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超越

寻找社交上的平衡，以及内心的平静

厄普代克写道：“威廉姆斯是一个传奇球员。当他在一个8月举办的夏季赛事上面对一球定输赢的情况时更是如此。因为他属于那种被关怀者中的一员。”

现在，我已经不会再轻易地被别人的意见左右了。我不再需要别人告诉我应该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在中东开车应该靠哪边，或者我是否需要擦止汗剂。我不会再允许别人对我指手画脚，我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体育正是我当下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是，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知道怎样与别人交流。热爱体育运动与没有从事过体育运动的人，比如热爱足球并经常观看比赛的人与那些认为看过一场比赛就相当于看了所有比赛的人，都需要相互交流与沟通。为了保证彼此的交流，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体育运动并不是在毫无乐趣、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

与美丽一样，无趣与否完全取决于人们自己的感受。如吉尔伯特·基恩·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所说：“世界上并没有无趣的事情，只有无趣的人。”如果你不喜欢足球，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这项运动。如果你感觉无聊，那是因为本身还不够充实。如果你无法从橄榄球中找到乐趣，那也是你自己的原因，而不能怪罪到运动头上。

同样，我也不懂得如何去欣赏音乐，但是我知道那源于我本身的不足而非音乐的缺陷。如果一个音乐爱好者为我讲述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当他说“贝多芬的音乐不仅仅停留在音乐本身，而是告诉我们一种真理”时，我根本无法体会。这时，一种羡慕之情在我内心油然而生，我绝不会因为自己无法体会就认为对方是一个古怪的人。

我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对大自然的理解与热爱远比不上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对此我深感遗憾。西班牙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在他94岁生日之际说：“我过去一直在寻找一棵树或者一朵花，当我发现它们的时候，不禁为那种美丽感动得流下眼泪。”我不认为仅仅是帕布罗的年龄让他有了这样的感悟，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体会。

与很多科学家一样，我无法理解诗句描绘的意境。我认为，对诗的理解程度与我想象力的丰富程度有关，而与诗人无关。评论家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写道：“如果你问我‘要怎么样才能理解奥登、艾兰·托马斯或者最后一位诗人（无论他是谁） ’，我只能告诉你‘这样做只会让你再次感到无聊’。”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要了解、真正地了解人们的欢乐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那些所谓的沉着冷静的评论家并不会付出这样的努力，3个小时的足球比赛只会让他们哈欠不断；球迷们则会因为自己支持的球队的输贏，或痛不欲生或欣喜若狂。但你绝不能说那些评论家的无聊感受不是他们真实的感受。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欢乐的反面即痛苦，其实并非如此。欢乐的反面应该是麻木、冷漠、缺少怜爱与关怀。关怀应该是球迷们最主要的一种感情，也是神学中常用的词汇。我们必须懂得关怀别人，运动员也是如此。无论演员还是观众，我们都应该关怀彼此。运动也一样，正如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所说：“在运动中，人类表现出了所有对道德与情感的关怀。”他还写道：“观看一场足球比赛时，人们整个灵魂都被运动所展现出的生命的真谛所打动。”

我想，没必要告诉我这样一个普通的球迷，也没必要告诉那些球员，是什么让运动者付出如此大的努力与精力，并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绩。

特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我们每个人都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与品质。约翰·厄普代克写道：“威廉姆斯的精彩表现让所有观看比赛的人都感到非常过瘾。”他还写道：“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做好一件事与搞砸一件事的区别上时，威廉姆斯在火热8月上的表现堪称经典，因为他属于那种被关怀者中的一员——人们不仅会关怀他们的身体，更会关怀他们在场上的表现。”这就是体育赛事永远都不会完全一样的原因，这也是哈佛教授桑塔亚纳会花费大量时间回答诸如“为什么要从事体育运动”和“为什么我们要在运动场的露天天台上‘浪费’那么多时间”这样问题的原因。

政治家们可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神学家可能会写下来，美国人可能会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只有体育才能证明信念、肤色、民族的起源都只与人类本身密切相关，与其他无关。运动是世界性的，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天主教信徒还是新教徒，无论你是意大利人、德国人还是以色列人或者阿拉伯人，对于运动来说都没有区别。

运动将这些差别同一化，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基本差异。运动从体力、生理与心理三个方面将人分为三种。

对于哲学家和神学家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例如，《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一直以来都试图使我们的目标与获得目标的多种方式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工作、学习、奉献的方式。每个人所采取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取决于他的本性、体质与性情。

在体育方面，运动员们通过所从事的体育项目实现了对自身的了解。在这一点上，足球运动员尤为如此，他们是用行动说话的人，身体、性格在体育运动中不断得到完善。运动员们对足球的热情与勇气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对足球的无比热爱之情。

运动中同样存在矛盾。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城市、同一片区域的球迷们往往会支持同一支球队。社会心理学家M.谢里夫（M. Sherif）发现，忠诚度与友谊很容易建立，也很容易被动摇，这一点可以反映在调整参加比赛队员的名单上。在任何比赛中，对名单的重新调整以及其他类似的安排变动都有可能会产生矛盾。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球队管理者们认为这是在维护自己或者球队的利益，甚至是在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挥舞的旗帜不同，只不过有不同的球迷支持而已。谢里夫说：“如果将某个队员加入其他国家的团队，那么他原来的队友也就变成了他的对手。那些支持他原来所在球队的球迷们，就要在他或他原来的球队中做出选择。”

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赫胥黎说：“文明是宗教、法律与教育机制的复杂结合体。文明教育可以防止那些体格健壮的人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并使他们能够将用不完的精力通过合法的社会渠道发泄出去。”威廉·詹姆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提出了一些类似于战争但却更人性化的发泄方式，比如参加一些极限运动，从大自然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从而将破坏欲彻底从心里发泄出去。詹姆斯将战争看成许多美好事物的来源，比如健康和刚毅。但与此同时，人类为了这种来源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战争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条走向完美的道路。

天主教堂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帮助其信徒达到完美的境界，这些方法都很有启示意义：教堂给信徒制定了人性化的规定，包括对某些行为的限制。比如，特拉普派关于冥想的规定、本笃会关于圣餐仪式典礼的规定、道明会关于改变世界的教条，任何信徒都不能混淆这些基本规定。

同样，不管你是民主派，还是共和派；不管你是资本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运动都一视同仁。它触及的是人的本质。这让我想起我曾经参加过的一个团队，在第一次训练时，我旁边的人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你是谁？”当我反复地回答了他之后，他竟然还是说：“谢谢，但是你是谁？”最终，你就会开始认真地考虑与旗帜、标语、政治斗争以及集资聚餐没有任何关系的最基本的问题了，那就是：“你从哪里来，你靠什么工作养活自己？”这种训练并不会给你提供答案，但是它确实能表现出我们所谓的忠诚是多么肤浅。任何一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运动的运动员都能够回答“谢谢，但是你是谁”这个问题。

4英里限时跑3分49秒的世界纪录让我确信，法国作家泰哈德·査丁（Teilhard de Chardin）是正确的；一次长跑比赛让我相信，“人类依然沿着进化的轨道前进”；对体质阻碍的又一次突破让我相信，“就像是多级火箭一样，人类又经历了一次大飞跃”。

我们外在的完善是内在完善的一种表现，这表明我们在不断地进步。泰哈德说：“我们不仅仅在寻求更多的享受和知识，还在寻找更多完善自我的途径。对人类、周围环境与宇宙的热爱也是我们完善内心的一种外在表现。”对专家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也许有很多人看不到希望，但是运动员绝不包括在内。当身边的人都在为命运哭泣的时候，运动员却在“不断地加速着自我完善的步伐”。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没有放弃对成长持有的热情，那么就没有任何事情能阻碍人类变得更加强大。

没有比观看一场长跑比赛更能让我们体会到成长的了。千米跑、短跑与马拉松赛是跑者所面临的三大挑战，而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千米跑。这三种跑步形式几乎包括了运动所要求的所有生理机能，它们与三种主要的肌肉能量有关，并对身体、思想以及精神都有所要求。短跑要求单纯的速度；马拉松赛对耐力与呼吸能力要求较高；而千米跑除了要求速度、耐力与呼吸能力外，还要注重无氧代谢，以及在缺氧时身体对糖分的利用能力与清除体内乳酸的能力。

短跑对单纯的体力要求较高；马拉松赛除了对体力的要求外，还看中坚韧的毅力；千米跑则需要体力、思想与精神三者的结合。保罗·加利科（Paul Gallico）指出：“千米跑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跑步项目，是因为它不仅要求速度、身体条件与勇气，还要求坚定的信念与判断力，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从事的运动是一项值得我们付出汗水的运动。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感受人类的进步，我们又从何处寻找人类完善的契机呢？

约翰·沃克（John Walker）是新西兰著名运动员彼得·斯内尔（Peter Snell）的后裔。与斯内尔一样，他也是一名杰出的运动员，并曾打破世界纪录，表现一直很优秀，他让人们觉得他破纪录是必然的事情。但对于传统的科学家来说，这种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的现象让他们感到困惑，因为一直以来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路线与场地的精确数据，而非人的身体以及其巨大的潜力。当然，他们也会考察营养丰富的食品、良好的训练以及精良的设施，但是他们没有将人的因素考虑在内，没有看到很多从事这项运动的人在不断地提高自己。他们将人看成是一种产物，而非一个拥有不断完善自我过程的事物。

成长基因、运动员及其不断增加的热情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纪录，而是一个新的世界。因此，1英里限时跑虽不是关键，但却是进取心的重要部分。它让我们信心百倍，因为我们从中能看到“我们没有达到最高的限度，甚至有时候还有所退步，但是人类依旧充满活力地在向前进步”。

泰哈德、保罗·沃克以及所有穿上跑鞋的运动员，或者所有努力做到最好的人都一样，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也逐渐意识到人类以及整个宇宙的神奇之处。

拉封丹（La Fontaine）写道：“无论何时，如果有任何事情点燃了他的灵魂，那么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了。”在我们的时代，没有谁比文斯·隆巴迪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了：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情感的力量、意志力、虔诚以及冥想释放出的人类能量。足球教练与队员应该能够通过自身行动给我们举出一个“人类具有无限潜能”的例子。而我猜想，很多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都会感到失望，但有些人已然意识到了运动是人类的主要活动之一。

哲学家保罗·韦斯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体育与政治、艺术以及宗教一样，对人类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韦斯认为，没有哪个政治家像文斯·隆巴迪那样，在对整个民族的思考上给了我们如此多的正面影响。韦斯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原因是因为他所倡导的运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文斯·隆巴迪本身在人格、性格与信念上强大的个人魅力。

那么，运动的直观性与生命力从何而来？乔治·丹尼森（George Dennison）在《儿童生活》（Lives of Children）一书中写道，在孩子们玩游戏时，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欢乐的情绪、无限的活力、快速的反应力以及准确的观察力”。如果在这些无价的品质上再加上灵敏与经过努力所获得的成绩，那我们就可以称这种游戏为体育了。

隆巴迪的信条就是：成为你自己。宗教并不能仅仅停留在信仰上，而应该表现在行动上。对隆巴迪来说，在这个世界上出生是一种原罪，在通往天堂的途中，人类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宗教就来源于对社会完美的想象，以及对现实重要性的重视。足球不仅仅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它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生活。

没有什么比生活与足球之间的联系更具有启示性的了。在一次练习中，隆巴迪对没有认真对待训练的球员劳瑞·卡费（Leroy Caffey）说：“如果你没有认真对待训练，那么你也不会认真对待真正的比赛。”可能大多数教练说到这里就停止了，而隆巴迪却接着说：“你没有认真对待比赛，说明你也不会认真对待你的生活。”

对隆巴迪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你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像新式的宗教神学家一样，他宣讲的是人身体的重要性。他同样认为，即使人们不断地在生命中寻求捷径，上帝依然爱护人类，而这是一个福音。莱斯利·德华特（Leslie Deuart）写道：“生活为人类提供了种种可能性，而死亡便是终结。”不过，隆巴迪认为这些可能性应该在我们每天早晨醒来时都呈现出新的意义。与此相比，死亡、天堂与地狱，都不应扰我内心。

隆巴迪是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人，但并不是为了遵守纪律而遵守。桑尼·约根森（Sonny Jurgensen）说，隆巴迪是第一个没有对他体重进行指责的教练。隆巴迪只告诉桑尼，他期望桑尼能在比赛中全力以赴。隆巴迪认为，如果没有纪律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去投入、百分之百地去热爱。这是一种信念，一种隆巴迪要求自己也要求球员共同拥有的、毫无保留地付出的信念。

隆巴迪是如何做到的呢？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个拥有这种信念的人，但是为什么他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呢？他的很多朋友、队员以及同事都试图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每每写到最后一个字或者讲到最后一个故事时，都会归结到他的职业上来。隆巴迪的严格不仅表现在作为足球教练上，其为人也是如此。神学家将这种对事业的投入称为一种对自己和伙伴的强烈责任感。只有一个真正虔诚的祷告者才会具备这样强烈的职业道德。

正是作为祷告者的第三种身份，才使得文斯·隆巴迪成为一个感情丰富、意志力强、能够变不可能为可能的人。正如威利·戴维斯（Willi Davis）对他的赞美：“他成了世人的楷模。”

最近，一位哲学教授问我：“你真的认为我们可以将耶稣看成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吗？”当时，我们正在谈论他写的一篇文章，一篇对足球以及从事足球运动员的评论。他将足球称为“程序暴力”，并说：“这是一个对追求永恒和完美的人开的玩笑，是虚伪的憎恨，是对血腥与胜利的无止境的追求。”

我认为，这位教授才是一个玩笑。他是那些总想着“应该成为什么”的人的代表，这些人总是在想“应该怎样去做”的问题；而足球运动员则是那些“必须成为什么”的人中的一员，他们遵从内心的呼唤——也许这种呼唤对他以及他所从事的运动都同样神秘。

是的，我认为耶稣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正如我将他看成是水管工人、艺术家或者木匠一样。2000年前，耶稣带来的福音中说：“身体是神圣的，世界是庄严的，众生是平等的。”从伯利恒（耶稣降生地）得来的消息，不只告诉我们众生平等，而且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在成就这种唯一性之前，他们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每个人都应该走自己的路。

不幸的是，对于教授来说，他们在演讲时要小心翼翼地从人的身体和灵魂开始。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了解程度如何？我们这些不亲自实践的人能了解多少耶稣作为后卫球员的体验，能了解多少耶稣作为水管工人的体验，又能了解多少耶稣作为木匠的体验？我们怎么能从声音辨别钉子的位置是不是正确？我们怎么能分辨不同树木的气味？作为木匠的耶稣是否能从自己完成的作品中发现完美、体会到永恒？

有些事情我们无法得到答案。思想上的浪费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精神上的浪费更可怕，但是这些都是从身体上的浪费开始的。

因为反对西班牙巫师唐望（Don Juan）而成为民族英雄的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enada）曾经说过：“我们首先关心的应该是我们自身，只有当自己精力充沛、心情开朗时，才能去关心身边的人。要使自己达到这种状态，就必须保证自己身体健康。”他还说：“对身体的关心不能有半点马虎，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了解自己、感知外部世界的源泉。”这一观点与著名神经病学家荣格的观点类似。荣格认为在我们的体内有很多独立的中心区——他称之为“心灵中心”，每个中心都控制着我们的思想。一个信奉道学的印度人曾经对他说：“白种人脸上长满皱纹是因为他们太狂热，而他们的狂热是因为他们只用脑袋思考。”

当然，在我们目前的文化中，头部是最为重要的部位。劳动者被分为体力劳动者（蓝领）和脑力劳动者（白领）。在我们的体系中，脑力劳动者更容易获得成功，即获得声望与金钱。因此，哲学教授的地位要比足球运动员的地位高很多。

难道后卫球员就没有生活在自己的真实世界中吗？他绝对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马克·吐温说：“工作是身体不得不做的事情，而运动却并非如此。”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哲学家便成了自身的奴隶，而足球运动员才是自由的人。

对于我们而言，开始新的生活是一种挑战，因为我们还没有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偏见，我们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中：如果我们已经认定体力劳动是二等工作，那么我们怎么能达到内心“必须成为”的状态呢？如果有些职业只适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我们怎么能安心做这些职业呢？

我曾经问过教授：“我们最终是否会发现在足球运动提供的28000个职位中，没有一个是为上帝提供的？”

事实是，许多职业恰恰是为了迎合上帝而存在的，但不是为了迎合上帝的孩子——人类，尤其是当天才和智者们被世俗的等级观念扼杀时。

52岁时，我对医学的兴趣逐渐减弱，我开始学习所有射门运动的窍门。有一次，当我观看电视上的击球比赛时，突然发现了它的原则。我意识到如何将力量很好地与球的速度结合在一起。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如何击球——任何一种球类。

谁在我这个年纪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事情，却不会对过去的青春感到懊悔？谁不梦想着投中一个漂亮的三分球？谁不希望在网球比赛中表现出色？如果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谁不愿意当一回击球手呢？

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因为我在52岁时就已经掌握了所有击球手的秘密。击球手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的。所以，我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把握时机和掌握节奏的技巧是基础，但是只有技巧是不行的。没有体力、智慧、情感的人无论技巧多么娴熟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击球手。因为击球手天生就具备了击球手的体格、心智。只拥有技巧不会使一个人成为击球手，但是技巧却可以让本就应该成为击球手的人做得更好。

从电视节目中我也得出了这个结论：仔细观察棒球运动员、高尔夫球手以及网球运动员可以发现，他们具备一个共同的体质特征——力量。他们发达的肌肉就是证明。他们天生就属于肌肉发达型的人，因为任何的后天锻炼都不可能造就这样的体格。有些高尔夫球手过去曾是橄榄球运动员，而有些高尔夫球手则经常被人们认为曾是橄榄球运动员，这种现象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力量的关键。甚至是身材相对苗条的运动员也同样拥有结实的骨骼结构，比如堪萨斯州皇家队的袖珍游击手弗雷德·派泰克（Fred Patek），他的胳臂比我的大腿还粗，手腕也相当健硕有力。

因此，从一个人的手腕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击球手——他的手腕是他的力量以及意志力的证明。如果你注意观察人们的手腕，那么你就能发现谁是天生的运动员、谁有潜力在比赛中获胜。同样，你也就知道了谁将是生活中的强者——那些将充满挑战、充满活力的运动当成自己职业或事业的人。

有些人不容易被看出来，比如派泰克，他们穿上常人的衣服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你无法想象他们内在的强大力量以及无穷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力。但是只要看一眼他的手腕，你就会意识到你对面的人是多么强大。

我喜欢观察别人的手腕。如果你的手腕是痩弱、纤细的，那么你肯定不会是击球手或者战斗者。因此，当我在观察身边的人时，我首先会审视他们的手腕。人类身上一些其他的特征可能会消失，比如双下巴，但是手腕却不会有什么改变。通过它我能了解到人们的内心，以及人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还能知道谁会敢于面对将来会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掌握了良好的技巧，可以模仿击球手，但是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击球手。52岁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的个人哲学已经趋于完善。亚里士多德曾经准确地预言：“人们的个人哲学将在他51岁时成熟。”很多人没有发现自身的男子气概，不参加对力量要求高的运动，而我已经度过了这样的危机。不过，谁又能确定这些人就真的不适合从事需要很大勇气、面对面的对抗运动呢？

当你突然意识到罗洛·梅（Rollo May）说的“竞争的神话已经死去”是错误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知所措。我已经度过了这种不知所措的阶段，我猜想梅的手腕一定和我的差不多，所以他才会认为竞争已经不存在了。但我却并不这样想，我认为竞争仍然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尤其在体育运动中。没有强有力的手腕，谁也不能在竞争中取胜。

有些评论家认为，体育是美国的宗教，而我并不这样认为。宗教是对宇宙进行的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设，它广博的内容并不是体育可以提供的。但是，体育的确是我们现有文化的基础，它给信仰不同宗教的人提供了一种公认的价值观。

桑塔亚纳写道：“对于文化的传承，并不需要人们一定阅读某些书籍，但很多人却自然而然地读了一样的书。”如果我们认为书籍是文学的代表，那么运动就是文化的基础。

当今的文学多数指的是新闻学，而作家就是新闻记者——不管他们是被称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还是记者。我们每天阅读的常常都是各种新闻，它所报道的是真实事件与对现实的人的观察。

这些写作领域的重量级人物，都很注重体育锻炼，或者各种球类运动。梅勒、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厄普代克、罗斯、狄克尼等都曾经从体育运动中找到了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

摩尔女士在评论乔治·普林普顿（George Plimpton）的《团队之外》（Out of His League）时说道：“这本书应该获得诗歌、自传与戏剧的三重桂冠。”厄普代克也曾将运动当作重要之物，他曾写道：“运动需要行动敏锐，还要能传递重要意义。”这种敏锐与重要意义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身体。身体是所有宗教、文化、文学的基础。所有作家写作的开始都应该是对自身的了解，不过却很少有人做到了这一点。

有的作家认为身体并不重要。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写道：“文学关心的只是思想，身体并不重要，可以忽略不计。身体所起的作用像是一块透明的玻璃，透过这块玻璃可以看到我们所关注的灵魂深处。相反，它的反面也是真理。身体无时无刻不介入其中。”了解运动与游戏的作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对身体的深入了解使他们能够从多个角度对人类与他们的游戏进行精彩的描述。认识越深入，表达方式也就越丰富。

一个周末，我在通讯社的报道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玛丽安·摩尔，普利策奖获得者，同时也是一位超级棒球迷，于昨日在曼哈顿的家中逝世，享年84岁。”

作为卡莱尔高中女子棒球队的前左外野手、布鲁克林道奇队荣誉诗人和转播赛季的三家电视台中的观察员，摩尔对棒球有一个十分有名的评论：“棒球就是在屋子外面跑步！”

作为吉姆·索普的老师，作为巴赫和埃尔斯顿霍华德、斯特拉温斯基和弗洛伊德·帕特森的爱人，作为鸟儿、动物和运动员的崇拜者，摩尔曾经把她富有洞察力的视角放到另一个因为她的出席而更鲜活、更有趣的地方。

我又失去了一位偶像。她虽然离开了我，但是在我需要她的时候她就会出现，指导我的人生，让我相信我的信念是正确的。

回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宗教被抨击为“人类的精神鸦片”。彼得·维尔瑞克（Peter Viereck）说：“反天主教即是知识分子的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在那些日子里，我崇拜的圣人是切斯特顿，他是一个充满智慧与幽默感的人。都说“时势造英雄”，切斯特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与作家，还因为他说出了普通人心里的感受——那些我们都能体会到却表达不出来的感受。

切斯特顿曾经写道：“普通人同样可以像莎士比亚或者荷马一样伟大。如果他信仰宗教，那么他就有可能说出与但丁一样的名言；如果他相信世俗，那么他也有可能与狄更斯的说话方式一样。”现在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他相信哲学，那么他会和玛丽安·摩尔一样谈论棒球。

摩尔女士的思想在体育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具有很强的洞察力，每次都会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事物。她的兴趣在于生活中的普通细节上，她写作的内容也从不包含无限或者永恒的事物。她说：“当我理解之后，我就会说出来。”她曾经还写过一些关于杰克·罗宾逊、卡姆和比格·纽克的文章。

66岁时，摩尔女士开始迷上棒球。一个朋友带她观看了一场棒球比赛，从此她就成了棒球迷。球场上激烈的争夺和场外此起彼伏的喝彩声都强烈地吸引了摩尔。她不仅仅是被比赛本身所吸引，更重要的是被比赛所体现出的强烈情感所吸引。

玛丽安·摩尔了解棒球的技巧。她说：“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些对棒球场上的神奇技巧毫不关心的人。”她最喜欢的球星是霍华德和罗伊·坎帕内拉（Roy Campanella），因为他们是强壮的。而且她对三垒、投手以及一垒也都很感兴趣。

摩尔知道他们在为何努力。1969年，当迈克·伯克（Mike Burke）让她投出第一个球时，她告诉记者她被告知尽量将球投得高一些，以使摄影师们能捕捉到一些精彩的照片。她说：“但是我打算投得低一些，投到你们站的位置去。”艾略特说，摩尔的诗将成为流芳百世的作品中的一部分。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曾经赞美她的诗，W.H.奥登（W.H.Auden）曾经引用过她的诗句。她在《棒球与写作》（Baseball and Writing）中曾经写道：“第一次投球可能不会那么灵活，米奇·曼托也是如此，因为对手会采取种种行动干扰他。”她说：“远投是一项复杂且精彩的活动。”她的诗也是如此，充满了“滑行曲线球”、“滑移球”与“倾斜球”，但在语言的掌控上却十分出彩。

摩尔写道：“和棒球一样，你永远不能预测出球将去往哪个方向。”对她来说，下一步该怎么办无法提前预知，正因如此，你才会感到兴奋。你需要仔细注意投手、接球手、外野手、右球手的一举一动，运动员对摩尔来说堪称艺术的榜样。你无法期待在某个固定的地点观赏到完整的艺术，欣赏到艺术的活力、真实与实质，可在棒球场上你能看到这一切。摩尔和这些运动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将别人眼中的威胁看成是一种机会。

这些运动员就像艺术家一样，为自己的戏剧开辟了道路，决定着自己在赛场上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每一步并不是按照芭蕾大师巴兰钦设计的舞蹈动作进行的，也不采用其他人的音乐或者其他作家的建议，而是完全按照自我的意志行动。

同时，运动员还表现出摩尔女士一直羡慕的美德，比如勇气、忠诚、独立。从拳击手弗洛伊德·帕特森身上同样能看到这些特点，摩尔称之为：“满足任何工作、职业、艺术或者娱乐的古老规则——所有运动员都必须要有这种强有力的感觉。”

摩尔作为棒球崇拜者的身份提高了棒球这项运动的地位。兰德尔·贾雷尔说：“具有超强辨别力、准确性与克制力的伟大诗人。”“就像霍桑和亨利·詹姆斯一样有着独特的偏好。”R.P.布莱克默如是说。知识分子们可能会感到惊奇：摩尔竟然如此热爱棒球，以至于当她动身去波士顿接受哈佛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时，因为错过观看波士顿红袜队在芬威棒球公园的比赛而感到十分伤心。

现在，善良亲切的摩尔离开了我们，但是她已经以实际行动给“运动是人类精神的鸦片”这个观点有力的一击；她已经使我们认识到了身体的重要性；她还告诉我们每时每刻都应该注意身边的事物、动物以及每个人的言语与行动。

在摩尔女士离开我们之前，她说：“不管你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

摩尔女士，我会竭尽所能，我一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