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与父亲有关（顺带一提，父亲名叫村上千秋）。

每个早上，父亲吃早饭前都要在佛龛前闭着眼睛，长时间专注地念诵佛经。哦，那不是佛龛，而是一只小玻璃盒，里面装着菩萨像。小小的菩萨像雕刻得细腻而优美，放在圆柱形的玻璃盒子中间。不知道这只盒子后来去了哪里。父亲去世后，我就没再见过那尊菩萨像了。它仿佛不知不觉中消失在某个地方，事到如今，只留在我的回忆里。父亲每天早上诵经的时候，为什么不对着一般的佛龛，而要对着那只小小的玻璃盒呢？这也是我不明白的事情之一。

可总之，这是父亲重要的习惯，意味着一天的开始。据我所知，父亲一天都不曾懈怠这“早课”（他是这样称呼的），这项日复一日的功课谁也不能打搅。父亲的背影散发出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势，教人难以轻松地与他搭话。在我看来，那其中有某种不同寻常的、强烈的意念，无法用“每天的习惯”之类简单的字眼来形容。

小时候，我问过一次：你在为谁诵经？他告诉我，是为了死在之前那场战争中的人们。为了死在战场上的友军，和当时敌对的中国人。除此之外，父亲没有更多的说明，我也没有再问。恐怕当时的情景中，有某种氛围一类的东西，让我无法再问更多。但我想那不是父亲本人在有意遮掩。如果我继续问下去，他大概也会解释些什么吧。可我没有问。倒不如说，是我心里的某种东西阻止了我向他发问。

关于父亲，我要做个大致的说明。父亲生于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日，是京都市左京区粟田口一座名为“安养寺”的净土宗(2)寺院住持的次子。那个年代大约只能用“不幸”二字形容。自他懂事起，闪电般短暂的“大正民主”(3)和平时期便宣告结束，日本迎来黑暗而压抑的昭和经济萧条，不久又因中日战争而深陷泥沼，并渐渐卷入悲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战后又不得不拼尽全力，在巨大的混乱和贫困中艰难求生。父亲和每个普通人一样，肩负着那个不幸至极的时代微不足道的一角。

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村上弁识，原本是爱知县一户农家的儿子，由于不是长子，考虑到今后的安身之计，家里安排他到附近的寺院修行。他大约还算是个优秀的孩子，在各家寺院辗转做过小和尚和见习僧，精进修行，不久京都安养寺便请他去做了住持。安养寺有四五百家施主，在京都算是相当大规模的寺院，祖父大可说是出人头地了。

高滨虚子(4)访问安养寺时，还曾留下这样的俳句：

山门的芨芨菜啊　安养寺

我在阪神间(5)长大，鲜有机会探访父亲的老家——那座京都寺院。祖父去世时我又还小，对他的印象几乎都是模糊的。不过听说他的性格相当自由奔放，喝酒豪爽，喝完便醉，这是出了名的。还听说他人如其名，能言善辩，(6)在僧人中算是很有才华的，也颇有威望。在我有限的记忆中，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豪放磊落，身上有种领袖气质，说话时声音清晰洪亮。

祖父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也没有），一向身体健康，却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早上八点五十分左右，横穿连接京都（御陵）和大津的京津线山田道口时被电车轧死了。道口位于东山区山科北花山山田町（祖父当时的住处），没有安全员。那一天，恰好有大规模台风袭击近畿地区(7)（当日东海道线也有部分暂时停运），雨势猛烈，祖父撑着伞，可能没看到沿弯道驶来的电车。他好像还有些耳背。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以为祖父死在台风夜拜访施主后回家的路上，当晚可能还喝了些酒。但翻查当时的报纸，报道的内容却完全不同。

我记得，得知祖父去世的那天晚上，父亲急匆匆地要从夙川赶往京都，而母亲紧抓着他不放，哭着哀求：“其他的事我不管，但京都那座寺，你可一定不要接手啊！”那一年我九岁，而这个画面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仿佛老影院上映的黑白电影中一幕让人难忘的情景。父亲面无表情，只是安静地听着，默默点头。具体的事他们什么也没说（至少我什么也没听到），但多半那时父亲已经下定了决心。我隐约有这种感觉。

前面提到，祖父有六个孩子，都是男孩。其中三人应征入伍，不知该说是奇迹还是幸运，战争结束时竟全都平安，无一人受重伤。他们之中一人曾奔赴缅甸战场，徘徊于生死之间；一人是特攻队预科练习生(8)中的幸存者；父亲也是历尽艰险，九死一生（这部分后面会写）。尽管如此，至少所有人都保住了性命。并且据我所知，六个孩子里一多半都有僧人资格——级别暂且不论。祖父让每个孩子都接受了相关的教育。顺带一提，父亲的级别是“少僧都”。在僧人的等级中大约是中等偏下，相当于部队的少尉级别。每到夏天盂兰盆节那阵，兄弟几个都聚到京都住下，分头去施主家拜访，这已经成了家族的习惯。到了晚上，大家便在一起大口喝酒，似乎整个家族都有嗜酒的基因。那段时间，我也跟着父亲去过京都几次，不过京都盛夏的酷暑着实让人吃不消。裹着法衣，骑自行车或走路一户户地寻访施主，一定是极为辛苦的差事。

所以祖父弁识过世时，由谁继承那座寺庙便成了一个沉重而不容忽视的问题。祖父的孩子们几乎都已各自成家，有了各自的事业。老实说，谁都没想到祖父走得这样早、这样仓促。对大家来说，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晴天霹雳。祖父去世时虽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但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怎么看也不像是将死之人——如果他没在台风天的早上撞上有轨电车的话。

祖父死后，兄弟六人究竟是怎样商量的，我并不清楚。当时，长子已经在大阪税务所做到股长，次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一直在阪神间一所名叫甲阳学院的初、高中一体制私立学校教国文。其他几个兄弟有的是老师，有的还在读佛教大学。六兄弟中有两人成为别人家的养子，改了姓。总之，他们聊到最后，没有谁主动提出“既然这样，就由我来继承吧”。继承一座如此规模的京都寺院可不是闹着玩的，对家人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大家都心知肚明。另外，被祖父撇下的祖母性格要强，甚至可以说很不好惹，任谁都能想到，儿媳要伺候好婆婆绝非易事。更何况我的母亲是大阪船场(9)一家老字号店铺（店铺已在战时轰炸下被烧毁）的长女，个性张扬，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想，都不适合做京都寺里的媳妇。成长的文化背景太不同了。母亲哭着求父亲千万别继承寺庙，也有她的道理。

我擅自推测，当时虽然没人开口，但周遭大约早已有了笼统而一致的想法，或者说，一大家子人都抱着没来由的期待，认为父亲是最适合继承住持之位的人。每当想到祖父去世的那个夜晚，母亲哭求父亲时那决绝的语气，我都忍不住去这样猜测。祖父的长子——也就是我的伯父——村上四明原本似乎想成为一名兽医，后来虽然经历一波三折，战争结束后去了税务所供职，但他应该不至于因此就抱定早早去做和尚的打算。

依我这个做儿子的看来，父亲本性是个认真的人，责任心也很强。尽管他在家里有时会沉着一张脸，特别是喝酒后容易挑三拣四，但平时还是挺有幽默感的，也擅长在人前讲话。从各方面综合考虑，他大概是适合做和尚的。虽然没怎么继承祖父豪放磊落的一面（不如说反倒有些过于敏感），但他举止温文尔雅，让人觉得踏实，还秉持着与生俱来的纯洁信仰。大概他也清楚，自己的性格大体来说适合出家。

他自己原本希望留在研究生院做一名学者，但说不定也想过，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就去当和尚。我猜想，如果他单身，对继任住持一事也许就不会那么抗拒。可当时他已经有了必须守护的东西——自己的小家。想到一家人商量此事的情景，父亲苦恼的神情似乎就在我眼前。

不过，最终还是长子——我的伯父村上四明从税务所辞职，举家搬进寺院，继任住持的名号，接管了安养寺。后来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弟纯一子承父业，成了现在安养寺的住持。父亲那辈六个兄弟，包括父亲在内都已去世。留到最后的叔父——那位从预科练回来的——也是几年前就走了。这位叔父爱对年轻人说教，在京都的大街上看见右翼的宣传车，他就会念叨：“你们这些家伙没见识过真正的战争，才敢这么胡说八道啊……”

按照纯一的话说，最后是伯父四明负起长子的责任，或者说遵从命运的安排，接受了继任安养寺住持的使命。应该说，是不得不接受这一使命。当时来自施主的压力远比现在要大，那世道大抵也不允许他们恣意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