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一次，父亲向我坦白，他所在的部队处刑过俘虏的中国士兵。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原因，以怎样的心情告诉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已不甚清晰，只有这件事孤立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当时的我还在读小学低年级，父亲淡然地讲起处刑的场面。一名中国士兵知道自己要被处死，依然没有乱了阵脚，也没有惊慌失措，只是一动不动地闭着眼，安静地坐在那里。这名士兵不久被斩首了。那态度着实令人刮目相看，父亲说。他恐怕到死为止，都对那名被斩首的中国士兵怀揣深深的敬意。

至于同一支部队的战友是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那名士兵被处刑，还是被迫更多地参与到处刑过程中，我不太清楚。或许是我的记忆出现了混乱，也或许是父亲讲给我听时本就措辞模糊，如今已经无从确认了。但无论如何，那件事一定在他心里——在既是士兵又是僧人的他的灵魂中——留下了深深的芥蒂。

听说那段时间在中国大陆，日军为了让新兵或补充兵(12)习惯杀人，常会命令他们处死俘虏的中国士兵。吉田裕先生在其著作《日本军兵士》（中央公论新社出版）中这样写道：

据藤田茂回忆，一九三八年年末到一九三九年，他任骑兵第二十八联队队长时，曾这样训诫联队的全体军官：“杀人是让士兵尽快习惯战场的方法。也就是测试他们的胆量。用捕虏（即俘虏）来试就行。四月又要补充一茬新兵了，必须尽快制造这样的机会，让新兵坚强起来，适应战场。……比起枪杀，用刺刀更有成效。”

杀害不抵抗的俘虏，当然是违反国际法的非人道主义行为，可当时的日军似乎认为这种做法是极为自然的。其首要理由是，日军战斗部队没有照料战俘的余力。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正好是父亲作为新兵被送到中国大陆的那段时间，下等士兵被强迫执行这样的任务，也绝不是什么让人大惊小怪的事。印象中父亲告诉我，这类处刑大多用刺刀执行，但那一次用的是军刀。

总之，父亲忆起的用军刀斩断人脖子的残忍场面，毫无疑问在幼小的我心里烙下了鲜明的伤痕。那幕画面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模拟体验。换句话说，多年来压在父亲心中的沉重往事——借用当代词汇形容，就是“心理创伤”——部分地由我这个做儿子的继承了下来。所谓心与心的连结就是这样，所谓的历史也就是如此。其本质就在“承接”这一行为——或者说仪式之中。无论其内容让人多么不愉快、多么不想面对，人还是不得不接受它为自己的一部分。假如不是这样，历史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父亲几乎没有对人讲过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无论是亲自动手，还是仅仅在一旁目睹，那恐怕都是他不愿回忆，也不想提及的过去吧。但唯有这件事，他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以某种形式讲给继承自己血脉的儿子——就算会在双方心里留下伤疤，也必须这样做。这自然只是我的揣测，不过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