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失败

跑步无关失败，而在于是否想要放弃

在9月的浪花里我清楚地看到了死亡。我彻底搞砸了，我逃走了。

我在马拉松赛上象征性地看到死亡，并确定无疑地知道，这就是我的终极之路。我最终停了下来，然后就像一架由一匹马拉着的马车那样坍塌了。

当然，我也给人留下过这种印象，但我从未说过任何干扰别人的话。比如有年在韦斯特波特进行的16公里比赛中，距离终点还有1公里时，我逼近了一个25岁的年轻选手。他是我的朋友，虽然在以前的比赛中，他从未给过我靠近的机会。当距离终点还有不到200米时，我们之间只有将近14米的差距，而且其中还夹杂着3位选手。当我们进入露天广场并开始冲刺时，他眼睁睁地看着那3位选手超越了自己。我发现他已经很难再加速了，我开始加速，并在距离终点不到100米的地方突然超过了他。虽然冲刺的时机早了点，但我似乎已经稳操胜券了。差点忘了，我可什么刺激他的话都没说。

我领先他10米左右，而且好像胜利在望。这时，我听见这个痛苦呻吟、发出呼噜声的动物朝我紧逼而来，甚至快要追上我了，我匆匆地瞥了他一眼，他的眼睛闪烁着野性的光芒，满脸唾液，面部痛苦地扭曲。于是，我先于他冲过了终点线。

后来，他告诉我，要是看透我的心思，他就不会给我任何击败他的机会。

所以说，岁月不会受到青春的威胁。相反，青春才会受到岁月的威胁。既然50多岁的我看上去依然年轻，那么毋庸置疑，60多岁时，我会更年轻。虽然我长得不像泰哈德·查尔丁，但这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知道我看起来再也不会像高中照片里的那个样子了。

泡了一个热水澡后，我忍着疼痛蹒跚着爬上了床，将四肢伸展开来，这种平卧的姿势让我感觉很舒服。楼下，家人正在观看湖人队对战雄鹿队的比赛。这时，我的第6个儿子约翰问：“既然他感觉那么累，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

而在楼上，我也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活受罪？既然90%的人都无法在这场人类的较量中突破自己的耐力极限，为什么还要参加马拉松赛？只要是马拉松赛，就没有不同。起点与西布莱特之间的前16公里是在嬉戏、玩闹中度过的。沿着海岸，我迈着平稳的步伐，背后刮来猛烈的南风。在1月里，能享受这样一个周日的午后，难道还不够惬意吗？即使过了西布莱特，我的脚步也没有慢下来，状态依然良好，精力仍然充沛。

转过桑迪·胡克公园，某种足以致命的身体疲劳的迹象暴露出来。每小时24公里的风速似乎没有对比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此刻却变了一副面孔。我逐渐慢了下来，感觉越来越费劲。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无法享受片刻的缓冲。但我的腿仍然充满力量，呼吸均匀，心情也得到了控制。西布莱特一会儿在我视野中出现，一会儿又消失不见。

突然，痉挛开始折磨我。先是两条小腿，然后蔓延到大腿。为此，我不得不把步幅缩减至原本的一半，并且要忍受在迈出下一步时的万分痛苦。我居然想在距离终点还有10公里时放弃比赛！我自言自语，这个想法简直太荒谬了。没人料到我要退出比赛，因为他们对我此刻的感受一无所知。

但我还在坚持。尽管尝试了各种可能缓解剧痛的姿势，双腿却越来越不听使唤。虽然各种缓解疼痛的尝试都无济于事，但放弃比赛的想法却渐渐跑出了我的脑海。当痛苦达到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时，我就会轻声低语：“哦，上帝。”或许，这更像是宣言，而不是祈祷。

继续前进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我数着自己的步子。因为，现在我唯一有能力展开的心理活动就是数步子了。我在向前移动，只要再跑大约4500步，就会到达阿斯伯里公园（Asbury Park）的会场了，这使我恢复了信心和勇气。

痛苦依然没有放过我，艾伦赫斯特在我面前出现，随即消失。过了尔湖和会议厅，我还要绕过世界上距离最长的三个街区，最后向终点冲刺。然而，起跑后的3小时45分钟都是在喜悦和兴奋中度过的，痛苦消失了。

我躺在那儿，时间流逝，我感觉身体渐渐温暖和强壮起来。这时我想，马拉松赛不应该是属于我的运动了。的确，我没有为这场比赛做充分的准备。自从某一个4月的波士顿马拉松赛之行后，我一次也没跑过16公里。在这种运动量下，居然还指望取得好成绩，我简直是太愚蠢了。要是放在从前，我或许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年纪大了，斗志快要消失了。也许，是时候放弃马拉松赛了。

最初，任何一场马拉松赛似乎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任何一场超过8公里的比赛都是超乎想象的艰巨。而我的目标更直接（1英里5分钟限时跑），也更实际（健康）。

不经意间，我能跑完的距离越来越长，就像乔治·桑塔亚纳笔下最后一个清教徒奥利弗·奥尔登的运动量，长距离跑步已经成为一种本能。正如桑塔亚纳所说：“如今，没有人能在室内待上一整天。只有经过两小时的户外运动，这一天才能安然度过。否则，他们就片刻不得安宁，内心躁动不已。”

在奥尔登眼中，两个小时的双桨式划水或骑术训练足以使他与自然进行最真诚的沟通，而这也是宗教和诗歌不能媲美的。用桑塔亚纳的话说就是：“运动让他尽情地享受此时此刻，并成为最愉快、最完美、最独立的人。”

如果想要实现内心的宁静，难道“那种逃避，那种无言的宗教”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参加40公里的比赛，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甚至还有可能承受走向而非跑向终点的耻辱呢？难道马拉松赛与奥尔登的清教徒伦理观不是一回事，以至于奥尔登荡漾在查尔斯河上或纵马驰骋于新英格兰时，他会逃避清教徒的伦理观？事实上，他们认为跑步就是一项愚蠢的任务、一次完全没有必要的挑战、一种多余的特权。

但成绩还是必不可少的。

电视里，贾巴尔并不打算回避对方的防守，他已经与张伯伦短兵相接，并印证了由福特汉姆大学查理·耶尔弗顿（Charely Yelverton）定义的运动员道义——“无论参加哪种比赛，你都要挖掘出自身的勇气与毅力。”

我仍然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你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欣赏落日，这无可厚非，”哈佛赛艇队的队长对奥尔登说，“但我们已经上了赛艇，你的任务就不再是享受时光，而是击败耶鲁队。”

不过，马拉松赛却可以让你鱼和熊掌——比赛与享受两者兼得。或许，我需要的就是越来越持久的耐力赛，需要的就是在2月和3月都经历马拉松赛带给我的痛苦、折磨和无可名状的疲劳。

4月的波士顿微风和煦，只要你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哪儿，那么每天的午后都会是你的马拉松时间。我以冲刺般的速度跑向后门，冲热水澡，彻底放松。一边跑步、一边呼吸新鲜空气和欣赏落日，这让我感觉精力充沛，也充实极了。

可是，2月份的报名表丢哪儿去了？

你应该在周一的海岸马拉松赛摘要上看到过我的名字，它用5.5号铅字把我的名字放在了“其他冲破终点的人”的标题之下：“69号，乔治·希恩，艾西海岸，3小时18分32秒”。你也许认为，这个成绩还不错；名次也说得过去，毕竟有235位参赛者；时间也还算理想，介于我的最好成绩和最坏成绩之间。如果你的确是这么想的，那可就错了。

因为，这是一场没有眼泪、痛苦和荣誉的马拉松赛；这是一场令我感到羞愧的马拉松赛，一场我宁可遗忘的马拉松赛；这是一场证明了在某种程度上审慎变成胆怯、谨慎变成怯懦、尊重变成恐惧的马拉松赛。

每公里16分钟的成绩足以使所有参赛者变得审慎、谨慎，变得令人尊重。伟大的珀西·切鲁迪（Percy Cerutty）断言：“任何人都可以跑完32公里，但很少有人能跑完马拉松赛。”那额外的10公里使比赛发生了质变。顷刻之间，你就可能变得体力不支。

我们不能确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有些生理学家提出，在到达32公里时，跑者体内的糖分就会消耗殆尽。这时，人体必须切换到另一种形式的能量代谢。也许是出于这种或其他任何原因，参赛者知道，无论他在比赛任何阶段的感觉如何，一个致命的打击已经在32公里处等着他了。为此，马拉松赛成为一种冒险的经历，因为起步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起步太慢，时间就不会理想；如果起步太快，又可能会导致中途退赛。因此，那些胆小的跑者往往利用前10公里来热身，然后把马拉松赛变成普通的32公里公路赛。

这也是我所采用的战术，但我训练的里程数足以使我全力以赴地跑完全程。因此，对我来说，这个战术简直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与艾西海岸的朋友以及一个16公里赛的选手跑了很长一段距离，尽管一周之前，我无一例外地战胜了这些人。但马拉松赛才进行了不到16公里，一个朋友就领先了我几分钟，而我还不紧不慢地迈着热身步伐。我不仅将这个步伐保持了10公里，而且不多不少地足足将其保持了21公里。

在距离转弯处还有2.5公里时，他们接连超过了我，转到另一个方向，并开始向终点冲刺。他们足足领先我5公里——24分钟的跑程。

他们占尽天时（温度为最理想的18度，几乎没什么风）和地利。

他们接受了挑战，他们不再寻求掩护，成败在此一举。

与此同时，我还在“滑行”。这个词是“只求顺利度过今天”的艾德·金特里（Ed Gentry）在詹姆斯·迪基的《解脱》中创造的。“滑行是生活的润滑剂，”他说，“滑行就是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并为之涂上润滑油，这是一种令人感到舒适的理想状态。”

但即使是落后者和“滑行者”往往也会树立信念。在赛程中间，我开始这样做。事实上，我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第154位，形势不容乐观。但出于某种无以名状的动机，我怀着把前面的选手一一干掉的想法奋起直追。我像蓝色彗星一样冲过西布莱特，像极速列车一样穿过朗布兰奇。每跑过1.5公里，我就会超越七八名选手。

当距离终点还有8公里米时，我追上了斗志昂扬的保罗·基尔（他打算跑出最好成绩，并获取波士顿马拉松赛的参赛资格）；当距离只剩下400米时，我越过了吉恩·迈特，他正在步行前进。前方，汤姆·鲍姆已经以3小时03分钟的成绩冲破终点，帕特·巴雷特也以3小时04分钟的成绩跻身于世界马拉松赛女子组前10位的行列。

站在终点的人跟我说了一些祝福的话。我的成绩也还没那么糟，这完全取决于我在最后20公里的狂奔。但我知道，我本应该与鲍姆和巴雷特齐头并进，或者走着完成比赛。我选择了折中的方法，不温不火。赛后，几乎每位参赛选手都获得了奖品，但我却没有片刻停留。因为，我不想得到这场比赛的纪念品。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卡赞扎基在《给希腊的报告书》（Report to Greco）中让祖父的灵魂给自己一点忠告。他祖父回答说：“向可能冲刺，我的孩子。”但卡赞扎基谢绝了这个忠告，并继续征求一点更困难、更“克里特岛式”的忠告。于是，灵魂发出雷鸣般的吼声：“向不可能发起冲刺。”

我可以把这句口号别在比赛服上，如果存在更适用于马拉松赛的忠告，那我倒要见识一下；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潜能释放到极致，那就要随时恭候失败的降临；如果你在比赛中寻求能力的极限，那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终点。

正因为如此，你永远都无法根据报纸报道上的5.5号铅字判断出谁是失败者，谁是成功者；谁正处于落后状态，谁正在向“不可能”发起冲刺；谁是32公里的参赛选手，谁是跑马拉松的人。

只有上帝和参赛者知道。

威廉·詹姆斯写道：“每个人都必然要遭遇并战胜痛苦、错误和死亡。否则，它们迟早会找上你。”他说，如果想最充分地达到卓越，最充分地实现满足，那么仅靠幸运远远不够。

同样，精神病学专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也认为有必要面对“人类存在的三种悲剧元素”，即过去的罪过、现在的痛苦和未来的死亡。

两位学者同时发出警告说，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或逃避，而是要直面并征服这些现实。但是，如何面对现实呢？到哪儿去寻找必须经受的痛苦呢？到哪儿去正视罪过并改过自新呢？到哪儿去经历死亡并获得重生呢？

我认为，最好的回答就是运动。运动把你的一生浓缩为短短的几个小时；运动让你在方寸之间体味到人生的种种情绪；运动让一个人在纽约市公园的10公里长的小径上遭遇痛苦、死亡，并获得新生。

运动是一出戏剧：罪人可以变为圣人，凡人可以变成英雄，过去和未来可以与现实交织在一起。需要超凡能力的运动可以使我们达到巅峰状态——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所有矛盾和冲突都被自己战胜了，我们终于可以释放出自己的无限潜能。

几乎在每一场越野赛中，我都要经历这些非比寻常的体验。赛前，满怀希望；起跑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从我的身体和周围人的脸上，我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正是一种自信、期待和团结使比赛成为一项庆典、一个节日。

由此可见，每一场比赛都是以詹姆斯所谓的“新生”的乐观状态开场的，没有任何不祥之兆。但32公里过后，我站在山上，知道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生命不再是优雅的、舒适的、惬意的；相反，生命是短暂的、痛苦的、危险的。此时此刻，我的身体严重缺氧，而且，我开始感受到人只有在童年、生病或受难时才会感觉到的痛苦。一座山接着一座山，痛苦接着痛苦，一次比一次剧烈。

即使越过了一座山，它仍然存在于我的体内，因为过去已融入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装载着过去的记忆；要么正视痛苦，要么逃避痛苦；要么承受痛苦，要么承担失败的罪责，而通常的情况是两种情绪都混杂到了一起。我总是确信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确信在某个地方可以放松一下，尽量避免全力以赴。但事与愿违，而且往往如此。当我跑下丘陵时，浑身酸痛，内心愧疚不已，却还要尽量使自己的努力不白白浪费。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冲刺地点、好的冲刺时机或者一个好的结果。

周围的所有参赛选手也是如此。兴高采烈地开场，溃不成军地收场。这时，朋友与朋友之间也像仇人见面；而那些不声不响、亦步亦趋的人更是被当作暗藏杀机的阴险之徒。这时，比赛就是名次之争，而我只落后于前面的人一个名次，无论他是第45位、第86位，还是第203位。

我们争先恐后地朝着最后一段赛程奔去，每个人都指望省点力气，直到连最后一点力气都消耗殆尽。周围再也没了别人，只剩下自己。我不堪忍受痛苦和罪恶感，我从未经历、观察或接触过这样的生活。在决定性的几米内，我的状态与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博士（Dr. Elizabeth Kubler-Ross）笔下弥留的病人极为相似：“漂浮在身体之外，感觉到平和与完整。”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脱离了自己的身体，并亲眼看到自己冲破了终点。

雷德·布莱克说：“足球是与生命最为相似的运动。”当然，他的意思是说，生命是与足球最为相似的运动。每一个运动选手都认为运动是生命的源泉，是最有效地面对并克服痛苦、错误和死亡的方法。

而生活，就是在两场比赛之间消磨的时光。

当死亡降临时，我们本应该有时间来履行毕达哥拉斯的使命——建一座房屋、栽下一棵树、生一个儿子、写一部书。这是一种智慧，勉强可以被称为传统智慧。事实上，除非成为毕达哥拉斯的信徒，否则你很难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但是，运动和生命的规律与英年早逝有什么关系呢？与体育运动员又有什么关系呢？以色列奥运会选手们的死又做何解释呢？难道运动员比我们更乐于接受死亡？难道是出于比“一举成名”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出于某种强制性的原因，运动员找到了挑战绝对极限和接受死亡的手段。换言之，运动员培养了时间观念，能够承受痛苦的折磨，能够正确评价两者间的关系，并乐于追求完美。因此，死亡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经历。

运动员从未把死亡排除在比赛时间之外，相反，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在头脑中考虑过死亡。我们不愿意去想生命是短暂的、人是脆弱的。但显然，这两个事实在运动员身上得到了印证。正如加赛特所说，这样的事实让运动员不得不面对压力重重的生活，并时时刻刻承受着全力以赴的紧迫感。

那种紧迫感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刻不容缓。在每一场比赛中，运动员的时间观念不禁让人联想到原始人。以印第安人为例，他们只会用一个词语来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却深奥到只有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才能理解的程度。爱因斯坦在描写已经过世的毕生好友时写道：“他比我先走了一步，这并不重要，因为对于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分离只代表一种幻觉。”

体育运动员进一些加深了对过去和未来的理解，并意识到他必须正视和克服艰难、痛苦和不安。否则，他就会像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怀疑自己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度过一生——不理想的开端没有让他享受到成功一半的喜悦。另外，詹姆斯认为，如果起跑时就经历了难以承受的艰辛、疲惫和痛苦，那么一个人很可能会以一种更深奥的方式来诠释现实的意义。

除非生命被剥夺，否则，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生命是一种恩赐。心理学家马斯洛心脏病发作，几近死亡的边缘，他终于明白死而复生代表怎样的意义。他写道：“每件事情，都值得珍视。生活、走路、呼吸、吃饭和交友。这一切都让你感到震撼，每一天的每一刻都不同于以往。”

同样，每一天的每一刻对于8岁的珍妮·巴格维尔也有了不同的意义——她刚刚从母亲的体内移植了一个肾。珍妮的母亲说：“珍妮看见花儿在清晨放声歌唱……她跟星星说悄悄话。”

如今，马斯洛过世了，珍妮仍然健康地活着，而全世界的运动员们也仍然与自然进行着最亲密的接触。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地活过，这正是梭罗所担心会出现的情况。至少，结局像贝尔纳诺斯所预测的那样，运动员们并未变成行尸走肉。

尽管如此，如果运动员感到不快乐，他们就有了缺憾。这就是运动员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性。他们认为，其他的一切都是工作。

然而，这种快乐不只是愉悦感，不只是感官上的体验。快乐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一种毫无保留的努力。加赛特在一篇30年前发表于《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上的文章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说，快乐的表现就是追逐，追逐的也许是痛苦和不安，但人们仍然乐此不疲。他们完全专注于现在，一点儿也不留恋过去，也不期盼未来。他们走上的不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而是过上了一种充满幸福和喜悦的生活。

运动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加赛特是这么说的吗？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可以从事一切使自己自由、快乐的事情，那么他会做什么？”他问道。而他给出的回答是：“闪电般地快攻、为体育比赛训练、参加聚会以及谈话。”

我比较赞同加赛特的主张。他的观点与“现实”紧密相关，而毕达哥拉斯的训谕则与“拥有”这个复杂的话题相关。运动员变得越成熟，他所拥有的就越少。最让他困扰的就是，如何把能力发挥到极致。而在这个现实过程中，他经历了多次“死而复生”，他们学会了听天由命。他们甚至教会自己，死神来临时是什么样子。

对奥运会选手来说，死亡是软弱无能的。他们熟悉它的每一个细节。

为什么要哀悼彼得·雷夫森（Peter Revson）？令人唏嘘的是，他竟然在自己最擅长的项目中马失前蹄。谨慎并没有阻止他在35岁就英年早逝的事实，由此可见，他的技术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像驾驶着死亡列车的司机那样坚定地离去，他像主张“人必有一死”的哲学家那样淡然地离去。

“人的死亡不一定完全归咎于疾病，”查尔斯·佩吉（Charles Peguy）写道，“他是死于自己的整个人生。”对于国际长途公路汽车赛的车手来说，赛车才是自己的整个人生，而死亡不过是生命的终结。

雷夫森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知道彼得过着自己期望的生活，”他的朋友乔治·莱尔说，“他想在自己的世界中，以自己的方式战胜自己。”而雷夫森却在巅峰时期离开了我们，这个刚满30岁的赛车手已经将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此前，他不具备优秀赛车手的技术；而此后，他变得过于小心谨慎了。

彼得·雷夫森的去世对于赛车手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我本人对死亡并不恐惧，”杰基·斯图尔特（Jackie Stewart）说，“我认为所有的赛车手都不会恐惧死亡，因为死亡的伤害不会持续很久。”

斯图尔特道出了所有一流赛车手的心声。他们心甘情愿地公然探索危险和死亡的可能性。据发现，赛车手的典型特征是意志坚强、卓尔不群、敢作敢当，他们把成功看成一切。

赛车手不是特别情绪化且爱玩命的人，只是他们不像常人那样过分地内疚、自责或自我惩罚。他们是讲究实际、不情绪化、泰然自若的人。

雷夫森生前在一本书中解释了把错误看作“比赛惩罚”，而不是死亡召唤的一种倾向。“我是在浪费时间，我要输了。要知道，失败确实让人伤心。比赛失利是最令人难以想象的一种痛苦。”

雷夫森把比赛失利看得比失去生命还重要。阐释生命的《传道书》与他的观点保持一致。《传道书》认为，任何事情都是虚无缥缈的——驾驶赛车、操纵政府、积蓄财富、建造城市，所有这些都是虚无缥缈的。

但自相矛盾的是，《传道书》还主张，无论你着手做什么，都要竭尽所能。它对生命的启示是，生命不是你做的那些琐事，而是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这些事。

当然，行动在赛车手的气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精力充沛的男人，无视死亡的威胁。如果让他们瞻前顾后、畏畏缩缩，他们将生不如死。不过，他们不是因为撞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护栏死于非命，而是被心脏病和中风这些运动世界之外的威胁击垮。

佩吉告诉我们，人要对自己的死亡负责，死亡应该符合一个人的性格和风格。我在9月的浪花里清楚地看到了死亡。我彻底搞砸了，我逃走了。我在马拉松赛上象征性地看到了死亡，并确定无疑地知道，这就是我的终极之路。我最终停了下来，然后就像一架由一匹马拉着的马车那样坍塌了。

对于像我这样长久以来都默默无闻的失败者来说，当山穷水尽、一无所有时，当不再惧怕死亡时，当无计可施时，转机自会出现。而此时，摆脱了罪恶感和熊熊野心的人就可以趁机杀回终点。

我认为，人最不容易做到的就是死得其所。除了驾驶赛车、操纵政府、积累财富、建立城市，甚至跑马拉松，生命还意味着更多。但生命不只是今生，因此，我们必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那么，就像彼得·雷夫森那样全力以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