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六部制是隋文帝创建的政治制度，生命力极其旺盛，不但被唐朝直接继承，而且一直影响到清朝。三省六部制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制度？为什么影响如此深远？除了三省六部制，隋文帝还创立了哪些垂范后世的制度？
一、建立三省六部制
隋朝的建立虽然是杨坚搞宫廷政变、欺负孤儿寡妇的成果，但是，它也是中原地区近三百年民族融合的产物，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杨坚上台伊始，做了三件大事，非常引人瞩目。
第一件大事是改革中央官制，确立三省六部制。这可是对北周官制的一个重大改变。
北周中央官制的核心是什么？六官制。这六官分别是大冢宰，也就是天官；大司徒，也就是地官；大宗伯，又叫春官；大司马，又叫夏官；大司寇，又叫秋官；大司空，又叫冬官。六官分别掌管各类行政事务，而由大冢宰统领。这都是宇文泰当西魏权臣的时候制定的制度，后来一直沿用到北周。
西魏之所以实行六官制，有两个原因。
第一，寻找政治合法性。当初西魏刚刚建立的时候，真是处处不如人。在军事实力上远不及东边的东魏，在文化上更比不过以汉文化正统自居的南朝。
怎样来维持这种东、西、南三足鼎立的局面？宇文泰一方面加强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则打出了文化复古的旗号，利用自己地处关中的地缘优势，宣称自己是西周的嫡系继承者。
怎么表现自己是西周的继承者？根据《周礼》的记载，西周的制度就是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那西魏也就实行六官制度，这叫继承西周政治传统。中国人好古，又爱家乡，宇文泰拉起这么一面立足关中地区、追随西周古制的大旗，既团结了关中地区的汉人，也给自己找到了立足中原的政治合法性，一举两得。
第二，突出宇文泰的专权地位。六官制度中，大冢宰统领其他五官，居于主导地位，而宇文泰就担任大冢宰。这就给他把持西魏朝政提供了制度依据，有利于宇文泰专权。这两点对西魏政权的成长都非常有利，所以，六官制度也就一直沿用下来，到北周还继续使用。
但是，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再好的制度总有时效性。六官制度也越来越显现出不利的一面。
首先，六官制度毕竟是西周制度，而西周距离当时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用一千多年前的制度去规范一千多年后的生活，难免会显得格格不入。怎么办？只能是对制度进行断章取义的改造，以适应现实政治需要。
所以，宇文泰就把好多适应鲜卑社会的制度塞进了六官制里。古代的制度外壳再加上少数民族的一些政治原则，这就更四不像了。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说：这是“虚饰周官旧文以适鲜卑野俗，非驴非马”，肯定不能维持长久。
其次，当初宇文泰制定这套制度，是为了方便他当权臣。可是后来，无论是宇文泰的子孙篡了西魏，建立北周，还是北周的权臣杨坚篡权建立隋朝，当然都希望维护君主集权，不能容忍权臣再度出现。这样一来，以大冢宰为核心的六官制度就显得非常讨厌。
如果仍然是东、西、南三家鼎立，鲜卑人当皇帝也就罢了，再不方便，也不敢轻易丢掉这面大旗。可是，现在既然中原地区已经统一，而且新皇帝杨坚还是个汉人，那么，争夺文化正统性，收服关中民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杨坚决定，废除六官制度，实行汉魏官制！
不过，这个所谓的汉魏官制，既不是汉朝的制度，也不是曹魏的制度，而是把南北朝时期经过历代政权改革的中央官制整合起来，形成的一套新官制。
这个新官制什么样子？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开皇元年（581），隋文帝“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司统职”。
这段记载涉及内容很多，其中，核心就是后来为人所熟知的三省六部制。
所谓三省，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其中，内史省负责起草诏令，长官叫内史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长官叫纳言；而尚书省则负责执行，长官叫尚书令。当然，因为尚书令位高权重，一般情况下都空缺，所以，实际的领导就是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
所谓六部，则是尚书省下设的吏、礼、兵、都官、度支和工部六个行政部门。从三省的职能分工不难看出，门下省和内史省是最高权力机构，类似于如今的全国人大；而尚书省则是最高行政机构，类似于如今的国务院。六部则类似于国务院各部委。三省之间互相配合，共同构成了国家最主要的部门，而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官职宰相则由三省长官共同担任。
这可是中国宰相制度的一大变化。要知道，中国宰相制度的发展，从大的方面说，一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第二个阶段则是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第三个阶段是明清时期废除宰相，实行内阁或者是军机处的替代体制。
那么，三省六部制和三公九卿制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宰相由具体的个人变成了机构负责人。在原来的三公体制之下，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是宰相。皇帝先任命他们做宰相，再让他们组建丞相府，管理全国政事。这样一来，就是先有宰相个人，再有宰相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宰相真是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气焰熏天，经常和皇帝发生冲突。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时期，田蚡当宰相，不停地安插亲信。武帝看了当然恼火，问他：“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你任命官员任命够了吗？我也想任命几个自己人当官，行不行啊？可见君相冲突有多严重。
为了对抗宰相，皇帝只好不断发展内廷势力，提拔身边人。三省的长官，尚书令也好，纳言也好，内史令也好，最初都是皇帝身边的随从。可是，到三省体制之下就不一样了。三省长官共同构成宰相集团，这就意味着，先有宰相机构，再有宰相个人。这样一来，突出的就不是宰相个人，而是整个宰相机构的权力。
把对个人的依赖转变为对机构的依赖，这有助于防止宰相专权。
第二，三省制还意味着决策和行政的分离。在三省体制之下，内史省和门下省是最高决策部门，主管诏令的起草和出台，但是不管执行；而尚书省是最高行政部门，主管诏令的执行，但是不管决策。这种决策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其实也是在分割宰相权力，同样有助于提高皇权。
第三，三省制还意味着决策的程序分工。任何一个诏令，都是在皇帝的领导下，经过宰相，也就是三省长官的集思广益而成。而且，在宰相形成基本意见后，还需要经过内史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和尚书省执行这三个步骤才能真正生效，这种程序分工其实就意味着决策的审慎化。这当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拍脑门决定，也就减少了行政失误。
把这三个特点综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三省六部制贯彻的是君主集权、宰相分权以及行政理性化这样一些基本原则，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生命力特别旺盛，影响力一直到清朝，真可以说是为万世法了。
二、地方制度
中央官制理顺了，隋文帝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改革地方制度。这次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
第一，改革原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实行州、县两级制。
第二，改变高门大姓把持地方的局面，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命。
先看第一项措施。为什么改三级制为两级制？因为当时的地方行政区实在是太多了。举一个数字。西汉的时候，全国一共一百零三个郡，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县。可是到了隋朝建立之时，别看领土少了江南一大块，行政区倒多起来了。州有二百一十一个，郡有五百零八个，县则有一千一百二十四个。平均一个州才管两个半郡，一个郡管两个多一点县。这也太不合理了！
为什么隋初的行政区这么多？很简单，因为隋朝继承的是北周和北齐的行政设置，北周和北齐的行政区本来就多。当年北齐和北周分裂的时候，争相用官职笼络人才。现有官职不够，就增加地方行政设置。原来一个郡的地方，分成三个郡，就可以多安排几个官员。
你这样笼络人才，我也这样笼络人才，这样一来，无论是北齐还是北周，行政区都越划越小，官也越来越多。后来，北周吞并北齐，地方基本没做变动，就照单全收了，而隋朝又篡了北周的天下，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问题是，这么多的行政区，这么多的官，不仅仅意味着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还涉及一个行政成本的问题。要知道，所有官员都得老百姓来养，官员多了，老百姓就苦了。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开皇三年（583），有一个叫杨尚希的官员，给隋文帝上了一个奏章，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培，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
这份奏章把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但是，解决办法并不理想。什么叫存要去闲，并小为大？闲和要到底怎么区分，小和大的界限在哪里？还有，如果这样搞的话，是不是三个层级都要大动干戈？隋文帝觉得这太不好操作，干脆，直接省掉一个行政层级算了！省掉哪一级？只能省中间层。
开皇三年（583），随着隋文帝一声令下，马上，全国五百零八个郡全部撤销，这样一来，实行了好几百年的州、郡、县三级制变成了州、县两级制，行政层级减少，十羊九牧的局面大大缓解，地方行政开支也大幅度下降，对老百姓而言，可真是一件大好事。
再看第二项措施。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命，这可是一项大改革。要知道，从秦汉以来，中央只任命州刺史、郡太守、县令这样的主要长官，而长官下属的官吏，也就是佐官，都由长官自行辟召。地方长官都辟召什么样的人？当然首选当地的高门大族。因为他们对地方的情况比较清楚，而且关系网发达，有能力摆平各种局面，那些中央空投过来的地方官还得依靠他们站稳脚跟。这就跟《红楼梦》中贾雨村当官，先要抄一张当地的护官符一样。这样一来，虽然地方的主要长官是中央任命，但是，地方的实际行政往往把握在当地豪门手里。
东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歌谣：“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什么意思？当时的南阳太守是弘农人，叫成瑨，他到南阳做官后，就辟召了当地的名士岑公孝，让他当功曹。结果，岑公孝把政事打理得清清楚楚，根本不用成瑨操心。成瑨每天只需要找个清静地方吹口哨玩就可以了。所以，人们说，真正的南阳太守是岑公孝，弘农来的成瑨不过是坐在那里吹口哨罢了。问题是，这样的地方设置大大加大了世家大族把持地方的能力，并不利于中央集权。中国从东汉末年到隋朝近三百年分裂，贵族把持地方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还是在开皇三年（583），隋文帝规定，原来由长官辟召的佐官统统下岗，担任乡官，只管教化风俗，不管行政事务。那空出来的行政职务由谁担当？文帝下令，从今以后，地方佐官一律由中央任命，而且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依据考核情况决定去留。
这样一来，地方官吏的任免权就被中央牢牢地抓在了手里，中央和地方的步调高度一致，世家大族再想横行乡里、左右地方政治、闹分裂、搞割据就难了，这样就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法律制度
隋文帝做的第三件大事是改革法律制度。这可是隋文帝非常关注的一件大事。
隋文帝为什么关注法律？
从正面来说，法律是治国的根本。只有法律制度健全了，国家管理才能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老百姓的行为也才能有所依据。所以，有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法制建设。
从反面来说，前朝的教训也太深了。当年，北周统治者迷信乱世用重典，本来就是法令森严，到了北周宣帝时期，更是严刑酷法，动不动就给官员来一顿天杖，所以才众叛亲离，让杨坚钻了空子。现在，杨坚自己也当了皇帝，当然不能重蹈覆辙。怎样才能不重蹈覆辙？隋文帝刚一上台，马上就组织了一个班子，由宰相挂帅，专门负责修订法律。按照三方面的原则修订。
第一个基本原则是法律条文从疏、从简。
北周原本有罪名一千八百多条，太复杂了，对社会管理太细碎，老百姓动不动就会触犯法律，这样的法律反倒失去了人民对其应有的敬意。如果大家都觉得犯法是常有的事，你还怎么指望他们敬畏法律？
隋文帝一下子就把法律条文减少了一千三百多条，只剩下五百条，法网稀疏了，老百姓就不会莫名其妙地犯罪；另外，减少法律条文后，法律的重点也就突出了，这反倒容易让人掌握真正的法律精神。
这和秦末农民战争的时候，刘邦进入关中地区，马上废除秦朝的严刑酷法，宣布“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一个意思。对杀人的人处死，让打伤人或者偷盗者，抵偿相应的罪名和刑罚。这三条基本法律好理解，好执行，目的就是安抚人心，让社会规范更宽容。
但是，无论法网怎么稀疏，肯定还是有人犯法。怎样处理这些已经犯法的人？
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量刑从宽、从轻。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就是：“去前世枭、轘及鞭法，自非谋叛以上，无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绞、斩；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除前世讯囚酷法，考掠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
首先，除了谋叛、谋反这样的重罪，剩下的犯罪行为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再搞族诛、连坐这一套了。
其次，把车裂、枭首示众这一类的酷刑都废除了，只允许五类刑罚存在。
第一类是死刑，又分为斩首和绞死。
第二类是流放，路程是从两千里到三千里。
第三类是有期徒刑，年限是一年到三年。
第四类是杖刑，打板子六十到一百下。
第五类是笞刑，还是打板子，数量是十到五十下。
要知道，北周宣帝时期打板子的底线可是二百四十下，这样一对比，就知道隋朝的刑罚很轻了。
最后，尽可能地减少审讯过程中的刑讯逼供问题。中国司法一向重视口供，按照当时的观念，为了取得口供，审讯人犯的时候可以用点刑，但是不能搞刑讯逼供。这个尺度怎么把握？文帝规定，拷打人犯不能超过二百下。这恐怕就是他心目中人类忍耐的极限了，过了这个线，只要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大概就只有屈打成招这条路了。这是保护犯人的合法权益，这两个原则加在一起，就叫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既然如此，是不是说隋文帝即便放在今天，也是法制建设的标兵、维护人权的典范了呢？又不尽然。因为他还有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基本原则是维护君主专制，维护等级制度。
要知道，隋文帝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做这一切工作，归根结底还是要维护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
举个例子。“十恶不赦”这个词，就是从隋朝的法律中来的。隋律规定，最重的罪行有十种，分别是：谋反，就是危害国家；谋大逆，就是毁坏皇陵、皇宫、宗庙一类的皇家建筑；谋叛，就是阴谋叛国；恶逆，就是殴打和谋杀父母、公婆一类的尊长；不道，就是投毒、灭门这样引起社会公愤的罪行；大不敬，就是盗窃皇帝专用物品，或者因为失误而威胁到皇帝的安全；不孝，就是辱骂父母，在给父母服丧期间谈婚论嫁、吹拉弹唱；不睦，就是卖掉或者谋杀五服以内的亲属，或者妻子殴打丈夫；不义，就是杀害自己的老师和长官，或者妻子不给丈夫服丧等；内乱，就是强奸近亲或者和近亲私通。这十种罪行都是罪大恶极，即使皇帝下令大赦天下的时候也绝不赦免。
把这十种罪名通盘考察一下就会明白，这一共是三类案件。
第一类是危害国家和皇帝，一共占了五条，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不义。
第二类是危害家族伦理，一共占了四条，分别是恶逆、不孝、不睦和内乱。
第三类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只有一条，就是不道。
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隋朝的法律在维护礼教，维护伦理秩序。
中国古代讲究礼别异而乐合同。音乐是讲和谐的，众音和谐，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但礼是讲差异的，所谓礼，规范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等级秩序。在等级秩序里，家长地位比子孙高，丈夫地位比妻子高。所以，如果子孙敢打骂尊长，妻子敢打骂丈夫，那就是重大罪行，不能宽恕。而中国又是讲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皇帝就好比全国人民的大家长，长官就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所以，在家挑战家长罪大恶极，在国家挑战皇帝、挑战长官也是罪大恶极。这就叫援礼入法，礼法合一，这才是立法原则的重中之重。
隋文帝制定的这部《开皇律》在历史上的地位太高了。
首先，它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框架，此后的唐律、宋律、元律、明律、清律一律照既定方针办。可以说，《开皇律》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制度的基础，是中国法制史上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
另外，它还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奠定了整个东亚法律体系的基础，可以和西方的《汉谟拉比法典》相媲美。
讲清楚隋文帝三方面的新政措施，总结一下，这些维新措施有什么特点？有两个基本特点相当引人瞩目。
第一，无论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建制，还是法律制度，都把维护君主集权、中央集权摆在了最首要的位置。
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就走上了贵族政治、分裂割据的道路，现在，隋文帝以强悍的姿态，重建中央集权，对于整个中国重新走上统一道路当然具有莫大的意义。
第二，无论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建制还是法律制度，都是整合了南北朝时期制度发展优秀成果的产物。只举法律的例子就明白了。
《开皇律》是怎么制定的？按照史书的记载，是“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所谓“魏晋刑典”，就是在少数民族元素进入之前的汉人传统法律体系；所谓“下至齐梁”，齐代表的是融入了北方少数民族元素的法律体系，梁代表的是南渡之后进一步发展了的汉人法律体系。这就把源和流、南和北、汉人和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融为一体了。
事实上，不光是法律制度，官僚制度也是如此，隋文帝并没有凭空发明任何制度，他的真正业绩是集大成。这种集大成可不是一件小事，事实上，它是把几百年间胡汉民族在东、西、南、北各个区域创造出来的优秀成果凝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让它为新王朝服务。
这样的工作，没有大眼界、大雄心和大手段，又怎么能够做好！那么，这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和雄心勃勃的新皇帝还有哪些不凡的举措，新王朝又会向哪方面继续前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