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刚一建立，隋文帝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改造，并且如饥似渴地选拔人才，推进制度。其中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深得隋文帝杨坚的欣赏，竟身兼五职。他是什么样的人？隋文帝为什么如此欣赏他？隋文帝的用人方略有什么特点？
一、隋初四贵
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实行。那么，雄心勃勃的隋文帝，在用人方面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要分析隋文帝的用人政策，当然要先看他选什么样的人当宰相了。隋朝的宰相由尚书、内史和门下三省长官构成。那么，这三省长官由谁来担任？《资治通鉴》记载得非常清楚，隋文帝刚一上台，就下达了一道任命：“以相国司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京兆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
这里一共提到了三个人，其中，高颎身兼尚书和门下两省的重任，地位最高；而李德林和虞庆则共同执掌内史省。但是，虞庆则除了担任内史监外，还担任吏部尚书，主管人事工作，而李德林只是担任内史令，因此，虞庆则的地位又高于李德林。这三个人，就是当时隋朝大臣中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人物。
在这三个人中，高颎和李德林已经介绍过了，高颎本来是杨坚的岳父独孤信的部下，文武兼资；而李德林则是北齐才子，北齐灭亡之后又任职于北周，是个比较典型的文人型官员。这两个人都是杨坚辅政之初就延揽的人才，在平定三方叛乱和周隋禅代等重大历史关头给杨坚出过大力的。
虞庆则又是何许人？《隋书·虞庆则传》是这样记载的：“京兆栎阳人也。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父祥，周灵武太守。庆则幼雄毅，性倜傥，身长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身被重铠，带两鞬，左右驰射，本州豪侠皆敬惮之。初以弋猎为事，中便折节读书，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为人。”从这段记载中，能看出两个问题。
第一，虞庆则是个胡化程度很深的人。从祖辈起就为北方少数民族服务，他本人喜欢说鲜卑语，可见内心相当认同鲜卑族。
第二，虞庆则虽然也算文武双全，既能左右驰射，又能够折节读书，但是，很明显，在他的身上，武的因素远重于文的因素。把这两个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虞庆则很像杨坚本人，也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杨坚是怎么发现虞庆则这个人才的？其实是高颎推荐的。北周宣帝的时候，虞庆则任并州总管，镇守太原，功勋卓著。当时，太原西边的石州（今山西吕梁）发生稽胡叛乱，高颎受命讨伐，讨平之后，他就向皇帝建议，派虞庆则担任石州总管，把局面稳定下来。
虞庆则不负所望，到任之后，恩威并施，稽胡非常服气，向他投降的就有八千多户，彻底解决了稽胡问题。这让高颎非常欣赏。
所以，高颎投靠隋文帝后，也就把虞庆则推荐给杨坚了，很快，虞庆则就受到了杨坚的赏识。
杨坚看重的是他的狠劲。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面临着怎么处理前朝宗室的问题，虞庆则力劝杨坚对北周宗室斩尽杀绝，以绝后患。
当然，这种处理方式遭到了李德林的反对，李德林主张宽恕，不希望滥杀无辜。两派意见摆在杨坚面前，杨坚是什么表态？他不耐烦地对李德林说：“君书生，不足与议此！”很显然，虞庆则的意见更符合杨坚的心愿。
也许，就在这一刻，虞庆则和李德林的排名就出来了。在隋文帝看来，虞庆则更像一个务实的政治家，所以排在第二位；而李德林过于书生意气，所以只能屈居第三。这是三省长官的排序情况。
在三省长官之外，隋朝初年还有一个人非常受杨坚的重视，就是杨坚的族侄杨雄。此人在杨坚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可没少出力。杨坚网罗高颎和李德林，都是杨雄出面联络的。所以，杨坚当上皇帝之后，马上任命杨雄担任左卫大将军。
简单来说，左卫大将军就是国家最高军事长官。隋唐时期实行府兵制，府兵的最高统帅，就是中央的十二卫大将军。在十二卫大将军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左卫大将军，负责率领府兵宿卫皇帝。
这样重要的职位当然要让本家担任才放心，所以，杨雄就出任左卫大将军，同时参与朝政，和高颎、虞庆则、李德林一起，成为隋朝初年的政治核心人物。
这四个人搭班子，确实妥当，方方面面都考虑得非常精心。
先看文武搭配。杨雄是武将，虞庆则文武双全但是偏重于武，高颎文武双全而偏重于文，李德林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臣。在文武搭配上非常合理。
再看出身搭配。高颎、虞庆则和杨雄属于北周系统，而李德林则属于原来的北齐系统，东西兼顾，也算合理。
再看民族成分搭配。高颎、杨雄、李德林都是汉人，而虞庆则胡化色彩异常明显，可以作为胡人的代表。从胡汉搭配的角度看也很不错。
但是这个精心安排的权力核心并没有维持长久，很快就有一个新人插了进来。谁呢？苏威。
二、苏威崛起
苏威又是何许人？按照史书记载，苏威出身于关中大族武功苏氏。他的爸爸名叫苏绰，是当年第一批支持宇文泰的京兆大族。宇文泰初到关中，曾经问苏绰应该怎么治国。苏绰经过深思熟虑，起草了“六条诏书”，就是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所谓先治心，就是要想治理国家，先要管好自己。
所谓敦教化，就是治国要从教化开始。
所谓尽地利，就是既然到中原地区来统治农民，就要搞好农业问题。
所谓擢贤良，就是管理国家要选拔人才，往深里讲就是一定要寻求汉人知识分子的合作。
所谓恤狱讼，就是要用法律治理国家。
所谓均赋役，就是不要对百姓进行过于残酷的超经济的剥削，要有一个稳定的剥削方式。
这六条原则其实就是中原地区积累千年的政治伦理和施政原则的总结，宇文泰大开眼界，马上颁行天下。这就是西魏时代赫赫有名的“六条诏书”。宇文泰还给自己留了一份，贴在座位旁边，随时提醒。
苏绰不仅有卓越的政治眼光，还有实干能力，是一个财政专家。他创立记账法，编写预算，帮助宇文泰理财。
要知道，宇文泰他们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固然弓马娴熟，深沉勇敢，但是，他们对汉人社会缺乏了解，缺乏长远的治国理念，更不擅长复杂细致的管理方法。所以，苏绰的这些贡献对于他们来讲极其难得，宇文泰甚至下令，谁要是不会背“六条诏书”、不会记账法，就不能当官。
大统十二年（546），苏绰病逝。归葬乡里时，宇文泰扶棺痛哭，说：“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苏尚书平时做的事情，有些他的妻子、兄弟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只有他知道我的心，也只有我知道他的意。我本来是想和他一起共定天下的，没想到他中途弃我而去，奈何，奈何！这是对苏绰多么大的认可啊。
苏威在这样的政治世家长大，从小也是颇受瞩目。北周初年，权臣宇文护专权，就对苏威颇为垂青，希望他能为自己服务。
怎样笼络这个年轻人呢？宇文护干脆把女儿嫁给了苏威。宇文护在北周的位置堪比西魏时期的宇文泰，苏威会不会像他爸爸那样选择合作？苏威考虑问题可没这么简单。他觉得，时代在变，宇文护未必长久得了。所以，苏威虽然没有拒绝这门亲事，但也没有到岳父的手下任职，而是摆了一个最最清高的姿态，带着新娘子到山寺隐居读书去了。这样一来，宇文护倒台的时候，他并没有受到牵连。
苏威这么有政治头脑，北周武帝也很赏识他，多次让他当官，但是，苏威好像是决心清高到底了，每次都推说自己有病，就是不接受。这就好比高卧隆中的诸葛亮，越清高，就越有声望；越有声望，也就越清高。
隋文帝杨坚刚刚当上北周的大丞相，高颎马上就把苏威推荐给杨坚了。杨坚求贤若渴，赶紧拜访苏威，跟他聊了聊天下大势，真是惊为天人，心里暗暗地把他当成自己的佐命大臣了。可是，就在杨坚即将改周为隋之前，苏威忽然连夜逃跑了。
跑到哪里了？一打听，原来苏威回老家种田去了。这么一个人才怎么能让他跑了？高颎立劝杨坚派人去追。可是，杨坚想了想，这是不想参与改朝换代的事。别追了，还是等事情都定下来再说吧。
此刻，隋文帝成功改朝换代，马上征拜苏威为纳言，兼任度支尚书，也就是户部尚书，主管经济。苏威这次也不再推辞，欣然出山了。
讲了苏威这么多故事，分析一下，苏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威其人，有三个特点值得重视。
第一，谨小慎微，不愿意卷入任何灾祸之中。所以，他既不想参与宇文护专权，也不想参与杨坚改朝换代，属于遇事就跑、明哲保身型人物。
第二，注重名节。苏威不愿意卷入宇文护和杨坚的活动，除了谨慎，还因为他爱惜自己的名誉，不愿意参与这些不符合传统礼法的活动。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也是他当时受人尊重的重要原因。
第三，头脑清楚，渴望建功立业。这从他在杨坚改朝换代成功后，马上接受任命，出任宰相就可以看出来。苏威非常清楚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看好杨坚作为开国之君的非凡能力，在内心深处，他愿意辅佐这位明主，和他一起建功立业。所以，该出山的时候，他自然会出山。
把苏威这三个特点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人可能有点闯劲不足，但是心思缜密、头脑清楚，非常适合当大臣。隋文帝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对他也是满怀期待。
三、苏李交替
那么，苏威能不能不辜负隋文帝的这些期待？一点问题都没有。苏绰是经济学家，苏威也继承了爸爸这方面的才华。不过，他可不是亦步亦趋沿着爸爸的方向走，苏威一上台，马上就把爸爸制定的赋役制度给改了。
西魏时期，苏绰规定，男子十五岁成丁，成丁就是成年，可以分得土地，这叫均田。分了田之后就要向国家提供田租（租）、劳役（役）和纺织品（调）了，这种租调役制，就是后世租庸调制的雏形。这对老百姓其实是相当沉重的负担。后来，北周虽然把成丁的年龄提高到十八岁，租调的数额也有所降低，但是，百姓的负担依然沉重。
现在，苏威提出，继续减轻农民负担。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初令民二十一成丁，减役者每岁十二番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周末榷酒坊、盐池、盐井，至是皆罢之。”不仅成丁的年龄提高了三岁，而且，向国家缴纳丝织品的数额也从一匹变为两丈，足足减少了一半。另外，向国家提供的无偿劳役也从每年一个月减少到二十天，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是向农民让利。
除此之外，苏威还建议免收酒税和盐税，这是向工商业者让利。
这样大幅度的惠民政策，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激动人心，一下子，全国人民都拥护隋文帝了。
可是，苏绰也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为什么他不实施这样的措施？中国人讲三年不改为父之道，苏威为什么一上台就先把父亲订立的制度改了呢？事实上，苏威的这些调整，虽然表面上看是改变了父亲制定的政策，其实质恰恰是在完成父亲的心愿。当年，西魏政府实在是太穷了，又要整天打仗，没办法，只能向老百姓征收重税。所以，苏绰在制定税收政策之后，自己也喟然长叹，说：“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我今日的所作所为，是把弓拉满了，这可不是正常状态。以后的君子，谁能让这张弓稍微松点劲？苏威从小就记牢了这句话，现在隋朝的财政状况已经不那么紧张了，自己又当政，怎能不实现父亲的遗愿！
事实上，不光是赋税制度，开皇初年法律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改定都有苏威参与其中，他为隋朝制度的完备做出了重要贡献。
确立各项制度体现了苏威的施政能力，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光有能力不行，还要有道德。在政治道德这个问题上，苏威也是可圈可点。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的宫里挂了好多帐子，帐子钩都是用银子做的。苏威看见了很心疼。他找到隋文帝，滔滔不绝地宣讲节俭的美德，隋文帝一听，大为感动，马上把钩子都换成铁的了。这叫不肯逢迎帝王之喜好。
第二个，也是《资治通鉴》的记载。有一天，有个小官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隋文帝，文帝大怒，非要杀了他。可是，杀人是大事，要依法进行。隋朝的《开皇律》有五百条，什么罪该杀，什么罪不该杀规定得清清楚楚，通篇看下来，也没有哪一条规定官员触怒皇帝就得判死刑。皇帝和法律，到底谁说了算呢？
苏威的选择是，劝皇帝尊重法律，按规矩办事。可隋文帝正在气头上，就是不肯听，还非要亲手杀了这个官员不可。一看隋文帝握剑在手，杀气腾腾，苏威觉得此时说什么都没用了，干脆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隋文帝前面。隋文帝不依不饶，绕过苏威，还去追杀那个官员，苏威又一次扑上去阻止。隋文帝气得不行，拂衣而入。可是，过了一阵子，隋文帝又出来了，对苏威说：“公能若是，吾无忧矣。”你能够这样做，我就不用担忧了啊！这叫不肯逢迎皇帝之愤怒。
一个宰相，能够坚守政治原则，不逢迎皇帝，这当然称得上是有政治道德。既有政治能力，又有政治道德，这样的人，隋文帝怎么能不欣赏？所以，没过多久，就又给苏威加担子了。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又让他兼任大理卿、御史大夫、京兆尹。大理卿管刑狱，类似于最高法院院长；御史大夫管监察；京兆尹类似于北京市市长。就职的五个部门没有一个不是要害部门，现在，苏威一个人包揽了！
这样身兼数职也太过分了，治书侍御史梁毗有意见了。他弹劾苏威，说苏威兼任五职，一点举贤自代的心意都没有，这是贪恋权位。问题是，苏威这五个职务都是隋文帝给的，这哪里是弹劾苏威，分明是提醒文帝要权力均分。
面对弹劾，隋文帝是什么反应？他说：“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何遽迫之！”“威若逢乱世，南山四皓，岂易屈哉！”什么意思呢？
第一，苏威早晚勤勉不懈，有远大的志向，为什么要急于逼迫他呢！我之所以让苏威担任这么多职位，是因为他有这个本事。
第二，苏威愿意担任这些职位，还因为我是明君。如果遇上乱世昏君，请苏威当官，他也不会当的。
所以，我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苏威没遇到我，就没有办法施行他的见解；我没得到苏威，又靠谁来实行我的主张？隋文帝对苏威评价这么高，顺便还把自己放在了明君的位置上，别人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眼看着苏威这样权势逼人，连他的推荐者高颎都坐不住了。高颎当时是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尚书左仆射是二品官，而苏威虽然职务多，但都是三品官。这时候，高颎赶紧上表说自己的官太大了，能力又不够，不如也让苏威兼任吧。
那么，隋文帝怎么考虑呢？文帝对高颎说：“苏威高蹈前朝，颎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使之去官！”苏威这个大贤才就是你推荐给我的，我赏你还来不及，怎么会让你辞职呢？你就踏踏实实当你的官吧。
皇帝如此维护苏威，是不是意味着当时的朝廷成了苏威的天下，无人敢和他作对呢？当然不是。李德林就不怎么买苏威的账。史书中多次记载了二人之间的纷争。
隋朝平陈之后，苏威建议隋文帝，每五百家设立一个乡，每乡设一个乡正，处理民间诉讼。这是想要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
李德林一听，马上反对。他认为，当初改革地方行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让乡官理事，如果现在再赋予他们处理诉讼的权力，这不是又改回去了吗？另外，这些乡正都是本乡本土的人，难免有三亲六故，你怎么能保证他们处理诉讼的时候立场公正？这不是培养恶霸吗？
两个主要大臣意见相左，多像当年虞庆则和李德林争论要不要杀北周宗室的场面！那一次，隋文帝是请高颎来裁决的，结果高颎投了虞庆则的赞同票，李德林因而败北。这一次，隋文帝又问高颎了。那高颎投谁的赞同票了？这一次，高颎又放弃李德林，支持苏威了。他说，李德林对同僚凶狠，遇事又固执己见，还是苏威可靠。
高颎这番表态太厉害了。他不比较双方观点，而是直接攻击人格，这就等于把李德林的根基给端掉了！二比一，隋文帝下令，按苏威的意见来！各地马上都设立了乡正。
可是，这事并没有完。一年以后，到关东地区去视察工作的虞庆则回来报告说，新设的乡正果然横行乡里，地方社会又被他们把持了。
隋文帝一听，也很郁闷，只好再下令废除乡正。按说，这是回到李德林的想法上来了，李德林应该高兴才是。没想到，李德林又提反对意见了。他说，设乡正这件事我本来就不同意，但陛下还是设立了。一旦决心设立，就应该让政策延续一段时间。现在您刚刚设立乡正，又旋即废掉，这不是朝令夕改吗？法令如果太不稳定，那就没有权威了，所以，请陛下三思。
隋文帝本来已经觉得很没面子，现在又听见李德林牵扯上什么朝令夕改、政令不一等这些批评意见，更是恼羞成怒，干脆把李德林贬官了，让他到地方担任刺史，永远离开了中央。
至此，隋朝的政治核心就变了。原来是高颎、虞庆则、李德林、杨雄位高权重，随着苏威的登场、李德林的失宠，隋朝的掌权者变成了高颎、苏威、虞庆则和杨雄。这就是所谓的“隋初四贵”。
四、用人方略
那么，为什么李德林的位置会被苏威取代？这反映出隋文帝怎样的用人思想呢？
其实，李德林之所以被苏威取代，固然有一些具体因素，但是，在所有的具体因素背后，还有两大隐性因素非常重要。
第一，李德林是关东人，属于原来北齐的范畴；而苏威是京兆武功人，属于原来北周的范畴。而在隋文帝心中，显然更信任出身关中地区的北周系统官员。
事实上，这样的地域倾向性不仅在隋文帝身上存在，在隋文帝的重要谋臣高颎身上也同样存在。李德林和虞庆则发生冲突，他无条件支持虞庆则，李德林和苏威发生冲突，他又无条件支持苏威。他的这种支持恐怕不仅仅出于政治见解，还是门户之见。虞庆则和苏威都是他推荐的人，都是关中人，都是自己人，而李德林是外人，这就是党同伐异。以此言之，隋朝君臣确实有器局不够阔大的弱点。
第二，李德林更多地考虑基本政治原则，而苏威则偏重于具体的行政工作。换言之，李德林是思考型官员，苏威是办事型官员。在思考型和办事型之间，杨坚更喜欢办事型的。因为杨坚本身自视甚高，是权力欲望非常强的人。他最需要有人把他头脑中的蓝图变为现实，而不是也长出一个头脑，跟他一起思考，甚至跟他辩论。
这样一来，苏威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虽然在当时就有人批评苏威过于苛碎，但是，隋文帝还是不为所动，反而对他赏识有加。因为他觉得，他跟苏威这样的关系，才是最为典范的君臣关系！
这样看来，隋文帝的用人政策就有他狭隘的一面了。这种狭隘，不仅表现在地域上，也表现在思想和心灵上。
不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说来，隋初的四贵还都是相当不错的大臣。特别是居于核心位置的高颎和苏威。两个人都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前面所讲的隋朝各项制度，其实都倾注了这些人的心血。
据史书记载，高颎即使在夜里也经常思考公务，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在枕边放一个粉盘，以便夜里想起什么事来，记到粉盘上，以免早晨忘掉。这样一心为公的大臣，正代表着隋朝初年的政治元气。
另外，这四个大臣虽然各有特点，但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后起之秀，在北周并没有什么势力，是隋文帝把他们提拔到各自的岗位上来的。因此，他们对隋文帝非常忠诚，这无疑有助于加强皇权。
事实上，不光大臣政治热情高涨，隋文帝自己的勤政程度也是罕见的。当时，官员杨尚希看到隋文帝“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就劝他说：“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愿陛下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也。”周文王因勤于政务折损寿命，武王因安享帝位延年益寿，希望陛下您列举出政务大纲，就交给宰相去做吧。那些烦琐的小事，不值得您来亲自操持啊。
隋文帝也许有点管得太多太细了，但是，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荒唐的皇帝相比，勤政又是他难得的优点。有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皇帝，再有这样一些忠诚勤勉的大臣，对于历经南北朝混乱政局的老百姓而言，隋朝当然是一种崭新的气象。那么，帝国的发展又将铺开哪些新的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