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帝国运转：历史是偶然，也是必然第一章 帝国中枢：通往最高权力之路
上篇
帝国运转：历史是偶然，也是必然
第一章
帝国中枢：通往最高权力之路
秦始皇上位：中国宫斗第一剧
1
秦始皇嬴政的亲生父亲是谁？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一度成为历史疑案。
只因卫国商人吕不韦，为了做成那桩“奇货可居”的大买卖，在一次筵席上，将宠妾赵姬献给后来的秦庄襄王——子楚（原名异人）。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赵姬来到子楚身边后，“至大期时，生子政”。
于是，两千多年来，不断有人传言，嬴政其实是吕不韦的儿子。老谋深算的吕不韦以一招移花接木，将已经怀有自己孩子的赵姬献给子楚。
历代多有史学家对此进行反驳。我在此只说一个漏洞。
《史记》中提到的“大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为12个月，一为足月分娩的日期（所谓十月怀胎）。
若是十个月左右，赵姬怀孕，应该是从与子楚在一起时算起。若不然，子楚再傻，也不可能没意识到自己的妻子一边与自己成婚，一边和吕不韦旧情复燃。如果赵姬确实是在十个月后生下嬴政，那就与吕不韦没什么关系。
“大期”若作12个月来解释，那子楚更可以放心。吕不韦总不能先把赵姬送出，之后两个月内在自己眼皮底下“作案”。
不过，《剑桥中国秦汉史》则引用另一种颇为可信的说法：“大期生子政”这一句，“是一个不知其名的人加在《史记》之中的，为的是诽谤秦始皇，说明他政治的和出生的非正统性”。
毕竟，当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尽一切可能抹黑前朝统治者，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
无论如何，吕不韦的野心已逐步实现。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子楚，原本在赵国作人质，通过吕不韦的协助，认其父安国君（后来的秦孝文王）的宠姬华阳夫人为母，返回秦国，之后更是顺利登上王位。
为子楚扭转乾坤的吕不韦，终于迎来自己事业的春天。
只是，子楚的爷爷秦昭襄王“超长待机”，一个人在位就长达56年。随后的安国君和子楚又都短命，一个在位仅仅三天，一个三年，他们都没机会延续大秦的霸业。
公元前247年，大秦帝国迎来他的新主人——13岁的秦王嬴政。
2
坐落于渭河北岸的咸阳宫，神霄绛阙，气势恢宏。就连将门出身、12岁便能杀人的燕国勇士秦舞阳来到这里，见识了大秦帝国的雄伟气魄，也不禁胆战心惊。
荆轲刺秦王是20年后的事情，可此时，身处宫中的嬴政也极度缺乏安全感。
这偌大的咸阳宫，暗地里不知还隐藏着多少凶险。此时的嬴政，还不是大秦真正的领袖，年少的他骤然被推向权力之巅，似乎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或许也想不到26年后，自己将一统天下，完成祖辈未竟的伟业。
此时，摆在嬴政眼前的，有一座大山，那便是任两朝宰相，执掌朝政的吕不韦。
位高权重的吕不韦对秦国有功，不仅体现在他扶持子楚上位一事上，还在于其执政期间的贡献。
首先，针对秦国的大屠杀政策，吕不韦提倡“义兵”。
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一向崇尚武力。当年长平之战，秦军残忍坑杀40万赵卒，秦国名将白起已意识到大屠杀的严重性。
当秦昭襄王命他接着攻打赵国都城邯郸时，白起拒不受命，劝说道：“长平一战，赵国人死伤惨重。如今国内同仇敌忾，大力发展生产。王若发兵，即便兵力比之前多一倍，也难以对付赵军十倍于前的防守。”
秦军到后，果然遭到赵国顽抗，徒劳无功。
吕不韦所主张的“义兵”，正是为抑制杀伐。他提出，秦军所至之处，应为民除害，不扰民，不乱杀戮，几乎放弃了商鞅变法时建立的“计首授爵”制度。
据史书记载，在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军只有一次大屠杀的记录，即秦王政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秦人嗜杀的不良习惯有所收敛，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六国军民的反抗情绪。
其次，吕不韦大肆招揽人才，其手下宾客三千，不仅是为自己服务，更为秦国朝政输送大批人才，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当属荀子的弟子——楚国上蔡人李斯。
再次，吕不韦授意门客执笔撰写《吕氏春秋》。这部著作不囿于一家之说，而是杂糅儒、墨、道、法等各家学说，被称为“杂家”。
《吕氏春秋》一方面为统一做舆论准备，另一方面，又反对君主专制。书中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和“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等主张，这是极富先进性的“民本”思想。吕不韦似乎有意以此取代法家，作为秦国的指导思想。
最后，在吕不韦主政的13年间，尽管秦国重在休养生息，却没有停下统一的脚步，战果颇丰。
公元前246年，秦军攻韩国上党，自齐国来投的秦将蒙骜（蒙恬的祖父）带兵平定晋阳，建太原郡。
公元前244年，蒙骜攻取韩国13城。
公元前242年，蒙骜攻取魏国20城。
公元前238年，秦国攻取魏国的垣、蒲，派杨端和领兵攻取魏国的衍氏。
在吕不韦的统筹下，秦国的统一事业蒸蒸日上。
3
与此同时，王权与相权之争已初见端倪。刚戾自用的嬴政不仅不满吕不韦这位“仲父”擅权，更不满其介入家事。
吕不韦为子楚献上赵姬的那场筵席，改变了这个绝美女子一生的命运。
嬴政出生于长平之战一年后，彼时，秦、赵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嬴政九岁前，跟着母亲在赵国担惊受怕，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幸而赵姬想尽办法周旋，才得以死里逃生。
赵姬无法选择自己的爱人，却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至少在床帏之事上，她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
子楚死后，王太后赵姬年轻守寡，寂寞难耐的她便与吕不韦私通。
当时嬴政年纪小，吕不韦与太后私通，或许还能巩固新君的地位。可随着秦王年龄渐长，这事儿若被捅破，吕不韦肯定身败名裂，他自然要担心自己的政治生涯。
为了摆脱赵姬，吕不韦急欲为她找一个新情人。
此时，本是市井无赖的嫪毐，走进吕不韦的视线。嫪毐有个有内涵的外号“大阴人”，只因他能“以其阴关桐轮而行”，可说是男人中的战斗机。
吕不韦将嫪毐收入门下，又多次向赵姬提起这位“能人异士”。欲求不满的赵姬顿时很感兴趣，如此猛男，老吕你自己又用不上，何不送到我宫里来。
吕不韦的如意算盘总算打得响，于是他让嫪毐假装受过宫刑，送进宫中侍奉赵姬。如此，吕不韦为了自己的野心，两次将赵姬推向其他男人的怀抱。
赵姬对新情人宠爱有加，为掩人耳目，还带着嫪毐离开咸阳，搬到雍城的离宫居住，和他夜夜笙歌，私下生了两个儿子。
仅仅靠太后的私宠，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僮仆多达数千人。嫪毐得势后，一时门庭若市，上千人前来请求做他的门客。
嫪毐的野心开始膨胀。一次，他与人饮酒作乐，席间发生争吵。嫪毐喝醉了，朝对方大声呵斥：“我乃秦王的‘假父’，你又算老几，敢跟我争！”
4
嫪毐小人得志，嚣张跋扈，引得怨声载道。酒席之事发生后，不断有人向嬴政告发，嫪毐是假宦官，他以此为幌子，与赵姬私通，生有二子，并与太后密谋：秦王死后，就让他俩的孩子即位。
当然，此时嫪毐的势力并没有能力夺权。尽管《战国策·秦策》中，有魏王结交嫪毐，所谓“天下必舍吕氏而从嫪氏”之语。但是，纵横家言，不可尽信。
这只能理解为，魏国惧怕吕不韦，从而挑拨离间。从现有史料来看，在秦国的朝政上，嫪毐完全无法与吕不韦相抗衡，双方也没有过斗争的痕迹。
但是，嬴政还未夺回权力，倒平白无故多了个爹，他已忍无可忍。
年轻人如果不主动去争取，永远难成大事，即便生在帝王家，也是如此。
当嬴政羽翼丰满，终于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对嬴政而言，要实现亲政，就必须扳倒吕不韦。可吕不韦作为相国，权倾朝野，难以下手。
此时，全靠嫪毐送上“助攻”，一出后宫丑闻，成为压倒吕不韦的最后一根稻草。
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前往雍城祖庙行加冠礼，下榻于蕲年宫。
专横跋扈的嫪毐与门客密谋，矫借秦王御玺与太后玺，发兵作乱，向蕲年宫进军，企图谋害嬴政。
嬴政对此早有察觉，只等嫪毐自投罗网。他急命楚国宗室出身的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平叛。嫪毐房事虽在行，兵事一窍不通，遇上秦军，立刻大败而归。嬴政下令追击，将他斩杀，灭其三族。
嫪毐这一帮乌合之众，被一网打尽。参加叛乱的大臣卫尉竭、内史肆等被枭首，车裂示众。嫪毐的门客们，罪轻者没收家财，罚为“鬼薪”（供役宗庙的取薪者），罪重者四千余人，均被夺爵迁蜀。
最可怜的是，赵姬和嫪毐生的两个幼子。无辜的两个幼子被嬴政下令，当场扑杀。赵姬本人则被迁往萯阳宫，遭到软禁。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嬴政开始了他残暴的政治生涯，压抑许久的他，仿佛在发泄多年来积攒的怨恨。
5
嫪毐并非嬴政真正的目标，他一心想对付的是执掌秦国朝政13年的“仲父”吕不韦。
嫪毐作乱时，吕不韦被嬴政架空，完全蒙在鼓里，不仅没有参与平叛，还被昌平君（楚国公子，多年后叛秦）等新贵迅速取代。等他反应过来，为时已晚。
经过对嫪毐一案的彻查，吕不韦私通太后，进献嫪毐等丑事自然被一一揭穿。嬴政若要论罪，吕不韦在劫难逃。
另外，据张荫麟先生推测，由于“种族之见”，秦国宗室对吕不韦也多加以排斥。吕不韦以卫人的身份执掌秦政，他的门客又多来自三晋，和他结交的太后还是赵国女子。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部分老秦人对此深信不疑。
此时，“郑国渠”事件引发秦人新一轮的恐慌。
郑国是著名的水利专家，来自韩国。韩国见秦国步步紧逼，亡国之难近在咫尺，为了消耗秦国的国力，就派郑国入秦，向秦国建议，修筑一道沟通泾水和洛水的工程。当时，主政的吕不韦同意了。
没想到，郑国渠才修了一半，嬴政接过权力，韩国“疲秦”的阴谋泄露，郑国也被当作间谍。郑国急忙辩解，这项工程只不过能为韩国延续几年国祚，可是对秦国子民却大有益处，可建万世之功。
郑国一番话，得到嬴政谅解，郑国渠得以修建完成，并造福八百里秦川百姓。若不是因为此渠确实对秦国有利，这一伟大工程估计要就此作废了。
郑国一案，使秦国宗室抓住把柄。他们说得振振有词，声称外来人士不过是来离间我大秦的，请求将他们驱逐。于是，无可奈何的嬴政下了著名的“逐客令”，要将外籍游士驱逐出境。
处置吕不韦，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公元前237年，即嫪毐作乱的第二年，嬴政将早已靠边站的吕不韦正式罢免。
嬴政最初并不想置吕不韦于死地，只是将其罢免，以巩固王权。因此，嬴政命吕不韦退居河南封地，给他就此归隐，颐养天年的机会。
6
没想到，在吕不韦罢相的一年多里，来自各国的宾客、使者频频前去拜访，相望于道。同时，吕不韦的门客们还屡次向嬴政游说，为他求情。这些行为，都成了吕不韦的催命符。
嬴政放下最后的一丝容忍，下诏质问吕不韦：“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
何功？何亲？嬴政自然心知肚明。吕不韦扶持子楚上位，又辅佐年少的嬴政，历经两朝，执政13年，不可不谓劳苦功高。一朝指大于臂，丑闻败露，就为千夫所指。
同时，嬴政嫌吕不韦在封地住得太舒服，令其举家迁徙蜀地。吕不韦接到诏书，心灰意冷，自知嬴政绝不会放过自己，于是饮鸩自尽。
机关算尽太聪明，这个把生意做到朝堂之上的大商人，终究难逃厄运。
吕不韦名誉扫地，幸亏他的门客们感念其恩德，不顾杀身之祸，私自将他收葬在洛阳北邙山，前来送葬的人络绎不绝。
听说这事儿，嬴政又动怒了，对前去送葬的人进行严惩：原是三晋迁来秦国的人，驱逐出境；原为秦国人，俸禄在六百石以上者，免爵流放。
嬴政申明：“从今以后，敢学嫪毐、吕不韦大逆不道的，这就是他们这样的下场。”
23岁的嬴政，接过渴望已久的权力。身处咸阳宫中，孤傲的他举目眺望，国内，已经没有威胁，国外，六国皆不是秦国的对手，统一的大业终于要在他的手中完成。
吕不韦所规划的政治蓝图，是反对专制，施行仁政。而嬴政最终将其尽数推翻，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
短短两年间，年轻的嬴政雷厉风行，借由嫪毐之乱，成功将吕不韦拉下马。谁曾料到，这一内乱，竟引发了改变中国历史的蝴蝶效应。
以后的几千年中国古代史，都沿着嬴政之路走下去，而不是吕不韦之路。福兮祸兮，没有定论，毕竟历史不是戏剧，无法重演。
董卓：这条恶龙，开启了四百年乱世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死了。
在权倾朝野三年后，董卓被灭三族，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家族顷刻间烟消云散。似乎没有人同情董卓，无论在史书，还是小说戏剧中，他都是反派，脸上一个大写的“坏”字。
那么，被嫌弃的董太师到底有多不堪呢？
1
董卓的少年时期颇为励志。
他所生活的凉州，是当时汉羌百年战争的前线，民风彪悍，猛将如云，就连妇女都能“挟弓而斗”，正如史学家夏曾佑所说：“东汉经羌胡之乱，天下精兵猛士，恒聚于凉州。”
在这样的环境下，能活下来就已经不是省油的灯。
董卓偏偏还生得人高马大，一个人顶一个连。史书说他“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就是说，董卓仗着自己力大无穷，马上常备着两副弓箭，并能在骑马的时候左右开弓，战斗力惊人，天生就是当大哥的料。
董卓从军入伍之时，正值东汉朝廷多次派兵平羌，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在30年的岁月里，董卓与羌族进行过大小百余战，又笼络李傕、郭汜、张济与樊稠等凉州豪强，组成了威震一方的军事集团，从无名小卒白手起家，凭借赫赫战功拜将封侯。
拥兵自重的董卓自然引起东汉朝廷的忌惮。
汉灵帝曾下诏命董卓进京为少府。少府掌管天下赋税和宫廷起居，是个美差，可是没有实权。
董卓不傻，知道是个坑，就不往下跳。他上表称：凉州贼寇未灭，正是臣为朝廷奋发效命的时候，且弟兄们跟我相处日久，感情深厚，车马都让他们拦下来了，去不了，只好愧对陛下。
汉灵帝去世前，又下诏改封董卓为并州牧，并令其将兵权转交给皇甫嵩。这次董卓接受了任命，但死活不肯交出兵权，而是带着兵马驻扎在河东，密切关注朝中消息。
2
潜伏多年后，董卓终于等到机会进军洛阳，而引狼入室的是屠夫出身的外戚——大将军何进。
东汉自汉和帝始，皇帝多幼年即位，经常出现外戚掌权的情况，而皇帝亲政后，为夺权不得不依靠身边的宦官。于是，外戚与宦官陷入了长期的争斗。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去世，其长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皇帝的舅舅何进执政，外戚与宦官的“百年战争”即将落下帷幕。
何进上台后，袁绍劝他将宦官斩尽杀绝，称宦官执掌大权，坏事做尽，大将军如果能将其铲除，是为天下除害。
袁绍出身四世三公（家族连续有四代人官居“三公”）的汝南袁氏，典型的门阀士族。宦官乱政时，曾发起两次党锢之祸，大肆迫害士大夫，袁绍的建议主要是为自己的阶级考虑，但对何进也有利无害。
何进却犹豫了，他本来只是个杀猪的屠户，问他猪肉怎么卖可能还行，谈到政治，他就糊涂。
宦官集团打听到风声，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们趁何进入宫之时一刀砍下他的脑袋，之后草拟诏书，准备昭告天下。宦官们不知道，他们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
何进死前，已经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手握杀伐大权，王允为河南尹，管理京中治安，并且听从袁绍建议，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牧董卓带兵进京，为威慑宦官做准备。
何进一死，袁绍的人马就在京城大肆屠杀宦官，看见没长胡子的男人就杀，几天之内竟杀了两千多人。很多小伙子一见袁绍部队的大刀砍过来，急忙大喊，脱裤子验明正身。丁原也带着数千人马进军河内，在京城外围制造骚乱，为诛杀宦官制造声势。
此时，董卓一直驻扎在洛阳城西的夕阳亭，静待城中消息。斥候先后来报，称何进被刺杀、袁绍带兵捕杀宦官，董卓都不为所动。
直到董卓听到最后一个消息，中常侍张让挟持皇帝刘辩和其弟弟陈留王刘协逃出洛阳。他才抬动肥硕的身体，起身望向京城方向，只见那边火光冲天，于是下令追击。
皇帝一行人逃到了黄河岸边，京城的大臣已经追上来。张让自知大势已去，对刘辩说：“臣等尽灭，天下将乱，陛下保重啊！”之后投水自尽。
至此，外戚与宦官在历经90多年的斗争后同归于尽，东汉的政治局面在这一刻悄然发生转变。正如张让所说，一个真正的乱世即将到来。
正当皇帝一行人惊魂未定，董卓及时赶到，将少帝迎送回京。
3
董卓最初进入权力真空的洛阳，其实挺没有底气，当时他手下只有三千兵马。因此，董卓故弄玄虚，让手下趁夜悄声出城，第二天再大张旗鼓入城，每隔几天就这么忽悠一次。这可把朝中大臣吓坏了，他们以为董卓把凉州的兵马都搬到了洛阳。
随后，董卓收编何进的残部，并以高价收买丁原的亲信吕布。当时丁原已经是执金吾，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是董卓在京城最大的军事威胁。董卓借吕布之手将其谋杀，又兼并了丁原的部队，就此掌握洛阳军权。
进京一个月后，董卓打算干一件大事，废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
董卓悖逆的举动自然引起朝臣不满。董卓想起四世三公的袁氏素有名望，于是找袁绍商量。袁绍当场表示反对，还和董卓争辩。
董卓听了，勃然大怒道：“小子！如今天下事都是老子说了算，谁敢不从？你是想尝尝我的刀是否锋利吗？”
袁绍也不服软，昂首挺胸说道：“天底下难道只有你的刀锋利吗？”说罢佩刀作揖而去，逃出京城，跑到冀州。
汉献帝即位后，董卓当了相国，并享有三项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拜见皇帝时可以不报姓名，上朝时可以不用小步快走以示恭敬，上殿时不用脱鞋子、解佩剑，此待遇可比汉初功臣萧何。
废立皇帝仅仅过去三天，董卓又毒死了何太后，而汉献帝的生母王美人早就去世，外戚干政被杜绝。
董卓独揽大权，一个有别于过去一个世纪的朝廷新秩序正在形成。
4
没有人会以祸国大盗为人生理想，董卓也是如此。
相反，董卓原本的想法是做大汉新秩序的建立者，由门阀士族控制政权，恢复中央政府的正常运作，而不是做一个毁灭者。
所谓门阀士族，就是世代为官的职业官僚集团。或是几代人担任中央和地方高官的高门大族，如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又或是研究经典的儒学世家，如卢植、蔡邕。
史书记载，董卓进京后“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董卓以庶族地主的身份执政，注定孤掌难鸣，不得不依靠实力雄厚的门阀士族。于是，他为当年被宦官诬陷的“党人”陈蕃、窦武平反，任用他们的子孙为官，又笼络天下名士，提拔了一批受宦官迫害的名士。自己从凉州带来的老下属反而只能屈居下级军官，不参与政治。
出身颍川荀氏的荀爽，在宦官专权时为躲避党锢之祸，在汉水之滨隐居十余年。董卓征召后，仅用93天就将其从一介布衣升为司空，位列三公，升迁速度堪比坐火箭。
大学者蔡邕堪称一代国士，平生创飞白书，校《熹平石经》，续写《东观汉记》，是汉代最后的辞赋大家之一。但他早年屡受迫害，险些丧命，不得不避难江南12年。直到董卓掌权，才被召入京城。
蔡邕起初不愿投靠，称病不去。董卓以霸道总裁的口吻强行拉他入伙，说：“我有能力灭人三族，蔡邕就算再傲慢，杀他也不过一个转身的工夫。”蔡邕听说后，就只好奉命而来，被董卓委以重任。
蔡邕是少数敢于直谏董卓的人。当董卓僭越，乘坐金华青盖车驾，蔡邕提出抗议。董卓的党羽想让朝廷尊其为尚父，与姜太公相提并论，蔡邕又表示反对。董卓非但没有怪罪于蔡邕，反而对他礼遇有加。直到董卓死后，蔡邕仍对其感恩戴德。
但是，董卓的身份是庶族地主，没有高贵的出身，没读过几年书。董卓所构想的政治秩序和他本人所在的军事集团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最终让他和他的对手们一同走向覆灭。
5
董卓拉拢士族，对士人敬重有加，让世家大族子弟实现“再就业”，为党锢之祸的被害者平反，确实难能可贵。士大夫参政，势必可以改善外戚、宦官争斗时乌烟瘴气的朝政，这都是顺应民心之举，可最后想要灭董卓的还是同一群人。
出于门第之见，士族人士对这个专横跋扈的庶族武人嗤之以鼻。更何况董卓无故废立皇帝，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他的部队还在洛阳烧杀淫掠，更是失去了民心。史学家吕思勉认为，董卓“失败之由，尤其在于不能约束兵士”。
这些凉州兵生于战乱，没过过几天安稳日子。到了洛阳，他们见城中多有富贵之家，家家户户藏有金帛，自然垂涎三尺，一心想洗劫一空。蔡邕的女儿、东汉才女蔡文姬有一首诗写董卓之乱，其中有一句“来兵皆胡羌”，可知董卓的凉州兵中夹杂了不少天性好掠夺的胡族。
有一次，洛阳附近的百姓正在“作社”，聚集于社庙欢庆节日。董卓的将士闻讯赶来，二话不说就将在场的男人杀死，砍下头颅挂在车辕上，又将妇女载于车上，高声呼号而回。所谓“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仿佛从战场上掠夺战俘、得胜归来，令人发指。
凉州兵的野蛮习性暴露无遗，而董卓不加管束，洛阳城的豪门富户任人宰割，对董卓大失所望。
早已对董卓忍无可忍的士族趁机组织“义兵”。东郡太守桥瑁伪造文书，谎称皇帝和百官遭受董卓迫害，请求各地州牧、郡守发兵救驾。桥瑁檄诏一发出，各地牧守群起响应。
初平元年（190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和渤海太守袁绍等十几路军队，组成关东联军，推袁绍为盟主，扬言要找董卓算账。
董卓得知消息，慌张之余，更多是恼怒。因为讨董联军的牧守中，很多都是门阀士族的代表，还是他进京后一手任命的，其中也包括袁绍。
袁绍得罪董卓逃出京城后，董卓本想下令追捕，但听从手下名士劝阻，又不想得罪四世三公的袁氏，便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不曾想袁绍根本就没打算跟他言归于好，还跟着起兵闹事。
不过，诡异的是，关东联军起兵后和董卓的军队就好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马其诺防线，打起了静坐战。只有曹操、孙坚等少数积极分子跟董卓军打了几场硬仗，其余十几万人马都在后方置酒高会，夜夜笙歌，个个心怀鬼胎，只想维持军阀割据的局面。
6
关东联军不思进取，董卓也不愿硬碰硬，决定避其锋芒，迁都长安。如此，可以进一步靠近自己的根据地凉州，并占据潼关，进可攻退可守。
他一把火烧了洛阳，命手下将士押解百姓迁徙，数以万计的洛阳居民被迫上路，一路上互相践踏，有的饿死路旁，有的惨遭杀戮，二百里内荒无人烟。凉州兵还掘开汉朝皇室陵墓，将其中所藏的珠宝抢掠一空。
士族的反抗，将董卓的最后一丝耐性消磨殆尽。从这一刻起，董卓彻底转变为独夫民贼。到了长安，他在关中的郿县修建了一个坞堡，高厚各七丈。郿坞中聚集珍宝，囤积够吃30年的粮食，此时，董卓打的算盘是事成雄踞天下，事不成，守住此处也足以终身。
董卓却不知，反董势力已经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是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联军，另一条，是朝中的士大夫。
为首的是司徒王允。
实际上，王允也要感谢董卓的信任。王允出身山西的名门望族，年轻时曾受宦官迫害。何进与宦官相争时，任命其为河南尹，负责京城治安。在董卓掌权时，王允又被提拔为司徒，成为朝中的二号人物。然而，王允不甘心做老二，他想除掉董卓，取而代之。
这是门阀士族对庶族豪强的一次夺权行动。
正当王允为刺杀董卓一筹莫展时，听说董卓和吕布闹起了矛盾。当时吕布因与董卓的婢女私通，被董卓发现。董卓一气之下，拎起手戟掷向吕布，两人遂生嫌隙。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是董卓手下一员猛将，弓马娴熟，武艺高强，有虓虎之勇，手中又有兵权，是刺董的不二人选。
王允邀请吕布加入刺董行动，可董卓曾和吕布“誓为父子”，吕布有所顾虑。王允说：“将军姓吕，和董贼并没有骨肉之亲，何来父子一说，何况如今你连自己的性命都无暇顾及！”
吕布听完，被成功策反，双方一拍即合。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董卓入宫，由吕布随从护卫。当董卓的车队行至宫门，吕布事先安排好的军队手持武器杀出，刺向董卓。
董卓身负重伤，摔下车来，慌张之余一如往常高呼吕布护驾。可是，在一旁的吕布却拿出王允一党拟好的诏书，冷眼道：“有诏讨贼臣！”说罢，率众将董卓斩杀。
长安城顿时沸腾。朝中众臣高呼万岁，为诛杀国贼而欢欣鼓舞，老百姓载歌载舞走上街，甚至将珠宝拿去换成酒肉，欢饮达旦。
据说，当董卓的尸体弃置街头，人们在其肚脐眼上插上一根灯芯。由于董卓生前大腹便便，一身肥油正好助燃，灯芯点燃后，续航能力一节更比六节强。
7
董卓死后，王允取代他独揽朝中大权，开始居功自傲。
王允自称，董卓死了，自己现在谁也不怕。他甚至连满朝文武也看不起，每次与群臣议事，他都正襟危坐，不给人好脸色，俨然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群臣由此与他渐渐疏远。
还有一些士族怀念董卓。董卓伏诛后，蔡邕站出来唱反调，当着王允的面，为董卓不住叹息。
王司徒立马就怒了，骂道：“董卓这国贼差点就让汉室倾覆。你身为汉臣，应该和我们一样感到愤恨。难道因为他对你有恩，你就忘记了为臣的大节吗？董卓这毒瘤已除，大家都眉开眼笑，就你一个人唉声叹气，我看你就是逆贼同党。”
随后，蔡邕被王允关进监狱，交给廷尉治罪。在狱中，蔡邕上表请求减刑，称毁我容貌、断我双足都好（黥首刖足），只求能继续完成汉史的编撰工作。王允不肯饶恕，蔡邕最终还是带着未尽的遗憾冤死狱中。
王允没有意识到，董卓手下的凉州兵才是最棘手的问题。董卓余党大都没有官居要职，却手握重兵，王允对这些人不仅没有加以安抚，反而企图削夺其兵权。
王允的做法，最终导致董卓余党李傕、郭汜杀回长安。王允手中无兵，无力抵抗，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汉献帝刚出狼窝，又入虎口，被迫逃难，成了流浪皇帝。
这边厢长安风云突变，那边厢关东联军也在内斗。
兖州刺史刘岱干掉了东郡太守桥瑁，渤海太守袁绍又击败冀州牧韩馥，取而代之。袁绍和袁术这哥俩互相不对付，袁术勾结和袁绍争夺河北的公孙瓒，袁绍又联络荆州的刘表钳制袁术。
军阀混战，仿佛无人记得当初为何举兵。
天下惨状，正如曹操在那首《蒿里行》所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董卓曾想借士族重建帝国秩序，可不按套路出牌，擅行废立惹怒朝堂内外，荼毒生灵，丧失天下民心。
因此，无论是以王允为首的朝中大臣，还是以袁绍为首的关东义士，都谴责他残害百姓、祸乱朝纲。但他们却将董卓的恶放大了数倍，让天下陷入更大的乱局之中。
屠杀恶龙的勇者最后也变成了恶龙，一个董卓作乱，世间便会有千万个“董卓”。
从中平六年（189年）董卓进京，到开皇九年（589年）隋军南下灭陈，实现大一统，整整四百年乱世中，董卓的流毒丝毫未减。祸乱相寻，兵革互兴，一个个野心家称王称霸，你方唱罢我登场。
苦的是天下苍生，是无辜的黎民百姓。
刘裕：南朝第一帝是怎样炼成的？
阶层的锁链是可以打碎的。这是宋武帝刘裕的经历将要告诉我们的。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刘裕的祖先，据说可以追溯到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永嘉之乱时，家族随晋室南迁至京口，沦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次等士族”。
他的乳名叫“寄奴”，有寄人篱下、身如浮萍之意，一听就是个苦命人。
刘裕出生时家里很穷，穷到差点儿养不活他，母亲因难产去世，父亲实在没钱请乳母为他哺乳，本想将他遗弃。幸亏其他妇女伸出援手，这才捡回一命。
长大后，刘裕和两百年前自称汉室宗亲的前辈刘备一样，靠卖草鞋为生。同时还躬耕于丹徒田间，他干活用的农具后来还被珍藏在宫里，供子孙瞻仰，以纪念这段艰苦岁月。
刘裕本人更忘不了的，应该还有因赌钱而被人毒打的青葱岁月。
东晋时，流行一种叫樗蒲的赌博，类似于后世的掷骰子。
年轻的刘裕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技术却让人不敢恭维，有一回竟然欠了当地世家大族刁逵三万钱的赌债。
刘裕家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自然无力偿还，被刁逵绑在马桩上当众鞭打，忍受邻里乡亲的讥笑嘲讽。刘裕一向好舞枪弄棒、骑马射箭，长得身强体壮，任凭皮鞭如雨点打在身上，咬紧牙关不肯低头，倒是条好汉。
此时，刘裕的好友、出身琅琊王氏的王谧恰好路过，替他还了赌债，将他解救下来，他也是乡里少数还敬重刘裕的人。
王谧曾对刘裕说：“卿当为一代英雄！”
刘裕一直记着这句话，尽管一无所有，但他从不焦虑。
2
与刘裕不同，他的同龄人桓玄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一个刘寄奴，一个桓灵宝，光看乳名就带着鲜明的阶级色彩。
东晋时，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与谯国桓氏轮番登场，分庭抗礼，和司马氏共治天下，将门阀政治推向顶峰。桓玄出生于太和四年（369年），是大司马、丞相桓温的幼子。
当时正是桓温的事业巅峰，他带兵平定蜀地、三次北伐，独揽朝政十余年，甚至擅行废立，俨然是东晋的统治者。位高权重的桓温野心膨胀，甚至有诛灭王、谢，自立为帝的想法。
有一天，桓温躺在床上对亲信说：“如果一直这么默默无闻，死后一定会被文、景二帝（晋景帝司马师、晋文帝司马昭）所耻笑。”
说到此处，他霍然起身，说出那句千古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如果不是王、谢两家屡次从中阻挠，朝廷就该改姓桓了。
桓温病重去世时，桓玄才五岁，承袭其封爵南郡公，桓温的弟弟桓冲接过桓玄的兵权。由于桓温晚年的悖逆之举，桓氏被定为“篡逆”，为朝廷所疏远，不再执掌权柄，但是他们的老底依旧强大。
当桓冲离任扬州刺史时，地方的文武官员都来相送。
桓冲对一旁的侄子桓玄说：“这些都是你家的门生故吏呀。”
年少的桓玄当即掩面哭泣，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诧异。
或许，桓冲的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桓氏没落，旧官属虽多，却挽不回朝堂上的颓势；二是桓氏门生故吏遍天下，卷土重来还未可知。
在以雄豪自处的桓玄眼中，叔父的意思是后者。带领桓氏夺回大权的理想，像一颗种子深深埋在他心里，也让他从小就养成了自负的性格。
因受朝廷猜忌，桓玄直到23岁才被任命为太子洗马，之后又出任义兴太守，这些官职与当年的桓温不可同日而语。桓玄满怀忧愤，登高俯瞰，叹道：“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
3
当桓玄还在为官职低微抱怨时，刘裕连正经工作都没着落。此时，这个穷困潦倒的赌徒结婚了，其妻臧氏的父亲是郡里的功曹。
当男人有了自己的家庭，自然会变得成熟一些。刘裕不忍心让妻儿跟着自己受苦，决定谋一份正当差事，于是投身北府兵，开始他的戎马生涯。
北府兵是发源于京口一带的一支劲旅，由谢玄所创建，军中多是北方侨民中的骁勇之士。在太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前秦百万雄师压境的危机中，北府兵负责长江防务，力挽狂澜，是东晋朝廷的顶梁柱。
刘裕身材高大魁梧，天生就是当军人的料。初入军营，刘裕就被冠军将军孙无终看中，任命为司马（军事参谋）。
一直到而立之年，刘裕都是北府兵的中下级军官，虽然看不到什么前途，至少可以吃饱饭，老婆孩子也不用跟着挨饿。若无战事，他没有机会建功立业，就将安稳地度过一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东晋战火不断，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五斗米道首领孙恩以鬼神符箓鼓动老百姓起义。孙恩起义军迅速占据江东八郡，军队一度增长到数十万，并大肆屠杀士族地主，兵锋直指京师建康，东晋朝廷为之震惧。
平定叛乱的重担，落在了北府兵名将刘牢之身上。
刘牢之是员猛将，出生于尚武世家，成名于淝水之战，曾率五千精兵在洛涧大破前秦军队。军事才能一流，政治意识有点儿欠缺，这也成为其致命弱点。
公元四世纪，最贵的是人才。刘牢之听闻刘裕在军中有口皆碑，就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参军府事。刘牢之和刘裕一样，祖上都是南渡京口的彭城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而刘裕这个小老乡，确实没让刘牢之失望。
在平定孙恩起义军的战斗中，刘裕初露锋芒。
刚刚随军抵达吴地，刘裕率领数十人到前线侦查孙恩军的动向，没想到偶遇起义军数千人。
若是别人，遇上这种情况撒腿就跑，刘裕却不这么干，带着这数十人勇猛迎击。
结果，同行的战友全部战死，刘裕自己也被击退到岸下。孙恩军紧追不舍，刘裕独自奋战，手持长刀，大声呼喊，杀伤甚众。
上司许久等不到刘裕归队，带兵前来寻找。正好看见刘裕与数千敌军周旋，在援军到来之前就已奋长刀斩杀数人，不禁为他深深折服，惊愕之余急忙带着手下前去救援，此役斩获千余人。
刘裕的威名一时传遍江东，从此成为孙恩起义军的克星。
刘牢之将孙恩赶出会稽后，起义军只能退入海上，以海岛为根据地，成了“海盗”。
隆安五年（401年），孙恩大军从海上进攻海盐城（在今上海市松江区），刘裕筑城迎战。
当时，刘裕手下兵微将寡，根本无力抵抗起义军。但刘裕再次展现英雄虎胆，以少敌多，死守城池。刘裕命将士在夜间偃旗息鼓，精锐部队全部埋伏起来。第二天早晨，又大开城门，让几个老弱残兵登上城墙打打酱油。
城下的起义军问城上老兵，刘裕何在？
老兵们答曰：“夜已走矣。”
这招空城计果然奏效。起义军信以为真，争相入城，遭到刘裕的伏兵痛击，大败而归。此次失策后，孙恩多次攻城，都被刘裕击退，只好带兵撤退。
与孙恩起义军作战的短短几年间，刘裕战功卓著，成长为北府兵名将，带兵镇守一方，而年轻时成为一代英雄的理想此时再度浮上心头。
4
刘裕在北府兵崭露头角的时候，桓玄也在一步步夺回桓氏的权力。
当时在位的晋安帝司马德宗是一个白痴皇帝，分辨不清饥饿寒暑，饮食起居不能自理。朝中大权掌握在宗室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手里。
桓玄年轻时到建康拜见司马道子时，受过他羞辱。当时，司马道子喝多了，当着桓玄的面问他，你爹死前想当反贼，你怎么看？
桓玄听完，吓出一身冷汗，当即跪地不起，幸亏有人在旁为其解围，才缓解了这一尴尬局面。
对桓玄如此自负的人而言，这样的经历绝对是奇耻大辱。
更别说，司马道子父子偏偏还很无能，引发孙恩起义的导火线正是他们发布的一道糊涂政令：“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服兵役。“免奴为客者”是刚从奴婢升上来的佃客，让他们充兵役，不仅侵犯了士族地主的利益，也激起了农民的反抗，两边都不讨好。
司马道子父子不得人心，正好给了桓玄可乘之机。在得到其父桓温当年的根据地荆州后，桓玄相继消灭殷仲堪、杨佺期等地方势力，都督荆、江等八州军事，威名远扬。
元兴元年（402年），桓玄公布司马道子父子之罪，起兵造反。为了和朝廷抗衡，桓玄派人劝说刘牢之率北府兵倒戈。
正好刘牢之早有推翻司马道子父子的想法。刘裕得知此事，感到事情不妙，与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苦劝刘牢之按兵不动。刘牢之不听，反而勃然大怒道：“我怎不知今日讨伐桓玄易如反掌？但是，桓玄若灭，朝廷有司马老贼在，他们嫉贤妒能，我们能保全自身吗？”
桓玄集合八州兵力，又有北府兵相助，建康毫无抵抗之力，迅速被攻陷。桓玄进京后，将司马道子父子一党一网打尽，自任丞相，独揽大权，终于恢复昔日桓氏的权势。
之后，桓玄为绝后患，夺取刘牢之兵权，改任其为会稽内史。
刘牢之这才知道，自己已祸在旦夕。刘牢之找来刘裕商量：“我实在是后悔没有听卿言，被桓玄收买。现在若是到广陵举兵匡扶社稷，卿愿追随我吗？”
刘裕的回答，极富政治远见：“将军昔日率兵数万，不去讨伐叛逆，反而为虎作伥，朝中文武已经对你失望，你如何夺取广陵？”
果不其然，当刘牢之打算讨伐桓玄时，北府兵旧部相继离散，就连他的外甥何无忌也不愿跟从。万念俱灰之际，刘牢之悬梁自尽，之后被桓玄开棺斩首，暴尸街头。
5
刘牢之失势时，刘裕暗地里曾对何无忌说：“我看刘牢之早晚会出事，你不如和我一起回京口。桓玄若能恪守臣节，咱们北府兵就跟着他混。否则，我们起兵除掉他，也为时不晚。”
刘裕早已看出桓玄的野心。当初，桓温权倾朝野，差一步就能推翻晋室，而桓玄一生都在追随父亲的脚步，如今只有一步之遥，怎会轻易罢休？
第二年，桓玄果然废晋安帝为平固王，迁都浔阳，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楚。
桓玄篡位后，刘裕入朝拜谒。桓玄一见刘裕，对其器重有加，他对司徒王谧说：“我看刘裕，风骨不凡，果然是人杰。”这个王谧，就是当年帮刘裕还赌债的那个好友。
之后每次宴会，桓玄都会召刘裕入座，殷勤款待，并赏赐宝物。
桓玄的妻子刘氏却不以为然。她见刘裕一身英雄气，一看就不好惹，于是对桓玄规劝道：“我看刘裕龙行虎步，颇有胆识，恐怕终究不在人下，不可不防。”
骄傲的桓玄一听，大笑道：“若要平荡中原，正需要刘裕此等人才。等到关、陇平定，再对付他即可。”
桓玄和刘裕都是励志典范。一个是失意的贵族公子，收复旧部，一手重建“家族企业”，一个是贫困的寒门子弟，白手起家，凭借军功进入政坛。然而，桓玄对刘裕的仁慈，最终断送了自己的事业。
6
有些事，一旦错过就不再。
元兴三年（404年），刘裕回到京口，与何无忌等北府兵旧将密谋讨逆。
何无忌与刘裕商定后，就去劝说另一位北府兵将领刘毅。
两人都极有心机，何无忌先假意问刘毅，桓氏现在强盛，可以讨伐吗？
刘毅也和他绕弯子：“以正讨逆，不怕失败，可是我们连一个领袖都没有。”
何无忌特意不提刘裕，试探道：“您太低估自己了，难道天下之中没有英雄吗？”
刘毅也知道何无忌的意思，当即表示，依我所见，只有一个刘裕可成大事。
何无忌点头称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因此，刘裕被推为讨伐桓楚的盟主，和何无忌、刘毅、诸葛长民等27名将领歃血为盟，起兵勤王。
桓玄一向自命不凡，若是别人造反他也不怕，可听说起事的是刘裕，吓得连日惊慌。
大臣们说：“刘裕军队都是乌合之众，势必无成，不足为惧。”
桓玄却叹息道：“刘裕足以称为当世英雄，刘毅也是个不要命的，何无忌酷似他舅舅刘牢之，他们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桓玄不敢与北府兵硬碰硬，而是退守两百里，屯兵于覆舟山（玄武山，今南京城区东北），准备以逸待劳。这一招看似高明，其实是坐以待毙的昏招。刘裕的军队势如破竹，桓玄不加以阻挡，使其气势更盛。
部下再三请战后，桓玄只好派出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等将领迎击。
吴甫之是桓玄手下骁将，英勇善战，率兵与刘裕军相遇于江乘（今江苏省句容市）。
狭路相逢勇者胜。刘裕手持长刀，身先士卒，大呼迎战，将吴甫之斩于马下。
之后，刘裕军进兵至罗落桥（今南京市东北），又与皇甫敷的数千精锐交战。皇甫敷设下包围圈，将刘裕困在其中。两军阵前，皇甫敷挑衅地问刘裕：你想怎么死？
刘裕身陷重围，毫无惧色，对其怒目而视，吓得皇甫敷不敢直视他的目光。
正在此时，刘裕援军赶到，一箭射中皇甫敷的额头。皇甫敷应声倒地，他知道大势已去，也知刘裕乃当世英雄，便向其托付后事：“君有天命，请求您照顾我的子孙。”刘裕同意他的托孤，带兵上前将其斩杀，随后乘胜追击，进攻建康。
吴甫之、皇甫敷相继战败，建康即将失守，桓玄自知无力回天，不得不乘船逃走，桓氏基业毁于一旦。两年前，刘裕是桓玄的座上宾，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今，桓玄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路逃窜，最终在益州被杀，传首建康。
7
义熙元年（405年），晋安帝在刘裕的扶持下重登帝位，刘裕取代桓玄，总揽朝政，授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徐兖二州刺史。
整个晋朝，从此由刘裕做主。他以一个寒门士族的身份，打破了士族门阀对东晋政权的垄断。
历史的天平在这一刻悄然倾斜，而刘裕的野心还不仅如此。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在站稳脚跟后，刘裕对昔日的老朋友举起了屠刀。
义熙八年（412年），占据荆州的刘毅对刘裕心生不满，扬言“恨不遇刘邦、项羽，与之争中原”，要与刘裕争权。刘毅当年是反桓楚联盟的二号人物，如今朝中却没他的位置。
论文化，刘裕泥腿子一个，大字不识几个，刘毅好歹还可以吟诗作对，论资历，两人都是北府兵出身，都有复兴晋室之功。刘毅表面上对刘裕客气，心中早已不满。
对于这样一位不安分的老战友，刘裕态度很明确，在刘毅暴露后，亲率大军西征，将其党羽铲除殆尽。
另一个盟友诸葛长民，一度都督豫州、扬州等六郡军事，被刘裕委以重任。刘裕出兵讨伐刘毅时，将其留在后方。
刘裕如此信任，诸葛长民很慌，私下跟亲信说：“昔日醢彭越，今年杀韩信，我也要遭殃了。”
其部下很纳闷，刘裕西征荆州，把一家老小都托付给你了，怎么可能害你呢？
诸葛长民的弟弟劝他赶紧先发制人，以免和刘毅一样悲剧。
正当诸葛长民举棋不定，不敢贸然出手时，刘裕已经班师，秘密潜回建康。
诸葛长民得知，惊讶之余急忙入朝求见。
刘裕走下堂来，握住诸葛长民的手，和往日一样谈笑风生，说道，老哥别来无恙，当初我将府中大小事都托付给你，现在也还当你是兄弟，你肯不肯继续为我效力呀？
话刚说完，没等诸葛长民表态，事先埋伏好的壮士已经跳出来，将诸葛长民拉倒，当场杖杀。
8
在消灭反桓楚联盟的同时，刘裕彻底平定孙恩、卢循之乱、灭南燕、灭后秦、灭谯纵收复四川，鲜血和征服成就了刘裕的霸业，昔日以门阀士族主导的东晋朝廷也被彻底架空。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熙二年（420年），刘裕见时机成熟，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称帝建国，国号为宋，史称宋武帝。
司马德文禅位后，刘裕为绝后患，派郎中令张伟送去毒酒一坛，将其毒死。
张伟是个好人，认为“鸩君以求生，不如死”，自饮毒酒而死。
司马德文自知刘裕不怀好意，日夜和褚妃同处一室，一切饮食由褚妃打理。
刘裕没法从饮食下手，便策划暗杀。
他命褚妃的两个哥哥前去拜访，趁褚妃外出和哥哥相见之际，刘裕的刺客越墙而入，给司马德文送上毒药。
司马德文知道是刘裕的命令，仍宁死不从，和刺客讲起了哲学，说：“佛教有云，自杀者不复得肉身。”鸩杀不成，刺客就用棉被将其活活闷死。
胡三省评曰：“自是之后，禅让之君，罕得全矣。”
刘裕首开恶例，杀禅让之君，可和桓玄相比，这个皇位坐得实在高枕无忧。本质上，刘裕和桓玄就是同一类人，有同一个目标，只是刘裕完成得更加完美。
李建成：他的仁慈，成就了李世民的野心
1
在当上皇帝13年后，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李世民向史官褚遂良提了一个要求：“爱卿，朕想看看本朝的国史。”
没想到褚遂良却说，按照史学界传统，皇帝不能看当代史，于是他严词拒绝了李世民，李世民对此有点恼火，他说：“朕有‘不善’的地方，你也会记下来吗？”
褚遂良的回答是：“秉笔直书本朝的历史，本来就是史官的职责。”
一句话，呛得极力维护“明君”形象的李世民，一时无话可说。可他心心念念，对发生在13年前的一件旧事总是铭刻在心——那就是发生在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多年来，李世民对于史官们如何阐述这件事，心里一直惦记得很。
在被褚遂良拒绝一年后，贞观十四年（640年），按捺不住的李世民直接给宰相房玄龄下了命令，要求观看国史。这次，宰相房玄龄不敢违逆皇帝的旨意，在经过万分紧急的删改后，两部记载唐朝初年国史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被呈现在李世民面前。
在看到自己最关心的玄武门之变被写得比较隐晦后，李世民下令说，没关系，你们直接写啊，我当初杀某些人，就像周公杀管叔、蔡叔安定周朝，还有季友毒死叔牙安定鲁国一样，都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啊。
李世民指的某些人，核心人物就是说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的同父同母的亲大哥、大唐帝国原本的接班人：太子李建成（589—626年）。
对于李世民心心念念的这些事，就在李世民指示史官们应该怎么“写历史”的前一年，黄门侍郎刘洎就向李世民建议说：“天底下很多事，即使褚遂良不记载，史官不记载，天下人也会记载。”
但李世民顾不得这么多，在他看来，他所极力维护的“明君”形象，容不得马虎，所以他需要在国史中为自己“润色”粉饰一下：一方面是为自己进行“品牌包装”；另一方面，则是要把政治对手们“有艺术的”践踏抹黑。
于是，在经过李世民的“修改指示”后，根据唐朝国史编撰而成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以及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对于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的太子李建成，大概是这么写的：“建成荒色嗜酒……骄态纵横，并兼田宅，侵夺犬马……有禽犬之行……同恶相济，掩蔽聪明……昵近小人……信谗恳，疏骨肉……”——按照史书的说法，李建成就是个人面畜生，言下之意，他被“英明神武”的弟弟李世民所杀，也是很有道理的，似乎李建成是咎由自取。
但拨开历史的迷雾，李建成，真的如此不堪吗？
2
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年），农历六月，心急如焚的李渊，在晋阳（今太原）焦急等待着两个人的到来。他等的，是他的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
尽管在此后的人生中拥有多达22个儿子，但李渊与妻子窦氏，却只有四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长子李建成、二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三子李玄霸早逝，所以李渊对于自己嫡传的三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非常爱护。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作为太原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李渊，也有意起兵反隋，于是他秘密派出自己的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到河东地区秘密招贤纳士、笼络人才，历经两年准备，起兵已势在必行，18岁的二儿子李世民催促父亲李渊说，应该开始干了。
但李渊却坚持要等到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回到晋阳后，才正式举兵，他告诫李世民说：“你哥哥和弟弟都还没回来，我们此时举兵，他们岂不是将陷入险境？”
等到李建成和李元吉归来后，万分焦虑的李渊才放下心来，隋朝大业十三年（617年）农历七月，李渊最终率领三万军队宣布起兵、直扑长安。
接下来的历史，李建成隆重登场。
在进军长安的路途中，李建成治军严整，对于军队沿途经过的田园瓜果蔬菜，“非买不食”，对于百姓“秋毫不犯”，出兵仅仅九天时间，李建成就率兵攻克西河，这让刚开始还担心李建成太过年轻不懂行军打仗的李渊大喜过望。
攻克西河后，李渊的军队一度遭遇大雨，被困阻途中，当时兵粮匮乏，军心一度动荡，有人甚至建议李渊应该退守晋阳，此时李建成又力主应该继续前进，最终在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的力排众议下，李渊决心继续进军长安。
最终，在李建成的协助指挥下，李渊率军突入关中，李建成则率兵扼守关中地区的要塞潼关，并击败隋朝名将屈突通，随后，李建成的部下雷永吉又率先攻入长安城中，为李渊部队攻克长安立下了当之无愧的第一功。
从公元617年农历七月在太原起兵，到农历十一月攻克长安，短短三个多月、一百多天时间，李渊在李建成的主要辅助下攻克了关中地区，从而为第二年建立大唐一举奠定了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在这方面，作为李渊部队的左路统帅，28岁的李建成当居首功。而在后来经过篡改的史书描述中，攻克关中地区，被描写成了是当时仅仅只有18岁的李世民的首倡和功劳。
3
在这场后世称为“晋阳兵变”、为期三个多月进军长安、建立大唐的伟大战役中，28岁的李建成立下了不世功勋。鉴于李建成出色的军事政治才能，在夺下长安后半年，618年五月，李渊正式建立唐朝，并将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
公元618年的中国仍然四分五裂，此时隋炀帝刚被叛军所杀，各路军阀鼎立，为了完成国家统一及下一步的建国任务，李建成责无旁贷地协助父皇李渊开始经营大唐帝国，并掀开了唐朝初年大规模统一战争的序幕。
在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中，尽管天纵英才，但李渊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当时，大唐虽然建国，但是周边仍然强敌环伺：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宇文化及等各路势力错综复杂、交织纵横，身处这种危险的局面中，出身贵族世家的李渊却天性爱玩，不顾帝国风险，四处外出陕西华阴、终南山等地狩猎，甚至还到华山、老子庙等地到处祭祀、谒拜，完全不顾大唐草创的安危。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太子的李建成也经常被赋予了监国重任，并坐镇长安主持朝政日常工作——可以说，唐朝初期无论是组织大规模统一战争、坐镇后勤，还是劝课农桑、发展经济，协助建立大唐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政权建设，李建成都是此中除了李渊之外，最为关键的角色。
由于太子坐镇后方的特殊职责，使得大唐建国初期显露出不凡军事才能的李建成，无法继续率兵打仗，历史也由此成就了率兵出征的李世民。唐朝的建立，李世民当然具有很大的功劳，但对于李建成坐镇后方、运筹帷幄的指挥，以及对前线功不可没的倾力支持，这些历史的事实，在经过李世民的指示篡改后，在后世的史书描述中，李建成却成了一个安享其成的窝囊废。
这里面，有一件事很能显示出李建成的功劳和谋略。
公元621年，李世民率军击败窦建德，夺得河北地区，然而只注重军事镇压的李世民却无法真正平定河北，窦建德被俘和处死后，他的部下刘黑闼等人起兵反抗，并在半年时间里，便全部恢复了窦建德原先的地盘，河北震动。
眼见李世民无力平定河北，李渊于是又派出自己的四子、齐王李元吉前往平叛，没想到李元吉也被刘黑闼痛击惨败，无奈下，李渊只好派出作为皇太子的李建成领兵亲征。
历史给了李建成青史留名的机会。在分析李世民和李元吉失败的原因后，李建成认识到，光靠一味的军事高压政策无法真正平定河北地区，于是，李建成采取了攻心战，将军事打击与笼络人心并重、双管齐下，最终彻底平定了整个河北地区，而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军事策略高低优劣，在河北争夺战中也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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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天纵英才、聪慧睿智，但李建成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仁慈。
对于一个治国之君来说，仁慈不失为一大优点，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仁慈却经常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在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后，又将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和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斩杀。随后，李世民又下令大规模搜捕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属，当时作为李建成主要谋士的太子洗马魏徵也被捕了。
李世民见到魏徵的第一句话，就是劈头盖脸训斥魏徵说：“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
李世民说这句话，是指魏徵此前一直建议李建成，应该对李世民先下手为强。没想到听到这句话后，魏徵却强硬地回击说：“太子（李建成）就是性格太过仁慈，一直不忍心对你下手，不听从我的建议，才会有今日之祸！”
没想到李世民听后却哈哈大笑，命人释放了魏徵。后来，李世民下令任命魏徵为詹事主簿，此后又改为谏议大夫。
在李世民看来，自己就是抓住了大哥李建成宅心仁厚这个“缺点”，才最终得以成功发动政变，杀死了李建成，最终夺得帝位。
尽管在后来被篡改的史书中，记载李建成曾经试图用毒酒谋杀李世民，但事实上，为人宽厚仁慈的李建成有很多下手的机会，却根本没有动过手。因为在李建成看来，李世民始终是他的亲弟弟。
武德七年（624年），看到秦王李世民依托秦王府部将、势力日益膨胀，支持自己亲大哥的齐王李元吉，派出手下潜伏在一个卧室内，试图谋杀李世民，临发动前，李元吉才告知了李建成，没想到“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
在李建成看来，尽管李世民有谋夺帝位的野心，但作为同父同母的血肉兄弟，李建成并不愿意骨肉相残，因此尽管李建成后来也采取措施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却从来没想过要谋杀李世民。
就在玄武门之变前一天，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三（626年7月1日），李世民耍了个诡计，在父皇李渊面前诬告兄长、太子李建成，和自己的弟弟齐王李元吉，说他们“淫乱后宫”，试图以此引诱李建成、李元吉进宫对质，进而发动政变击杀李建成。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支持太子的张婕妤命人火速通报李建成，让他多加提防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当时也觉得事有蹊跷，主张应该“托疾不朝，以观形势”，但史载“性颇仁厚”“亲慈”的李建成却觉得，虽然李世民诬告自己，但应该也不至于怎么样，毕竟在李建成看来，李世民终究是他同父同母、一奶同胞的亲弟弟。
这种对于亲弟弟的仁慈和疏于防备，最终在第二天，在玄武门，要了李建成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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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世民看来，太子李建成才华横溢，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领兵打仗都很有一套，而且作为父皇李渊的嫡长子，兄长李建成从一开始就被立为太子，按照嫡长制的传承，作为秦王的李世民根本没有机会问鼎帝位，所以除了政变，已别无他法。
而在李建成看来，自己本来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所以尽管谋士魏徵以及弟弟李元吉等人一直劝他要除掉李世民，但碍于骨肉亲情，李建成却一直不忍心下手。但出于提防，李建成也步步为营，将李世民秦王府的文臣武将们逐步调离：李建成先是试图收买李世民的猛将尉迟敬德，在收买不成后，李建成又转而将忠于李世民的程咬金外派到偏僻的康州（今广东德庆）担任刺史。随后，李建成又借助唐高祖李渊的支持，将李世民身边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驱赶出秦王府，并严令他们不准私下接触李世民。
当时，李世民以洛阳为基地，在洛阳暗中培养自己的军事势力，谋划一旦与李建成决裂，将以洛阳作为未来与李建成决战的基地；另一方面，李世民又于武德四年（621年）设立文学馆，招徕了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等“秦府十八学士”作为谋士；武将则以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秦琼等人为基础，暗中培养了800名死士，试图一旦有变，就秘密出击、政变夺权。
对于李世民的暗中谋划，唐高祖李渊也心知肚明，对于自己几个儿子之间逐渐势同水火的局面，李渊也显得痛苦犹豫、不知如何是好。
武德五年（622年），李渊对宰相裴寂评价儿子李世民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试图夺权），非复我昔日子也。”
此前，李渊还曾经当面训斥李世民说，你秘密培养文人武将、蓄养死士：“皇帝自有天命，不是靠智力可获得的，你何必那么急着想要呢？”
尽管已经预感到李世民可能要行不轨之事，但李渊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家庭和皇族斗争悲剧，仍然从亲情的角度出发处理，没有充分预料到事情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在李渊看来，李建成自始至终表现都非常优越，且英才聪慧，是一个合格且优秀的帝国接班人，所以他从没有想过要将太子之位传给李世民，对于李世民的这种骚动，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也仅仅只是表现出忧虑和训斥而已，却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
6
兄长的仁慈与父亲的迟疑，最终给了李世民先发制人的机会。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626年7月2日），李世民最终在玄武门成功发动兵变，杀死了兄长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并软禁了父亲、唐高祖李渊。
在作者看来，评价一个人，不仅仅要看他生前，也要看他死后，还有多少人愿意为他死力卖命。
李建成被杀的消息传来，太子东宫的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在听说主公被杀后，感慨说：“太子生前，我蒙受他的大恩，如今他不幸被杀，我岂能因此逃难，不去为他复仇？”于是，冯立和太子东宫的副护军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领着太子东宫和齐王府的2000多名精兵迅速赶到玄武门，与被李世民买通的玄武门守军展开了激战。战斗中，冯立将支持李世民的云麾将军敬君弘斩杀于阵前。
当时，支持李世民的玄武门守军逐渐不支，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尉迟敬德割下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并将两个人头直接出示给支持太子的军队观看，于是支持李建成的“宫府兵遂溃”。即使如此，有感于李建成人品和恩德的冯立仍然不愿意投降，于是解散亲兵逃亡到山野。临走前，冯立说：“我为太子而战，如今杀了敬君弘，才算稍稍报了太子的恩德。”薛万彻则与数十名骑兵，逃亡进入终南山避祸。
玄武门兵变当天，李世民的军队也控制了整个皇宫。当时“擐甲持矛”浑身是血的尉迟敬德杀气腾腾、直接冲进了李渊的寝宫，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剧变，李渊只能恐慌地询问说：“今天到底是谁作乱？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尉迟敬德对此回答说：“秦王（李世民）以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尉迟敬德名为宿卫，实际则是软禁控制了李渊，随后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尉迟敬德又强迫李渊颁布敕令，声明将所有军政大权全部授予李世民。在这道由李世民强迫授意的诏书中，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训斥成是罪行累累、死有余辜的罪恶分子。
在玄武门兵变当天，另外一道李渊被迫颁发的《立秦王为皇太子诏》中，李世民在这封借“父皇之口”的诏书中，极力赞扬自己，说秦王李世民是“气质冲远、风猷昭茂”“遐迩属意，朝野具瞻”。以求把这场弑兄、杀弟、逼父、夺权的宫廷政变，尽可能包装得美好一些。
随后，李建成、李元吉分别被灭门。短短一天时间，李渊的两个儿子、十个孙子全部被杀。凶手，则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在完成这些杀戮之后，李世民才出现在李渊面前，然后假惺惺地扑到李渊怀里“痛哭”。
7
在对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进行灭门屠杀后，李世民还想接着对太子东宫和齐王府的臣僚们展开屠杀。
没想到，亲手割下李建成、李元吉人头的尉迟敬德，却站了出来拼命阻止，尉迟敬德说：“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
于是，李世民才停止了大规模杀戮，平复心情后，李世民马上借李渊的名义下令说，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臣属和党羽“一无所问”。由此才逐渐平复了局势。
玄武门之变后，与李建成关系密切的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也被迫造反，但很快被部下所杀；而李建成在边境的部属们则放弃抵抗，以致突厥迅速入侵，直接攻到了长安城附近。
尽管边境危机相继化解，但考虑到李建成的巨大人格魅力和感召能力，李世民在收服李建成的谋士魏徵后，随即派出魏徵前往河北等地，巡视李建成的老部下，以求安抚人心。
玄武门之变后两个月，武德九年（626年）农历八月，李世民正式逼迫父亲李渊“禅位”，自己取而代之，是为唐太宗。
又两个月后，武德九年（626年）农历十月，李世民在多番考虑后，决定将李建成和李元吉“以礼改葬”，对于李建成，李世民下令将这位被自己所杀的亲大哥追封为“息王，谥曰隐”，是为“隐太子李建成”。
所谓“隐”，则是指：“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在政治斗争中取胜，并将兄长李建成灭门后，李世民考虑到各种势力的均衡和安抚，最终给了兄长李建成一个相对较为中性的谥号。
在给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发丧这一天，李世民甚至命令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部将旧属都去送葬，李世民自己则亲自到了长安城的宜秋门，“上（李世民）哭之……甚哀。”
然而李世民终究按捺不住心情，担心史书记载对他不利，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一幕，他先后向褚遂良和房玄龄要求查看国史。
在李世民看来，在政治斗争的哲学里，从肉体到灵魂都是不可宽恕的需要消灭的对象。
但李世民终究有所疏漏，没有彻底清查和销毁各类记载玄武门之变前后的论著和史料，以致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等部分记载了真相的史料还是流传于世。
尽管血腥不择手段，但偶尔，他也会闪过一丝不安。就在“指示”篡改玄武门之变史料后三年，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在看了一篇文章后，似乎被触痛到了某个心结，对此他潸然泪下，独自哭了很久，他对身边的近臣们说：“朕昨天看了徐干（东汉‘建安七子’之一）所写的《中论·复三年丧》这篇文章，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
对此，他是在怀念被他亲手所杀的兄长李建成，还是怀念玄武门之变后一直被他软禁的父皇、后来孤老至死的李渊？李世民没有直说，只能说，他心有戚戚焉。
六年后，649年，52岁的李世民猝然长逝，身后，他给大唐留下了一个伟岸的帝国，和自己用“贞观之治”塑造起来的“圣君”名声。
只是不知道，他临死前有没有想起来那个，被他指示在史书里极力抹黑诬陷的皇兄李建成？
黄袍加身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失眠了
黄袍加身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失眠了。
史书记载，他夜间常常不能入睡，干脆起身披衣，微服造访在京的大臣。搞得很多高官也睡不好觉，不敢脱去衣冠，搞不好皇帝半夜就来敲门了。哪怕漫天风雪，也不能阻止赵匡胤半夜起来溜达。
皇帝患上了失眠症，这俨然已是新王朝的头等大事。但好像没有人有特别好的对策，有个侍卫向赵匡胤进献了一把隐藏在手杖里的宝剑，祝愿皇帝有个安全感，可以睡个好觉。
这个侍卫看出皇帝实际上患的是恐惧症。
然而，赵匡胤似乎很不满意大家对他“有病”的猜测。汴京的新宫殿落成后，他直接坐到正殿上，让人把所有门窗都打开。他对左右的人说：“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意思是，我的内心坦荡荡，没毛病。
有病的人都会说自己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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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人睡不好觉，那是个人问题，但一个皇帝睡不好觉，就是政治问题。
赵匡胤当皇帝当得并不快乐。有一次罢朝后，他一个人闷闷不乐了很久，然后对内侍说，你以为做皇帝很容易吗？差点就说“你以为容易你来当好了”。
这种话当然是话外有话，但不见得就是矫情。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得不到就拼命追求，得到了就死命守住，所以都不容易。
《诗经》里有一个失眠的男子，因为想得到一个美女，导致彻夜难眠：“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名男子，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失眠者：因为得不到而睡不着。
伟大的诗人屈原也患有严重的失眠病。他忧患楚国被强国所夺，并因奸臣的谗言和排挤而被流放，在谪地写下不少讲述失眠痛苦的文字。比如：“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又比如：“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茕茕而至曙。”
这是因为（害怕）失去，而睡不着。皇位，也是如此。
从现代医学理论来看，中国历代帝王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心理疾病，狂躁啦，忧郁啦，妄想啦，神经衰弱啦……没病的没几个。
各种原因导致的失眠，是帝王群体中的高发病。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失眠喜欢缠上的群体，不是失败者，而是成功者，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官员和富豪往往是最睡不好觉的。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口碑算可以的，但他后期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史书记载说是“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要么几天不吃饭，要么通宵不睡觉。他的性格由此改变，变得猜忌心很重，经常幻听幻视，有时候整夜整夜自己跟自己说话。麻烦就来了，苦了他底下的大臣们。即便你只是说错了一句话，走错了一个步子，甚至只是呼吸不均匀，在他面前喘息了一下，他就亲自上阵，加以狂殴暴打，直到打死为止。打死了再把尸体陈在天安殿前，供人“瞻仰”。
拓跋珪的病，应该是长期服食寒食散中毒表现出来的精神症状。总之，一个英明的皇帝就这么毁了。人设因为失眠彻底坍塌。
还有一些奇葩皇帝，史书对他们的记载是通宵饮酒纵乐。我们以前以为这是没有权力监督和制约下最高当权者的一种享受的生活状态，但其实，通宵饮酒纵乐可能是他们对抗失眠症的一种方式而已。个中苦痛，几人能解？
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甚至隋兵已临长江，君臣依旧奏乐作诗，照饮不误。
宋人真德秀评价陈亡国的原因时说：“陈后主君臣酣饮，自夕达旦，以此为常。其后，隋师东下，不为深备，奏技纵酒，赋诗不辍，陈国遂亡。”
没有一个人愿意当亡国之君，但帝王的失眠的确可以导致亡国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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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人失眠，不成为问题，但一群人失眠，则成为社会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原始社会时，人类在山洞里过着“穴居”生活，处在“天然睡眠”时期；农业社会时，人们使用简单的工具进行手工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处在“自然睡眠”时期；工业社会时，许多工厂实行轮班作业，人们的睡眠时间受到了限制，人类进入“强制睡眠”时期；当今信息社会里，知识爆炸，信息泛滥成灾，人类正在进入“无法睡眠”时期，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但很明显，这是把古代社会阶层单一化了。农业社会也有脱离体力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这些人的睡眠质量，似乎从来就没好过。在“无法睡眠”层面上，提前跨入了现代社会。
最典型的时代，就是魏晋。
那是个整体动荡的时代，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太好，有的紧张，有的亢奋，有的压力山大，而且均统一表现为失眠症高发。尽管没有像现在一样的抽样统计数据，但从流传的史书记载及文学作品来看，那时候的失眠，就跟传染病一样流行。
有大量的诗歌，都在写失眠这件事。最著名的是阮籍，爱翻白眼的那个名士，把失眠写成了经典：“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又是弹琴，又是鸟叫，又是清风，又是明月，听起来很文艺，很酷，是吧？但他的本质是“夜中不能寐”啊，失眠了是很痛苦的事，所以才折腾出这么多忧思出来。
坦白讲，不曾深夜失眠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魏晋时代有那么多洞穿人生的文学作品传世，跟那阵子世上满是失眠人有直接关系。街上逮住三个人，有两个是诗人，正好两个都是失眠症患者。
曹家三代人，从曹操到曹丕再到曹叡，无一例外是失眠人。都曾半夜三更起来散步、吟诗、弹琴、听鸟叫，还不是一次两次。
最可怕的是曹操，他自己警告别人：“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我睡觉的时候，你们不要走近，睡梦中把人砍死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不负责的。
相比之下，不热衷权力的失眠者就可爱可亲得多。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在一个雪夜失眠，突然想起老朋友，于是连夜坐船到了这个朋友的家门口。但他没有敲门，又坐船回家了——我可以叫醒一个睡好觉的朋友，但依然治不好我的失眠呀。
这要是赵匡胤，他早就闯进去了，哪管别人睡得正香。
鲁迅曾经分析过，“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
那时流行服药，食五石散，结果整个士人群体表现出药物中毒的症状。失眠，只是其一。
即使是陶渊明这样的隐士，也很难睡个好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股放松劲儿，跟整个时代紧张的气氛是不合拍的，他确实有特立独行的本事，然而更接近他生活和内心本质的，可能还是“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这样的失眠时写出来的句子。
总之，一个时代一大帮人失眠了，确实可以有更多时间去琢磨和创造出更多的精神财富，但只有失眠过的人，才会对这帮人产生同情的理解，才会知道他们睡不着觉的痛苦和难受，才会深深懂得，这不是人有病，是时代和社会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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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想睡睡不着，有些人想睡没得睡，这说起来，又是老天的不公平。
一个时代的人为何失眠，这个原因基本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心命题。看一个时代失眠的人都在干什么，大抵也可以知道这个时代的追求。同理，一个时代的人为何熬夜，熬夜的人都在干什么，也都是时代的一面隐秘的镜子。
唐代颜真卿作过一首《劝学》诗，劝当时的年轻人熬夜读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元朝重臣曹元用应该读过颜真卿这首诗，他年轻的时候读书相当用功，一看就看通宵。他父亲很担心他彻夜不眠会生病，就警告他，要他早点熄灯。曹元用不听，拿件衣服遮住窗户，继续熬夜看书。
虽然都是熬夜，但层次还是很不一样的。有的人卡拉OK夜总会，有的人囊萤映雪，焚膏继晷。哪怕同样是熬夜看书，不同时代的年轻人精神层次也差了好远。
明代谢肇淛很犀利地批评过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余尝见人勤读，有彻夜至呕血者，余尝笑之。古人之读书，明义理也；中古之读书，资学问也；今人之读书，不过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
在谢肇淛看来，当时的年轻人哪怕熬夜看书看到死，跟以前的时代比，段位还是低了许多。为什么？功利心太强了。人家熬夜看书，你也熬夜看书，但人家看书是为了义理学问，你看书是为了考取功名，这能比吗？所以，一个时代是否急功近利，从年轻人熬夜干什么就看出来了。
为了功名利禄而熬夜读书，动机不纯，心神难定，长夜漫漫，就会生出许多念头出来。明清有一些医案，专门记述了这些熬夜读书人的“病”。
清代名医叶天士写过一个病例，说有个18岁的年轻人为了科举，经常深夜苦读，导致失血咳嗽，心肾不交，频频遗精。病人自述称，虽还未完婚，但夜半读书容易起情欲之念。叶天士给出的治疗方案很有意思，他说这种病吃药是吃不好的，只需要抛开书卷，早睡晚起，就可以痊愈了。
还有更悲剧的。清代朱增藉记载，有个叫贺梅仙的少年，聪明好读书，为了早日科举成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结果用功过度，终于夭折。
当时出版的文人生活百科全书《传家宝》，已经号召年轻人好好睡觉，不要熬夜读书了。精神境界上不去，学古人熬夜看书会死人的。原文是这么说的：“读书原不费气力，若必欲如前人之刺股悬梁，则今人受不得许多痛苦；必欲如前人囊萤映雪，则今人亦无此耐烦心肠。即如老生常谈‘三更灯火五更鸡’，亦要看精神力量遣得睡魔、耐得寒暑饥渴。若怯弱书生，未免成病……”
所以，还是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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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浮躁功利的时代，睡眠的问题越不容易解决。再多的失眠人，也写不出魏晋的好诗。再辛苦的熬夜读书人，也涂抹不掉科举对人性及身心健康的摧残。
科举功名最盛、最有诱惑力的开端，恰是失眠症患者赵匡胤开创的宋朝。这又得说回赵匡胤的病。
当了两年皇帝，失眠了两年之后，赵匡胤直面并公开了他的病因。史载，赵匡胤召集石守信等将领喝酒，喝高了屏退左右说：“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石守信等将领都问：“何故？”
赵匡胤答：“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原来，他的失眠是缘于对帝位不保的恐惧。石守信等人赶紧表忠心：“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赵匡胤说：“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意思很明显，他自己是黄袍加身的受益者，他可不想这种事重演。将领们一听，都涕泣不已，要赵匡胤指条明路。赵匡胤这才悠悠地说：“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随着兵权的成功回收，铲除藩镇、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成功实施，老狐狸的失眠征、神经衰弱症、恐惧征也渐渐好了。困扰皇帝，从而困扰帝国的所有问题，随着失眠征的解决也统统消失了。
集权这服药，真灵。
以后，赵家人重用文人，无限抬高读书人的地位，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兵权，无法威胁赵家天下。由此造成的时代阴影却逐步凸显，科举功名诱惑了一代代聪明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彻夜失眠。
现在想想，此后每个时代被无限放大的功利心，是比魏晋的五石散更毒的毒药。它不仅让人失眠，还让人失心。
宋太宗的政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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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交接，自古就是门技术活，个中门道耐人寻味。
宋太宗赵光义深谙此道，他在哥哥宋太祖赵匡胤猝死，留下一个“斧声烛影”的未解之谜后，接过大宋的领导权。
照理说，兄终弟及，名不正言不顺。即位几年后，赵光义就抛出了其母杜太后的遗命“金匮之盟”。
据说，陈桥兵变的第二年（961年），杜太后病危，自知不久于人世。她将大臣赵普叫至病榻前，当着他的面问一旁的赵匡胤：“你知道自己是怎么得天下的吗？”
赵匡胤不忘母亲养育之恩，给出教科书般的答案，说：“都是多亏祖上积德，太后行善。”
杜太后一听反而不乐意了，说：“错，你得天下，还不是因为周世宗传位幼子，留下孤儿寡母。主少国疑，才让你钻了空子。你百年之后，应该把皇位传给你弟光义，才能永保江山。”可是，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赵匡胤只有34岁，正当壮年，即便他在几年后英年早逝，其子业已成年，不至于如周世宗一样留下七岁幼子，导致群龙无首的局面。杜太后这番话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照杜太后的意思，老赵家的江山应该先由匡胤传给光义，再由光义传给弟弟光美，最后再传回赵匡胤之子。国有长君，社稷之幸，如此民意支持率方能噌噌往上涨。
赵匡胤一片孝心，泣拜太后，表示会吸取前朝教训。杜太后就让赵普把她的话记下来，写成誓书，放进金匮之中。金匮之盟疑窦重重，是否为赵光义与赵普合谋伪造，早已不得而知，但这一招确实有安抚人心、巩固帝位之效，也由不得大臣们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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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金匮之盟是不是伪造的，挖了坑，就得填。
对金匮之盟中提及的皇位继承人，赵光义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他封弟弟赵光美（避宋太宗讳，已改名廷美）为开封府尹，太祖之子赵德昭、赵德芳实称皇子。之后，开始他的表演。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光义征辽，赵德昭随军前往。高梁河之战，宋军败得惨兮兮，皇帝都给打丢了。军中以为赵光义已死，就打算拥立赵德昭为帝，德昭没什么政治头脑，也不反对。
没过多久，赵光义成功逃脱，安然回营，此事就此作罢。
回京后，赵光义以为此次北伐不利，就不行封赏。赵德昭性情耿直，第一个不服，亲自为那些有功将领讨赏。赵光义立马怼回去：“等你做了皇帝，再行赏赐也不迟！”
这一骂让赵德昭深受惊吓，他的地位本就尴尬，叔父这番话明显带有不满。赵德昭抑郁了，回去后自寻短见，自刎而死。
赵光义急忙赶去现场，抱着尸体痛哭：“傻孩子，何必到这地步啊！”
两年后，赵德昭的弟弟赵德芳又在睡梦中暴病而亡，年仅23岁，死得不明不白。赵光义皇位继承的两大威胁就此消除。
还有一个隐患，是赵光义的弟弟赵廷美。赵廷美为避两个哥哥的讳，改过两次名，自己还因金匮之盟莫名其妙成了第一继承人，当上了“开封市长”。
赵光义曾任开封府尹十余年，并在此期间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深知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就怕赵廷美被自己的成功学洗脑。兄弟俩关系逐渐微妙，然而，赵廷美是个马大哈，丝毫不在意潜藏的危机，他与南唐后主李煜谈诗论道，又与宰相卢多逊交往甚密。
李煜是赵光义的心头刺，他亡国后，念念不忘故国往事，没事儿就吟诵几句“春花秋月何时了”“人生长恨水长东”抒发愤懑。后世多传言，李煜是被赵光义用毒药鸩杀。
而卢多逊是赵普多年政敌。此人一向机警，知道宋太祖喜欢读书，常到史馆取书，就问小吏赵匡胤看的是什么书，自己也找来通宵阅读。等过几天，赵匡胤谈及最近所读书的内容，满朝文武唯有卢多逊对答如流。这样的小伎俩正暴露了其对权力的欲望，卢多逊得到重用后，与赵普素来不和。太宗即位后，他对皇帝说，当年赵普曾反对太祖传位给赵光义，借此打压对手。
在宦海沉浮几十年的元老重臣赵普，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他先将金匮之盟一事告知赵光义，与他商议传位之事时又说：“自古帝王传位都是父传子，当年太祖已误，陛下今日还要再错吗？”
赵光义这才知道，赵普原来是盟友。照电视剧《亮剑》的桥段来讲，就是不用叫二营长把意大利炮拉来了，赶紧端上意大利面给友军尝尝。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赵廷美被加以谋反的罪名，罢免开封府尹，贬到洛阳。随后又以其与卢多逊勾结的罪名，削去一切官职，一家人再被赶到湖北的房州。卢多逊被发配崖州（今海南三亚），剥夺官爵、封赠，永不在宽赦之列，一生无法翻身。
不久，赵廷美因一贬再贬，被自家老哥活活气死，卢多逊则病逝于贬所。赵光义贬谪皇弟赵廷美，赵普扳倒政敌卢多逊，两人一唱一和，成功解决了皇位继承人问题。
皇位，注定是赵光义家的了。
3
赵光义要提防的，还有文臣们那张嘴。
早在即位之初，赵光义似乎就急于为自己正名，当年便更换年号为“太平兴国”。按惯例，新君即位要到次年才改用新年号。
另外，赵匡胤死因蹊跷，当时已有人猜度，太宗朝时编撰的《宋太祖实录》却历经三次修改才得以完成，其中是否篡改和掩盖一些真相，由于史料阙如，已成千古之谜。
同时，赵光义对朝中政局进行紧锣密鼓的安排，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他重用自己在晋王府时的幕僚成员，程羽、贾琰、陈从信等人陆续进入朝中担任要职。向拱、高怀德、冯继业等太祖朝的元老宿将，却被赵光义调离中枢，派到京师附近做官，既剥夺了权位，又便于控制。
即位后，赵光义继承其兄确立的重文抑武政策，采取宽松敦厚的执政方针，善待天下文人，可说是励精图治、继往开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好堵住文人的嘴。
为稳固统治，赵光义扩大科举考试规模，即位后第一次科举取士人数就比以往猛增两倍之多。
赵光义深知，士子们热衷于科举，想借此青云直上。科举扩招了，更多文人有机会入仕，他们专注于考试，一心只读圣贤书，少出来惹是生非。或许，赵光义也该像当年唐太宗那样得意地吹一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另外，赵光义还可以用自己录取的进士来取代太祖朝的官员，一举两得。
据统计，赵光义在位22年，共录取进士1457人。科举为大宋选拔了大批人才，形成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太宗朝的进士擢升迅速，到其晚年，上至朝堂，下至州县，皆是太宗朝科举考试的士子，都是太宗选拔的文人。
才华横溢的寇准，19岁考中进士，32岁时就官拜枢密副使，深得赵光义信任。太宗朝的第一位状元吕蒙正，曾两度为相，从考取进士到登上执政之位，只用了六年时间。
相反，太祖朝的进士在赵匡胤在位时便官至宰相的，一个都没有，期间15个状元，有四人在《宋史》中竟不见丝毫记载。
赵光义在大兴文教背后进行权力更迭，期间被牺牲的太祖朝官员恐怕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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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帝位，赵光义费尽心机，可他确实善为人主，与文臣们相处，情商相当高。尽管生在军人家庭，他自小就是文艺青年，“工文业，多艺能”，通音律，善飞白书，喜诗词，堪称宋代第一位文人皇帝。
这么一个风雅的皇帝，当然懂得如何拉拢文人。
赵光义看到前朝遗留下来的“国家图书馆”三馆残破不堪，环境喧杂，叹道：“这种地方岂足以藏天下读书，招揽天下贤俊！”于是，赵光义二话不说，重新选址，砸钱改建，一年而成，改名崇文院，分设集贤、昭文、史馆三馆，下诏搜集图书，甚至以爵禄为奖励，鼓励百姓献书。
在集全国之力搜求图书的同时，赵光义一声令下，朝中新、旧文臣以及南唐、吴越的南方文人齐聚一堂，一大批精英参与编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
赵光义为他们提供最舒适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文人们享受着福利，潜心编书，心存感激，自然也没时间去纠结赵光义的家事。
《太平御览》1000卷编完，赵光义说要亲自审阅，每天读三卷。手下人劝说：“陛下读书是好事，可是天天如此，定会十分疲劳呀。”赵光义就说：“朕就是喜欢读书，读起书来精神倍儿棒，开卷有益，时间也不至于被浪费啊。”
“开卷有益”这一成语就这么流传下来。
赵光义为文化事业做出的贡献，既是他笼络文人的手段，也是其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皇帝如此热爱读书，自然与文臣有很多共同话题。
赵光义喜爱写诗，还经常为大臣赐诗，其与大臣们游玩唱和的故事多见于史书记载中，只是写的诗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其水平如何，实在不敢妄加猜测。
有一回，赵普就得到他的赐诗，感动得痛哭流涕，含着泪也要拍马屁，说：“我要把陛下赐的诗刻在石头上，带在身边，直到进棺材。”这番告白，跟情人之间的山盟海誓有异曲同工之妙。
赵光义还给另一个大臣苏易简写过戒酒诗。
苏易简嗜酒如命，世人皆知，赵光义就写了两首诗给他，劝他戒酒，还要他当着其老娘的面吟读。
苏易简从此再也不敢在公众场合饮酒，可后来还是因饮酒生病，不幸身亡。可见苏易简被皇帝教训后，只是不敢在人前喝酒，私下还是照喝不误。赵光义不禁叹息：“老苏竟然因为杯中物丢了性命，实在太可惜了。”
除了爱赐诗，赵光义还礼贤下士，对待臣子特别接地气。
寇准乃赵光义一手提拔，此人脾气大，一身正气，时常大胆进谏，以刚直足智著名。赵光义还给他点赞：“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这句话，以李世民与魏徵做比较对象，是在夸寇准，也是在抬高自己。
有一次，寇准到殿中奏事。估计是他话说得太难听，赵光义实在无法忍受，正要起身离开，转身回内宫。就在此时，寇准快步上前，一把拽住赵光义的衣袖：官家先别走，听完我这段。
寇准要是遇上一个暴君，反手就被拖出去砍了。好在赵光义强忍住怒火，毕竟忠言逆耳利于行，维持形象要紧，还是坚持把寇准这碗苦药咽下去。
宋太宗维稳有方，对待文臣如此，对武将，同样要收买人心。
一日，赵光义在宫中设宴，孔守正与王荣两名武将前来参加。跟皇帝吃饭，就算不懂得恭维，也该规规矩矩。孔、王二人偏偏在酒过三巡之后，喝得酩酊大醉。
两人为了争功讨赏，竟然就边疆战功各执己见，大吵一架，唇枪舌剑之间，粗言秽语不堪入耳。侍臣们惊呆了，在宫里这么久从没见过这么放飞自我的，请求赵光义将他们下狱处置。
赵光义呵呵一笑，也不多说，只是派人将烂醉如泥的孔、王二人送回家。
第二天，孔守正和王荣酒醒了，回想起自己昨夜言行，吓出一身冷汗，急忙同去朝堂上认罪。没想到，赵光义却说：“朕当时也喝醉了，自己都找不着北，早就记不清啦。”一句话就把他们都赦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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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义一边与文官吟诗作对，一边与武将谈笑风生，但他始终摆脱不了兄长的阴影。
赵匡胤曾统率禁军，以殿前都点检之位黄袍加身。若论军事，赵光义远不如其兄，于是“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以谋求超越太祖的武功。
赵光义即位后，吴越王钱俶纳土归降，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大宋又出兵攻灭北汉。这让赵光义十分自信。
其实，北汉在当时已如风中残烛，仍靠晋阳坚守，多次逼退宋军。晋阳，这座经历多个朝代打造的军事重镇，让宋军吃了不少亏。每次出兵，宋军都是势如破竹地击溃对方各路援军，可来到晋阳城下就愣是打不动了。
照理说，灭北汉之后，赵光义应该从中得到教训，继续营建晋阳，以作为对抗契丹的战略要地。然而，赵光义的做法实在让人费解，他以晋阳有王气为由，下令将这座古城拆除焚毁，城中百姓全部撤离，另移到阳曲，营建新城（今太原）。
河东一带的地理优势荡然无存。
雄心勃勃的赵光义在灭北汉之后，未经休整，迅速与契丹开战，决意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高梁河一战，宋军丢盔卸甲，赵光义身上中箭，驾着驴车一路狂飙，以破纪录般的逃跑速度摆脱追击。
七年后，雍熙北伐，宋军分兵三路，再次一败涂地。
两次对辽作战失败，不能全怪赵光义指挥失当。但志大才疏的赵光义确实对排兵布阵颇为执着，甚至要亲自拟定阵图，坚持“将从中御”。
雍熙北伐前，他不与中书众臣商议，亲自拟定三路进军的战略，又在曹彬一路惨败后，立马命另外两路人马撤退，导致契丹人乘胜追击，宋军损失惨重。
战后，大臣田锡上书直陈：“岂有议边陲、发师旅，而宰相不与闻。”
即位之初，宋太宗还说要“为世宗、太祖刷耻”，风风火火率军攻打契丹。几次大败后，他转而反复念叨老子的名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似乎彻底放弃了。
经过多年踌躇，赵光义将第三子赵元侃（后改名赵恒）立为太子。自五代以来，武将乱政的局面已成过往，兄弟子侄夺权的斗争也将远去，这一朝总算没有斧声烛影、金匮之盟之类的事了。
然而，当赵光义听说赵恒被百姓们称赞为“少年天子”之后，心胸狭隘的他又不乐意了。他对寇准说：“人心都向着太子，那将我置于何地？”
老百姓这舆论分明是在贬低赵光义，寇准却向他祝贺：“这是社稷之福啊。”
赵光义无话可说，只好拉着寇准一块儿喝酒，一醉方休。对酒当歌，乘醉听箫鼓，不如意事早已抛之脑后。
终其一生，赵光义尽管武略欠佳，可是为政可圈可点，在他的统治下，大宋经济文化繁荣，君权进一步加强，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文人们死心塌地为他服务。
宋太宗，作为大宋第二代皇帝，最终还是为大宋子民开创了一个太平盛世。
尽管背后潜藏着“国富而不强”，“三冗两积”种种危机，历史的车轮总算照着赵光义心中的蓝图前进。然而，此后两百多年里，羸弱的大宋却始终走不出盛世危局，也将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曾国藩为何不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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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陷天京（南京），消灭太平天国后，1864年，曾国藩迎来了人生的权力巅峰。此时，他拥兵30多万，湘军兵强马壮、功盖天下，作为清朝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还节制着作为国家经济命脉所在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四省自巡抚、提督等以下文武百官全部归他节制。
当时，全国八名总督中，有三名是湘系（分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此外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也和湘军关系密切；全国15名巡抚中，也有七人属于湘系。放眼清朝，担任各地官员的湘军将领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势力，几乎把持了半个大清。
眼看湘军势可倾国，湘军高级将领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四人也密谋拥戴曾国藩自立称帝，1864年七月的一天，以曾国荃四人为首的30多名湘军高级将领齐聚曾国藩军营，企图重演一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历史剧，没想到正当众人鼓噪之际，曾国藩却当场写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他委婉向部下们说，自己效忠大清，并无意称帝。
100多年来，关于曾国藩为何不称帝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热点，但曾国藩为何放弃称帝、急流勇退？
其实，早在太平天国陨落前，想劝曾国藩自立称帝的人，已是一拨接一拨。
1861年八月，湘军攻下长江要塞安庆，直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此时，恰逢咸丰皇帝驾崩，年仅六岁的载淳（同治皇帝）登基，慈禧等人随即发动辛酉政变夺权，垂帘听政。
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不到一年，清朝随即帝位更替、中枢动荡，眼看主少国弱，湘军将领李元度随即写了一副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进呈给曾国藩，没想到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草案树为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
曾公无心，但属下有意。
趁着曾国藩生日的名义，友人、湖北巡抚胡林翼前来祝贺，交谈间，胡林翼偷偷写了一张纸条：“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不说话，只是悄悄将纸条撕了个粉碎。
眼看清朝风雨飘摇，汉人势力迅速崛起，老部下左宗棠也写来了一副对联：“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看后，将“似”字改成“未”字，悄悄退回。
作为曾国藩的密友，王闿运有一天也来到曾国藩幕前，密献“纵横计”，暗中劝进。没想到曾国藩也不说话，只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点点划划，然后起身离去，王闿运一看，写的竟是“荒谬”二字，不得已，王闿运随后紧急离开了曾国藩的幕府。
从1853年组建湘军，到1864年太平天国临近覆灭前，曾国藩势可倾国，这一点，连他的对手都看得清清楚楚。
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在被俘后就提醒曾国藩说，你若汉代韩信一般，何不率众独立？否则你功高震主，怕是难免“狡兔死、走狗烹”；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七月被俘后，也向曾国藩进言说，自己愿意为曾国藩招抚仍然坚持在长江两岸抵抗的十多万旧部，拥戴曾国藩为帝。
对于这些连续不断的“劝进”之言，曾国藩并没有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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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属下乃至对手极力拥戴，但对于是否称帝，曾国藩心里明白，尽管湘军表面上势可倾国，但内中已暗藏分裂。1864年前后的湘军，尽管名义上拥兵30多万，内中却派系复杂，真正归属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其实只有大约12万人，而其中真正的嫡系部队，只有归属弟弟曾国荃指挥的5万人马，其他各部，跟曾氏兄弟多少都有点不同程度的矛盾。
清廷对此看得清清楚楚。1854年，当湘军攻克武昌后，咸丰皇帝一度喜形于色，说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立下如此奇功，于是大学士祁寯藻急忙说，曾国藩只是一个不在官位的侍郎，却能迅速拉起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这恐怕不是国家的吉兆，咸丰皇帝听后顿时变色。此后咸丰在世期间，一方面让曾国藩打仗，另一方面却故意不肯将地方总督巡抚等实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等汉人。
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后，垂帘听政的慈禧等人碍于国家动荡，无奈下授予曾国藩“节制四省军政大权”，但为了抑制曾国藩、分化湘军，慈禧也在湘军内部，不断地扶持曾国藩的反对派和敌对势力。
以左宗棠为例，左宗棠曾经是曾国藩的核心幕僚，一度劝说曾国藩自立称帝，但由于性格倔强，加上部分政见不合，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逐渐疏远，对此慈禧见缝插针，在1863年破格提拔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使得左宗棠率领的几万湘军精锐从曾国藩麾下分化出去。
此外，作为曾国藩的老幕僚和老部下，江西巡抚沈葆桢，此时也跟曾国藩决裂了。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1861年，在曾国藩的上疏保奏下，沈葆桢晋升为江西巡抚。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领兵围攻天京，前线急需军资给养，曾国藩为了筹措军饷急得“夜不成寐”，然而沈葆桢却将原定移交湘军的半数江西厘金全部扣下，对此曾国藩怀恨在心。
为了报复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国藩命令湘军在太平军反攻时，故意不防守安徽南部的广德和宣城，以致太平军长驱直入江西。为此，曾国藩与沈葆桢最终绝交，双方形同陌路。
在清廷和慈禧等人的授意和故意分化下，到1864年，尽管名义上曾国藩号称“节制”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但浙江的左宗棠势力和江西的沈葆桢势力，实际上已经难以为曾国藩所控制。
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清廷在此基础上进行分化和釜底抽薪，这大大削弱了湘军的内部势力，使得曾国藩对于是否要反清称帝，也不得不细细思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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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廷和慈禧的故意扶持下，另一股抑制湘军的势力：淮军，此时也迅速崛起。
作为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一度还给曾国藩做过幕僚，尽管没有像沈葆桢一样与曾国藩公开决裂，但随着淮军的不断壮大，曾国藩也不得不开始忌惮起来。
李鸿章在组建淮军时，正是太平军势力最为雄厚之时，对此曾国藩还催促李鸿章尽早组建成军，以协助对抗太平军。但随着淮军的不断壮大，曾国藩心中非常不爽，不仅要求李鸿章自我限制，而且派出心腹韩正国带着两个营的湘军进驻淮军，监视李鸿章的举动。后来，曾国藩还截留了4000名本来要补充进淮军的新兵，并将其擅自编入湘军。
对此，李鸿章心里很是恼火，李对淮军的二号人物程学启抱怨说，曾国藩和湘军是：“湖南人鸡犬升天，客籍人颇难出头。”
尽管淮军在创建早期发展艰难，但到达上海后，在上海士绅雄厚的财力支持下，仅仅两年时间，便从6000人剧增至70000人。在洋人的支持下，淮军还一跃超过湘军，装备了洋枪洋炮，成为清军中装备最精良、火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
此外，淮军内部跟湘军的矛盾也非常深。
当时，急剧扩张的淮军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原太平军的降军多；二是军中很多要员都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跟以湖南人为主的湘军有很深的隔离感。
以太平军的降将、淮军二号人物程学启为例，程学启起初投降的是湘军，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却对他疑心很重，经常排挤欺凌程学启等人，打仗的时候经常叫程学启等人在最前面冲锋送死，筑营的时候也不允许程学启等降兵跟湘军在一起，因为担心他们从中作乱。
由于深受湘军歧视，程学启还曾自杀过，所幸被部下救出。因此，占据淮军大部的原太平军成员，也对湘军恨之入骨。
可以想象，假若曾国藩造反称帝，那么在当时最为强大、与湘军向来不合的淮军部队，难免会与湘军公开决裂“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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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为了防范湘军等汉人武装的造反，清朝朝廷也一直在不断提防。尽管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南方战火滔天，清廷却一直将八旗骑兵（京营八旗）的主力十几万人，驻守在北京左右。
为了扼防湘军，慈禧还在军事上做了其他防备，以提防湘军北进。当时，湘军西面有钦差大臣官文所率领的20万大军守在武昌，控制长江上游；著名悍将僧格林沁则率兵驻守在安徽、湖北；在湘军东面，清廷还布置了富明阿统帅的大军镇守在镇江、扬州等长江下游地带，几乎是全面阻遏湘军。
湘军虽然看起来强大，但主力以水军最强，骑兵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假如北上作战，湘军的水军相对清廷的八旗骑兵并无优势。此外，清朝当时还有60万绿营兵在各地驻防。
而在曾国藩的湖南湘军之外，清廷当时还命令直隶、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江西等九个省的另外41位官员也举办团练武装，这些分布全国各地的军事武装，都是阻扼湘军的雄厚势力。
在此情况下，尽管部下们内心躁动，期望着跟随曾国藩一起造反称王称霸，但对全国兵力分布和湘军内部矛盾了然于心的曾国藩，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有鉴于湘军内部的“骚动”，清廷也洞若观火，一直在不断敲打曾国藩。
1864年七月，当曾国荃攻破天京后，湘军连夜上奏捷报，原本以为会得到重赏的曾国藩和曾国荃，没想到却迎来了清廷和慈禧等人一顿劈头盖脸的狂训。
此前，咸丰皇帝在临死前曾经许诺“克复金陵者为王”，然而清廷不仅没有兑现这个承诺，还训斥曾国荃指挥失当，没有将太平军一网打尽，以致让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等1000多人逃走。此外，针对当时到处传言湘军掳掠太平天国的金银宝库“天国圣库”的问题，清廷还命令曾国荃必须限期将财宝如数上缴朝廷。
清廷还颁发圣旨警告曾国藩，要求曾国藩严格管束部下，不得骄奢淫逸、四处掳掠，旨意中严厉训斥、暗藏杀机。
对此，以曾国荃为首的湘军将士心中非常愤怒，认为自己血战多年，如今攻下天京，不仅没有得到封赏，相反还招来清廷的猜忌，由此他们更加倾向于离心叛变，但曾国藩并未迷失心智，只是默默忍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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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明白，湘军立下大功，清廷却敢于如此这般训斥和猜忌，是有底气的。
碍于湘军内部的矛盾，淮军的坐大和制衡，以及八旗骑兵和各路绿营兵、团练武装的监视，曾国藩了然于心的是，尽管湘军外表强大，但其实已经危机四伏。
即使在曾国藩直接控制的湘军内部，当时贪腐之风也越来越严重，军队中的各级将士纷纷往家中偷运金银财宝，士兵们普遍厌战。由于赏罚不当、分配不公，湘军内部还出现了闹饷、抗令等问题。在军中，湘军很多底层士兵大量加入哥老会等黑社会组织，小集团的分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曾国藩明白，经过十多年的征战，湘军已不复当年锐气，在到达巅峰之日，也是衰落之时。
盛极而衰，是1864年，骚动不安的湘军内部的真实写照。
而作为一介书生，曾国藩内心也没有反清称帝的野心。
在曾国藩心中，他组练湘军，原本就是为了忠君报国，儒家的忠义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起兵之初，曾国藩就在讨伐太平天国的《讨粤匪檄》中指出，他之所以反对太平天国，乃是因为太平天国本身毁灭儒释道等一切传统中国信仰，毁孔庙、烧道观、杀僧人，对于一切名教的毁灭：“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所以，捍卫儒教信仰和忠君报国的所谓“大义”，正是曾国藩内心的真实写照。
此外，在十多年的征战中，曾国藩曾高达五次大难不死，这也让他身心俱疲、无力再战：第一次，在靖港大败后，曾国藩试图自杀，幸亏被幕僚所救；第二次，回到长沙后，听说清廷要解散湘军，曾国藩一度悲愤，写下遗书、买好棺材想要自杀，还好前线湘潭大捷的消息传来，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第三次，湘军在湖口大败，曾国藩投水自杀，幸亏被李元度所救；第四次，南昌被围，曾国藩差点被石达开活捉，幸亏当时刚好天京事变，石达开撤兵离去，曾国藩又逃过一劫；第五次，太平军李世贤、杨辅清所率十几万大军包围湘军总部祁门，当时曾国藩手下只有几百亲兵，几条退路也全部被堵死，没想到太平军却由于情报失误撤围而去，曾国藩再次大难不死。
尽管自己多次大难不死，但曾国藩的二弟曾国葆却在战场上累死；三弟曾国华则战死。
从1853年组练湘军，到1864年攻下天京，11年间曾国藩历经坎坷，自身和家人的遭遇，也使得他对于所谓自立称帝，且不说心中的儒家道义束缚，和实际情况的诸多阻碍，即使在内心中，曾国藩也已是感觉到心力交瘁、沮丧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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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攻克天京之前，曾国藩内心的这种惶惧就已显露。
在1861年终于受命“节制四省军事”时，曾国藩就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表示：“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
1862年，曾国藩在两次写信给儿子曾纪泽时就谈道：“余忧惧太过……忧惶战栗之象不为少减，自是老年心血亏损之症。”“但求全局不遽决裂，余能速死，而不为万世所痛骂则幸矣！”
这位早年游戏嬉乐的书生，根本没有想到他人生的后半段，竟然会被卷入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并且成为决定时局的最关键人物，战争的残酷，远远超过了他心中所能承受的程度，更何况，自古“功高震主”“狡兔死走狗烹”的无数案例摆在眼前，曾国藩更是战战兢兢。
为此，曾国藩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说，以年羹尧等人的惨死为例，大清开国两百多年，没有几个汉人像他这样手握重兵的，所以朝廷不放心，是很正常的事。对此他劝诫曾国荃说，受点窝囊气很正常。
此外，考虑到当时天京虽然已攻破，但太平军仍有数十万残部在坚持战斗，北方的捻军也活跃流窜，再加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危险局面，曾国藩也不忍再挑起战祸，殃及天下。
为了激流勇退，就在湘军攻破天京一个多月后，1864年八月，曾国藩决定自削兵权，并自裁湘军25000人，且裁撤的都是他直接控制的湘军核心部队。1864年十一月，曾国藩又自己奏请停征了作为湘军军饷的厘金、亩捐；曾国藩还让弟弟曾国荃主动“抱病离职、回原籍调养”。
通过自我裁军、主动交权等一系列举措，没有反清称帝的曾国藩，最终实现了激流勇退和自我保全，而清廷对他“再造大清”的回报则是，一个御赐的所谓“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的“殊遇”。
八年后，1872年，激流勇退的曾国藩，最终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死在任上。清廷给予他的待遇是：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并下令各省建立专祠纪念。
纵观历史，以再造社稷之功，功高震主，却能全身而退，除了郭子仪，你不服他，还能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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