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历史其实是“灰”的，非黑，非白历史的势利
四
历史其实是“灰”的，非黑，非白
历史的势利
曹丕只是个奸诈、荒淫的昏君吗？
说起曹操，后人褒贬不一：有人视他为枭雄，有人称他为大奸，不过总的来说，毁誉参半。
然而，作为曹操的儿子，曹丕就没有他爹那么幸运了。不仅在政治上被批没业绩，甚至被冠上了阴险荒淫之名。
历史上的魏文帝曹丕，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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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小说和段子所赐，人们对曹丕篡汉普遍的认识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曹丕的父亲曹操，对内扫平了北方各路诸侯，对外压制南方的孙刘，功高盖世却以汉家丞相自居，虽然出格的动作很多，但始终没有行废立、禅代之事。哪怕蠢笨的汉献帝在许昌玩衣带诏，曹操都没有对他动手，甚至一口气嫁了三个女儿给他，自己当起了外戚。
然而曹操一死，曹丕这个狡诈阴险贪权的变态狂就火急火燎地搞事情：魏王的位子还没坐热，就逼汉献帝禅让，送大汉入土，建立魏王朝……
“曹操统一北方”，曹丕只是坐享其成，真的是这样吗？
初高中教科书里，早已把“统一北方”划为曹操的业绩，但事实上，所谓曹操的“统一北方”水分很大。而曹操留给曹丕的，也不是一个可以乐享其成的江山：有两块地，名义上听曹操的话，但其实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而曹操对他们，也很无奈。这两块地，一东一西，分别在两拨豪族的控制之下。东边的即以青州、徐州为中心的豪族；西边的则是以凉州的敦煌、酒泉、金城为中心的河西豪族。
河西豪族对曹魏的主要威胁，在于勾结羌氐，隔绝西域并为乱西垂。但不管怎么说，毕竟远离曹魏的统治中心，难成气候。而青徐豪族就不一样了。青州、徐州，距离曹魏的统治中心许昌、邺、洛阳一带，近在咫尺。而青徐兵悍勇，一旦乱起来，曹魏可是吃不消。于是对青徐豪族，曹操的态度“抚”字当头：你别闹事儿就行。
史载曹操“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
“霸”，即臧霸，泰山华县人，打黄巾起家。本附陶谦，陶谦死后曾助吕布攻曹，后又降曹，被曹操委任为二州之主。既为地方豪强之一，又总揽该地的豪强，足见此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而青徐二州，也的确很不消停。诸葛亮《后出师表》里说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此处的“昌霸”，即昌豨，徐州豪强，东海太守。
而曹操去世后，青徐兵果然生事了。史载：“会太祖崩，霸所部（即徐州兵）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曹操一死，青徐兵居然骚动，一伙人擅自离开洛阳，不干了。相当于给了初登王位的曹丕一个下马威。
当时曹丕的臣子，很多人主张发兵征剿，并更易青徐地区的长官，即“易诸城守，用谯沛人”。
曹丕不糊涂。
他深知此时自己的首要任务是继承王位，掌握要害，安定局面，再从长计议，以求解决之道。如果此时动武，引起曹魏内乱不说，甚至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在青徐之外的地区引发更大的动乱。所以曹丕用贾逵、徐宣等人的策略，以屈求申，抚而不剿。
代汉建魏之后，曹丕以“天命”代替“丞相魏王之子”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也同时开始张罗收服青徐之事。
首先是青徐官职的变动：曹丕称帝，百官多有晋升，而青徐豪族之首臧霸却未得升迁。不仅如此，曹丕还累次提拔宗室曹休以防吴为名，总督青徐军事，位在臧霸之上。曹休到任后，便着手排挤青徐豪族。
待曹休在青徐略有活动后，曹丕便趁吴蜀猇亭之战结束的当口，以孙权不质子为由，先后三次兴兵伐吴。然而事实上，曹丕伐吴并没有做灭吴准备：第一次伐吴打得最欢，但曹丕根本没有要渡江灭吴的意思，后两次伐吴用兵广陵更是对吴“不寻战机”。而从用兵的实际效果看，曹丕反倒以伐吴之名，把青徐的问题给解决了。
第一次伐吴，曹丕便趁机将臧霸明升暗降，趁机削夺兵权，令其去洛阳入朝任职。而臧霸本人“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很乖地听安排了。
然而臧霸被调走后，青徐，尤其是徐州还是不稳。于是曹丕第二次伐吴，率军进驻徐州广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诸将守”，将青徐地区的官员大换血。
一年以后，曹丕卷土重来。其时琅琊郡所属的利城在郡兵蔡方等人的鼓噪下叛乱，曹丕抓住机会，平定兵变又顺道“幸徐”，再至广陵，“耀兵十万”，震慑青徐豪族。
至此，青徐彻底收服，不再是曹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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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国君，治理一个强敌环伺的国家，首要的一点是知己知彼：清楚自己的斤两，清楚对方的斤两。这样才能捏对柿子。
在这一点上，曹丕做得很到位。
《三国演义》里说，曹丕曾趁蜀主刘备去世，兴兵五路伐蜀。在正史里，这是没有的事。曹丕对蜀汉，最多是占了孟达、刘封不和的便宜，收了孟达和上庸三郡而已。而对吴，上面已说了，三次伐吴，志不在吴。
曹丕心里清楚，以目前魏、蜀、吴三国的国力，谁也吃不了谁。任何两家大动兵戈，无非是便宜了第三家，而绝无鲸吞彼此的可能。所以曹丕当政的七年里，曹魏对吴、蜀，局部战争有，但大规模冲突并没有发生。然而曹魏的其他敌人，可就没有吴、蜀这么幸运了。
其他敌人？除了吴、蜀，曹魏还有敌人吗？
有，当然有。那便是五胡！
曹丕时期，威胁中原政权的胡人，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西北的，常常与河西豪族勾结的羌氐；另一部分则是虎视曹魏北境的匈奴和鲜卑。有赖于曹魏强悍的军事实力，以及一堆猛人的存在，西戎北狄在曹丕时期是妥妥的软柿子。
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人。演义里面没有这人，但这家伙懂内政，懂外交，还懂军事，典型的文武全才。
凉州河西之地，自曹操时代就不太平，当地豪强常常叛乱，边陲的羌氐也时常侵扰。平定汉中张鲁后，苏则便受命安抚下辩（今甘肃成县）的氐人部落，后转任金城（今甘肃兰州）太守，镇守河西的东大门。陇西李越叛乱，苏则率领羌胡军队平之。
公元220年，河西西平的麴演，张掖的张进、酒泉的黄华举兵叛乱，又勾结胡人，一起围攻武威。武威太守毌丘兴向苏则告急。当时郝昭等人的军队正在金城，但受诏只能驻守，不得西进。而苏则却认为叛军虽盛但终是乌合之众，若急袭便可击溃，但若等朝廷下令发兵，恐怕就迟了。所以便违诏发兵，不仅解了武威的围，还与毌丘兴一并剿平了叛军。
苏则后来因触犯曹丕被贬，但河西的局面并未因苏则的离开而恶化，因为当时总督河西军事的是另一个猛人，曹真。
与曹丕相似，在演义里，曹真也是一个被黑的角色。然而历史上的曹真，可谓曹魏的常胜将军，不仅临阵指挥颇有章法，更具帅才，可统御三军诸将。魏明帝时期街亭一战，张郃即在曹真的统筹下击败马谡，保住了曹魏西垂。
公元221年，河西胡人叛乱。时为镇西将军的曹真统领诸将及州郡兵平叛。史载：“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余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自东汉末年断绝的河西走廊，至此再度打通。次年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曹魏恢复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
西边武功如此，北边也毫不逊色。在梁习、田豫、牵招等人的努力下，无论是匈奴、鲜卑、还是乌丸，在曹魏身上占不到一点便宜。鲜卑首领轲比能率众次次犯边，结果来一次被吊打一次。史载“胡人胆破”，而曹魏“威震沙漠”。
曹丕时期的边功，固然与曹魏实力对西、北游牧民族尚处于优势，以及良将善战有关。但倘若曹丕真如演义中所述，对吴蜀大动干戈，为了一统天下而用兵数年，恐怕曹魏再好的底子，再多的良将，对游牧民族的入侵都难以抵御。
西晋永嘉年间，由于帝国已被八王之乱掏空，五胡趁机入主中原。“五胡乱华”一般从304年氐族建立成汉政权算起，一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中原才算安定下来。若非曹丕不以灭吴、蜀为功，而西拓北守，五胡乱华不用等到西晋永嘉年间，可能会提前80年左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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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有一大忌讳，即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
因为一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人们对九品中正制大多持否定态度，而对确立这一制度的曹丕，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夸赞之词了。
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虽然在今人看来，九品中正制有这样那样的弊端，然而在当时，却是一个创举。
先说这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此语出自西晋大臣刘毅（216—285年）给晋武帝的上疏《疏请罢中正除九品》。上疏的时候，距九品中正制确立尚不足70年。在这封上疏中，刘毅列数九品中正制的种种弊端，请求废除并重新实施汉代察举制。刘毅的主张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比如卫瓘。但最终，晋武帝司马炎没有采纳刘毅的意见，而九品中正制，也在曹魏至隋确立科举制的四百年间，成为王朝主打的选官制度。
那么晋武帝为什么拒绝刘毅？既然这制度这么烂，魏晋之后的皇帝、贤臣为何不废止它呢？四百年间的君臣，都是白痴吗？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而所有的原因，都离不开两个字：时局。
九品中正制，最早发端于曹操时期。之所以要突破两汉时期的察举制，转而寻求新的选官办法，那是因为看似完备的察举制，在汉末已然变了味儿。
所谓察举制，简单地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人才推选制度：通过乡里的评议，推选贤能之人入朝接受策问和考核，能者仕官。察举制确立于汉武帝时期。初创的时候，乡里评议尚能公正，察举制也确实可以举贤。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察举制越来越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时局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世家豪族崛起了。
到东汉末年，九州分崩离析，汉朝已有名无实，而察举制则完全为地方上的世家豪族所把控。换句话说，察举制“举上去”的人，大多是世家豪族看上眼的。而这些举上去的人若做了官，不论入朝还是外放，也多是世家豪族利益的代言人。
官员对一个王朝的运行，何其重要，然而在晚期的察举制之下，最高统治者却几乎丧失了对官员选拔的话语权。
对此，曹操一家人是不开心的。
作为法家思想的贯彻者，曹操一向注重实际。有两种人他最不喜欢：其一，能力差的人；其二，世家豪族。他希望能找到一种办法冲破世家豪族对人才选拔的垄断，却又一直没太好的办法，所以所谓曹操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发端实际上只有“定品”。问题只能留给自己的儿子解决了。
然而到曹丕时代，时局又变了。
曹操的家族，由于认了宦官干爹，以致名声一直不好，不被世人当作名门，曹操本人的施政对世族豪强也多是打压。然而曹操的儿子，无论曹丕还是曹植，都喜欢结交士人，与世族打成一片。尤其曹丕的拥护者司马懿、陈群、贾诩等人，皆有名望，是一方望族。
所以，曹丕的上台，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曹魏的统治者对世家豪族的态度，从曹操时期的提防、压制，开始向曹丕时期的合作转向。
在选官这件事上，曹丕的诉求很明确：以前那种“举谁”你们说了算，我是不答应的，但我也不会完全将“举谁”的权力收上来，我只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有一点存在感。
于是“中正官”出现了。
中正官的职责很简单：定品。根据品级为贤才申请相应的官职。中正官的产生，则由各郡长官推选，并由现任官兼任。这样一来，曹魏家族就可以通过九品中正制影响官员的选拔任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时期的定品，不完全以出身而论，道德和才能也在考察之列。毕竟曹丕骨子里跟他父亲是一个路子的。于是很多有才能的人得以冲破地方世家豪族的屏障，走向仕途，而曹魏统治者与世家豪族的关系，也在这一制度下得到缓和。
不管从哪个方面说，曹丕所立的九品中正制都比察举制进步多了。
等到司马氏专权的时候，时局再变。
司马氏，河内大族。司马懿兄弟八人，号称“司马八达”，名满天下。司马家族本身就是世家豪族，所以到了司马氏手上的九品中正制，很快演变成了“察举制2.0”：专门为世家豪族服务，定品时渐渐变为以出身为主了。
到了东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兴起，经过司马氏加工的九品中正制成了门阀制度的好搭档，因而一直延续下去，直到隋唐因门阀的衰落才被科举彻底取代。
作为察举制和科举制的过渡，九品中正制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毕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的察举制已经不能满足政治需要；而世家豪族遍地，即使出现科举制也没有施行的政治基础。曹丕时期所确立的九品中正制，堪称时代产物。
能顺时而为，当给曹丕记一笔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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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曹丕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前半句夸，后半句则委婉指出曹丕不够大度，也因此不能与“古之贤主”比肩。
南北朝人士颜之推说：“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
有才，但品德不过硬。
总的来说，唐代之前史家学者对曹丕的评价还算中肯，既承认他的才能，同时也不否认他的道德污点。
然而自唐起，舆论开始转向了。最典型的是唐朝史家刘知几所言：“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没一个好词。
到了宋代，对曹丕的评价也是一路走低，如范仲淹说：“魏文帝宠立郭妃，谮杀甄后，被发塞口而葬，终有反报之殃。”家事都被翻出来说了……
明代之后，由于《三国演义》的助攻，曹丕的形象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然而最早黑曹丕的还不是《三国演义》。早在刘宋时期，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就已经把曹丕黑得够戗。在《世说新语·贤媛》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
曹丕把父亲曹操的宫人全收了，惹得卞太后大怒，痛骂病中的曹丕死了活该，以致曹丕去世，卞太后都不曾再探视亲儿子一眼。
从《世说新语》的这段记载开始，“荒淫”成了曹丕甩不掉的一个标签。然而《世说新语》，是小说啊……
曹丕，冤不冤？
中华第二帝国的开创者，史上最被低估的皇帝
公元601年，天下太平无事。整个东方世界，只有两件八卦可记。一件是，高丽僧人把口红传到了日本。还有一件是，隋文帝杨坚被老婆气得离家出走。
这一年，60岁的老皇帝临幸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宫女。事情被老妻独孤皇后发现，小宫女被活活打死。听到这个血腥的消息，杨坚龙颜大怒。然后，骑上一匹马，往帝都城北方向驰去，一直到了山谷间二十余里，仍不回头。看样子是连皇帝都不想做了。
大臣们一时都慌了，高颎、杨素一路追赶，终于在山谷里追上了，堵住去路，苦苦劝谏。杨坚委屈得要命：“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意思是，临幸个宫女都不行，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高颎劝道，陛下身系家国社稷，怎能因一妇人而看轻天下？
似乎一想起天下百姓，杨坚飙升的荷尔蒙就消退了。他怒气渐消，据说待到下半夜就返回宫中，继续做那个“不得自由”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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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官写东西总是惜墨如金，特别是关于帝王生平的篇章，把丰功伟绩写完，文章也该收尾了。但凡八卦花边无关宏旨，一概略过。杨坚被老婆欺负这件事，竟然被记了下来，还写得这么详细。每次读史书，看到这里，就总觉得有点蹊跷。写这件八卦到底要说明什么呢？
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为什么大臣一劝谏，杨坚就听？是在证明杨坚是个从谏如流的好皇帝吗？第二，杨坚为什么感慨自己的皇帝做得不自由？是说他受外部约束或者自我约束很严格，丝毫不敢任性吗？
接下来，我跟大家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杨坚这个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感比较弱，感觉被严重低估了。如果皇帝也像演员可以划线的话，杨坚可能会被划入二线皇帝的序列，地位和知名度远低于嬴政、朱元璋、李世民这些一线皇帝。
但实际上，杨坚绝对是一个实力派皇帝。
他开创的制度，影响了中国历史多少年。隋朝以后，历代皇帝都在拾他的牙慧。而这些，在杨坚那里，只能算是小目标。更大的目标都被他实现了。建国才两年多，也就是公元583年左右，隋朝就打败了头号强敌—突厥。乘着这股气势，杨坚心中已经勾画了一幅世界性帝国的蓝图。
要知道，中国上一次成为东方世界的中心，还是在汉武帝征讨匈奴胜利之后，到杨坚在位时，已经过去600多年了。即便从西晋衰落后，中原政权被周边异族政权狂虐算起，到此时，也接近300年了。这数百年间，没有一个大国构建起政治与文化的权威体系，导致各民族、国家间交相征伐，弱肉强食。到头来，受苦受难的，还是各政权治下的百姓。
杨坚带领中国重新崛起，结束了战争，结束了杀戮，功德无量。
隋唐两代被称为中华第二帝国，是继秦汉之后崛起的新帝国时期。作为中华第二帝国的肇建者，杨坚称得上是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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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开创伟大功业的皇帝，在私德、作风或手段上总会留下争议。比如嬴政、朱元璋的口碑都不好，都以残暴出名。
伟人饱受诟病，似乎是历史的常态。但杨坚似乎是历史的例外。是杨坚这个人特别好，既雄才大略，又不凶残狭隘吗？不是。主要是因为他比其他皇帝高明了一点点，善于给人营造好印象。
他要搞什么大新闻，都不会以朕的名义进行，而是无限扩大民意的基础，以人民、臣下的名义行事。搞得好像就连他登上帝位也是被逼的。
公元581年正月，杨坚让人替北周静帝写好退位禅让诏书，送到他的王府。然后，还假装不知情，假意再三推辞，最后才接受了大家的拥戴，穿上龙袍，登上心仪已久的宝座。这种体面的夺位方式，无形中淡化了权力转移的残酷性。
统一全国后，杨坚知道，以自己的功业在历史上绝对排得上号了，得搞点什么仪式来匹配这不世的功业才行。大臣溜须拍马惯了，皇帝放个屁都秒懂他想表达什么，于是恭维隋文帝德配天地，再造太平盛世，鼓动他封禅泰山，树碑立传。杨坚却欲擒故纵，严词拒绝，说凭我这点德行，还不配封禅泰山。以后谁也不准提“封禅”两个字。
听听，真的是一代明君，堪比尧舜。然后，他真的不提“封禅”，换了个词儿“东狩”，还是去了一趟泰山。理由是经不住大臣们的一再劝告！
被独孤皇后气得离家出走那一次，也是要大臣劝着说“以天下苍生为重”，才觉得找到了台阶，趁势回宫。
这些戏码，君臣配合得天衣无缝，看得出平时没少排练。
隔着一千多年的时光，我们仿佛都能听见杨坚的内心独白：你们劝我呀，劝我呀，朕从谏如流，会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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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臣的苦劝与杨坚的听劝是一场约定好的政治秀的话，那么，杨坚说自己“不得自由”则可能是一句真心话。
还在做北周的国丈那会儿，他就权势很大，面临的风险也很大，时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得自由。
他的女婿，北周宣帝年纪轻轻，虽然比较昏庸荒淫，但还是能感受到杨坚对自己的威胁，而且严重怀疑杨皇后就是杨坚安排在自己身边的间谍。有一次，宣帝心情不好，威胁杨皇后说：“我早就看你爸不顺眼了，明天就灭了他。”几天后，宣帝召杨坚入宫，事先埋伏下刀斧手，下令说杨坚如果有任何心情紧张的表现，就直接做掉他。杨坚来了，举止自若，毫无异样。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当了皇帝后，杨坚也很辛苦。私人生活被独孤皇后困住，不得自由只是一种表象，更深层的是，他被国家政务困住了，大小决定都要自己拿主意，以至于废寝忘食都干不完。他被迫成了一个工作狂，没有私人时间。
这么勤政的好皇帝，难道不应该表扬吗？
别人看不透，但著名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却早看透了。
李世民曾问大臣萧瑀，杨坚这个皇帝做得怎么样？萧瑀把杨坚大大吹捧了一通，说隋文帝这个人不纵欲，长时间工作，深入基层，吃工作餐，简直是君王勤政的典范。
没想到李世民大摇其头，一点儿都不赞同：“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即承顺而已！”
就是说，杨坚这个人对人性悟得太透彻，知道人心叵测，他通过篡夺女婿的皇位建立隋朝，怕有人也觊觎他的皇位，重演他的故事，于是干脆谁也不相信。
他居高临下，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什么都懂的位置上，不得不事必躬亲。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对于皇帝来说，哪怕十件事判断错了一件，执行下去就是滔天恶浪。
他刚愎自用，格局狭隘，日子久了，旁边的人只拣他喜欢听的说。表面上他能与臣下对谈，实际上什么也听不进去。
说白了，杨坚所谓的“不得自由”，就是权力欲太强。这个世界上的工作狂，其实跟杨坚都是同一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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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在北周的惊险经历，一定程度上练就了杨坚的个性。
这就是，当皇帝，城府要深，演技要好。这样才不会被近臣摸透，才能对臣僚进行控制，而不被他们反控制。历史上那些被大权臣或大阉宦操弄的成年皇帝，基本上性子都太直，喜怒哀乐形于色，很容易就被利用。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大多数皇帝，都很任性，很率真—我就爱扮大将军打仗，我就喜欢闭门炼仙丹，其他我不管—权臣阉宦最中意他们服侍的皇帝直来直去，有句话叫“不怕你有原则，就怕你没爱好”，正是这个道理。这些皇帝在权力手段上的致命弱点在于，不懂得演戏。
杨坚不一样，他在这方面很有天赋，天生是个好演员。他可以做到这样：我虽然喜欢，但我偏说不喜欢；我虽然不喜欢，但我偏要表现得很喜欢。看你们怎么办？
他变幻莫测，猜忌严苛，底下的大臣根本无法真正熟悉他，看破他。他可以前一秒对大臣许诺加官晋爵，后一秒就在金殿上对其实施杖责，也许只是某句话让他感到不爽，直接翻脸不认人。
他甚至嫌执行杖责的人下手太轻，怀疑他们手下留情，于是下令将行刑者推出去斩首。如此一来，行刑者无不狠如虎狼，所以经常有人当堂死于杖下。
然后他又突然表演仁慈，让人把木棍从金殿上撤走。过了段时间，他又想打人，就假装忘了这事，大吼一句：谁把棍子拿走的？是谁？
更可怕的是，他还擅长搞钓鱼执法，经常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发现有人受贿了，直接处以极刑。
他对老百姓也经常飙演技，时而宽厚得可以跟民众同行同吃，时而又荒唐到连民间大点的船只都要没收，理由是大船可能被用来藏匿奸党。
总之，杨坚一直在揣摩一件事，那就是怎么演好皇帝这个角色，最好是演绝了，直接拿个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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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一生最成功与最失败的戏，是同一场戏。
在这场戏里，他表演节俭。
节俭到什么程度？他吃饭不过一肉，旧衣服缝缝补补照穿，车子破旧了也不换，大臣进献绫罗绸缎，他当场烧掉。可以说，节俭到把自己感动哭了。
他不仅自己节俭，还要求家人亲属节俭。太子杨勇适度奢侈了一把，直接被他黄牌警告，后来被罚下场，撸掉太子身份，与这次警告也有点关系。
他不仅要求家人亲属节俭，还要求百官节俭。其实也不用要求，大臣们一看皇帝好这口，都“自觉”地节俭起来。你想啊，皇帝都对自己这么狠，大臣们能对自己仁慈吗？还不是一个个苦修演技，不把自己弄得跟半个月揭不开锅似的，就不要在大隋影视圈混了。
他在本人节俭的同时，也舍不得让老百姓过上较为富足舒服的日子，紧紧守着国家的财富，死活不让肥水外流。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还是过着紧巴巴的苦日子，没能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在关中百姓遭遇灾荒、生活难以为继时，他仍不肯开仓赈灾，而是任凭一队队饥民艰难地踏上逐粮洛阳的苦旅。难怪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看杨坚不爽，一语道破，说：“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就是说，杨坚不是节俭，他是吝啬。吝啬跟节俭是两回事。
节俭，用来要求自己才叫节俭，用来要求别人就叫吝啬。如果还利用手中的权力，上纲上线，上到法律层面，穿得好看了，杀；吃得太好了，打……那这样的社会就更可怕了。很不幸，杨坚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只要查清楚人家的实际收入够不够得上他的消费力，有没有贪污腐败搞非法创收，就可以了。不要用法律与道德去制约一个人的消费习惯，是不是？
我再多说两句：节俭是一种美德，很好，但是，适度的奢侈也不全是坏事，还可能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阶梯。一个没有消费欲望，没有炫富追求的社会，迟早会陷入发展的困境。不追求奢侈，也就不崇尚打拼，这个社会终将处于一种低端的发展状态。
说回隋文帝杨坚。一个皇帝，明明可以锦衣玉食，但他偏要粗食布衣，这固然很好，然而相对于他手中的帝国，这点节约的偏好，只能算是小节俭。是否够得上大节俭，要从他治国的大项目才能看出来。
杨坚即位第二年，开始营建新都，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十几年后，又营建仁寿宫，征调民夫数十万平山填谷。新宫用了两年建成，蔚为壮观，一点都看不出节俭的模样。这期间，为了赶工，上万民夫劳累而死，不见杨坚有何反思。穿穿破衣服、坐坐旧车子，这样的节俭跟耗费巨资、累死成千上万百姓的大工程比起来，简直虚伪得让人作呕。
结果，伪节俭的杨坚正是在节俭这件事上遭遇了算计。
他的二儿子杨广觊觎皇位，跟父亲互飙演技，把自己装得跟劳模一样能干，跟乞丐一样节俭。这个浑身都是戏的戏精，顺利骗过了老影帝的眼睛，成功继位。杨广上位后，做了史上最奢靡的一件事—把整个帝国败光了。隋朝，成了继秦朝之后二世而亡的统一王朝。这是后话了。
总之，杨坚这个人，的确是个伟人。但是，再伟大的人，也有他的毛病。我们读历史，不能用他的毛病去否定他的功绩，但也不能用他的功绩去美化他的毛病，要跟法官断案一样，讲求客观公正。
崇祯为何非要袁崇焕死？
袁崇焕现在的地位很高，被当作抗击后金（清）军的英雄、大明王朝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一死，管你崇祯活多少年，明朝铁定没戏了。
不过明朝人不这么看。至少他被凌迟处死的时候，北京城里的官民都是高声叫好，甚至争啖其肉，以解心头之恨。
历史上有岳飞、于谦冤死，但从来没有一个英雄死得如此憋屈。哪怕遭遇构陷不得不死，清醒的老百姓和懂事的天气变化也能证明他的清白。
然而，袁崇焕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当他死时，全世界都当他罪有应得。
这是很诡异的一件事情。袁崇焕究竟死得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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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的对手认为他死得冤。
清朝灭了明朝之后，最早为袁崇焕拨乱反正。一些清朝内部档案显示，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成书于乾隆朝的《明史》出版后，这一说法公开化。大意是说，后金决策层故意让两名被俘的明朝太监偷听到袁崇焕与后金有不可告人的交易，然后将这两人放了。按照后金人的设想，这俩太监回去后，自然会跟他们的主子密报这起惊天大阴谋。
这出反间计从策划到实施，都很粗糙，带有强烈的舞台效果。考虑到后金的伟大领袖从努尔哈赤开始就把《三国演义》当作兵书使用，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灵感出自哪里了。
总之，反间计是使了，但效果却不好。证据是，崇祯杀袁崇焕，几大罪名里根本没有一款关乎“通敌”。乾隆不会管那么多，只当祖宗使出去的妙计成功了。
问题是，乾隆为什么要为袁崇焕拨乱反正？
乾隆自己说：“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这里隐藏了两层意思：一是清朝政权的来源问题。袁崇焕被冤杀，说明明朝“主暗政昏”，所以以清代明是合法、顺乎天命的。二是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需要忠臣。乾隆倡导忠君思想，所以要为袁崇焕等忠臣烈士平反，号召臣下学习袁督师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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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不是死于反间计，而是死于“己巳之变”。
1629年，后金天聪汗皇太极率领军队越过明军层层设防的关宁防线，从蓟镇突入明朝内地，是为“己巳之变”。
皇太极这次奇袭，不亚于在北京城里投下一颗原子弹。
从1619年萨尔浒之战大败，至此11个年头，明金的战事都在边疆打，打得再狠，叫得再急，京城官民基本都无感。等到皇太极打到城下，半个多世纪没有经受过战乱流离的北京市民和朝廷官员们，在入侵者的烧杀劫掠面前，才把边患与个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这就好比，对于晚清的东北人来说，鸦片战争不是战乱的开始，中日甲午战争才是。他们眼中的卖国贼不是琦善，而是李鸿章。
“己巳之变”中京城官民的心态亦与此相同。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感慨后金的强大，而是陷入了对守边大吏袁崇焕的怀疑与愤恨之中。
恰在此时，后金散播袁崇焕的谣言起到了发酵作用。袁崇焕的人设彻底坍塌了。整个社会对袁崇焕怨谤纷起，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当时举朝之臣及京城内外，都骂袁崇焕是卖国贼。
尽管袁崇焕在城外与后金拼死拼活，被弓箭射得跟刺猬似的（还好铠甲够厚），朝廷就是不让他和他的军队进城休整。然后崇祯召见袁崇焕，由守城士兵放个筐下来，把他提到城墙上。
“叛贼”袁崇焕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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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崇祯是个明白人。他把袁崇焕关了好几个月，罪名也定了好几个，但都没有谣言及官愤民怨中提到的“通敌”。
然而，崇祯为什么不替袁崇焕澄清谣言，反而必须要他死呢？
许多文章都认为，舆论和党争影响了崇祯的决定。我倒认为，这种影响毕竟有限，最根本的原因是崇祯自己就认为袁崇焕该死。
你想啊，皇太极都杀到北京城下了，这么大的变故总得有人担责吧，这么大的屈辱总得有人背锅吧？这个人不可能是皇帝本人，那就只能是皇帝任用的某个官员。
这个人不是袁督师，还能是谁？
有个小插曲可以反证，袁崇焕之死的直接原因是为“己巳之变”担责：负责处理袁案的兵部尚书梁廷栋本来要将袁崇焕满门抄斩，结果余大成告诉他说：“袁罪何来？岂非敌袭围京？吾视尚书反复六任也，坐兵部者全身而退者未有一人。今袁无能，令处夷刑，后敌又围京，先顾公之三族。”梁廷栋设身处地一想，肯定脊背发凉，所以强烈建议给袁减刑，不至于祸及三族。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帝国官员对袁崇焕获罪的原因是心知肚明的。“己巳之变”在当时被视为自明与后金交战以来军事上最大的失败。根据以往辽东军事失败必罪督抚的惯例，“己巳之变”本身就足以导致袁崇焕获罪，而且轻则戍刑，重则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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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袁崇焕这次严重的失常发挥，崇祯从重而非从轻进行惩处，深层原因则在于，他感觉自己幼小的心灵被这个中年大叔伤害了。
崇祯定了袁崇焕的罪，打头第一条就是“付托不效，专恃欺隐”。这相当于宣布了君臣两人之间有过约定，结果崇祯发现自己被袁督师欺骗了感情。
这个约定很多史籍都有记载，版本大同小异。简单来说，崇祯元年（1628年），赋闲了9个月的原辽东巡抚袁崇焕，被重新起用为辽东督师。在获崇祯召见的对话中，袁崇焕当着年轻皇帝的面夸下海口，说给他五年时间，后金可平，全辽可复。
当时就有人私下对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计划表示严重怀疑，说得好听你是痴人说梦，说不好听你这叫专业忽悠。以明朝和后金的力量对比来看，明朝能遏制后金的攻势已属不易，遑论收复失地。
袁崇焕也知道这次忽悠大了，赶紧向崇祯提条件。大明集团CEO对这个斗志满满的大叔，以及这个十分响亮的口号都很满意，钱粮保证不缺，武器绝对给好的，妒忌谗言我通通不听，只信任你一人。完了，还赐给他尚方宝剑。
可以说，袁崇焕以一个大饼换来了最高权力的眷顾，个人地位达到顶点。他是一个做大事不拘小节的人，不管“五年复辽”能不能实现，此时赢得皇帝信任，有机会大展拳脚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完美计划，让自己坐上了职场晋升的直升机，值！
仅仅过了一年多，后金这家初创公司抢市场就抢到大明集团的核心地盘来了。这难道就是袁崇焕的“五年复辽”？尽管五年之约期限未到，崇祯已无再多的感情投入，有的只是受了欺骗和愚弄后的一把怒火。
袁崇焕除了认栽，还能怎样？当年在皇帝面前吹过的泡沫，被京城门口的敌军挤破了，现在只好用一条老命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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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文史大咖张岱指出，袁崇焕的悲剧是他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他说，袁崇焕这个广东人个子矮小，性格暴躁，像只猴子，“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
复盘袁崇焕在崇祯朝的表现，其实已足够他被杀好几次。
在帝国做官，无论你多么善战能干，多么不可替代，有一条红线始终要坚守住：什么都可以去挑战，但千万不要挑战大老板的面子和权威。很不幸，桀骜不驯的袁崇焕，都挑战了。
杀总兵毛文龙，第一次挑战了大老板的权威。
毛文龙该不该杀，这是另说。袁崇焕先斩后奏，则犯了大忌。这事报到朝廷，崇祯先是大大吃了一惊，可能第一念头就要拿袁崇焕是问。不过，他毕竟少年老成，想着辽东正倚重袁抵御，于是仍在圣旨中对袁杀毛文龙表示了支持。然而，袁日后招祸的种子已经埋下。
跟后金谋议和之事，挑战了大老板的面子。
袁崇焕在给皇帝的上疏中明确了他“五年复辽”的计划，其中即提到“和为旁着”，意思是把议和作为一个套路，目的是实施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巩固边防。崇祯对这个计划整体做了同意的批复。但最后加诸其身的罪名，有一条恰恰与议和有关，叫“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
“谋款”即议和之事，“斩帅”指杀毛文龙一事。可以看出，它们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袁崇焕为了推进议和，不惜帮助敌人斩杀了毛文龙，从而解除了后金的后顾之忧。然后，为了议和，不惜放纵清军长驱直入，打到京城门口。
崇祯这么强调议和的罪名，实际上是这事儿泄露出去，很伤面子，所以这个锅必须得让袁崇焕来背。议和，从来就是做得说不得。天朝上国跟蛮夷匪徒讲和，让天下人怎么看？即便到了晚清，慈禧想和洋人议和，但锅得由李鸿章背着。
袁崇焕死后12年，历史重演。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秉承上意与后金议和，不料消息走漏，崇祯恼羞成怒，给陈新甲安了个“私款辱国”（私自议和，有辱国体）的罪名，枭首示众了事。
个人在军队中威望太高，再次挑战了大老板的权威。
袁崇焕手下精兵多从两广招募而来。这些子弟兵听得懂他那句“掉哪妈，顶硬上”的口头禅，眼里只有袁督师，没有崇祯帝。袁崇焕下狱后，部将祖大寿拥兵哗变，朝廷怎么喊话都没有用，最后全赖袁的一纸手令搞定。
这样的封疆大吏，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应对皇帝的猜忌，那么等待他的迟早是死路一条。很明显，袁崇焕没有这样的智慧。
可与之对比的是晚清的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的处境与袁崇焕何其相似。人家怎么处理的？既然他没有自己做皇帝的野心，就干脆把子弟兵遣散了，让慈禧太后睡个安稳觉，自己也不用夜夜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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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读历史，总是扼腕叹息，如果袁崇焕不死，清能不能取代明要打个问号。牛人读历史也是这样，所以才说“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梁启超语）。
其实，这都是没有的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活神仙。朝代更替是综合实力变迁的结果，不排除一定的偶然性，但绝非一人一事所能改变。以明朝整体局势的衰颓，给你十个袁崇焕，也多顶不了几年。
更何况，袁崇焕绝非完人，虽有过辉煌战功，但也犯了不少低级的战术错误。要命的是，他的综合素质不够硬，虚长了崇祯二十多岁，却表现得不及崇祯老练。做事任性独断，性情乖僻自负。凡事不会从老板的角度考虑得失，不替老板解忧还时常让老板不安心。
这种老天真，任何时候都是致命的。
历史就是这么残酷，即便没有“己巳之变”的追责，没有“五年复辽”的忽悠，没有崇祯的严酷，袁崇焕始终难逃一死，大明始终难逃覆亡。
林则徐没有错，错的是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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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3月，春风灌满开封城。此时距林则徐以“戴罪之身”来到开封祥符工地，投身黄河大堤修复工作已经半年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林则徐每天黎明便去河堤工地督工，常常深夜三四更才得休息。虽然“身体难支，屡欲乞疾”，但想到河南、安徽两省六府二十三县正在洪灾中挣扎的百姓，也为自己能“效力赎罪”，林则徐还是咬牙坚挺。
如今，黄河大堤已赶在春汛前修复完工，百姓们再不用遭河患之苦；主持修复大堤的好友王鼎也上书道光帝，直言“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假如皇帝开恩，能按照惯例论功行赏，让林则徐“将功折罪”，他大概就可以免于流放新疆，甚至能继续留在东南，为大清抗英。
然而，随着3月10日浙东战役清军的惨败，林则徐的希望最终变成了失望。在道光帝回复的谕旨中，所有参与治河的官员都得到奖赏，但林则徐得到的只有道光帝饱含恼怒的一句话：
“林则徐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今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打碎的牙往肚子里咽。写下“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的诗句，林则徐收拾行囊继续西行。
走到西安的时候，林则徐病了。他向清廷请病假，就地租房子住下养病。其间他把妻儿接到西安团聚。经过两个月的“缠绵医药”，林则徐“疟始渐止”，再一次踏上流放之路。
临行前，他写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其中一首，后人耳熟能详：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这是对家人的安慰，也是对自己的安慰：
只要对国家有利，绝不惜命避祸，远戍新疆就远戍新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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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为了国家，林则徐一点也不惜命，不避祸。但鸦片战争之后，他变了。这场爆发在两个文明之间的不对称战争，让林则徐备受打击。
战前，林则徐对击败英国信心满满。比如在写给英国国王的信里，林则徐就说了：“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者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在他看来，英国人的生活离不开中国特产茶叶和大黄。所以一旦断绝贸易，英国人就“无以为生”了。
关于英军的战斗力，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又说：“夫震于英夷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足裹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上岸，更为无能。”在林则徐的汇报中，英国人无非海军厉害，除此之外一无所长，尤其他们的步兵腿裹得太紧了，屈伸不便，一上岸就废了……
甚至定海失陷后，林则徐仍然坚持这种看法：“彼等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上岸，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缠裹，腰腿僵直，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由于英军“浑身缠裹，腰腿僵直”，一趴下就站不起来，莫说是清军兵勇可以“手刃数夷”，就算是个平头百姓，都足以要了英军士兵的命……
然而结果是，大清一直败，阵阵败，从头输到尾，不仅海战打不过，陆战也毫无还手之力。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西之间的差距，这一回林则徐终于看透了，而且看得那么痛。
只是战败的打击还不够。由于清廷将中英开战归咎于林则徐禁烟不善，自战事不利于清廷开始，朝中关于林则徐的非议便铺天盖地。在许多人口中，若要与英国议和，首先就要惩办林则徐，宛如南宋初年，要与金朝议和就得惩办岳武穆一样。
当初道光帝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督办禁烟时，曾明确表示要林则徐“力杜来源”，而自己“断不遥制”。
如今这“断不遥制”变成了“误国误民，办理不善”的诘责，变成了“废弛营务，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的判词：“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昨日功臣，今日罪臣；昨日恩宠，今日责骂。甚至立了治河之功，都得不到皇帝的宽宥。朝中舆论汹汹，纷纷指责林则徐是战争之祸首。
一片谩骂声中，那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心，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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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新疆的途中，林则徐写信给朋友。在信里，林则徐谈起中英差距：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
“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人家的大炮能打十里内外，我们的大炮却打不到；人家打炮跟放排枪一样啪啪啪，我们打一炮就得歇好一阵子。正所谓“器不良，技不熟”，光靠“胆壮心齐”，调百万军队过来也白瞎，就算岳飞、韩世忠再世也无可奈何。
对于中英之间军事上的差距，林则徐这段话说得很透彻、很形象。在清廷的官僚中，这大概是最早透露出“向西方学习”的意思。
然而紧跟着，林则徐又写了一句话，特别嘱咐收信人“不要给别人看”。也就是说，他并不打算将这一想法公诸于世。当年，在贬谪路上经过扬州的时候，林则徐将自己在广州收集、翻译、整理的各种国外信息，以及未完成的《四洲志》手稿转交好友魏源，嘱咐他将此书完成。之后，无论林则徐身处何地，身为何职，林则徐都没有公开提起过“洋务”“师夷”这样的主张，遑论大力倡导。
明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却又为何缄口不言呢？
在我看来，只要联系当时林则徐的处境，就能明白他的苦衷。
当时的林则徐身为一个“罪臣”，境况已然糟糕透顶。前有皇帝谕旨，罚戍新疆；后有大臣清议，指指点点。此时以他这样的身份，在大清新败之际，说出“洋务”“师夷”这样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这让天朝上国的颜面往哪里搁？让大清帝国的尊严往哪里搁？这样的言论，既打扰了做“上国梦”的人，又把自己往火坑里推。权衡之下，智慧取代了勇气。林则徐选择了明哲保身，选择了“避一避”。
他依然爱国，时局让他担忧；但环境险恶，也让他心生忌惮。
他只好沉默。
昔日在广东禁烟，那个怀着“死生有命，成败在天”的心情，豪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的林则徐，已经随着鸦片战争散去的硝烟，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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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秋，林则徐终于抵达伊犁。
在新疆，林则徐变成了一个“乖宝宝”。对国家时局，尤其东南形势，他三缄其口；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治下的民生、西北的塞防，以及自己何时能得到皇帝的原谅，遇赦东返。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遇到了财政困难，巨大的军费开支，以及战争赔款让“生活简朴”的道光皇帝头大。为了平衡预算，道光皇帝想到了裁军，林则徐所在的伊犁镇总兵就位列其中。对此，林则徐代伊犁将军布彦泰拟稿复奏，结合西北边防形势直言“新疆边防重地，兵制碍难更张”，保住了这支西北边陲的驻军。
为了开发伊犁，充实边疆，林则徐力主垦荒，并亲自拿着工具，率领民众兴修水利，引水灌溉。对林则徐在新疆农垦的作为，后人评价说：
“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
此外，根据清廷的指令，1845年，年过60的林则徐还亲自带队，开始对南疆进行勘察工作。
南疆条件艰苦、道路绵长，白天夜晚冰火两重天，但林则徐撑了下来，先后带队勘查了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喀什沙尔、巴尔楚克、伊拉里克（属吐鲁番）、塔尔纳沁（属哈密）等地。林则徐的脚步，几乎踏遍了整个南疆。
1843年7月，与林则徐同案被流放新疆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获释东归，一个月后，同被流放到伊犁的前东河总督文冲也获释入关。
林则徐见此，心生一丝失落。在给友人的信里，他写道：
“嶰翁（邓廷桢）自闰月望后首涂，不及兼旬已由乌垣东发，题糕时节（重阳），定可入关，一飞河帅（文冲）现亦赐环。弟惟静心株守，不敢妄有希图。”
伊犁垦荒小有成就后，伊犁将军布彦泰给皇帝上书，为林则徐求情：
“查林则徐到戍已及两年，深知愧奋，奴才每于接见时，留心查看，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窃谓人才难得……以有用之才置之废闲之地，殊为可惜。如蒙天恩，弃瑕录用，俾得及时报效。”
然而皇帝并没有给出答复。
直到完成南疆勘察之后，戍疆三年的林则徐才获准东返。
后来，林则徐累迁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职。任上，林则徐兢兢业业，本本分分，作为一个听话的大臣，继续为清廷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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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秋风萧瑟。
重病的林则徐请辞，于次年三月回到故乡福建侯官（今福建闽侯）。
1850年，秋风萧瑟。
由于广西拜上帝会兴起，林则徐再度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办军务，镇压太平军。
在接到清廷任命的第二天，病魔缠身的林则徐便启程赴任。在给好友的信里，林则徐这样写道：
“粤匪猖狂已极，非练精卒无以接其锋……仆受国家殊恩，目击时艰，安能自诿衰朽，偷生忍耻！”
然而17天过后，行至普宁（今广东普宁）的林则徐再也撑不住了。临终前，他让随行的儿子林聪彝代笔，给时任皇帝咸丰上了最后一道奏折：
“此次更蒙皇上特遣视师，谬膺重任，既感深而思奋，尤敌忾以心殷。岂料半途遂废，上负圣恩委任，只期图报于来生。但期将士一心，战守并用，能坚壁而清野，终扫穴而擒渠……”
言毕，林则徐撒手人寰，享年66岁。
得知林则徐去世，悲痛无比的咸丰帝亲笔写了挽联：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但这有什么用呢？
林则徐还是带着他想说却终没能说出口的话，住进了坟墓。
其实早在1842年，魏源就已完成林则徐的嘱托，依据《四洲志》完成《海国图志》50卷的编纂。后来该书又不断增补，到1852年全书内容已达100卷之多。在这部鸿篇巨著里，西方的科技、世界地理，以及主要西方国家的历史都有介绍。魏源更直截了当地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
然而，正如林则徐当年所虑，此时的大清上至皇帝下至草民，都不需要这样的声音。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心血被当作“奇闻”，而那些振聋发聩的呼喊竟像针入大海，未起一丝波澜。
于是魏源也不再说话了。
1857年，魏源去世。睡觉的人继续做梦，睡醒的人继续沉默，直到更响的炮声在耳畔轰鸣，惊得所有人更加迷失、恐惧、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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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死了，几十年后作为民族英雄为人们所纪念。
不过，也有人责备林则徐，说他人生最后十年怂了，说假如他那时能振臂高呼，“洋务运动”或许能早二十年到来，即便最终救不了中国，好歹也不至于落得后来那样惨。蒋廷黻先生就这样写道：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后一个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的。”
在蒋先生眼中，林则徐俨然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
然而在我看来，所谓的“知而不言”，显然不是林则徐应该背的锅。正如常说的那句话：
林则徐没有错，错的是那个时代。
在当时，没有人愿意面对现实。大清还是那个万国来朝的大清，英夷还是那个要啥啥没有的英夷。地割了，款赔了，但天朝上国的美梦却继续做。
没有人愿意听“我们不如他们，我们得向他们学习”这样的话。任何“人家比咱强”的声音，都会被视作异类：
“你咋这么没自信呢？你骨头咋这么软呢？”
而林则徐，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清廷官员，他爱国，忧国，却也畏人言。在一个不能容忍不同声音的时代，还能指望林则徐说什么呢？
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人们需要林则徐，需要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却不给他生存的土壤，用众人之口封了他的口。
所以说“林则徐”常有，但配得上“林则徐”的时代，罕见。
替罪羊李鸿章，为何成了万人踩的卖国贼？
1894年6月，一位28岁的西医书生、名叫孙文的年轻人，给大清帝国的时任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上了一封洋洋洒洒几千字的《上李傅相书》。
13岁就前往美国，并在美国和香港游学多年的孙文在文中提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但1894年，正是大清帝国权臣李鸿章最为焦头烂额的时刻；他不知道的是，这也是他的生命倒数第八个年头的开始。
此前四个月，1894年2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随后日本势力潜入朝鲜暗中资助叛乱，大清帝国与日本的矛盾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在此危急关头，作为大清帝国重臣，李鸿章千头万绪，实在无空接见孙文。他对孙文的书信持欣赏态度，但并无太大在意，只是下令给孙文发了一张出国考察农务的护照，以表示鼓励这位年轻人出国考察。
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显赫人物，就此错过。
当时72岁的李鸿章不知道的是，这位他并不以为然、草草打发的年轻人，日后将反转干出一番怎样的事业；而已进入政治和生命末期的李鸿章，即将迎来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考验—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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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是大清帝国前所未有的惨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年初，因为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属下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李鸿章，在被罢免各项职务后，又被清廷紧急官复原职，并授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协商议和。
作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另外三位为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协助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的李鸿章，同时也是清朝洋务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尽管此前就对日本抱有深刻警惕，但李鸿章没想到的是，明治维新仅仅二十多年的日本，崛起速度如此之快，竟然将号称为亚洲老大的大清帝国彻底击溃。痛彻心扉已然无用，大清帝国各位重臣都唯唯诺诺不敢担责，日后自诩为大清帝国“裱糊匠”的李鸿章，无奈下临危受命，前往日本马关议和。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日本马关，日本方面，伊藤博文和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态度蛮横，提出若想停战，必须要清国交出大沽、天津和山海关，以试图将北京直接置于日军炮口之下。
如此苛刻的停战条件，李鸿章当然不能答应。1895年3月24日下午四时许，到达日本第五天的李鸿章，在议和无果后返回住处时，突然被一名行刺的日本青年掏枪射中左面颊，李鸿章血流满面，昏死过去，凶手则当场被擒。
在日后，尽管被痛骂为卖国贼、人人皆曰“可杀”，但是，被刺后的李鸿章，却显示出了非凡的勇气。
李鸿章被刺，国际舆论大哗，日本政府也非常不安。
经审讯，行刺李鸿章的凶手叫小山丰太郎，年26岁，他供述之所以行刺李鸿章，是因为想破坏清日和谈，以促使日军继续战争、占领中国。
当时，尽管日本在清日战争战场上节节推进，但国力有限，难以支撑长期战争的日本，也想趁机结束战争，以求让清政府割地赔款。再说，列强当时也非常担心日本独吞中国，不时在旁敲打。所以，担心李鸿章趁机退出和谈的日本政府，在李鸿章遇刺当晚，立即派出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前往探望，日本天皇也派医生前来协同治疗。另外，日本法院则以杀人未遂罪，判处凶手无期徒刑，以求平息国际舆论、稳住李鸿章，继续谈判。
在此当口上，李鸿章本可因此退出，以免担当割地赔款的历史罪名，但看到日本政府态度有所松动，估计“日后和款必易商办”的李鸿章，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尽量减少战败的损失。为此，他拒绝了医生立即手术取出子弹的建议，暂时以绷带止血，改而派他的儿子、曾担任中国驻日公使、通晓日语的李经方接替他继续谈判。
此后，日本不再坚持进占大沽、天津、山海关的要求，但日本方面仍然盛气凌人，坚持要清廷割让辽南、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赔款3亿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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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10日，遇刺第17天的李鸿章带伤参加会谈，对此伊藤博文仍然盛气凌人地表示，对于日本的要求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对此，清廷担心日本再次开战进占北京，随即电报李鸿章说可以签约：“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尽管有授权签约的谕旨在身，但李鸿章仍然想抓住最后的机会，请求日本再行退步。
1895年4月15日下午，清日双方举行最后一次谈判。当天的谈判从下午2点半一直谈到晚上7点半，历时5个小时，但日本方面除了答应改动个别细节，其他方面均坚持原来的要求。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后来回忆说，作为大清帝国的宰相和第一权臣，李鸿章当时以卑哀的姿态多次恳求，近乎失态：
“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而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向伊藤（博文）全权代表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
“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
但弱国无外交，权臣如李鸿章，也终究难挽败局。
1895年4月17日，清日《马关条约》最终签订，除了辽南的割地范围和赔款数额稍微减少外，条约的其他部分，均按照日本的要求签订。自此，清朝正式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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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间遇刺、几乎丧命，但苦苦哀求、近乎失态，希望挽回一些权益的李鸿章，将《马关条约》谈成这个样子，作为大清帝国替罪羊的李鸿章，已经成了当时以及此后一百多年间，人人都想朝他脸上吐口唾沫的“历史罪人”。
帝国的罪，要他一个人来当。
尽管这种做法有失公允，但却是此后历史的事实。当时，清廷上下，弹劾李鸿章的奏折蜂拥而来，尽管他只是遵照慈禧等人的谕旨行事而已，但作为大清帝国的替罪羊，那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日后，在回忆《马关条约》谈判经历时，李鸿章说，这件事让他“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此后，1896年在出访欧美途中，他曾经途经日本横滨，尽管有人劝他上岸稍事休息，但李鸿章坚决拒绝，因为《马关条约》是他一生的痛。
这位25岁（虚岁，下同）就考中进士，38岁开始编练淮军，协助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力倡洋务的大清汉人重臣，是他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
1864年太平天国之乱平定后，曾国藩由于担心功高震主和被清廷猜疑，开始自裁湘军，但曾国藩却积极鼓励他的学生李鸿章，希望他能为大清帝国尽心效力。李鸿章也不负所望，因为即使没有曾国藩的提携，他本身也是才干过人。
在晚清满人与汉人、中央与地方、汉人与汉人（湘系与淮系、保守派与洋务派）的激烈矛盾之中，李鸿章几乎是唯一一个数十年屹立不倒的汉人权臣，即使是他的恩师曾国藩，也有处理教案失措以致朝议沸腾、马失前蹄的时候，但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之前，事业一片红火、仕途始终大好。
但甲午战争，是他一生事业和大清帝国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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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仍然想尽力挽回战败的损失。
为此，他指示总理衙门，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内容透露给俄国、法国、德国公使，并指令总理衙门游说三国使节，要他们进行游说干涉。在此情况下，担心日本独占中国的俄、法、德三国，联合出动海军，在日本海进行游弋威胁。日本也不得不进行妥协，最终答应放弃侵占辽东半岛，但前提是要中国支付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清廷由此才得以保有了辽东半岛。
在当时，清廷主张“以夷制夷”，在李鸿章和慈禧等人看来，辽东的“赎回”，显然是这一策略胜利的结果。为此，清廷开始制定“联俄制日”方针，希望通过沙俄，来制约日本。
但这显然是一种病急乱投医。
近年来，为李鸿章翻案的人很多，尽管李鸿章确实是晚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确实能力有限，在捍卫领土意识方面，作为淮军代表的他，远远落后于他向来看不起的湘军将领、“左骡子”左宗棠。
阿古柏之乱后新疆全境沦陷，左宗棠坚持带病出征，李鸿章则认为，收复新疆是浪费银两，纯属胡闹，“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
中法战争期间，法军侵入台湾，左宗棠誓死抗击，并向李鸿章求援，李鸿章也是爱理不理，将个人私愤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1879年，日本侵占琉球国，并改为冲绳县。琉球遗民两次派遣代表，秘密赶赴天津拜见李鸿章，请求李鸿章发兵救援，李鸿章却放纵日本，坚持“外须和戎”，以致日本日益猖獗。
《马关条约》签约后，通过促请俄、法、德联合干涉，日本最终放弃了侵占辽东半岛的计划，对此，在国际外交方面向来昏聩的李鸿章，以为看到了希望，因此他跟慈禧等人一样，觉得沙俄可以争取。
但沙俄，又怎会是中国的朋友？
《马关条约》之后，在朝野内外的一片谴责声中，李鸿章从权力的巅峰迅速滑落，当时，光绪帝虽然并未将他治罪，但却命令免去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职。在晚清的帝党（光绪）与后党（慈禧）之争中，在光绪帝眼里，李鸿章摆明了就是个后党的中坚分子。此后，李鸿章迅速从帝国的第一权臣，沦落成大权旁落的“伴食宰相”。
1896年3月，已经从权力中枢被排挤冷落的李鸿章，奉命出使俄国，他表面的使命，是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于1896年4月举行的加冕典礼；实际的行程，则是跟俄国签订密约，以求“联俄制日”。
4月，李鸿章抵达俄国，并与之签订了《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史称《中俄密约》）。双方约定，如果日本侵犯俄国远东或中国和朝鲜，则中俄共同出兵并互相接济粮食、军火；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应向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
尽管密约号称一起对抗日本，但昏聩的李鸿章不知道的是，俄国实际上包含野心，并由此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过境铁路的特权，为其海陆军入侵中国提供了“方便”。李鸿章以为“联俄”可“制日”，却不知道俄国人的野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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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6年3月至9月，已经76岁的李鸿章，相继访问了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英属加拿大等国，尽管他已大权旁落，但作为晚清睁眼看世界的重要人物，他仍然壮怀激烈，希望为大清帝国，寻找到治国良策。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也试图反思，自己和大清帝国失败的原因。
临行前，他让人随身带了一口棺材，他对儿子吩咐说，如果他在出访途中逝世，一定要将他带回中国安葬。
在德国，他慕名拜访了号称“铁血宰相”、当时已经赋闲的俾斯麦。德国人记录了当日双方会见的详情。
1896年6月25日，俾斯麦特地穿上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赠送给他的军礼服，配上军刀，以最高礼节迎接李鸿章。到吃饭的时候，俾斯麦还特地不让李鸿章的随从搀扶李，而是自己亲自扶着李鸿章的手臂走到饭厅。
聊天过程中，李鸿章对俾斯麦说：“我这次很高兴来到您这里，想向您请问，怎样才能在中国进行变革？”
李鸿章还说：“在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
俾斯麦对此回答说：“如果最高层（指皇帝）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当时，痛感于甲午战争的惨败，光绪帝并不信任李鸿章，而是开始希望变法。对此李鸿章接着问道：“如果皇帝一直受其他人的影响，接受他人的意见，那我怎么办？每天都有一些麻烦，让做臣子的很难开展工作。”
听到这里，俾斯麦突然用了一句法文说，“Tout comme chez nouz”（跟我们这里一样）。然后俾斯麦接着用德语说：“在我当首相的时候，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来自女人方面……”
俾斯麦意有所指，李鸿章也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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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鸿章毕竟已经失势了。1896年7月回国后，大权旁落的他，无所事事，只是被任命为武英殿总裁和在总理衙门行走。
1898年，76岁的李鸿章最终“告假养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赋闲期间，李鸿章曾经跟来访的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连续交谈了三天，期间他自我评价说：
“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又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伊藤博文曾经对李鸿章说：“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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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慈禧和大清帝国，始终离不了他。
到了1899年11月，他被重新起用为两广总督；1900年，慈禧在向列强宣战失败后，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并急电李鸿章赶紧进京，继续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配合庆亲王奕劻与各国进行和谈。
狼狈逃窜的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下旨说：
“该大臣（李鸿章）公忠素著，平日威望，亦为外人所信服。国事至此，不知该大臣正复如何愤激！朕亦知该大臣此行为安危存亡所系，勉为其难，著即迅筹办法，或电各国外部，或商上海各总领事，从中转圜。务期竭尽心力，为国家捍此大患，朕不胜翘盼之至。”
自嘲为大清帝国的破窟窿到处“裱糊”的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并参与了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
随后，李鸿章对慈禧上了道奏折，痛心地建议说：
“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此后，清廷果然彻底向列强屈服，甚至公开提出，以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但当时，占据着中国东北的俄国人仍然步步紧逼，希望在与清廷的谈判中掠夺更多权益。沙俄提出，俄国可以表面“退军”，但俄国人在东北的所有权益，必须全部转交给俄国所有的道胜银行。对此李鸿章告诉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说，我办外交这么多年，从来没签过这样的协定，也从来不敢对这种协定承担责任。
当时，八国联军仍然侵占北京，李鸿章回到暂居的北京贤良寺后，喀西尼继续追到他的病床前，逼着他签字。李鸿章为此大口吐血，1901年11月7日，79岁的他，最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死于北京任上。
此前，他给周围的人留下了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临死前，躺在病榻上的李鸿章，突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流下了眼泪，似乎想说点什么。当时他的幕僚周馥见此情景，流着眼泪安慰李鸿章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身边的人也纷纷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中堂放心！”李鸿章流着眼泪，最终气绝，“目乃瞑”。
死讯传到慈禧那里，慈禧当场就流下了眼泪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在慈禧看来，那位不辞辛苦和骂名，始终为她和大清帝国四处奔波的干将已逝，以后还有谁会像李鸿章一般尽心尽力为她和大清帝国卖命呢？
大厦将倾，李鸿章这根力撑大清的朽木，最终，也倒了。
他死后十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大清帝国，最终在众叛亲离中分崩离析。
一生只做两件事：他是汉奸，还是英雄？
1
1895年10月21日，膏药旗插上了台南城头。
随着台南的陷落，日本人终于把他们觊觎已久的肥肉—台湾，给吞下肚。
然而这个吞咽的过程却让日本人非常不爽。
根据当年4月中日双方签订的《马关条约》，台湾这块“应许”给日本的土地，本该乖乖“归顺”的。事实上，清政府也相当“配合”。在条约签订一个月之后，清政府就电令在台文武官员“陆续内渡”，同时委派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作为“割台大臣”，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手续。
5月底，日本兵以“战胜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来了。他们前脚登上台湾岛，台湾巡抚唐景崧后脚立马溜号。台湾省三府一州的官员们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紧随巡抚大人的脚步纷纷渡过海峡，回到大陆。
台湾俨然变成一座“空岛”。
接管这样的一片土地，在日本人看来太简单。
可惜他们失算了。
之后的4个月，日本人感觉像过了4年：作为完全占领全岛的代价，登岛的5万日军死了近5千人，因伤亡和疾病造成的减员超过3万—这个数字比甲午战争期间多一倍还不止。
日军领头的军官则更加不走运：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以及第二旅团长、陆军少将山根信成，直接搭伙去见阎王了。
这一切，都拜一个59岁的中国老头所赐：
刘永福。
2
1837年，刘永福出生在广西钦州一个不知名的小乡村。本名叫“义”，因为在家排行老二，人称“刘二”。
刘永福的爹本是一个杂货铺小贩，平日里倒卖点杂货，顺带经营沽酒生意。指着这个，一家人的生活还过得去。
然而，在刘永福8岁那年，刘爹破产了。没办法，一家人只得迁到广西上思一个不知名小村投奔亲戚。日子依然很苦。
刘永福17岁那年，一场疫病夺走了刘家长辈的命。一个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家庭就此被毁掉了。安葬完家里的长辈，刘永福一无所有。生活对这个少年来说，就是填饱肚子，活下去。
那时的广西，天灾不断，民不聊生，反清烽烟四起。造反，对广大贫苦群众来说，是一条不归路，却也是一条生路：冒死求生，总比躺在家里等着饿死强。
1857年，为了吃饭，为了活命，21岁的刘永福心一横，投到太平军小头目郑三的麾下，成了一名光荣的太平军战士，后来又随着郑三投了著名反清人士吴凌云，入了天地会的伙。
有衣同穿，有饭同食。印象中似乎农民一造反，生活就改善。但实际上，“造反”这门生意相当不好做。
比如当时广西有的起义军，开始时每日每人发钱20文、粮米12两；十天后就变成发钱15文、米8两；再过十天，又变成钱8文、米6两；后来钱发光了，米也发光了，就发黄豆；黄豆发光了，就发绿豆；直到最后连绿豆都没得发。
刘永福的运气就很不好。虽说豁上性命干革命，但却一直没遇到有钱的老板。在经历战败、负伤、欠饷等倒霉事后，刘永福先后换了黄升奇、王士林、黄思宏等多个起义军老板。
对他来说，同样都是造反，谁能给饭吃，就给谁当兵，就替谁卖命。
跳槽到王士林那里的时候，一领到工资，刘永福第一件事就是“尽将钱买肥肉与豆腐，并煮而食”。
生活的艰辛，造反之不易，全在这一碗肥肉炖豆腐里面了。
3
1866年，而立之年的刘永福投了吴亚忠。
吴亚忠是吴凌云的儿子。吴凌云反清失败后，吴亚忠兄弟几个侥幸逃出，继续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在广西搞事情。
投奔吴亚忠的时候，刘永福已经是一个小头目了，手下有二百来号人。对这个新来的小伙子，吴老板喜欢得不得了，大手一挥三万块钱拨下来，“米则任要，以食为限”。困扰刘永福多年的温饱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对吴老板，刘永福也是感恩戴德。每次作战必领麾下将士冲锋在前，锐不可当。
由于名气越来越大，刘永福终于打出了自己的旗号。
当时刘永福驻扎广西安德（今广西靖西市）北帝庙，庙里有一尊周公神像，神像手里拿着一面三角形黑旗，旗上绣着北斗星。考虑到周公的影响力，刘永福便将此旗作为自己的旗帜。
“黑旗军”就这样诞生了。
创立黑旗军之后，刘永福的造反生涯步入正轨，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江南的太平天国已被剿灭，清政府可算腾出手来解决广西这群“顽匪”了。
通过钱，清政府拉拢了刘永福的旧主王士林、黄思宏，还从各处调来军队，在广西提督冯子材的指挥下联合围剿吴亚忠。
清兵来了，刘永福奋战。虽然击败了王士林、黄思宏，但面对兵精粮足，深谙战事的冯子材，到底还是打不过。
在战斗中吴亚忠负伤，弟弟们阵亡，起义军只能据城困守，形势变得严峻起来。
眼见吴老板这里人多粮少，且粮食来源已断，那种吃不饱饭的记忆再度袭上刘永福心头。为了求生，刘永福借口外出觅食，便带着麾下二百来号黑旗军跑了出来。
临走前，吴亚忠语重心长地对刘永福说，咱俩是亲兄弟，你这次去千万不要像黄鹤一般，一去不返。
然而后来，吴亚忠叫刘永福回来。刘永福的回复是：“有米食则回，无米食则不回。”
吴亚忠闻之破口大骂。
说来说去，还是吃饭问题最重要。
4
脱离了吴亚忠，刘永福决定带着黑旗军去越南。
广西混不下去了，跨过国境逃到越南去，这是当时许多广西农民军公认的求生真理。刘永福也对部众说：“我等在广西无大作用，且父母之邦，不可骚扰，保护现不需吾们。以弟愚见，专往安南地方，伺机应变。”
然而与其他入越的起义军不同，刘永福进入越南的时候，打出的旗号是“助越王平叛”。当时在越南北部，白苗、瑶人多割据山头，而越南官军对此无可奈何。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刘永福才有“为越王攻击苗、瑶”之意。
这一招实在高明。别的起义军跑到越南去，还是继续“当匪”，而刘永福这一支，一旦成功联络上越南官军，助其平叛，就可以转变身份，名正言顺地在越南立足。
1869年，冯子材率军入越，跨境追剿吴亚忠。而此时的刘永福，早已成功获得越南官方的认可，改“黑旗军”为“中和团黑旗军”，从大清的“匪军小头目”，摇身一变成为越南的“团练”，为越王平乱。
在刘永福的努力下，黑旗军扩编至3000人，而越王因刘永福的帮助也在越北地区找到了存在感。对此越方感激不尽，授予刘永福七品千户、三宣提督等官职并大赞刘永福：“得公来除巨患，万民感激，朝廷倚若长城。”
就这样，在越南刘永福出人头地，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饭，更不用担心被官军追剿。
一个贫家少年找到生活的安全感，刘永福奋斗了前半生。
5
假如刘永福在1869年与吴亚忠一起被冯子材剿灭，那么后世对他的评价应该不会有任何撕裂。作为一个农民起义军的小头目、“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会员”，在以汉族利益为先的人眼中，刘永福当是洪秀全一般的“英雄”。
然而后面发生的事，却几乎颠覆了这一人设。
1875年，刘永福以越南官员的身份，率领黑旗军配合清军，围剿吴亚忠旧将黄崇英。
这个黄崇英是个铁汉子。他坚持反清，既不投降清廷，也不受越南招抚。但为了生存，他跟法国人走到了一起……
经过激战，黄崇英最终被剿灭。趁此机会，刘永福向清军提出回国，为大清效力。
清廷婉拒了刘永福的请求。在清廷的答复中，这样写道：
“据禀军功刘永福既受南国官职，现在带兵剿贼，未便遽准入关投营。即令思归情切，亦应俟该国军务告竣，奏明越南国王呈咨来粤，酌核办理。”
1882年，刘永福回国祭扫，与宣化典史王敬邦见面。交谈过后，王敬邦感叹刘永福“系情中国官职，蓄志来归，已非一日。每对人言：愿为中朝千把，不愿为越南提镇”。
前来与刘永福联络的唐景崧，在给清廷的汇报中也说：“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
“思归情切”“蓄志来归”“屡欲归诚”，对清廷屡屡表忠，这哪里还能做“洪秀全”？
在20世纪初，革命党人苦于灭清无路，找不到“发动群众”的办法，于是想到通过激发民族仇恨来动员“革命力量”。在这样的语境下，许多历史叙事都被重构了。但在20世纪初的热血汉人章太炎的笔下：
地狱沉沉二百年，
忽遇天王洪秀全。
满人逃往热河边，
曾国藩来做汉奸。
按照这种价值观，但凡是在清朝做官，维护清朝统治，以“爱清”为“爱国”的，都是“汉奸”。
把这一套用在刘永福身上，效果更加明显：你既是天地会出身，昔日反清复明，为推翻清朝而战；如今不但不反清，还要给清朝当兵，打反清的黄崇英，这不是“汉奸”吗？在他们看来，汉人反清不论在什么时期都是政治正确。降清的刘永福必然比不上反清的黄崇英。
好在1882年不是刘永福人生的终点。之后发生的事，让他成了“英雄”，一种不同于洪秀全的“英雄”。
6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
法国人早就觊觎越南，希望通过占领越南，继而窥伺中国西南。自19世纪60年代起，法国便开始对越南进行侵略战争。而当时的清政府国力有限，根本没有保卫小弟的本钱。
1873年，法军上尉安邺率领一支百余人的小部队，轻松攻占河内等4省。当时身为越官的刘永福挺身而出，率黑旗军在纸桥设伏，歼灭了进犯法军，阵斩安邺。
如今法国人卷土重来，刘永福再次率领黑旗军出战，并于纸桥二度击败进犯的法军，击毙法军上校李维业。
战后，刘永福慷慨陈词：
“永福，中国广西人也，当为中国捍蔽边疆；越南三宣副都督也，当为越南削平敌寇！”
法国人见连吃刘永福的亏，便派人来招降刘永福。刘永福严词回绝：
“本爵提督大清国广西省人也，父母之邦不可背；又越南极品元戎也，知遇之恩不可忘！”
然后继续率领黑旗军，在越南与法军死战。
当时清政府内部，大多官员还是不接受刘永福，比如主和的李鸿章，就不喜欢在越南到处打击法国人的刘永福；滇桂两省的总督巡抚，也不欢迎刘永福，甚至还想紧守边境，逼刘永福与法军死拼。朝中大员中支持刘永福的，只有张之洞。
然而刘永福的决心，黑旗军的善战，最终还是让清政府改变了态度。在清政府对法国宣战的诏书上，是这样说的：
“刘永福虽抱忠怀，而越南昧于知人，未加拔擢。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收为我用，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就这样，从“反清复明”的起义军小头目，到越南的镇边大将，再到清廷的“记名提督”，刘永福完成了人生第一大跳。
在他眼里，显然清朝就是中国，保大清就是保中国。
7
中法战争之后，刘永福回到国内，历任南澳、碣石等地总兵。虽叫“总兵”，但他手下的黑旗军已经被裁至300人。毕竟他是有过“黑历史”的人，无论战场上表现多好，都始终难得清廷重用。直到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中日开战。对于台湾防务，朝中大员竟无人愿往。清廷这才想起刘永福，而此时的他，已经年近花甲。
对此，刘永福本可以年老体衰为由推辞，也可以借筹饷练兵拖延，但他却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当即告别家小，招集驻守广州城郊燕塘的黑旗军旧部，又“招潮勇一千名”，合四营，带军4个月的军饷，端着800支旧枪，渡海来台。
在日本人进犯、在台官员跑路之际，刘永福发布《署台湾镇总兵就职告示》，鼓励军民戮力抗敌：
“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
台湾地方势力想宣告独立，请刘永福出任“台湾民主国”总统，领台民抗日。刘永福坚辞不受，仍以大清国帮办一职，领导身在台湾的中国人愤起抗战。
由于中日《马关条约》已订，清政府决心履约，而刘永福如今在台湾擅自抗日，虽然其情可怜，但终究是犯了清廷的大忌。
在清政府的命令下，沿海各省一概禁止援台援刘，以致黑旗军粮饷断绝，弹药不继，在与日寇的血战中大部牺牲，最终不得不退守孤城台南。
日军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写信给刘永福，劝他投降。刘永福复信道：“台湾隶我中国二百余年矣……余奉命驻防台湾，当与台湾共存亡。一旦委而弃之，将何以对我先皇于地下？”
在日军攻城的炮火中，断粮断饷，缺枪少弹的台南守军溃散，城内土匪蜂起：失败已成定局。在部下的劝说下，刘永福登上了英国轮船驶离台湾。他仰天长叹，悲愤恸哭：
“我何以报朝廷，何以对台民！”
反割台斗争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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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之战，让日本人印象深刻。日本人感叹，自甲午与中国开战以来，“在台湾才开始遇到了真正的抵抗”。
对刘永福的黑旗军，日本人则评价说：
“虽为敌人，其勇敢真值得赞叹，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
但刘永福已经心灰意冷。近三十年来，抗法则抗法失败，抗日则抗日失败，中国前途在何？看不到，看不到。
反思中，这个60多岁的老人竟日渐倾向革命。
因早年效力越南，刘永福在越南人心中形象一直很高大。1905年，越南的革命者潘佩珠来到广州拜会刘永福，请他出山，支持已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进行革命。
通过与潘佩珠的接触，刘永福渐渐了解了被清廷严禁的“革命党”，而潘佩珠与孙中山关系甚笃。在潘佩珠的影响下，刘永福了解了中国的革命者孙、黄等人，最终接受了革命理念。
年近古稀的他慨然表示，要为创建民国“贡献余力”。
从“声望素孚，威扬中外”的清廷老臣，到拥护革命，刘永福的人生又跳了一次。
1907年，刘永福告老还乡，回到钦州。时逢同盟会元老王和顺在钦州一代策划反清斗争。刘永福直接给王和顺提供庇护，正式上了革命的船。
1911年3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刘永福来到广州，在革命前途未卜的情况下经王和顺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了一名革命党。同年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
这一次，刘永福如愿了。
6年后，刘永福病逝，享年81岁。在临终遗言里，刘永福说：
“予起迹田间，出治军旅，一生惟以忠君爱国为本。无论事越事清，皆本此赤心，以图报称。故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虽幸战绩颇著，上邀国恩，中越均授以提督之职，居武臣极地，亦可谓荣矣。然予心惕惕，终不以官爵为荣，只知捍卫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国为责任。此身虽老，热血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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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福人生谢幕了，该怎么评价他呢？
孙中山曾说过：“余自小即钦慕我国民族英雄黑旗刘永福！”
领袖金口一开，“民族英雄”四个字给刘永福定了性。
至于他出身反清武装，后来又替清朝镇压反清武装，不会再有人计较；而他抗击外敌时心中对清廷的忠诚，自然也会被人视而不见。
曾国藩戴过的“汉奸帽子”，万幸刘永福是不用戴了：哪有既是“民族英雄”又是“汉奸”的道理？
然而问题是，被钦点的“民族英雄”，少之有少；清朝立国276年，从入主中原到开疆拓土，从近代开国到宣统退位，为满清打工、卖命的汉人，多之又多。按照20世纪初章太炎等人的理论，那些在清朝有功于“国家”的汉人，是不是都要遭遇“汉奸之责”？
回看刘永福的一生，我觉得他其实只是做好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求生。
第二件事：爱国。
求生不得的时候，他只好造反，入太平军，入天地会，不停改换门庭。这一切的背后都只为一个目的：填饱肚子，活下去。
而当求生问题解决后，他的爱国之情便迸发出来。爱国，成为他活着的追求和意义。
刘永福很爱国，也很懂怎样去爱国。无论是投效清廷，御外辱，平内乱，还是后来在古稀之年拥护革命，都是他爱国的方式，而且做得很合时宜。就算孙领袖不钦点刘永福为“民族英雄”，“爱国者”之名，他也绝对当得起。
无论在什么时期，我们都需要刘永福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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