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隋炀帝，无论如何也绕不过他开凿大运河。有人说“种柳开河为胜游”，批评隋炀帝仅仅为了满足个人巡游江南的私欲，就大兴劳役，陷民于水火；也有人说“至今千里赖通波”，称赞大运河的开凿为沟通南北做出了贡献。隋炀帝开凿运河，真的只是为了饱览江南美景吗？大运河对中国历史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开河原因
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老人家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子，常常会说：马虎子来了。小孩听大人说得如此严肃，也会安静上一阵子。这吓人的“马虎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呢？其实，马虎子真正的读法应该是麻胡子，大名叫麻叔谋。而说起麻叔谋的可怕之处，又涉及隋炀帝时期一个最著名的工程——开凿大运河了。
隋炀帝修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有名的程度和秦始皇修长城属于同一个重量级别。基本上，人们只要想到秦始皇，就会想到修长城；想到隋炀帝，也一定会想到开凿大运河。如果隋炀帝的一生，只允许探讨一件事，那么，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要探讨的一定就是大运河。既然大运河如此重要，那么就要了解一下，隋炀帝为什么要开凿大运河？大运河究竟是怎么修成的？还有，大运河对隋炀帝、对中国历史，又意味着什么？
就在大业元年（605）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刚刚下令营建东都洛阳之后四天，他又下了一道新的命令，征集百万男丁，开挖一条水道，把黄河和淮河连接在一起，这条水道就是大运河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叫通济渠。
营建东都本来就是一项重大工程，既然一项重大工程刚刚开展，应该是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比较紧缺的时候，为什么隋炀帝非要在这个时候再上马一项新的大工程？关于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原因，有两个流传最久的解释，一个是游江都，另一个则是压王气。
这两个解释，其实都出自一本唐朝的笔记小说《炀帝开河记》。根据《炀帝开河记》的记载，隋炀帝有一次看到一幅《广陵图》，立马就呆住了，眼睛盯着画一动不动，好久都不愿意离开。萧皇后很奇怪，就问他：这画怎么那么好，陛下都看呆了？隋炀帝说：“朕不爱此画，只为思旧游之处。”我不是爱这幅画，只是怀念以前游览过的地方。
于是左手搭在萧皇后肩膀上，右手指着图上的山水、村落、寺宇，一一讲给萧皇后听。萧皇后明白，隋炀帝这是思念扬州了，就提议：“帝意在广陵，何如一幸？”既然想念扬州，何不前往游幸呢？
隋炀帝一听，很是动心，第二天就召见大臣，说要坐大船，走水路，下扬州。
这条水路怎么走？隋炀帝说，可以先进入黄河的支流汴河，从汴河到黄河，再进入东海，然后再从海路到淮河，再到扬州。可是，他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来，就有大臣表示反对，说这样走必然经过孟津，那个地方水流湍急，不安全。
怎么办呢？萧皇后的弟弟萧怀静提议道：最近有术士说睢阳（今属河南商丘）有王气，这个说法不能小觑。如今既然陛下想走水路，天然水路又不安全，还不如人工挖一条水路，从汴河一直挖到淮河，这条水路肯定经过睢阳，这样一来，不光是交通安全问题解决了，顺便也把睢阳的王气给挖断了，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隋炀帝觉得很有道理，马上下令执行，这才有了大运河。
按照这种说法，开凿运河就是隋炀帝怀旧和迷信的产物。这样的解释可信不可信？当然不可信。它有两大问题。
第一，《炀帝开河记》作为笔记小说，硬伤太多了。比如，它说隋炀帝在当皇帝之前是陈王，这当然不对，众所周知，他的封爵是晋王。还有，说萧皇后的弟弟叫萧怀静也不对，遍查史书，萧皇后的兄弟都是单名，而且排斜玉旁，比如萧琮、萧瑀等，兄弟们的表字都带一个“文”字，如萧琮字温文，萧瑀字时文，绝对没有一个叫萧怀静的兄弟。连这么基本的问题都搞不清，这本小说的整体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了。
第二，这部笔记小说把隋炀帝说得过于迷信了。听说睢阳有王气，就兴师动众地挖一条大运河去厌胜，这完全不符合隋炀帝的性格。此前提到过，隋炀帝改元大业，有人说大业的“业”字（繁体字作“業”），可以拆成一个“苦”字和一个“末”字。所以，“大业（業）”就是“大苦末”，不吉利，隋炀帝不为所动，照样用大业做年号，可见隋炀帝是个相当理性的人，并不迷信。既然如此，他怎么会因为一个荒唐的王气之说，就启动这么一项大工程？这实在太贬低隋炀帝了。
读者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就算如此，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为了下扬州总没有错吧？这个说法其实半对半错。
先说半对。可以肯定，开凿大运河确实和隋炀帝游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业元年（605）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下令开挖通济渠。而在三天之前的三月十八日，隋炀帝已经下诏，宣布要游历淮海。而且，当年八月通济渠和邗沟开通，隋炀帝马上就沿着运河下扬州了。这说明隋炀帝挖运河与下扬州确实息息相关。说开凿大运河是为了下扬州，并没有错。
那为什么又说半错呢？因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也好，下扬州也好，都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情感或者喜好问题，而是有着复杂和深刻的背景，其中有两方面最为重要。
第一，南方的政治稳定。
第二，南方的经济发展。
先看南方的政治稳定。隋朝是由西边的北周、东边的北齐和南边的陈朝三部分构成的。隋文帝虽然用军事手段把三部分整合在一起，但是，作为被征服地区，东边和南边一直不太稳定。开皇十年（590），南方不是曾经全境皆反吗？南方一旦发生叛乱，就需要隋朝做出反应。可是，隋朝的都城大兴城远在西北，山遥路远，信息不畅。另外，即使信息通了，如何从北方调集兵力、财力到南方，也是一件麻烦事。
要知道，在人类发明铁路之前，人员也好，物资也好，只要是大宗的运输，就数走水路最方便，因为水力比人力、畜力都强大多了。可是，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一江春水向东流，除了西北的额尔齐斯河和西南的澜沧江，鲜有南北走向的水道。这样一来，如果想把北方的士兵运到南边，就会相当不便。
杨广是当年平陈战争的统帅，又亲自参与南方平叛，此后坐镇扬州十年，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怎么解决呢？他一上台，先营建东都洛阳，要在东部地区建立政治中心，目的就是及时对东边和南边的事态做出反应。
与此同时，他还要开凿大运河，利用人工水道把北边和南边联系起来，这样也好解决战争状态下运兵的问题。换句话说，在当时，开凿大运河首先是江南维稳的需要，也是维护统一的需要，是一个政治举措。只有考虑到这个因素，才能解释为什么隋炀帝刚刚下令营建东都，随即就下令开凿大运河，然后马上巡游扬州。因为在隋炀帝看来，这三件事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再来看第二个背景，南方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凿大运河，可不是单向的政治考虑。它除了能把北方的军队运到南方之外，还能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江南开发。
在更早的秦汉时期，江南地区还一片荒芜，人烟稀少，非常落后，在整个国家中的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关西，经济中心在关东，都属于黄河流域，所以，跟一江春水向东流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动荡，很多北方人都到了南方，南方逐渐被开发，成了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
到隋朝的时候，南方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四十，而且发展后劲十足，俨然是成长最快的经济区，这就不能忽略不计了。经济中心逐渐南移，而政治中心还在北方，两个中心无法沟通，这样一来，原来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成了问题。隋炀帝镇守江都十年，对这种形势的改变认识得非常清楚，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也有必要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
这样看来，大运河的开凿有着非常严肃的政治、经济目的，是隋炀帝判断形势、高瞻远瞩的结果，绝不是帝王享乐或者是迷信这样肤浅的理由所能概括的。
二、运河构成
开凿大运河有十足的必要，问题是，具体怎么开凿？隋唐大运河北起涿郡，南到余杭，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在中国的大地上跨了十多个纬度，全长四千多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规划必须先行做好。
隋炀帝做出的规划，有三点至关重要。
第一，分段开挖。
第二，尽量利用原有水道。
第三，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延伸。
先看第一个特点，分段开挖。大运河沟通五大水系，这五大水系是由四条运河沟通在一起的。沟通海河与黄河的叫永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河的叫通济渠，沟通淮河与长江的叫邗沟，沟通长江和钱塘江的叫江南河。这四段运河，大致分了三次开挖。
首先是大业元年（605）三月，开凿通济渠和邗沟。为什么这两段最先开凿？很简单，为了隋炀帝下扬州。扬州在长江的北岸。隋炀帝从洛阳到扬州，要先从黄河流域进入淮河流域，再从淮河流域进入长江流域。这样一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还有沟通淮河与长江的邗沟自然要率先开工。
其次是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永济渠沟通海河和黄河，一直可以走到北方的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为什么在大业四年开凿永济渠？为了打高句丽。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北巡草原，就在突厥启民可汗的牙帐里，看见了高句丽的使者，同时也就产生了征服高句丽的念头。涿郡自古就是东北地区的军事重镇，把这里作为征东大军的后方基地再合适不过了，既然如此，就要迅速开挖这段运河，把洛阳和涿郡连接起来，以便日后运兵、运粮。
最后开挖的是江南河，这是在大业六年（610）开始动工的。当时，隋朝势力达到鼎盛，隋炀帝北巡西狩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大规模的战争还没有开始，算是难得的轻松时光。在这种情况下，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进入了隋炀帝的视野，无论是从眼前的巡游览胜，还是从长远的经济沟通考虑，把三吴地区包含进全国水道网中都是非常合理的想法。
就这样，前后经过六年的时间，分三次努力，四段运河相继完工。这一规划的轻重缓急非常分明。
再看第二个特点，利用旧有水道。虽然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是隋炀帝的创举，但是，在局部地区开挖运河的传统却是古已有之。比如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开凿了连接江淮的邗沟，这其实就是隋朝大运河邗沟段的基础。另外，还是春秋末年，魏国强大，为扩张需要，又开挖了连接黄、淮的鸿沟，这其实是大运河通济渠的基础。这些水道断断续续，年久失修，但是，有基础总比没基础强。隋炀帝就是在这些旧运河的基础上，裁弯取直，疏浚引流，才形成了全长四千多里的大运河。
如前所述，整个大运河系统一共用了六年的时间完工，但是，这六年可不是天天在挖沟。其中，通济渠和邗沟有明确的时间记载，一共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完工，其他两段运河永济渠和江南河没有具体记载，但是，可以想象，每一段用的时间应该相差不太大。
为什么不连续挖掘呢？因为挖河和其他工程不一样，必须在枯水期开挖。这样一来，每年能用的时间就有限了，大略估算一下，几段运河开凿的时间加在一起，恐怕也不会超过一年半的时间。
这么长的水道，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尽可能地利用旧有河道。这样规划，也算充分考虑了省时、省力、省钱的节约原则。
再看第三个特点，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东南伸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特点？因为洛阳是隋炀帝考虑全部问题的中心。隋朝立国的基础本来是以大兴城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但是，关中偏在西北，不利于对全国的控制。隋炀帝即位后，开始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心向东部迁移。
最合理的迁移地点就是东都洛阳。洛阳位置居中，向西可以通过隋文帝开凿的广通渠连接大兴城，向东可以辐射整个东部地区。而大运河，正是以洛阳为结点的一个“人”字形水道。洛阳以北的永济渠是“人”字的一撇，叫北运河；往南的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是“人”字的一捺，叫南运河。形象一点说，东都洛阳就好比是一个人的心脏，而一撇一捺，既可以比作两条胳膊，又可以比作两条血管。如果是两条胳膊，那就让它紧紧地拥抱整个东部地区。如果是两条血管，那么，东、西、南三部分的血脉就靠它联通起来了。
其实，这个特点也正是隋朝运河和元朝以后京杭运河的主要区别。京杭运河不是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吗？和隋唐运河的起点和终点都一样，往往有人把这两条运河混为一谈。
但事实上，这两条运河可大不相同。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心点不同。京杭运河以北京为中心，所以，它基本是一条直的水道，从北京直达杭州。而隋朝大运河则是以洛阳为中心，洛阳远比北京靠西，所以，整个运河就不是一条直线了，而是走了一个“人”字形。走一条直线，那是沟通南、北，走一个“人”字形呢？那可是沟通东、西、南三方了。
从这两条运河的不同走向，可以大致看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隋唐时代，中国还是东、西、南三部分相对平衡地发展，各有优势；而到了元明清，则是东边的权重远远高于西边了。
三、运河意义
就这样，经过前后六年的时间，一条四千多里长、沟通五大水系、辐射东西南三方的庞大水利工程大运河，终于全面竣工。这也是人类在近代以前开凿的最长的人工运河，比后来的京杭运河还长一千四百多里。
这么一个大工程，应该怎么评价？以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必须承认，这项工程太伟大了。
首先，它促成了隋朝的政治统一和经济流通，是隋朝富强的基础。这在此前已经说明，无须赘言。但是，这还不是大运河的全部意义。
更重要的是，大运河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隋朝一个时代，而是一直到唐、宋两朝。以唐朝为例，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东北部地区大片土地都割据自雄，不再给远在西北的中央提供赋税了，在这种情况下，大运河就成了唐朝的生命线，就是靠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输送来东南地区的财富，唐朝才又苦苦支撑了一百多年。后来黄巢起义断绝运河河道，唐朝就迅速灭亡了。一条运河维系了一个历史上最强大的朝廷，这样的功劳，再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再看宋朝。宋朝经济发达，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盛极一时。以汴京为背景的《清明上河图》，直到今天还让人赞叹不已。汴京的发达是怎么来的？跟大运河也有莫大关系。据《宋史·河渠志》中记载，宋朝人张洎说过：“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大意是说，只有那汴水贯穿中国，连接黄河，又通过航运沟通长江，惠及南海，天下一半的财富，以及山川湖泽无数的宝物，全都要从这条水路运往朝廷。
在这段话里至关重要的汴水，指的就是大运河通济渠一段。甚至直到元、明、清三朝，虽然因为政治中心的东移，重新开凿了京杭运河，但是，京杭运河在很多地方还是沿用了隋代大运河的河道。有些河段，直到今天还能继续通航。真可谓一条大河波浪宽，利国利民千余年。
中国人固然有修运河的传统，但是，在隋炀帝以前，所有的运河都是局部的、支离破碎的。编织起一张覆盖全国、泽被千秋的水道网，从来就没有人想过，也从来就没有人做过，但是，隋炀帝想到了，也做到了。这难道不伟大吗？
问题是，隋朝的老百姓怎么看待这项工程呢？他们的心情和我们这些千载之后的旁观者并不一样。我们说这项工程伟大，是因为我们只享受它的恩惠，而没参与它的建设，真正的建设者，恐怕就要说它是一条吃人的河了。
大运河真正开凿的时间其实不足一年半。用一年半的时间贯通四千多里，虽然尽量利用旧有水道，但是，对老百姓而言还是极其沉重的负担。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开凿通济渠，隋炀帝一次役使男丁百余万；开凿邗沟，役使男丁十余万；开凿永济渠，更是征发丁壮五百余万。后来，丁男实在不够用了，居然让妇女服役，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工程量大还不算，大运河工程质量的要求还特别高。高到什么程度？就拿最先开通的通济渠和邗沟来说，隋炀帝要求“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这条运河的宽度要统一为四十步，还要在河岸上都栽上柳树。
这些柳树，直到唐朝后期还挺立在河堤两岸，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白居易感时伤世，为之赋诗《隋堤柳》：“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
种柳树当然没有错，但是，当年那些挖河的民夫，种树的丁匠，面对如此紧急的工程，如此高标准的规格，又会作何感想呢？而且，就在修运河的同时，隋炀帝还在沿岸兴修了大量的行宫和粮仓作为配套设施。这样一来，整个工程量就更大了。
如此大的工程量，如此紧迫的时间，怎么完成？跟修东都洛阳一样，让冷血的监工监督，逼迫民夫进行超常规、超负荷的劳动。这样一来，结果不用说，又是民夫大量死亡。
本章开篇提到过的麻胡子麻叔谋，就是当时监工的代表。按照《隋帝开河记》的说法，麻叔谋是开河总监，素以严厉著称。每天监督别人，自己也难免着急上火，到了宁陵（今河南宁陵），麻胡子病倒了。医生看了看，开了几服药，留下话，说必须用羊肉当药引子才行。麻叔谋赶紧让人在当地买羊肉。
宁陵县有个人叫陶榔儿，一听说这件事就动心思了。他家祖坟靠近运河河道，他害怕挖河的时候挖到他家祖坟，想给麻叔谋送礼，请麻叔谋稍微改道，绕过他家祖坟。送什么礼呢？麻叔谋不是要吃羊肉吗？按道理应该送羊肉。可是，陶榔儿觉得这礼物太普通了，不够档次，干脆偷了别人家一个小孩，谎称羊肉，蒸熟后献给麻叔谋做药引子。麻叔谋吃得香美异常，十分满意，就真的下令让河道在经过陶家坟地时绕了个弯。其他黑恶势力一看，原来送孩子肉就能办成事，纷纷在四邻八乡偷孩子，孝敬麻叔谋。
麻叔谋一共吃了多少小孩？据说有好几百个。这样一来，老百姓吓坏了，谁家有小孩都赶紧藏起来，连晚上睡觉都把小孩锁在柜子里。小孩一哭一闹，大人赶紧说，麻胡子来了！小孩一听，马上一声不吭。久而久之，麻胡子就和欧洲的蓝胡子一样，成了吓人的怪物，直到今天，许多农村老太太还这么吓唬小孩。
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很可能不是。因为在《隋书》或者其他文献中，完全找不到有关麻叔谋的记载，但是，它反映的情绪是真的。老百姓不敢骂皇帝，就塑造了这么一个黑心的、吃人的开河总监。这吃人的麻胡子背后，不就是吃人的隋炀帝吗？把这毁誉两方面的意见综合起来，就能对大运河进行整体评价了。
什么评价呢？这项工程非常伟大，但是，过程太快，政策太猛，造成了滥用民力的大失误。然而，这是我们今天的反思，隋炀帝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据说，隋炀帝在通济渠开通以后，非常兴奋，曾经写下《水调歌》志喜。老百姓在哭，皇帝在歌，这一歌一哭之间，问题就来了。和营建东都洛阳一样，一项伟大的工程如果不能惠及当时的百姓，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如果不能体恤自己的子民，一个高速前进的王朝如果不肯等等蹒跚前行的百姓，让他们稍稍喘口气，及时休养生息，那么，离心离德的情绪就会出现。而这种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对隋炀帝的统治，对隋朝的发展可都不是好事。
隋炀帝已经开了运河，那么，他下一步又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