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统治时期，诞生了一个流传千载的称号——“开皇之治”。可想而知，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富庶、人民生活安定的时代。那么隋文帝在当政期间都有什么建树？社会状况究竟如何？
一、发展经济
隋朝建立之后，北降突厥，南平江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难免让人猜想，隋文帝就是一个马上打天下的开国皇帝。其实并不尽然。说隋文帝尚武不假，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为的君主都不可能是一个只知道穷兵黩武的人，隋文帝当然也不例外。
事实上，就在隋朝南征北战的同时，国内建设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且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这个业绩在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开皇之治”。这可是个非常光荣的称号。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之治”的时代并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有数的几个，换言之，只有政治清明、社会蓬勃发展的时期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
那么，隋文帝有什么样的成就，能够让他统治的时代号称开皇之治？有以下三方面的成就不容忽视。第一，经济；第二，文化；第三，吏治。
关于隋文帝时期的经济成果，《资治通鉴》有一段记载：“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帝曰：‘朕既薄赋于民，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入者常多于出，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省。’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大意是说，到了开皇十二年（592），有关部门向隋文帝汇报：国库里都已经堆满了布帛，连走廊都堆满了，再也没法往里挤了，请陛下快给我们解决仓库问题吧！隋文帝一听大为震惊，连国库都有填满的时候，不可能啊！赶紧问，我跟老百姓收的税也不多呀，这几年老打仗，又没少花钱，我还怕国库都空了呢，怎么反倒满了？官员回答说，这几年您每年赏赐各色人等的绢帛确实不下几百万匹，可是每年进来的更多啊！看到十几年间国家财富积累得如此雄厚，隋文帝真是喜上眉梢，赶紧命令新修一座左藏院来储存财货。这可是了不起的经济成就。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储备丰富的记录不是没有过。比如汉武帝时，就有过“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景象，唐玄宗天宝年间，也出现了物资爆满，不得不加盖仓库的事情。
但是，拿汉唐盛世的景象和隋朝比，又不完全合理。毕竟，汉武帝是汉朝第五代皇帝，唐玄宗是唐朝第七代皇帝，汉唐两朝，都是经过几十年乃至一百多年的发展才达到这样的程度，而隋朝则是在第一代皇帝任上，仅仅用了十三年就出现了相似的局面，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那么，隋朝为什么短期之内就变得如此富裕？很多人会想到均田制。是不是呢？那得先看看均田制是怎样的一个制度。所谓均田制，是北魏时期在战争破坏严重，人民颠沛流离，大量土地抛荒的情况下开创的一项制度，基本做法就是国家把国有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然后再以此为依据，向农民征收赋税。这样一来，不仅无主荒地得到了开垦，而且流离失所的农民也能够安顿了下来，政府的财政也有了保障。这是个多方利好的制度，所以一直沿用到唐朝前期，成为整个北方经济的基础。
问题是，到了隋朝，社会条件已经变了。北方的无主荒地已经没有那么多，很多地方都从原来的人少地多变成人多地少了。隋朝制度规定，每个男丁都应该分到一百亩地，但是，开皇年间，好多地方的男丁只能分到二十亩，特别是在长安和洛阳这两京地区，土地资源更是紧张。这样一来，虽然在制度上均田制并没有废除，但是实际上已经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了。换言之，均田制固然是隋朝重要的土地制度，但仅谈均田制，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隋朝发展得那么快。
既然不能归功于均田制，那么，又该归功于什么？
我觉得，应该归功于隋朝对人口控制能力的加强。隋朝建立的时候，贵族的势力还非常大，他们都占有好多依附人口，这些人根本不向政府报户口，当然也就不纳赋税。
另外，由于隋朝的赋役对象是针对成丁的男女，很多狡猾奸诈之人就会想办法逃避，明明是二十八岁的精壮小伙子，报户口时非说自己是十四岁的少年，或者明明是五十岁的壮年人，非说自己已经是七十老翁了，这些行为在当时被称为诈老诈小，目的就是逃避赋役。
这两大社会问题使得隋朝少了很多纳税人，怎么办？开皇年间，隋文帝推行了两项政策，一个叫输籍定样，另一个叫大索貌阅，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所谓输籍定样，其实就是国家制定颁布的户等划分样本。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叫上户，什么标准叫中户，什么标准叫下户，上、中、下户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赋役在上面写得明明白白的，任何人一查就知道。而且，整个细则贯彻着上户多交，下户少交的原则，明确保护弱势群体。
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标准？这其实是宰相高颎出的主意。他说，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愿意当大户人家的依附人口，不愿意当国家的编户齐民，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赋役标准不明确，穷人也要承担不少赋役，所以他们觉得，给国家干不如给大户人家干划得来。现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让他们明白，如果投靠政府就能享受优惠政策，比依附大户人家划算，这些人就会自觉自愿地脱离大户人家的控制，主动申报户口来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纳税人就多了。隋文帝一听，好主意，赶紧推行。这就是输籍定样。
那什么是大索貌阅？就是依靠乡里基层组织，搞入户调查，根据体貌特征核实年龄，如有隐瞒，严惩不贷，甚至殃及邻里。这样一来，再有胡子拉碴的大小伙子想冒充小正太，就算官府查不出来，邻居也会揭发检举，国家因此又得到一大批隐藏起来的丁口。
就这样，隋王朝凭借着强大的国家力量，推行更加严格的人口管理办法，隐瞒人口的现象显著减少，一下子增加了好多纳税人口，这样一来，仓库自然在短时期内充实起来了。魏晋以来贵族豪横，国家软弱的局面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二、发展文教
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不能光看经济基础，还要考虑上层建筑，也就是文化指标。
《隋书·儒林传》记载：“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大意是说，隋朝统一以后，四海之内的知识分子都会集到京师来了。人们为了追求学问，不远万里到处求学，所以，在路上都能听到诵读诗书的声音。这可是汉魏以来从没有过的喜人景象。
确实，自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开始，中国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打打杀杀，路上往来的不是军队就是难民，现在居然满街都是负笈远游的书生了，这不正是天下太平的最好写照吗？这样的局面又是怎样开创出来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叫牛弘的官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牛弘是关陇集团里一个难得的读书人，博览群书，甚至有点儿书呆子气。据《隋书·牛弘传》记载，隋文帝让牛弘去宣一道敕令。牛弘领命而去。结果下了台阶之后，就把敕令给忘了。牛弘只好折回来，老老实实地对隋文帝说，对不起，我忘了您让我宣什么敕令了。隋文帝一听，哈哈大笑说，传话这样的小事，本来也不该您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来干。连皇帝的敕命都能忘掉，真是糊涂到家了。
可是，这么一个书呆子，糊涂虫，在大事上可是一点儿都不糊涂。开皇初年，还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牛弘就给隋文帝上了一封奏疏。他说：“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国家既然已经建立了，就要考虑怎么治理。政权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把国家治理好，就要学习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前朝的经验教训全写在书里，所以说，要想治理国家，得先读书。
这当然是个好主意，问题是，鼓励大家读书，总得有书可读才行。而隋朝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乱世的底子，根本就没什么书可读。隋朝建立的时候，把北周和北齐的藏书归拢到一起，才一万五千卷。杜甫有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隋朝整个国家的藏书刚够杜甫一个人看，这怎么行！
牛弘说，不要紧，“礼失求诸野”。现在国家历经战乱，没有藏书，但是，贵族文化世代相传，私人手里藏书不少，可以从民间征集。可是，人都是有私心的，没有什么好处的话，谁愿意白白把手里的藏书交给国家？所以，牛弘在奏章中提议：要想从老百姓手里征集图书，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必须舍得花钱去买。要让老百姓觉得合算，这样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把书拿出来。
对于牛弘这个建议，隋文帝是什么反应？隋文帝的表现绝对称得上是英主。尽管当时国家刚刚建立，哪里都等着钱用，隋文帝还是慨然下诏说：“献书一卷，赉缣一匹。”任何人，只要进献一卷图书，就给他一匹缣。这一匹缣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当时国家的赋税分租、调两部分，其中，一个农民一年的调就是一匹缣，也就是说，只要你给国家贡献一卷书，你一年差不多二分之一的赋税就不用交了。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
更人性化的是，你把书献给国家后，国家并不是据为己有，而是组织人力去誊抄，抄完之后，你的原件还会完璧归赵。
有这样的好事，谁能不愿意呢？老百姓踊跃献书。就这样，经过隋文帝和牛弘君臣的努力，隋朝的藏书很快达到三万多卷，比原有的藏书规模整整大了一倍，这当然也就成了推行文治的基础。
今天再回头看，我们会意识到，牛弘了不起的地方，除了力主国家优先发展文化事业，展现出学者的战略眼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是脚踏实地，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重视老百姓的利益需求。牛弘能想到这一点，并非出于本能，因为他自己在经济上并不敏感。
《隋书》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牛弘的弟弟是个酒鬼，有一次喝醉了酒，把牛弘家的牛给杀了。这牛可不是耕牛，而是牛弘的座驾，牛没有了，牛弘怎么上班呢？牛弘的妻子非常不高兴，等到牛弘回家，赶紧跟他告状说，孩子他叔叔把牛给杀了。牛弘一听，只说了两个字——“作脯”，也就是做牛肉干，说完就到一边闷头读书去了。妻子不甘心，又走过来说，叔叔无缘无故就射死咱家的牛，这也太可恶了吧。牛弘连头都没抬，说知道了。说完继续读书，不为所动。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牛弘本人并不是个斤斤计较于钱财的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眼光高远，对个人私利并不在意的人，却能够切实体察老百姓的利益需求，保障老百姓的利益需求，这就是真正的政治家风度。
牛弘伟大，隋文帝更伟大。
隋文帝只正经上过两年学，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能够认识到发展文教的意义，并且能动用国家的力量推动文化发展，这就是一个有眼光、有见识的皇帝。
事实上，在文化方面，隋文帝不仅见识高，做法也比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高明多了，甚至比号称千古一帝的唐太宗还高。
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尤其喜欢《兰亭序》。即位之后，通过坑蒙拐骗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搞到自己手中。搞到手后，就再也不还给人家了，留在自己身边把玩。这也罢了，最出格的是，到了晚年去世的时候，他干脆要求把《兰亭序》带到陵墓里，陪他殉葬，让别人永远也别想再看到，这不是自私透顶的行为吗？反观隋文帝，抄完图书物归原主，不夺人所爱，这才是真正的风雅之举。
除了收集图书之外，隋文帝还敦促各级政府兴办学校，平陈之后，更是大力网罗南方的文化人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既富有远大理想，又能脚踏实地办事的君臣，隋朝的文教事业才发展得如此有声有色。
三、整顿吏治
一个社会真想良性发展，光有经济和文化成果还不行，还有一个指标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吏治状况。因为官员不仅是老百姓的管理者，是各项社会事业的组织者，也是国家和老百姓之间的桥梁，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只有官员清正廉洁，人民对政府才能有信心，国家也才能获得发展。这其实也就是直到今天还非常敏感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太不容易了。因为隋初的官僚基本都是行伍出身。这不难理解。此前中国一直处在战乱之中，不仅在国内和不同政权之间打，还要跟突厥打。将军打了胜仗，总得有安置。怎么安置？一般做法就是让他们去当地方官。这样一来，隋初的地方官基本都是军人出身。
问题是，当军官和当地方官的要求截然不同。
首先，军官治军，以威为主；而地方官治民，则应该以慈为主。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慈不带兵”，当将军讲究令行禁止，不能太婆婆妈妈。但是，地方官则被称为父母官，既然为人父母，当然要爱民如子。这是很大的区别。
另外，对将军，人们主要要求他勇；而对文官、地方官，则主要要求他廉。南宋的岳飞说过：“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直接反映了两类官员节操侧重点的不同。正因为军官和地方官基本要求不同，所以，让军官去当地方官，往往当不好。好多将军说起打仗来头头是道，但是，一谈起治理国家就不知所云，所以，履职水平普遍不佳，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举个例子。当时有个叫燕荣的将军，性格刚毅，武艺高强，是个难得的军事统帅。后来，打而优则仕，当了幽州总管，这一下可把老百姓害苦了。
武将出身的燕荣，巡行属地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荆条，手就痒痒，想要试试打人好不好用。拿谁做实验呢？身边的下属倒霉了，被他拉过来就打。下属冤枉啊，连哭带喊，说我没犯错，为什么打我？燕荣不以为然地说，我先打着，以后你再犯错就免了。下属一听，这打人还带预支啊？没办法，忍着吧。没想到过几天真的犯错了，燕荣拉过来，又要拿荆条打。这个下属赶紧说，您前几天不是说先打了我，等我再犯错就不打了吗？燕荣哈哈大笑道：你没犯错尚且都打了，何况犯错？给我狠狠地打！这样的领导风格真是形同儿戏！
对下属的赏罚不负责任，对老百姓就更不负责任了。燕荣每次巡行，只要看见漂亮的姑娘、媳妇，就在人家的家里肆行奸淫，真是荒唐残暴，无法无天。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受老百姓爱戴呢？
官吏队伍建设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官吏素质这么差，怎么办？
隋文帝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严肃官员任命，不再用官职来奖赏功臣。平陈战争之后，一下子产生了很多战争功臣，大家都按照惯例，等着当官。没想到，隋文帝明确表态：“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军功是要奖赏，但是，只能用金钱、荣誉和待遇来奖赏，绝对不能用官职来奖赏。这是认识理念的一大进步。
隋文帝既然不让将军当文官了，他到底打算怎么选拔文官？
第二个工作，建立健全选官制度。在这个问题上，隋文帝想了好多办法，比如说下求贤诏，让现任官员推荐，从优秀基层官员中提拔等，在当时都收到过一定的效果。但是，对历史影响最大的还是考试制度。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下诏：“诸州岁贡三人。”也就是说，各个州每年选派三个人，到中央参加考试。
可别小看这短短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拉开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的序幕。隋朝的科举考试的科目有秀才、明经和进士三种，考上了之后再经过吏部铨选，然后就能被任命为官员，踏上仕途。
诚然，隋朝的科举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考生还不是自由报考，而是由各州刺史推荐。所以有人说，它还是此前察举制度的延续。
但是，它毕竟再次重申，要把读书和做官，把个人才华、个人教养和个人前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每个人有了一个凭本事而不是凭老子崭露头角的机会，也让国家有了推行文治的制度基础和人才基础。因此，它也就注定拥有了无限的前景和活力。
事实上，就是在开皇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十八岁的房玄龄高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最终成长为唐初名相，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宰相之一。
隋文帝在开皇年间的这个选官制度，最终发展为自由报考的科举制，成为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古人对全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凭这一点，隋文帝足以永垂不朽了。
第三个工作，建立赏罚分明的考核制度。不管是什么渠道上来的官员，其实都存在良莠不齐的状况，而且人是会变的，有的人起点不高，但是公忠体国，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可能越做越好；当然，也有的人起点很高，但是越来越腐化堕落。怎样才能够有效地保持官员的活力和纯洁性？
隋文帝规定，地方刺史每年年底到中央述职，根据政绩决定赏罚。平时还不定期地派出监察官员到地方寻访。比如前面提到的燕荣，就被审查出贪污、暴虐等种种问题。而且，查出之后立即赐死了。
有罚就得有赏。隋文帝都奖赏过什么样的好官吏？《隋书·循吏传》专门记载了受到隋朝两代皇帝表彰的爱民模范。根据《隋书·循吏传》的记载，就大体可以知道隋文帝时期好官吏的标准了。
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个人叫房恭懿，因为苏威的推荐当上了新丰县令，结果任期内第一次考核就被评为首都地区第一名，隋文帝非常高兴，马上赏赐给他四百匹布，结果，房恭懿拿回去就分给穷人了。隋文帝听说后，又赐给他三百石米，没想到房恭懿回去之后，又不声不响地送给了穷人。这样廉洁爱民的好官到哪里去找？隋文帝很快就把他任命为德州司马，也就是州刺史的副手。结果年终考核的时候，房恭懿又是天下第一。
隋文帝欣喜异常，这样的典型必须大力宣传，让天下地方官都向他学习。古代没有发达的媒体，怎样才能让人们都知道房恭懿的先进事迹呢？隋文帝把所有到京城述职的官员都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如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庙之所佑助，岂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为刺史。岂止为一州而已，当今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学也。”意思是说，我把你们召集到这儿来，是想向你们推荐一个好官房恭懿，这个人是如此之贤良，贤良到这种程度，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德行所能罗致的，这一定是上天和祖宗把他赐给我的，因为他这么优秀，所以我决定把他提拔为刺史，希望你们都能向他学习。当众把房恭懿提拔为海州刺史。
这个提拔可比光开先进事迹报告会管用多了，一下子，天下地方官都知道了，皇帝设定的考核制度并不是逗你玩，而是真的奖勤罚懒，扬善抑恶！既然如此，咱们以后也都要好好干了。
正因为有这些方面的措施，所以隋文帝时期的官员素质普遍有了提升，这当然是老百姓的福气，也是整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元朝的历史学家胡三省说过：“开皇之治，以赏良吏而成。”对隋文帝重视吏治、奖赏良吏的举措予以高度评价。
就这样，经过隋文帝十几年的励精图治，隋朝不仅在军事上捷报频传，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吏治建设方面也是成绩卓著。因此，历史学家们把这段国泰民安的黄金时期称为“开皇之治”。
事实上，不光是史学家认可了隋文帝的成就，连隋文帝的手下败将——陈朝的亡国之君陈叔宝也非常服气。开皇年间，陈叔宝跟隋文帝一起登上洛阳的北邙山，俯视大好河山，陈后主不由得诗兴大发，当场赋《入隋侍宴应诏诗》一首：“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日月光大了陛下的德行，山河让陛下的宫阙更加壮丽。面对这样的太平盛世，我无以为报，只能给陛下上一封请求东封泰山的文书了！陛下，您缔造了这样的太平盛世，应该去封禅了啊！
事实上，这倒并不完全是阶下囚陈叔宝的吹捧，当时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沐浴在盛世的光辉之中，也相信，大隋王朝能够在隋文帝的英明领导下，越走越好。
可是，就在这举国上下信心十足的时候，有两个乌鸦嘴却吹出了不同的哨音。
谁呢？房玄龄父子。
房玄龄的爸爸叫房彦谦，时任监察御史。他曾经私下对亲友说：“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大意是说，主上为人猜忌苛刻，不得人心，他立的太子卑弱无能，其他几个王爷又权力太大。这样看来，虽然眼下国泰民安，但将来可能会有祸乱。
房玄龄非常认同老爸的观点，而且说得更露骨。他说：“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主上通过权诈之术取得天下，统治的合法性本来就不够。他的儿子们又都骄奢不仁，以后难免会自相残杀。如今虽然看起来像是太平盛世，但是，亡国恐怕也是翘首可待的事情啊！
在他们看来，虽然整个国家文治武功都不错，但是，皇帝的家庭内部却隐藏着深深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很可能给国家引来更大的危机。
那么，他们的担忧是否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