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个体抗争：如果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造你的小宇宙

第六章
文人活法：很多人想学李白，活得却像杜甫，最后成了高适

很多人想学李白，活得却像杜甫，最后成了高适

1

唐天宝三年（744年），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东都洛阳初次相遇，留给后世无限遐想。闻一多将其比喻为日月相会，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唯有孔子见老子可与之媲美：“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端一样神气，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

当时，李白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

两年前，他接到玄宗诏书，还曾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心怀“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的抱负，进京供奉翰林。

可来到长安，李白才知自己不过是专供帝王娱乐的文学侍臣，偶尔写几首《清平调》，用“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样的诗句来满足玄宗的虚荣心，与自己所追求的帝师卿相大相径庭。他壮志难酬，狂放不羁，耍起大牌，要宦官高力士为其脱靴，得罪朝中权贵，只好再次仗剑远游。

杜甫比李白小11岁，那时的他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出身书香门第，热衷于科举考试，一心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杜甫考砸了，尽管已在翰墨场崭露头角，仍是一介布衣，只好四处旅游，排解忧闷。

年轻的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和后来那个忧郁的老杜截然相反，自然和李白意气相投。

李、杜相逢，一见如故，相约同去梁宋之地游玩，携来诗酒相伴，求仙访道，寄情山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世人多记得李杜初遇，却忘了他们此次旅行，还有一个“驴友”，那便是高适。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高适怎能没有姓名？

高适，出生于败落的官宦世家，和李、杜一样，他一向志在官场。20岁时进京，写下：“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高适豪言，哥要当官，就该名列公卿。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长安，没人看得上这个热血青年。他在科举之路上也屡次碰壁，考一次挂一次，考到怀疑人生。

高适一怒之下去了燕赵，投身边疆建设，还跟胡人打过仗，后来写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等边塞诗名句，成为大唐最负盛名的边塞诗人之一。

尤其是《别董大》中那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更是送别诗中的千古名句。名不见经传的董大和汪伦一样，都靠着朋友写给他们的诗而存在感飙升。

李、杜结伴旅游时，高适已经返回中原，旅居宋地数年，躬耕于野，读书不辍，算是半个“河南人”。由高适做东，三位大诗人不期而遇，开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三人行，成就唐朝文化史上一件盛事。

天宝三年秋天，李、杜、高畅游梁宋之地，“饮酒观妓，射猎论诗，相得甚欢”。他们开派对，逛夜总会，在孟诸野泽狩猎，在吹台、梁园赋诗，品味陈年佳酿，笑谈天下大势，何等快意潇洒。

据传，三人一路来到王屋山。

这座曾出现在愚公移山故事中的名山，在唐代时道教兴盛。道士司马承祯曾受唐玄宗召见，奉诏在山上阳台观修行，他与李白曾有交情。

李白想起他的这位道士朋友，当即带着杜甫和高适前往拜访。

到阳台观一问，才知司马承祯早在几年前已驾鹤西去。

李白得知与友人已天人永隔，怅然若失，请道童取来司马承祯所作山水画观赏，只见画中山涧丘壑，高耸峻拔，极为壮观。

李白一看这画，心潮澎湃，拿出纸笔，思绪飘荡于大好河山，乘醉写下25字草书：“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李白草书师其好友张旭，这25字豪气雄健，气势飘逸，即便历经千年沧桑，我们仍能从中窥见诗仙的昔日风采。

这幅作品，正是李白唯一的传世墨宝《上阳台帖》。这是李白留给后世的“国宝”级遗产，也是李、杜、高三人旅行的一个见证。

从此以后，他们各自为前程奔波，可万万没想到，等待他们的竟是迥然不同的结局。

2

梁宋之旅结束后，杜甫继续求取功名，于天宝六年进京赶考，偏偏遇上奸相李林甫上贺表，对玄宗进言“野无遗贤”，人才都已在朝中，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

李林甫明显是在吹牛，可唐玄宗为顾及面子，竟然真当回事。结果，应考士子全部落榜，杜甫又没考上。

在长安，杜甫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京漂”生涯，四处投简历，穷得叮当响，饭都吃不饱。

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他对自己这段穷困生活如此描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在京城混了十年，才当上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么一个小官，这一职位主要负责看管兵甲器杖，就是高级别的门卫大爷，他也无可奈何。

杜甫赶紧到奉先县，探望寄住在此的妻儿，将这一消息告诉家人。一到家中，“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原来小儿子已经饿死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长安十年，这就是杜甫眼中的大唐。

可是，高适所见与杜甫不同。

在李林甫“野无遗贤”闹剧的三年后，高适受宋州刺史推荐，参加专为隐士开设的“有道科”，终于取得人生第一个正式官职——封丘尉，那一年，他已经年近半百。得到这份工作后，高适写了一首《留上李右相》，为奸相李林甫歌功颂德。

诗中说：“傅说明殷道，萧何律汉刑。钧衡持国柄，柱石总朝经。”李相可比傅说、萧何，实在是一位治国能臣。

“恩荣初就列，含育忝宵形。有窃丘山惠，无时枕席宁。”我高适何德何能，竟然有幸得到李相的恩惠，感激涕零，一夜难眠啊。

但是，写完这首诗没多久，天宝十一年（752年），高适就把这份工作辞了，前往河西，做了哥舒翰的入幕之宾，辟为幕中掌书记。那几年是哥舒翰的事业巅峰，高适抱住这一大腿，由此步入权力游戏的中心。

第二年，李林甫去世，死后被杨国忠诬告谋反，子孙抄家、流放。

高适的政治嗅觉可见一斑。

杜甫与高适，一人心想“致君尧舜上”，另一人念叨“屈指取公卿”，都曾是不甘雌伏的白衣秀士。

可是，十年过去了，在险恶的官场中，杜甫只看到了大唐的危机，而高适却学会了如何在黑暗的朝堂生存。

3

天宝十四年（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史之乱，终结了大唐盛世，也拨动着李白、杜甫和高适的命运之轮。

安史之乱第二年，高适辅佐哥舒翰守潼关。

潼关被叛军攻陷后，哥舒翰投降，守城官员四散逃命。唐玄宗听说这一消息，仓皇西逃，跑得比兔子还快。

唯有高适，临危不惧，他也跑了，却是抄小路跑去觐见唐玄宗。唐玄宗心急如焚，得知高适自前线而来，便问他战况如何。

高适先为其解释潼关失守的原因，然后话锋一转，为玄宗逃跑开脱，称此举可以避叛军锋芒，是社稷之幸，不足以为耻。

高适嘴甜，唐玄宗听着高兴，到了成都，封高适为谏议大夫。

入蜀途中，唐玄宗采纳宰相房琯的建议，命诸王分镇，其中，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永王李璘则为江陵大都督。高适一眼就看出这一安排的缺陷，极力反对：“所谓分镇，不过是效仿西周初期封建诸侯以藩屏周的伎俩，必然会导致南北各自拥兵对立。”高适一语中的。

纵观唐朝历史，皇权的争夺总是伴随着阴谋与杀戮。提心吊胆做了近20年太子的李亨，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上位，于是他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自己登上皇位，是为唐肃宗。

新君一即位，老迈的唐玄宗就成了吉祥物，高适一转身就跑去投靠唐肃宗。

杜甫显然没有高适那样的政治远见，不仅求仕经历一路坎坷，还在安史之乱中身陷长安，被叛军俘虏。

某夜，绝望中的他见明月高悬，想起分隔异地的妻儿，不知自己还能不能活着见到他们，心如刀割，写下这首《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估计是杜甫的官职实在太小，人微言轻，安史叛军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困在孤城一年后，杜甫趁乱逃出，前往唐肃宗所在的凤翔。

一路上险象环生，生死难料，正是“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终于在至德二年（757年）见到唐肃宗。

唐肃宗一见杜甫前来，心里颇为感动，甭管认不认识，先封个左拾遗，以资鼓励。

照理说，杜甫在此时选择唐肃宗，一点儿毛病都没有，前途一片光明，可惜他认识了一个肃宗欲除之而后快的人。

这个人就是随唐玄宗入蜀、提议诸王分镇的宰相房琯。

房琯和杜甫是布衣之交，喜好文学，两人相交淡如水，本来无关政治。

然而，唐肃宗灵武即位，备受争议。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的唐玄宗为牵制肃宗，派房琯前往灵武，传授国宝玉册。唐肃宗刚刚在乱中即位，不敢轻易换掉老爹安排的人，于是留房琯继续为相，心里却想着早点儿把他从相位上撤下来。

此时，有人告发房琯门客受贿赂。唐肃宗抓住机会，以此为由，将其贬为太子少师。

房琯罢相本来只是皇位交接的一个政治事件，不过是唐肃宗嫌弃玄宗系老臣碍事，找个机会“请”他退休。

杜甫却看不懂其中玄机，他身为左拾遗，职责就是举荐贤良、劝谏皇帝。房琯既是贤良，又无重罪，杜甫当机立断，上疏直陈：“罪细，不宜免大臣。”

唐肃宗勃然大怒。

谁？杜甫？刚来那个？就你话多！贬！

为杀鸡儆猴，唐肃宗将敢做出头鸟的杜甫贬为参军，放回鄜州探望家人，实际上就是跟他说，不用再回来了。

乾元二年（759年），屡遭打击的杜甫弃官，入蜀避乱，开始了客居草堂、漂泊西南的穷苦生活。他再一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一次毁掉他仕途的不是奸相，而是皇帝。

4

高适向唐玄宗陈述的忧虑很快成为现实，永王李璘是唐肃宗的第一个隐患，而高适的好友李白牵扯其中。

杜甫、高适都在求取功名时，李白在干吗呢？他整日借酒消愁，自赐金放还，离开长安后，在仕途上一蹶不振。

备受排挤的李白也想放弃，他大声疾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携家人在庐山隐居，躲避战乱，若能就此归隐山中，不问世事，倒真应了谪仙人之名。

偏偏在这个时候，永王给李白抛出了橄榄枝。他多次派人上庐山，恳请李白出山相助。

生性浪漫的李白以为，出镇江陵的永王只是为平定安史之乱而组建幕府、壮大队伍，根本没意识到永王早已成为唐肃宗皇位的威胁，他准备进攻金陵，有另立朝廷之嫌。

在永王的再三邀请下，李白怀着“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的理想重出江湖，加入永王帐下。

那两个月里，诗仙迸发久违的工作热情，创作一系列诗歌为永王加油助威。他高唱：“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燕鹜池。”在他笔下，永王的军队军纪严明，浩浩荡荡，奔赴战场，似乎跟着这支王师，就能实现济国安邦的人生抱负。

可是，唐肃宗早已把这支队伍定义为“伪军”，宣布永王为叛逆，身在其中的李白不经意间成了反贼。

唐肃宗命永王觐见，永王死活不肯奉诏，偏要跟朝廷对着干。

攘外必先安内，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忍无可忍的唐肃宗派兵镇压永王，安史之乱还未平定，兄弟俩先开战了。

率军而来的正是飞黄腾达的高适，这一年，他官拜淮南节度使。

永王的杂牌军一击即溃，毫无反抗之力，唐朝大军一来，作鸟兽散。永王被杀后，“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

李白虽然侥幸不死，却在回庐山的途中被捕，投入浔阳狱中，被判罪名“附逆作乱”，命悬一线。

李白听说老友高适现在发达了，认为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写了首诗给高适，请他高抬贵手，帮自己一把。

在这首《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并序》中，一向桀骜不驯的李白，难得谦虚一回，盛赞作为讨伐永王军的指挥官高适，称其“智勇冠终古，萧陈难与群”“英谋信奇绝，夫子扬清芬”。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想当年，三人游梁宋、高歌畅饮，如今高适对李白视而不见。

只因高适选择了唐肃宗，李白加入了永王集团，昔日好友，形同陌路。

从此之后，李白、高适互相拉黑，似乎刻意删去诗文中关于对方的记录，史书留下两人相识相知的痕迹，可李白的诗中不再有高适，高适的诗中也不再会有李白。

乾元元年（758年），李白被判流放夜郎，尽管大难不死，却已心灰意冷。

第二年，关中大旱，唐肃宗大赦天下。在前往流放地路上的李白终于重获自由，他泛舟长江，顺流而下，在绝处逢生的喜悦中写下了千古名篇《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李白四处寄人篱下，最终在当涂的同族家中病逝。

谪仙人魂归明月，结束失意而潇洒的一生，留下千年不朽的诗篇。

5

杜甫在成都，他不会很忙，但是日子过得很苦。

当自己所住茅屋破败，一家人饥寒交迫时，他仍心忧天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当得知李白下狱，流放夜郎，他时时担心这位已经14年未见的故人，写下《梦李白二首》，诗中说“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开篇便写生离死别，语调悲怆，又说“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为李白鸣冤叫屈。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说的是李白一生壮志终成空，也是在说二人同病相怜。

所幸，高适和杜甫的友谊没有在政治的旋涡中改变。早在高适入哥舒翰幕府，前往河西闯荡时，还在长安漂泊的杜甫就常常寄诗问候。

杜甫生性耿直，诗中满满都是对高适事业有成的欣慰和鼓励，没有一丝妒忌，如“主将收才子，崆峒足凯歌。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

虽然我过得很失败，但你成功了，我为你感到高兴，这便足矣。

在有些人眼中，官场上从来只有利益，可在杜甫心中，还有一生不变的友谊。

乾元二年（759年），高适入蜀，出任彭州刺史。

当杜甫与高适久别重逢，忧郁的他难得写了一首《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表达欣喜之情：“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

高适晚年诗作不多，但在见了杜甫后也写诗唱和，同时对友人怀才不遇感到遗憾，诗中说：“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当杜甫生活窘迫时，高适多次给予资助，杜甫甚是感激，在诗中写道：“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当高适被调回京时，杜甫恰好没在成都，未能来得及相送，只能寄书以述别情，“天涯春色催迟暮，别泪遥添锦水波”。

从此，二人再未相见。

当年，李白挥毫，手书《上阳台帖》，在场的杜甫、高适一样壮志凌云。

可是，时光匆匆催人老，命运，最终让昔日同游梁宋的三人天各一方。有一人，泛舟浩荡江湖，酒入豪肠，仗剑长啸，那是李白。有一人，徘徊山间小路，忧国忧民，蹒跚前行，那是杜甫。有一人，驰骋塞上边关，金戈铁马，乘风而上，那是高适。

千百年后，我们仍记得狂放的李白、愁苦的杜甫和得意的高适。

人生无法重来，很多人想做李白，有的人活得像杜甫，还有一些人，最后成了高适。

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写出这首诗的人，一定是情场的高手，风月场的老手。千百年来，这首诗也被当作淫言媟语的典型，喜欢这首诗的人，都不好意思公开喜欢。

实际上，诗人写出这首诗的时候，一生中最纵情放肆的日子已成追忆。他写这首诗，只是想告诉世人，他现在正在经历最郁闷、最不顺的时刻。而这种郁闷与不顺，可能与别人给他打上冶荡放浪、生活不检点的标签有关。诗人写下这首诗，是为了自辩，为了忏悔，而不是为了显摆。

1

杜牧的家世，那叫一个显赫。怎么个显赫法？当时有个说法：“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长安城南，姓韦的、姓杜的，这两家的政治地位相当高，离皇帝、皇权相当近。

在做官讲究门第的唐代，出身高门士族的杜牧，理应有着先天的政治优势。但事实又有所偏差。

杜牧的爷爷杜佑，学问相当棒，官也做得很大，是三朝宰相。但杜牧的爸爸杜从郁，做官和做学问，两样都不太在行。现在我们讲到杜从郁，只能这样介绍他：杜佑之子，杜牧之父。

后来，杜家在官场的荣光，都被杜牧的堂兄杜悰占尽了。杜悰也官至宰相，官位不输乃祖，但官品不太行。

杜牧大约十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不久，他的爸爸也去世。很快地，杜牧这一房的生活就垮掉了。

杜牧后来说，他祖父分给他这一房的30间房子，因还债都归了别人。他和弟弟杜顗居无定所，八年间搬家十次，奴婢或死或逃，甚至有时到了要吃野菜的地步。寒冬长夜，连蜡烛都点不起，兄弟俩只好在黑暗中默默背书，长达三年。

一个官三代的没落，总是带有抗拒情绪的。杜牧此时的不如意，与童年时的显贵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有官三代的名，而无官三代的命。中年以后，不管对家中子侄，还是对外人，他都时常夸耀他的祖父，说“家风不坠”。但我们知道，这些东西越是强调，说明越是失掉了。

杜牧的出头，走的是科举的路子。他23岁就写出《阿房宫赋》，借历史讽喻当朝，无论是文采还是文中的情绪，都击中了当时读书人的内心。

《阿房宫赋》立即成为爆文。太学博士吴武陵读了这款爆文后，赞不绝口，当即去找主持科举的考官崔郾。崔郾读罢，也说很好很好。

怎么样，今年的状元就给杜牧吧？吴武陵开门见山。崔郾摇头说，不行啊，状元已有人选了。

不仅状元有人选，前几名也都被人抢先打招呼了。两人争执不下，吴武陵最后说，反正不能低于第五名，你看着办。崔郾咬咬牙总算答应了。

吴武陵一走，崔郾的其他宾客就说，杜牧这个人“不拘细行”，生活作风很有问题呀。崔郾说，已经答应下来了，就算杜牧是杀猪卖肉的，也没法改了。

唐朝的科举，跟明清大不一样，搞的是推荐制。考试前，如果没有大咖替你推荐，考得再好也白搭。

过了科举，要授官，需要通过制策考试。杜牧也考得很棒，貌似是第四名。一颗科举新星冉冉升起。一时间，想与他结交的人排起了长队。

结果，杜牧最意气风发的时候，一个和尚给他泼了一桶冷水。当时，他与同年出游城南文公寺，寺内的和尚竟然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小杜很受伤，当场题了一首诗：“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

这首诗有自夸，但更多的是自嘲：你以为自己多么牛的时候，在别人眼里，不过是空气。

2

一个关中高门士族的子弟，挟着科举新贵的头衔，开始了官场生涯。

官场水深，只有当杜牧踩进这条河流后才真切地感受到。他初入官场的前十年，从828年到839年，除了有一年多在两京任职外，其余时间都在地方幕府当幕宾。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十年幕府吏，促束簿书宴游间”。除了日常公务，就是宴饮游乐，征逐歌舞声色。他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府下当了三个年头的幕宾，驻地正是扬州。

牛僧孺是唐朝中后期政坛的两位大佬之一，另一位是李德裕。围绕在这两人身边的一大帮官员，站队互掐整整达40年，形成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

杜牧入牛僧孺幕府的时候，牛僧孺此前已在朝廷当过宰相，因处理边疆事务不当，外放出京。

在扬州，杜牧与大佬牛僧孺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那三年，也是杜牧最风流浪荡的三年。当时的扬州，是国内最繁华的城市。时人说“扬一益二”，论繁华，扬州第一，成都第二。扬州的发达，使青楼妓馆林立，一到晚上，灯火通明，照亮夜空。年富力强的杜牧，时常在公务之余，流连于声色粉黛之间。

据说，牛僧孺不以为意，反倒暗中派人保护杜牧，怕他遇到是非，或者吃亏。

等到杜牧离任，要回京任监察御史时，牛僧孺才在送别仪式上提醒说，老弟才华横溢，前途可期，只是要注意身体呀！

杜牧装傻，大人什么意思？我向来谨言慎行，不曾涉足秦楼楚馆，身体倍儿棒，不必担心。

牛大佬哈哈大笑，让人取来一个竹筐子。杜牧打开一看，赶紧收回刚才的话。那里面详细记录了这三年间，杜牧吃喝玩乐的时间、地点，以及便衣保镖暗中摆平他遇到的纠纷等等。杜牧于是一辈子感恩牛僧孺。

但杜牧是有政治理想的人。他的理想，从来不是安安静静地做一个诗人，或者做一个情场老手，那只是他的副业。

在晚唐，国家的颓势让人痛心疾首。杜牧从少年时代起，就有为唐朝的复兴大业奉献终生的伟大志向。这种心情，被称为“济世补天”心态。他年轻时读书，尤其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重用，担起振兴天下的重任。

最年轻气盛的时候，杜牧给昭义节度使刘悟写信，义正辞严，警告他不要叛乱。仅仅因为，他凭直觉看出了刘悟称霸一方的野心。尽管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是，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写了那封警告信。

在扬州偎红依翠的同时，他也在文字中刀光剑影。那个时期，他不满朝廷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写了一系列重磅的政论文，包括《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从形势、政策、调兵遣将等方面，论证了制伏藩镇的方略，非常有见地。后来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不忍心割舍，把这些极好的政论文都收进去了。

这才是他扬州三年的主旋律。

你以为他是个情圣、风流才子，其实他骨子里是个忧国忧民的战略家。

即便是他的诗，绝大部分也是感时伤世之作，讽刺当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包括著名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等等，都是借古讽今，表达对当朝政治的不满，甚至直接批评皇帝本人。

他的艳情诗，所占的比例很少。写杜秋娘，写张好好，写豆蔻年华，也不像元白诗派的末流那么赤裸裸，那么低俗，而是寄寓了他个人的悲情及遭遇在里面。读来，令人动容。

只有一流诗评家才能一眼洞穿杜牧风流的本质是悲伤，说“樊川（杜牧）忧国之心与少陵（杜甫）同”。

3

杜牧一生英雄，几无用武之地。只因为他从政的时期恰是牛李党争最激烈之时，而他在其中，做了一个矛盾的超然派，非牛非李，亦牛亦李。

前面说了，杜牧与牛党首领牛僧孺私谊很铁，但也仅限于私谊而已。论政见，杜牧是看不起牛僧孺的，反倒与牛僧孺的死对头李德裕相当契合。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牛李两党的政见区别。唐自安史之乱后，存在三大严重的问题，即藩镇割据，西北少数民族回鹘、党项等的入侵骚扰，以及宦官专权。

在前两个问题上，李德裕力主进取，主张主动出击。唐武宗时期，李德裕执政，内平泽潞之叛，外镇回鹘用兵，取得中晚唐难得一见的辉煌胜利。

相比之下，牛僧孺则务求苟且，姑息纵容，毫无进取之心。唐文宗曾问牛僧孺，怎样才能使天下太平？牛僧孺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现实置之不顾，却粉饰太平说：“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

对待宦官专权，李党排拒，牛党则投靠。

以杜牧“济世补天”的情怀，他的政见显然是李德裕一党的。杜牧深知这一点，要实现平生抱负，只能通过李党，而不是牛党。

他写了那么多政论文，提了很多治国方略，这些东西都是李德裕当政时提交的。一旦牛党当政，杜牧一句话也不提。他知道牛党不可恃。

李德裕对杜牧的才干也表示欣赏。史载，李德裕平泽潞之叛，用的是杜牧的策略。对付少数民族入侵，李德裕对杜牧的建议也称赞不已。然而，终其一生，杜牧始终不为李德裕所用，搞得他郁郁寡欢。

对李德裕而言，杜牧可能是这样的存在：我认同你的观点，但我不认同你的为人。

这就相当于把杜牧打入了另册。

李德裕出身山东豪族世家，不同于科举入仕的新贵，他是以门荫入仕而官至台阁。山东的高门士族，比起杜牧出身的关中高门士族，更加保守，更坚持传统的礼法观念。

史载，李德裕“不喜饮酒，后房无声色之娱”。按照他的行为标准，杜牧不拘细行、纵情声色的做派，显然不能容忍。

李德裕虽是中晚唐难得一见的贤相，但门户之见还是免不了。在他看来，杜牧与牛僧孺私交甚好，自然就是牛党的人了。

杜牧不认为自己是牛党中人，没用。当时的党争，争的是门户，而不是政见。从杜牧投入牛僧孺幕府的那一刻起，他就被站队成牛党一员。

牛党认不认他不重要，重要的是李党铁定不会认他了。全祖望说，杜牧“不幸以牛僧孺之知，遂为李卫公所不喜”，说得对极了。

政治的残酷是，永远必须站队。你说我站中间行不行？行啊，你已经出列了，没你什么事了。

杜牧只能独自吞咽他矛盾的苦果。在情感上，他倾向牛僧孺；在理智上，他又偏向李德裕。在作风上，他是牛党无疑；在政见上，他又是李党大咖。

4

可怜的杜牧，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永远走不进权力的核心圈层。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杜牧39岁的时候，被李德裕逐出京城，贬作黄州刺史。此后，一直在国家的边缘之地做地方官。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样绮丽的痛语，正是作于他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候。

所以，你说你读出了风流倜傥，我只能说，我读出了痛彻痛悟。

唐武宗死后，唐宣宗上位，牛李两党权势大转移。李党失势，李德裕被贬得远远的，最后死于贬所。牛党得势，牛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第二年也老死了。朝中是牛党的白敏中扛大旗。

白敏中是白居易的堂弟，胸襟与能力都相当普通。他唯一的用人原则是，凡是遭到李德裕贬斥的，都重用。

杜牧认为自己有希望再起，于是给白敏中写了很多信，结果却如石沉大海。或许在白敏中眼里，杜牧在唐武宗时期给李德裕上了很多治国方略，还是蛮刺眼的。

最终，是牛党的另一重要成员周墀，把杜牧调回京城任司勋员外郎。周墀跟杜牧关系很铁，所以把他调回来，仅此而已。在朋党关系上，牛党从来不认杜牧这个“党员”。

有意思的是，杜牧入朝不到一年，却一再上书要求外放杭州或湖州做地方官。他的理由是，京官收入微薄，无法养活弟、妹等一大家子。然而更深层次的意思，他恐怕难以说出口。他对执政的牛党人物，粉饰太平，竞为豪奢，大失所望。

48岁那年，杜牧登上乐游原，写了一首诗：“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如今已是心冷气短。怀念唐太宗这个死去的皇帝，恰是对活着的皇帝与朝政的失望透顶。

最后一次回京，杜牧被拜为中书舍人，五品官员。但这已经不重要，对杜牧来说，他是想着落叶归根，回故乡而已。他重新收拾了爷爷留下来的宅子，起名“樊川别墅”，与三五亲友优游其间，度过生命中最后一年。

大约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杜牧病逝，享年51岁。

范仲淹：文能写红一座楼，武能镇住一个国

北宋诗人梅尧臣写过一首《啄木》诗，以及一篇《灵乌赋》，写的是两种鸟类：啄木鸟和乌鸦。写完了，他把这两首（篇）奇怪的诗文寄给了范仲淹。

此时大约是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刚刚被贬谪，从帝都开封贬到了鄱阳湖畔的饶州。境遇十分凄苦，据说一路经过十几个州，都没人出来接待他。

梅尧臣的诗文，是出于朋友的叮咛和劝慰。在《啄木》诗中，他劝范仲淹不要像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杀身之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

在《灵乌赋》中，寓意范仲淹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劝他应学报喜之鸟，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邑闾”，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读到梅尧臣的文字，范仲淹内心暖暖的，但对他的劝告却不以为然。他很快回了一篇同题的《灵乌赋》给梅尧臣，在赋中，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将始终坚持一生的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后来说，范仲淹写下这八个字，比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说出那句经典的“不自由，毋宁死”早了740年，是中国争自由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佳话。

1

勇气，是范仲淹生命的底色。可以说，他的一生，都被体内一股热气推着往前走，不管刀山火海，宁死都不回头。

27岁中进士之后，范仲淹有十几年时间在地方上任小官，积攒口碑。他在地方做了很多实事，但视野并不局限于一县一州，时常就全国性的时政问题发表观点。他对当时的国家政策深感不满。绝大部分人，纵然心有不满，私底下发发牢骚就算了，公开场合还是配合着称颂大宋威武。

范仲淹是个另类，他不会私下妄议朝政，有问题直接公开讨论。在母丧丁忧期间，他向朝廷上了万言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

朝中两位大佬晏殊和王曾，看到范仲淹的万言书针砭时弊，字字见血，于是极力向宋仁宗推荐这个奇人。

不过，从范仲淹后来惹祸，晏殊急于与之切割的做法来看，这些朝中大佬推举范仲淹，可能并非出于真心赞赏，而是想利用这个“愣头青”向皇上劝谏。他们身居高位，看到的问题肯定比范仲淹多而深刻，但他们不说，反而称赞一个久在地方的小官抓问题抓得准，为什么？

官场油腻，缺乏勇气呗。

范仲淹随后应诏入京，任秘阁校理，大概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管理员的一个闲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朝中从此多了一个“刺头”：专挑敏感问题，职业怒怼大人物，谁有实权就怼谁。

入京次年，范仲淹就敏锐地提出，宋仁宗早已成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应该还大权于皇帝。

没有勇气打底，谁敢提这种问题？实权人物刘太后有没有做武则天第二的野心，没人知道，但还不还政的问题一旦公开化，就相当于把太后放到权力的火炉上烤。

刘太后怒不可遏，一个字：贬！

刘太后死后，宋仁宗亲政，怀念范仲淹当初为自己“仗义执言”，觉得他是自己人，遂下诏调他回京。

然而，皇帝想错了。范仲淹根本不是谁的人，在他的字典里，没有“站队”，只有“站对”，站在对的一边。

这一次，宋仁宗要废掉郭皇后，范仲淹站出来上疏反对，皇后没什么大错，为什么说废就废呢？

然后，他又得到了一个字：贬！

三年后，范仲淹又回来了，知开封府。这一次，他怒怼权势的矛头，对准了宰相吕夷简。他向宋仁宗进献百官图，指名道姓，直斥吕夷简任人唯私，升迁不公。

吕夷简老谋深算：要让范仲淹消停，除非让他消失。

于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从首都消失，来到了鄱阳湖畔的饶州。

一个人在一生中，哪怕有一次鼓起勇气，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愈挫愈勇，七八年间，竟遭三次贬逐，没有坚定的信仰是坚持不下来的。

所以，面对梅尧臣的劝慰，他说出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绝大部分读书人，初入官场总有一股锐不可当的勇气，以及一颗辅佐君王的事业心，但在渐渐熟悉官场规则后，就会慢慢磨平了棱角，变得圆滑世故。

范仲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官场沉浮数十载，逆境多于顺境，贬谪盖过升迁，但他始终保持初心，保持锐气，保持勇气。

即便随着年龄增长，他也未曾变得油腻世故。40岁的他，仍然有20岁的勇气；50岁的他，同样如此；60岁的他，还是如此。人会老，勇气不曾衰竭。

后来，范仲淹重回朝廷，宋仁宗让他主动跟吕夷简道歉，消除隔阂。他说：“臣向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我怼人向来对公不对私，没有错，不道歉。

就是这么霸气外露，就是这么锋芒毕露，连皇帝都没辙。

范仲淹曾说，做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用现在的话说，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授人把柄。

做到这两点，俯仰无愧，勇气自然就来了。

2

理想，是范仲淹人生的底牌。无论身处迷茫、黑暗与痛苦，他都能保持前行的姿态，因为他留了最大的一张底牌。

范仲淹的命并不好。用时髦的话来说，命运给了他一手烂牌，他却打得比所有人都好。他两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朱家。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在中举做官之前，他的名字一直叫朱说。

某次，他劝朱家兄弟不要挥霍浪费，结果人家怼了他：我自用朱家钱，关你什么事？他一脸惊愕，终于了解到自己是苏州人，不是山东人。

他发奋读书，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而历史也给了他这样的贫寒儒生一个机会，宋代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阶层限制，不再由贵族把持。有一句诗描写当时的现实，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读书，给了庶民向上流动的机遇，这种光荣与梦想，也不断刺激着他们的进取之心。

范仲淹曾搬到寺庙中苦读，后来又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这期间，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了颜回的影子。他生活清苦，却不改其乐。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伴着腌菜，各吃两块，就算填饱肚子了。他昼夜苦读，夜里上下眼皮打架打得厉害，于是用冷水洗脸，提神，接着读。

当地官员听说了他的事迹，特地派人给他送吃送喝，以示鼓励。范仲淹一概谢绝，说今天尝到美食，以后对着白粥腌菜就吃不下了。

贫穷并未限制他的想象力。他在做人生规划时，早早就敲定了两条路子：第一志愿当良相，第二志愿做良医。这两种人生设想，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不是治国家之病，就是治人民之病。

据说宋真宗有一次路过应天府，观者如堵，唯有范仲淹不为所动，继续躲在书院里看书。有一个同学很疑惑地问他，大家都去看皇帝本尊，指望着能跟皇帝握握手，这辈子都不用洗手了，你怎么不去呢？

范仲淹头也不抬，回了一句：今后见皇帝的机会多着呢！

别人说这话，可能是吹牛，但范仲淹说这话，是真牛。26岁那年，他考中进士，在殿试环节，见到了皇帝。

富贵触手可及，一介寒儒就此改运。多少人走到这一步，难免沾沾自喜，开始收割胜利果实，拼命敛财谋位，疯狂补贴年轻时的苦命付出。但范仲淹却感觉更苦了。以前是身苦心乐，如今是身心俱苦。

放眼望去，整个国家在范仲淹眼里，病得不轻。内有官僚阶层利益板结，因循守旧，人人在做好好先生；外有少数民族厉兵秣马，不时寇边侵扰，而朝廷只会花钱买平安。

这样的国家，让他担忧，无时不在想着如何改革图强。尽管他只是官僚体系中一个小小的地方官，但从未扑灭他心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辉理想。

他执着地上疏，针砭时弊，力陈改革。迎接他的是，一次次的贬黜，一次比一次惨。

对理想的执着，在现实中碰壁，哪怕头破血流，至死不曾后悔。就是这样一个人，政敌多于朋友，朋友多于知己，却在日复一日的自我砥砺中，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有理想的人自带光芒。《宋史》评价范仲淹，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一个能影响时代风气的人，尽管在当时失败了，但在后人眼里，又何尝不是成功了？

3

能力，是范仲淹一生的底气。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范仲淹不是蜘蛛侠，但终其一生，都在践行这句话。

范仲淹早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给人的印象是踏实内向。没有人会料到，步入仕途后，他的人生完全转向，动不动就怼人，成了国家最出名的“话痨”。

如果仅仅是一个只会提出问题不会解决问题的“话痨”，那么，范仲淹被贬一两次，就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了。

连皇帝都知道范仲淹“嘴欠”，但禁不住要不时重新起用他，为什么？

能力太强，无可替代呗。

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这样评价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无论什么身份职位，范仲淹都能做到极致。如此全才，千年一遇。

康定元年（1040年）前后，西夏进犯北宋边境，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宋仁宗无奈，遂起用众望所归的范仲淹，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起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范仲淹到位后，兼任延州（今延安）一把手，军政打理得相当到位。西夏人原本集兵延州城下，见此都不敢打延州的主意了，说“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小范指范仲淹，大范指镇守延州的前任、吃了败仗的范雍。

范仲淹在防守边塞的战争中，“号令明白，爱抚士卒”，采取正确的策略，经常取胜，军威大振，连宋仁宗都不得不称赞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

对手认可，老板认可，能力摆在那里，政敌无话可说。

史学家评论历史人物，许多时候会表现得很刻薄。比如一个人平时好议论军事，到了战场却不堪一击，落荒而逃，这样的人会被史学家讥讽为“带汁诸葛亮”。

然而，迄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史学家敢否认范仲淹作为一个杰出军事家的地位。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决心改革，第一个人事任命，正是把范仲淹调回中央，授官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皇帝心中，范仲淹是非常合适的改革领袖。

范仲淹一生的理想，担当良相的追求，此刻得以实现。他抓住机遇，提出了十项改革方针。拿既得利益者开刀，澄清吏治，首当其冲。

此时，范仲淹的周围聚拢了一批牛人，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等，史称“同官尽才俊”。范仲淹则是由这些才俊之士组成的政治集团领袖。

范仲淹对贪污腐败、尸位素餐的官员，毫不客气，每次看到针对这些官员的调查报告，大笔一挥就把这些官员拿下。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他的全家都在哭吗？范仲淹毫不心软，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路，宋代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省）哭要好。

一旦动真格，重新分配利益，称范仲淹为圣人的人就越来越少，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皇室权贵开始暗中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以范仲淹等改革者被逐出京城而宣告夭折。一代人的理想，自此失落。这是范仲淹一生中最郁闷的时刻。

改革失败后两年，庆历六年（1046年），58岁的范仲淹在贬所邓州，写下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毕生追求。

然而自始至终，没有人因为改革失败而质疑范仲淹的能力。人们只是惋惜，如果“庆历新政”成功了，就不会有后来的“靖康之耻”，可惜啊！

朱熹说，范仲淹“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这一评价，代表了历代对范仲淹能力的肯定。范仲淹称得上是宋代第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

4

道德，是范仲淹做人的底线。他追求功业，追求政绩，追求名声，但凡是需要出卖道德做交易的成功，他一概不取。

一个改革者，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者，在他生前身后，非议肯定少不了。因为，历史上的改革者，总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不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就是在改革的同时为个人揽权敛财。

范仲淹却是极其罕见的例外。

同是改革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身后毁誉参半，而范仲淹则是“名节无疵”堪称完人，为什么？

范仲淹的搭档韩琦，对他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是的，范仲淹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改革者，更是一个烛照古今的贤者、圣人。他的政敌，即便想诋毁他，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在“庆历新政”推进期间，政敌们联手说范仲淹在朝中结党。这一指责不得了，直接触碰到北宋建立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赵匡胤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

宋代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不是官员搞贪污、不作为，而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

宋仁宗也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的一条家法，一道底线。朋党的指控，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

连宋仁宗都不忍直接定罪，而是给范仲淹一个澄清和解释的机会，他想听范仲淹怎么说，就故意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面对这个问题，精明的改革者，为了改革事业继续推进，抑或为了保住个人的权位，肯定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君子不党”。

那么，范仲淹是怎么回答的？

他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没错，范仲淹心胸坦荡到这种程度，竟然当着皇帝的面，承认了结党的事实。他的道德感，强烈到宁可死，也不愿说谎。

代价当然是惨重的。范仲淹结党，成了压垮改革的那根稻草。

他没办法，也从未想过以突破道德底线的手段去挽救这一切。难怪朱熹说，范仲淹是天地间的一股浩然正气，是第一流的人物。

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不断以往哲先贤的思想、品德和功绩勉励自己。他曾说，“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像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终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做了高官以后，家里生活依然如贫贱时一般俭朴，史书说他的家人“不识富贵之乐”。但对他人急难却竭尽全力给予帮助，从不考虑自己有无家用。他还在苏州办义庄，兴义学，影响了宋代士大夫热衷义庄、义学的风气。

范仲淹将要退休时，他的门徒建议他在洛阳修建住宅，以安度晚年。他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弟子们说：“每晚就寝时，我都要合计自己一天的俸禄和一天所做的事。如果二者相当，就能够打着鼾声熟睡。如果不是这样，心里就不安，闭目也睡不着。第二天一定要做事补回来，使所作所为对得起朝廷的俸禄。”

他接着说：“如今我之所以打算退休，就是因我年老体衰，精力有限，能为他人做事一天比一天少，对不起百姓，对不起俸禄。这时营造安乐窝，岂又能安乐？”

这番话，不是圣人说不出来。

道德，在许多人眼里，是做人的标杆。有道德，说明我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无道德，只要不触碰法律，那也不要紧。

然而，我们要记住，道德，在范仲淹那里，只是做人的底线。他一辈子都不会逾越底线，去做任何无德之事。

范仲淹注定是孤独的，但一个诞生出范仲淹的民族是伟大的。任何时候，珍惜范仲淹，就是珍惜这个民族的过往与未来。

解缙：大明第一才子的非正常死亡

有的人命里带墨，黑起来要命。

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十三。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给朱棣呈上一份准备赦免的囚徒名单。

朱棣从密密麻麻的名字里，一眼瞥见一个人的名字，就问了一句：“缙犹在耶？”

解缙还活着吗？

仅凭文字记载，我们无法揣度朱棣口吐这几个字时的语气：是轻声感慨，还是重语责问？

但纪纲没有这个疑惑，他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对于朱棣的语气乃至意图的理解，毫无障碍。

纪纲回到监狱里，用酒把解缙灌醉，随后命人将他埋在积雪当中。

1

如果以长度来衡量生命的价值，那么解缙不可能在历史上留名。但以厚度来标识生命的意义，解缙短短的一生，就是厚厚一本大书。

解缙出生在江西吉安府一个世宦家庭。少年时，就被人称为“才子”。后世将他与杨慎、徐渭合称“明朝三大才子”，这三人除了才气爆棚，命运也都颠沛流离，曲折离奇，恐吓着你。

唐伯虎：我为啥没入选“明朝三大才子”？

这哥仨：你还不够惨！

在解缙死后很多年，他当年的同僚好友杨士奇为他写墓志铭，追忆往事，说他七岁就能赋诗，还写得相当不赖，十岁日诵数千言，能终身不忘。

宋明时期，江西是科举强省。

洪武二十年（1387年），18岁的解缙参加乡试，轻而易举拿下全省头名——解元。历史上有名的解元不多，唐伯虎算一个，解解元也算一个。

第二年，解缙一鼓作气，高中进士，是同榜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才气逼人加运气爆棚，人生的路太顺当，年少疏狂，奠定了解缙的生命底色。

20岁不到就步入仕途，而且是随侍皇帝左右。

老皇帝朱元璋一生杀伐无数，突然对青春的后备官僚力量颇多好感。一日把解缙召到身边，谈论时政，还鼓励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解缙也就不把自己当外人，当天写成万言书，上呈朱元璋。

这篇著名的《大庖西封事》，大到朝廷用刑太苛、用人不当、聚敛无度，小到朱元璋应该读什么书，不该读什么书，洋洋洒洒都写到了。

后世史家大多认为，一个青年见习官员捡了皇帝一句话，就当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典型的官场幼稚病。后来解缙的命运沉浮，似乎在此时就写好了结局。

不过，史学家商传则认为，万言书中所述的建议，很多都是朱元璋正在做，或者考虑做的事情，很难想象这篇万言书不是出于朱元璋本人的意图。

事实可能是，朱元璋选择了一个初涉官场、不谙世故的青年官员，作为政策推动的一个切入口，针砭时弊的一个典型。

解缙当然被蒙在鼓里。他毕生的人格理想，就是做帝王师，因而热情高涨，完全凭借才气推动文章的写作，当天就交了差。

朱元璋很满意，夸他有才。

人一旦受到正向激励，就会大着胆子一直往前冲，全然忘记评估前路的安危。此后不久，解缙又呈上精雕细琢的《太平十策》。

解缙的疏狂之气，是在此时才逐渐激发出来的。指点江山，运筹帷幄，仿佛就在自己的尺寸纸笔之间。他把帝国的治理和官场的应付，想得太简单了。

这位大名鼎鼎的才子，显然没有重温本朝政界往事。十多年前，一个叫叶伯巨的官员，上了《万言书》，提及“封藩太侈”，朱元璋大怒，说他居心不良，故意离间皇家亲情。结果，叶伯巨被逮捕下狱，活活饿死。

解缙在《太平十策》里，也提到明初分封诸王的隐患。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正确的预言；但从政治上看，这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这次算他命大。《太平十策》遇冷，帝王无情，朱元璋陡然不满，但蕴于心，还未表现出来。

官场中人也都把解缙看成一个狂妄的书生。

2

真正让朱元璋对解缙失去耐心的是，老皇帝突然意识到，规规矩矩、模式化的官僚群体中，出现了一个爱管闲事、刺头式的官员。他仗义疏狂，以笔为剑，硬是把官场变成江湖。

此人正是解缙。

解缙凭借自己过硬的笔头和一腔热血，在朝廷中代人写辩词诉状，俨然是一个侠客。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案发，被杀。这个案子牵连达1.5万人，是洪武朝的重大案。洪武二十三（1390年），韩国公李善长被迫自杀。

解缙站出来，替虞部郎中王国用起草为李善长辩冤的奏疏。文章恣意汪洋，精彩绝伦，不愧为大明第一才子的手笔。据说连怒火中烧的朱元璋，都不自觉地重读一遍。

“窃见太师李善长，与陛下同一心，出万死，以得天下，为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皆被宠荣，人臣之分极矣，志愿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贵无以复加矣。若谓其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谬不然矣……使善长佐胡惟庸，成事亦不过功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岂复有加于今日之富贵者乎？且善长岂不知天命之不可幸求，取天下于百战而难危也矣！”

道理说得再明白不过，位极人臣的李善长，除非篡位自立，绝无可能辅佐胡惟庸谋乱的理由。

奏疏接着说，李善长已经死了，只希望陛下警戒于将来。现在天下人都说“功如李善长，尚且如此”，我怕四方人心因此瓦解啊。

这样直白而直戳痛点的警告，简直大胆。

解缙说，我也知道“言出而祸必随之，然耻立于圣朝，而无谏诤之士”。表达了赴汤蹈火、死而无憾的决心。

尽管措辞猛烈，解缙并不忌讳别人知道自己代笔的事，所以朱元璋很快知道，这把“匕首”是解缙递出去的。

紧接着，又发生了解缙撰文弹劾都御史袁泰的事。

袁泰依仗权势，多行不法，大家心怀愤恨，但各有畏惧，敢怒不敢言。只有解缙嫉恶如仇，大义凛然，挥笔而就，把袁泰的罪与罚写得入木三分，“天地不容，人神共怒”。

朱元璋显然已对朝廷上出现的这名“侠士”非常不满，他全然不理会解缙的奏疏，不仅宽宥了袁泰，而且指责解缙缺乏涵养。

不久，解缙的父亲解开入京觐见朱元璋。朱元璋说，把你儿子带回家，让他继续读书，十年后，大器晚成，大用未晚也。

换句话说，皇帝用一种体面的方式，把耿直硬气的解缙解雇了。

这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离解缙入仕不过三年多。

解缙后来反思他第一次入仕，从高点到低谷，都是因为自己不懂得屈膝，太狂太傲，导致诽谤污蔑不断。

3

22岁，意气风发、睥睨一切的年纪。一肚子学问的有为青年解缙，却只能遵照最高指示，跟着父亲返乡回炉，接受再教育。

乡居生活唯有诗书相伴，胸中郁闷无处言说。

时间一晃就是七八年。解缙再次回到历史的聚光灯下，是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逝。

听闻消息，解缙立即赶往南京。他的悲伤，或许不在于朱元璋的去世，而在于朱元璋应许的十年后大用的诺言，如今一同被埋葬了。

解缙此次入朝的结果，十分不幸。

朝廷上，大家都记着朱元璋打发解缙返乡的时限是十年。现在十年未到，解缙冠带来朝，于是有人弹劾他违背遗诏。不仅如此，还对他的家庭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说他母亲死了没下葬，父亲90高龄，他竟然跑到京城来要官？

蛰居八年的解缙，当当当当，甫一亮相，灯就全灭了，一下子被树立为不忠不孝的双面典型。

这心情，真是丧到家了。

建文帝对他的处分传达下来了，将他贬到陕西临洮的河州卫，充当普通吏员。这么远的贬谪，几乎跟充军无异。

年近30，解缙更感人生悲戚。他再次反思自己，觉得平生为自己的名声所累，为自己的骄傲埋单，遂在诗中感叹道：

早岁攀龙客天府，浪得声名满寰宇。

归来自分闭门过，岂料更为名所苦。

八年之间，连栽两次大跟头，解缙对人生信条有所怀疑。

西北苦寒，郁闷的他很快就病倒了。无奈之中，他终于低下了孤傲的头颅，向礼部侍郎董伦写信求助。

这封信言辞凄苦，足以感动朝野。特别是在信的开头，解缙结合建文帝削藩的时事热点，说他当年就数次上万言书，提出分封诸王可能重演汉初七国之乱，但没人听，现在不幸真被言中了。

解缙提起这事儿，等于向朝廷表态，他不仅是新皇帝削藩政策的坚定反对者，而且早就发出过预警。很多人说，才子往往命途多舛，是因为他们不谙世事，不懂官场潜规则，实际上并非如此。不是他们不懂，是他们不屑罢了。只要他们愿意折尽傲骨，洗却傲气，他们不会混得比人精差。

解缙的信，打动了董伦。董伦向建文帝推荐了解缙，解缙随即被召回京城。

但解缙并不受重用，在建文朝几年，始终是一个品级最低的小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身上还有太多的士气与侠气，尽管在家八年，尽管被贬边区，尽管人到中年，仍未改造彻底。这导致他与当时整个官场的氛围格格不入。

因此终建文一朝，解缙郁闷地失声了，成为历史中的静默者。

4

直到朱棣夺了侄子的帝位，政治变革，解缙才避免了被历史红尘埋没的命运。

靖难之变是明初政治最大的一轮洗牌。站队，是国家每个官员必须做出的抉择，而站队的结果往往关乎生死。

最典型的是株连十族都不惧的方孝孺。

朱棣要建文朝的文胆方孝孺，替他草拟《登极诏》，方孝孺誓死不从，杀身成仁，成为建文朝尽忠的典范。

相比之下，在建文朝颇受冷遇的解缙，则跟着一些翰林院官员，主动迎附新主。

很多人常以方、解的抉择作对比，来观照当时最著名的两个才子的人品高低。一些史料甚至说，解缙在决定投奔朱棣的前一天晚上，还在友人家中慷慨陈词，誓与旧主共存亡。

这些极有可能是为了印证解缙是一条可恶的变色龙而编排出来的故事，未必可信。

变局之中，解缙没有选择方孝孺的道路，显然难逃中年油腻的苛责。但应该注意到，一生孤傲清高的解缙，为何突然变得油腻了呢？这与他在建文朝长期坐冷板凳不无关系。

方孝孺死忠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本就是建文帝的近臣。而解缙却明显不甘心，如果让他以死去蹭建文帝落难的热点，估计他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你算哪根葱，也配死忠吗？

在大明第一家族内部的权力转移中，解缙毫无负罪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他唯一需要掩饰的是，在洪武朝、建文朝极力鼓吹的“分封肇祸”的预言，到永乐朝已然变成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这时，他闭口不再提当初预言的先验性。

朱棣嗜杀，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在其以追究奸党之名大肆屠戮旧朝官员的时候，解缙却一路升迁，走到了人生的巅峰。

若活在这个年代，估计人生得意的解缙，忍不住要唱一句“野百合也有春天”吧？

5

根据史学家商传的考证，当时与解缙一起组团欢迎朱棣入主南京的官员们，地位大都在解缙之上，但都未能得到解缙一般神速的升迁。

其他官员基本只官升一级，只有解缙像是坐了直升机，一下子由从九品的翰林待诏，超升为正六品侍读。

解缙到底对朱棣施了什么魔法，以至于这名杀人不眨眼的新帝，非要为其官升八级才能表达他的宠爱？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

商传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解缙为朱棣草拟了《登极诏》。

对，就是方孝孺宁死不从的《登极诏》。

解缙的友人后来在追忆时，都说朱棣入嗣大位之初，所有朝廷的重大公告和重要讲话，都出自解缙的手笔。

虽然没直接提及《登极诏》（想来是因为方孝孺的抵抗事迹，使得后继者草拟《登极诏》成为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这份奠定朱棣上位正当性的重要文献，举朝望去，恐怕唯有解缙有能力执笔驾驭了。

《登极诏》如此解释朱棣取代朱允炆的位置：朱棣援引“祖训”，起兵靖难清君侧，欲效仿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哪知道攻到南京，建文君已自焚而死。无奈之下，迫于众议，推辞再三，只好勉强即位。

朱棣对这个解释，相当满意。此后整整五年，都把才气逼人的解缙当成宝，宠上天。

解缙“阴差阳错”地成为明朝第一个阁臣，是朱棣最受信任的近臣。

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解缙的受信任程度：继位之初，朱棣找来解缙等人，让他们检阅建文朝时臣僚所上的上千件奏疏，并明确指示，除涉及国家经济数据有用的留下，其他有关靖难、削藩等事的一概焚毁。

其中，应该就有解缙当年所上的削藩建议书。朱棣此举，表明了他对解缙的绝对信任，不算旧账。

6

才子能获得重用，终归还是因为有才。

解缙在永乐朝的主要工作，一个是重修《太祖实录》，这套建文朝修撰的官方文献，涉及靖难之变的全部内容，需要重新删削美化，你懂的。这其中，解缙的“生花妙笔”不能少。另一个是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盛世修史编书，这事是解缙的长项，他也愿意做。

从当时的历史看，解缙避免不了成为皇权宣传文治、粉饰太平的工具的文人宿命。然而，他要是这么老老实实地藏起性格的棱角，余生平平稳稳做个油腻官员，等着光荣退休，也是一种现实的活法。

解缙偏不。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时常让人不得不信。一直以来，解缙是有帝王师情结的。

立储，是王朝政治的头等大事，历史上有许多立不好储君导致权力内斗乃至颠覆的教训。解缙作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不可能让悲剧重演。因此，他主动介入并干预立储之争。

恰恰在这件事上，再次暴露了文人才子的傻白甜。

历来储位之争是最敏感的政治议题，哪怕是皇帝再亲近的大臣，都避之唯恐不及，纷纷以皇帝家事为由，避免牵涉其中。

解缙不可能不知道触及这类政治议题的危险性，但他不能坐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政局生变，于是果断扑了上去。

朱棣喜欢在靖难之变中征战有功的二子朱高煦，不喜欢身体肥胖、性格柔仁的长子朱高炽。解缙在多个场合向朱棣委婉进言，说服其早立长子为太子。

一次，朱棣私下问他对储君之事怎么看。解缙没有回避，也没有玩文字游戏，直接答：“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他看出朱棣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接着说：“好圣孙。”意思是，虽然您认为朱高炽一般般，但他有个好儿子，也就是您的长孙朱瞻基，将来让朱高炽继位，朱瞻基才能接棒当皇帝。

据说朱棣因此才定下储君。

但多嘴多舌的解缙，显然也因此得罪了储位旁落的朱高煦。

朱高煦屡次在朱棣面前说解缙的坏话。或许是出于补偿心理，朱棣明知是朱高煦的构陷之辞，还是逐渐疏远了解缙。

解缙劝谏，要朱棣注意约束朱高煦。朱棣怒喝，说解缙是“离间骨肉”。最终，朱高煦造谣解缙将储位之争泄露到了外廷，朱棣遂将解缙贬谪到了广西。

这是永乐五年（1407年）春天的事。解缙的好日子，自此到头。

7

厄运却仅仅开了头。

随后，解缙又从广西被贬到了更远的交趾（今越南北部）。

到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朱棣恰好带兵北征，不在京师。解缙就谒见了太子朱高炽，然后返回交趾。

朱高煦得知此事，告解缙故意在皇帝外出的时候私自见太子。言外之意，太子和解缙或有不轨图谋。

朱高煦这招够阴狠，想一箭双雕。

结果，解缙因此莫须有之罪，在次年被逮捕入狱。

需要留意的是，在解缙遭遇贬谪、下狱的时候，朝中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

一个原因可能是，永乐朝的嗜杀氛围，吓坏了官员们，他们都没有解缙的胆气，自然也不敢出来多管闲事。另一个原因则是，解缙平时放荡不羁，喜欢臧否朝中同僚，无所顾忌，从而得罪了很多重臣，这些人不仅不会帮他说话，还在关键时刻对他落井下石。

在杨士奇笔下，解缙却是一个人缘颇佳的侠义书生：“平生重义轻利，遇人忧患疾苦，辄隐于心，尽意为之。笃于旧故及名贤世家后裔，而襟宇阔略，不屑细故，表里洞达，绝无崖岸，虽野夫稚子，皆乐亲之。”

或许解缙这种人的性格就是这样，跟他交集不多的人会很喜欢他，但与他同朝为官的人，难免对他的才华与疏狂产生忌恨。

没有任何一种性格，可以避免得罪任何人。解缙才不会为了落难时有一双手伸出来，去强迫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他视李白为偶像，在为人、作诗等方面，处处从李白身上找到了精神的自我：

我非寻常流宕人，等闲不遇闲悲辛。

读书学得万人敌，直将富贵轻埃尘。

看，这样一股粪土荣华富贵的气魄，不失为李白附体。

可惜，解缙所处的时代，对士人个性的扼杀，要比李白身处的唐代猛烈得多。李白在唐代很容易找到朋友拼酒，解缙在明代却知音难觅。他在一片整肃的官僚中，那么特立独行，那么凤毛麟角。

李白式的名士风度，压根儿就不是明初政治的产物。只能说，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凡鸟，但也为自由和天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起，解缙开始了长达三年半的狱中生活。直到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朱棣最后一次提起他的名字，全然不顾旧时恩宠，或许还满含恨意。

最是无情帝王心。

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心领神会，回到监狱里，用酒把解缙灌醉，随后命人将他埋在积雪当中。

当天，北京城大雪。

解缙，卒。时年47岁。离重获自由，仅隔着皇帝的匆匆一瞥与随口一问。他原本是作为准备赦免的囚犯，被提名上去的。可堪造化弄人。

解缙或许已无数次在脑海中构想了自己的死亡，对于这样一个“李白式”的结局，他一定觉得死得其所：学士不须笑我俦，磊落与尔同千秋。（解缙《采石吊李太白》）

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8岁的嘉靖皇帝不上朝了。一个人在文华殿吃斋。他要尊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帝”，但遭到朝臣们的集体抗议。他只能以罢朝实行反抗议。

吏部高官何孟春于是号召百官“哭谏”。大家情绪激动，跃跃欲试。翰林修撰、经筵讲官杨慎这时站出来，大声疾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杨慎，一个愤青，完全忘记了此前刚刚退休的父亲、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对他的告诫：朝廷现在情况险恶，一定要三缄其口，做个闲官就好！

此后，他的命运急转直下，一手好牌都被收回。

1

口号喊出去之后，朝臣中的“刺头”带领大家一起到左顺门请愿。左顺门跪倒一大片高官，集体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这是拿明太祖和明孝宗向年轻的嘉靖皇帝施压，要他守祖宗之成法，不要因为年少冲动乱了大明皇帝的世系。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一生叛逆的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没有留下子嗣。他的堂弟、年仅15岁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

白白捡了个皇帝当，但嘉靖皇帝朱厚熜并不高兴。朝中以杨廷和为首的高官，咬死了要他认他的伯父、武宗之父——孝宗朱祐樘为“皇考”，而只能称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

伯父变成父亲，父亲变成叔父。这让朱厚熜在情感上接受不了。

这场关于新皇帝生父的尊号之争，持续了三年。杨廷和为首的高官，最终与嘉靖皇帝闹得极不愉快。

在最激烈的时候，杨廷和以辞职要挟。没想到，正中嘉靖皇帝下怀，他直接批准了。

此后，支持新皇帝的张璁、桂萼等少数派占据上风。

杨慎与父亲杨廷和的立场一致。他把嘉靖尊谁为“皇考”的问题当作国本问题，认为不能动摇国本，甚至上升到了“仗节死义”的地步。

明朝的宫廷政治向来是很残酷的。

朝廷高官都很有“血性”。当年，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教唆下率军亲征，导致被蒙古人俘虏。群臣激愤，在继位的明代宗面前，直接就把王振的死党马顺打死了。

嘉靖一开始召张璁、桂萼进京，一些激进的官员也扬言要在朝廷上扑杀二人，吓得二人不敢露面。

现在张璁、桂萼等人得势，他们的后台老板嘉靖皇帝，面对左顺门的请愿队伍，极其愤怒，两次好言劝大家回去都没有效果。

嘉靖也决定暴力镇压了。他命令锦衣卫把参加请愿的官员姓名登记在册，一共有229号人。这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官员，绝大部分都很惨。其中，一百多人被逮下诏狱，并施以廷杖，当场就打死了16人。

杨慎等几个“刺头”被廷杖一次后，嘉靖还不解恨，命令再将这几人廷杖。

所幸命大。遍体鳞伤的杨慎，还留着一口气。

2

如果杨慎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了，历史可能会记得这么一个人，但肯定不会给他太多的笔墨。哪怕他是一个状元。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1488年出生于一个科举官宦世家。杨家有“一门七进士，科第甲全川”之称，可见这家人考试一流。

杨慎很小的时候就才气逼人，很受当时的文坛盟主、大学士李东阳的欣赏。24岁那年，他更是一举考中状元，名满天下。

四川有句民谚称：“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升庵科第。”这是四川人认为历史上最牛的四个本土文化人，把他们排在一起了。

人一红，就容易惹来是非。当时有人说杨慎是“关节状元”，靠老师李东阳、父亲杨廷和的关系才点中状元。杨慎任职翰林院后，表现出让人叹为观止的博学，以及无与伦比的记忆力。流言这才不攻自破。然后，又有了新的谣言，说他利用职务之便，窃取了内库藏书，才能对别人不知道的冷门知识信手拈来。

总之，这些谣言的产生或因杨慎出身相门，卷入党争；或因他年少高第，引起时人猜测和妒忌，都不足为信。但凡公认的才子，总有几分桀骜和孤高。杨慎的问题，还出在他的胆气，敢于劝谏皇帝，批逆鳞。

做官没多久，杨慎看明武宗整天游玩嬉戏、亲近佞臣，心里压抑不住愤怒，于是上书劝谏。武宗没拿他怎么样，但也没有听劝收敛的意思。

杨慎很无奈，干脆弃官回家了。他虽然年纪轻轻，但很有那种辅政贤臣的思想，要是遇到一个有道之君，那就跟着干，遇不到就规劝，劝不动就归隐。很传统的士大夫思想。

武宗临死之前，把他召回来了。

这次回来，他遇上了嘉靖为生父争尊号这件明代中期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史称“议大礼”。

这件事放现在看，其实挺无聊的。明代的舆论普遍认为，杨慎他们是对的，而张璁、桂萼是小人，为了博取皇帝信任，不惜火中取栗。但到清代，舆论彻底反转，很多人赞成张璁等人，认为他们才是“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理学禁锢最早的反叛者。

从权力争斗的角度看，“议大礼”则是皇权与“相权”的一次角力。明朝废相，到了中后期出现了内阁代相的趋势，内阁无相名有相权，实际上对皇权形成了制约。杨廷和等阁臣反对嘉靖尊封生父的诉求，固然有很多理由，但给新来的皇帝一个下马威是肯定的。

问题是，嘉靖皇帝也是个很有政治天赋的人物。他或许看出了这些旧臣的用意，知道一旦示弱，以后就要彻底受制于阁臣了。所以他硬要把这件事办成，外倚新进，内纵宦官，让他们形成抗衡，自己坐收渔利。

左顺门事件后，嘉靖宣告了他的胜利。终其在位40多年，哪怕20年不上朝，都不会大权旁落，仍然是明代能独揽乾坤的几个皇帝之一。

杨慎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敢于对抗皇权，自然有一身铮铮铁骨，代价是断送了后半生的前途。

3

37岁那年，杨慎拖着半死的身躯，出发前往云南永昌卫（今云南省保山市），嘉靖眼中的极远烟瘴之地。

作为左顺门事件的挑头者之一，作为前内阁首辅的儿子，杨慎受到的惩罚是“永远充军”。在明代官员的惩罚体系里，这是仅次于死刑的处罚。可见，嘉靖对杨廷和、杨慎父子的痛恨之情。

很多人把杨慎的流放，当成是官员的贬谪。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遭贬谪的官员，尽管也把你贬得远远的，但好歹还给你个小官继续当着，比如白居易的江州司马、苏东坡的黄州团练副使。

但流放充军不一样。你已经是个罪犯，而不是官员了。杨慎受到的打击，可比历史上许许多多遭贬谪的著名文人大多了。

就算在这种情况下，嘉靖仍没打算轻饶他。在后来对“议大礼”诸臣的清算中，他的父亲杨廷和也遭波及，被削籍为民，很快郁郁而终。

那几年，嘉靖会时不时地向阁臣打听杨慎的情况。只有阁臣回答杨慎病了、废了，嘉靖才会感到满意。面对偏执暴戾的皇帝，杨慎不得不伪装自己，傅粉簪花，怀拥歌妓，招摇过市，醉生梦死。

晚清文人谢章铤堪称杨慎的隔代知音，他看出杨慎的这些非正常举动其实是佯狂避祸而已，“胸中实不知有几斗热血，眼中实不知有几升热泪”。

杨慎的人缘算相当不错。尽管他远在万里之外，尽管嘉靖对杨家的恨意举国皆知，但仍然有一些故旧知交愿意替杨慎求情。

结果是统统没用。

嘉靖在位每逢喜事都会大赦天下，一共大赦了六七次，每次都把杨慎排除在外。

最最悲催的是，倒霉的杨慎遇上的嘉靖，偏偏是明朝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这意味着，杨慎要熬过嘉靖的任期，等到新帝上位才能有获得平反的机会。

杨慎终究没能熬过嘉靖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卒于瘴雨蛮烟之地，享年72岁。

4

一个正直、博学之人，后半生困顿于流放地，岁月蹉跎，前程无望，这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悲剧。但这正是我最尊崇杨慎的地方。

如果他死于左顺门事件，我不会对他有特别的好感。虽然可以看出他的骨气，但毕竟所争之事，随着时代变化，已经全无意义。

杨慎的伟大，在于他的诗意和尊严。

这两样东西，在正常人中已经够稀缺了，何况一个终生的流放者？

从被流放的第一天起，他就在盼归。但他仍然保持了他的硬气，不向皇帝乞饶。

古今许多人，在丢失了名望与地位之后，主动把尊严也让出去了。一脸真诚地扇起自己的嘴巴，就像大粪浇到自己头上还以为在洗热水澡，舒服得不得了。

杨慎是与尊严共生死的人。他甚至没有把自己当成罪犯。云南当地土司叛乱，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带着人就去战斗。完了，还写诗词揭露官吏们在事变时畏畏缩缩的丑态，表达自己怒发冲冠的悲痛之情。

当地一些官吏以修工程的名义来剥削民脂民膏，但没有人敢站出来揭露、声讨，又是他，一个“罪犯”，给巡按上书讲出真相。他的正义感，就是他死死守住的尊严感。一个人可以被剥夺身体的自由，但内心的高贵，没有人可以夺走，只要他愿意守住。

在被放逐的30多年中，他无数次表达他的痛苦感受，但都是通过怀念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等诗人的形式，使得他的感受不那么期期艾艾，而是有了一种含蓄的诗意。

这层诗意，无疑也是他自我保护的涂层。

前些日子，我看到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的一个演讲，他说：“我们对大环境无能为力，但我们是可以自己创造小环境的。我一直相信梭罗的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来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生命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得诗意而又神圣的。”

如果不幸身处黑暗，请永远活出诗意和尊严。

杨慎正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活成了明代的文化种子，被誉为“明朝第一博学才子”。

阁臣们都跟嘉靖报告说，杨慎这个人彻底废掉了。没有人想到，一个“废人”在文化的园地上浇灌出了最绚烂的花朵。

他的博学是公认的。《明史》本传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杨）慎第一。”陈寅恪也说，杨慎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他擅长的研究领域覆盖了经学、史学、哲学、语言学、音韵学、金石学、书法绘画、戏曲音乐和民俗文艺等，据说平生著作有400余种，存诗约2300首。关键是，这些著述往往有独到主见，或可补史阙，或提供线索，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

明朝的文化人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本朝出一个文化人和其他朝代相比，要能不逊色，至少不被比下去，应该选谁呢？

很多人的答案是杨慎。

著名的心学大师李贽，就把杨慎当作自己的精神偶像之一。他不仅极力称赞杨慎的人品、学问，还说“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宋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意思是，李白、苏轼和杨慎分别是唐宋明文化界的扛把子，而这三人恰好都是四川人。四川要么不出人才，一出就出大牛人，此地真奇怪！

杨慎写过一阙词，因被毛宗岗父子誊录为《三国演义》的卷首而天下皆知：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阙词中读出不同的味道。而我想到的是，也许只有像杨慎这样洞穿世俗成败的人，才能在半辈子的逆境中活出了一个人该有的尊严和诗意。

致敬，杨升庵！

徐渭：厄运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我一直想写这个人。

尽管早已有人对他“盖棺论定”——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结婚，四处帮闲，五车学富，六亲皆散，七年冤狱，八试不售，九番自杀，实堪嗟叹。

40个字写完他的一生，历史对他何曾公平过？

但你若真的懂得他的一生是怎样熬过来的，你或许会心疼他多一秒。

他自己写诗说：“天下事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他一生的霉运，比别人几辈子还多。死，是别人眼中最大的不幸；而他，最大的不幸是：想死，死不了。

如果可以，我甚至愿意分一点好运，给这个终生潦倒苦痛的晚明人。

他的名字叫徐渭（1521—1593年），字文长。

1

徐渭的霉气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他是父亲徐鏓与继室的婢女私通的“结晶”。因为有了他，肚子藏不住，婢女才被徐鏓纳为侍妾。

他出生后三个月，父亲去世。他由继室苗夫人抚养。

十岁那年，徐家吃老本吃到头了。

家道彻底没落，连他的生母都被遣散出去。小小年纪的他竟要与逃跑的仆人对簿公堂。

四年后，苗夫人也去世。徐渭依靠年长他20多岁的长兄过活。他孤僻敏感的性情，在变故频繁的家境中一点点养成。

在最该快乐的少年时期，他都未曾尝过一点生活的甜头。除了老天赋予他天才般的学习能力，他一无所有。

徐渭是个天才。六岁时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八岁写文章被比作刘晏、杨修，到了十几岁，写出万字长文，易如反掌。

按理说，既然老天爷赏饭吃，这么有才的人考个科举，应该只是走个程序的问题，囊中探物，不在话下。

但是，我们的主人公很背。终其一生，除了20岁勉强考个秀才，其后21年，参加乡试达八次，从未遇上一个欣赏得了他的考官。拿到他试卷的考官，要么说他的答案“不合规寸”，有异端思想，要么说他“句句鬼话，李长吉（即李贺）之流”。

才华爆棚的徐渭注定要错失安逸的体制，而僵化的体制注定配不上徐渭的才华。这么惨淡的科举成果，估计也就后世的蒲松龄能与他一争最惨的宝座了。

勤勤恳恳地参加完大半生科举，他才痛苦地悟出血泪教训：“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

天下人看得上你的文章，没用；考官看上了，才顶用。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会把窗户钉死。徐渭“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倒了血霉。

长期仰食于长兄徐淮，科举又屡战屡败，自尊心极强的徐渭抬不起头。他曾在信里说起兄弟间的关系，用了“骨肉煎逼，萁豆相燃”的表述。看来，长兄给他的痛苦远远多于对他的照顾。

为了摆脱这种冷血的家庭关系，徐渭做了一个“丢脸”的决定：当一名上门女婿。

岳父潘克敬是广东阳江典史，一个不入流的佐杂官。他欣赏徐渭的才华，不要一分聘礼，把14岁的女儿许给徐渭。这样，20岁的徐渭离开江南，跟着岳父远赴岭南。

幸运的是，妻子潘氏是个好女孩，与他琴瑟和谐。不幸的是，婚后仅五年，潘氏就患肺病去世，给徐渭的内心又添了一道深刻的抓痕。

在此期间，徐渭的两个兄长先后逝世，家产被市井无赖霸占。

徐渭的人生跌入了谷底。他想抓住科举的绳子往上爬，却发现这绳子一直向下坠。

最终，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把他捞了上来。

2

进入浙闽总督胡宗宪的幕府之前，徐渭靠开私塾糊口。尽管干着最卑微的工作，但他的才气与名声并未完全湮没，好友沈炼曾夸赞他：“关起（绍兴）城门，只有这一个（人才）。”

胡宗宪是明朝最有争议的“名臣”，抗倭有功，而依附严党，毁誉参半。但他礼贤下士，折节相待，在幕府中笼络了一批才俊。

徐渭半辈子穷困潦倒，毫无功名，胡宗宪却对他颇多好感，多次邀请他充当自己的幕僚。徐渭数次推辞，甚至开出严苛的条件，比如允许他随意衣着、随意来去。胡宗宪竟都应承了下来。

老天从未对他温柔以待，胡总督却能对他另眼相看。这让徐渭心生出许多感动，尽管他讨厌并讽刺过严嵩及其党羽，但还是入了胡宗宪的幕府，开始他一生中最辉煌又最纠结的五年戎幕生涯。

据说，徐渭为胡宗宪抗倭出谋划策，立过汗马功劳。但他在幕府中的主要工作，其实是胡宗宪的代笔，替胡写作拍上级马屁的华丽文章。

自主意识极强的徐渭，在写作违背内心的文字时，内心痛苦难当。所以我们不难看到一个落寞的文士，在现实与文字里，扮演人格分裂的两种角色。

他可以睥睨宠待他的胡总督，常常大醉而怠慢领导分给他的任务，但在文字里，他必须肉麻地为严嵩唱赞歌。他可以头顶芭蕉叶在大雨中吟诗，鬓角插着梅花，出城赏雪，可以不拘礼法，怎么高兴怎么来，但在文字里，他只能是没有思想的躯壳。

胡宗宪为他出手阔绰，为他购置房产，为他续娶妻子，所有人都说徐渭跟对了老板。

然而，徐渭并不开心，他说自己“深以为危”。果然，厄运会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他还没等到机会离开幕府，严嵩倒台了，胡宗宪跟着倒霉。而他，一个原本痛恨严嵩的人，鬼使神差地成了严嵩一党。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徐渭从杭州返回家乡绍兴。此时，他已42岁。此时，他以为自己抓住了另一根救命稻草。

胡宗宪下狱的第二年，礼部尚书李春芳听说徐渭的才名，托人带了60两聘银，邀请他进京担任幕僚。

抵京后，他才发现李春芳不像胡宗宪，并没有容忍异类的肚量，不仅门下规矩严苛，还要徐渭代他写青词。

徐渭干了三个月，忍无可忍，决定辞职。

一般人，辞职就好聚好散。但倒霉催的徐渭，遇上的李春芳是个“霸道总裁”。李春芳认为自己丢了面子，派人到绍兴威胁并责令徐渭回京。

无奈的徐渭只好变卖房产，凑了60两银子，托中间人退还李春芳。但徐渭想错了，对于当朝政治红人而言，这压根儿不是钱的问题。

李春芳再次要求他进京。不得已，1564年秋天，徐渭返回李春芳府上，尴尬地面对他的前雇主。所幸，在两位绍兴老乡的调停下，李春芳终于松口，允许徐渭脱身。

这样，身心备受摧残的徐渭，才算平安回到了家乡。

3

第二年，传来消息，胡宗宪在狱中自杀身亡。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徐渭精神崩溃。世间再无胡宗宪对徐渭如此宠遇，而徐渭，将永远活在受严嵩案牵连的恐惧里。

徐渭想到了自戕。在自杀前，他写了《自为墓志铭》，说自己“贱而懒且直”，平生孤傲，最怕结交权贵。

他开始实施自杀行为，先用斧子劈头，血流满面，未死；再用铁钉贯入耳中，鲜血狂喷，还未死；又用锥子敲击肾囊，剧痛难忍，仍死不了。

老天留着他遍体鳞伤苟活人间，当然不是贪恋他的才华，而是有更大的罪让他去受。

有人如此评价徐渭的自杀：“自杀，是与命运搏杀后的逃离。”

徐渭屡次逃离而不成，一回头，总是看见命运在嘲笑他。

前后自杀九次未成功，杀人却一次致命。46岁那年，徐渭怀疑妻子张氏出轨，将她杀死。

徐渭杀妻案真相扑朔迷离。他自己的说法是，癔症发作，控制不了。

结果，徐渭下狱论死。

因为同乡好友张元忭、诸大绶营救，徐渭免于一死，后又减刑。他在狱中心态反倒自得自适，当被允许解除枷锁时，竟然写了《前破械赋》和《后破械赋》。随后，他开始大量作画，狱中无颜料，遂泼墨为之，一不小心成了泼墨写意画的鼻祖。

七年后，万历皇帝即位大赦天下。徐渭出狱，年已53岁。不管别人怎么看，一个梵高式的天才疯子，重返人间。他曾自撰对联：“乐断难顿，得乐时零碎乐些；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

对自己的倒霉劲儿，他倒有十二分的清醒认识，别人的人生可能苦乐参半，他的人生是苦苦苦苦苦苦里参个乐。

出狱后，日子惨兮兮，但他已能更无忌惮地怼天怼地怼空气。

他游走在友人的幕府中，甚至去到塞外，一旦心生不爽就拍屁股走人。60岁那年，因为救命恩人张元忭的召唤，他再度启程到了北京。

在京期间，仍然狂放不羁。张元忭要他遵守礼法，他极度愤怒，说我就是杀了人该死，也不过脖子上挨一刀而已，现在老张竟要对我千刀万剐。

从此与张元忭不相往来，直到张死后，徐渭独自去凭吊，抚棺恸哭，然后离开。

4

徐渭生命的最后十年，乡居绍兴老家，越发厌恶富贵与礼法之士。

他的文名很盛，却不借此变现，刻意逃离上层圈子，遇到不愿见的权贵人士来访，他手推柴门大叫：“我不在！”

若有他嫌恶之人来求字画，花再多钱，他也不愿执笔。

他与儿子们的关系恶劣，常年处于独居状态，他贫病交加，将一生藏书变卖殆尽，仍时常断炊。

像个真正的神经病一样，他过得极其凄惨，但他狷傲愈甚。在“疯了”的世俗骂声中，他总算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作为个体，他有意识地冒犯传统和多数，并且执拗地坚持自己的初衷，注定得承受数倍于常人的痛苦。但他已经全不在乎，他也完全经受得住任何霉气。

天才的另一面永远是狂傲，狂傲的另一面永远是苦难。中晚明的才子狂士那么多，似乎没有人有他这么倒霉，他活得比唐伯虎惨，比金圣叹狂，像同时代的李贽一样孤独。

1593年，徐渭终于走完他的一生，终年73岁。死时身边唯有一狗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

一个社会秩序的叛逆者和零余人，死了也就死了，没有多少人在乎。直到五年后的一天，“公安三袁”的领袖袁宏道夜宿友人陶望龄家，随手在书房中抽出一本纸张拙劣的书。那是徐渭生前自编的文集，袁宏道惊呆了，他曾和徐渭这样的大师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他竟连大师的名字都未曾耳闻。他和陶望龄一起，边读边叫，把睡觉的用人都惊醒了。

袁宏道说，徐渭“眼空千古，独立一时”。

因为袁宏道的“发掘”，徐渭自此青史留名，没有人可以抹掉他的名字。

据说，清代郑板桥曾刻印一枚，自称“青藤门下牛马走”。徐渭自号“青藤居士”，这枚印章相当于现在人说自己是“王小波门下走狗”。

生前不幸，死后不朽。徐文长的倒霉人生，终于迎来逆转。但若不是老天太过残酷，谁人愿意如此赢得生前身后名？

黄宗羲：少年刺客，中年带兵，晚年大师

多年以后，黄宗羲回想起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将其总结为——“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

这位亲眼见证明亡清兴的旷世大儒，在其85年的人生中，进则斗志昂扬，奋起抗争，退则隐居山野，著书立说。一生壮志未酬，却留下不朽之思想，供后世景仰。

1

黄宗羲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八月初八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书香门第。

那时候，大明可有些不太平。

那一年，京畿、晋、陕、豫、鲁发生饥荒，河南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而皇帝怠政多年，官员贪腐成性，缺官长期不补，以致“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各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万历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时，还被赏赐河南良田两万顷，不足的挪用他省土地充数。

万历派遣到地方的矿监税使，鱼肉百姓，敲诈勒索，所到之处，“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

同时，努尔哈赤和他的建州女真军，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征途中势如破竹，不出几年就建国称汗。

就在黄宗羲出生的那年年底，一个叫朱由检的皇孙在宫中诞生。

大明王朝，已悄然进入倒计时。

到了天启年间（1621—1627年），木匠皇帝明熹宗不理朝政，魏忠贤得势。“阉党”与所谓的“正派”——东林党相互对立。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正是东林党人。他为人正义凛然，在京担任监察御史时，多次弹劾魏忠贤，是阉党的眼中钉，因此惹祸上身。

天启六年（1626年），阉党诬陷黄尊素贪污受贿，将他逮捕入狱，同年下令抓捕的还有高攀龙、周顺昌等六人，他们被称为东林七君子。

作为长子，17岁的黄宗羲陪父亲赴狱。看着父亲含冤受苦，黄宗羲不忍，为救父一命，他四处奔走，向在京的同乡商贾和父亲的同年求救。

然而，黄尊素还是在当年六月不幸被害。死前，他在狱中赋诗一首：

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

十年世路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

麟凤途穷悲此际，燕莺声杂值今秋。

钱塘有浪胥门泪，惟取忠魂泣镯镂。

噩耗传到家中，举家哀恸。黄宗羲的祖父黄曰中当时还健在，白发人送黑发人，心中悲痛万分，在墙上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带兵与越王勾践交战，在战场上负伤。回吴国后，阖闾伤重不治，临死前，他对儿子夫差说了这句话。夫差继位后，再次攻越，几乎灭了越国。

祖父这是在告诫黄宗羲，一定要为父申冤，报仇雪恨。

黄宗羲没有等太久。父亲遇害第二年，明熹宗病逝，其弟朱由检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崇祯。

崇祯一上台，就为含冤而死的东林党人平反，对阉党进行了大清算，魏忠贤畏罪自杀，阉党作鸟兽散。涉及黄尊素一案的元凶，锦衣卫许显纯、崔应元和宦官李实等都在清算之列。

崇祯元年（1628年），19岁的黄宗羲带上申冤状，行李中暗藏铁锥，入京讼冤。彼时的他，血气方刚正年少。

五月，刑部提审许、崔等人，黄宗羲出庭对证。杀父仇人就在眼前，黄宗羲义愤填膺，按捺不住，趁旁人不备，抽出藏于袖中的铁锥，快步上前，往许显纯身上猛刺。主审官员惊呆了，一时都忘了叫人阻拦。

昔日威风八面的锦衣卫佥事许显纯被刺得浑身流血，连连求饶，还狡辩，说自己是孝定皇后的外甥，应该从宽处理。

黄宗羲当即驳斥道：“许显纯和魏忠贤狼狈为奸，残害忠良，已经是谋反之罪。即使是朱高煦、朱宸濠这样的亲王，造反了照样要受刑，何况许显纯，不过是个外戚！”

随后黄宗羲又把崔应元拉过来狠狠揍了一顿，拔了他的胡须，带到父亲灵前祭奠。

几日后，刑部审讯李实。一旁的黄宗羲又掏出铁锥，正想故技重施，吓得李实赶紧招供。

最终，许、崔、李等人都依法伏诛，黄尊素沉冤昭雪，大仇得报。

黄宗羲大闹刑部衙门的壮举传遍天下，一时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大孝子。

2

父亲的惨死让年少的黄宗羲了解到大明王朝的腐朽。他一心想继承父亲遗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黄尊素在世时曾对黄宗羲说：“你太粗心，没必要看时文，但历史不可不读，把家中那套《国朝献征录》涉猎便可。”

结果，黄宗羲非但是个潜力股，还很用功，潜心修学，博览群书，并拜浙江当地的大儒刘宗周为师。不出几年，就誉满江南。

这位刘宗周也是个性十足的人物，一生都想着报效朝廷，却频频被贬。

崇祯年间，年老的刘宗周再次被起用，可崇祯想安邦治国，刘宗周说要先治心；崇祯求才心切，刘宗周偏说操守为重；崇祯想命传教士汤若望制造火器，刘宗周却说那是异端邪说。

崇祯说，得，您老回家歇会儿。刘宗周再次被革职。

明末，文人结社大行其道，党争不断。实际上就是瞎折腾，于国于民，并无益处。

黄宗羲也未能免俗，19岁进京讼冤时，他就认识了复社的首领张溥和张采。

崇祯三年（1630年），21岁的黄宗羲到南京应试，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风头正盛，正在举办金陵大会。

机缘巧合下，黄宗羲加入了复社。

文人聚在一块当然要搞事情了。在复社期间，黄宗羲干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

阉党失势后，本是魏忠贤走狗的阮大铖被削为民，逃到南京，利用文人结社的风气拉帮结派，平日里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仿佛此前助纣为虐的劣迹早已一笔勾销。

崇祯十一年（1638年），复社成员148人，以黄宗羲、吴应箕和顾杲等为首，发表《南都防乱公揭》，声讨阮大铖，揭露其伪君子的面目。

阮大铖一看形势不妙，担心被这群愤青揪出来清算旧账，只好逃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上，继续暗中活动。

身在复社十余年，文人们除了组织集会、讨论文章和抨击时弊外，对于救亡图存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性的行动。

黄宗羲深知，复社成员“本领脆薄，学术庞杂，终不能有所成就”。何况，坐而论道，相互攻讦，这样一盘散沙救不了大明。

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再次进京，内阁首辅周延儒有意提拔他为官。黄宗羲谢绝了，不久就返回家乡，或许他已隐约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

回到家乡不到两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就杀到了北京。大明，亡了。

3

在南京，阮大铖的哥们儿马士英拥立福王朱由崧为监国，建立了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朝廷。把持弘光朝廷的马士英，让阮大铖担任兵部尚书。

阮大铖前几年才被复社整得抱头鼠窜，如今重新掌权，当然要好好报复，于是编了一份《蝗蝻录》，公开抓捕以黄宗羲等为首的签署《南都防乱公揭》的文人。

黄宗羲听说福王监国，便迅速赶到南京，希望为光复大明效犬马之劳。

谁知，他一来到南京，竟是自投罗网，直接让阮大铖给关了起来。

从17岁起，黄宗羲就誓与阉党势不两立，与其进行了近20年的抗争。可为何，如今国难当头，仍是豺狼当道，小人得志？

清军已经入关，很快就打到南京城下，弘光朝廷覆灭，黄宗羲趁乱逃出监牢，回到家乡余姚。

这时候，恩师刘宗周的死，深深触动了黄宗羲。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攻占杭州。清廷仰慕刘宗周名望，想请他出山。刘宗周不仅断然拒绝，还效仿商末伯夷、叔齐旧事，绝食而死。

黄宗羲知道，大明根基已经腐朽殆尽，无论是阉党上台，还是东林党执政，都挽救不了覆灭的命运。但是，一身浩然正气还在，要实现心中抱负，就得靠自己。

杭州失守后，钱肃乐、张煌言等在浙东兴义兵，拥护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立新的南明政府。正在家乡的黄宗羲大受鼓动，和弟弟黄宗炎一起，变卖家产，招募数百义兵，建立“世忠营”，投靠鲁王政权。

这是黄宗羲最后一次寄希望于南明朝廷。

一开始，浙东义军众志成城，凭借士气和地利，让清军占不到便宜。

可惜好景不长，适逢钱塘江大旱，清军趁机进攻，浩浩荡荡渡江，浙东失守，鲁王逃到闽浙沿海。

顺治三年（1646年），黄宗羲率领残兵进入四明山，安营扎寨。四明山位于宁波与绍兴之间，与天台山相连，方圆八百余里，山高险峻。黄宗羲手下不过几百人，可他仍然坚信，星火终将燎原。

顺治六年（1649年），黄宗羲打听到鲁王的消息，前去朝见，向他建议，舟山、崇明可“相为首尾，窥伺长江，断其南北之援”。

鲁王流亡闽浙之间，长期在海上漂流，吃着海鲜喝着小酒，哪里还有心思反攻清军。黄宗羲的计划自然只是纸上空谈。

传言，黄宗羲还曾出使日本，想向他们借兵，但是无功而返。

斗争了大半辈子的黄宗羲，彻底心灰意冷。

不出两年，鲁王政权瓦解，黄宗羲被清廷追捕，只好隐匿于浙江一带，“无年不避，避不一地”。

一家人流离失所，日子并不好过，仅顺治十二年、十三年两年间，他的爱子、二儿媳和孙子就相继离世，黄宗羲哀叹：“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

顺治十五年（1658年），他听闻当年在复社时结交的挚友沈寿民还健在，不禁喜极而泣。

想起这些年来，战火纷飞，自己为抗清四处奔波，九死一生，竟然还有机会与友人重逢，作诗感慨道：

二十四年相隔绝，风霜吹老别时身。

君从樵猎埋名姓，吾夺头颅向剑唇。

落月梦中曾痛哭，山岚类处自逡巡。

骤闻消息反垂泪，两地犹然未死人。

4

顺治十八年（1661年），各地抗清运动进入尾声，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永历帝朱由榔，被缅甸人擒获，献给清廷，次年被杀。

年过半百的黄宗羲也结束了他的“游侠”生涯，留在家乡的化安山龙虎草堂读书论道。

满怀抗清大志的文人们，当年同仇敌忾，如今劳燕分飞。

有的人归附清廷，如钱谦益。

有的人抗争到底，如张煌言。

黄宗羲走的道路，与他们都不相同。

黄宗羲一生著述等身，共写书60余种，达一千四百余卷。除了少数是在早年流亡时，于“古松流水”间所作，其余都是在晚年时写就，其中就包括《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代表作。

生活磨平了黄宗羲的棱角，那个在大堂之上锥刺阉党的热血少年早已不在。隐居在化安山上的是早已超然物外，坐看云卷云舒的智者。

康熙六年（1667年），黄宗羲重办证人书院，20多年前，他的老师刘宗周就是在这里设坛讲学。包括后来的知名大儒万斯大、万斯同兄弟在内，各地学子慕名投身于黄宗羲门下。

晚年的黄宗羲潜心治学，勤奋著述，其建立的续钞堂是远近闻名的藏书楼，但他仍觉得资料不足，于是到各地访书。

康熙十二年（1673年），黄宗羲来到宁波范氏天一阁阅书，整理馆藏书目，写下《天一阁藏书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已经74岁高龄的黄宗羲还在江苏昆山徐乾学家的传是楼，查阅文集多达300余种。

老当益壮的黄宗羲，自己也不由得感叹，“年少鸡鸣方就枕，老年枕上待鸡鸣”“一生将计数千载，百里还看九十行”。

在黄宗羲退隐著述期间，清廷也在不断调整统治政策。

康熙即位后，停止圈地，实行更名田，对汉族士人执行宽松的文化政策。汉族士大夫与清朝统治者的对立在康熙年间逐渐趋于缓和。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决定在次年开博学鸿儒科，网罗各地士人。

浙江官员推荐了黄宗羲，康熙特地下旨礼聘，想尽办法拉拢。

黄宗羲拒不应召，自称“老母年登九十，子妇死丧略尽，家近山海，兵声不时撼动，尘起镝鸣则扶持遁命，二十年以来不敢妄渡钱江，渡亦不敢一月留也”。

黄宗羲以老母在家，不宜远游作为不应诏的理由，未免有些牵强。其实，他对崇儒尚文的康熙颇有好感，也开始在文章中使用“康熙”年号，只是出于明朝遗民的立场，至死不愿在清朝为官。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年近八旬的黄宗羲为坚守遗民底线，又拒绝了绍兴府的“乡饮酒礼”之邀。

乡饮酒礼是历朝礼制，地方长官需在乡学内设宴款待60岁以上的退休老官员，请他们参加射礼和饮酒礼。乡饮酒礼期间，当地士人都可到场。

黄宗羲接到邀请，立马就以年老体弱拒绝了。他要是去参加，就成了清朝的退休官员，自然是万万不可。

第二年，康熙又想起征召黄宗羲。他问刑部尚书徐乾学：“海内可还有博学洽闻、文章尔雅两者兼顾的大儒呀？”

徐乾学答：“据臣所知，只有浙江黄宗羲。他学问渊博，行年八十，仍手不释卷。”

康熙再次听到黄宗羲大名，立刻变成小粉丝，说：“快把他召进京。”

然而，高冷的黄宗羲再次拒绝。黄宗羲承认康熙是当今天子，但始终不承认他是自己的老板。

此时，亲身经历家国之变的黄宗羲早已不再拘泥于明清鼎革、异族入主的界限，而是将关注重心放在制度和文化上。

他不仅要做大明的遗民，更要保存文脉薪火，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

在其传世名著《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对君主专制进行了彻底批判，提出“设相分权”“君臣共治”“地方自治”等极具先进性的政治主张，他还提出“工商皆本”，反对重农抑商。

他的民本思想，甚至影响到两百年后晚清的维新派。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85岁的黄宗羲病逝。在此之前，他的长子和次子，还有无数志同道合的友人早已离世。

风云激荡的人生旅途，到最后愈发孤独。

家人们按照黄宗羲的遗嘱，于其逝世后次日早晨，将遗体安放在石床上，白衣散发，不用棺椁，不加被褥，纸幡、纸钱等一概不用，就这样封闭墓室。

墓前立有两柱，上书：“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

子陵，即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早年曾帮助刘秀起兵。刘秀称帝后，却退居富春山，多次拒绝老同学的邀请，至死不愿做官。

虞喜，东晋隐士，注释《孝经》《毛诗》，研究自然科学，拒绝三任皇帝征召，留下著作数万言。

对于黄宗羲为何要用这样奇特的方式安葬，无人知晓。他的孙婿万承勋曾做出猜测，并作诗：“恨非伍尚从亲日，痛异三忠殉国时。投骨荒山求速朽，此心不与一人知。”

春秋时，楚平王要杀大臣伍奢，命令他的两个儿子觐见，长子伍尚从命，和父亲一同遇害，次子伍子胥逃离楚国。

“三忠”是指浙东抗清义士中的王翊、董志宁和冯京第，他们都曾是黄宗羲的同僚，都在抗清战争中死难。

万承勋此诗的大意是：黄宗羲既没有在天启年间，和父亲一同在与阉党的斗争中慷慨赴死，也没能和“三忠”一样，为前朝壮烈殉国，心中有此遗憾，无人能解，只能裸葬，以求尸骨速朽，来表达内心伤痛。

与黄宗羲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曾说：“我刚在世界上察觉到自己存在的时候，就发现已经置身于暴风雨中。”

黄宗羲的人生经历也是如此，几十年风雨飘摇，让他不止看到了明亡之鉴，更看清了整个专制制度的弊端。

在人生的最后几十年，他退居乡野，讲学著书。他想留给后世的，是足以启蒙国人的精神财富。

宋代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黄宗羲，绝对是一位当得起“横渠四句”的超世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