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小时候，好像曾被家里送到奈良的某座寺里当小和尚。那恐怕还有送给人家当养子的意思。但父亲从未和我讲过那些。他本就不愿多谈自己的成长经历，尤其是不愿对我讲起。也或许那些事情他不想对任何人说。我有这种感觉。告诉我这件事的，是堂兄弟纯一。

像我的祖父弁识经历过的那样，那时有不少孩子多的人家为了少一张吃饭的嘴，就把长子之外的孩子送给别人家做养子，或者送到什么地方的寺院去当小和尚。可父亲给送到奈良的某座寺院后没多久，就回了京都。家里对外人的说法是小孩因为天冷冻坏了身子，而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似乎是父亲难以适应新的环境。被送回老家后，父亲没再被送去其他地方，一直留在安养寺，作为祖父母的孩子平凡地长大。但我能感觉到，那段经历恐怕在父亲年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疤。我没有能说清个中原委的证据，只是父亲身上确实散发着那样的气息。

我忽然想起了扔猫那天父亲的模样：看到那只本应被丢在海边的猫抢在我们前面回了家，他神情中的惊讶不久就转为叹服，接着好像还松了口气。

而我没有经历过这些。我生在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作为独生子，父母相对精心地呵护我长大。被父母“抛弃”这种短暂的经历会给孩子的心灵蒙上怎样的阴影，我无法设身处地去感受，只能凭空想象“大抵是这样的吧”。不过这类记忆恐怕会成为看不见的伤痕，纵然深浅和形状会逐渐变化，也还是会纠缠人一辈子。

读法国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10)的传记，我了解到，特吕弗也在幼年被迫离开父母（他的父母几乎视其为包袱，将他遗弃），被别人收养。而他终此一生都不断通过作品探究“被遗弃”这一主题。大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难忘的沉重回忆，我们无法用言语向人完整地诉说它的真实样貌，只是就这样无法言尽，就这样活下去，渐渐走向死亡。

京都净土宗的寺院分为知恩院和西山两派，蹴上的安养寺属于西山派。也许将净土宗西山派和净土宗知恩院派看作两个不同的、教义各自独立的宗教团体更为准确（尽管连专家都很难解释清楚这两派教义的区别）。西山专门学校是长冈京市光明寺的附属院校，现在改名为京都西山短期大学，设有几种不同的学科，但以前是学习佛教的专门教育机构。想做寺院的住持，必须在这里接受专业教育，并且在学校旁边的光明寺修行三周（包括在寒冷的季节里，每天三次兜头淋一盆冷水），取得僧人应有的资格。

我的父亲一九三六年从旧制东山中学毕业，十八岁起就读于西山专门学校。不知道他本人当时想如何发展，但身为住持的儿子，他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在从那所学校毕业前的四年里，他有缓期应征入伍的权利，却忘了去办理正式的公务手续（他本人是这样说的）。于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他二十岁的时候，学上了一半便被叫去服兵役。虽说不过是手续上的差错，可一旦流程走到了这一步，是不可能说一句“对不起，弄错了”就管用的。所谓的官僚和军队组织便是如此，公文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