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由盛转衰

  隋文帝晚年,家庭四分五裂,变故频繁,他本人也一改隋初勤俭自律的作风,开始放纵自己。在治国理政方面,隋文帝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隋朝初年那种君臣协力、奋发图强的局面,不复存在。隋文帝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他这种心态的变化会给隋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仁寿逸志
开皇九年(589)平陈战争结束后,隋文帝的家庭开始出现一系列问题。太子杨勇被废,蜀王被废,秦王夭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四分五裂。
事实上,在同一时期,不仅隋文帝的家庭出现了问题,他在治国理政方面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隋朝初年那种君臣协力、奋发图强的局面也因此不复存在。
第一个问题,隋文帝开始骄傲自满,追求生活上的享受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兴修仁寿宫。在讲太子被废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仁寿宫了,那么,这个行宫是怎么修起来的?这还是在开皇十三年(593)。当时,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财政上又出现了几百年未曾见过的仓库皆满的喜人场景,国家一副太平景象,隋文帝都有点找不到奋斗的方向了。再加上他已经年过半百,辛苦了这么多年,也想稍微享受一下了。
怎么享受?正好,这一年年初,隋文帝到长安西面的岐州祭祀,觉得这里山长水阔,很适合生活,就决定在这里修一座行宫。这个想法非常不错,问题是,找谁主持修建呢?当时杨素风头正盛,隋文帝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
杨素适合不适合去完成这项任务呢?从能力来讲,当然不容置疑,但是,杨素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奢侈。在隋朝,如果你想找出一个最有钱的官员,那肯定就是杨素了。杨素富裕到什么程度?按照史书的记载,他有“家僮数千,后庭姬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意思是说,他有好几千家奴,在后庭穿着绫罗绸缎的高级姬妾,也有一千多人,他的房子修得富丽堂皇,比皇宫还好。
杨素怎么会这么有钱?因为他战功赫赫。隋文帝是一个能办大事的皇帝,虽然生性吝啬,但是奖赏功臣从不含糊。而杨素在平江南、平突厥等重大战争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当然被赏赐很多,这样一来,杨素慢慢成了富翁,生活也极尽奢侈。
让这样一个人来主持修建行宫,问题自然就出来了。杨素品位高,他按照自身的品位来设计仁寿宫,把仁寿宫设计得美轮美奂。按照史书的记载,就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宁可削山填谷,务必要弄出一大块人造平地,好修建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工程量这么大,当然得耗费大量的钱财,也就远远超过预算了。
光是奢侈也罢了,更要命的是,杨素还有另一个弱点——暴虐。杨素不是每次都在战场上派敢死队冲锋吗?只要打了败仗,回来多少处死多少。
这样严明的军纪是杨素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战场上有它的合理性。问题是,现在他又拿这套做法来对付服劳役的老百姓了。这些老百姓在杨素的严厉监督之下昼夜赶工,稍稍体力不支,马上就被视为无用之人。
怎么处理这些无用之人?在山里建行宫要填平山谷,创造更多的平地。杨素下令,就用这些民夫去填,直接把他们推下山谷,上边再盖上土石,打成地基得了!在这样残酷的劳役之下,两年下来,累死的民夫就达到一万多人。这不是对盛世莫大的讽刺吗?
开皇十五年(595)三月,仁寿宫终于修好了。当时高颎还是首席宰相,隋文帝先派高颎去验收。高颎可是和隋文帝一起开创节俭型政府的人物,跟杨素的价值观很不一样,他一看这个宫殿如此豪华,马上心疼国库,也心疼百姓了,回来之后如实汇报说:“颇伤绮丽,大损人丁。”建得倒是挺好,问题是好过头了,损失了好多老百姓。
隋文帝是个节俭的好皇帝,一听高颎这样汇报,心里咯噔一下,就有了先入为主的坏印象。
三月底,隋文帝终于抽出时间亲自去视察了,这一视察,印象更坏了。他在沿途就听到一些说法,说杨素为了赶工期,把好多民夫都累死了,有些人死后填了山谷,还有些干脆就地焚烧了事,这也太不爱惜民力了!所以,一到仁寿宫,隋文帝就怒气冲冲地说了一句:“杨素竭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杨素用尽百姓的财力来修建离宫,他这么干,是在给我招恨啊。
这话传到杨素耳朵里,可让他惴惴不安了一阵子。本来是竭尽全力想讨好皇帝,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了。怎么办?
这时候,有个人把杨素的担忧看在眼里,悄悄给他出了个主意。谁呢?杨素的侄女婿,也是仁寿宫的监工——封德彝。封德彝对杨素说,皇帝听皇后的,现在既然皇帝对您有成见,您不如先跟皇后沟通一下,只要皇后认可,皇帝肯定不会责备您,没准儿还有赏赐呢。
杨素一听主意不错,赶紧悄悄找到独孤皇后,对她说:“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损费!”按道理来讲,帝王就应该是建离宫别馆的,现在天下如此太平,我就帮皇帝修这么一座离宫,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花的那点钱算什么?
这一句“天下太平”真的把独孤皇后给打动了。是啊,我们以前克勤克俭,不就是为了能够天下太平吗?现在既然已经天下太平了,干吗还要一直当苦行僧呢?
第二天一早,隋文帝召见杨素。杨素虽然提前做了工作,心里还是不太踏实,磨蹭了好半天才进去。进入宫中,一看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并排坐在那里,面色和缓,他终于放下心来。果然,刚一说起此事,独孤皇后就发话了。她说:“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你知道我们夫妻年纪大了,也没别的爱好了,所以给我们修了一座好宫殿,让我们也享受享受,是个忠孝之臣啊!
隋文帝听了,也面带喜色,连连点头。就这样,杨素靡费资财,草菅人命,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倒赐钱百万,赐绢三千段。
怎么评价修仁寿宫这件事?这件事其实并不大,客观地说,作为一朝皇帝,兴修一两座离宫别馆也不算过分。问题是,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隋文帝夫妇的追求改变了,在巨大的成就面前,他们已经不那么愿意自我约束,自我克制了。而隋文帝的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其实正是隋朝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脱颖而出的法宝。现在,在生活上,隋文帝已经露出了放纵的苗头,那么,在其他方面的任性和放纵也就为期不远了。
二、任情枉法
第二个问题,隋文帝在法律方面任情枉法。隋朝的法律制度是由《开皇律》来规范的。《开皇律》体例严谨,宽严适当,是隋朝法制建设的重大成果,也是隋朝依法治国的依据。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隋文帝也确实模范遵守法律。史书中讲了很多他维护法律尊严的故事,当时的国子博士何妥也称赞他:“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说隋文帝这个人非常尊重生命,在断案和量刑问题上都非常谨慎。
但是,到了开皇后期,隋文帝在司法方面的态度逐渐改变,变得越来越任性了。经常无视法律规范,全凭喜怒任意量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关于基层文官的。要知道,隋文帝内心非常讲究等级制度,相信只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才能最有效地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可是他发现,在很多部门,有很多下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敬重上司。但是,按照现行法律,对他们的惩处力度又不够有威慑力。
隋文帝觉得这不好,这是纵容下级抗上。怎么处理呢?开皇十七年(597)三月,隋文帝下了一道命令,说:“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如果上司觉得下属实在可恶,就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惩罚之外再追加杖刑。
这本来是想要给那些中下层官吏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尊重长官。可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这条诏令一出,长官们可得意了,争相凌虐下属,以至于出现了“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的风气。这样一来,上下级矛盾就更突出了,产生了更大的问题。这就是隋文帝率性而为,随意修订法律带来的恶果。
再举一个例子,关于老百姓的。隋文帝是一个很讲道德的皇帝,毕生追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境界。可是,小民百姓的道德境界没有这么高,总有小偷小摸的情况,这让隋文帝很不高兴。
怎样才能做到天下无贼?隋文帝信奉治乱世用重典。他发布诏令说:“盗一钱以上皆弃市。”偷一文钱就要判处死刑,这样的严刑峻法,真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更极端的是,有一次,三个小伙子渴了,共同偷了一个瓜,也被判处了死刑。这都不能算严刑峻法了,简直就是恐怖统治。
这样不合情理的诏令一公布,问题就更多了。
不法分子会觉得,既然偷一文钱要死,偷一千文钱也要死,抢一个商队还要死,那还不如索性做点大案,就算被逮住,死了也值了。这样一来,小偷小摸是少了,可是大偷大盗、抢劫绑票这类大案要案反倒增多了。犯罪分子并没有被震慑住,倒是先把商人吓破了胆,每天都要提醒自己晚点上路,早点投宿,夜里也不敢睡个好觉,生怕被人打劫。这才真是恶政一出,天下骚动。
就在整个社会都惶惶不安的情况下,有几个胆大的人想要好好开导一下皇帝,就劫持了一个司法官员。劫持了之后对他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劫持你吗?我们可不是贪图你那点小钱,我们只是想让你给皇帝传一句话,自古以来,无论谁建立国家,制定法律,都没有偷一文钱就被判处死刑的道理,所以请皇帝也不要这么肆意胡为!如果你不把我这句话带到,小心我下次宰了你!
这个司法官员害怕,赶紧跟隋文帝禀报了这件事。隋文帝一听,也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了,只好取消了这项政策。这样朝令夕改,同样是率性任情,不尊重法律的恶果。
按说,有这样一个教训,隋文帝应该知道尊重法律的重要性了吧。其实并没有,他的认识始终没跟上去。所以,这条诏令虽然取消了,但没过多久,隋文帝又颁布了新的诏令。
他说,“盗边粮者,一斗已上皆死,家口没官”,还有,“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只要贪污,就判处死刑,而且连家人带知情人都不放过。
这么做貌似严格整顿吏治,为民除害,其实,和偷一文钱就判处死刑一样,都只能说是动机良好,效果却很糟,不仅不能真正为民除害,反倒从根本上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把这些例子放在一起,就会知道隋文帝晚年在法律方面犯了什么错误。这些错误综合起来,其实就是越来越不理性,一切全凭自我感觉,跟着感觉走,完全无视法律的尊严。那么,隋文帝为什么如此任性?说到底还是皇权凌驾一切的观念在作祟。越到晚年,隋文帝越看重自己的权力,也越乐于享受一下绝对的权力带来的满足感。在这样膨胀的皇权面前,法律当然不可能受到尊重了。
隋文帝想要甩掉法律的束缚,享受绝对皇权,有些野心家就要加以利用了。谁呢?杨素。前面屡次说过,杨素是一个才大于德的人,心机深沉,手段丰富。为了私利,可以不讲任何道德和原则。隋文帝其实已经被他利用过好几次了。现在,看见皇帝喜怒无常,经常抛开法律,任意量刑,杨素又要利用他了。
利用他干什么?这一次,杨素要利用隋文帝除掉一个仇人——鸿胪少卿陈延。此人跟杨素不和,杨素一直想干掉他,但苦于没有机会。有一天,杨素经过鸿胪寺下属的蕃客馆,也就是外国使节的驻地,发现院子里居然残留着没及时清扫的马粪,这不是工作人员失职吗?杨素顿时心生一计,悄悄走进院子,眼睛搜索着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到哪里去了?原来都坐在毡子上赌博呢。这下杨素可算逮到机会了,赶紧添油加醋地汇报给隋文帝,说鸿胪寺在陈延的领导下工作作风非常散漫,工作人员都在上班时间赌博,无人做事,以至于外国使节的驻地到处都是马粪,损害国际形象!
隋文帝可是一个不宽容的人,对待子女也好,下属也好,历来都是恩少威多,一听杨素这样汇报,也不调查、取证,不由分说地把蕃客馆的长官主客令和参与赌博的工作人员都乱棒打死,鸿胪少卿陈延也因为对下属管教不严,就地免官,拉到西市去,被当众揍了一顿,差点一命呜呼。
就这样,杨素略施小计,公报私仇。一般人谈到这件事,肯定会感慨杨素的阴损。问题是,杨素为什么能如此嚣张?说到底,还是因为隋文帝自己先乱了法度,任情枉法,所以才给杨素可乘之机。
三、猜忌大臣
第三个问题,隋文帝猜忌大臣。隋文帝是由权臣当上皇帝的,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不足,所以内心一直比较猜忌。还是在开皇初年,他就已经屡兴大狱,把帮他夺取政权的刘昉、郑译一类文官还有王谊、元谐等一班武将都先后除掉,然后提拔高颎、苏威等跟前朝关系不深的政治新秀为自己服务。
客观地讲,隋文帝这样做虽然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显得不够厚道,但是,对于摆脱功臣对政治的不正常干扰,建立新的领导核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历来评价也还都比较正面。
可是,到了开皇十年(590)以后,随着国家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强大,隋文帝的猜忌之心不仅没有减弱,反倒逐步加强,这就有点不对头了。
他猜忌谁呢?到这时候,隋文帝猜忌的对象恰恰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文臣武将。
举一个虞庆则的例子。虞庆则和隋文帝的出身、性格都非常相似,所以在隋朝初年颇受宠幸,和高颎、苏威、杨雄一起,合称“四贵”,本来是隋文帝的心腹重臣。但是,到了开皇十七年(597),虞庆则居然被以谋反罪的名义砍了头。
这件事说起来又是一场家庭悲剧。虞庆则有个小舅子叫赵什柱,本来没什么本事,但是,虞庆则念及亲戚情分,拼命提拔他,让他担任自己的参谋长。
没想到赵什柱居然恩将仇报,在虞庆则身边没几天,就和他的爱妾私通上了。赵什柱也知道,虞庆则是火爆脾气,一旦发现他的丑事,肯定饶不了他,不如先下手为强,把虞庆则除掉算了。正好这时候桂州(今广西桂林)一带有人造反,隋文帝派虞庆则前去平叛,赵什柱心思一动,就想借这个机会除掉虞庆则。
怎么除掉这样一位重臣呢?赵什柱决定铤而走险,到隋文帝面前告密,说虞庆则根本不想去,对皇帝有抱怨之意。按照赵什柱的想法,如果皇帝因此治虞庆则的罪,自己的目的就达成了。
那么,隋文帝是不是像赵什柱希望的那样听风就是雨?并没有,隋文帝既没有罢虞庆则的官,更没有直接把他投进监狱,而是照样派他出征了。
尽管如此,送行的时候,隋文帝还是冷着一张脸,让虞庆则很是摸不着头脑。但是,不明白归不明白,虞庆则还是带兵南下了,而且,一到那里就打了个胜仗,很快就解决了叛乱。
这样一来,跟着他的赵什柱可着急了,再这样下去,他的诬陷之词不就不攻自破了吗?恐怕不等虞庆则收拾他,皇帝就要收拾他了。
就在赵什柱绝望的时候,事情又出现了转机。虞庆则是武将出身,到哪里都喜欢登高远眺,看看山川地貌,分析一下军事地形。从桂州回朝廷,要路过潭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他又按照老习惯,带着赵什柱,登上当地的高山临桂岭,眺望山河。眺望一周之后,虞庆则对赵什柱说:“此诚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这个地方非常险峻,只要囤积足够多的粮食,再有一个能人防守,绝对是易守难攻啊。
听他这么一说,赵什柱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你说这里易守难攻是什么意思?这不分明是想借这个地方造反吗?本来我只是要告你怠慢军务,就可以了,力度也不够大。现在你居然让我抓住了这么一个大把柄,那我还不如干脆告你谋反!
这样一想,赵什柱就开始用计了。他对虞庆则说,咱们离开朝廷的时候,陛下似乎对你有点不满,也不知是为什么,要不要我先替你到京城打探一番?你也别急着回去,就在这里休息几天,等我探听好了情况你再启程,无论怎样,心里要有个准备。虞庆则一听不无道理,就让他先回去了。
结果,赵什柱一回到京师,马上就向隋文帝汇报:虞庆则认为潭州易守难攻,想在那儿谋反,所以这几天一直逗留不回,我冒死前来向陛下汇报!
隋文帝一听,不由不信,马上就派司法部门去调查了。调查证明,虞庆则确实说过易守难攻的话,也确实在潭州逗留。这也就印证了赵什柱所说的话。
那么,隋文帝怎么处理虞庆则?他根本没给虞庆则辩驳的机会,就以谋反罪把他处决了。一代名将,近二十年的宰相,就这样死于非命。
可能有人会说,就算如此,也不能证明隋文帝猜忌吧?没准儿他是被赵什柱蒙蔽了。其实不然。虞庆则的案子,只要稍微调查了解一下,就能够证明孰是孰非。但是,隋文帝居然既不调查研究,也不给虞庆则辩白的机会,而是一听传言,马上杀人。这是什么心态?这就叫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本身就是一种猜忌之心。
事实上,当时不光是虞庆则被杀,“四贵”之中的其他三贵也都没有逃过被猜忌的命运。其中,高颎因为太子事件被罢官,杨雄因为人缘太好而被架空,苏威也因为涉嫌朋党问题被免职,当年被隋文帝亲手提拔,因而也格外信赖的“四贵”,结局居然都如此不堪,说明隋文帝的猜忌之心已经深入骨髓了。
人一旦陷入猜忌的迷局之中,就要开始做荒唐事了。根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整天怀疑政府部门的小吏贪污受贿,但是又没有证据,怎么办呢?他居然派手下的人充当特务,故意拿钱去贿赂那些小吏,谁要是收下贿赂,就马上斩首。这相当于钓鱼执法。一个皇帝,居然做这样的事情,按照古人的说法,那可就是失人君之大体了。
这样一来,隋朝初年那种君臣一体、励精图治的良好局面也就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上下离心、人人自为身谋的新局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和大隋王朝,还会遇到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