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将臣风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诸葛亮生命的最后一年，都在忙什么？

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八月，五丈原，萧瑟秋风起，一代名相陨落，徒留千古叹息。他前半生躬耕陇亩，韬光养晦；后半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一国的栋梁、智慧的化身，劳模的最佳代言，任劳任怨的工作狂。他就是诸葛亮。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诸葛亮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到底是如何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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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最后一次北伐前，诸葛亮处死了一名朝中大臣，且原因有些另类。

那年正月，车骑将军刘琰的妻子胡氏，进宫为太后拜年。谁知，太后竟特意留下胡氏，直到一个月后才放她回家。

刘琰这人能说会道，年轻时仪表出众，又与刘备是同宗，早在刘备做豫州牧时便被征为宾客，跟随刘备交际应酬，他自然以蜀汉元老自居。

而胡氏年轻貌美，进宫后失联长达一个月，刘琰便怀疑她与刘禅私通。刘琰越想越气，竟然拿鞋子狠狠抽打胡氏的脸，一番家暴后将她休弃，逐出家门。

胡氏心里委屈，离开家后即向有关部门控诉刘琰。那时候虽无女权运动，但事关皇室颜面，刘琰遂因此事被捕入狱。正当人们以为这只是一桩普通的家庭纠纷时，刘琰等来了意外的判决结果——处死，弃市，一时举国哗然。从此以后，大臣家眷入朝庆贺的惯例也取消了。

掌握此事话语权的，当然是诸葛亮，而他这么做，与其说是为了匡正风气，倒不如说是为了刘禅的声誉。

这也不是诸葛亮第一次擅自处置朝中大臣了，自开府治事以来，诸葛亮曾多次贬黜官员，如李严、来敏、廖立等。

武陵人廖立，曾被诸葛亮称赞为“楚之良才”。但此人恃才傲物，自认为可以担任诸葛亮的副手，却屈居于李严等人之下，整日怏怏不乐。

刘禅即位后，廖立被授为将军，还不满意，亲自去找诸葛亮发牢骚，诸葛亮也拿他没办法。

从此以后，廖立成了蜀汉政府有名的刺头，上至皇帝，下至群臣，没有一个他不吐槽的，他骂刘备，不该顾着荆南三郡，而迟迟不取汉中；他骂关羽，治军无方，大意失荆州；他骂向朗只会随大流，骂郭演长毫无主见。总之，在他眼里朝中就没有一个能人。

这些愤青言论传遍朝野，诸葛亮感到问题严重，便上表弹劾廖立，将他免官，废为平民，流放汶山。

就是与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一旦有过失，也免不了被贬。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六月，因连降大雨，粮草不继，负责后勤的李严向诸葛亮汇报情况，大军只好退回蜀中。

没想到李严失职在先，却恶人先告状，回朝之后，上奏诸葛亮擅自退兵，贻误战机。

李严这人很不厚道，此前曾多次要挟诸葛亮，如“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开府辟召”等，诸葛亮都做了妥协，并以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以“隆崇其遇”，北伐时，李严到汉中，诸葛亮命他以中都护的身份署丞相府事，总领大局。

虽然李严为一己私利步步紧逼，但诸葛亮对他的器重丝毫不减，如今李严血口喷人，诸葛亮立刻查明真相，上表弹劾，一点儿都不含糊。最终，李严被削职为民，流放梓潼。

有意思的是，在弹劾李严公文署名的诸臣中，名列第一的就是在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前夕被处死的刘琰。

李严被贬后，李丰仍官居原职，未受影响。因此，李严一直心存幻想，愿有朝一日能得到诸葛亮原谅，让他再次起用自己。直到他得知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的消息后，才觉得再也没有机会东山再起，同年，忧愤而死。

为了稳定朝中政局，诸葛亮不惜展现自己独断专权的一面，采用钢铁手腕，消除不稳定因素，更不必说因罪被杀的马谡、张休和李盛等。

2

处理完朝中政事，才能放手一搏。234年二月，诸葛亮率十万大军从斜谷出兵北伐。

从史料中可以得知，蜀汉的调兵情况一向不容乐观，可说是倾全国之力，与残酷的命运抗争。

据统计，当时曹魏管辖九州，总户数66万户，人口440余万，孙吴占据三州，总户数52万，人口约230万，而蜀汉所辖之地不过一个益州，总户数38万，人口不过94万。

诸葛亮征调各郡兵员、钱粮时，不少地方无法及时如数凑齐。史载，巴西太守吕乂曾为北伐招募士兵五千人交给诸葛亮，幸亏他“慰喻检制”，手下士卒才无人逃窜，这也说明，此前一直都有逃兵。

兵源不足一直都是困扰蜀汉的一大难题，为了缓和军中的消极情绪，诸葛亮想尽办法。他规定，出征时，士兵中每十人可有两人轮流回国休息，劳逸结合，但是十万人中，始终有八万人坚持在前线。

231年，诸葛亮与司马懿初次对阵时，蜀汉军中有人认为两军正激战，坚持轮休制不妥，可诸葛亮不以为然，严肃地说：“我自统兵以来，从未失信。昔日晋文公出征，声称三日内攻陷城池，后来期限已到，城池将陷，他仍撤围退兵。古人尚且如此守信用，我们岂能失信于将士。下一批将士已束装待发，家中妻儿翘首以待，我们不能取消轮休。”

正是因诸葛亮治军严明，困乏的蜀汉将士方能同仇敌忾，与远强于自己的魏军拼死相搏。

234年，在诸葛亮出兵的同时，曹魏大将军司马懿率领军队渡过渭水，背水为营。司马懿对部下们说：“诸葛亮如果胆子够大，从武功出兵，沿着秦岭往东，确实很有威胁；但他要是向西前往五丈原，则诸军无事。”

司马懿确实有先见之明，四月，诸葛亮果然率军驻扎在五丈原。正如司马懿所言，若诸葛亮东进武功，剑锋直指长安，蜀魏两军必将正面交战，一战定胜负，这不是司马懿想看到的。若蜀军以五丈原为根据地，则是为了借此攻略南北，切割曹魏防线，打消耗战，将魏军一一击溃。

擅长防守的司马懿不怕持久战，就怕大决战，诸葛亮稳扎稳打的谨慎战略正中其下怀。司马懿打算再次以持久战消耗蜀军粮草，逼其退兵。

魏军中也有其他将领看出门路，郭淮对司马懿提出：“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司马懿深知其中利害，派郭淮率精兵屯于北原，诸葛亮进军受阻，原定战略受挫，只得退回五丈原。

此时，诸葛亮并未慌张，因为他还有另一步棋，于是重操旧业，率军在五丈原开垦荒地，多少屯点儿粮草。五月，好消息终于传来，孙吴发兵十余万，分三路攻魏，配合蜀军作战。

曹魏举国震荡，魏明帝曹叡不得已率军亲征，与吴军交战。蜀吴两军合作默契，眼看就要成功，不曾想才过了两个月，孙权又一次折戟合肥城下，掉头撤兵。这个小城，孙权从年轻打到老，愣是没啃下来，心里应该也很憋屈。

更憋屈的是诸葛亮，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孙吴这纸老虎，十万大军居然只打了两个月，这下蜀军还能靠谁，估计诸葛亮没少被孙权气着。

七月，吴军正式退兵。曹魏群臣认为，司马懿还在西边和蜀兵对峙，曹叡车驾可西幸长安，为其鼓舞士气。曹叡却很有自信，说：“孙吴大军已撤，诸葛亮孤军无援，难成气候，司马懿足以抵挡，没有什么可以忧虑了。”

3

这个时候，诸葛亮有些慌了。司马懿按“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指示，继续与蜀军相持，转眼已过百日。

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均坚守不出。诸葛亮急了，以至于连无厘头的手段都使出来，向司马懿送去女人衣物，嘲笑他太　，毫无男子气概。奈何人家司马懿脸皮就是厚，不为所动。

为了平息部下的不满情绪，司马懿还得佯装动怒，上表请战。曹叡心照不宣，自然不许，并派老臣辛毗持节来到军中，“节制”司马懿的行动。

此后，诸葛亮又来挑战，司马懿就假装带兵出击，辛毗杖节立于营门，如同魏帝亲至，将士们无人敢动。

蜀军看对面这出好戏演得真出彩。姜维对诸葛亮说：“辛毗执持旄节而来，看来司马懿是不会出战了。”还是诸葛亮了解对手，他对姜维说：“小姜啊，司马懿本就无心出战，之所以故意请战，只是为了平息众怒。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他若要出战，岂用千里而请战呢？”

八月，诸葛亮再度遣使求战，司马懿见了使者不谈军事，倒唠起家常：“诸葛公饮食起居如何，一顿能吃多少米？”使者如实说：“三四升。”之后，司马懿又问营中政事，使者答：“20军棍以上的处罚，丞相都要自己阅批。”这使者还真是老实人，什么事都往外说。

经过这一番询问，司马懿回头跟对部下们说：“诸葛亮死期不远了。”

事必躬亲，这是诸葛亮平生最让人可敬的地方，也是他的一大“缺点”。

曾经有一次，诸葛亮亲自核对文书簿册，丞相府主簿杨顒见了，径直入内，进谏说：“治理国家应该有一定体制，上下级工作不可相互混淆。请允许我用治家之道打个比方。现在有个主人，手下男仆耕田，女仆烧饭，雄鸡司晨，狗看家防盗，牛负重载货，马奔驰远途。这样，一家工作都没荒废，各方要求也都能得到满足，主人从容无忧。突然有一天，主人想亲自去完成所有的活儿，劳累体力，为那些琐碎的事情，累得精疲神乏，到头来一事无成。难道他的能力连奴婢、鸡犬都不如吗？其实是违背了一家之主的原则。古语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当初，邴吉不去理会路上尸体，而担心牛因热而喘气，陈平不会过问国家赋税的问题说：‘自然会有人负责。’他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现在您治理国政，竟亲自核对文书，整天忙得满头大汗，这不是太劳累了吗？”

诸葛亮听完杨顒的长篇大论，由衷表示感谢，却没有改掉这个坏习惯。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身为超世之杰的诸葛亮，大半生都在劳心劳力，直至身染重病，值得尊敬，也引人深思。

身体长期超负荷，自然吃不消，234年八月底，诸葛亮实在撑不住了，他巡视军营，检阅三军，安排好后事，心中依旧放不下未竟的事业，只能遥望长安，仰天长叹，之后，不幸病逝于军中，享年54岁。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4

司马懿得知诸葛亮死讯，急忙带兵来追。蜀将姜维摇旗鸣鼓，装作要反戈一击的样子，司马懿恐有埋伏，不得不率军后撤。

老百姓知道这件事后，特地作了一句谚语“死诸葛吓走生仲达”来嘲讽司马懿。司马懿自己倒是丝毫不放在心上，笑说：“这是因为，我虽擅长预料活人的事，却不善于预测人的生死啊。”

魏军行至蜀军安营扎寨处，司马懿亲眼见对手营寨，不禁叹曰：“天下奇才也！”虽然骨子里是完全不同的人，但司马懿仍由衷地赞赏诸葛亮，能够得到对手至高的评价，足见孔明的超凡之处。

诸葛亮之死，还牵扯到一桩公案，即魏延之死。

《三国演义》对这一段进行改编，写诸葛亮授意马岱，趁机斩杀魏延。这可说是对诸葛亮的污蔑，其实他并未亲身卷入魏延的冤案。

诸葛亮临终前忽视魏延，确有其事。在关于撤军问题的会议上，诸葛亮竟一时撇下军中拥有最高军事地位的征西大将军魏延，而只与丞相府的僚属杨仪、费祎、姜维等商议，并由丞相府长史杨仪主持退军事宜，让魏延断后的确不公，但人之将死，托付亲信，实乃常情。

可若说诸葛亮意图杀魏延以维稳，那就有待商榷了。

魏延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是刘备在世时最器重的大将之一，追随刘备从荆州到益州，升迁速度鲜有人可比，可他为人孤傲，又善养士卒，着实让人头疼。诸葛亮很爱惜这一人才，在诸葛亮去世前两年，魏延曾与刘琰在军中争吵，诸葛亮还以刘琰说话狂妄荒诞为由，对其进行责备，遣送回成都，果断站在了魏延一边。

魏延与负责后勤的杨仪早有矛盾。杨仪也有性格缺陷，他不但与魏延有隙，还与刘巴、蒋琬等同属后勤派同僚不和，诸葛亮本人也知他“性狷狭”，可管理后勤的才能确实出类拔萃。诸葛亮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这两个蜀汉英杰的悲剧结局。

诸葛亮死后，杨仪和魏延的内斗迅速升温，两人都互相上表刘禅说对方谋反，刘禅一时也不知道相信谁，而朝中的文臣都偏向杨仪。最终魏延失势，杨仪派遣马岱追杀，并夷其三族。值得一提的是，今五丈原诸葛亮庙，守山门的两尊塑像，就是“魏延”和“马岱”，想必当初的设计者有几分黑色幽默。

魏延与杨仪内斗时，蒋琬还率领“宿卫诸营”要赶去现场做做样子，走到途中听说魏延已死，就返回成都去了。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杨仪很快被蒋琬、费祎等实权派架空，受到冷落的杨仪竟发怨言说，悔不当初没有叛逃到曹魏，这种话可是大逆不道。费祎趁机“密表其言”，杨仪被废为民并判流徙，之后又因过激言论下狱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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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诸葛亮的遗嘱，他的遗体归葬于汉中定军山，身着寻常服饰，无须其他陪葬物，坟墓依山势修建，墓穴大小能容纳下棺木即可，所谓“生为兴刘尊汉室，死犹护蜀葬军山”，现在汉中市勉县定军山脚下的武侯墓便是由此发展而来。

现在，从汉中到西安，只需要两个小时，可是在当时，诸葛亮用了一辈子也没走完。

诸葛亮死时，家无余财，其住所在成都城南郊外，仅有薄田15顷，桑800株，他忙碌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为子孙谋取私利。

在最后一次北伐期间，诸葛亮曾写信给远在孙吴的哥哥诸葛谨，心中满满的是对儿子诸葛瞻的期待与关怀，信中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那一年，诸葛亮又作《诫子书》与年幼的诸葛瞻，愿他时时勤读，牢记教诲，这篇文章亦是千古名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是作为父亲的诸葛亮，温情而严厉的一面。

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回蜀中，蜀汉各地都上书请立诸葛亮庙，此举因违背礼制而未被采纳，于是百姓只能在特定的节日于道路上私祭孔明。一直到景耀六年（263年），刘禅才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从此之后，华夏儿女对孔明的崇拜，延续一千多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诸葛亮其实是一个失败者，却在历朝历代得到了远胜于无数成功者的礼赞，诚如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对他的评价：“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

如今，很多年轻人面对未来有种深深的无力感，可这种感觉哪里比得上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感受到的压抑和焦虑。

大多数庸碌无为者早已习惯了朝三暮四、一曝十寒，殊不知，漫漫长路缺的恰恰正是那几分承君一诺、必守一生的执着，而这正是后世怀念孔明的一大原因。

诸葛亮的继承者们，都是些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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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蜀汉而言，建兴十二年（234年）的秋天显得格外萧瑟。此前，从五丈原传来噩耗，率军北伐的丞相诸葛亮病重，命在旦夕。尚书仆射李福奉刘禅之命，星夜兼程，赶来探望。

嘘寒问暖一番后，李福辞别诸葛亮。可没过几天，又折返回来，只因他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询问孔明本人，在其百年之后，谁可继承大任。

诸葛亮了然，说出早已想好的两个名字：蒋公琰、费文伟，这两个人可相继接任。蒋公琰，即蒋琬，费文伟，即费祎。李福又问，费祎之后，谁可继之。诸葛亮闭口不答。

八月，诸葛亮病情恶化撒手人寰，蜀汉的一个时代结束。他走了，留下“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路线，还有“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未竟事业。

诸葛亮治蜀12年，续结吴好、平定内乱、务农殖谷、峻刑重法，给蜀汉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而他临终时的人事安排，更使国家得以维持稳定，在随后30年仍旧称雄一方。

蒋琬、费祎，以及他们的得力助手董允，都是诸葛亮常年培养的得力干将，这三人为延续蜀汉国祚通力合作。蜀中百姓感念他们为蜀地繁荣做出的贡献，将诸葛亮和蒋、费、董三人称为“四相”（四英）。

蒋琬是蜀汉集团荆州系的老官员。赤壁之战，一把火烧却了曹操一统天下的梦，也造就了战后曹、刘、孙三分荆州的格局，刘备先后夺取武陵、零陵、长沙、桂阳等荆南四郡。

就在这时，零陵郡湘乡（今湖南省湘乡市）人蒋琬慕名来投，他从年轻时就是乡里有名的知识青年。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平定蜀地，任命刚来不久的蒋琬为广都县令。

某天，刘备出巡到广都，见这蒋县令新官上任，非但不理政务，还喝得烂醉如泥，顿时怒火中烧。我给你发工资，你居然吃白饭，一想就来气，要把蒋琬下狱处死。同行的诸葛亮一看刘备发火了，赶紧劝谏：“主公啊，蒋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他主政是以安民为本，不搞面子工程那些虚的，望您明察。”

冲动是魔鬼，又有诸葛亮做担保，刘备冷静不少。蒋琬保住一命，仅被免官，不久，调任什邡县令。

因为这茬儿，刘备记住这个人了，我看你小蒋骨骼清奇，将来必成大器。几年后，刘备进位汉中王，将蒋琬调到了中央。

诸葛亮执政时，蒋琬备受重用，官至丞相长史，负责北伐期间的后勤任务。诸葛亮曾称赞道：“蒋公琰忠心报国，宽宏雅量，应当是能与我共同兴复汉室的人啊。”同时密表刘禅：“如果臣遇不幸，军国大事可以全权交给蒋琬。”诸葛亮对蒋琬的信任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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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琬和诸葛亮同为蜀汉官员荆州系的代表，而费祎、董允则是益州系“东州士”的代表。

所谓“东州士”，就是东汉末年由荆襄、中原等地逃到蜀地避难的一个士人群体，据常璩《华阳国志》载：“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这些人才，很多在刘备入蜀后前来归附。

费祎，江夏人，年少丧父，跟着叔父费伯仁过日子。费伯仁和益州牧刘璋攀上亲戚，于是带着小费祎由荆州入蜀。

董允，出生于荆州南郡，祖籍江州，时值天下大乱，其父董和举家西迁，回到蜀中，得到刘璋重用。

这两人是发小，年轻时共同闻名于蜀中，难分伯仲，人们也常将此二人做比较。

有一回，客居蜀地的名士许靖丧子，董允与费祎想出席葬礼。于是，董允向父亲董和请求车驾，董和家里没有“劳斯莱斯”，只给董允和费祎派了一辆鹿车。鹿车是一种轻便简陋的小车，可由一人推行。董允见状，面露难色，费祎却不以为意，从容上车。

到了许靖府上，董允见来宾坐的都是豪车，相比之下自己真寒碜，脸上一个大写的“穷”字，心情更不好了，费祎呢，依旧泰然自若，光彩照人。

回来后，乘车人把所见所闻告诉董和。董和也不护短，对儿子说：“我以前一直觉得你和费文伟难分优劣，现在，我知道你的不足之处了。”言外之意就是说，董允德行不如费祎。

刘备入蜀后，费祎、董允俱被起用。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立刘禅为太子，董允与费祎同为太子舍人，此后长期在中枢，为诸葛亮所重用。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班师路上，朝中众臣数十里外夹道欢迎，而诸葛亮唯独请费祎上来同坐一车，众人不禁对费祎刮目相看。

诸葛亮初次北伐时，上《出师表》，特别强调：“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他恳请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如果董允、费祎等不能建言献策，没有“兴德之言”，应将他们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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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后主刘禅在位期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23—234年，由诸葛亮辅政；234—253年，蒋琬、费祎执政；253—263年，奸臣陈祗与黄皓得势。其中，蒋琬与费祎连续执政长达19年，几乎占了蜀汉历史的一半，他们治蜀的功绩不逊于孔明。

诸葛亮病逝后，刘禅采纳他临终的建议。蒋琬被任命为尚书令，领益州刺史，后又迁大将军、大司马，开府治事。

所谓开府，就是建立府署，自选僚属，这是少数高官享有的特权。钱穆先生曾在其名著《国史大纲》中提出一个“二重君主观念”的概念，是指东汉末年以后形成的政治格局，皇帝与臣民是第一层君臣关系；有权开府的官员与所征辟士人则形成第二层君臣关系。

宰相开府意味着可以培育自己的政治势力，可见，此时蒋琬的权势不亚于当年的诸葛亮，而且他明察善断，虚怀若谷，有孔明之遗风。

针对军事，蒋琬主张守边为主，以静制动。为此，他将北伐大本营由汉中移至涪县，这里水陆通达，进攻退守，并大胆提出沿汉水、沔水东下，攻取魏兴、上庸的计划。

针对内政，蒋琬重视农田水利，与民休息。他不再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大减轻民众负担。

对于人才，蒋琬看重部下能力，不拘小节。

东曹掾杨戏是个直肠子，为人直爽，不喜欢溜须拍马，从不无缘无故讲别人好话。蒋琬有时与他谈话，也被无视。有好事者意欲从中挑拨，对蒋琬说：“府中的杨戏官不大，架子却不小，竟然对您都爱答不理。对上司如此傲慢无礼，难道不应该治罪吗？”

蒋琬却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表面上顺从，背后捅刀子，这才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杨戏若是无端赞赏我，肯定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若是有理反对我，那说明我确实不对。他这样默然不答，说明他真是个爽快人啊！”

另一个官员，督农杨敏，曾恶意中伤蒋琬，公开说：“蒋公琰办事糊涂，实在不如前人。”有人将此话告诉蒋琬，觉得应该以此治杨敏的罪，可是蒋琬说：“我确实不如前人，杨敏说得好啊。”后来杨敏犯罪入狱，大家都以为杨敏必死，但是蒋琬依法处置，没有借此机会报复，其宽宏雅量如此。

在蒋琬的执政下，蜀汉君臣和谐，国力逐渐恢复，很快就从诸葛亮逝世后远近危悚、人心惶惶的困境中走出来。

此番成就离不开费祎的辅佐，蒋琬以稳重严整见长，费祎则以敏捷干练著称，两人性格迥异，出自不同派系，却同是诸葛亮钦定的继承者，能够优势互补，和衷共济，每遇大事，一定要在一块细心协商。

蒋琬任大将军时，费祎代蒋琬为尚书令。延熙二年（239年）蒋琬进位为大司马，四年后，费祎升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二人相辅相成。

延熙九年（246年），蒋琬去世后，费祎全盘接手，延续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坚持北伐的姜维予以牵制，以至于让姜维所统帅的军队常兵不满万，在北伐战场上难以施展拳脚。这样的安排利大于弊，毕竟蜀汉国力有限，实在难以与曹魏抗衡。

仅从人口上分析，有学者估算，魏蜀两国初建的黄初二年（221年），魏国人口103万户，682万人，约占三国总人口的60%；蜀汉20万户，132万人，占三国总人口的12%。两者相差悬殊。费祎死后，姜维兴兵北伐，依旧徒劳无功。

费祎“识悟过人”，应付军国大事效率极高，看文件时只要用眼睛扫一遍就能很快知道文章大意，事半功倍，且过目不忘。他平时只有早晨和傍晚上班，其余时间用来接见来宾，吃喝玩乐，业余时间还喜欢和友人下棋。休闲娱乐时心无旁骛，工作之时全身心投入。

董允担任费祎副手时，也想过学老朋友的样子，轻松处理政务，但不到十天就全乱套了。董允对此十分感叹：“人与人的才能有时候竟相差如此悬殊。我用一整天来处理政事都觉得时间不够，远远不及费文伟那么轻松啊。”

4

与蒋琬、费祎齐名的董允长期担任他们二人的助手，官至侍中、尚书令。不同于蒋、费二人独当一面，总领一国，董允的职责主要还是劝谏蜀主刘禅，继承了诸葛亮“家庭教师”的职务。

董允在时，每每弹劾刘禅身边小人，义正辞严，很有威慑力，深受刘禅宠爱的宦官黄皓不敢为非作歹，见了董允只得唯唯诺诺。

而刘禅好的不学，就爱拈花惹草，曾想要广采民间美女以充后宫。众臣皆不敢多言，只有董允仗义执言：“自古以来，天子的后妃之数不过十二，如今您已是嫔嫱满室，不宜再选民女进宫。”刘禅不得已放下架子，请董允通融一下。董允丝毫不退让，就是不给刘禅面子。刘禅执拗不过这个老顽固，只好放弃选美。

延熙九年（246年），董允病逝，代替他为侍中的陈祗为人奸佞，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祸乱朝政，没有了董允的监督，刘禅也彻底放飞自我了。

就在刘禅只顾着花天酒地，宫廷内部乌烟瘴气时，国家支柱也轰然倒塌。董允去世七年后，热衷于娱乐活动的费祎太过放纵，在与僚属举行岁首大会，庆祝新年时喝得酩酊大醉，被一个叫郭循的官员拔剑刺死。

这个郭循，本是魏人，投降蜀汉不久，人心未附，甚至可能本身就是间谍。“宽济而博爱”的费祎肯定没有想到自己身边居然隐藏着这么大的祸患。

一代名臣，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费祎遇刺身亡后，蜀汉再无贤相，蜀汉的日子也差不多到头了。

豁达开朗的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他的儿子们布衣素食，出门没有车马相随，不仗势欺人，与寻常人家无异。

刚正不阿的董允是《三国志》中鲜有的“子不系父，可别载姓”的人物之一（正史中常把子孙后辈的事迹记载在父祖兄长的事迹之后，合为一传，但陈寿将董允独立成传），被他打压多年的黄皓在魏军进军成都后，还想向邓艾行贿，意图东山再起，被邓艾下令处死。

临危受命的蒋琬继承孔明大志，深受世人爱戴，263年，钟会率军伐蜀，还特地致书蒋琬之子蒋斌，声称要亲自去蒋琬坟上祭拜。

蜀汉四相皆受命于国家危难，奋力挽救国之颓势，尽忠职守，治国30载，为延续蜀汉国祚殚精竭虑。

可无论是一心北伐的诸葛亮，还是力主休养生息的蒋琬、费祎、董允，都阻止不了蜀汉的灭亡。成都身死日，汉将有余哀。该走的，留也留不住。

真实的狄仁杰：为什么他比“神探”更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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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岁以前的狄仁杰，无论是在唐朝，还是在后世，其实并不出名。

这一年是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虚岁47岁，来自大唐并州（今山西太原）的狄仁杰（630—700年），正式担任六品官职的大理丞，这位主管刑狱的中年人，上任第一年即判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17000多人，而涉案人员竟然全部称允公道，没有一人喊冤申诉。

这是大唐（618—907年）建国史上，司法界的一个奇迹，狄仁杰由此名声大震，后世称他为神探，也由此开始。

狄仁杰震动大唐的这一年，连唐高宗李治，也感觉到了这位六品官员的威严。

当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由于误砍了唐太宗李世民所落葬的昭陵的一棵柏树，被人揭发，作为太宗之子的李治对此非常愤怒，坚持要将权善才处死，但就是那个小小的六品官、主管刑狱的大理丞狄仁杰，却站了出来，坚决反对执行皇帝的最高指示。

狄仁杰说，依照法律，“盗园陵草木”，普通人应该判处二年半的徒刑，权善才作为大将军，在刑罚之外，也就是免职处分，罪不当死，而皇帝却凭一时怒气就想杀人，已经逾越了法律，于法不可、于律无据，狄仁杰力谏唐高宗说：“陛下为昭陵一棵柏树，就要杀一个大将军，千载之后，人们将把陛下当作什么样的君主？这就是臣所以不敢奉命杀权善才的缘故，臣唯恐陷陛下于不道。”

李治虽非父亲李世民一般的雄才英主，但却有求治之心，在狄仁杰的力谏下，权善才得以免于一死。这一切，都被当时与李治一起并称“二圣”的皇后武则天，看在眼里。

这位临近50岁，才在朝中崭露头角的干吏，随后被提拔为侍御史。

这位出身低级官僚家庭、却凭着真本事考上“明经科”的才子，此前的人生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官吏，然而，他的胆子却分外的大。当时，唐高宗宠信左司郎中王本立，仗着天子的宠爱，王本立到处犯法，朝中上下人人畏惧、无人敢言，但狄仁杰却列呈证据，向唐高宗直接告状，要求将王本立逮捕惩治。

唐高宗不舍得，想庇护王本立，狄仁杰于是挺身直谏说：“国家虽然缺少英才，但怎么也不会缺少王本立这样的不肖之辈！陛下岂能因为偏袒罪人而亏王法？如果非要曲法宽赦王本立，就请把我流放到无人之境，让那些忠贞之臣引以为戒，以免将来重蹈我秉公申诉的覆辙！”

狄仁杰这种大义凛然的气魄，连唐高宗都不得不为之慑服，无奈下，李治同意依照法律给王本立定罪。朝野上下由此震动，大家知道，大唐又出了个像魏徵一样不怕死的老家伙，竟然敢从皇帝手上索人治罪，这可不是好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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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视剧上热播的少年狄仁杰不同，实际上，狄仁杰成名很晚，即使到了59岁这一年，他的人生，仍然坎坷艰难。

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号称“大帝”的唐高宗李治（628—683年）已经去世五年，此时的大唐，尽管名义上的皇帝是李治的儿子、唐睿宗李旦，但真实的掌权者，却是李旦的母亲武则天。

此时，武则天正在加紧谋划称帝，并任用酷吏来俊臣、索元礼等人大肆制造冤狱，屠杀李唐宗室和支持李唐的大臣。

在这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下，688年，博州（今山东省聊城市）刺史、琅琊王李冲被迫起兵谋反，李冲的父亲、豫州（今河南省汝南市）刺史、越王李贞也起兵响应，随后，武则天命令宰相张光辅出征平叛，李冲、李贞很快被杀，狄仁杰随后也被武则天派为豫州刺史，前往安抚当地。

叛乱刚刚平息，被判定要株连处死的罪犯家属达六七百人，另有五千多人被籍没入官为奴，武则天给予狄仁杰的指示是，要迅速将罪犯家属全部处斩，但狄仁杰却抗命了。

狄仁杰向武则天秘密请奏说，这些罪犯家属只是无奈被叛军裹挟，其本心并非想造反，因此恳请天后能哀怜他们的过失。最终，武则天允诺特赦这批死刑犯，这批为数近700人的罪犯家属最终得以逃过一劫。

然而，豫州却面临着更大的危难。

当时，指挥平叛的是宰相张光辅，但张光辅的部队却在豫州境内到处勒索平民，且斩杀无辜、取无辜百姓的人头杀良冒功。对此，只是身为刺史的小小地方官狄仁杰，冒着被杀的危险，直接面斥大军统帅、宰相张光辅说：

乱河南的，只是一个越王李贞。但你指挥30万大军到豫州后，却到处残杀无辜，这是比一万个李贞还要残酷的啊！如果我有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能够架在你脖子上的话，我虽死无恨。

一个小小的刺史，却敢于如此“威胁”当朝宰相，这也使得张光辅非常愤怒，只是碍于狄仁杰是武则天亲自指派的地方官，张光辅才强压怒火，随后，张光辅启奏狄仁杰有“不逊”之罪，并将狄仁杰官职降低一级、贬为当时相对偏僻的复州（今湖北仙桃等地）刺史。

这一切，想要称帝的武则天，都看在眼里。

就在丈夫李治去世七年后，在将两个儿子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先后驱赶下台后，公元690年，武则天在这一年正式宣布改唐为周、自立为帝。

改朝革命，杀人自然是免不了的事。

在武则天的指示下，武周境内酷吏当道、杀伐四起，为了杀尽“李唐余孽”，酷吏来俊臣等人大肆制造冤狱、屠杀李唐宗室和功臣，以致当时的朝臣们每次上朝，总是战战兢兢地跟家人诀别，因为一去，就不知道是否还能活着回来了。

但武则天杀人，主要针对的是李唐宗室贵族和中上层官僚，在她看来，李唐起家，主要依据的是关陇集团（指北魏时期开始兴起的，位处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一带的门阀军事势力），所以她就要反其道而行之，重用山东（指河南西部的崤山以东）那些家世相对平凡的寒门势力，来对抗李唐赖以立国的门阀势力和关陇集团。

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才华出众、干练忠直，并且跟武则天还是并州（今山西太原）老乡的狄仁杰，自然成了一代女皇心仪的能臣干吏。

因为在武则天看来，酷吏只能用一时，而不能用一世。夺权称帝，必须要用酷吏杀伐开路，但一旦帝位得手，治理天下，还是要储备一些人才才行。所以，尽管武则天纵容酷吏来俊臣等人胡作非为，但对于狄仁杰、徐有功、魏元忠等一批能臣干吏，她却予以保护。

在李唐旧臣几乎被扫荡一空的情况下，武周天授二年（691年）九月，被女皇心仪的干臣狄仁杰，直接从洛州司马升任地官侍郎，并代理尚书事务、加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正式成为武周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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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狄仁杰第一次拜相，只有短短的四个多月。

在见到狄仁杰后，武则天说：“你当地方官的时候，政绩很不错，但有人却一直在中伤你。你想知道这些人是谁吗？”

狄仁杰却回答说：“如果陛下认为臣做错了，臣当改过；如果陛下明白臣并无过错，这是臣的幸运。臣不想知道中伤我的人是谁，因为这样，我就能继续把他们当成我的朋友。”

狄仁杰拜相，但在一心想成为武周太子的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看来，狄仁杰始终是李唐老臣，看起来并不可靠，于是在武承嗣和酷吏来俊臣的诬陷下，狄仁杰被以“谋反”罪名逮捕。

在狱中，酷吏王德寿直接向狄仁杰指示说，只要狄仁杰答应协助诬陷其他官员，就可以免去狄仁杰的死罪，对此狄仁杰悲愤地说：“皇天后土在上，竟然要我狄仁杰做这样的事情！”说罢，狄仁杰直接一头撞到柱子上，当场血流如注，他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诬陷同僚。

王德寿无奈，只好悻悻离去。

尽管侄子、魏王武承嗣多次请求，以有“谋反”之嫌杀掉狄仁杰，但似有所悟的武则天并未答应，只是将狄仁杰贬到彭泽（隶属今江西九江）当县令。

彭泽，正是东晋时那个“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曾经当过县令的地方。

在利用酷吏铲除反对势力后，武则天反过来，又开始对曾经作为自己爪牙的酷吏们，下手了。

武则天在公元690年称帝后，为了提升人望、缓和与剩余朝臣的矛盾，先是杀掉了酷吏丘神勣、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以慰人望”。

接下来，697年，武则天又下令杀掉了作为自己心腹爪牙的酷吏来俊臣，对外宣称的名义是，“以灭苍天之愤”。

酷吏们不懂得“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但武则天却清醒地知道：谋权，可用酷吏；但治国，却只能用干臣。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

在此情景下，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狄仁杰被起用为冀州刺史，随后升任幽州都督，并整军抵御契丹入侵；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再次被拜为宰相，担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并加授银青光禄大夫。

这一次，狄仁杰当了三年宰相，一直到他去世，武则天都对他信任有加。

通过诛酷吏、用贤臣，武则天让自己从一个血腥暴虐、残杀异己、夺权谋国的女政客，逐渐变成了一个承上启下、治国理政、为孙子唐玄宗锻造了“开元盛世”基础的女政治家。

政客与政治家，差距就在一个来俊臣和一个狄仁杰之间。

从这个意义来说，武则天成就了狄仁杰，狄仁杰也成就了武则天。而唐太宗之后、唐玄宗之前的大唐，能称得上“政治家”这三个字的，只有他们两个，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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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比狄仁杰大6岁，在她看来，彼时的大唐，只有狄仁杰一人，才称得上是她的股肱重臣。

在武则天看来，狄仁杰在第二次拜相后，为武周伐契丹、抗突厥，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都才华横溢，因此，这位一生杀人无数、残酷暴虐的一代女皇，在狄仁杰面前，却是个十足的温柔和蔼的形象，武则天对狄仁杰，在这一时期开始称呼其为“国老”，并且特许狄仁杰在朝堂上不用下拜，武则天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

而老来拜相，在古代的风烛残年之际，才登上人生巅峰的狄仁杰，已经老了。

第二次拜相这一年（697年），狄仁杰已经68岁（古人算虚岁），以近古稀之年，他仍然为武周东征西讨，出将入相，但他心中挂念的，仍然是武周的未来、和李唐的复名与延续。

当时，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一直在谋求立为太子，并几次三番，试图加害武则天剩下的两个儿子李显和李旦（武则天另外两个儿子李弘和李贤，为武则天所杀），对此，狄仁杰等“护唐派”则一直坚持请立武则天的亲生儿子为太子。

狄仁杰对武则天说：“皇帝您与武承嗣只是姑侄，而庐陵王（李显）却是您的亲生儿子。姑侄与母子之间，到底哪个更亲呢？”

为了发动更多人游说武则天，狄仁杰甚至还对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说，天下思念唐朝的恩德已久，你们以色相侍奉君王，一旦皇帝驾崩，作为男宠和皇族的丑闻，是有被除掉灭口的性命之忧的，所以不如参与劝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为自己立点功劳，以求日后自我保全。

于是，在狄仁杰等效忠李唐的老臣们的不断游说下，以及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枕边风念叨下，圣历元年（698年）三月，武则天最终下令将亲生儿子、庐陵王（李显），从贬黜地房州（今湖北房县）接回了洛阳。

在引出李显后，武则天对着狄仁杰说了一句：“还卿储君！”

狄仁杰则跪倒在李显面前，泣不成声，扶都扶不起来，因为他知道，他所为之奋斗的复名唐朝的大业，随着女皇的老去，和庐陵王李显的归来，曙光已逐渐在望。

见到这一幕，武则天也泪流满面，她抚摸着狄仁杰的后背，同样泣不成声地说：“你不是朕的臣子，你是大唐的股肱之臣！”

随后，庐陵王李显被重新立为太子。而狄仁杰则在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两年，相继提携、举荐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李楷固、骆务整等后来武则天晚期的名臣。

两年后，武周久视元年（700年）九月，狄仁杰最终在宰相任上去世。武则天为此流下了眼泪，她经常跟身边人感慨地说：“朝堂空矣！”

此后每逢朝政有大事不能决断，武则天就会感叹地说：“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

狄仁杰去世五年后，武周神龙元年（705年），82岁的武则天病重，朝政被武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把持，文武百官也无法见到武则天，在此危急情况下，由狄仁杰全力举荐的宰相张柬之等人趁机发动兵变，杀掉张易之和张昌宗，并逼迫武则天退位，随后，李显第二次就任皇帝，并宣布恢复国号为“唐”。

而狄仁杰，则在有意无意之中，为最终光复李唐，埋下了张柬之这一惊天人物。

以身死，仍谋国，为李唐“光复”鞠躬尽瘁，或许，这才是“神探”狄仁杰最大的功劳。

郭子仪：再造大唐的功臣，凭什么独得善终？

大唐驸马郭暧，娶了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后，夫妻关系并不融洽，时常拌嘴。

一次，小两口吵架，郭暧直接指着公主的鼻子骂：你以为你爹是皇帝，就可以摆臭架子吗？告诉你吧，你爹做皇帝，是因为我爹不想做，才让你爹做的。

公主怔住了，立马打道回宫，找皇帝爸爸哭诉。

唐代宗无奈劝慰宝贝女儿：唉，他说的是大实话，要不是你家公嫌做皇帝没意思，这天下还真不是咱们家的。说完，让女儿回去，受天大的委屈，也要把日子过下去。

郭暧的父亲，唐代宗的亲家，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大唐中兴名将郭子仪。

然而，郭子仪听到这件事后，毫不犹豫就把儿子郭暧押起来，自己送到朝堂上，请唐代宗发落。

这下，轮到唐代宗劝慰郭子仪：俗话说“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子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意思是，小辈的恩爱怨骂，长辈不应当真，要郭子仪别把儿子的“大逆不道”之言放心里去。

虽然皇帝表明了态度，但郭子仪回去还是把郭驸马打了一顿。

史书后来说，安史之乱后，天下安危系于郭子仪一身达20年。当其时，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

实际上，这些赞美之辞说得轻松，成名后的郭子仪却过得一点儿也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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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出英雄。有些人蛰伏一辈子，默默无为，并不表明他是无能之辈，他可能只是在等一个上台的机会，然后大放异彩。这个机会，郭子仪等了59年。

天宝十四载（755年），大唐爆发安史之乱。在一个朝代的生死存亡之际，郭子仪如同横空出世，融入这段碧血横飞的乱世，毫无违和感。

在安史之乱中，郭子仪两次收复两京（长安、洛阳），战功赫赫。此后，他一手平叛内乱，一手抵御外侮，表现出极高的军事天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半个大唐都由他在守护。

唐肃宗曾经对他感激涕零地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

这句话，后来被郭驸马重新演绎了一遍，用来怼升平公主。但意思，正是郭暧说的意思。

功高震主，是为官为将的一大禁忌。当唐肃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郭子仪的功名与危机，就像硬币的两面，同时显现。

至德二载（757年），两京收复在望，唐肃宗已经开始头疼。让他头疼的，不是如何尽快平定安史之乱，而是如何安排朔方军的两名主将郭子仪、李光弼。

他招来奇人李泌，私下询问：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

李泌给他提出的对策是，不要用官位奖励功臣，这样将导致将帅权重、功高难制。等天下太平后，要用土地和爵位赏赐功臣，这样他们会为自己和子孙而珍惜既得利益，不敢乱来。

这个建议，唐肃宗没有听进去。他反其道而行，在天下尚未太平之时，就开始防范那些为大唐续命的有功之臣：既然将帅权重难制，就不让他们权重；既然功臣功高难赏，就不让他们立下高功。

安史之乱打了八年，实际上与唐肃宗纵横捭阖搞帝王之术有很大的关系。对他而言，打赢战争什么最重要？当然不是树立战将的权威，而是巩固皇帝自己的权威。所以他一面利用战将克敌，一面又随时钳制他们的战功与权力。

来瑱，也是安史之乱中神一样的存在，被叛军称为“来嚼铁”，谁遇上谁倒霉。唐肃宗却认为，来瑱屡战屡胜，手掌重兵，那可不行。于是，将其调任，外示尊崇，阴夺其权。

相州（安阳）之战，朝廷九个节度使联合攻打史思明叛军，兵力占有压倒性优势，结果竟然惨败。没有别的原因，纯粹就是唐肃宗从中作祟。

唐肃宗害怕诸将拥兵自重，故未在军中设主帅，同时还任命亲信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到军中牵制各方势力。经此人事设计，诸将畏首畏尾，无法大胆决策，战败已在意料之中。

尽管设立主帅一定可以尽快解决战斗，但这从来就不在唐肃宗的考虑范畴。

现在相州之战败了，没有统帅，但也要有人担责。对不起，郭子仪，势头正劲，那就你了。

战神郭子仪遂遭到解职，闲置于京师。整整三年多，整个国家战火纷飞，这样一个军事奇才却在长安看落日。即便朝廷对他有任用，也是用完就招回来，继续看你的夕阳。

史书说，郭子仪被褫夺军职，是遭鱼朝恩妒忌，故而谗言构陷。但谗言竟然能发挥作用，说明皇帝相信嘛；而皇帝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需要相信，或者巴不得相信。

总之，历史上那些挑拨君臣关系的所谓谗言，说白了都是主子借小人之口说出来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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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安史之乱，战功最大的并非郭子仪，而是郭的原部将李光弼。史载，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这不是说郭子仪打仗领军不如李光弼。实际上，论军事才能，两人是当时熠熠生辉的双子星座，难分伯仲。郭子仪战功落后，主要是因为他在相州之战后，基本就靠边站了，有心杀贼，无力上前线。

但也因此，郭子仪性命无虞，而高居第一战将的李光弼，生命堪忧。

唐肃宗在位末期，郭子仪一度被重新起用。但他的命运，仍像厕纸一样，用完就扔。唐代宗即位后，宦官程元振“忌嫉宿将，以子仪功高难制”再进谗言，唆使代宗再次罢免郭子仪军职，让他“充肃宗山陵使”，去修老皇帝的陵墓。

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进逼长安之时，唐代宗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将领，只好招郭子仪御敌。郭子仪二话不说，带兵出城。对了，他此时手下部队仅剩20余骑。这规模，跟小区的保安队差不多。

安史之乱后，手握重兵的将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在对付统兵将帅这方面，唐代宗比唐肃宗走得更远。唐肃宗防范将帅权重，将他们调来调去，但还得给他们留后路，以备战事需要之时，好让他们再为大唐卖命。到唐代宗这里，安史叛军被收拾了，俨然“天下太平”，于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这么说吧，肃宗要他们的权，代宗要他们的命。

在代宗即位的两年内，为大唐续命的功臣，一个个“适时”地死去：

来瑱先遭兵谋，后被赐死；仆固怀恩遭猜忌，被逼举起反旗，很快病死；李光弼则在遭受猜忌后，忧惧而死……

唯有郭子仪，好好活了下来。因为他手里没兵权，只剩“20余骑”，皇帝没拿他当回事。

此时的郭子仪，不但保住一条老命，还为唐代宗所倚重，焕发第二春。

对于玩弄权术的皇帝而言，用人养人，从来都是杀一拨，留一拨。当中兴的将帅都被诛除之后，总得有人出来收拾和镇住局面，郭子仪是不二人选。他被留下来委以重任，一是无兵权，二是有能力。

有个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唐代宗将女儿升平公主，下嫁给郭子仪之子郭暧，是在永泰元年（765年）。这一年，在安史之乱中崛起的功臣战将，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

很明显，郭暧与升平公主的婚姻，政治性非常强，是在唐皇室对郭子仪不得不倚重，又要加以防范的情况下促成的。

这起政治婚姻，外人只看到郭家的风光，看不到老郭内心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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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在强力打击、肉体消灭其他功臣的同时，唯独对郭子仪委以重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皇帝虽然无法真正信任郭子仪，但郭子仪的做事方式，至少看起来让人觉得可以信任。

不管何时何地，只要皇帝有调令，他马上就会放下所有的事，立刻进京。当他遭到皇帝身边的宠臣构陷之时，不管自己在干吗，哪怕对敌作战进入关键时刻，他都会连夜赶到皇帝身边，当面表忠心。且郭子仪表忠心从不搞形式主义，一来就按住自己的命门往死里掐——主动要求朝廷解除自己的兵权。

从至德二载（757年）声名满天下后，郭子仪就不断地要求辞掉或让出自己的部分或全部官职。广德二年（764年），仆固怀恩被逼反，勾结吐蕃、回纥军南下，唐代宗给郭子仪封了一堆官职，要他率兵抵御。

郭子仪说，招抚使这个职位，是抵御叛军的需要，我不敢辞让；但太尉一职，我绝不能接受。他于是上表恳请辞去太尉一职，向皇帝表明心迹，我早就想像范蠡一样过逍遥自在的日子，但因为“寇仇在近，家国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宁处”才勉为其难担当重任。实际上，我对权位，毫不眷恋。

唐代宗很感动，但没有允准他的请求。

郭子仪不放弃，再次上表辞让。这下，唐代宗终于同意了。

郭子仪成功瓦解仆固怀恩与吐蕃、回纥联军，解除长安威胁后，唐代宗为了褒奖他的战功，下诏任命他为尚书令。

尚书令这个头衔不得了，唐太宗李世民曾任过此职，以后这个头衔就绝少授人。

这可把郭子仪吓坏了。他苦苦哀求，不肯就任。唐代宗则催促他尽快就任，朝廷已经为他准备了盛大的就职仪式。

郭子仪打死都不上任，唐代宗没办法，收回成命，然后命令鱼朝恩传诏，赏赐给郭子仪六名美人、八名侍从，以及一批车服、帷帐、珍玩之具。这次，郭子仪愉快地接受了。

哪些可以要，哪些不能要，郭子仪心知肚明，拿捏得很清楚。

权位是一种诱惑，不管皇帝是否真心实意要让渡出去，郭子仪始终只认准一条红线：这是皇帝对他的试探，是在“引蛇出洞”。

在这对君臣的深度交手中，唐代宗也不总是扮演被动试探的角色，有时候，他会主动去撩拨郭子仪，故意刺激他，看他的反应。

大历十年（775年），郭子仪拟任命一名属官，报请审批，朝廷迟迟不批复。他的部下很不高兴，吐槽说，以令公这么高的勋德，任命一个小官都受到百般掣肘，真不知道朝中宰相懂不懂做人？

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最终决定批不批的是皇帝唐代宗。只是不敢直接说皇帝，所以拿宰相出来说事儿。

郭子仪一听，立马站出来公开解释说：你们都错了！

怎么个错法？郭子仪说，军阀们各霸一方，凡有所请，皇帝没办法，只好应承；我的请求未被批准，说明皇帝没把我当军阀，是信任我。你们应该祝贺我才是！

这种思路清奇的解释之辞，为郭子仪赢得了满座喝彩。估计也很快传到唐代宗耳朵里，他对郭子仪又有了几分放心。

4

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对郭子仪的为臣、为将、为人之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大雅君子，社稷纯臣”。

然而，史家只需要一个足够标榜千秋的人臣典范，他们并不关心这个榜样内心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功高盖世之后高处不胜寒的焦灼。

“社稷纯臣”，一个“纯”字，其实折射了郭子仪周遭险境重重。一个朝廷重臣，尽管屡遭暗算、构陷以及试探，他只能表现得很傻白甜，很“纯洁”，像一张白纸一样效忠皇权，有死无二。

别人都在玩阴谋，他一大把年纪了，吃过的盐比别人吃过的米还多，却只能装傻卖乖装“清纯”，一点谋略都不能暴露，否则就是身死家亡。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处境。所有人只看到他的成功，看不到他的险境。

大历年间，郭子仪在灵州大破吐蕃军。就在此时，他父亲在长安的坟墓，却被人掘了。

祖坟被掘，放在哪个年代，都是对人最大的侮辱。

长安政坛哄传，这是素来与郭子仪不和的宦官鱼朝恩指使的。郭子仪本人对此肯定也心知肚明。他从前线入朝觐见唐代宗时，满朝文武忧惧异常，怕他因愤恨而发动兵变。但在金殿之上，他只是老泪纵横，跪拜在地，向皇帝报告说：臣常年统兵在外，不能约束士兵，军中必有不少挖掘别人祖坟的现象，因此上天才如此谴罚于我，并非哪个私人与臣有仇隙！

无论遭受再大的打击和羞辱，他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让皇帝放心最重要。

身为皇帝都忌惮的重臣，郭子仪“牺牲”的还很多，比如私密空间。他的宅子是皇帝赏赐的，面积相当大，占了亲仁里四分之一。但郭子仪没有围蔽起来建私家别墅，而是打通开放，无论贩夫走卒，都能出入其间。连郭家女眷对镜梳妆，外人都能透过窗子看得一清二楚。他的儿子们不愿意了，纷纷抱怨说，父亲贵为国家重臣，怎么一点儿也不尊重自己？让贫贱之人出入于家眷卧室之内，成何体统？古代贤臣如伊尹、霍光，也未曾如此吧？

无奈，郭子仪只好做儿子们的思想工作。他说，我们家有皇帝赏赐的良马五百匹，仆役上千人，如果高门深院，禁止闲人出入，别人说我们图谋造反，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实际上，朝堂中忌惮或嫉妒郭子仪的人一抓一把，他们只是伺机潜伏着，拼命地寻找郭子仪的错误。建中初年，唐德宗规定十月禁止杀生，但郭子仪的家人却杀了头羊。有心人就注意了，立马上奏，打小报告。

如前所述，皇帝给他加官晋爵，郭子仪基本都要一再拒绝，但皇帝给他美女钱财，郭子仪往往谢恩笑纳。他在私生活上，变得极为奢靡，开个宴会就耗钱三四十万，会见客人，也要姬妾环伺在旁。这就是史家所说的，郭子仪“侈穷人欲”。

在郭子仪的预想中，这些参加宴会的人一定会第一时间回去禀报皇帝，老郭耽于享受，胸无大志，越老越窝囊了。

嗯，看到老郭一副窝窝囊囊，流连于温柔之乡的样子，皇帝放心了。

看到皇帝放心，老郭才能安心。

故事的最后，唐德宗即位，表面上尊郭子仪为“尚父”，给予至高荣誉，暗地里却将郭子仪的权力分解掉，授命多人分任。

这样，年逾80的郭子仪就只成为国家的一个象征，新皇帝再也不怕这个曾经位高权重的臣子，有什么深藏的不轨之心。在国家模范官员的宣传中，不具备威胁能力的郭子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得到信任。他对唐王室的“死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突出。

郭子仪曾对皇帝表忠心：“跋涉艰阻，出没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那时候的唐代宗或许还将信将疑，如今的唐德宗已经可以深信不疑了。在他85岁去世的时候，唐德宗为他罢朝五日，身后备极哀荣。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与皇帝们持续不断的无声之战，一起被埋葬了。

从此，一个功高不震主、君臣无嫌隙、“高大全”形象的郭子仪，被写进了历史。

寇准：历史水很深，人性水更深

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的一天，早朝之后。寇准先行退班。

宋真宗赵恒面带笑容，一直目送着他。自一年多前宋辽澶渊之盟后，当时力促宋真宗御驾亲征的寇准，成了全民心目中的英雄。看到皇帝成为寇准的迷弟，一个叫王钦若的大臣当场对宋真宗说，陛下敬重寇准，莫非因为他对社稷有功吗？

是的，是的。宋真宗小鸡啄米般地点头。

王钦若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钱快输光了，赌徒就把全部钱一次押上，这叫孤注。陛下当时就是寇准的孤注啊。要是那一仗打败了，陛下还能保全性命吗？

宋真宗听完，脸都黑了：寇准啊，我卖你个面子，你却把我卖了。他不得不承认，王钦若挑拨离间他与寇准的关系，用心险恶，但人家分析得确实很有道理。

接下来，寇准——一个英雄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1

处在光环之中的寇准，并未意识到同事们嫉妒的目光。他是一个个性比能力还强的人。在澶渊之战以前，宋真宗的老爸宋太宗赵光义在位之时，他就以敢触逆鳞出名。

话说有一次，寇准给宋太宗提意见，可能用词比较激烈，宋太宗无法忍受，站起来想走。寇准也急了，一把揪住宋太宗的衣袖，让其坐下，听他说完。

虽然寇准没有掌握好批评的尺度，但宋太宗是个想青史留名的皇帝，他非但没有将寇准以蔑视皇帝的名义治罪，反而趁势狠狠夸了寇准一把，说寇准这个人，直臣一个，我得到他，就跟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样一样的。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领导借夸下属，来自我表彰。唐太宗在历史上是什么咖位，赵光义心里不是没点数。他唯一能蹭这个一线帝王光环的，恐怕就是两人得位的动静都闹得很大吧。现在，寇准想做魏徵，我成全他，自己跟李世民就有了另一个共同点不是？

寇准是幸运的。他一生侍奉两个老板，第二个老板等下再说，这第一个老板，至少符合他的预期。所以他才敢把他的个性带到工作中来。

寇准少年成名，被称为“神童”。当时的社交圈，都以他为炒作对象，《寇准19岁考中进士：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之类的爆文，一次次撕扯和消费着读书人的焦虑。

寇准也被捧得晕晕乎乎，不仅把同龄人抛弃，还想把前辈们也抛弃。

有了宋太宗的加持，寇准在官场的跃升，跟坐上直升机没两样。用十年时间，就做到枢密副使，进入朝廷核心领导层，直接参与军国大事。

在这次关键的提拔前，寇准又以“魏徵”的身份，赌了赌宋太宗当唐太宗的决心到底有多大。当时，朝廷接连查处两起官员受贿案，案情性质类似，判处结果却大相径庭。其中一个仗着朝中有人包庇，仅被杖责，很快又官复原职，另一个则被处以极刑。寇准借着天灾，把这件事向皇帝捅了出来，说天下大旱是因为刑罚不公引起的。

宋太宗估计早就知道并默许了这两起案件的处理结果，但他既然想做唐太宗，索性就给“魏徵”升了职。

2

任何时候，混官场、混职场都很考情商。混得不好，人家踩着你的背，蹭蹭就爬上去；混得好了，照样一堆人在等你摔下来，摔得越狠，掌声越大。

很多人认为寇准是个耿直男，情商有限。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对同事，寇准确实情商很低，低到近乎自私。北宋政坛，圈子很重要，同年（同科考中进士）、同乡都是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寇准不吃这一套，他眼里从来没有同龄人，也没有浓厚的乡党观念，除了爱黑南方人。

王旦是寇准的同年，却被寇准伤得最深。王旦做宰相时，处处袒护寇准，临死还一再向皇帝推荐寇准继任相位，但寇准一得势，就专揪王旦的毛病，向皇帝告发。搞得皇帝都看不下去了，说王旦你傻呀，你在朕面前专说寇准的好话，寇准在朕面前专拣你的坏话说，你快醒醒吧！

皇帝把话都挑明了，王旦还是不为所动。这下轮到寇准不好意思了，感慨一句，别的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这个宰相肚里都能停航母了。

说完，继续黑王旦。该揪小辫子的时候，寇准还是揪得没心没肺。王旦越光明，照见寇准就阴暗。

但对皇帝，寇准的情商可以直线飙升。

有一次，寇准与同事温仲舒一起外出，路上碰到一个疯汉，在二人马前扑通跪下，大喊“万岁”。

这个事可大可小。没人提，它就是个意外；有人要拿它做文章，它就可以是政治事件。

寇准的政敌张逊决定拿它做文章，怂恿别人把这事告到宋太宗那里，说寇准野心大大的呦。寇准很机智，辩解道，温仲舒当时也在，为什么只告我一个呢？言下之意，这是针对寇老西的阴谋和陷害。

于是，双方在朝堂上互相揭短，把宋太宗惹火了，寇准、张逊都被贬。

看，寇准智商有多高，通过骂架，将别人蓄意构陷的政治事件，顺利下调到贬官就能解决的扰乱朝堂秩序罪。

据说，宋太宗贬了寇准后，很想念他，经常问身边人，寇准在青州过得好不好呀？结果，手下回答他，寇老西呀，在青州日日欢歌燕饮，快乐得很，陛下总想着他，不知他是否想念陛下呢？

宋太宗这才默不作声。

后来，宋太宗还是把寇准召回京城。史书载，君臣相见，太宗就撩起裤脚，让寇准看他的病腿，说了一句话：“卿来何缓耶？”差点就要唱千年等一回了。

其实此时距离寇准“外放”，还不到一年。

寇准回答得相当高明：“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忠诚？委屈？都有，让太宗自行揣摩吧。

君臣迅速切入正题。太宗径直问：爱卿，你看朕诸子中，谁能继承大位？

这个问题，情商低的人很容易点出谁谁谁的名字，这样作答往往没有好下场。皇帝问这么私密的家族继承问题，可以理解为对你的信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野心试探和站队考验。

从这个角度看，寇准的回答堪称完美。他说，陛下为天下人择君，与妇人、宦官商量是不行的，与近臣商量也不行，只要陛下能选择符合天下人所期望的人就可以了。

寇准一贯以刚直闻名，在老板面前却委婉得十分艺术。此前一年，大臣冯拯等五人上疏，请太宗早立太子，结果被“一步到位”贬到了岭南。如今看来，他们的说话艺术，确实比寇准差了不止一点两点。

3

在北宋，每天有一万人假装在做官。官员大多按部就班，不思进取，而寇准是认真的，一直想建立大功业。

机会总会眷顾认真的人。宋真宗继位后，原本又被贬的寇准，一下子达到个人权位的高峰。此时，恰好辽国十万大军来犯，兵锋直逼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

时势造英雄，自古而然。关于澶渊之战，知道的人很多，不赘述。

总之，寇准以一人之力，怒怼逃跑主义者，自己则成为一个豁出去的机会主义者：各种威逼、胁迫、忽悠宋真宗御驾亲征。后来，范仲淹评价，说寇准“左右天子”，操纵皇帝，相当霸气。

历史从来都是以结果论英雄。宋真宗亲征，打赢了，以30万岁币的微小代价，换得宋辽百年的和平。宋人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寇准成功了，所以一切膜拜被当成理所当然。只有他的政敌王钦若，在皇帝面前道尽了寇准的机会主义与赌徒心态，说寇准是拿皇帝的性命作孤注一掷。这项指控，戳到点子上了。连清代大学者王夫之也认为：“其言亦非无因之诬也。”

试想，宋真宗亲征若是败了，结果会怎样？其他的不用说，寇准首先就会被士大夫、官僚阶层树立为弄权的罪人，乱棍打死。

这并非没有对比：寇准逼着宋真宗亲征成为英雄，王振指使明英宗亲征却成为罪人。历史的势利，就表现在这里。

澶渊之战后，英雄寇准居功自傲、得意忘形，到了皇帝都难以忍受的地步。史书说他“颇自矜澶渊之功”，“一言堂”的作风甚于往日。连宋真宗都说，“寇准多许人官，以为己恩”。皇帝认为你到处承诺给人升官，还把升官的恩惠记到自己头上，这就很危险了。

同事们也不会真心拥戴一个牛哄哄、不懂低调的英雄。有人说他拥兵自重，有人说他把皇帝当傀儡，流言与石头齐飞，宋真宗终于把这个大英雄从宰相的位子上撸下来。

寇准很愤怒，无处表达他的失意，终日游宴饮酒，还作诗说“痛饮能令百恨开”。自始至终，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4

有一点必须承认，寇准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别人政治失意可以真心寄情山水，守住良心和底线，但寇准做不到这一点。为了重回权力中心，寇准一再突破救时英雄的底线，把底裤都露了出来。

宋真宗跟他爸一样，都想在史书上重重写一笔。两者的不同在于，宋太宗的做法是效仿唐太宗，优待谏臣，宋真宗则想走捷径，制造“天瑞”，营造盛世假象，迷惑史学家。

前面提到的王钦若，怂恿真宗学历史上有大作为的帝王封禅泰山，以此“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但封禅，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搞的，需要有祥瑞之兆降临，需要上天或明或暗的指示。

大家都很识趣，一点就通。于是各种“天书”“祥瑞”隔三差五在大宋境内诞生，举国君臣如颠如狂。

寇准当然知道这是政敌王钦若等“五鬼”导演的盛世大骗局，无奈皇帝深信这一套，还乐此不疲地封禅泰山，敬谒孔庙，崇祀道祖。

寇准看得心里痒痒的，遂主动上表请求跟着皇帝去封禅泰山。皇帝同意了。一回来，他就得以重新升官，本来被贬陕州知州，现在升户部尚书。

尝到了跟着皇帝走的甜头，寇准更加不要脸了。当时闹蝗灾，真宗伤透了心，老天是在跟他营造的盛世景象作对呀。寇准瞅准皇帝的心理，上书说，在他的辖区内，蝗虫有感于皇帝的精诚，都不与庄稼作对，通通“抱草而死”。

蝗虫集体大面积自杀？什么叫吹牛不打草稿，恶心没有下限？这就是。

这期间，寇准一度重回中枢，不过很快又被降为河南（今河南洛阳）知府兼两京留守，然后又被贬到永兴军（今陕西西安）。

寇准认为是自己奉承皇帝还不到位，还不完美，需要进一步表现才行。

永兴军巡检朱能勾结内侍周怀政，伪造“天书”，藏在长安西南的乾祐山。寇准明知这是把天下人当傻子，仍然以地方官身份上奏朝廷，说辖区内发现“天书”了，祥瑞啊。

凭借这次进呈“天书”，寇准重新赢得宋真宗的欢心，再次出任宰相。

现在想想，任何一个权力欲旺盛的英雄，其实都有两面性——正直与无耻。

在太宗朝，寇准以“当朝魏徵”的形象出现，正直勇敢，不惧强权，或许仅仅是他摸准了赵光义的脾性，知道他想当唐太宗，就一定会重用“魏徵”的。

在真宗朝，寇准先是鼓动赵恒亲征，达成澶渊之盟，自己也成为救时英雄，权倾一时；后遭赵恒疏远，于是再次摸准皇帝的脾性，投其所好，从封泰山，进呈“天书”，一步步成为真宗朝盛世大骗局的背书者，以及受益者。

寇准前后判若两人，与其说是真实的他影响了两任皇帝；不如说，是两任皇帝塑造了一个互相抵牾的寇准。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寇准。

寇准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卑微。在皇权体制下，权力欲可以把人变成英雄，也可以把人打成狗熊。

历史上评价寇准，往往只抓住他高能闪光的一面，而轻轻饶过了他暗黑无耻的另一面。只能说，历史水很深，人性水更深。

最后交代一下寇准的结局。天禧三年（1019年），再次坐上宰相位子的寇准，很快因为真宗的继承人问题，在与丁谓的争权中落败，被贬到雷州半岛。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死于流放地，在远离朝廷的烟瘴之地，走完曲折的人生路，享年63岁。

英雄落幕，逝者无言，一生对错，任人褒贬。

时代决定官运：中国历史上两大清官的仕途比较

回答一个问题：同为历史上罕见的青天大老爷，为什么包拯的命运不像海瑞那么惨兮兮的？

包拯（999—1062年）和海瑞（1514—1587年）都是古代官场晚出道的典型。前者虽然28岁就中了进士，但为了尽孝，十年后才步入仕途，后者实在是科举怎么考都考不好，熬到了40岁，无奈以举人身份做了个不入流的小官。

然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包拯进入官场后，一路绿灯，26年间25次升官，几乎平均一年一升迁，人生的路就跟开了挂一样。海瑞呢，在官场里，身世浮沉雨打萍，起起落落，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被罢黜闲置，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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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上来就会说，混得好不好，关键看情商。然而，包拯、海瑞这两个耿直男，谁能给他们区分下情商高低？包拯做过的职位两只手数不过来，但他一生的精华，主要不在断案（那是小说里的包拯），而在谏言（这才是历史上的包拯）。他的一生，最出彩就是做谏官，怼天怼地怼皇帝。

说急了，甚至对着宋仁宗发连珠炮，喷得皇帝满脸口水。搞得仁宗回到后宫就拿张贵妃出气：都是你，非要替伯父跑官要官，你不知道包拯把朕看得很紧吗？

海瑞的事迹也不遑多让。他干过最疯狂的事，是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骂皇帝疏”，即《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这篇疏文太劲爆了，嘉靖一遍遍重读，一会儿气炸了，怒骂海瑞是“畜物”，一会儿理智又回来了，说海瑞自比比干，但我不能做商纣王啊！

总之，这两人是真不把皇帝当外人，有话直说，一戳到底。正是这种不畏权贵只争对错的精神，才让他们在历史上赢得了应有的美名与尊重。

现在流行的所谓高情商，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乡愿”，为了保住个人的好处，回避棘手问题，你好我好他也好。

古代不乏乡愿之徒，现在也一样，多的是高情商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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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无关情商，那两人的官运差这么远，原因在哪？我翻了翻他们的朋友圈，真的有所发现。

海瑞的一生，几乎就是个孤胆英雄，有勇气，没朋友。他只是个小举人出身。在“举人多如狗，进士满街走”的年代，他要不是走了狗屎运，赶上嘉靖前期励精图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政，恐怕一辈子熬到头也就是小芝麻官退休了。他的几次升迁，确实离不开贵人相助，但帮他的人，要么单纯欣赏他的为人，谈不上私交，要么只是把他当成政治斗争的棋子，在适当的时候摆他上去。他是波诡云谲的政局中，身不由己的存在。

最明显的是，海瑞在江南推行兼抑豪强政策，结果招致士大夫群体的围攻，有言官直接说他“鱼肉士大夫”。李春芳、高拱、张居正等一帮位高权重的阁臣，没有一个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将孤军奋战的海瑞视为异端。

在各级官员和地方诸多势力的联合夹击围堵下，一位真正的清官和改革之臣没有立锥之地，被迫离开政坛。

试想一下，海瑞要是在政界有三五好友作为奥援，他的下场不至于如此惨淡，改革也不至于处处受掣肘。再退一步，即便受到弹劾和非议，也会有人站出来替他挡几支暗箭。但他完全没有，他是孤独而又孤傲的存在，腹背受敌的时候，孤立无助，铩羽而归。

跟小举人海瑞比起来，进士包拯的朋友圈高大上得多，时不时就冒出一堆大咖的点赞。这就好比，海瑞的同学都在基层打工，他一个人侥幸挤进了权力核心，放眼望去，没人与他权位相当，也就没人与他同气相求。包拯的同学却因为学历高，一入政界，就都是天之骄子，迟早是国家中枢的核心成员。再加上包拯拿到学位后没有直接做官，当他尽孝了十年后来到官场，哇，昔日同学一个个身居显位，一个个都成了他初涉官场的靠山。

包拯中进士是在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这一榜堪称两宋“第一榜”，出了太多牛人。其中，官至宰执者多达7人，包括文彦博、韩琦两任宰相。

这些人都是包拯的“同年”。同年的关系在宋代政坛是很亲密的一个群体，宋初柳开曾指出，“同年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昵比，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

不仅如此，包拯与文彦博还是儿女亲家，与韩琦同样私交甚笃。有这两名事实上的大佬罩着，包拯基本上就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刚正不阿，四处开炮，而不怕被人褫夺官位。前有欧阳修指斥，后有胡宿弹劾，也无法阻挡包拯的步步高升。

在三司使任上，发生了两起兵变，均与军队补给有关，包拯应负连带责任，所以他一度很惶恐。但他的官运并未因此受影响，反而在一年后晋升为枢密副使。

朋友圈有多重要，这次神秘升迁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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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对于一名清官的处境影响很大，但在皇权体制下，政治生态的开明与否才是决定包拯顺风顺水而海瑞逆风逆水的根本原因。

同样是骂皇帝，包拯骂完了，俸禄照领官照当，海瑞骂完了，直接牢里蹲。这是偶然吗？

对，有偶然的因素。包拯运气好，赶上了脾气超好的宋仁宗，所以怎么作都不会死。包拯可谓生逢其时。史载，宋仁宗“天性仁孝宽裕”，宽厚的性格使得这位君主能够接受臣子的犯颜直谏。仁宗与包公互相成就对方，就像唐太宗与魏徵一样。

不过，偶然中也蕴含着必然性。宋代士大夫群体包括谏官的获得感，比明代强得多。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影响了两代士人的精神风貌。

遇上一个好时代，做个清官可以仕途和名声双丰收；反之只能身体和灵魂都受苦。

一个曾在皇宫中参加道场法事的和尚回忆说，有一次仁宗皇帝赏赐每个僧人紫罗一匹，但特意交代说：“来日出东华门，将紫罗放在怀中，别让人瞧见，否则包拯等台谏官又要喷朕一脸唾沫星子了。”

当时，不仅包拯直言敢谏，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怼起皇帝均不逊色，史称“天下是非付之台谏”。皇帝爱面子，知道必须尽量少让谏官们揪住小辫子。

那么，海瑞所在的明朝嘉靖时期是怎样的政治生态呢？

宋明两朝士大夫的境遇堪称天上地下。宋朝优待士大夫，前所未有；明朝羞辱士大夫，同样前所未有。

嘉靖三年（1524年），因为大礼议之争，134名谏言的大臣被集体廷杖，那真是血溅玉阶，肉飞金殿，16人当场死于殿廷之上。放眼整个明朝200多年历史，士人、言官被公开打屁股，当众羞辱，那是家常便饭。遇上嘉靖这样下手狠的皇帝，还能捡回条命，该是祖坟冒青烟了。

可见，宋朝皇帝是心疼士大夫，明朝皇帝是要弄疼甚至弄死士大夫，如果他们多嘴多舌的话。

海瑞恰好是皇帝眼中最多嘴多舌的那个人，不要说仕途顺遂了，能留住一条老命就算他赢。

宋仁宗在位时，批评朝政的人很多，不是说这人用得不好，就是说这事做得不对，让人感觉仁宗时期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但仁宗死后，褒奖仁宗时期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两宋最好的时期。怀念仁宗及其时代，俨然成为一股自发的文化潮流。

而海瑞的悲剧在于，他处在了明朝一个急剧变坏的时代。

至于情商，从来就是宵小之徒紧紧揪住的东西，正面人物不愿、不屑也不懂写这两个字。真的！

年羹尧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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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闯进了一只大老虎。

当时，北京周边虎患严重，但这样一只老虎突然出现在首都，仍然让人吃惊不已，十二月初三夜，这只老虎就在北京东便门一带出现，后来又窜至前门，转入西江米巷年羹尧家中，在咬伤几个人后，老虎又跳上了屋顶。

一直到十二月初四日天亮，九门提督率兵赶到，兵士们开枪将老虎赶下平地，随后用长枪将老虎扎死。

对于这一亘古奇事，北京城中议论纷纷，但都没有人能够说清，这只老虎究竟是从哪里窜入北京城中的。

老虎的突然出现，让雍正皇帝大喜不已。

因为当时，作为雍正朝中的第一号“大老虎”，曾经贵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正被雍正关在牢中。此前，坊间早有传言，说年羹尧是“白虎托生”，如今又突然出现一只来路不明的老虎死在他家中，莫非天意有所暗示？

此时，雍正正为找不到什么借口来杀这位“功高震主”的大功臣感到苦恼，猛虎的从天而降，无疑让相信“天人感应”的雍正找到了借口，对此他在署直隶总督蔡挺的奏折上，朱批老虎入城事件时表示：

“年羹尧之诛否，朕意实未决……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明彰显示，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年羹尧，是拥护雍正上位的大功臣。

康熙晚年，皇位竞争异常残酷激烈，康熙临驾崩之时，康熙仅仅年满20岁的皇子，就高达15人。因此作为康熙第四子的胤禛（后来的雍正帝）能否上位，并无十足把握。但幸运的是，靠着内外两位大臣，胤禛最终顺利夺下皇位。

胤禛倚靠的“内”，指的是他的舅舅，当时掌管北京卫戍兵权的步军统领隆科多；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京北郊畅春园病逝，当时，负责带兵控制畅春园一带的正是隆科多，这也为胤禛夺下皇位立下了超级大功。

胤禛倚靠的“外”，指的则是他的小舅子、川陕总督、当时控制西部兵权的封疆大吏年羹尧。康熙病死之时，康熙的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胤禵（后被改名为允禵）正率领重兵在外征讨准噶尔，如果他挥兵回师北京争夺皇位，那么胤禛（雍正）处境势必凶险，在此情况下，幸亏是有了年羹尧在西部的重兵“监视”，胤禵才没有兴起大浪，最终确保了雍正能平安上位。

所以，雍正真是爱死了年羹尧和隆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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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雍正在上位前最为出色的“藩邸旧臣”，年羹尧的才干过人，早已满朝公认。

作为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年遐龄的儿子，年羹尧（1679—1726年）却并非纨绔公子哥，早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他就高中进士并官至翰林。从文人科举出身的年羹尧，武功也相当了得，在出任四川巡抚期间，他就多次平定西部叛乱，并协助剿定了蒙古准噶尔部之乱，是康熙朝中文治武功并举的一大名臣。

并且，仅仅比雍正小一岁的年羹尧还是雍正的大舅子：年羹尧的妹妹，是未上位前的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她被封为贵妃，最后还晋封为皇贵妃——有了这层姻亲关系，在康熙晚年十几位皇子争位的混乱局势中，胤禛才得以倚靠舅舅隆科多和大舅子年羹尧两位军政要人和“枪杆子”，最终脱颖而出。

雍正即位不久，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和硕特蒙古部首领罗卜藏丹津趁机叛乱，妄图控制青藏地区。在此情况下，刚刚登基，仍然与各位兄弟明争暗斗、皇位未稳的雍正派出年羹尧前往平叛，年羹尧果然不负所望，顺利平叛，协助雍正稳住了西北局势和皇位大局。

所以，对待这位扶持自己上位的大功臣和大舅子，雍正对其也宠幸过人：平定青海叛乱后，年羹尧被晋封为一等公，并以川陕总督的身份，受命管理西北以及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全部军政，整个西部几乎全部归他统辖，年羹尧，俨然成为控制半个大清王朝的超级重臣。

不仅如此，雍正还赐封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为一等公、赏加太傅头衔，儿子年斌封为一等子（子爵）。年家可说满门富贵。

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雍正就赐他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生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于年羹尧父亲年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年羹尧。有一次，地方上贡荔枝，雍正甚至命令驿站千里加急，在六天内，就从北京送到了西安给年羹尧“尝鲜”，堪比唐玄宗示爱杨贵妃。

当时，年羹尧进京，雍正还肉麻地对他说：“你此番远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朕此生若负了你，从（天地）开辟以来未有如朕之负心之人也。”

不仅如此，雍正还对年羹尧说：“朕要是不做一个出色的皇帝，就对不起你如此对朕；但你要是不做英武超群的大臣，那也不能回报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但愿我们两个能给后人做千古榜样。”

为了彰显年羹尧的“丰功伟绩”，雍正还下令，要大清王朝的子民也一起歌颂年羹尧，否则便不是他的好臣子：“（年羹尧）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也）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一个皇帝捧臣子，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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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种肉麻的亲密感，并没有维持多久，雍正即位的第二年秋天，年羹尧，这位雍正帝眼里的超级大红人，就从神坛开始跌落下来。

雍正二年（1724年），在平定青海叛乱，以及成功分化、镇压诸位兄弟后，雍正的帝位开始稳固下来，有了内政的稳定，雍正随即开始着手处理“外部事务”，而开出的“第一炮”，轰的正是当初积极拥戴他上位的年羹尧。

雍正二年九月，年羹尧奉命进京，在此期间，雍正帝与年羹尧的关系发生了巨变；年羹尧离京后，雍正就在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上朱批：“年羹尧今来陛见，不知精神不加，不知功高自满，有许多朕不取处。”现已“被朕看破”，“非无瑕之器”，“奏对之间错乱悖谬，举止乖张，大露擅作威福，市恩揽权情状”。

年羹尧打探到消息后，立马上了一道请罪的折子，对此雍正又在上面批示说：“凡人巨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思为仇。”“尔等功臣，一颜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致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机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

读到雍正的朱批后，年羹尧寝食难安，回奏称：“寝食不宁，自怨自责，几无地自容。”

从极端宠爱，到狂暴打击，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将年羹尧从巅峰打落神坛，雍正自然有他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眼下青海叛乱已经平息，敢于跟他争位的兄弟们也整治得差不多了，那么，权力斗争的矛头，自然也要转移一下了。

长期以来，有关于后来雍正为什么要杀年羹尧，坊间有关于年羹尧蓄谋造反的说法，然而对于真实原因，只有雍正自己心里才清楚。年羹尧死后，当看到年羹尧的旧部汪景祺的著作《西征随笔》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字样时，雍正恨得咬牙切齿，随后下令将汪景祺斩首示众，并且头骨挂在北京菜市口示众达十年之久。

对于雍正来说，有些秘密，即使全天下都知道，但就是不能说，谁说谁就得死。

而说起来，年羹尧之死，年羹尧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雍正上位时，作为皇帝的小舅子和守边大臣，自以为立下不世奇功的年羹尧，也张扬跋扈得很。在西安的川陕都督府中，年羹尧令人在辕门鼓厅、公馆墙壁上全部画上了四爪金龙，文武官员逢五逢十做班，他赏给别人东西叫“赐”，各属察谢称“谢恩”，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出行要让百姓用黄土填道，很有一番皇帝的排场。

而作为雍正的宠臣，年羹尧在向蒙古王公、地方总督、巡抚们发布公文时，都号称“令谕”，把蒙古贵族们和平级官员，都当成了他的下级僚属；曾经担任布政使高官的、同是“藩邸旧人”的戴铎等进见时，甚至被年羹尧命令在地上席地而坐。

而对于雍正派来的御前侍卫，年羹尧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朝的制度，凡是皇帝有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达青海西宁的时候，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陛见，赴京途中，他居然命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人跪在地上迎接他。到达北京后，王公以下官员出城跪迎，年羹尧却坐在马上，对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完全不放在眼里，以致京城的王公贵族、士大夫们看在眼里，都怒在心里。

而据雍正自己的说法，年羹尧即使在他面前，竟然也是“箕坐无人臣礼”。在皇帝面前都敢“箕坐”，雍正开始感觉到，自己这个大舅子，“能耐”似乎越来越大。

4

但在雍正看来，年羹尧的跋扈，只是一种表象，真正让他寝食难安的，是年羹尧在西部以及朝廷上下长期培植起来的“年党”势力，以及年羹尧与雍正的各位兄弟们暧昧未知、纠缠不清的各种关系。

年羹尧的结党营私，说起来，其实很多也是雍正自己造的孽：当初，雍正让年羹尧掌控了从陕西、青海、四川、云南、贵州等几乎半个大清王朝的军政财权，而吏部和兵部对于年羹尧保举的“上进分子”，也一律优先录用，时称“年选”。

在朝廷之中，很多官员都是由年羹尧保荐，例如四川巡抚王景灏就是由年羹尧举荐，王景灏对年羹尧百依百顺，被人称为年羹尧的“干儿子”；而年羹尧因为看不爽原直隶巡抚赵之垣，就公开参奏他“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最终改而举荐自己的亲信李维钧当上了直隶总督。

被参奏丢官的赵之垣看到形势不妙，赶紧给年羹尧送了价值20万两白银的金银珠宝，由此才平安落地，年羹尧看到赵之垣“很懂事”，于是又推翻之前的说法，向雍正上奏说，赵之垣这个人，看来还是不错的嘛，“再三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年羹尧的党羽势力之广，年羹尧的权力一度通天，由此可见一端。

而在西北年羹尧的辖区，“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雍正都给了年羹尧很大的任免权力，年羹尧也因此得以排斥异己，任人唯亲，以致亲信党羽、门生故旧遍布川陕，形成了一个“年记”小集团。

当时，作为大将军的年羹尧，手下掌控着十多万大军，并控制整个西北防务，对于当时西北地区的军权、政权、财权，年羹尧都大权在握，俨然已成了大清王朝的“西北王”。

另外，年羹尧还与雍正的政治对手、雍正的各位兄弟纠葛不清：当时，康熙的皇八子、雍正的死对头廉亲王允祀（允禩）的亲信、工部侍郎岳周给年羹尧送了2万两银子，于是年羹尧就保荐岳周出任布政使。而当时，雍正与允祀集团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年羹尧这个聪明一时的“傻大愣”，却为了2万两银子给雍正政敌的手下求官，这也让雍正愤怒不已。

这不由得让雍正想起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年羹尧就向康熙的第三子胤祉的门人孟光祖示好，有接近胤祉的意思，惹得当时还没当上皇帝的胤禛大骂年羹尧是“恶少”，还闹着要去康熙面前举报揭发。种种往事，都让雍正恼怒不已，他开始怀疑年羹尧究竟是什么心理，因此怒斥年羹尧是“悖谬乖张”“昏聩之极”。

5

年羹尧如此跋扈骄横，又结党营私，与雍正的政敌们纠缠不清。这些在雍正看来，这家伙敢情是不靠谱了，但想当初自己那么宠幸年羹尧，如果一下子将他打翻在地，那么当初，自己对年羹尧那些宠幸得近乎谄媚恶心的话语和举动，又该怎么对外解释？否则，外界都说他诛杀功臣，传出去毕竟不太好听。

在杀了年羹尧三年后，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曾经命令编著了一本奇书：《大义觉迷录》，其中甚至摘录了雍正本人的十道上谕，公开对全天下质疑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十一个问题进行了公开回应，而其中涉及年羹尧等人的问题，就是“诛忠”。在雍正看来，年羹尧就该死，怎么能说他雍正“狡兔死、走狗烹”、忘恩负义呢？

为了整治年羹尧，雍正想了一系列法子，并开始分步实施。

首先，雍正先是秘密给年羹尧的各个亲信党羽打招呼，让他们注意“站好队”远离年羹尧，做好思想和舆论工作：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雍正在给年羹尧的党羽、直隶总督李维钧的谕旨中写道：“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朕今既少疑年羹尧，亦明示朕意，卿知道了，当远者，不必令觉，渐渐远些好。”

对于被称为年羹尧“干儿子”的四川巡抚王景灏，雍正又秘密指示说：年羹尧“有许多朕不取处……你虽系他荐举，乃你自勉与朕恩之所致”，雍正还明确告诫王景灏：尔宜“幡然醒悟”，毋“首鼠两端”。

紧接着，雍正又开始清洗年羹尧的党羽，并将年羹尧调离他的大本营川陕地区：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由于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清朝群臣纷纷上表祝贺，当时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但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成了“夕惕朝乾”。对此，雍正大吵大闹，借题发挥，说年羹尧你办事粗心，“显露不敬之意”，于是先是将陕西、四川等地的年羹尧的党羽，例如甘肃巡抚胡期恒等人进行革职处理。紧接着，又解除年羹尧的川陕总督职务，并将他调任杭州将军。

6

并没有心思造反的年羹尧，突然在巅峰之中，失去了“根据地”，被贬黜到杭州任个闲职。他开始发呆、发傻、发愣，他没想清楚、没想明白之前还那么好的皇帝、妹夫，对他嚷嚷着说“朕实不知如何疼你”的雍正，怎么突然要拿他开刀了？

于是，到了杭州的年羹尧，经常坐在杭州城的涌金门一侧静静发呆，以致当地人都不敢从涌金门一带经过，纷纷说“年大将军在此”。

面对开始发傻的年羹尧，雍正则加紧了整治这只大老虎的步伐。

为了给自己洗白，免得落下“杀功臣”的说法，雍正又给文武大臣们暗示，要他们“揭露”年羹尧的罪状，雍正假惺惺地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于是他降旨询问各省将军、督抚、提镇，要求他们“各秉公心，各抒己见，平情酌议，应作何处分（年羹尧）”。

在皇帝的授意下，“识相”的满朝文武开始对年羹尧群起攻之。最终，经过满朝文武大臣们群情汹涌的“告发”，年羹尧被定了92款大罪，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群臣们并且上奏，向雍正请诛年羹尧这个“奸恶悖乱之逆臣，以正国法”。当时满朝文武大臣纷纷向皇帝表起了忠心，并“愤慨激昂”地声讨年羹尧。在此情况下，朝廷上下形成了一种团结一致的现象：那就是，要杀年羹尧，是大家的意思哦，不是皇帝不仁义哦。

最终，雍正不仅打趴下了年羹尧这只天字第一号大老虎，而且还在舆论和道义上，“大获全胜”。

在此情况下，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年羹尧最终被雍正下旨革去所有职务和头衔，并锁拿进京治罪，而此时距离年羹尧被封为大将军，仅仅2年时间。

7

年羹尧被镣铐锁拿进京了，但接着，怎么处置年羹尧呢？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初三日，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只似乎从天而降、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搞不好是雍正让人放的）大老虎，闯进了年羹尧家中，最终被兵士们用枪扎死。

有了老虎闯入年家这件事，雍正最终决定要“顺应天意”，搞死年羹尧。

所以说，这只大老虎，来得真是诡异。

随后，文武大臣们又开始一拥而上，说应该赶紧处死年羹尧，尽快“明正典刑”，在接到朝臣们“群情汹涌”的上奏后，雍正又假惺惺地说，你们给年羹尧定的92款大罪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杀了他怕天下人不服，而我自己还得背上杀功臣的恶名，所以啊，朕特别开恩，就赐年羹尧在狱中“自裁”吧。

就在此前给年羹尧的折子朱批中，对于自己打算杀掉年羹尧这件事，雍正又说：“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

雍正的意思是说，我雍正要杀你年羹尧，在舆论和后世的名声方面，“朕先占一个是字”，是满朝文武想杀你，是百姓想杀你，你是死于舆论和大家之手。

为了让年羹尧心服口服地自杀，雍正又给年羹尧下谕旨说：“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意思是说，你死后，可不能觉得自己冤屈，否则，你就要堕入十八层地狱，万劫不复。雍正的意思，是担心年羹尧到了地府，向阎罗王告状，所以在命令年羹尧自杀前，还要向他打个强心针，说你到了地府，可不能埋汰、冤枉我杀功臣哦。

最终，雍正四年（1726年），年羹尧在狱中自尽。此后，年羹尧族人中所有任官的全部被革职，年羹尧的子孙则全部被发遣到边地充军，家产全部充公，至此，煊赫一时的年羹尧家族彻底身败名裂。

而此时，鉴于敢于争位的各位皇族兄弟们，都已被打得服服帖帖，朝中骄横的大老虎年羹尧也已被干掉，于是雍正又在雍正五年（1727年），学习处置年羹尧的做法，发动满朝文武，给当初拥戴他上位的亲舅舅隆科多定了41条大罪，并幽禁于畅春园；雍正六年（1728年），隆科多最终也死于被拘禁之地。

至此，在登基六年之后，雍正最担心的皇位稳固问题，终于彻底解决。

这样一来，雍正终于放心了。

雍正想搞臭的这个人，为何骨头这么硬？

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雍正帝给全国督抚级别的封疆大吏们发了一道上谕，谈论他本人对于用人选官的理念。

在上谕中，雍正点名道出了他心目中的好官与坏官的典型。其中，田文镜、杨文乾、李卫和诺敏四人，被雍正树立为模范督抚，说他们“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满众人之意”。意思是，这几个督抚能干事，肯干事，敢于动真碰硬，干得罪人的活儿，所以尽管口碑不好，却是朕心目中的模范督抚。而杨名时、查弼纳、张楷、魏廷珍等五个督抚则被点名批评，雍正指责他们“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将就求容悦于人，故内外之人皆称誉者甚多”。这几个人，被雍正定性为“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同流混俗之乡愿”，表面上有口皆碑，实际上对社会、对官场风气的影响很坏。

皇帝通报批评了，不管对错总该忍着。这是为官者的基本常识。但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杨名时忍不了，他一直以圣人君子要求自己，无法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圣人君子深恶痛绝的“乡愿”。他给雍正写了个折子，申诉这个问题。结果，事情越发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在康熙晚年皇子间的权力斗争中涉险上位的雍正，为人深沉，为政苛猛。跟康熙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察吏之术和用人之法。他多次在上谕中表述他的根本观念：“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既然用人是一等一的大事，雍正更会在其中融入他的权斗手段。

有一句俗话，叫“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这句话肯定把问题绝对化了，但至少反映了两代帝王在引导官场风气时所表现出来的迥异态度。

中国的历史传统，皇帝用人是有层级的。按照北宋名臣司马光的经典分类法，人可以被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如果同时有这四种人应聘，那么皇帝的录用顺序应该是：圣人、君子、愚人，最后才是小人。也就是说，宁要无才无德的愚人，不要才胜于德的小人。因为小人会挟才作恶，危害最大。

司马光提出的这套用人标准，基本是古代帝王用人的钦定标准，但也不排除一些例外。比如雍正。雍正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与传统用人的法则大异其趣。在他看来，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

雍正对清官的鄙薄，一向如此。只要组织部门或地方督抚举荐一个人，但凡提到此人“为官清廉”之类的话，雍正都会先戴着有色眼镜质问一番：那此人是不是施政能力有限呀？

曾任广东学政的惠士奇，在官场上口碑很好，但雍正对他并不认可。雍正在一个官员的密折上留下朱批说：“向闻惠士奇声名着实好，今见其人甚平常，想必随波逐浪，到处奉迎，邀誉窃名之所致。此等欺世奸诈之行，不可法也。虚名虽盗，实祸随之，何益之有？”

后来，惠士奇在雍正朝的政治下场果然很不好。只因为应召入对的时候，雍正心存不满，就被罚去负责修筑镇江城，后又被削籍归里。

雍正到底是怎样鉴别、区分一个人是能吏还是清官呢？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我归结为四个字——反听舆论。就是说，跟舆论对着干！口碑好的官员，能力估计不怎么样；口碑不好的官员，能力应该差不了。用雍正自己的话解释是：“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劣衿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

在雍正看来，那些实心任事、整饬地方的能吏，往往触犯各阶层的利益，反而矛盾丛集，“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结果却为舆论所不容。

这种内心成见进一步发展，就会把用人标准简单化，将清官等同于乡愿，把酷吏当成能干事。

皇帝的喜好，很容易影响并塑造当时的官场风气。如此下去，造成了雍正朝清官不容于世而能吏大行其道。

2

杨名时等人被雍正点名通报的时候，雍正其实并未发现他们存在什么具体问题，只是本着他“反听舆论”的思维做出的判断：大家都说你官做得好，那肯定是你沽名钓誉得来的。其实，雍正点杨名时的名真的很突兀。他此时可能并无其他深意，只是觉得杨名时名气大，就随手拿他举个例子。

因为这位康熙朝老臣，正是雍正一手捧上仕途巅峰的。

杨名时生于1661年，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擢升云南巡抚，已经60岁。宦海浮沉30年，终于当上边省大吏。不过，这也极可能是他的官涯终点，毕竟年纪摆在那里了。

没想到，雍正继位后，对杨名时颇为青睐，说他“向来居官任声名甚好”，还勉励他莫移初志，不忘初心。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杨名时居然晋升兵部尚书，仍管云南巡抚事。同年十月，升任云贵总督，照旧兼任云南巡抚。

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也就是雍正点名通报杨名时等人的同一个月，杨名时刚刚迎来一生仕途的巅峰。他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杨名时老来官场顺遂，可见雍正待他不薄。

杨名时是康熙朝名臣李光地的学生，一辈子以道学自励，此时已为士人领袖。康熙曾评价说：“杨名时实好官，不徒清官也。”或许是这个原因，雍正继位之初，需要借重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来帮助自己稳定政局。名气很大的杨名时，被拣选中了，所以连连升官。

在雍正点名通报杨名时之前两年，两人其实发生过一次龃龉。杨名时题奏时无意泄漏了密折密批，雍正对他的处罚是，停止了杨名时密折奏事的权利。

杨名时没有立马认错求情，而是等到好几个月后，才请时任云贵总督高其倬代呈了一个请安折。雍正对他不认错的态度很不爽，但最终没拿他怎样，反而自己很憋屈地示意高其倬从中转圜，密谕高其倬说：“杨名时是一好巡抚。但前者不许奏折，求也不求，未免自恃沽名，朕所以着他为难，亦自取之也。朕无怪他意。”

然后，还赐给了杨名时“端阳药锭一匣”。经过高其倬的点拨，杨名时这才公开承认泄漏密折的错误，恳求恢复奏折权。

雍正这次欣然接受，给杨名时回复的朱批里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朕安。你好么。朕要用你总督，勉为之。”没错，雍正不仅未再怪罪杨名时，还给他升了官。杨名时看到朱批，百感交集。此时的雍正，表现出了难得的肚量。

按照两人关系的发展，后来即便雍正点了杨名时的名，杨名时像其他人一样默不作声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3

被雍正点名“清官巧宦”“流俗乡愿”，平生最恨乡愿、以道学相砥砺的杨名时，偏偏咽不下这口气。两个月后，杨名时决定给皇帝写一个折子，作为自己的申辩。

雍正看到折子后，相当生气。

杨名时的折子尽说些圣贤最恶乡愿、我要立志改正不负皇上训斥之类的话，但雍正一眼就洞穿了他的满腹牢骚和抵触心理。而且，雍正还看出杨名时节外生枝，竟然借圣贤之口，旁敲侧击雍正刚刚树立的督抚榜样。

这大大坐实了雍正此前对清官的看法：所谓清官，不过是一帮沽名钓誉之徒。你什么都可以拿走他们的，但一拿走他们的名声，就跟要了他们的老命一样。

雍正对杨名时的厌恶之情由此而生。他训斥杨名时说，朕说你两句，你听着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在此舞唇舌、弄讥讽，徒自取轻于朕耳”！

雍正有他的英明之处，也有一切帝王的缺点。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臣下必须时刻服输，真心忏悔，不得在皇帝面前耍机锋、抖聪明。任何时候，都要给予皇帝最高的权威，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哪怕你是“有名人物，汉人领袖”（指杨名时），也不能例外。

也是活该杨名时要出事。就在抗辩“乡愿”一事不久后，杨名时又犯了一次泄露密折的错误。因为是第二次犯错，雍正断定杨名时是故意的。

雍正朝正式立下的密折密谕制度，是雍正用人的一个特殊手段。封疆大吏不时地将地方各级官吏统治的得失，秘密上奏给皇帝，雍正把呈上的奏折批答后下达给奏事者本人。这样，皇帝及时了解了地方军、政、财等事务，特别在选用、提拔和调转官员以及对他们的奖惩方面都沟通了情况，最后亲自酌情裁决。

督抚大员凡有要事，经过密折取得皇帝的大概意见后，再公开提出来，就能顺从圣意，获得通过的概率会大得多。而皇帝则通过密折制度，在全国各地安插了无数双“眼睛”，借此牢牢地控制了地方的统治机构。

这个制度一个显著特点是“密”，只有奏事者和皇帝两人知道。雍正经常在朱批最后加上“密之”两字，更体现了它的机密性。由此，也造成了官员间互相打小报告，雍正更好地揪住官员们的把柄。

杨名时无视保密制度，一再泄露密折。这一次，雍正可不会对他大度客气了。

雍正指出了杨名时泄密的两大居心：一是让大家知道密折推荐官吏，把别人升官的功劳揽到自己头上；二是故意泄露皇帝旨意，给六部施压，这样他奏请的事就能轻易通过。

雍正接着把杨名时骂得狗血淋头，说他“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甚属可恶”。

杨名时的厄运，随之骤降。

4

走上仕途巅峰仅仅三个月后，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被雍正视为“天下第一良臣”的鄂尔泰取代杨名时为云贵总督。

翌年二月，湖南布政使朱纲升任云南巡抚的任命发布。十月，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和钦差刑部侍郎黄炳开始在云南昆明会审。

会审对象，正是刚刚落职的杨名时。

一个多月后，朱纲好不容易终于审出了“重大进展”：杨名时曾收受犯了贪污、亏空罪的原顺宁知府范溥的礼物——四批缎子，以及一对重十两的金杯。根据这一条，就可以将杨名时问成死罪——判处绞刑。

然而，雍正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他后来跟心腹大臣鄂尔泰交底时说：“若不先治其假誉，返成伊千百世之真名矣。……此辈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但此种类，若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遂伊之愿也。”

意思很明显，针对杨名时这样的人，不批倒搞臭他，只从肉体上消灭他，是意义不大的，反而会助长他的名气。

雍正始终认为，搞倒杨名时并不真的是要弄死他，而是要撕破这样一个士人领袖的“假道学”伪装，给全国科甲出身的士人一个深刻的打击和教训。

必须承认，雍正的政治手腕很毒辣，也很高明。他继位后，政权不稳是事实，所以逐步推进打击异己。到雍正四年以后，与他争权的其他康熙皇子，助他夺权的年羹尧、隆科多，这些最危险的政敌都被他解决掉了。他才开始将政治注意力转向科甲朋党对皇权的威胁。

雍正对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向来难言好感。他认为，依托科举而生的同年、门生故旧之间相互袒护容隐的科甲陋习，是朋党习气的一种形式，是需要大力整饬的前朝积弊。在他眼里，这些人“徇私结党，互相排陷，必至挠乱国政”，威胁皇权稳固。

因此，雍正朝得到重用的大臣，绝少科举出身。他最器重的田文镜、鄂尔泰、李卫，都不是科举出身。

杨名时“中招”，或许是他在不恰当的时候撞到了“枪口”，刚好可以被拎出来作为反面典型。而此前优待杨名时，给他不断晋升，或许只是雍正的一种缓兵之计。

但杨名时的节气砥砺不是吹的。什么罪责他都可以揽下来，就是涉及他道德品质的罪名，他一概不认，死都不认。

雍正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让杨名时先拿出三千两银子清结案件，再作处置。他知道杨名时是清官，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

果然，杨名时凑啊凑，只凑出了两百两。

于是，终雍正一朝，杨名时一直“待罪”云南，未被降旨处死，因为他还在凑银子。