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进入京都大学后，于昭和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再次接受征兵。这是他第三次进入军队服役。不过这次他所在的部队不是第十六师团，也不是后来编成的第五十三师团。这两支师团那时都已覆灭，早就不复存在。这次他以上等兵的身份，被编入中部一百四十三部队。这支部队在日本本土驻扎，我不清楚具体的驻地，不过说是汽车部队，想必还是辎重兵的范畴。但两个月后的八月十五日战争就结束了，十月二十八日兵役正式解除，父亲再次返回大学校园。不管怎么说，他算是在这场浩荡而悲惨的战争中活了下来。那时的他二十七岁。

我生于昭和二十四年，即一九四九年的一月。他于昭和二十二年九月通过学士考试，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的研究生院，但年纪已经不小，又结了婚，还有了我，不得不断了求学的念头，为了养家糊口，在西宫市的甲阳学院当了国文老师。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具体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他们一个住在京都，一个住在大阪，大概是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吧。当时母亲有一个想要与之结婚的人（一名音乐老师），但对方在战争中殒命。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原来在船场开了一家店，也因为美军空袭被烧得分毫不剩。母亲曾遭遇格鲁曼舰载战斗机的机关枪扫射，在大阪街头东躲西藏，一直对此记忆犹新。和父亲一样，战争也深深地改变了母亲的人生。但正因如此——大概可以这样说吧——才有了现在的我。

总之，我在京都市伏见区落生。但记事的时候，家已经搬到了兵库县西宫市夙川。十二岁时又搬到西宫旁边的芦屋市。因此虽然是生在京都，但就自身感受和精神层面而言，我应该算是阪神间的人。同样是关西地区，但京都、大阪，以及神户（阪神间）的方言有细微的区别，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也各不相同。从这一点来看，大概可以说，我对风土文化的感知方式和生在京都、长在京都的父亲不同，和生在大阪、长在大阪的母亲也不同。

现年九十六岁的母亲以前也是国文老师，毕业于大阪樟荫女子专门学校国文系，曾在母校（应该就是樟荫高等女校）任教，婚后辞去教职。印象中，一九六四年田边圣子(20)获芥川奖的时候，母亲看到报纸说：“啊，这孩子我很熟呢。”原来田边也毕业于樟荫女子专门学校，也许她们二人以前有过交集。

听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的日子过得相当荒唐。也许战争的残酷体验还留在他的血液里，把握不住人生方向的挫败感也必然令他很痛苦。他那时似乎经常喝酒，有时还会对学生动粗。但伴随我的成长，他的脾气和举止仿佛渐渐温和了许多。尽管时不时也心情阴郁，沉着一张脸，或者酗酒（母亲没少为此抱怨），却不曾让我这个做儿子的觉得这个家有什么不好。也许种种回忆已在他心中安静地沉淀下来，汹涌的情绪也渐渐平息了吧。

在我心目中，毫不偏袒地说，他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师。父亲去世时，有一大批他的学生前来吊唁，数量之多让我多少有些吃惊。可见他有多受学生爱戴。父亲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当了医生，托他们的福，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父亲得到了极为体贴的关照。

母亲好像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老师，我出生后，她成了专职主妇。尽管如此，她以前教过的学生（说是学生，其实年龄和母亲相仿）还会经常来我家玩。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似乎不太适合当老师。

说到小时候与父亲有关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经常一起去看电影。星期天的早上起床后，摊开报纸，看看附近的电影院在放什么电影（当时西宫有好几家电影院，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找到有意思的就骑自行车去看。大部分是美国电影，美国电影中的大部分又是西部片或战争片。父亲不曾提及自己在战场上的感受，对战争片却似乎不怎么抵触。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映的战争片和西部片我记得格外清楚。约翰·福特(21)的电影基本都看了。沟口健二(22)的《赤线地带》《新平家物语》、丰田四郎(23)的《墨东绮谭》之类的影片，父母以“不适合小孩看”为由，两个人去了影院，只留我一人看家（不过当时我并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少儿不宜）。

我们还常一起去甲子园球场看棒球比赛。父亲一辈子都是热忱的阪神老虎队球迷，阪神输了球就很不高兴。我后来不再支持老虎队，或许也与这一点有关。

父亲当了老师，对俳句的热情仍然不减。他桌上永远放着一本古旧的季语(24)集，皮面装帧，有空便慢悠悠地翻阅。季语集之于父亲，大概就像《圣经》之于基督教徒一样宝贵。他也出了几本俳句集，可现在都找不到了。那些书都到哪里去了呢？父亲在学校教书时，把学生们聚在一起，办过类似俳句同好会的活动，还会指导对俳句感兴趣的学生，也办过俳句大会。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被他带着参加了几次。其中一次趁着郊游，借用滋贺石山寺大山里的一座古庵来办，听说松尾芭蕉(25)曾在这座庵中住过一小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我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午后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