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眼中，隋文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秦始皇之后第二个伟大的皇帝。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第二名的业绩是轮不到他的。
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他统一中原，确立制度，修订法律，完成了一件又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堪称历史上极为高效的帝王之一；他诛杀功臣，废黜太子，给人留下了为政苛察、多威少恩的印象。到底该如何评价隋文帝？为什么在中外人士心目中，隋文帝的形象会如此不同？
一、丰功伟绩
美国人迈克尔·哈特著有一本书叫《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在这本书里，他按照对人类历史影响力的大小开列了一个百人名单，其中，中国有两位皇帝榜上有名，一位是秦始皇，另一位就是隋文帝。
这样看来，隋文帝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至少在中国皇帝中排名第二。但是，如果让一个中国人选出他心目中的两个好皇帝，一定不会选到隋文帝。那么，隋文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为何如此不同？
我想，无论如何应该承认，隋文帝是一位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皇帝。这些功绩不能被抹杀，也不容被抹杀。
第一，也是最伟大的功绩，当然是统一。开皇九年（589），隋文帝平定江南的陈朝，重新统一全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统一之后的第二次大统一。这次统一意义太重大了，不光标志着南北两地域合为一体，还标志着北方“永嘉之乱”后历时近三百年的民族融合最终完成。真正做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夷夏的大统一。
为何要特别说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夷夏呢？
只要看看隋文帝这个第一家庭就明白了。杨坚是汉人，而他的皇后独孤伽罗则是鲜卑化了的匈奴人，这两个人的结合，其实就叫人无分夷夏。
再看他们的接班人太子杨广，虽然出生在关中地区，却偏偏喜欢吴侬软语，还娶了一个出身后梁皇室的萧氏做妃子，这就叫地无分南北。
隋文帝这个家庭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今天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意义有多大？那真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第二，建立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
先看政治方面。建立三省六部制。三省制的核心是什么？一句话，皇帝集权，宰相分权。这种管理模式符合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大方向，所以唐朝直接沿用，影响力则一直持续到清朝。
再看文化方面。文化方面最伟大的创举当然是科举制。科举制的精髓是什么？是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原则意义重大。
首先，有才华的人可以依靠个人本领，而不是家族势力出人头地了，平民家的才俊子弟可以和门阀士族的孩子一样当官，这就意味着社会的公平。
另外，科举制也有利于维护皇权。试想，是谁给了科举考生做官的权力？皇帝。官位要从皇帝这里获得，考生们自然成为维护皇权的中坚力量。因为有这样双赢的特性，所以，科举制度一经创立就生机勃勃，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再看军事方面。军事方面影响最深远的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制是西魏创立的，那时候的府兵户籍单列，土地单分，人员单住，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军事集团。这样的制度助长了军人特权，却不利于皇权。
开皇九年（589），平陈战争刚结束，隋文帝就对府兵制做了大幅度调整，要求所有府兵一律在地方落户，军人的土地也划归地方政府统一调度。这就是所谓的“垦田籍帐，一与民同”。
这个改革的意义是什么？把府兵从兵农分离、兵将合一的职业兵改造成了兵农合一、兵将分离的民兵。
这样的改革意义重大。兵农合一意味着府兵和百姓合二为一，自给自足，国家不用养兵了。兵将分离则意味着将军们的权力大大下降，这也就削弱了军人对政治的干扰，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因为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改造后的府兵制不仅唐朝前期继续沿用，而且影响力一直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清朝。
再看法律方面。法律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开皇律》。开皇律的精髓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援礼入法，礼法合一。礼强调长幼尊卑的秩序，《开皇律》就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这种以皇帝为首的社会等级秩序。《开皇律》不仅是唐律的直接蓝本，垂直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清朝，而且，也成为整个东亚法系的基础。
这四项核心制度有什么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在强化皇权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这正是中国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方向。所以，隋文帝制定的这些伟大的制度，不仅给当时的国家建立了框架，也对此后一千多年的社会持续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个贡献，也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
第三，建立了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汉朝的时候，中国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东亚霸主。但是，随着汉室瓦解，五胡入华，中原政权日益衰落，东亚的主导力量也就变成了北方游牧民族。到了隋文帝时期，通过跟突厥反复的军事和外交较量，终于让突厥心服口服，并给隋文帝上了“圣人可汗”这么一个尊号。
随着老霸主的倒台，一种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重新建立了起来。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恢复了汉朝的声威，但是，实际上，汉朝和隋朝又并不一样。汉朝的东亚秩序是怎么建立的？它强调军事征服和领土占领，而隋朝则不完全如此。
在军事之外，隋文帝强调的是政治上的臣服和人心上的归附。所以，无论是打突厥，还是打吐谷浑、打契丹，打完之后，都注重安抚，注重收拾人心。这就是儒家所谓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种和平的外交路线也是中国此后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思路。隋文帝对外交思路的贡献，也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
第四，建立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统治局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皇之治”。
在隋朝建立之前，南北朝时期，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政治都比较黑暗。人们看到的皇帝，或者是上战场都带着宠妃的齐后主；或者是一下子立五个皇后，动不动就给人一顿天仗的北周宣帝；或者就是国破家亡之际，还不忘抱着两个爱妃，一同钻到井里的陈后主。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甚至是昏君加暴君，人们对皇帝已经失望透了。最高统治者腐朽，下边的官吏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后受难的，当然是底层老百姓。
但是，隋朝建立后，政治局面立刻就不一样了。这首先是因为皇帝不一样了。隋文帝很快树立了一个节俭自律、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形象。
什么叫节俭自律？按照《隋书·高祖纪》的说法：“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每天天不亮就上班，太阳落山了才下班，无论是宫室还是服装器具，都不慕奢华，唯求节俭。这还不是个好皇帝吗？
什么叫爱民如子？仍然引《隋书》的说法：“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彻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及东拜泰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遂令左右扶助之。”这一段说的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每次出门，只要路上有人上表，隋文帝都停下马来，亲自接待。这叫关心百姓心声。
第二件事，开皇十四年（594），关中闹灾荒，隋文帝让左右把老百姓家里日常吃的东西拿来给他看。结果都是碎豆子、米糠一类的东西。隋文帝一看，马上眼泪滚滚而下，自己带头节约，一个月都不喝酒吃肉。这叫关心百姓生活。
第三件事，还是这次大饥荒期间，隋文帝和老百姓一起到洛阳逃荒，遇到路窄的地方，隋文帝总是把马牵到边上，让老百姓先走。如果哪个老百姓拎的东西多，背不动，隋文帝甚至让左右的侍从替他们拿。这种亲民的形象，放到今天都感人至深，何况是一千多年前的帝制时代。
俗话说上行下效，皇帝带了个好头，官员也都比较勤政清廉。翻《隋书》就会发现，隋文帝时期，没有发生经济上的贪腐大案，倒是有好多清官都被收到了《隋书·循吏传》里。
举个例子。当时有个叫赵轨的官员，担任齐州别驾。此人清廉到什么程度？他东边的邻居家有一棵桑树，枝条越过院墙，到了他们家院子里。桑葚熟的时候，凡是从邻居家的树上掉到他家院子里的桑葚，赵轨都让孩子给人家送回去。
想想看，一颗桑葚都不沾的人，还能占老百姓什么便宜？他离开齐州回京的时候，齐州老百姓都来送他，说，别驾一清如水，我们送行也不敢拿酒，就喝我们一碗水再走吧。
有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官吏，当然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隋朝建国十年之后，就出现了仓库充盈的局面，这当然有很多种原因，但是，官府不横征暴敛，老百姓安居乐业，肯定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个统治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老百姓看到生活的希望，这个功绩，也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如此说来，隋文帝岂不是一代圣君了吗？可为什么中国人一提到古代的圣君、贤君，首先想到的是唐太宗，而不是隋文帝？因为隋文帝固然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依然不能掩盖他自身的很多问题。
二、不达大体
隋文帝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种宽厚恢宏的气度。按照《隋书》的说法，就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贞观年间，唐太宗问大臣，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大臣回答：“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隋文帝是个克己复礼的好皇帝，早早上班，很晚下班，中午都来不及回去休息一下，只能吃工作餐，让卫士从外面把饭直接递到办公桌上来，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啊！
那么，唐太宗是怎么评价的呢？唐太宗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承顺而已。”大意是说，你这样夸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这个人性情很苛刻，心里也并不明白。因为不明白，所以他很多事情都判断不好，又因为多疑，不肯信任别人，所以只能事必躬亲。而且，因为他靠欺负孤儿寡妇取得天下，唯恐百官不服，所以并不能真正信任他人，只好什么事都亲力亲为。这样一来，他是累得半死还不讨好，而百官则是什么都不敢说，也不敢做。这种不能摆正君臣关系，不能和大臣做合理分工的皇帝哪能算是好皇帝？
第二个例子就更有说服力了。开皇十四年（594）关中饥荒时，隋文帝关心爱护老百姓的故事十分感人。但是，唐太宗可不这么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库房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当时国家粮食储备有的是，完全可以开仓放粮，让老百姓渡过难关，但是，隋文帝却不这样做，只是流着眼泪，跟老百姓一起逃荒，这哪是爱护百姓啊？分明是妇人之仁，廉价的同情啊。把粮食看得比人还重要，这就是不识大体。
唐太宗也是皇帝，皇帝看皇帝，算是内行人看内行人，果然看得门道比较深。
通过这两件事可以发现，隋文帝确实有一些政治智慧，也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他缺乏一种大局意识，缺乏一种恢弘的气度，这样一来，就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悖论，虽然隋朝的国力很强盛，政治很清明，但是，隋朝人的幸福指数并不高。
所谓幸福指数不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高。因为隋文帝管得太死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隋朝老百姓跟我们一样，很喜欢过节，特别是元宵节那天，不仅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而且青年男女还要戴上假面，走街串巷，一些艺人也到街头进行表演，载歌载舞，很多人都出来观看。这本来是挺好的事，可隋文帝居然认为，这类活动贵贱不分，男女混杂，有伤名教，干脆一声令下，禁止过节。
连这样的单纯娱乐活动都不能容忍，管得太宽，也太刻板了。在这样的皇帝统治之下，可以想象，老百姓虽然生活安定，但是也非常单调，没有一种真正舒心的感受。
第二，官员幸福指数也不高。
首先，隋文帝太刻薄寡恩了。今天用你，明天就有可能杀你。按照《隋书》的说法是“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开国功臣，杀的杀，贬的贬，留下来的没几个了。
就拿高颎来说吧，既是佐命功臣，又是辅政大臣，还是战争统帅，文武双全，为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年，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隋文帝对他非常倚重，倚重到什么程度？隋文帝建新都大兴城，高颎全盘谋划，经常到工地去巡视，每次去了都坐在一棵大槐树下办公。后来，这棵大槐树的南面建起了朝堂，要重新栽行道树，好让整体格局整齐美观。大槐树的位置比较不伦不类，工人就说砍掉算了。没想到隋文帝说，这是高颎办公的地方，算是历史文物，一定要保留下来，让后人知道高颎的操劳。这样一来，这棵树就真保留了下来。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
隋文帝的赞赏也换来高颎的忠诚，为大隋王朝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二十年。可是，开皇末年，就因为高颎反对废太子，隋文帝就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不惜诬陷他谋反，直接贬为平民。这就太过分了。对一个最忠诚的老臣都能如此无情，可想而知，对其他官员更是缺乏最基本的宽厚之心，在这样的皇帝手下办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感。
其次，隋文帝越到晚年，用人思路越褊狭了。隋朝开皇初年，李德林非常得宠。李德林是一个有独立见解，能对皇帝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能用敢讲真话的人，这当然体现出一种恢宏的气度。
但是后来，隋文帝嫌李德林太有棱角，改宠苏威了。苏威是一个能把皇帝的每个想法都落实下去的办事人才。只用办事人才，这在器局上就已经差下来了。
后来，隋文帝觉得苏威也太坚持己见了，改宠杨素。杨素是一个能迎合皇帝好恶的人。只用逢迎之人，这当然说明他的气量更小了。
可是，最后连杨素也显得太过独立了，隋文帝改宠柳述。柳述没有什么真本事，仅仅是一个乖女婿，完全唯皇帝马首是瞻，根本谈不上大臣，只能算机要秘书了。
随着隋文帝的用人范围越来越窄，官员们发挥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小，英雄无用武之地，幸福感也就无从谈起了。
众所周知，隋文帝面对的是一个刚刚整合在一起，各种矛盾非常复杂的社会，关中、山东、江南三大部分，生活方式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政治背景不同，经济水准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社会稳定下来，良性发展，海纳百川的气度和用人不疑的精神非常重要，但是，隋文帝恰恰缺乏这样的气度和精神。
本质上讲，隋文帝的为人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多威少恩”“多张少弛”“多政少德”。多威少恩意味着人们只能畏惧他，但是不会真正拥戴他；多张少弛意味着社会已经是满负荷运转，缺乏足够的张力和弹性；多政少德意味着，人们只能建立制度，依赖制度，而不能相信道德，依赖道德。然而，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三、矛盾的皇帝
说到这里，就已经明白，为什么西方人对隋文帝评价相对高，而中国人对隋文帝的评价相对低了。因为隋文帝其实是一个矛盾的皇帝，具有鲜明的两面性。
一面是高智商，外在表现是建立了那么多优秀的制度，这也正是西方文化看重的东西。
另一面则是低情商，外在表现是苛刻多疑和急功近利。这让整个社会缺乏一种真正的道德和精神，而这也是中国文化比较看重的东西。
把这两面加起来，才可能是一个相对全面的隋文帝。
那么，隋文帝这种两面性是从哪儿来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非常重要。
第一是他的个性。隋文帝从小就是一个自律的人。自律到了刻板严肃，毫无情趣的程度。我们都知道，唐太宗爱书法，唐玄宗爱音乐，谁能知道隋文帝爱什么？他似乎什么也不爱，除了政治。毫无疑问，这种心无旁骛的自律精神正是隋文帝超过南北朝时期大多数皇帝的优点，是“开皇之治”能够实现的基础之一。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自律的另一面是什么？是不宽容。既不宽容自己，也不宽容别人。自己崇尚道德就要求别人道德高尚，自己早上班晚下班，就要求别人也满负荷工作，无论对儿子、对大臣，还是对百姓都一个态度。这其实就是前面讲的多张少弛的体现。
第二是他的文化素质。隋文帝小的时候受过寺院教育，少年时代又在太学念了不到两年书。这样的文化素质，大概可以算作一个半吊子文化人。
这种文化素质，从正面来讲，意味着隋文帝知道文化的力量，所以，他才会搜集图书，兴建学校，力图偃武修文，打造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
但从反面来说，又意味着他对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刻，只知道利用文化，不知道涵养文化。一旦文化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他就会急躁，就会抛弃文化。
举一个例子。隋文帝曾经大力兴建学校，不仅在中央设立学校，地方州县也要求兴建学校。这本来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但是，到了仁寿元年（601），也就是办学十年后，他忽然下了一道诏令：“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我办了这么多年学了，怎么还没选出几个有用的人才？看来，招这么多学生没用，干脆精简一下吧。全国只保留了国子学的七十二个学生，其余的学生一律回家，不用念书了。
隋文帝这个想法有没有问题？太有问题了。有道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哪能期待几年之间就见成效？就以今天而言，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需要整整十六年时间，这也还只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远远不能说发挥什么栋梁作用。而隋文帝仅仅因为十年内没有培养出高级人才，就急不可耐，干脆解散学校。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正是多政少德的体现。
第三是他生活的时代背景。隋文帝生在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他自身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既有胡人的尚武精神，也认同汉人的制度文化。这种融合性使得他能站在时代的潮头。但是，几百年的战乱和少数民族统治带给他的也并不都是好影响。因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短命和统治的不稳定，几乎每朝每代，包括他自己建立的隋朝，都伴随阴谋和血腥，这无疑在他心中留下了猜忌和杀戮的阴影，让他对任何人都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感，甚至不惜对儿子和功臣大开杀戒。这也正是多威少恩的体现。
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教育和这样的时代，一方面促成了隋文帝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制约了隋文帝的发展，让他在取得丰功伟绩的同时留下了巨大的问题——急功近利。开皇十四年（594），正是在隋文帝的统治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临幸并州，写了一首《宴秦孝王于并州作诗》。这也是他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首诗。诗文如下：“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年轻的容颜能保留多久？花容月貌不过是转瞬即逝。花儿瞬间就会凋落，白发也很快就会覆满你的头顶。人生不就是这样短暂吗？到明年、后年的时候，有谁还活在这世界上，又有谁会一去不复返？
诗写得很真诚，但并不算特别出色。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隋文帝的内心世界太不丰满了。他只知道感慨人生的短暂，却不知道，人的肉身之外，还有精神可以永恒。
比一比曹操的《龟虽寿》就能够看出巨大的差距：“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也感慨人生的短促，但是，这种感慨让他升华，升华成“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这就是曹操的伟大与雄壮之处，也是隋文帝不能超脱的地方。
正因为隋文帝没有悟到这一点，所以，他太执着于肉身的功业，太急于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一切事情都办好，太不考虑社会的可承受度了。这其实也正是隋朝真正的问题所在。
一千多年来，人们经常说，隋文帝最大的问题是选错了接班人，因此才导致了隋朝的短命。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因为我们无从知道，如果杨勇接班，是不是能比杨广更好。我们永远无法改变隋朝的走向，但是，我们可以一次次地回首隋朝的来路。回首那个叫普六茹那罗延的孩子如何在金戈铁马中成长，回首那个叫杨坚的皇帝如何在惊涛骇浪中历练，也回首那个被称为隋文帝的人如何在历史中被反复定位。隋文帝是一位历史人物，但对他的每一次定位都饱含着新时代的精神。我们一直在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但我们也一直悄悄地把自己的烦恼和期待加在历史上，期待历史真的能够勾连起未来。
大风起兮云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