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刚愎自用，权力意志极强，不仅容不下元老重臣，甚至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心腹，都会痛下杀手。但作为大隋王朝的皇帝，他又不能单枪匹马去治理天下，无论如何总还需要宰相辅佐，大臣协理。隋炀帝这样乾纲独断的皇帝，喜欢什么样的下属？他有着怎样的用人风格？这样的用人思路，对隋朝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前期宰相
要讲隋炀帝的用人风格，当然是看宰相队伍最有代表性。隋炀帝都用什么人当宰相？这在他的统治前期和中后期是相当不一样的。
隋朝建立了三省制，三省长官就是宰相。隋炀帝初年，三省长官是如下几位。
第一，尚书令杨素，他是拥立隋炀帝的大功臣，也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
第二，尚书右仆射苏威，他是隋文帝时代的老大臣，也是关陇贵族。
第三，内史令杨约，他是杨素的弟弟，出身关陇贵族。
第四，内史令萧琮，他是隋炀帝的大舅子，也是原来江陵萧梁政权的皇帝。
第五，门下纳言杨文思，他是杨素的从叔，出身关陇贵族。
第六，门下纳言杨达，他是隋文帝初年四贵之一杨雄的弟弟。出身皇族，也是关陇贵族集团成员。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大周女皇武则天的曾外祖父。
这六个人构成了隋炀帝初年的宰相集团。这个宰相集团，有三个特点不容忽视。
第一，关陇贵族集团占主体地位，除了萧琮之外，其他五位全都是关陇集团的成员。
第二，杨素家族的势力极其强大，六位宰相之中，杨素家族占了三个。这当然是因为杨素在隋炀帝登基的过程中贡献巨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第三，皇亲国戚多。六位宰相中，有两个是皇亲国戚，一位是皇帝的宗亲杨达，另一位则是皇后的哥哥萧琮。这两个人当宰相，恐怕是为了平衡杨素势力，增强皇帝方面的力量。
这个宰相班子是否合理呢？当然不合理。
第一，代表面太窄了。隋朝的疆域由之前关中的北周、关东的北齐和江南的陈朝三部分组成，宰相集团也应该容纳三方面的代表才合理。而这个宰相班子几乎由关陇贵族集团一统天下，过于狭隘，当然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第二，杨素家族势力过于强大，有震主之嫌。杨素为隋炀帝登基立下汗马功劳，杨氏一门也在新政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这样一来，难免会形成君弱臣强的局面，对皇权发展不利。
第三，皇亲国戚势力太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皇帝的压迫。皇亲国戚虽然比一般大臣跟皇帝亲近，但是，也并不安全。因为他们的身份本来就已经非常尊贵，再有了政治权力，就会愈发不好控制。历史上宗室作乱、外戚篡权的事情比比皆是，隋文帝杨坚当年就是以外戚的身份夺取的北周天下。殷鉴不远，隋炀帝当然不会忘记。
综合几条弊端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班子很难让人满意。隋炀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从国家的角度讲，他要建立一个东西南北平衡发展的大帝国，当然不满意于一个只代表关陇地区利益的政府；从个人的角度讲，他要当一个全面贯彻自己意志的强势皇帝，当然不允许大臣无论是功臣还是亲戚凌驾于自己之上。这样看来，这个宰相班子肯定得改。
怎么改呢？既然杨素家族势力最大，那就先拿杨素开刀。大业二年（606），隋炀帝逼死杨素，杨约受到连累被免官，不久也死去了。而杨文思当时已经年近七十，年老体弱，本来就不怎么真正管事。杨素死后没多久，他也去世了，这样一来，杨素家族的势力被清除殆尽，六位宰相也就少了三个。
另外三个人也都没待长久。
苏威在大业三年（607）受到高颎的连累，免官回家了。
杨达深知隋炀帝猜忌，所以一直低调做人，在朝廷里很少说话，后来干脆转为武职，远离了权力核心。
萧琮本来当过西梁的皇帝，算是亡国之君，又是隋炀帝的大舅子，这两个身份都很微妙，所以更是小心谨慎，上班不说话，下班就喝酒念佛，从不妄言妄行。按说，这样一个人应该能保平安了吧？还是不行。萧琮为人孤傲，一般人难入他的法眼，可他偏偏跟名将贺若弼要好。大业三年（607）贺若弼因为议论朝政被杀，萧琮马上受到了猜忌。正在这时，又传出了一个童谣，没头没脑，就唱“萧萧亦复起”，隋炀帝一听难免猜测，这是不是说萧梁又要复兴？童谣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干脆把萧琮免了官，让他回家，不久他也病死家中。
就这样，大业初年的六位宰相死的死，废的废，走的走，很快都离开了宰相岗位，关陇贵族集团也大受打击。那么，谁来顶替他们的职位呢？大业中后期，隋炀帝又组织起一个新的宰相班子，这个班子在当时有一个称号，叫作“五贵”。
二、朝廷五贵
所谓“五贵”，顾名思义，是个五人组合：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
这五个人都是何许人？一个个来介绍。
先看苏威。大业三年（607），苏威不是被革职为民了吗？此刻，他又东山再起了。其实，要说苏威东山再起，这可不是第一次。苏威当年给隋文帝当宰相，就曾经两起两落。到了隋炀帝手下仍是如此，是个政坛不倒翁。苏威到底有何德何能，怎么就能侍奉隋文帝和隋炀帝这两代猜忌的皇帝，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两个原因不容忽视。
第一，苏威是苏绰的儿子，也是关陇集团中汉人吏治派的代表。苏威的爸爸苏绰可不是凡人，当年草拟“六条诏书”，帮西魏和北周政权建立了基本的政治规范。这样的背景对苏威至关重要。要知道，隋朝脱胎于西魏、北周，政治文化一脉相承，所以苏绰的功劳直至隋朝依然受到重视。让苏绰的儿子在隋朝当宰相，本身就是继承关陇集团政治路线的一种姿态。这是苏威的第一个优势。
第二，苏威比较柔顺。苏威这个人有特点，小事好争，大事不敢争。跟同僚好争，跟皇帝不敢争。简而言之，是一个怕死、惜命的人。这一点，从他的个人经历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年，北周宇文护专权的时候，他不赞同，但是也不敢反对，结果上山隐居了。接着，隋文帝要篡夺北周的皇位，他心里赞同，但是不敢公开表态，又临阵脱逃了。后来在隋文帝手下当宰相，每次一遇到皇帝真生气，苏威的表现都是“免冠顿首”，把帽子摘掉，趴下来就磕头，无论是非，谢罪了事。现在到了隋炀帝手下，隋炀帝又因为他上谏免了他的官，苏威还是诚惶诚恐，以此换取隋炀帝的原谅。
这样的人，站在道德制高点来讲，当然可以说他是软骨头、没原则，但是从比较持平的角度看，也就是一个既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又胆小怕事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很容易控制，也很好用。一个老大臣，既能体现政治的延续性，又能保证在大事上遵从皇帝决策，还有什么理由不予以保留呢？
再看宇文述。宇文述也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杨广当晋王的时候，他就跟随左右。当年，杨广想当太子，拉拢杨素的主意就是他出的，跟杨约赌博也是他去赌的，因此算是隋炀帝的大功臣。按理说，功臣容易受猜忌，杨素就是最好的例证。宇文述怎么就能受到隋炀帝的信任呢？原因有三。
第一，宇文述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介武夫。虽然也会使些心机，但是，那都是些权谋小术，要论文韬武略，他比杨素可差远了。能力不行，自然威胁也小。作为功臣，他跟皇帝天然地亲近，但又不让皇帝感受到威胁，这样的人，皇帝自然喜欢。
第二，宇文述听话乖巧。既然不以谋略见长，宇文述干脆就全听隋炀帝的。甚至听话到盲从的程度。按照《隋书·宇文述传》的说法，就是“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无所是非，不能轻重。”隋炀帝说什么事行，他就跟着说行，隋炀帝说什么事不行，他也跟着说不行，反正一切以隋炀帝为准，从来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也从不费心去权衡任何事情的利弊。这对于喜欢乾纲独断的隋炀帝来讲，可算是难得的美德。
第三，心灵手巧，投其所好。隋炀帝喜欢什么？除了喜欢权力、喜欢排场之外，他还喜欢技术。比如说，之前屡次提到的能够拆卸组合的观风行殿，隋炀帝就非常喜欢，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这些东西，纯粹的中原儒家士大夫是不屑一顾的，一律视为奇技淫巧，但是，宇文述出身鲜卑族，在这一点上倒和隋炀帝颇为一致。
按照《隋书·宇文述传》的记载，他“凡有所装饰，皆出人意表。数以奇服异物进献宫掖，由是帝弥悦焉”。他自己整天就琢磨什么奇装异服好看，今天这儿改改，明天那儿修修，一定要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不仅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与众不同，还经常把他设计发明的一些奇装异服和装饰品进献给隋炀帝，隋炀帝因此非常喜欢他。
既是功臣，又顺从，还能投皇帝所好，隋炀帝对宇文述满意得不得了，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南阳公主嫁给了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士及，两个人又成了亲家。有这样的恩宠，宇文述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宰相，而且还是宰相之中最受宠幸的那一个。
第三个，黄门侍郎裴矩。此人前面讲过，在帮助隋炀帝开拓西域方面功勋卓著。这个人为什么能当宰相？也有两个原因。
首先，此人出身北齐，能代表东部地区的势力。
其次，这个人是边疆和民族问题专家，在开疆拓土方面和隋炀帝高度一致。
隋炀帝曾经表扬他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裴矩总能跟我想到一块儿，若是有什么事我在脑子里盘旋良久，就差说出来了，裴矩准能在这个时候把相关的表章送到我面前，简直是心有灵犀。为什么我们君臣能这么高度一致？就是因为裴矩奉公体国，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
这样一个既有地域代表性，又能在具体问题上呼应隋炀帝的人，当然也是隋炀帝眼中宰相的合适人选。
第四个，内史侍郎虞世基。虞世基是江南人士，也是个著名的才子。文章出众，兼工草隶，当年在陈朝号称“南金之贵”。后来由陈入隋，凭借出众的文采崭露头角。此人为什么能当宰相？有两个理由。
首先，他出身南方，有地域代表性。
其次，他文采斐然，是个好秘书。
举个例子。《隋书·虞世基传》记载：“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閤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这段话其实讲了隋朝的行政决策过程。按照行政程序，四方都要给隋炀帝奏事，每天的表奏都有一百多份。隋炀帝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不愿意当场做出决定，而是把这些表奏接过来，然后退到后殿去思考，再口授处理意见。他口授的对象就是虞世基。虞世基听完隋炀帝的口授之后，再到他所在的内史省把这些意见写出来。一天写了一百多份，从来没出过差错，也没有遗漏任何一份，每份意见都忠实地体现了隋炀帝的意思。
这不是难得的秘书吗？这样的人，既能代表江南人物，又善于以秘书的身份领会贯彻皇帝意图，当然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第五个，御史大夫裴蕴。裴蕴又是何许人？这个人的经历非同凡响，可以说是隋朝最高级的特工。
说起来，裴蕴和裴矩是一家子，都是河东裴氏出身。但是，在南北朝战乱时期，裴蕴的祖辈都到了南方，在梁朝和陈朝做官。后来，北周和陈朝打仗，他父亲又被北周俘虏了，成了北周的官员，再后来，北周变成了隋，裴蕴的父亲也就成了隋朝的大臣。父亲已经在北方做官，而裴蕴还留在江南，当陈朝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裴蕴怎么选择自己的立场呢？
裴蕴是个聪明人，他看出来了，陈朝总有一天会被隋朝吃掉！想来想去，裴蕴通过他父亲和隋文帝搭上了关系，愿意给隋朝当内应。要知道，裴蕴在陈朝可是直阁将军，这是负责皇帝贴身守卫的官员，对陈后主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就等于把间谍工作做到了陈后主的鼻子底下，陈朝岂有不灭之理！后来隋朝打陈朝顺风顺水，和裴蕴的情报工作有很大关系。既然立了这么大的功劳，隋朝当然要对裴蕴有所回报。
陈朝灭亡以后，隋文帝亲自检视陈朝官员名单，一般官员都降级使用，但到了裴蕴，非但没有降级，反倒给了他一个仪同三司的散官。这样的任命显得不合情理，所以当时的宰相高颎马上就提意见了，说：“裴蕴无功于国，宠逾伦辈，臣未见其可。”裴蕴这个人没有什么功劳，您为什么给他这么高的官？他怎么就比那些同僚的官都大呢？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
隋文帝听完微微一笑，说：你觉得给他的官太大了吗？这样吧，改为上仪同。这上仪同可不是降级，而是又提高了一级。高颎急了，再次上谏。隋文帝又说：既然宰相不同意，那就加开府吧。又提了一级。一看隋文帝这么强硬，高颎摸不着头脑，再也不敢说话了。
就这样，裴蕴当天就拜为开府仪同三司。要知道，开府仪同三司是一品官，这也是隋朝文散官的最高官阶了。
这件事说明什么问题？除了说明裴蕴的贡献特别大之外，还说明裴蕴这个特工级别特别高，直接对皇帝负责，连高颎这样的人物都被蒙在鼓里。
裴蕴为什么能当宰相？这段光荣史倒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最重要的优点有两个。
第一，办事能力强。进入隋朝后，裴蕴接连担任地方刺史，到任何一地，都有成绩，声望很好。
第二，擅长揣摩隋炀帝的心思。举一个例子。当时，高颎在隋炀帝手下当太常卿，裴蕴给高颎当副手，做太常少卿。他觉得，隋炀帝爱热闹，讲排场，好大喜功，自己所在的部门应该能够做出贡献。
怎么贡献呢？他越过自己的长官高颎，上书隋炀帝，建议征调已经遣散的北周、北齐和陈朝的乐工，同时到民间征集百戏，共同繁荣隋朝的文艺。
这个建议立刻受到隋炀帝的重视，责令高颎落实，结果高颎不同意这么做，还给隋炀帝上谏，惹恼了隋炀帝，也为他日后被杀埋下了伏笔，而裴蕴则是恰恰相反，从此步步高升。
就从这一件事，已经可以看出裴蕴体察皇帝心思的能力来了。这样的人，当然也是隋炀帝眼中的理想大臣。
三、五贵乱政
总结一下这“五贵”的共性，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他们的代表面很广。其中，苏威和宇文述代表关中势力，裴矩代表山东势力，裴蕴和虞世基则代表江南势力。帝国的三个组成部分全都有了自己的代表人物。特别是江南地区，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显著增长。这和隋炀帝初年的宰相班子有了很大区别。
第二，他们都是兼职宰相，地位相对比较低。什么叫兼职宰相？按照隋朝的制度，所谓宰相，应该是三省长官。也就是尚书令（包括尚书仆射）、内史令、门下纳言这一类的官员。隋炀帝初期的几个宰相，都是三省长官。但是，“五贵”就不一样了。
除了苏威是门下纳言以外，其余四个人，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没有一个是三省正长官。其中，内史侍郎虞世基和黄门侍郎裴矩虽然品级不够，但至少还是三省官员，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蕴甚至连三省官员都不是，这可就大大突破隋朝初年建立的宰相制度了。
这些人基本都不是三省长官，为什么还能被视为宰相？因为隋炀帝给了他们一个头衔，叫“参与朝政”。意思是说，他们原来的官职不变，但是，多了一个参与朝政的兼职。这参与朝政算什么？既不是正式名号，也没有任何品级，只是隋炀帝的一个口头任命，临时差遣。
这样一来，“五贵”的身份可就降低了不少。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正规的制度，而是来自隋炀帝的个人赏识，所以，他们的地位就大打折扣了。
第三，他们都很柔顺。几个宰相各有各的特点，但有一个特点是有共性的，那就是柔顺。按照《隋书·宇文述传》的说法，就是“以水济水，如脂如韦”。这些人像水一样柔和，像油脂一样顺滑，皇帝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绝不提不同意见。
第四，他们都是专家型的官员。其中，苏威是活字典，行政专家；裴矩是民族问题专家，外交家；虞世基是最优秀的秘书；裴蕴是法律专家；宇文述军事能力过硬，在技术方面也颇有造诣。这些人在各自领域都有建树，但是，正因为太专了，他们统领全局的能力不够，方向感不强。
明白了“五贵”的特点，也就不难理解隋炀帝为什么要任用这些人当宰相了。任用这五个人，就是在解决隋炀帝初年宰相人选的两大问题。
第一，宰相代表面过窄问题。这次已经有了圆满的解决，大隋王朝终于摆脱了地域狭隘性，成长为货真价实的全国性政权了，从这个角度讲，隋炀帝用人的眼界和心胸还是相当开阔的。
第二，皇帝权威不足的问题，这下也解决了。新任命的“五贵”，以兼职宰相为主，性格柔顺，而且都是专家型官员，统领全局的能力不足。这样一来，宰相的势力减弱，就失去了制约皇帝的能力，皇帝的权威也就不会受到任何挑战了。
隋炀帝这样选择宰相，到底对不对呢？很难做出非黑即白的评价。因为它解决了两大问题，又增加了两个新问题。
第一，这个新的宰相班子，势力太过软弱了，根本无法发挥宰相的应有职能。所谓宰相，应该是能够在道德上劝谏皇帝，在政治上辅佐皇帝的人物，这才叫股肱之臣。“五贵”能不能承担这样的职责？完全不能。他们是兼职宰相，身份不明；他们性格柔顺，谏诤精神不足；他们还是专家型官员，不擅长统领全局。这样一来，他们就只能是简简单单地听命于皇帝，替皇帝办事，这可就和宰相的辅弼职责相去甚远了。
隋炀帝本身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本来就存在严重的急功近利、滥用权力等问题。这样的皇帝，其实需要有效的宰相机制加以制约。但是，到“五贵”时代，因为他们自身能量不足，这种制约作用当然要大打折扣，这对于政治的良性发展当然不利。
这几个宰相的个人品格不高，根本无法发挥朝廷表率的作用。举几个例子。在“五贵”之中，最受隋炀帝信任的是功臣宇文述，其次是秘书虞世基。可是，恰恰就是这两个人，都以贪婪著称。不过，他们贪婪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宇文述贪婪的表现是认儿子，虞世基贪婪的表现是怕老婆。
先看宇文述。根据《隋书·宇文述传》的记载，宇文述没事就喜欢认有钱人当干儿子。当时什么人有钱？商人有钱，胡商更有钱。这些人有钱，但是社会地位低，非常希望在朝廷找个靠山。而宇文述在朝廷能说上话，但是手里的钱却不太够用。这样一来，两方面算是一拍即合。胡商为了能得到好处，纷纷巴结宇文述，送给他金银珠宝，管他叫干爹。而宇文述也是来者不拒，到处认干儿子，收保护费。这不是官商勾结吗？
这还不算，如果遇到更有钱的，宇文述还可以再降一辈，直接管人家叫哥哥。他管谁叫哥哥？废太子杨勇的老丈人。杨勇当初之所以被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宠幸一个姓云的姑娘。这位云姑娘的爸爸叫云定兴，在杨勇当太子的时候没少捞到好处，家里攒了不少宝贝。后来杨勇倒台，云定兴受到连累，被革职为民。云定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总想着东山再起。怎样才能实现梦想呢？他就把自己积攒的那些宝贝都孝敬给了宇文述。
宇文述和云定兴本来处于政治上的对立面，但是，两个人都没什么廉耻心，所以，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云定兴敢送，宇文述也敢收。而且收了之后眉开眼笑，马上就张口管云定兴叫哥哥，还保举他一路高升，一直当到左屯卫大将军。这不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再看虞世基。虞世基最大的问题是怕老婆。怕老婆跟贪婪有什么关系呢？虞世基贪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夫人孙氏。这位孙夫人以前嫁过一个人，这人死了之后才跟虞世基结婚。别看不是结发夫妻，但是，孙夫人又风流又放荡，别有一番情趣，虞世基很快就被她迷住了，心甘情愿地供养她，过奢侈浮华的生活。问题是，虽然虞世基是宰相，但工资总有数，日子过得太奢侈，他也支撑不起。
怎么办呢？孙夫人干脆自己创收了。她跟前夫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夏侯俨，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孙夫人就让夏侯俨打着虞世基的名号到处招权纳贿，卖官鬻爵。这样一来，虞世基家里门庭若市，金宝堆积，财政赤字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当然不是正道。有道是上行下效，宰相带头受贿，朝廷自然也就腐败成风，小人当道。
皇帝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宰相再招权纳贿，不能匡扶，这国家不就往更危险的方向走了吗？那么，隋朝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