这么不成器，勃然大怒，马上派人把冯暄抓了起来，改派另一个孙子冯盎统兵，和朝廷派来的大臣一起讨伐王仲宣。有了她的支持，王仲宣之乱很快就被平定了。
这个立功的冯盎，就是唐玄宗时期的大宦官高力士的爷爷。
协助平定王仲宣还不够，冼夫人亲自身披铠甲，骑着马，张着伞，带领骑兵，护卫隋朝派来的使者巡抚岭南诸州。冼夫人威望极高，所到之处，部落首领纷纷前来拜谒，随同归顺。这样一来，岭南地区终于安定下来。就这样，因为冼夫人深明大义，忠君爱国，岭南问题也得以圆满解决。如此忠君爱国的夫人，怎么能不表彰？隋文帝下令册封她为“谯国夫人”，也就是妇女爵位中的一等。
这个谯国夫人和其他靠丈夫、儿子封为夫人的那些贵妇可不一样，按照隋文帝的诏令，谯国夫人可以自己开幕府，任命官吏，而且，任凭她处置岭南地区的所有部落兵，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自行调兵遣将。
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当然意味着隋文帝对冼夫人的信任。
第二，这也意味着隋文帝对岭南地区政策的改变，不是一味地要求和中原整齐划一，而是可以因俗而治了，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正道。
就这样，随着岭南地区的平定，原来陈朝旧境的反叛终于结束，隋朝对南方的统治也基本稳定下来。
综合来看，隋朝再平江南，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值得重视。
第一，打击了南方的士族和豪强，加强了中央集权。江南地区之所以反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隋朝的政策触动了世家大族和豪强的利益。现在，通过一年多的平叛斗争，这些造反的大族和豪强或者被消灭，或者被削弱，对于隋朝加强中央集权具有积极意义，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第二，这场战争让隋朝的君臣明白，江南社会分裂了三四百年，必然有其发展的特点，要想稳定统治，必须学会尊重这些特点。换言之，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整合可能是一场战争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文化整合和社会整合绝对任重道远。有了这样的认识，隋朝的统治水平也就提高了。
第三，这场战争也让晋王杨广的威望提高了。平陈战争的时候，杨广虽然号称总指挥，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宰相高颎，但是这一次，他扎扎实实地凭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江南的再次平定做出了贡献，也给江南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对于他以后的人生发展乃至整个隋朝的命运都至关重要。
那么，隋朝接下来还会面临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