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之前，中国并没有一个非常独立的部门，处理外交事务，而是逐步从总理衙门这个机构转变过来。清末时期，随着西方航海技术的发展，欧洲各国与清朝政府的接触比以前更多了。由此，清朝政府部分被迫地需要加强外事的管理能力。本书的作者非常详细地从清末，总理衙门、外事部的制度、人员、组织架构等方面，回顾了历史，从中寻找清朝末年与西方的接触原因，探索整个对外外交群体的人员成长，可以说是一种从微观入手，寻找宏观原因的读史方法。在外交人员选取方面，作者提到了一点比较合理的推断，中国的历史中，驻外使者通常以一种人质的形式出现，比如战国时期的“质子”，并没不是像西方驻外使者那样，进行信息收集、传教、促进合作的那些主要职责。因此，在西方国家提出双方互派常驻人员，加强合作了解的时候，中国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驻外使臣的关键作用。同时，这也变成了一个并不那么受欢迎的职位。因此，在人员储备和选取上，未必有最理想的人员愿意担当这份职责。除了驻外使员，还有总理衙门除大臣之外，具体办事人员的选拔。例如章京、翻译官、吏员的选拔，也是通过考试制度来选取，但并非通过传统的科举制度，因此难度大有降低。而这些人员在入职之后，其实有机会获得比其他任官更好的升迁机会，总理衙门的这种与传统褒奖制度不一致的情况，其实引起了朝中很多大臣的不满。尤其是章京这一职位几乎成为了晚清时期京官快速升迁的一道捷径。从这个角度来看，总理衙门人员的资历和能力未必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以后，清朝的外交事物一方面受到西方的压力进行改革外交制度、另一方面，国内也已经意识到外交不力的问题，呼吁改革。于是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从职位设置人员选用等等方面进行整改，比较中西差异。并且建立储才馆，培养人才，从留学毕业生中选取语言、政治、法律、商务、财政专业强的调入外务部。对于在外务部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员，如果离开或者改变任职，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比如成为外派驻使，转向法律、商务等等其他专业部门。可以看到外务部的整体在不断地完善。总体来说，清朝的外交人员，是一个被迫形成的群体。在与西方加强接触和联系之后，逐渐熟悉了国际外交规则，逐步融入了外交环境。以晚清的国力，中国无法有很强的话语权去影响国际外交，只能起于姗姗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