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帝国衰微：残晖斜阳
第四章
帝国衰微：残晖斜阳
汉献帝：大汉灭亡为何不能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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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兴平二年（195年），董卓之乱后第六年，15岁（虚岁）的汉献帝刘协向挟持他的董卓部将李傕提出，他的臣子们长期吃不饱：“皆有饥色”，可否给“五斛米、五具牛骨”充饥应付一下，没想到李傕却朝着小皇帝发了火，说你们刚刚吃过早饭，又想要米干什么？最终，李傕只给了汉献帝一些已经腐烂、“臭不可食”的牛骨，当是给小皇帝的“赏赐”。
汉献帝非常愤怒，作为皇帝，他已沦落到要向臣子讨饭吃的地步，他想朝李傕发火，但臣子们制止他说，皇帝啊，务必忍气吞声。
在汉末三国的历史上，汉献帝刘协，是一位存在感非常弱的皇帝，在汉末群雄并起的年代，似乎没有人发觉，他才是实际上早已四分五裂的大汉帝国的最高领袖。
作为汉朝的末代皇帝，他似乎更是一位被淡忘的边缘人物。
他讨饭吃的这一年，此时董卓已被杀三年，然而天下却加速四分五裂，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更是在长安城中各自拥兵、互相攻击，几个月时间，长安城中尸横遍野、一片废墟，而比战争更可怕的，是因为旱灾和基础生产被破坏后引起的大规模饥荒，从此前一年的公元194年到195年，两年间，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到处人吃人：“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所以即使贵为皇帝和近臣，也开始感受到了饥饿的滋味。
生逢乱世，汉献帝刘协也是个苦命人。他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当时何皇后主持后宫，最忌恨的就是别的妃子怀上汉灵帝的孩子，为求自保，刘协的母亲王美人，甚至不惜喝下堕胎药希望自保，然而刘协命大，王美人堕胎没有成功；生下刘协后，王美人还没出月子，就被何皇后命人下毒毒死；还没满月的刘协，就已失去了母亲。
长大后，九岁那年，刘协的父亲汉灵帝去世。当时外戚与宦官相攻，东汉朝廷大乱，刘协的哥哥汉少帝刘辩，则被乘虚而入的军阀董卓强行毒杀。乱世之中，刘协被董卓拥立为帝，是为东汉的末代皇帝，应该说，从此以后，他终其一生，都只是个傀儡而已。
母亲和哥哥被杀，这只是刘协不幸命运的开始，在此后，他的一位妃子和一位皇后，以及两个儿子，也相继被骄横跋扈的曹操所杀：他的宠妃董美人被杀前，已经怀有身孕，刘协向曹操再三恳求说，她已经怀了孩子，能不能放过她呢？曹操压根儿不理这位傀儡皇帝，照杀不误；与他休戚与共的伏皇后，也因为试图刺杀曹操被捕，临死前，伏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从这位“大汉天子”面前被拖走，伏皇后哭着对他说：“皇帝，你就不能救救我吗？”
刘协只能默默流泪说：“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他只能向曹操派来捕杀伏皇后的大臣郗虑哭着说：“郗公！天下还有这种道理吗？”
作为皇帝，他却连自己的老婆、孩子也保护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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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国演义》的时候，人们时常会生出一种英雄纵横的感觉。然而，《三国演义》只是小说，翻开真实的史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关于汉朝末年、三国期间大规模饥荒，人吃人的记载比比皆是：“人相食啖，白骨委积”“江淮间民相食”。
所谓英雄纵横，背后却是白骨累累。
对此，汉末诗人王粲在他的《七哀诗》中就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生在这种乱世，作为末代皇帝的刘协，并非暴君，更不是昏君：公元194年，虚岁仅仅14岁的汉献帝，在听说长安城内，一斛米价高达50万钱，城内人吃人时，刘协马上利用董卓死后，他所拥有的一点点权力，下令开仓济民；然而长安城内的大规模死人依旧，刘协非常愤怒，怀疑是臣子们作假糊弄饥民，于是亲自在宫殿中用五升米和豆子煮粥，熬出两大盆之多，然后，他将负责赈灾的臣子招来，当场将他重杖50，过后，长安城中的死人现象才开始减少。
然而，随着第二年（195年）李傕、郭汜重新发起战争，长安城中再次大乱，即使身为皇帝，他连自己也吃不饱了，没办法，他也只能向外逃难。
东汉的首都本在洛阳，190年，军阀董卓为了回避讨伐他的关东联军，强行将汉献帝和满朝文武迁徙到长安；192年，董卓被杀，此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又控制了小皇帝刘协。
后世人常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然而大家普遍忽略的是，东汉末年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其实最早的是董卓，然后又是李傕、郭汜。长安再次大乱，没办法，刘协只能带着文武大臣，趁着战乱逃出长安，向着洛阳的方向逃命。
一路上李傕、郭汜不断追击，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等高官都死于乱军之中，普通官员和士兵、宫人死亡更是不计其数，危急之中有将士劝说汉献帝，说皇帝你快快上马，我们掩护你杀出重围！然而汉献帝刘协却坚持要与百官患难与共，他说：“百官士民们一路追随着我，我怎能舍弃他们独自逃生？”
危难之中，他恪守着情义的本分，然而最残酷的一幕仍然出现了，乱军在逃难抢渡黄河时，由于渡船有限、混乱不堪，为了逃避追兵，臣子们拥护着汉献帝，并将许多希望能攀船而上的士兵砍翻：“手指于舟中可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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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帝，他却惶惶如丧家之犬，到达洛阳时，由于洛阳宫殿此前已经被董卓下令放火焚毁，百官们只能在荆棘之中，倚着墙壁休息；此时天下军阀割据，根本就没人想起来要关心这位大汉朝的皇帝，汉献帝带到洛阳的臣子们，从尚书郎以下全部要自己出去在荒野和田间找吃的，大臣们“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从皇帝到公卿，尊严和温饱，已经成了奢侈的渴望。
在此情况下，袁绍的谋士沮授对汉献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认为汉献帝奇货可居，于是率先向袁绍建议，应该立马派兵迎请汉献帝：“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继董卓，李傕、郭汜之后，沮授也将汉献帝看成了有利可图的超级宝藏，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文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概念和谋略，然而不争气的袁绍认为汉献帝是个烫手山芋，如果迎接了过去，“听他的话不是，不听他的话也不是”，所以袁绍放弃了。
机会这才落到了曹操身上。
只有曹操，才懂得16岁的皇帝刘协最需要的是什么。当臣子们建议去到洛阳觐见皇帝，应该献上美女，或者是黄金珠宝作为见面礼时，曹操却带上了粮食，对于刘协和他手下的百官们来说，乱世饥乏，几碗米饭或面条的魅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美色和黄金，所以当曹操提出要迎请皇帝到他的大本营去“就食”时，刘协几乎是没有选择的，半被骗、半自愿地就到了曹操的大本营许昌。
此时的刘协，对于能让他吃上饱饭的曹操，评价是三个字：“知朕意。”
尽管寄人篱下，然而作为大汉帝国皇帝的身份，仍然在不断提醒着他，激励着他。
与后来许多个朝代的亡国之君不同，汉献帝刘协尽管是东汉的末代皇帝，然而他却并不昏庸——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时，东汉内乱，刘协和他的哥哥汉少帝刘辩在慌乱之中逃难，被董卓的乱兵追到后，14岁的汉少帝刘辩被吓得号啕大哭，然而年仅九岁的刘协却临危不乱、应答自如，使得董卓暗自称奇，并最终决定废刘辩、立刘协。
被曹操挟持到许都（许昌）时，刘协已经16岁，他仍然时刻不忘光复大汉的梦想，继续努力读书，并不断延请荀悦、荀彧和孔融等当时的名士到宫中为他讲解文学，甚至经常与这些大学子通宵达旦地秉烛夜谈，以求学习治国之道。
然而此时他的身边，已经全是曹操的耳目亲信，当时，有位议郎名叫赵彦，曾经替汉献帝陈述时政和对策，这使得曹操尤其反感，于是被曹操直接杀掉；而所有敢于亲近汉献帝的臣子，也大部分被曹操所杀：“多见诛戮”。
在此情况下，刘协开始发起反击。
建安五年（200年），20岁的刘协不甘心作为傀儡，于是密诏董贵人的父亲车骑将军董承设法诛杀曹操，然而事情泄露，参与谋划的，除了左将军刘备出逃外，董承以及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全部被诛杀，即使是已经怀孕的董贵人也未能逃过一劫。
尽管寄人篱下，自己的性命安全也在曹操的拿捏之中，然而这位少年天子，此时仍然不甘心彻底沦为傀儡，有一次，曹操上朝，汉献帝直接就对他说：“如果你能辅佐我，就请你好好对待我；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你垂恩，把我外放了吧。”
平时骄横跋扈的曹操，没想到这位少年傀儡皇帝竟然“天威大发”，惶惧之下竟然“汗流浃背”“俯仰求出”，从此后，曹操再也不敢直接向汉献帝“朝请”。
然而，这或许只是一种少年意气，在密诏董承刺杀曹操失败，董承、董美人等人相继被杀后，汉献帝开始越发韬晦；此后他又与伏皇后试图利用朝外力量刺杀曹操，事情最终也告失败，伏皇后及汉献帝的两个儿子因此被杀，尽忠汉朝皇室的伏氏家族100多人惨遭屠戮。
建安二十年（215年）正月，就在伏皇后被杀后两个月，在曹操的安排下，曹操的女儿曹节被指定成为汉献帝的皇后，按照史书的说法，此时的汉献帝只能是逆来顺受。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屡败屡战的情况下，汉献帝却仍然不甘附庸——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也起兵试图诛杀曹操，失败后，耿纪和韦晃也被“夷三族”。
至此，从公元196年16岁时就被曹操挟持控制，到218年38岁时，多次试图反击曹操的汉献帝才终于死了心，至此，他终于放下了心中光复大汉的梦想，仅仅“守位而已”，而在忠心于汉朝的臣子们被曹操屠戮殆尽后，汉献帝的身边，已经全部是“曹氏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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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全部失败，他最终彻底死了心。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离皇帝仅有一步之遥的曹操去世。曹丕继位后，随即开始马不停蹄地进行造势，并导演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出“禅让”大戏：在曹丕的造势前面，40岁的汉献帝，已经懂得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再也不像年轻时一般努力抗争，而是四次向曹丕提出“禅让”皇位，曹丕则假惺惺地说：“我是不会逼迫皇帝禅位的，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你们不能强迫我（当皇帝）啊！”“我坚决不接受汉朝（禅让）的诏书，宁可跳东海自杀。”
最终，在“盛情难却”，接受汉献帝“禅让”后，曹丕在“禅让”仪式结束后，说了一句话：
“舜、禹（禅让）的事，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对于这种“禅位”，汉献帝表现得很是“平静”，倒是嫁夫随夫的曹操的女儿曹节、汉献帝的曹皇后，泪流满面地对曹丕的手下说：“老天不会保佑你们这些人的！”
对于自己的妹夫刘协和妹妹曹节，曹丕倒也表现出了气度，不仅没有杀害刘协，反而将他封为山阳公，并赐食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并且准许刘协仍然以天子的马车、衣服“郊祀天地”和祭祀祖先。
“禅位”后，刘协又活了14年，一直到公元234年才去世，享年54岁。而此时，曹操已经去世14年，逼他“禅位”的曹丕也已去世8年。刘备也去世11年了。他活在曹操、刘备和孙权等乱世英雄的名下默默无闻，以致大家都忘却了他的存在。
刘协死后半年，234年十月，诸葛亮也在“兴复汉室”的北伐途中去世。
至此，兴复汉室注定仿佛一梦，要破碎在那个扶不起的阿斗手中。
帝国，彻底崩塌了。
文天祥：大宋最后的风骨
1
人生许多事，明知不可为，为何仍要为之？
德祐元年（1275年），南宋临安城里，朝野上下乱成一团。面对节节推进的元朝大军，南宋各级官员，纷纷抛下年仅四岁的宋恭帝赵㬎（xiǎn）弃职逃命，已经66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为此在临安朝中张榜痛斥公开逃窜的各级官员：“我朝三百多年，对士大夫以礼相待。现在我与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一人出来救国。我们有什么对不起大家？你们内臣叛官离去，地方守令舍印弃城……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
大宋眼下崩溃在即，对于许多人来说，那些史书上“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训导，早已被逃生的恐惧所笼罩，以状元出身的宰相留梦炎（1219—1295年）为首，文臣武将们纷纷弃官逃命。南宋，这个自靖康之变以来就南渡偏安的政权，眼下已摇摇欲坠。
危难时刻，另外一位状元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
那是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以20岁之身就荣膺状元的文天祥（1236—1283年）。眼下，这位39岁的昔日状元，正担任赣州知府。
当得知朝廷诏令天下勤王，这位“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的美男子状元，捧着勤王诏书痛哭流涕，尽管少年英才高中状元，但这位生性耿直、敢于在当时讽刺当权宰相贾似道的年轻官员，在南宋朝中并不受待见，为此他一度被贬，仕运坎坷。
文天祥刚硬正直，但也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式的保守官员，他“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是个懂得生活享受的人，但或许这是一种排遣仕途坎坷、心情抑郁的方式，当国家遭遇危难，各级官员纷纷出逃之时，他却痛哭流涕，变卖家产，毁家纾难，宁可让自己过上最苦的日子也要“尽以家资为军费”，倾尽所有：打元兵去。在那个民族、国家危亡时刻，他散尽家财，东拼西凑，甚至联结了赣州境内的少数民族，终于集合起一支一万多人的队伍向临安进发勤王，对此有朋友劝阻他说：“元兵三路直逼临安，而你却带着一万多人的乌合之众去以卵击石，这跟赶着一群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
这位状元出身的地方官员，对此回答说：我又何尝不知，但国家危难，眼下征召天下勤王，却“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尽管南宋皇族和朝廷要员看他，只是个低级的地方官员；那些畏死逃避的同僚，也只当他是个孤军冒进的“傻大憨”。但他早已抱定必死之心，要与国家社稷共存亡。在江苏虞桥，他临时组织、毫无作战经验的勤王义军，被凶悍且久经战阵的元兵屠戮殆尽，他率领残兵退保余杭，德祐二年（1276年），在危难之中，他被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任命为临安知府，协助拱卫京师。
元朝大军逼近临安城外的皋亭山，在敌兵震赫前，比文天祥先12年考中状元的左丞相留梦炎开溜了，然后右丞相陈宜中也脚底抹油了。
临安城内的凤凰山皇城中，此时已几乎无人来朝，只有这位憨直的状元知府文天祥和少数一些官员，还毕恭毕敬伺立在老迈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以及五岁的宋恭帝赵㬎左右，无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只得颁发懿旨，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全权负责与城外元军主帅伯颜的谈判事宜。
当王朝即将覆灭，南宋皇族们放眼望去，才发现那些他们寄予厚望的权贵高官，却纷纷仓皇逃命；而那几个他们压根不当回事的低级官员，却始终坚守岗位，甚至不惜远道千里勤王。
那些当初共富贵的人，都逃跑了；剩下那些他们看不入眼的人，却选择了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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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史上，一共产生过600多位文状元，其中有45人由状元而官至宰相，即为状元宰相。在宋朝，状元宰相有北宋的蔡京，以及跟文天祥同时代的留梦炎。
眼下，状元宰相留梦炎已经弃官潜逃，另外一位宰相陈宜中，也撇下幼稚的小皇帝和老迈的太皇太后开溜了，剩下一个最后的烂摊子，等着赵家人自己收拾。
就在这个时候，文天祥挺身而出。
临安城的陷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身为元军统帅兼宰相的伯颜对此志在必得，可他没想到的是，那位在南宋危亡之际出任宰相的文天祥竟然敢跟他抗争辩论。恼怒之中，伯颜命令将文天祥拘押起来。被拘押的这一天，是德祐二年（1276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
11天后，二月初五日，已经走投无路的南宋小朝廷，最终在临安向元军投降。
与149年前经历靖康之耻（1127年）灭亡的北宋一样，南宋，也已接近穷途末路。眼看大厦将倾，可仍有人在力撑危局。
为了拱卫赵宋帝国最后的血脉，协助名将李庭芝一起抗击元兵的进士陆秀夫，在南宋朝廷于临安投降元朝之前，秘密护送着赵宋皇族最后的血脉：七岁的赵昰和五岁的赵昺，出走福州。
临安之降后三个月，1276年五月，陆秀夫和赶来护驾的张世杰一起，在福州拥立赵昰登基，是为宋端宗。此后，被元军押解北上的文天祥，也在途中逃脱南下，历经九死一生辗转来到福州，并被任命为右丞相知枢密院事。
尽管叛降元朝的文臣武将众多，但在南宋最后的末日，仍然有人在用卑微却高贵的生命，誓死捍卫着这个他们热爱的祖国：从坚守淮东的姜才、李庭芝到坚守重庆的张钰，以及团结在福州小朝廷周围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这些散落在国家各个角落，仍然在坚持战斗的文臣武将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他们早已决定，要用自己的鲜血，为大宋谱写出最后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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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许多事，其实并非看不透，也不是愚忠，而是那些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不允许我们背叛心中的信念和良知。
与甘心投降的留梦炎等人相比，在南宋大厦将倾时，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等许多“不识相”的痴情男儿，却仍在为这个国家奔走呼吁、奋力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与当初在江西赣州组织兵马勤王一样，从元兵手中逃脱的文天祥再次出发，从1276年七月到1278年十一月，他先后组织义兵，一度收复了被元兵占领的江西赣州、吉州、徇州等地，然而在永丰，他再次遭遇败绩，“妻妾子女”都被元兵俘虏；而在进军广东潮州的过程中，他的军队又开始流行瘟疫，并夺走了他剩下的唯一的儿子。
他已然一无所有，却仍然在坚持战斗。
他率领着最后的残兵一路转战，最终在退到广东海丰时，被元将张弘范的部队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的文天祥最终被捕，仓促之中，他吞下脑子（龙脑）试图自杀，没想到自杀失败。
这是他第一次自杀。
元将张弘范要他跪拜，他坚持不拜，张弘范又要求他写信劝降陆秀夫和张世杰等人，没想到文天祥却说：“我无法保卫自己的父母，又怎么可能教别人背叛自己的父母？”他宁死不降，在被元军押解前往追击宋军时，他写下了千古闻名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广东崖山，南宋的最后一战也最终到来。
1278年，年仅九岁的赵昰在流亡的途中病逝，随后陆秀夫和张世杰又拥立七岁的赵昺为帝继续抗战。不久，1279年二月，陆秀夫和张世杰率领着残余的十多万南宋军民，与元兵展开了最后的战斗。
宋军最终惨败。面对重重包围的元兵，不愿屈服投降的陆秀夫，毅然决然背着八岁的宋帝昺投海自尽。在得知陆秀夫和宋帝昺跳海自尽的消息后，张世杰仰天长啸、泪流满面地说：“我为赵氏尽心尽力，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亡矣，不知天意为何？”最终在飓风中，张世杰也跳入滚滚波涛之中，追随那个他为之奉献所有的王朝而去。
在整个崖山之战中，南宋最后残存的十多万军民，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不甘受辱投海自尽，至此，南宋彻底毁灭于崖山的怒海波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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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被扣押在元兵船中的文天祥，全程见证了崖山之战的惨烈。南宋灭亡后，张弘范在广东崖山刻上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的碑文，并让人再次押来文天祥，引诱他说：“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丞相您对宋朝的忠孝已经倾尽全力了。如果你能用对待宋朝的忠心，来对待当今的圣上（忽必烈），那么一定还可以当上宰相！”
对此文天祥泪流满面地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又怎么能够背叛国家，不与之同生共死呢？”一席话，说得张弘范也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命人护送文天祥北上大都（北京）呈见忽必烈。
文天祥再次自杀求死，在路途中，他绝食八日，没想到仍然不死，于是他放弃绝食，决定与元朝人周旋到底，最终以求一死，为大宋殉葬。
许多年后，常常有人说，文天祥为何不再次自杀？其实，一求速死固然痛快，但这种把牢底坐穿，始终坚贞如一的信念，却比“引刀成一快”来得更为艰难，所以这也是选择将牢底坐穿的甘地、曼德拉等人的伟大之处，而在世界范围里，文天祥，是比他们更为古老的精神典范。
在元大都，忽必烈让九岁的宋恭帝赵㬎（xiǎn）出面劝降文天祥，当看到宋恭帝一身蒙古人装扮出现在牢狱中时，文天祥立马跪在宋恭帝前泪流满面，他说：“臣不能保大宋，致使陛下有今日，深愧。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当时宋恭帝已经懂事，在文天祥面前也痛哭失声。
在牢狱中，元朝人又将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和两个女儿柳娘、环娘罚没为奴，并且让他的女儿柳娘写信给他，并提示他说，只要他愿意投降，他的家人马上可以恢复自由身，他本人也可享受荣华富贵，但文天祥执意不肯，在回复自己女儿的信中，文天祥写道：“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为了逼迫文天祥投降，慑服亡宋子民，元朝宰相孛罗甚至亲自提审文天祥，文天祥坚持不肯下跪，强硬地说：“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
对此，已经投降元朝的王积翁等人上书忽必烈请示说，文天祥坚持不降，或者就将他释放做道士好了，但同样为宋朝状元宰相出身的留梦炎却强烈反对，留梦炎说：“文天祥如果被释放，复出号召江南，那我们这些投降的人，将置于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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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78年被俘，到1279年目睹崖山之战南宋的毁灭，中间两次自杀，始终坚持不屈的文天祥，最终在被关押四年后的1283年，迎来了忽必烈的再次提审。当时，忽必烈仍然重视这位南宋的状元宰相，便问他说：“你有什么愿望？”
文天祥显得非常淡然，只是说：“我文天祥受大宋的恩惠，官为宰相，安能投降二主？”文天祥说：“愿赐一死足矣！”
最终，他被引出就刑。临刑前，他特地要求，向着南方故国、大宋的方向跪拜，然后大声地对围观的元朝官吏士卒说：
“吾事毕矣！”
最终，他从容就义。
他死后几天，妻子欧阳氏为他收尸，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他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对此，近代史学家蔡东藩评价说：正如诸葛亮明知不可为，却仍然坚持北伐一样，文天祥等人明知南宋大势已去，却仍然坚持救亡图存，“六合全覆而争之一隅，城守不能而争之海岛，明知无益事，翻作有情痴”。
因为即使明知失败，败，也要败得忠肝义胆、轰轰烈烈，对不对？
张居正：如果没有他，大明早就亡了
当奉圣旨查抄江陵张府的“专案组”打开大门时，一幕人间惨剧呈现在世人面前：张家老小妇孺有17人饿死在府里，有的尸体已被饿红了眼的家犬吞噬殆尽。
十几天前，“专案组”从京城出发时，先行命令当地政府封闭了张府所有出入口。张家大小数十口人来不及退出，被锁在了门内。有些人活活饿死，惨不忍睹。
“专案组”简单处理了现场，开始抄家。张居正的几个儿子被分头提审，接受各种严刑拷打。大儿子张敬修经受不住暴力与羞辱，悬梁自尽，死前，咬破手指头在衣服上写下血书，为父亲的清白抗辩。
此时，张居正已经死去两年。从天堂到地狱，却只需皇帝的一个决定。
万历皇帝——那个曾经对张先生毕恭毕敬、又怕又爱的年轻人，数次向张先生许诺，会替他看顾好他的子孙。
原来就是这样的“看顾”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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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于自己的急流勇退有过认真的打算。
万历八年（1580年）二月，他向18岁的皇帝上疏，请求退休。他在疏中回顾说，当首辅九个年头来，直面闲言恶语，每天辛苦劳瘁，不敢有任何推脱避让，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为了“图报国恩”报答先帝当年托孤的信任和礼遇。
张居正对权力及其风险的认知，极其清醒。他在疏中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
权位不可以贪恋，熟稔本朝内阁斗争史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他只是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皇帝赋予的权位还给皇帝。此次上疏请求退休，他认为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客观上，经过八年的改革，人事、经济、边防等国家要务较之前大有起色，基本进入正轨。而且皇帝已经成年大婚，实现“亲政”是必然的。主观上，张居正说自己56岁了，须发变白，血气早衰，怕身体条件不允许他继续干下去。
根据笔者的理解，张居正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实际上是为了说服皇帝的一个借口。万历在情感上应该有同意张先生退休的想法，但他的母亲李太后很快制止了他这种念头。李太后说，张先生要辅佐你到30岁才行。
照太后的意思，张居正还要干12年，到68岁退休，身体也没问题。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说，张居正归政乞休是一种谋定而动的办法。明代的内阁，自张居正以上，从夏言到严嵩，再到徐阶、高拱，凡是掌握过国家大权的最后都付出了最大的代价。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张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道路。
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小看了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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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绝非平庸之辈。他的字典里，绝对找不到“明哲保身”这个词。
官场险恶，不在他考量进退的范畴之内。在他30岁的时候，严嵩当权，他人微言轻，没有干预政局的能量，于是决定离开官场。他以养病为由向吏部请假，回到老家江陵，一住就是三年。对他来说，这不是归隐或逃避，而是对抗污浊政局的表达方式，抒发怀才不遇的表白方式。
在那段闲居的日子，他写过两句诗：“江湖此日空愁病，独望宸居思渺然。”
宸居，是皇帝的住所，代指权力中心。可以看出，年轻的张居正其实人在江湖，心在庙堂。他心心念念的，从来不是隐居退避，而是寻找机会复出，实现匡时救国的抱负。
当内阁混斗，自己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之时，他给自己写过一句从政格言：“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同样意思的话，他还说过很多：“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明朝政坛从不缺乏清流，他们以道德洁癖相标榜，以洁身自好相砥砺。这样的人，如果不进入官场，留在社会上批判当局，监督权力，淳化风俗，不失为一种有感召力的精英模范。然而，这样的人，偏偏扎堆官场，变成了一群满口仁义道德、无裨社稷民生的庸官。用今天的话说，清流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爱惜个人羽毛，甚于天下苍生死活。
任何一个实干的政治家，最痛恨的人正是政坛上的清流。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的用人标准总结起来就只有一条：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循吏，指的是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毁誉，只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官员。张居正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3
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
这些道德瑕疵，充满了张居正仕途上升的整个过程。
在隆庆、万历政权交替之时，他坚定地与秉笔太监冯保结成同盟，假装站队支持首辅高拱打击冯保，结果，以出其不意的反转，排挤掉了高拱，自己上位。在高拱去职后，仍然想通过制造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置其于死地。
而在表面上，当皇帝颁旨免掉高拱的首辅职位时，张居正声情并茂地上疏，为高拱求情。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后来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
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清算张居正的导火索。
实际上，哪怕在张居正推进改革最有实绩，力挽本朝危局最得力，权力把控最给力的时候，针对他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这些攻击来自他的政敌、清流派，以及被改革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深知张居正的改革成绩斐然，无可指摘，所以只能试探性地在他的道德上做文章，以此离间他与皇帝的亲密关系。
这波道德攻击，声势最大的一次出现在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
当时，张居正父亲逝世的丧报传到京城，给张居正出了个大难题。按照规定，张居正应该离职回家守制27个月。此时，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朝廷上下都离不开总设计师把舵。张居正一走，整个帝国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强者，可以继续推进改革。
万历皇帝还未成年，对张先生的依赖性正是最强烈的时候，于是下旨“夺情”，要求张居正留任。
根据惯例，张居正需要三次恳请皇帝放他回乡尽孝思，皇帝也连下三旨加以慰留。在给皇帝的疏中，张居正一再强调这个事情“非常理所能拘”，暴露了他不想在此时回乡守制的真实想法。这为攻击者提供了最大的把柄。
舆情汹汹，弹劾张居正的人结队而来。在皇帝的支持下，弹劾者均受到了廷杖、流放等处置。张居正铁石心肠地留了下来，没有退让。事关改革成败，他从未畏惧清议，也从未畏惧权斗。可以说赢得很漂亮。
4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任何时代，在染缸里做大事的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给自己先染上颜色。干干净净的人，只会站在染缸外指指点点，还生怕被溅到了，绝不可能在染缸里做成大事。张居正的悲剧，说白了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文化特性的悲剧。
张居正的“死党”冯保，并非善类，至少在以权谋私这一点上相当在行。张居正为了换取他对改革事业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他的贪污行径。当冯保利用贪贿之财营建生圹的时候，张居正应邀为其预撰“墓志铭”，为他高唱赞歌。在张居正笔下，冯保被塑造成一个清廉守法且有所作为的宦官政治家。
身处染缸之中，张居正自己也越染越深。
他曾给一个地方大吏写过信，解释他为什么拒收贿赂。他说，这么贵重的礼品，无一不是从百姓身上盘剥来的，我要是昧着良心收了这些礼品，那就是“以肉驱蝇，蝇愈至”。他还曾拒绝过名将李成梁的行贿，说你有血战之功，我要收了，对得起开国皇帝吗？总体而言，张居正虽然在作风和私生活上饱受诟病，但他的底线意识还是很清晰的。他说过，做官做到这个位置，不用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
张居正死后，在反攻倒算的浪潮中，很多落井下石的揭发文字四处流传。这些为了证明他是罪臣的文字，极尽诋毁之能事，把他写成乘坐32人豪华大轿回乡葬父的暴发户，把他写成四处收受海狗鞭以满足壮阳需求的淫相，真是够了。如果罗织罪状，只要想象力就可以，那还要证据干什么？
张居正的财富来源，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来自皇帝和太后的赏赐。据统计，张居正当首辅期间，接受赏赐达208次，赏银一次最多一千两，少的也有数十两，赏物则从彩缎、蟒衣到玉带、貂鼠皮等等，应有尽有。
最大的赏赐，给了他的儿子，一个被赐为状元，一个被赐为榜眼。万历皇帝对他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先生的功劳唱不完，照顾一下你的子孙，也是理所应当的。
张居正的堕落其实就表现在这里。他是有资格教导皇帝的帝师，他也正在带头推进国家的改革事业，而他面对皇帝和太后的功名利禄诱惑，明知破坏了规矩，糟蹋了科举的公平本质，他仍然得意扬扬地接受了。
朱东润以同情又带批评的笔调，对张居正做了这样的评价：“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他固然不是禽兽，但也志不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的）人物。”
5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的改革。
皇帝和太后对他的信任、恩眷，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国家到了离不开张居正的程度，在他被恩准短暂还乡葬父的过程中，朝廷大事的定夺还要快马加鞭送到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内阁制度名存实亡，国家的命运系于张居正一人。
在江陵期间，最高峰的时候，张居正一天之内收到皇帝的三道诏书，地方官拍马屁，要为他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张居正拒绝了，颇有忧虑地说，自己现在是骑虎难下之势。
“骑虎之势”，意味深长，说明他已经感觉到危机的逼近了。
从万历五年顶着舆论压力不肯离职丁忧，到万历八年突然以年老精力不济请求退休，三年之间，张居正对权位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然而，这个转变恰恰可以证明，张居正不是贪恋权柄之人。他也有深刻的危机感，知道身在高位，难得善终。所以他的进退之间，是以改革事业为参照的。在那三年里，他注重的考成法、一条鞭法，以及南倭北虏问题，有的已解决，有的初见成效。
乞休而退，正是时候。他自己估计也想不到，万历皇帝和李太后不放人，还要他辅佐到皇帝三十而立。
老天最终以最粗暴的方式，及时制止了这项漫长的计划。
第二年，万历九年（1581年）五月，张居正病倒了。病情来势汹汹，但无论张居正如何乞求，皇帝就是不放他退休。
在张居正去世前九天，皇帝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明朝200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项荣誉。但疾病很快夺去他的生命，他无法，也不想利用这项新的荣誉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走完一生。
6
当皇帝意识到“张先生终究是会死的”之时，针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已经开始了。年轻的皇帝从一开始的顾念旧情，到后来的逆反报复，用了两年时间，清算了张先生在他少年时期刻下的印记。
张居正被定的罪名很多，但说起来就一条：威权震主。
也只有这一条，才能戳到皇权的核心与痛处。尽管张居正得意之时也不忘小心谨慎，但只要皇帝听信了流言，就会把当年对他的隆遇与慰留，当作是被张居正情感洗脑的结果，通通不认账。
万历皇帝的最后一丝皇恩，体现在顾念张居正效劳多年，恩准免于开棺戮尸的说辞里。
政治何其冰冷无情！22岁的万历皇帝已经“出师”了。
悲剧的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张居正当国十年的家底，只够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糟蹋半个世纪。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亡前四年，张居正家族才获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国破家亡，崇祯皇帝无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世间已无张居正。只有庸人还在指摘张居正的道德瑕疵。
最后，谨以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送给那些诋毁张居正的人：“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最后一夜：大明第一家族覆灭史
1
1644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夜晚，这是大明王朝灭亡前的最后一夜，同时也是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1644年）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
这天晚上大概九点来钟，已经做了17年皇帝（1628—1644年）的崇祯，将自己的三个孩子：16岁的太子朱慈烺、13岁的永王朱慈照、9岁的定王朱慈炯叫到自己跟前，他想着要见孩子们最后一面。
可看到三个皇子仍然穿着光鲜的冠带袍服出现在他眼前时，崇祯心里猛地一惊，因为就在当天夜晚，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了北京外城，并正在朝着北京内城和紫禁城快速推进。就像天底下所有充满爱的父亲一样，崇祯又是吃惊、又是责备地对孩子们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穿成这样？赶紧换衣服！”
说完，这位34岁的父亲、大明朝的皇帝亲自动手，帮着给三个孩子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然后给他们一一系好腰带，他语带凄楚地说：“今天你们还是皇帝的儿子，明天可就是老百姓了……在这种乱世里，要隐姓埋名，看见老人家要叫老翁；看见年轻一点的长辈，要叫伯伯或者叔叔！”
他接着嘱咐说：“社稷倾覆，使天地、祖宗震怒，这些都是你们父亲的罪责。但是朕也已经是竭尽心力了，怎奈文武各个大臣，各为私心，不肯先国后家，以致国家败坏如此。如今，没必要再问祸福与否，只是合理去做就行了。朕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2
看着眼前的三个孩子，周皇后在一边也是悲痛欲绝。尽管已经到了国家和人生的穷途末路，但是崇祯和周皇后这对夫妻，却仍然在尽着作为皇帝和皇后最后的职责。
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天，在获悉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攻进北京外城后，33岁的周皇后“持节”，绕着整个紫禁城，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挨个宫殿、挨个宫殿地劝告，对在惶恐中不知如何是好的宫人和太监们说：“天灾已降，大祸临头，你们有门路的，快点逃生去吧！”
担心有的宫人仍然迟疑不肯离去，尽职的周皇后，整整绕着紫禁城走了两圈，到处劝告宫人们快点逃命离开，或许在她看来，作为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她要用生命，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周皇后，原本出身贫寒人家。15岁那年，她嫁给了当时还是信王的朱由检。1627年，信王朱由检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驾崩，临死前，朱由校嘱咐由弟弟、信王继承皇位。
当时，魏忠贤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由于担心丈夫入宫遇害，周皇后亲自下厨给信王朱由检做干粮，以防止别人下毒。在跟丈夫从信王到皇帝的18年婚姻岁月中，她勤勤恳恳、处事谨慎，时时为崇祯着想，做到了母仪风范。
李自成兵临城下，危急之际，周皇后有心劝崇祯南迁避难，但又不便直说，于是周皇后便跟崇祯说：“我在南方有个家。”
向来严禁后宫干政的崇祯，立马追问她是什么意思，周皇后也不敢再说什么。
结婚18年，周皇后给崇祯生下了三个儿子：分别是太子朱慈烺、怀王朱慈烜（早夭），以及定王朱慈炯。眼下，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以及田贵妃所生的儿子永王朱慈照，周皇后泪如雨下。
临死前，她含着眼泪对崇祯说：“我侍奉皇帝18年了，你从来不肯听别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
崇祯默然无语。
说完这些话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崇祯黯然，默默走开。
3
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夜，他在紫禁城中，大开杀戒。
眼下，大明朝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在绝望中，崇祯提着剑，来到袁贵妃的住处。
在和袁贵妃同饮几杯绝命酒后，崇祯命令袁贵妃上吊自杀，袁贵妃只好应命上吊，没想到绳子断了，袁贵妃倒落在地，站起来后，她开始逃跑，崇祯追了上去，一剑刺在了袁贵妃肩上。
随后，崇祯又挥剑，刺伤了几位妃嫔。在他看来，国家要亡了，作为他的女人，为了保全名节，可不能落在逆贼们手中。紧接着，他又来到了寿宁宫，在这里，他见到了15岁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当时，长平公主拉着崇祯的衣襟痛哭。崇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孩子，你怎么就偏偏生在我们帝王家呢！”
然后，崇祯用左袖掩着脸，右手挥剑想杀死女儿，可砍偏了，他只砍下了长平公主的左臂，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女儿，崇祯浑身颤抖得厉害，再也下不了手了。他转身离开，在昭仁殿，他又亲自动手，将自己年仅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杀死了。
尽管生命已到了最后的时刻，但他仍然涌动着求生的欲望。
在杀死女儿昭仁公主后，崇祯让宦官王承恩坐在他的面前，陪他一起喝了几杯酒。半夜三更时分，他让人给他换上便服，然后带着几十个宦官一起出到朝阳门，假称说是王太监奉命要出城。
此时，北京城内早已乱成一片，守城的人要求必须等到天亮才能出城，崇祯手下的太监们开始群起夺门，守门部队以为发生了内乱，于是开炮还击，由于人少，崇祯只能退了回来。
这时，崇祯猛然想起来，朝阳门是成国公朱纯臣负责守卫的防区，于是崇祯带着一帮太监，绕路到了朱家，想请朱纯臣开门放行，结果朱家看门的人回答说：“成国公赴宴去了。”是的，在这北京即将城破、大明即将亡国的前一夜，担有京师守卫重任的成国公朱纯臣，“赴宴”吃饭去了。
本来想做困兽一斗、最后突围的崇祯，于是只能又跑到安定门，想夺门而出，结果才发现门闸太结实了，根本打不开。
天已放亮，突围却仍然无望。折腾了一整夜，他累了，他放弃了。
这是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清晨，大明即将亡国的当天。
崇祯转身返回紫禁城中，在前殿，他命令内官们敲钟召集百官，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前殿却始终空荡荡：臣子们，没有一人前来。
4
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也攻破了北京内城，并迎着黎明的清辉，开始向紫禁城迅速挺进。
仓皇之中，崇祯带着太监王承恩跑到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煤山）寿皇亭，由于跑得太急，他左脚的鞋子也跑丢了。此时，他不知道是否还会再次想起，皇兄明熹宗朱由校临死前对他的期望和嘱咐：“吾弟，当为尧舜！”
眼下，他仓皇辞庙。万岁山寿皇亭这里，曾经是他号令、操练大内士兵的地方，但眼下，他狼狈至此，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在一棵树下，他最终选择了上吊自尽，和自己18年的帝王生涯，和34岁的生命说了再见。
陪伴他的，是太监王承恩。在崇祯死后，王承恩也以自杀的方式，选择了为崇祯殉死。
这位最后殉葬者，是一个让大明朝的皇帝们又爱又恨的太监。
他死后，人们在崇祯身上，发现了他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至死，他都不忘了埋怨臣子们误国，此前刚愎自用的他曾跟太监说：“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然而对于北京城内的黎民百姓，他却表达了深刻的同情，并在遗书中恳求李自成不要屠城报复，希望他能给老百姓们一条活路。
5
崇祯死后整整两天，正为到处找不到崇祯发愁的李自成，才终于得到确切消息：崇祯，死了。
李自成随后下令，将崇祯的尸体从万岁山中抬出，停放在北京东华门旁边。在李自成的指示下，崇祯和周皇后的尸体，才得以被装殓、放进了柳木棺材。
皇帝死了，除了太监王承恩，明朝工部尚书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40多人，也纷纷跟随崇祯皇帝一起自杀；但是对于这些“不识时务”的老臣，急着想要投靠大顺政权的人们，根本无暇理会。
就在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停灵期间，翰林院庶吉士周钟在经过灵柩时，直接策马而过，连去祭拜一下做做样子，都不愿意了。当初那些被崇祯提拔擢用的大臣，也纷纷跪在了紫禁城门外，一个个等待着新主子、大顺皇帝李自成的接见。
几乎没有人前往吊唁崇祯皇帝，反倒是一些过往的路人，纷纷觉得这位大明朝的末代皇帝，此刻是多么孤独和可怜。
昌平州官吏赵一桂在《状中州》中，讲述了他参与埋葬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经过。
赵一桂说，李自成虽然下令埋葬崇祯，但却完全没有拨给经费。
由于崇祯生前没有陵墓，在此情况下，赵一桂和士子、村民们一起好不容易凑了“三百四十千钱”，最后“督工四昼夜”，至农历1644年四月初四，在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半个月后，他们最终将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尸骨，草草葬入了当时已经先逝世的崇祯的爱妃——田贵妃墓中。
崇祯、周皇后、田贵妃，三个人被潦草合葬一处，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6
崇祯自尽后，他的儿女们，也饱经了颠沛和苦难。
当时兵荒马乱，为了保护崇祯皇帝的血脉，宦官们急忙将16岁的太子朱慈烺、9岁的定王朱慈炯，送到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侯周奎府外。然而，由于担心揽祸，周奎却将自己的两个亲外孙拒之门外。
崇祯走投无路的三个儿子，最终被宦官们一起献出，落入李自成之手。
李自成亲自审讯太子朱慈烺，并命令他下跪，没想到这位16岁的亡国太子却倔强地说：“我是绝对不会向你屈服的！”
李自成于是严厉叱问朱慈烺说：“你知道你家为什么失去天下吗？”
朱慈烺回答说：“我哪里知道！百官们自然很清楚。”他接着反过来问李自成说：“为什么不杀我？”
对这个问题，李自成也显示出了气量，他回答说：你本无罪之人，我不杀你！
于是，太子朱慈烺当即向李自成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是不可惊扰我祖宗陵墓；第二是礼葬我的父母；第三是不可杀我百姓。”
李自成一一答应，随后，崇祯三个儿子被收押监管。
然而，在1644年、农历四月底的山海关大战失败后，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照、定王朱慈炯在乱军之中全部失踪，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两个人，更是从此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云之中。
两年后，被斩断手臂后侥幸逃生的长平公主，最终在思念父母和故国的忧郁中病逝。她死后，在后世人的武侠小说中，她化身成为一个武功高强的独臂神尼，终生为反清复明的大业而不懈奋斗。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她只是一个17岁就芳华永逝的末代公主，褪去小说里高强武功的浪漫传奇，在真实的历史中，伴随她的，却是血腥和永恒的梦魇。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山海关大战后失踪的崇祯的儿子、永王朱慈照，最终在76岁时，被人发现举报后被捕，康熙于是下诏将朱慈照凌迟处死，朱慈照的几个儿子也全部被判斩立决。
至此，大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一家，最终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之中，一切归于尘埃，冷落无声。
最后一条硬汉：他死了，明朝才算亡了
张煌言（号苍水）最后一次回到家乡宁波，是以一名被俘罪犯的身份。父老乡亲听到消息，纷纷出城观看，希望目睹这名坚持抗清近20年的孤胆英雄最后的模样。
脑袋后面已经拖着长辫的民众，看见他头戴方巾，身穿葛布长衫，一身明朝衣冠，恍如隔世。大家不禁潸然泪下。
浙江提督张杰，此前为了抓捕张煌言费尽心机，此刻他在衙署里“接见”张煌言，第一句话就是“等你等得很久了”。张煌言神色从容，立马接话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从1645年参加浙东的抗清运动开始，近20年里，他从未怕过死，他一直在等待死亡，等一个恰当的时候。
现在，是时候了。
1
张煌言被捕，根子在五年前就埋下了。
那是1659年的夏天，他与郑成功联合北征，逆长江而上，一直打一直打，打下了芜湖。这是多年来张煌言数次攻打长江最大的一次胜利。他后来回忆这一仗的凶险，说是“两岸炮声如雷，弹如雨……骨飞而肉舞”。
血腥的场面，因为胜利，而被他写出了音乐般的欢快。
这一刻的张煌言，一度以为光复故国有望。临近的州府，一看他的势头，也纷纷改旗易帜，最高峰时，长江两岸有30余座城池处在他的掌控之下。
然而，胜利来得快，去得更快。张煌言的三千水军能够拿下这么多城池，得益于郑成功的主力部队在南京城外牵制住了清军主力。郑成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打下南京如囊中探物，因此迟迟不发兵攻城，一次次延误战机。等到清军援兵赶到，郑成功却打不过了，不得已仓促退兵。留下张煌言孤悬长江中游，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
此时清军重占长江，上下游音信断绝。张煌言请一僧人密藏书信，经小路急送郑成功大营，信中苦劝郑成功千万别撤退，天下事尚可图。信还未送到，郑成功已将沿岸数百里舟师以及驻军撤了，全军逃返福建。
深感绝望的张煌言在清军夹击下，退入崇山峻岭间打游击。经过残酷的搏斗，他的军队牺牲的牺牲，溃散的溃散，最终仅剩一个随从携印陪着他突围，在善良民众的掩护下，一路往东，徒步两千余里，退回了海上。
这次失败之后，张煌言再难发起有力的进攻。他的被捕，只是时间问题了。
2
不过，先于张煌言被抓的，是他的至亲。得知张煌言生还浙东的消息后，总督郎廷佐忍无可忍，派兵抄没了他在宁波的老家，拘禁了他的妻子董氏和唯一的儿子张万祺，企图用人质逼迫张煌言投降。
张煌言不为所动。十几年的抗清生涯，早练就了他的“铁石心肠”：至亲可以怀念，但不可以成为谈判的条件。
他的妻子董氏，知道自己嫁给一个英雄，知道聚少离多，但没想到会聚得这么少。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张煌言就离家抗清去了。直到三年后，他终于满身风尘出现在家门口。来不及诉说思念，丈夫就说他是来辞别的，钱塘江防线已破，他要随鲁王到海上征战了。
为了缓解妻子的不安，张煌言和董氏打了个赌：投掷骰子，让老天决定他是走是留。或许只有这样，也才能缓解张煌言的愧疚，是天意要他走的，不是他自己想走的。
总之，那天之后，他终生再未与妻儿见面。
1652年，他的父亲张圭章去世。
张煌言幼年丧母，少年时代就随父亲出外，他的人生观基本是父亲影响和塑造的结果。得知父亲离世的消息，他悲痛万分，但是，仍然没有回家奔丧。
张煌言被捕前两年，隐居在舟山附近一座荒岛上。一个部将要他纳妾，并把战死的将领陈木叔的女儿献给他，张煌言严词拒绝：“小姑娘是忠臣之后，怎么可以遭受如此对待？何况我的妻子为我身陷大牢，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她？”
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能做的就是独自面对漫漫长夜，以此弥补对妻子的亏欠。
清廷官员在与张煌言交战的近20年间，无数次对他进行诱降或劝降。但不难理解，一个抛妻弃子在所不惜的硬汉，又怎会对敌人许诺的荣华富贵动心呢？他对各种劝降信，都不屑一顾，回信也总说自己是“明室孤臣，有死无贰”。
但事实上，1644年清军入关时，25岁的张煌言仅是一个举人，而非明朝的官员。
明亡之后，一些士人精英选择了投奔新主，一些选择了抗争，一些选择了隐居。每个人都经受了生死的道德拷问，而张煌言则成了最有道德洁癖的那个人。他一定要选择抗清，不抗争就毋宁死。
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他如此孤高的道德感呢？
最根本的一点，是他在历史上找到了他的精神原型，一个他希望对标的灵魂偶像——文天祥。他后来的临难诗中，有这么两句：“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谢枋得（号叠山）当年未在元灭宋之日即死，尽管他在元朝建立之后不应征召绝食而死，张煌言也要拿他与文天祥（号文山）互较高下，叹其死得迟了。那些投降的，如留梦炎之流，更要被他骂祖宗十八代了。
一个清廷官员给他写信劝降，张煌言毫不客气地回信：“不孝未便以文文山自况，执事正不必以留梦炎辈自居耳！”意思是，我自己不方便说我想做文天祥，但你也不用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想做留梦炎吧？一句话，怼得这名劝降者羞愧不已。
南明先后存在好几个政权，但每个政权都藏污纳垢，内部争正统、争权力的劲头，比打清军大多了。各种互相出卖，内讧诋毁，投降变节，几乎每天都在轮番上演，底线越来越低。
张煌言与那些醉心利禄、腐败透顶的南明官吏有天壤之别，他纯粹得几乎完美，眼里只有忠义，没有其他。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完美的道德主义者，如果没有对于偶像的死心模仿，没有对于抗清的高度紧张，他一定会对他卖命的小朝廷感到崩溃的。
所以，张煌言的后半生，都在自我暗示中度过。他在给友人、给敌人、给自己的话语或诗歌中，无处不在强化一个感觉——我是文天祥。哪怕在最郁闷的日子里，他也会通过一次次的战斗，来转移他焦灼的心绪。
文天祥最后从容就义，实现了青史留名。张煌言肯定也会走上这条路，只是迟早的问题。
3
这一天，终于来了。
1661年至1662年，顺治、康熙两任皇帝接替的这两年间，南明反清阵营厄运连连：永历帝朱由榔被绞杀，郑成功在台湾去世，鲁王朱以海病逝……郑成功之子郑经全线撤退到台湾本岛，东南的抗清武装，仅张煌言一支独存。
清朝统治者不断调整对汉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汉化，举目望去，天下早已不是1645年的那个天下。心力交瘁的张煌言，抗争下去已无意义，他最终遣散了部队，仅留几个死忠在身边，避隐舟山一个海岛上。
从此时起，他已经预想了无数遍被捕就义的情景。
这一天，终于来了。两名伪装的僧人，抓到了出岛换米的随从，浙江提督张杰因而获悉张煌言藏身的小岛。
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二十日，趁着夜色，一队清军从山后突入张煌言的住处。当时去逮捕张煌言的一个士兵后来回忆说，张煌言的床下都是书，旁边有一副棺材，床头悬着一柄利剑，张煌言想去取剑，不幸被床帐绊倒了，所以来不及自杀。
三天后，他被带到宁波城，一生中最后一次返回故乡，以一个被俘罪犯的身份。
又十天，劝降失败的张杰，派人把张煌言押送杭州。在杭州的监狱内，张煌言绝食相抗，仍旧不降。后来体恤狱卒会被上头处罚，勉强以水果维持生命。
杭州市民跟追星一样，追到监狱里。他们买通狱卒，以一见张煌言为荣，或请张题诗留念，那些日子里，张煌言从一个带剑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写书法的囚徒，在监狱里恣情挥毫，忙得不亦乐乎。
写的什么？一张一张，写的都是文天祥《正气歌》！
九月初七，张煌言被押赴刑场，看到太阳照在凤凰山头，他吼了一声：好山色！
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随口吟出了早已打好腹稿的四句短诗：“我年适五九（指45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现场文书当即用笔记录了下来。
行刑的时刻到了。张煌言拒绝下跪，昂首挺胸，就义于刀下。对他而言，一个张煌言死了，又一个“文天祥”活了。
此前数日，他的妻儿，已在镇江被害。没有人告诉他这个悲伤的消息。
数年后，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史家，一字一字地写下：“煌言死而明亡。”
一个朝代，从它被宣布灭亡起，整整残喘了20年。张煌言，是这20年最后的孤胆英雄，最后那个坚毅而悲伤的句号。
中国最后的英雄皇帝：成也乾隆，败也乾隆
1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一月，44岁的乾隆皇帝做出了一个让满朝文武大臣错愕惊呆的决定——大清将在两个月后征发大军，进攻当时的中亚霸主：准噶尔汗国，以争夺新疆。
这是一个改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惊天决策。
这个决定来得如此突然，满朝文武大臣无不议论纷纷、急切上疏反对，因为就在23年前的雍正九年（1731年），清朝在和通泊之战惨败给了属于漠西蒙古部落的准噶尔大军，几万清军几乎全军覆没，这一惨败给大清王朝的震撼如此深刻，因此当乾隆皇帝提出，将在两个月内闪电出击准噶尔汗国时，文武大臣们的内心之焦虑可想而知。
大臣们的忧虑不无道理，从康熙大帝三次亲征准噶尔以来，历经雍正，如今再到乾隆，大清王朝前后三任皇帝与准噶尔汗国征战攻伐，互有胜负，而最近一次大战更是以清军的惨败告终，眼下乾隆决定猝然进兵，并且时机选在早春这一“天寒马瘦”时节，实在犯了兵家大忌。
但乾隆皇帝有他自己的考虑。
在乾隆看来，大清与准噶尔汗国争夺新疆和中亚，已历经数十年，至今胜负未分。尽管此前一次大战清军惨败，但历经23年的休养，大清王朝眼下兵强马盛，而此前一年的1753年，准噶尔汗国开始出现内讧，先是蒙古“三车凌”部来降；紧接着，1754年十一月，准噶尔内部的头领之一阿睦尔撒纳又率领两万军民来降，并且带来了准噶尔汗国的机密情报。
天赐良机，失不再来。
在此情况下，乾隆决定听取阿睦尔撒纳的建议，改变秋季用兵的传统，选在两个月后的春季，趁着准噶尔汗国也是“彼马不肥”且内乱交接的时机，出其不意地进行进攻。
果不其然，满朝文武几乎全部反对乾隆皇帝的决策，在此情况下，乾隆毅然决断说：“西师之役，在廷诸臣，皆有鉴于康熙、雍正年间，未获葳事，莫不畏难沮议。朕以达瓦齐（准噶尔汗国当时首领）篡夺频仍，诸部瓦解，接踵内屑，机有可乘，旦无以妄来者。爰命将兴师，分路致讨。斯时力排众议，竭尽心力。”
历史将证明，乾隆皇帝的乾纲独断，对中国的历史和版图，将产生何其重大且深刻的影响。
两个月后，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大清的雄师分兵两路进攻准噶尔，尽管战事历经反复，但两年后的1757年，大清最终彻底击败了准噶尔汗国，盘踞新疆和中亚近80年之久的准噶尔汗国最终土崩瓦解。此后清军又先后平定南疆区域的大小和卓叛乱，最终在耗时四年之久后，在1759年，彻底平定了整个新疆地区，将新疆正式纳入了大清的版图。
至此，历经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近百年努力，在乾隆的力排众议和毅然决断下，新疆，终于被纳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版图之中。
2
乾隆，是一个矛盾且复杂的人物。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配得上“英雄”称号的皇帝：当满朝文武反对出兵时，他毅然决定出征新疆；当廓尔喀（尼泊尔）出兵入侵西藏，满朝文武又认为西藏“路途遥远、军行困难、粮饷不继、不能出兵征讨”时，他又毅然出兵稳住了西藏。
他一生自诩“十全武功”，其中既有平定新疆和西藏等丰功伟绩，也有侵扰缅甸和安南（越南）等劳民伤财的无聊战争。他自诩文雅，甚至专门为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在紫禁城中开辟专门的储藏间“三希堂”；他又主持编纂《四库全书》，为中华文化传续经典。并且，他还是一位勤奋的诗人：据统计，他个人仅仅可查的诗歌作品，就达到了42613首之多；而《全唐诗》所收集的整个唐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一共也不过48000多首诗。
但他又如此多面。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借编纂《四库全书》，下令毁掉他认为不利于清朝统治的“禁书”达3000多种、近七万部，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另外在乾隆朝，他还一手制造了130多起文字狱，所制造的冤案，比他此前中国历史上所有“文字狱”的总和，还要多一倍多。
乾隆掀起的文字狱，很多都是无厘头的、令人发指的冤案：其中杭州诗人卓长龄出了一本诗集《忆鸣诗集》，仅仅因为标题中的“鸣”与“明”谐音，乾隆就认为他借机怀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亲自指称卓氏一家“丧尽天良，灭绝天理”，并下令将已经去世的卓长龄“凌迟剁尸、枭首示众”，另外卓长龄在世的孙子等三人被斩首，妻儿子女全部被罚没为奴——仅仅因为一个谐音字，乾隆就将卓氏一家几乎斩尽杀绝。
他名义上自诩风雅，却将臣子一律当作狗奴才看待，即使是对他的近臣、大清才子纪晓岚，乾隆也是破口大骂，说：“我只不过是把你当妓女豢养，你哪来的狗胆，竟敢妄谈国事？！”
对于历经康雍乾三朝、且是雍正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张廷玉，雍正去世前，曾经以遗诏形式许诺，将张廷玉“配享太庙”；张廷玉退休前，就跟乾隆请示能否把雍正的许诺落实一下，没想到乾隆对于这位忠心耿耿、辅佐三朝皇帝的老臣也是震怒、破口大骂，说：“我只不过是把你当作毫无用处的老古董进行陈设罢了，你竟然还敢提先皇（雍正）的指示？”
如此种种都说明，乾隆从骨子里透露出的独裁、霸道和虚伪、狂妄、无礼。
他一生特别喜欢写诗，89岁而终，一生写诗至少达42613首，作为皇帝近臣的清代史学家赵翼曾经在《檐曝杂记》回忆说，万岁爷（乾隆）有一次上厕所，拉一泡屎的时间，乾隆就写出了四首诗。
尽管写诗超快，而且数量超多，但很遗憾，乾隆的诗却几乎没一首能脍炙人口，可能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诗歌质量太过平庸，所以乾隆身边专门养了一帮才子，例如沈德潜、汪由敦、刘统勋、刘纶等人一起帮他写诗、改诗。
对此，乾隆也不讳言，说很多他名义上的诗，其实都是“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
有一年冬天，乾隆跟大臣们在湖边游玩，刚好大雪飞舞，“天才纵横”的乾隆马上开口吟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然后，乾隆突然卡壳了，不知道怎么接下去，幸好，旁边的大才子沈德潜赶紧给乾隆下了个台阶说：“皇上这诗写得太好了，老臣斗胆，狗尾续貂一句——飞入梅花都不见”，一下子将诗的意境提升了一个档次，惹得乾隆连说“好好好！”
然而，沈德潜退休后，老来昏聩，竟然将自己给乾隆代笔写的诗歌，也编入了自己的文集之中，立马暴露了乾隆很多“写诗”的真相，名义上对此表示并不忌讳的乾隆，事后却大发雷霆，宣布将已经老死的沈德潜“封衔、仆碑、罢祠、磨平碑文”，对此，乾隆曾经恨恨地说：“朕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可谓耐人寻味。
3
乾隆一生身体康健，非常热爱骑马射箭和秋狝围猎等活动，长期跟随乾隆左右的名臣赵翼回忆说，乾隆箭术不错：“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辄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见者。”由于经常习武，他一生精力过人，很少生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朝鲜使者洪仁点觐见80岁的乾隆皇帝后，说他“尚如60余岁人，筋力则耳目聪明，步履便捷矣”。
年轻的时候，乾隆更是勤政：每天早上五点来钟就起床，天还没亮，他就已经开始在紫禁城办公处理政务，对此赵翼回忆说，他们十几个大臣每人每隔五六天，就轮一次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乾隆）日日如此”。
在乾隆的勤奋治理下，大清王朝也在乾隆时期达到了巅峰盛世，而当时的人口，更是从乾隆六年（1741年）的1.4亿人，增长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2.97亿人，与此前各个朝代做纵向比较，整个乾隆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口，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王朝史上的最高峰，堪称巅峰“盛世”。
然而从世界范围的横向比较而言，从1735年继位，到1796年退位，在在位的60年间，乾隆王朝表面上的兴盛发达，却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各国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正式成立；乾隆五十年（1785年），英国人瓦特改良并发明蒸汽机，使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掀起了工业革命的超级浪潮；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同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成立、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浪潮面前，仍然做着天国上朝美梦的乾隆，也迎来了大清朝的日趋衰落。
乾隆晚年时，朝政日趋紊乱：先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临清爆发王伦起义，打破了中原地区近百年无战争的和平局面；乾隆四十六年、四十八年（1781、1783年），甘肃发生了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年），贵州、湖南又相继爆发了苗民起义。
面对国家日趋风雨飘摇的形势，乾隆企图力挽狂澜，对此也将鄂善、富德、高恒、高朴等贪赃枉法的前朝老臣或是皇亲国戚，或处决、或关押、或遣戍，然而，对于和珅等公开贿赂贪污的大臣，他却始终包庇纵容。
当看到承平日久的满族人不断退化，甚至连骑马、射箭等基础都荒废训练时，乾隆也表现得非常忧虑，他说：“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无不留心学习。今国家升平日久，率多求安，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因循褚懦弱，竞与汉人无异，朕痛恨之。”
但那位曾经英明神武的乾隆大帝，终究还是老了。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86岁的乾隆皇帝宣布将皇位正式禅让给自己的儿子、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是为嘉庆皇帝，然而名义上虽然叫禅位，乾隆却仍然以太上皇的名义，训政了3年零3天，整个国家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仍然是他。
乾隆在1796年退位，当年白莲教起义正式爆发。有一次，嘉庆跟和珅一起觐见太上皇，没想到乾隆坐着闭着眼睛，好像已经睡着，但口里却念念有词，也不知道在念什么。
不久，乾隆突然睁开眼睛问了一句：“这些人叫什么名字？”嘉庆觉得很是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时和珅却应声说了一句：“高天德、苟文明（两人是当时白莲教起义的著名领袖）。”对此，嘉庆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便私下询问和珅说太上皇究竟在干什么，向来善于揣度乾隆心意的和珅，对此回答说：“上皇（乾隆）所诵为西域秘密咒。诵之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白莲教）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对也。”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英明大帝，眼下却对起义闹事的白莲教教众感到束手无措，而国家内部早已烽烟四起，使得乾隆皇帝心焦不已；对此，已经80多岁的乾隆皇帝毫无办法，只好寄希望于通过诅咒的形式，来让“匪徒”们都死光光。
4
大清风光正好，却也即将进入盛世穷途。
但他仍然抗拒。就在他禅位前两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公使马戛尔尼以向清廷“进贡”和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带着当时全世界最先进、武装有64门大炮的军舰“狮子号”，以及当时世界范围内最顶尖的军事、化学、医学、天文、历算、制图、航海专家和士兵等共800多人，以及600多箱礼物，专程来到北京觐见乾隆，希望与清朝展开通商谈判。
然而，对于马戛尔尼带来的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科技成就，和展示当时英国工业实力的仪器、机械和工业制品，乾隆却不屑一顾，并且非常鄙视，他还特地吩咐接待马戛尔尼一行的官员说，要装作“无意之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责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
在乾隆看来，马戛尔尼一行带来的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为优秀的专家和各项工业成就、科技制品，不过是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而英国人竟然敢来“炫耀”；但他所料想不到的是，吃了闭门羹的英国人，则将在此次中国之行47年后的1840年，通过一场鸦片战争，狠狠地教训大清王朝。
曾经英明神武的乾隆，老了，不要说看懂世界，甚至连过往国内他所蔑视的起义“匪徒”，也都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处理是好了。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1799年2月7日），89岁的乾隆大帝最终在紫禁城“龙驭上宾”，随手也带走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个号称巅峰的“盛世”。
只是这个“盛世”的尾声，却即将掀开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
紫禁城悬案：嘉庆帝遇刺之后
这天早上，陈德带着15岁的大儿子陈禄儿出门，说要给他重新找个雇主。
路上，陈德在一家酒铺要了半碗绍兴黄酒，喝完，不过瘾，再要了半碗木瓜酒，又喝完。随后领着儿子来到东华门——紫禁城东门。
似乎并未受到阻拦，他们轻轻松松进了皇家禁地。
陈德熟门熟路，混在人群中，绕到了神武门——紫禁城北门内。他拉着儿子躲到一处建筑后面，说：“我马上就要死了，你不要来认尸！”
陈禄儿惊呆了，惶恐地问为什么。
父亲陈德说，不要问了，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隔了没多久，陈禄儿望见一顶黄轿子抬了进来，父亲突然往前冲，手里拿着刀。
陈禄儿不知道父亲的刀从哪来的，更不知道轿子里坐的是谁。
1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
在神武门外换了轿子，即将进入顺贞门（御花园北门）时，一条大汉突然窜出，手持尖刃，直奔嘉庆的轿子。
守卫神武门、顺贞门之间的上百名侍卫，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毫无反应。
只有御前大臣绵恩、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等六人挺身而出，围住刺客。
此时，嘉庆已进入顺贞门内。在轿子里，他看不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但听得到嘈杂的搏斗声。
嘉庆差遣了一个太监，重新走到顺贞门外，去看看怎么回事儿。
刺客应该很强悍，以一敌六，凭一把随身小刀，竟然刺破了绵恩的褂袖，还在丹巴多尔济的身上扎了三刀。最后寡不敌众，力气用尽才被拿住了。
陈禄儿被人拥挤，摔倒在地，爬了起来，趁乱跑回住处。回去看到弟弟陈对儿在门前玩耍，就说：“别玩了，父亲出事了。”
2
紫禁城是帝后妃嫔的生活重地，也是国家中央机构所在地。尽管每天出入紫禁城的，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工匠厨役，人员繁杂，但按理说，事关国家的核心，禁卫应该是十分森严才对。
事实上，也是如此。
明清两代权力核心便在紫禁城。将近500年，把皇帝暴露在刺客的眼皮底下，使其几欲谋刺成功，这是头一遭。
此前，发生过两次突发事件，但谋刺对象、事件性质都不及这次严重。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闯入太子朱常洛的居所——慈庆宫，并打伤了守门太监。史上称为“梃击案”。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有个僧人手持腰刀，只身闯入东华门。值班护军数十人，竟被僧人的气势镇住，任其一路前行。直到协和门，几个护军才把僧人擒住。
惊魂甫定的嘉庆，肯定会想起这两起历史旧案。
3
刺客陈德落网后，嘉庆亲自指示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介入严审。
当天，就把陈德的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摸得差不多了。
陈德，47岁，北京人。其父母为镶黄旗人松年的家奴。陈德自幼与父母随主人一家迁往山东，成年后，基本上也是在富贵人家当差为生。
父母死后，陈德于乾隆末年带着老婆孩子回到北京，投靠亲戚，辗转在五户人家当差为奴。
干得最久的一户人家是在孟明家。陈德在孟家做厨子，做了五年。不幸，其妻突然病死，留下年逾80的瘫痪岳母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儿子。
日子艰难，陈德开始纵酒，在院子里歌唱哭笑。孟家担心陈德酒后闹事，索性把他辞掉了。
一家人生活没了着落。活着，对于中年男子陈德来说，除了痛苦，还是痛苦。
但对于行刺皇帝的动机，陈德的供词让审讯大臣和嘉庆都感到不合情理。
4
陈德坚持供称，行刺皇帝，系他一人所为。
为什么要行刺皇帝？
回答说，因生活走投无路，一家老少无可依靠，实在情急，要走死路。但转念一想，自寻短见，无人知道，岂不枉自死了？
想死，又想死得“轰轰烈烈”，引起社会轰动，陈德一下子就想到了皇帝。
但他辩解，他只是要“惊驾”，并无谋刺皇帝的意思。
他说，他当天看到皇帝的轿子，手持身佩小刀往前跑，原想犯了惊驾的罪，皇帝一定会当场下令，叫侍卫大臣们把他乱刀剁死，好让他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仅此而已。
嘉庆对陈德的供词表示严重怀疑。于是，下令加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
经过再次会审，陈德的供词仍与“昨日无异”。
5
然而，一个社会上的闲杂人等，怎么会对宫禁之内的路线如此熟悉，并自由出入呢？
在连日审讯陈德的同时，他的社会关系，包括雇佣过他的人，认识他的人，以及他的亲人，一切与他哪怕稍微有点交集的人，最少都被审问过一遍。
在提审内务府包衣达常索和太监杨进喜时，审讯人员找到了答案。
从乾隆六十年到嘉庆二年，陈德曾跟随达常索在内务府服役，经常给诚妃刘佳氏配送锅碗瓢盆、日常生活物件，因而得以出入宫禁，熟悉各门路线以及皇帝的护卫情况。这为陈德后来入宫行刺准备了条件。
案发后第四天，嘉庆又下令加派九卿科道会同审理。
此前经过轮番审讯，刑部官员还轮班“彻夜熬审”，上了一切刑讯逼供的手段，陈德就是嘴硬，仍然咬定“实在无人主使，实在供不出来”。
嘉庆不相信，一定要揪出幕后主使。所以两次加派部门、官员会审。
陈德始终供称，我就是要求死，所以被抓时逢人乱砍，并无别的意思。
最终，经受不住刑讯逼供，陈德又说，早在五六年前，他就做过自己身穿蟒袍的梦，为此他专门求过几次签，都说自己有富贵命，所以这几年经常胡思乱想。
这些供词表明，陈德已经神思恍惚，不正常了。
6
刑讯逼供至此，陈德从一个无端报复社会的底层人，变成了蓄谋已久想做皇帝的野心家。
这几天内，嘉庆也一直在衡量，怎样为这起引起轰动的行刺未遂案定性，才能取得最好的社会效果。
嘉庆最想知道的是，陈德行刺的背后，有没有指使者或者秘密社会组织。也就是说，嘉庆朝初期的两件大事，究竟与此案有没有瓜葛？
一是嘉庆亲政后，迅速扳倒了在乾隆朝权倾朝野的和珅。和珅党羽众多，据称嘉庆赐死和珅后，多次险遭暗算。陈德案发生前，社会上已有和珅党羽谋害皇帝的传言。那么，陈德是否也是他们派来的杀手呢？
二是从嘉庆初年起，清廷几乎动用了全国所能动用的兵力强势镇压白莲教起义。陈德案发生时，白莲教起义基本上被打得七零八落了。陈德行刺，是不是白莲教余党的报复呢？
但不管如何用刑，陈德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嘉庆认为，再审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反而会引起朝廷内外的猜疑、攻击，使得人心惶惶。
闰二月二十四日，陈德案发生后第五天。嘉庆最终颁发谕旨，停止刑讯陈德。
7
用不到五天的时间，就结束了一桩谋刺皇帝案的审讯侦查，表面看来，嘉庆未免太过草率了，但实际上，他已经过深思熟虑。
嘉庆帝在谕旨里说：陈德一案，诸大臣尽心尽力，穷究其主使、同谋及党羽，忠君为国，必应如此。但朕即位八年以来，仁政虽不多，却也从不妄行杀戮，朝野上下，都是朕的臣工及兄弟子侄，不忍心无端猜忌任何一人。
他给此案最终定性是，陈德行凶，有如狂犬伤人、鸱枭食母，不一定必有主使或同谋。
如果一味用刑逼供，陈德真的像疯狗一样随便说出几个人的名字，到底要不要追查下去呢？嘉庆说，真是这样的话，恐怕追究也不是，不追究也不是。
赶紧结束陈德案，让官员们尤其是此前被网开一面、不予追究的和珅余党们放心，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实际上，在嘉庆颁发这道谕旨之前，他已经接到密报，有人投了匿名信，举报笔帖式兴德保父子曾与陈德有密切往来，现在尚有陈德的同党在外勾结行事。
嘉庆密令官员两头追查，一边查兴德保父子是否与陈德案有牵连，另一边查匿名信是谁写的。
追查结果是，一个叫兆昌的人，因为与兴德保父子有私怨，挟仇诬陷。
阴险的兆昌未能得逞，自己反被处死。但人性的险恶，由此可见一斑。
8
而嘉庆最纠结的，其实还是紫禁城的护卫松懈问题。
陈德案发生时，在场100多名侍卫人员，竟然只有绵恩等六人奋力救驾，其余人员呆若木鸡，就像看戏的。
疲惫松懈，无责任心，无警戒意识，宫禁之内，皇帝身边的人，竟然顽劣至此！嘉庆感到十分后怕。
事发当天，他颁发谕旨，对绵恩等护驾有功的六人分别进行了奖赏。同时，以门禁废弛为由，对护军统领副都统、护军章京等一批人进行了降罚。
随后，他多次提及禁卫问题，并指出那些无动于衷的侍卫，实际上是没心没肺。
他在谕旨中说得很尖刻：“绵恩、拉旺多尔济等六人受恩固厚，然百余袖手旁观之人，竟无一受恩厚者乎？绵恩系朕之侄，拉旺多尔济系朕之额驸，固应休戚相关，朕怀深慰；然百余袖手旁观者，岂无朕之至亲，岂非世受国恩之臣仆乎？见此等事，尚如此漠不关心，安望其平日尽心国事耶？”
他最后说：“朕之所深惧者，在此而不在彼。”
意思是，让他最感害怕的，根本不是陈德案背后有无主使或同谋，而是松懈的禁卫、漠不关心皇帝安危的侍卫。这些才是陈德真正的“同谋”。
9
依照法律，陈德最后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一并绞决。其岳母年已80，免议。
陈德案，从事发到终结，不过五六天时间。
嘉庆本想以快刀斩乱麻，消弭这一恶性个案的影响，但各种传言以及后续事件，让他的这一意愿屡屡落空。
人们始终不相信一个寻死的人会想到去行刺皇帝，也不相信一个社会底层人这么容易就持刀站到了皇帝面前，更不相信一个打杂的厨子以一敌六竟然还没让大内侍卫占到太多的便宜。
于是，陈德在民间传说里，变成了武艺高强的刺客，勇猛逾常，能够横扫地上短柱，一脚扫去，12根柱子都拔起。他的口气也变得更大，面对王公大臣的审讯，他曾说，我的事如果成功了，你们现在坐的地方，就是我坐的。
嘉庆真是倒了血霉。陈德案发十年后，嘉庆十八年（1813年），林清领导的天理教教徒竟然攻入了紫禁城。
这些松散的天理教徒虽然最终落败，但紫禁城的神话再次被打破。
于是，人们又想起了陈德，附会说他是天理教徒，编派他当年的行刺，正是天理教的谋划。
总之，陈德成了民间反抗皇权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一个不怕死的英雄。
反倒是嘉庆最在意的那些东西，无论怎么申饬，怎么三令五申都管不好。
紫禁城的门禁松懈问题，看来也是清朝走向没落的一个表征。
陈德案发生40多年后，咸丰年间，京城里一个卖馒头的小贩，偶然在路上捡到一块出入紫禁城用的腰牌。凭着这块腰牌，小贩把馒头卖到皇宫里。两年多后，才被发现。
那时，清朝已经日薄西山。
“四亿人中，最苦的是皇上”
1
1908年11月14日，慈禧死亡前一天。
由于慈禧（1835—1908年）已进入病危状态，此时，负责礼仪、祭祀等事宜的大清国礼部尚书溥良跟一干王公大臣们一起，已经守候在慈禧下榻的紫禁城乐寿堂外几天几夜了。后来溥良跟他的子孙们回忆说：“大臣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
突然，乐寿堂里出来了一个太监，他手里端着一个盖碗，出于职责，溥良急忙拦住这位太监，责问这是什么东西，只听太监回答说：“这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光绪皇帝）的塌拉。”
塌拉，是满语酸奶的意思。
已经进入病危状态的慈禧，竟然还惦记着那个她恨之入骨、一度想废掉的光绪皇帝？而且要送他一碗酸奶喝？溥良心中疑惑，但也不好阻拦，只好继续在乐寿堂外等候慈禧的临终嘱咐。
溥良正在疑惑的时候，没过多久，1908年11月14日晚间6时30分左右，突然传来一个震惊紫禁城的消息，说这几天身体康健的光绪皇帝突然“驾崩”了。
溥良心中震骇。
而乐寿堂里，在听到光绪（1871—1908年）终于死掉的消息后，一直硬撑着的慈禧才终于在第二天，也就是1908年11月15日下午未时（下午1时至3时）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慈禧的死亡时间，距离光绪去世，还不到20个小时。
短短24小时之内，光绪皇帝和慈禧先后去世，对于这个清宫最高秘闻，溥良一直对子孙们口授相传。后来，溥良的曾孙、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引用溥良在家族内部的口授说：“这显然是一碗毒药。”
对于光绪之死，记录光绪帝生前生活起居的《清德宗实录》，完整记载了光绪帝在临死前几天的身体状况。根据皇帝实录，光绪皇帝直到临死前两天都身体康健，没有什么特别异常，一直到临死前一天，才突然在档案中被记了三个字“上不豫”。
没有什么特别问题，光绪为何会突然死亡？
2008年，就在光绪和慈禧死亡100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史学教授戴逸与13位专家领衔的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在聘请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联合对光绪皇帝的遗骸进行尸检后得出结论：“光绪帝系三氧化二砷，即砒霜中毒死亡。”
尽管后来有多位专家对光绪皇帝的尸检报告结论“砒霜中毒死亡”持怀疑态度，但尸检报告毫无疑问地指出，光绪帝的遗骨、头发，以及入殓衣物中检验出来的砷（砒霜），明显是光绪帝的“含毒尸体腐败后直接侵蚀遗留所致……并非来自环境污染”，因此，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明确指出，光绪帝就是死于“砒霜中毒”。
对于光绪帝的这种噩运，光绪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1840—1891年）或许早有预感。
1875年1月，就在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宣布选中皇室旁支、当时实际年龄只有三岁半的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继承大统时，出乎所有王公大臣们意料的是，载湉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不仅没有喜出望外，相反却“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随后，回到家中“身战心摇，如痴如梦”，经常告诫子孙“满招损、骄招祸”的奕譞，深感祸福未知，为了避免慈禧猜忌，奕譞向慈禧恳请免去自己的所有职务，以避嫌自保，在上奏慈禧的奏折中，奕譞说：“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留一庸钝无才之子。”
奕譞显然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作为新任皇帝的亲生父亲，对于志在“垂帘听政”控制朝政的慈禧来说，显然是个潜在的祸害，为求自保，奕譞很识相地跟慈禧请求了辞职回家养老。
只是奕譞能自保，却无法保住被命运冥冥之中选中的儿子载湉，即后来的光绪帝。
2
说起来，光绪与皇位，其实原本离得很远。
光绪的父亲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并非嫡长子；而奕譞本人又生有七个儿子，光绪（载湉）排行老二。在庞大复杂的皇族系统中，原本皇位是轮不到光绪的，但偏偏光绪的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叶赫那拉氏，也就是说，光绪是慈禧的亲外甥。
1875年，慈禧的独子同治皇帝因为天花发作致死（也有人怀疑是梅毒致死），由于咸丰皇帝膝下只有同治帝一个儿子存活，如今同治皇帝也死了，国家的嫡长制传承无法延续，在此情况下，独揽大权的慈禧为了保住皇权，决定肥水不流外人田，扶持自己的亲外甥载湉来当皇帝，消息一出，舆论大哗，因为清朝从道光—咸丰—同治一系的帝制传承中，载湉（光绪）只是皇族旁系子孙而已，但在独裁专断的慈禧倾力扶持下，事情，就这么定了。
1875年1月，实际年龄只有三岁半的载湉被从睡梦中叫醒，这个孩子根本不知道，他已经被命运之神选中，成了大清国的九五至尊，载湉起初拼命哭喊，后来在从醇亲王府进入紫禁城的路上，他哭得累了，睡着了，当他被接入养心殿后，人们揭开轿帘才发现，三岁半的小载湉在“舆中犹酣睡矣”。
离开亲生父母、搬入陌生的紫禁城后，由于环绕在身边的都是一些面容呆板的老太监，加上慈禧对还只是孩子的光绪动辄厉声训斥和“罚令长跪”，这就使得光绪逐渐形成了自卑、懦弱的性格，由于长期被训斥和罚跪，光绪明显缺乏自信，并患上了口吃的毛病。
曾经作为光绪皇帝英语老师的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回忆说：光绪帝“一至太后（慈禧）前，则立严肃，若甚惧其将死者然。有时似甚愚蒙”。
慈禧粗暴地禁止光绪跟亲生父母有任何联系，并“嘱咐那一班服侍他（光绪）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亲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慈禧）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对于这位从小就被养在深宫、永远失去父母关爱的光绪帝，看着光绪帝长大的老太监寇连材后来回忆说：“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光绪帝）。”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进宫后的孩童时代到成人后，光绪帝竟然长期处于吃不饱、吃不好的营养不良状态。
据《戊戌变法资料》记载，由于光绪帝每日的饭菜都是要提前几个小时做好，等到吃饭时，饭菜早已干冷变味，还是孩子的光绪想要叫人做个热菜，太监们就回答说必须要西后（慈禧）批准才行，不通情理的慈禧对此经常训斥光绪帝，说他有这么多菜吃，竟然还要加菜。
于是，经常吃不饱的小皇帝光绪，只能经常偷偷跑到太监房间去找吃的，信修明在《老太监回忆录》中写道，光绪帝“十岁上下，每至太监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之馍馍，已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
即使是在成年后，光绪也长期处于吃不饱的状态，曾在紫禁城担任护卫的苏勋丞就在《我所见到的慈禧和光绪》中回忆道：
光绪……那时约30多岁，中等身材，瘦长脸，面色苍白，体质羸弱。我们从未见他笑过。说实在的，他过的是囚犯生活，怎么能乐起来呀！慈禧每日三宴，每宴108样菜，光绪却没有这个排场。慈禧每餐拣自己不喜欢吃的三四样菜，命人给光绪送去，以示慈爱。有时，三四样菜要分三四次‘赏’，每送一次，光绪都得起立叩头谢恩，连一顿安生饭也吃不成。隆裕（皇后）是慈禧的亲侄女，她可以就着慈禧的桌子吃。我们那时都私下猜疑，光绪瘦弱，多半是差了点饭食。
对于自己的伙食，光绪也曾经提出想增添自己喜欢的饭菜，但就是这种细微的要求，慈禧也经常蛮横地加以拒绝，后来光绪便不再提起，所以终光绪一生，“吃不饱、吃不好”，竟然成了这位囚徒皇帝的真实写照。
3
由于缺乏母爱，日常生活也没有人关怀照料，这就使得作为“儿皇帝”的光绪长期处于忧郁状态，在此情况下，作为光绪皇帝老师、咸丰朝状元出身的翁同龢（1830—1904年）就成了光绪身边最为亲近的人。
由于老太监们经常仗着慈禧的威权欺负小皇帝，加上光绪长期处于吃不饱的状态，这就使得光绪经常血糖太低、体力不支，对此翁同龢总是出面与刁蛮的太监们反复理论，为光绪帝撑腰，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绪逐渐养成了对翁同龢形如父亲般的依恋。
光绪三年七月（1877年8月），翁同龢请假回乡处理家事，当两个月后翁同龢回到宫中时，六岁的小皇帝光绪流着眼泪，拉着47岁的老师翁同龢的手说：“吾思汝久矣！”
在状元帝师翁同龢的指导下，性格自卑内向的光绪帝开始勤学苦练，以致连慈禧都感慨地说：“（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在鸦片战争后清朝严峻的社会形势中，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日渐成长的光绪开始思考，他说：“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
光绪七年（1881年），原本与慈禧一起垂帘听政的慈安皇太后突然离奇暴毙，此后慈禧更加大权独揽，眼看光绪日渐成长，于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慈禧假装在太和殿举行仪式，允许光绪开始亲政，实则仍由慈禧独自把揽大权。
在此情况下，清朝朝廷内部逐渐形成了“帝党”与“后党”两股政治势力：“帝党”以光绪帝为首，主要成员为大学士兼帝师翁同龢、文廷式、张謇等人；“后党”则以慈禧为首，主要成员有大学士、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荣禄，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人。
与“后党”成员在慈禧撑腰下，普遍执掌军事、财政、行政大权相比，“帝党”成员显得形单影只、缺乏实权，但面对民族危亡和朝政危机，“帝党”成员大多挺身而出。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随后出兵朝鲜，鉴于“保朝鲜就是保大清”的战略高度，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力主与日本决一死战，而“后党”成员则主张应该将军费拿来庆祝慈禧太后的60大寿，并斥责“帝党”成员们要坏了皇太后的“好事”。
对此，军机大臣孙毓汶仗着慈禧的撑腰，甚至直接指斥光绪帝说，皇帝你这个小少年，就喜欢挑衅多事（原话是：“皇上为少年喜事者”）。
甲午战争落败后，1895年，希望少点事端、安度晚年的慈禧，最终逼迫光绪下令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随后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并赔偿军费两亿两白银。面对国家危亡形势，光绪帝在康有为等人建议下，最终决定进行维新变法。
面对百般阻挠变法的慈禧，光绪帝甚至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示意说：“太后若仍不给以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为防止光绪帝“谋变”，1898年9月21日，慈禧最终发动戊戌政变，并下令斩杀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还罢免了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职务，除了京师大学堂外，戊戌变法新政全部被废除。
戊戌政变当晚，慈禧直接指着光绪的鼻子骂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随后，光绪帝被轮流幽禁于中南海瀛台或颐和园玉澜堂。
4
戊戌政变的发生，也使得慈禧与光绪的“母子情谊”几近决裂。
看到光绪已经不听使唤，慈禧于是开始图谋废掉光绪、另立新帝。戊戌政变后两天，1898年9月23日，慈禧随即命令御医“捏造脉案”，放风说：“皇上病势沉重，恐致不起。”随后，慈禧又宣称“帝（光绪）久病不能君天下”，并密电南方各省的总督巡抚，表示将废掉光绪帝。
没想到的是，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竟然公开复电慈禧说：“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公开反对慈禧的“废帝”计划。
为了保护光绪帝，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则鼓动保皇党华侨们纷纷致电国内“请皇帝圣安”，各国驻清朝的使节也纷纷告诫清朝官员和慈禧说，不可危害光绪性命，如此，才使得光绪帝得以在戊戌变法后暂时逃过一劫。
为了废掉光绪，1899年，在后党亲信荣禄的建议下，慈禧最终决定，以为膝下无子的光绪立皇太子的名义，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皇储），并决定在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正月初一（1月31日）举行光绪帝让位典礼。
没想到的是，对于慈禧的这一“废帝”计划，在华列强竟然群起反对，由于担心慈禧的废帝复旧活动，使得清朝重新排斥外国势力，在华列强仍然倾向于支持光绪帝继续在位，并建立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因此，对于慈禧对外公布的“废帝”和新帝登基计划，在华列强一致抵制反对。同时，上海各界以绅商经元善为首，竟然联合了1231人公开上书反对，维新派蔡元培，以及海外的保皇党人，也号称联合数十万华侨发来电报，公开反对慈禧的“废帝”计划。
但在华列强和国内各界人士越是拥护光绪，慈禧就越觉得光绪是个威胁。
恰在此时，义和团势力在北京、天津一带也开始蓬勃兴起。由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大阿哥”溥儁遭遇洋人阻挠无法继位登基，因此对洋人恨之入骨的慈禧宠臣、端王载漪等人纷纷劝说慈禧，说应该借助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兵天将”们，来将国内的洋鬼子们赶出去。
为了撺掇慈禧下定与洋人开战的决心，端王载漪还让人制作了一份虚假的洋人照会，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第二，代收各省钱粮；第三，代掌天下兵权；第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当听到“勒令皇太后归政”的假条款后，一生视权力如性命的慈禧最终勃然大怒，并决定不惜与洋人“一战”，为此，慈禧还“义正辞严”地说：“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
慈禧还当场派出曾担任外国使节的许景澄，去向在华各国使节宣战，这时，作为傀儡、知道即将生灵涂炭的光绪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下来，他走到许景澄面前，拉着他的手说：“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许景澄不说话，只是默默流着眼泪，他看到光绪帝眼里也是满眶的泪水。
5
1900年6月21日，慈禧正式以光绪的名义向列强发出宣战书。但十万清军和无数宣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在两万八国联军的攻击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败下阵来，当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第二天，慈禧裹挟光绪帝仓皇西逃。
此前，慈禧为光绪选定有“一后二妃”，“一后”指的是由慈禧钦定的光绪皇后隆裕，而隆裕，是都统桂祥的女儿、慈禧的亲侄女，她和光绪也属于表亲关系；“二妃”指的是瑾妃和珍妃。
由于光绪与慈禧的矛盾，因此光绪帝对于慈禧指定的隆裕皇后并无好感，相反，光绪比较喜欢年轻活泼的珍妃。长期得不到光绪宠幸的隆裕皇后，也因此对珍妃由妒生恨，并不断在姑母慈禧面前告珍妃的状。
为了帮自己的侄女撑腰，同时对光绪和后宫诸妃“杀鸡儆猴”，慈禧下令将珍妃剥去衣服进行廷杖，对于清朝皇妃来说，这是闻所未闻的奇耻大辱。
对于光绪来说，在孤独、傀儡般的帝王生涯中，师傅翁同龢和珍妃是他生命中最为亲近的人，但戊戌变法期间，翁同龢被免职贬斥离京，珍妃也被慈禧下令软禁在紫禁城北三所的一个院落中，而光绪身边亲近的太监，也纷纷被慈禧下令“杖杀”或是流放，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身边已经再无亲近之人。
然而慈禧并不满足，就在1900年仓皇离京之际，慈禧甚至亲自带人，命令太监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毙，对于这段往事，慈禧的随伺宫女荣儿在回忆录《宫女谈往录》中，讲述了崔玉贵等人奉命杀害珍妃的过程：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老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
就这样，我（崔玉贵）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皇上！最后大声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作为皇帝，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在获悉珍妃为慈禧所害后，被慈禧裹挟西逃的光绪帝，精神也几近崩塌，当时协同西逃的宫女们回忆说，知晓珍妃死讯后，光绪眼神呆滞，一路上形同行尸走肉。
当时，由于出逃仓促，加上担心太过招摇引来八国联军追击，因此慈禧只带了数百随从出逃，逃亡到半路时，慈禧指着光绪鼻子痛骂说，多亏了忠心耿耿的太监们护卫，否则这次可是在劫难逃，慈禧还要光绪向太监们“行礼”，宫女们回忆说，作为皇帝，当时已经“形同死人、眼神空洞”的光绪，竟然真的向太监们作揖打拱起来。
大太监李莲英则用一种带着鄙夷的态度和语气对光绪说话，有一次，李莲英甚至直接呼叫光绪帝的名字“载湉”，私底下，李莲英甚至仗着慈禧的威权对别人说：“载湉不过是个形同虚设、五谷不分的呆子而已！”
6
但即使是遭受如此的痛苦和耻辱，光绪帝仍然不甘堕落。
在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西逃一年多后，1901年年底，慈禧裹挟光绪回到北京，此前，慈禧对负责与列强谈判的李鸿章指示说，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回到北京后，对于大清已处于亡国边缘的境遇，光绪帝心中也有着自己的认知。除了每天像傀儡一样跟随慈禧上朝外，在被幽禁于中南海瀛台的其他时间里，光绪帝每天能做的只有三件事：吃饭、读书跟睡觉。
根据清宫档案发现，就在“离奇暴毙”的半年前，光绪帝还向内务府开出了一个购书名单，这其中就有官印的《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宪政略论》，以及商务印书馆当时新印的各种书籍：《孟德斯鸠法意》《宪政论》《万国国力比较》《国债论》《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财政史》《经济通论》《日俄战纪》《最新战法学》《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万国舆图》《欧美政教纪原》等各种书籍。
尽管身为傀儡皇帝，但他仍然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改革大清国，因此即使在突然“暴毙”的半年前，他仍然发奋读书，没有自甘堕落。
光绪的英文老师德龄回忆说：
我每天早上碰见光绪皇帝，他常常趁我空闲的时候，问我些英文字。我很惊奇他知道的字这样多，我觉得他非常有趣，两眼奕奕有神。他实在是一个又聪明又有见识的人，他是一个出色的外交人才，有极丰富的脑力，可惜没有机会让他发挥他的才能。
他告诉我他书读的不多，但是他生来喜欢读书，他也很信任我，常常把他的困难和痛苦告诉我。我们常常谈到西方文明，我很惊异他对每一件事物都懂得那样透彻。他屡次告诉我他对自己国家的抱负，希望中国幸福。
就在光绪死亡前三年，1905年，德龄由于父亲病重要离开宫廷，临行前她与光绪帝告别，光绪用英语祝她幸福的同时，又充满遗憾地对德龄说：
我没有机会把我的意思宣布于外，或有所作为，所以外间都不大知道我，我不过是替人作（做）样子的。后来再有外人问你，只告诉他我现在所处地位实在的情形。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做）主，不能如我的志。
在对德龄说完这番话三年后，1908年，光绪最终在慈禧去世前一天，离奇暴毙。
对此，负责记载光绪帝生前生活起居、曾经担任光绪帝起居注官长达19年之久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慈禧临死前，“有谮上者，谓帝（光绪）闻太后（慈禧）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
随后，礼部尚书溥良在无意中，拦截看到了慈禧要太监传送给光绪帝的塌拉（酸奶），当天，光绪离奇暴死。
不知道他临死前，是否会想起南朝刘宋末代皇帝、宋顺帝刘准的话：“愿生生世世，永不再生帝王家！”
他没有机会了，大清国，也没有机会了。
晚清三个苦命的外交官：湖南人、广东人和浙江人
历史像一条河，决定流向的不是事实，而是事件。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派遣使馆翻译马嘉理，前往云南迎接从印度经缅甸来华的探路队。出发前，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精心为马嘉理准备了护照、各种公函。马嘉理一路获得云南官员的热情招待，可谓宾主尽欢。但随后马嘉理和他的几名中国随从被打死在云南边境，首级悬挂于城墙之上。
真相扑朔迷离，很快沿着两条解释路线发展：英国咬定清廷是幕后指使，清政府则认定马嘉理遭遇了盗匪劫杀。双方各执一端，事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件成为英国扩张在华利益的由头。
隔年，李鸿章奉命到山东烟台，与威妥玛进行谈判。这次谈判前后，有三个人物的命运发生转变，不管有无征兆。
一个是广东南海人张荫桓。他作为当地官员，协助李鸿章谈判，拒绝了英国人在烟台租界收码头捐的要求。李鸿章由此很欣赏他。另一个是湖南湘阴人郭嵩焘。双方经过交涉，清政府决定派遣钦差大臣，赴英国就马嘉理事件进行正式道歉。这项任务，最终交给了郭嵩焘。第三个人是浙江嘉兴人许景澄。郭嵩焘准备组建出洋团队，第一个就想到了许景澄，认为他是出使之才。许景澄最终没有接受郭嵩焘的邀请，继续在翰林院担任清官，但他对郭的知遇之情铭记于心。
史学家唐德刚讲晚清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形势比人强”。这三个人的命运，在晚清形势下将如何展开呢？
1
得知自己将要成为破天荒的首任驻外公使时，郭嵩焘已经年近六旬。这个年纪，很多人已经入土为安了，但郭嵩焘才迎来人生最大的转折。
郭嵩焘生于1818年，年少时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结识曾国藩、刘蓉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1837年，他考中举人那年，张荫桓出生。
此后的科举道路，郭嵩焘走得并不算顺利。1838年，北京会试，曾国藩考中进士，郭嵩焘名落孙山。
两年后，再次落榜比鸦片战争对郭嵩焘的震憾更大。失意之下，郭嵩焘去了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一下子跑到鸦片战争前线，他这才被战争震撼到，“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执着的郭嵩焘，终于在第五次赴京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这一年是1847年。他与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成为同榜进士。两人成了一生知己，无论别人怎么抨击郭嵩焘，李鸿章始终站在他这边。
在此两年前，1845年，许景澄出生了。
倒霉的郭嵩焘，正式踏入仕途不久，他的双亲就相继去世，他只能回乡居丧。没有人预料到，传统的丁忧制度不仅改变了个体，也将改变大历史。
2
形势比人强。当郭嵩焘在湘阴老家守丧时，他的同乡好友左宗棠也在乡居，而曾国藩亦因母丧在家丁忧。此时，太平天国运动由桂入湘，席卷而来。
郭嵩焘一家与左宗棠一起躲避战乱。危难之中，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在赶赴长沙途中，派人携带重金，力邀左宗棠出山守卫长沙。
向来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当时只想做名士，不肯出山。郭嵩焘极力苦劝，才说动了左宗棠。
左宗棠不负众望，经过两个月的苦战，最终解除了长沙城之围。左氏一生建功立业，由此发端。
曾国藩开始兴办团练，同样是郭嵩焘劝说的结果。他一个人劝不动，就发动曾父一起劝，要曾国藩把握住机会，实现报国理想与个人抱负。
此后三年，郭嵩焘随军行动，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幕僚。他曾受曾国藩派遣，四处筹饷，顺道去了趟上海。在上海，他拜会了英、法、葡等国的领事，并参观了洋行和火轮船。电光火花，终生难忘。
郭嵩焘与曾、左、李交情匪浅，在三人事业起步时都曾起过关键性作用。晚年闲居田园，郭嵩焘看到曾、左、李个个飞黄腾达，声名显赫，不无自豪地说，三位中兴元辅，“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而他自己，最后却成了时人眼中的“零余人”。时也命也，谁说得清？
1856年年末，郭嵩焘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得到咸丰帝数次召见。咸丰帝命他入值南书房，并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
这位皇帝看不到，郭嵩焘最终不以军务扬名，却因洋务而名谤天下。
大约在此前后两年，张荫桓参加了一次县试，没考上秀才，便决定从此不走科举道路。他被当作无恒心无毅力的反面典型，但家里人也看出他富有冒险精神。张荫桓从此埋头学习外语，研究洋务。
1858年，张荫桓21岁时，父亲给他捐钱买了个候补知县。在舅舅的引荐下，到了山东巡抚幕府中掌管文秘，很快就以识力过人、才大心细晋升为道员。
说回郭嵩焘。咸丰帝曾派郭嵩焘到天津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僧格林沁不仅对他十分冷淡，还在他赴山东整顿沿海税收问题时把他弹劾了一顿，这让郭嵩焘十分郁闷。郭嵩焘律己甚严，在山东查案不住公馆，不收礼品。但在关键时刻，僧格林沁的弹劾，迫使他离开山东，他只能悲叹功亏一篑，两个月来“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郁闷中，郭嵩焘告病回乡。
进退之间，自有坚守。郭嵩焘再次复出，是应李鸿章的推荐。这次，郭嵩焘干得不错，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第一次担任封疆大吏。
但郭嵩焘并不开心。他有官场洁癖，与两广总督瑞麟形同水火，督抚矛盾不可调和。加上这时期，多年好友左宗棠也与他在清剿太平军的军事部署、战功划分等问题上相互攻击，几乎反目。
早在郭嵩焘任翰林院编修时，左宗棠被人告状，命悬一线，郭嵩焘恳请大理寺卿潘祖荫出面营救，潘祖荫在奏折中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次，左宗棠担任钦差大臣，却给朝廷连上四封奏疏，批评广东军务失误，并归因于郭嵩焘“迹近负气”。左宗棠还暗示郭嵩焘有贪污行为，素来以廉洁自诩的郭嵩焘哪里受得了如此指控？
那时候，左宗棠屡立军功，是当朝红人。他的这波操作下来，郭嵩焘只得黯然离职。多年后，左宗棠病逝，郭嵩焘闻讯，挥笔写了一副挽联：“世须才，才亦须世；公负我，我不负公。”亲友们觉得太意气了，他才重新写了一副。这是后话。
1866年，郭嵩焘理想幻灭，回湖南教书，著书立说。这次蛰居，长达八年。在这八年中，政界翻天覆地，很多事已经跟郭嵩焘无关，但有些事值得记上一笔。
1867年至1870年，清廷向西方世界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但带队的是美国人蒲安臣。这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奇景。即便如此，使团出发前仍旧阻力重重，士林领袖、帝师倭仁说起西方文明：“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这代表了当时东方人普遍的傲慢与偏见。
不过，年轻一代开始崭露头角。许景澄少年家贫，却勤奋过人，始终没有中断学业，1868年考中进士，时年仅23岁，可谓少年成名，光耀门楣。同科状元是苏州人洪钧，日后亦驰骋于晚清外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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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闲八年后，重获启用担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看待世界的眼光已经远超同时代人。当时，政要掀起一场如何兴办洋务的大讨论。讨论范围基本围绕练兵、造船、筹饷等层面进行，丁日昌说，我们要建一支近代化海军，沿江沿海督抚大员纷纷点赞。
郭嵩焘却递交了一个立场不太一样的条陈：“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意思是，我们不仅要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还要从根本的制度层面看到西方的优点。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
这可惹毛了势力强大的保守派，从此以后，郭嵩焘因为洋务五次被人弹劾，他的思想问题始终是罪状之一。
日后的外交人才张荫桓和许景澄，此时并未达到前辈郭嵩焘的认识高度，但他们两个各有特点。
张荫桓在实践中操练与洋人打交道的技艺，得到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极力推举，说他“生长海隅，熟悉洋务”。
后来，在济南处理一起涉外纠纷时，张荫桓对态度倨傲的传教士拍案而起，指出美国无权在中国指指点点，还借美国总统加菲尔德被刺一事调侃，说你们连自己国内的刺客都搞不定，好意思到中国唧唧歪歪？
张荫桓因此被控告轻蔑无礼，清政府被迫妥协，将他调任到安徽平息争端。加上此前协助李鸿章对英谈判赢得赏识，张荫桓树立起了对付洋人有一套的口碑。
在翰林院清闲的日子里，许景澄不满足于做一个传统的翰林词臣。他恶补知识体系，靠勤奋读书为自己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有次，为了买一本介绍新疆的书，许景澄从微薄的薪俸中每月存一两吊钱，存了几个月才终于买到手。这时，他已经明白，今后国家大势，必重邦交。
思想超越时代的人，终将被时代吞噬。他们慢慢会体会到这一悲剧性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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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十二月，郭嵩焘一行人在大雨中上船，向着茫茫大海进发。目的地，伦敦。
当保守派知道清政府决定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时，他们心怀不满，却又巧妙地将这种不满转移到了郭嵩焘身上。
有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郭嵩焘的湖南老家，声讨之声尤为猛烈，愤怒的学生甚至发起游行抗议。“汉奸”“贰臣”的骂声，不绝于耳。
面对滔滔舆论恶浪，郭嵩焘身心俱疲，几次以身体有病为由向朝廷告假，请求不予出使。慈禧太后先后两次召见他，对他多方慰藉。李鸿章也给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
郭嵩焘这才重燃出使信心。在日记中，他袒露心扉：时局艰难，不忍坐视不管，加之“出使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因此毅然决定不顾个人荣辱，勇敢面对这条注定凶险的出使之路。
到了英国，郭嵩焘以60高龄，苦学英语，还马不停蹄地参观、访问了解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和科技状况。
人家日盛一日，祖国却踟蹰不前，郭嵩焘内心焦急又烦闷。当看到日本人成群结队在英国学习修造铁甲船，而且个个精通英语时，他不得不发出“中国不如远矣”的哀叹，似乎已经早早预见了甲午之战的结局。他真心礼赞西方文明，认为中国必须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军事武器30年可以学有成果，工业制造50年基本可以学会，而普及教育，却需要100年，培养新人才，又需要100年，真正使国家振兴，更需要100年。他的思想已经超越清朝所有人，把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等洋务名臣远远甩在身后。
同僚都劝郭嵩焘装睡，以明哲保身。但他还是决定飞蛾扑火，他说：“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几具尽？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
在那个年代，思想超前是有罪的，他很快被架到火上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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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把他的出使见闻，用日记的形式通通记录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寄回国内。清朝虚骄的官员群体，没有被他叙述的真相刺痛，却被他的真话激怒了。
一时间，朝野保守派对郭嵩焘进行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不在场审判。有人骂他已中“洋毒”，有人说他“有贰心于英国”。
恰在此时，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在偷偷搜集他的“罪证”，向朝廷打小报告。最终，关于郭嵩焘的“十宗罪”传回国内，连学洋人用洋伞、披洋服、捧戏单、以指击案，都成了罪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刘锡鸿原本是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时认识的得力助手，现在却成了郭嵩焘终生最为痛恨的人，没有之一。
刘锡鸿并非看不到英国的先进，他曾感受过火车的神速，连连慨叹英国这么富强，真不是盖的。但他做人做官，都相当滑头，深谙迎合之术。明知火车的厉害，他仍然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的奏折，反对发展铁路，让清廷修筑铁路的计划推迟了好几年。
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刘锡鸿的做派并非孤例。这是大变动时代思想繁杂的一个侧面。
清政府考虑到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公开化，内耗日甚一日，最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本来还打算将郭嵩焘治罪，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郭嵩焘黯然回国，称病还乡，从此远离政坛。
历史如果容许假设，当初许景澄要是答应郭嵩焘的邀约，一同出使英国，那就没有刘锡鸿什么事了。如此，郭嵩焘的命运是否会好转呢？
我们只知道，在大变革时代，每个有抱负的人，命运总是笼罩一层悲剧色彩。
郭嵩焘被召回国次年，1880年，35岁的许景澄开始外交生涯。清政府确定他作为出使日本人选，尚未动身，他的三个孩子在十日内先后夭折，强忍悲痛赶赴上海，准备坐船，又接到父亲的死讯。许景澄只得速速返乡守孝。
人生苦痛，一朝尝遍。
许景澄重返政坛，已是三年后。
1884年，许景澄出使法、德、意、荷、奥等国。后来又兼任驻比（利时）、驻俄公使，成为晚清著名的“七国公使”。他驻外期间，中法、中日相继开战。险恶的外交局势导致他使途坎坷，片刻不得清闲。
中日甲午战前以及战时，他开展游说，以争取欧洲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并秘密采购大批军舰、快船、枪械、弹药。北洋舰队的镇远、定远、来远等战舰，都是他负责订造的。
虽然北洋舰队最终全军覆灭，但许景澄为晚清海军建设所做出的努力，还是值得历史铭记。
甲午战败时，许景澄身在俄国。为了减轻《马关条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他邀请俄国联合法、德胁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在给表弟的信中，他曾说：“俄国约法德二邦胁劝日本归还辽地，皆兄所商量接洽。”尽管如此，他深知“联俄拒日”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曾因俄国侵占帕米尔地区，与俄国人展开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完全明白俄国的狼子野心。他的学生陆徵祥，后来说：“百年来中国对俄外交历史最久、知彼最深者，要以许（景澄）为第一。”
还是那句话：形势比人强。
俄、德如其所料，充当了瓜分中国的先锋，许景澄据理力争，徒劳无功。
早年“外交强国”的理想犹未忘却，许景澄曾给自己一个“许国强”的名字。如今，国强不知何年何月，景澄早已鬓发全白。
“时事日非，一身将老，每一念之，凄然泣下。”
1898年，痛苦的许景澄请病假离职回国。这一年，张荫桓则坐上了人生的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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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的大臣中，张荫桓是一个绝对的异类。他既不是郭嵩焘、许景澄一类的科举正途出身，也没有左宗棠等湘淮军名将的军功赫赫，而是从捐钱买了个知县起家，一步步升至二品朝臣。史书上称其为“一时异才”。
在许景澄初出国门担任公使的1884年，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大力举荐，张荫桓与张富年、薛福成一同作为出使候选人才获得召见。
三人中，仅有张荫桓得到慈禧的赏识，一下子获授三品卿衔，进入总理衙门，身居要职。关于这次召见，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说，慈禧问张荫桓大清究竟该如何应对形势，张荫桓回答应该如何如何向外国学习。就在众人猜测张的回答难称圣心的时候，结果却出人意料，慈禧点头微笑。
不过，张荫桓以“杂流”跻身政界高层，他的出身难免受到轻视，很快就招来弹劾。
1885年，还是在李鸿章的保荐下，张荫桓受命为出使美、日（即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弥亚）、秘（秘鲁）三国的钦差大臣，总算暂离是非之地。出使前，他两次受到慈禧召见训话。慈禧专门针对弹劾一事下谕旨安抚：“尔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人往往招忌。”
张荫桓随后侨居华盛顿三年，办理华工被害案获得赔偿，对西方社会进行全面考察。美国自由女神像举行落成典礼之时，各国政要云集，张荫桓是唯一受邀的中国人。
在这期间，许景澄给张荫桓发了封电报，用洪钧苦学英语的例子，激励张荫桓。据说，张荫桓勤学苦练，终于成为继曾纪泽之后，晚清高官中最精通外语的人。
1898年，戊戌年。这年的前四个月，光绪帝13次单独召见张荫桓。召见频率之高，让朝中其他大臣怀疑，张荫桓必有耸动圣听之言。
史学界认为，素有“绝域使才”之称的张荫桓，向皇帝讲的都是欧美的富强之理。历史学家何炳棣说，如果没有张荫桓先给光绪帝“启蒙”，戊戌变法就不可能发生。不仅如此，张荫桓还向光绪帝引荐了他的南海小老乡康有为，代康有为呈递奏折，由此开启了闻名中外的戊戌变法。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康、梁等人为了突显自己在戊戌变法中的主导地位，极力淡化张荫桓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但事实上，张荫桓才是戊戌变法的幕后推手。
戊戌变法开始后，光绪帝最倚重的人，并非康有为或后来的戊戌六君子，而是张荫桓。光绪帝多次单独召见张荫桓，张跪着做答，经常在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太久以致头晕目眩，站不起身。
此时，针对张荫桓专擅营私的弹劾，也如雪片般飞来，引起了慈禧的注意。慈禧曾与光绪一同召见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廖寿恒、刚毅等人，亲自过问此事。
廖寿恒居然回答道：“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实亦非伊不可。”
气得慈禧破口大骂：“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
话说回来，廖寿恒讲的倒是大实话。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讲过，一天，他应约到张荫桓的家里，张亲口对他说，晚清政府中“仅有他及李鸿章明了外国事情，总理衙门的事务皆系他亲自办理，其他的人仅是些傀儡而已”。
在变法的高潮期，张荫桓带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张荫桓后来自己猜测，他接待伊藤博文过于亲密，加上保守派传言光绪帝要立伊藤博文为变法顾问，这些都触怒了慈禧。
等到康、梁等人要把变法变成夺权，慈禧的政变一触即发。
不明就里的张荫桓，差点成了康、梁“围园劫后”密谋的牺牲品。他是唯一被先逮捕后降旨流放的人，自以为必死而惴惴不安，谁知道最后捡回一条命，被流放新疆。
原来，是洋人对他的好感救了他一命。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曾评价张荫桓是“目下北京唯一懂得洋务的政治家”。因此，在关键时刻，英、日两国公使最早出面干涉，后来英国首相、德国皇帝皆致电赞同保张，这样张荫桓侥幸免死。
慈禧以一个含糊其辞的罪名——“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将张荫桓发往新疆了事。
据说，张荫桓被押往新疆途中，内心是轻松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回了。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中，无论生死，在劫难逃。
7
1900年，庚子年，世纪之交的疯狂年份。许许多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这一年丧命，包括许景澄，包括张荫桓。
朝堂上一大批王族、高官，都为义和团唱赞歌，纷纷进言“拳民忠贞，神术可用”。主战大臣的叫嚷，让慈禧下定了与洋人“一决雌雄”的决心。
在御前会议上，端王载漪正式提出攻打外国使馆的动议，没人有异议。许景澄独自站出来反对。他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在危急时刻，仍表现出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素养。他与好友、太常寺卿袁昶联名上《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兹若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使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
又一次御前会议。慈禧拍板，对外宣战。这时光绪帝心急如焚，走下御座，上前拉着许景澄的手说道：“许景澄，你是出过洋的，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当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慈禧赶紧斥骂光绪说：“皇帝放手，勿误事。”许景澄仍坚持含泪陈奏，烧使馆，杀使臣，后患无穷。
举国癫狂，许景澄、袁昶犯颜直谏，很快就被“汉奸”“卖国贼”的骂声吞噬。慈禧下了一道懿旨，说他们声名恶劣，勾结洋人，莠言乱政，着行正法。
当许景澄、袁昶被押赴刑场途中，围观群众欢呼雀跃。临刑前，许景澄对身边人说：“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
行刑时，刽子手索贿不成，故意把刀砍在许景澄脊椎上，颈椎断裂而气管犹存，让许痛苦而死。
许景澄原本可以不死的。
当年，许景澄驻俄国的时候，收陆徵祥为徒，教徒弟的第一课就是要他独善其身：“不要依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去追随它，也不要指责它，而是要尽己责……为此，要学会缄默，不管遭遇怎样的侮辱和欺凌。”可是，在国家到了危急关头，许景澄还是以逆耳忠言打破沉默，轻掷头颅，时年55岁。
在决定处死许景澄之前，慈禧想起了三千公里之外的张荫桓。张荫桓背负“汉奸”骂名多年，要不是洋人多事，戊戌年就该死了。
慈禧降旨：“已革户部侍郎张荫桓，着即行正法，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饶应祺知之。”
饶应祺，新疆巡抚，张荫桓的门生。有私家笔记记载，懿旨传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时，饶应祺正陪张荫桓吃午饭。张荫桓看到后，面不改色，谈笑自若。
饭后，张荫桓为陪伴在身边的子侄画了两幅扇面，接着穿戴整齐，引颈就戮，时年63岁。这一天是许景澄死后第三天。
就连死去九年的郭嵩焘，也未能逃离最后的“审判”。
1891年，郭嵩焘潦倒离世，终年73岁。没有人惦记他的生死，只有李鸿章不忘这个老友，上奏请求为他立传、赐谥号，但都被朝廷否决了。
自1879年从驻英公使任上被召回后，郭嵩焘就心灰意冷。他甚至未按惯例赴京报到，而是直接告病返乡。
湖南人已经准备了攻击他勾结洋人、当卖国贼的标语，来迎接郭嵩焘。到处是喊打之声，郭嵩焘成了过街老鼠，连他乘坐的木船都被拒绝靠岸。就这样，他背着骂名出使西欧，又在骂声中黯然归来，仿佛时间停滞。
在郭嵩焘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都会被贴上“通洋卖国”的标签进行检视与挞伐。他只能关起门来，把自己关于洋务的思想和实践汇编成《罪言存略》。“罪言”二字，说明了他的愤恨与无奈。他晚年写过一首诗自况：“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当年他以凄凉心酸的心境告别这个世界，死得无声无息。而到了庚子年，义和团狂潮中的京城高官们又想起了他。有人上书“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仍旧把他当成崇洋媚外罪有应得的惩戒。
谁曾料到，本文的三个主人公，会以如此悲剧的形式，在一个极端的年代产生了最后的交集。
人生有落幕，而历史没有。
1911年的敢死队：写完遗书，他们背上炸弹
前几天，我去见了个老同事。闲聊中，他说起前些天带着刚上中学的儿子，去了趟黄花岗公园，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父子俩对着墓碑，一个个读出上面的名字。
他说，他和儿子一样，只有在那一刻，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以往，他只知道一个烈士的名字：写下《与妻书》的林觉民。其他烈士的名字，湮灭在72这个数字里面。
都说在大历史的洪流中，人民群众总是悲情地化作战争与灾难伤亡统计里一个个冰冷的数据。谁曾料到，即便是英雄烈士，经过时间的淘洗，也只能以群体形象让人记住。72，何尝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
这个数据的背后，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人生与选择？
1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五点半。喧嚣的广州城冒出了一队年轻的人马，每个人臂缠白布，脚踩黑面树胶鞋，腰缠炸药，手持枪刀，直奔两广总督府。
接下来的战斗中，这120余名英勇的起义者，有的当场战死，有的被捕就义，大多化作了黄花岗墓园内的一抔黄土。
喻培伦，四川内江人，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曾自称“世界恶少年”，表示对封建制度的挑战。他的特长是制造炸弹，留学期间，因研究炸弹不慎引发爆炸，引来了日本警察，并“牺牲”了右手三根手指。
喻培伦曾与汪精卫等人进京，谋刺摄政王载沣，计划暴露后，他侥幸逃脱，化名王光明、尤国楠，分别寓意“望光明”“忧国难”，在香港继续研发炸弹，被革命党人称为“炸弹大王”。
黄花岗起义之前，起义的计划已经泄露，清军在广州城内做了严密的戒备。要不要延期？革命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喻培伦十分气愤，向起义领导者黄兴慷慨陈词：“这次起义，倾国内外同胞的人力财力。如中途延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断送了革命？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
黄兴也非常痛苦，以往多次起义失败，已经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款越来越难，这次起义前后已用掉募款十多万元，如果无疾而终，如何面对资助革命的海外华侨？
黄兴决定拼个人一死，来挽救革命信誉。他本可以坐镇香港指挥起义，但自己冲到了第一线：“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
起义前夕，革命党人阻止喻培伦参加战斗。革命还需要他继续制造炸弹，为革命储备有用之才。喻培伦自己站出来反对说：“党人都是有用之才，如人人都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当革命需要流血时，我应为前驱！”
起义时，他胸前挂着满筐炸弹，勇往直前。退出总督府后，辗转巷战，他始终战斗在最前列。终因弹尽力竭，浑身受伤被俘。
面对审讯，他担心连累家人，至死都说自己叫“王光明”。
三天后，“王光明”遇害，年仅26岁。
2
在此次起义中，喻培伦的真实身份是一名“选锋”，即敢死队队员。
黄兴、赵声作为黄花岗起义的直接领导，吸取了此前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依靠起义中临时运动起来的军队、会党，他们纪律性不强，常常不听从指挥。
所以，革命必须精选一支由起义领导机构直接掌握的队伍，作为起义发难的先锋，这就是“选锋”。最初计划的选锋是500人，后来增加到800人。
参加选锋的很多年轻人，都是海外华侨。黄花岗起义遇难者中，有姓名可考者计86人，其中至少30人有华侨身份。年龄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52岁，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据说，当时想回国革命的年轻人太多，只能以抽签的形式决定谁能回国参加起义。越南侨胞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敢死队，因搭乘船只中途遇到大雾，没能赶上黄花岗起义。
选锋李炳辉，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侨，起义前夕回国。他母亲得知儿子回国了，想让他回家见一面。他也很想念母亲，但含泪给母亲写信，说有重要任务在身，现在还不能回去看您。在信里，他附了自己写的一首诗：
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
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
他牺牲的时候，年仅20岁，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未见上。
华侨郭继牧和余东雄是黄花岗起义遇难者中年纪最小的两位，一个19岁，一个18岁。
郭继牧是“侨二代”，生在南洋，长在南洋。他曾回到祖国，立志为祖国战斗。父亲欲为他订婚，他对父亲说：“男儿志行未遂，何以家为？”父亲一再坚持，他只能勉强成婚，婚后不久，他对妻子说：“我要到广州参加革命，这一去，成败不一定，假如不幸失败，切不可过于挂念我，还要请你替我孝养老父！”随即和余东雄一起回到中国，双双战死。
余东雄15岁加入同盟会，牺牲时年仅18岁。当初因他年龄小，同盟会未准他回国参加起义，他再三恳求，才被批准。
罗仲霍，原是广东惠东人，只身到南洋谋生，与妻儿阔别十年。起义前，妻子杨氏知道丈夫人到了香港，于是带着儿子远途跋涉去看他。
罗仲霍没有时间陪他们，仅用一点钱就把十年未见的妻儿打发走了，连一个晚上都未共同度过。妻儿走后，他心里很难受，但说不出来。数日后，他默默来到广州参加起义，在战斗中左脚受伤被俘。
临刑前，罗仲霍还对清朝官兵讲说革命宗旨，官兵们惊叹不已。
回国前，他已写过一首诗，表达了必死的信念：
公等健儿好身手，愧余一介弱书生。
愿将热血造世界，亚陆风云倩汝平。
在他殉难后，他的妻儿仅靠同盟会每月12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
3
黄花岗起义殉难烈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他们中的很多人，是19世纪的“80后”。看看这份名单——
罗仲霍生于1881年，秦炳生于1882年，徐松根生于1883年，方声洞生于1886年，喻培伦生于1886年，林文生于1887年，林觉民生于1887年，饶国梁生于1888年……
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境都算不错，还有好几个人出身富商家庭，是典型的“富二代”。这些年轻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也还不错，有教师，有记者，有医生，有做生意的……可以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有条件在国内或国外谋得一条不赖的生路，比底层民众的生活好太多。
但是，偏偏是这一批未被逼入绝境的知识青年，成了清末最早、最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用力地生活，只是想努力地改变这个社会，为它做一点点事情，让它变得好一点点，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所不惜。
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都有胸怀国家天下的热情，每个人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在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里，目睹国家民族的灾难，深感不安和愧疚，于是每每提醒和鞭策自己：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严确廷，生于1887年，广东惠州人。他曾在广州当医生，加入同盟会后，回到老家，在水东街开西药房，作为革命党人的联络站。黄花岗起义前，他负责搜购贮运枪支弹药，事泄被捕。
入狱后，一个革命党人买通监狱看守，入狱探望。两人见面时，严确廷低声对他说：“我已自认是革命党人，只用杀我一人的头。你们可以继续为起义运送枪支，我决不供出一人。如不相信，可去我药房，取那蓝瓶装的毒药送来，我定含笑吞下，绝不皱眉，以明吾志。”
严确廷后来被押解到广州，黄花岗起义后第二天，被斩首于总督署前，并暴尸三日。
三天后，尚未暴露身份的革命党人潘达微以慈善为名，收敛了攻打总督府牺牲的同志，以及严确廷等人的尸身72具，同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
革命青年方声洞，出生于福州一个富商之家，家中兄弟姐妹有六人加入同盟会。虽然家境优渥，但他生活节俭到没有人看得出他是“富二代”。
当初，在日本讨论回国参加起义的名单上并没有他。但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告别妻子，离日回国。此时，他的儿子才两周岁。
黄花岗起义前一天，他在广州写下致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
在给父亲的绝笔书中，他写道：“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然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26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写完绝命书次日，他在起义中身中数弹而死。事后，黄兴向党内报告起义经过时，说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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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青年，太多了。那是一个不缺热血青年的时代。
就算是这场起义的两名领导者——黄兴37岁，赵声30岁，也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革命是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混合物，有人参加革命是出于报国理想，有人参加革命是为了蹭成功臣。因为有利可图，阿Q也会革命，但因为风险奇高，先驱也会叛变革命。
黄花岗起义是一次必死的起义，因为起义计划已被泄露，因为准备并不充分，所有的参加者，从主帅黄兴到各个选锋，都深知这一点。他们没有选择退却，在原本可以退却的时候；他们没有逃避牺牲，在原本可以不牺牲的时候。
黄兴身先士卒，在起义中被击断两根手指，忍住剧痛，一路奋勇冲杀，最后捡回一条命，却常常为已经牺牲的年轻精英痛悔不已。坐镇香港的赵声，听到起义失败的消息，抑郁悲愤，病重而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纯粹的理想主义革命。
参加起义的选锋，知道自己并不能见到民国的曙光，但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唤醒这个古老的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起义前夜，写下了绝命书，都很理性地意识到，之所以参加这次必死的起义，不是为了微乎其微的胜利希望，而是为了唤起所有人的斗志，仅此而已。
如果这是一群利己的年轻人，他们早就盘算出这场起义是赔本的买卖。如果这是一群精致的革命者，他们就不会冒死溜进血雨腥风的广州城。
1911年4月24日，深夜。人在香港的林觉民，在其他同伴睡下之后，开始写他的遗书。他一共写了三封绝命书：《致父老书》《禀父书》以及《与妻书》。
在写《与妻书》时，他忍着极大的悲痛，边写边哭。他和妻子陈意映的感情很深，过去一直没把革命的事告诉她，如今要为革命捐躯、与至亲至爱之人永诀，而妻子还怀有身孕，这巨大的打击她能承受吗？
最终，理智战胜情感，林觉民试图说服妻子接受这个他选定的、残酷的结局。
他在信中写下了这些流传百年的句子：“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他流着泪，一次次在信中安慰妻子：你不要悲伤！你不要悲伤！
写完了，天已破晓。他把绝命书托付友人，在自己牺牲后代为转交。随后，他乘船前往广州，义无反顾。
4月27日，林觉民出现在起义的队伍中。当他们扑入两广总督府时，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座早有准备、撤退一空的衙门。
选锋们赶紧撤出督府，在随后与清军展开的巷战中，林觉民腰部中弹倒地被俘。被囚禁的数日里，他以绝食相抗，最终被杀。
一条25岁的生命，化作黄花岗墓碑上一个凄冷的名字。在他的身边，躺着同样年轻的71条生命。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能忘却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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